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题主提了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头一次正式梳理那段经历。

和题主一样，我得的是双相。只不过，我偏躁狂而不是偏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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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都已经想不起来了。

那些只言片语、彩色的截屏似的影像、一张张旁人的脸表情模糊不清。这是我如今仅剩的记忆。而对于那段时间的自己，说过的话、有过的情绪、受过的治疗等等，几乎完全丢失了。我闭上眼睛，回忆如图滴在清水里的墨汁，颜色扭动着、蜷曲着，然后消失。但是若仔细辨别，还能捕捉到一丁点儿稀薄的痕迹。

然而，我毕竟已经离开了那样的环境和那样的心境，一切叙述都只能从今天的视角出发。真要细细道来，竟不是一件易事；对于有些场景和心情，甚至产生了难以理解的感觉。

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09年初吧，我刚满14岁。初二。我当时在学校里的成绩很好，年级前五的那种，但是那背后藏着可怕的隐患——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考得好。这么说吧，我觉得自己的成绩完全是运气好蒙来的。特别是语文，我不能理解现代文阅读，也写不好作文。只有答案相对固定单一的字词题和古文可以拿到几乎满分。数学上，我的心算极差，曾经有过一张卷子八道一元二次方程、八道全部计算错误的纪录。其他科目也各有各的短板。所以当我第一次获得年级第三名的成绩时，在高兴之余我陷入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恐慌。

但是我没有就自己的短板向老师求助。在当时的我眼里，老师只有尽120%责任的，没有教不好的。他们该讲的肯定都讲过了，理解不了是我自己的问题。我非常害怕被老师质问“这个我不是讲过好多遍了吗？”

我对于中考恐惧极了。中考考不好=高考很难考好=上不了好大学=我笨。

注意，最后一项不是“找不到好工作”，而是“我笨”。工作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还很难想象，但是我对于“智力”有着异常的、中二的执着。

我不可以是笨的。我不被允许是笨的。我不可以被看不起。我必须是天才。泯然众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这也许是家庭的原因吧。我的父亲是八十年代的本科生，一个“自负的理科生”，面对以我母亲为代表的“女人”和“文科生”的结合体有着天然的优越感。他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这种问题文科生当然是搞不清楚的”、“你看卖电脑的售货员，如果是小姑娘，那肯定就是不懂的”、“学数学，那是要有天赋的”、“你看各行各业的精英，不都是些男人”之类的话。实际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看不起“女文科生”，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烙印式的口头戏谑。比起普通中国人他算是好得多的了。但当时的我不懂。

另一方面，我家的四个祖辈老人中有三个人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外婆“成分不好”才没有机会读大学。我的奶奶更是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为了不被家里辍学，中学六年、年年考第一以赢得免除学费，最后考入了华南理工。“读不好书”在我看来简直是不能被家族所容许的。

但这里有着深刻的矛盾。我实际上是个没什么才能的人。在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又没有智力缺陷，成绩不差简直是最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在此之上，我没有任何才能或者说特长。“我不可以是笨的”、“我必须是天才”等等等等，折射出来的是我只不过是一个智力正常、没什么天赋和毅力的孩子的事实。

（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忧虑简直可笑。我的家族本身从来就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具体的期待。如果说我父母在我初一时曾经还会为了我的考试成绩而光火的话，后来真的除了老师，没有人再对我提出过什么要求了。）

扯远了。以上是背景交代，回到正题。

学校里的情况越来越严峻。老师开始对年级考试的排名和分数作全班公开的逐个点评，作折线图，对于成绩退步的同学毫不留情地怒吼。他们会花整节整节的课，不厌其烦地强调分数的重要性、批评一切“理由与借口”。学生们被禁锢在不到半平米的桌椅小格子里忍受这样的折磨，女孩子们哭得厉害，他们无动于衷。如果有谁提出异议（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那就是两个字定性，“造反”。

学校不该注重教授学生知识吗？不该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吗？成绩不好的学生没有被老师和颜悦色对待的权利吗？归根结底，没考好为什么要被骂呢？为什么搞得好像不会读书的学生人品有问题似的？

学业，尤其是作业，对我来说负担越来越重。我开始大面积地抄作业，不能抄的就想办法拖，不到最后一刻都不愿意动笔。是的，我恨作业。作业是永远也写不完的，今天之后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循环着、循环着，如同亘古不变的真理。

任何疾病，都很少是从最早期就开始被治疗的。各种各样的小事积压在我的心里难以代谢，直到不可收拾。

我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状况。头痛、肋间神经痛，还有一些捕风捉影的小毛小病被我的臆想所夸大。我旁敲侧击地让母亲带我去医院“看病”，当然，什么毛病都没有。要是有毛病多好，我就可以不去上学了吧。

我开始变得喜怒无常。有时候无缘无故兴奋得好像吃了耗子药似的，在家里又蹦又跳、吼、尖叫，失眠，有一股子打砸破坏的冲动；有时候却觉得无比空虚，麻木、不愿与人沟通，倒头就睡，一睡十一二个小时，会尿床（因为醒不过来）。但无论哪种状态，我都成了一个极其神经敏感的人，一个无缘无故就会开始哭泣的人。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万事皆可哭，泪点低到几乎没有。甚至，眼保健操做着做着就哭了起来，只好以手指的动作为遮掩来抹眼泪。

我越来越难以理解周围的一切。“惊恐”大概是最好的形容词。没洗碗怎么了？没考好怎么了？你们为什么排挤我？几何题到底要在什么地方添辅助线？什么叫写作文的真情实感？你为什么在笑？他又为什么作出这样的举动？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到底想要我怎样，到底我每天听到的看到的摸到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

我一边幻想着美好的生活，对自己的能力作种种幼稚的心理暗示，一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自卑。同学之间的相处越来越控制不好情绪和语句，越来越痛恨自己的的一无所长。

终于，我作出了人生中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在又一次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我向母亲提出，带我去看心理门诊吧。

她一开始是不乐意的，说着“你能有什么心理问题”、“有什么必要”之类的话。我再三要求，她还是勉强带我去了。

于是我遇见了我的第一位医生。他年纪不大，心不在焉，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如同填调查问卷似的试图把我放进某一个定义域