“医生，这药，我是不是得吃一辈子？”

几年前，我问了医生：“我想尝试把其中一种药停掉，可以吗？”

我患有抑郁症，当时的我，服用同一个药物疗程已有数年。我那时吃的药有三种，总觉得吃那么多药其实不太好。

她问：“药是不是产生了副作用？还是你觉得药没有效？”

我说：“不是，不过我有去运动，胃口还不错，人也觉得蛮好的，所以应该是治好了吧！”

最后，我们互相让了步，把其中一种药的量稍微减少了。

然而两个月后，我却哭着回到了她的诊所。不知道为什么，原本一切都好好的，现在情绪却一团糟。

她问：“你这样子的感觉已经有多久了？”

我说：“可能有大概一个月吧。”

她指出，在我情绪开始变糟的不久之前，我们才刚把其中一种药的量减少。

听罢，我大笑了起来 —— 哈哈哈，问题有了解决方法，我可以放心了！

不过我又问了她：“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要吃药？”

我还记得，她很谨慎地看着我，然后问道：“这个想法是不是让你难受？”

“没错。” 我回答得很干脆。

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也许是钱的问题吧？讨厌的是，维持我的生命，居然比维持 “正常” 人的生命还要贵。

她点了点头说道：“这点我完全理解。不过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我思索了许久，最终说道：“可能是惭愧吧？是不是我太软弱所以觉得惭愧？”

她问了我：“你觉得其他吃药的人都是软弱的吗？”

我立刻摇了摇头 —— 当然不是！

她反问道：“既然这样，你又怎么会觉得自己软弱呢？”

社会对抑郁症药物的 “污名化”

有人说，吃精神疾病药的人是软弱的。这个想法背后，似乎是内化的社会污名（social stigma）在作祟。

奇怪的是，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想法还是有分歧的：很多人似乎认为，精神疾病不如所谓的 “身体疾病” 来得 “真实”。

但是，难道大脑就不属于身体的一部分吗？

一个人一旦患上精神疾病，可能就无法起床，连走一小段路也做不到，吃饭又吃不好 —— 这怎么可能不是身体疾病呢？

这种观念背后的假设就是：看不见的痛苦是不真实的。

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被广泛分享的文章，标题为《许多服抗抑郁药的人发现自己戒不了药》。文章的潜台词正是：“看不见 = 不真实”。

对许多人来说，抑郁症是慢性疾病。（研究人员在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抑郁症会复发，而且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往后还会患上慢性抑郁症。”）

但是，文章隐含的假设似乎却是：长期吃药，本身就是个问题。

更糟的是，这篇文章完全忽略了以下几点：

• 停止服药是抑郁症患者的一个常见死因；

• 许多人一旦情绪开始变好，就会忘了之前觉得有多糟糕，忘了自己之所以情绪变好是因为之前吃了药，于是就不再吃药；

• 对许多人来说，不吃抗抑郁药或者抗焦虑药，虽然能避免产生副作用和依赖性，但是换来的却是一种肯定比死亡还糟的感受，甚至是死亡本身。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揭示了精神健康研究目光短浅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真实，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也曾在 2010 年探讨过。

事实上，精神疾病相关的研究，时间和金钱成本都很昂贵，这不符合制药商追求的利益目标。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由制药商出资进行的，就连在学术机构进行的研究也不例外。

可是事实不仅如此：大脑是人体中最复杂的器官，所以我们对大脑的理解仍处在初期阶段

人们把精神疾病当作医学问题来进行认真研究，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还有很多知识是医生和研究人员还没发现的。

我们甚至都不确定问题一定是出自大脑，而非出自中枢神经系统的另一个部位，甚至完全不同的系统。

举个例子：2015 年的一项研究指出，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可能就是我们对抑郁症的理解中 “所缺少的环节”。

有些人确实可以只服用短期的抗抑郁药或抗焦虑药。而且令人沮丧的是，在这些人服用的药物中、停用后不会造成问题的也只有几种而已。

然而，许多人必须无限期地服药。所以，要是以为 “药物只需要短期服用就够了”，恐怕害人不浅：这种想法不但会助长污名化，还会让 “吃药等于软弱” 的想法经久不散。

比如，《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中就有这么一段话：“长期服药者在访谈中表示，一种难以衡量的不安情绪会逐渐降临：他们说，每天服药的行为，导致他们质疑自己的韧性。”

这不就是社会污名的后果吗？污名，让很多人的心态变成了：对自己的病情负责，非但不是坚强或智慧的表现，反而却是缺乏 “韧性” 的迹象。

人为什么对痛苦有崇拜心理呢？

痛苦，竟然被赋予了道德价值 —— 难道一个饱受痛苦的人有什么地方是值得赞扬的吗？

用智慧和科学来帮助人们活得更好、更舒适，到底有什么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可以用糖尿病来比喻精神疾病。

注射胰岛素，会不会使糖尿病患者遭到批判？

Maris Kreizman 在一篇发布在 Longreads 网站上的文章中，讲述了她从小患有糖尿病的经历。Kreizman 对上面那个糖尿病的比喻表示支持，她表示：我只有接受了 “自己的糖尿病是终身的” 这个事实，我才能接受：“我的焦虑症也一样，是终身的”。

Kreizman 说：“糖尿病的治愈方法，短期内是不会有的。去年，我发现我的焦虑症也是如此。我之前在发生焦虑危机时，也服用过几次药物。后来我的生活变得非常好，还结了婚，也觉得事业一帆风顺。尽管如此，我还是焦虑得要命。我这才发现，原来我的焦虑症是个慢性疾病，就像我的糖尿病一样。”

有了从小患有慢性疾病的经历，Kreizman 才比较愿意接受长期服药。尽管如此，她还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她患上的精神疾病，和她的糖尿病没两样 —— 两者都是再真实不过的慢性疾病。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小时候没有患上慢性疾病的经历，精神疾病患者就会把服药的行为污名化。

服药，也可以是一种力量

就在我开始接受必须无限期服药的时候，我服用了大概 8 年的药，却失去效用了。

这件事发生在我和精神科医生进行文章开头那段对话的几年后。我在办公室把自己关进了一个空房间里，瘫坐在地板角落，然后给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打了电话。

在这之前的几周里，我每天都是一路哭着上班的。

而那一天，我在房间里泣不成声地试着告诉她，我觉得很难受、人生毫无价值、不管我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都毫无价值、我非常非常害怕……

她静静地倾听着，又轻声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然后谨慎地说道：“我好久没有听你哭成这样了。”

她这位朋友非常宝贵。像我这样的人，有了这样的朋友才能继续活下去：就算看到了这样的痛苦，她也不会害怕，不会变得不知所措。

那天，她说的一些话，让我回忆起了一件事：

8 年前，我在第二次患上重度抑郁症时告诉了精神科医生，我知道我的感受和想法是其他人不会感同身受的 —— 我当时脑子里尽是：一切都不重要，一切都毫无意义，甚至更糟。

但我就是不明白，别人为什么不能感同身受呢？

精神科医生告诉我：“重度抑郁症会改变大脑的逻辑。一旦复原了，你抑郁时的思维也会变得无法理解。”

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的逻辑已经变了。于是，我打了电话给精神科医生，告诉了她：“我很肯定我的药已经不管用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对药物做了调整。我一边为了生活苦苦挣扎，一边却感觉到自己被什么东西上身，想置我于死地似的。

我试了几种不同的药物。有些药服用之后立刻见效，但过后还是会让我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

或者有些药虽然有效，但是后来却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让我难以忍受。

但最糟的是，我觉得很痛苦，别人却完全看不见。

以前，周围的人都不肯承认我生了病，造成了我一度的自我怀疑。我会对自己说：“你不过是软弱罢了，再努力一些吧！”

但实际上，我已经努力到不能再努力了。

而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而做到这些，已经足够。

新的药直到整整两个月后才起了作用。每周，我都会告诉医生：“我感觉没有好转。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觉得好起来？”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更糟。所以，每当她叫我再等一周、再多等一点时间，我都会乖乖听话。

后来有一天，我在市政厅外面走着。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时正逢初春，阳光普照，风清气爽。我刚吃完午餐，正在回去办公室写新闻稿的途中。

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我根本就不需要吃这个药，反正我觉得挺正常的，药又没什么效。”

这念头一划过脑海，我就顿住了……

然后，我大声笑了出来。

只是，它的药效很轻微，轻得我甚至都察觉不到。

原来，正确适合的抗抑郁药，才会发挥出如此微妙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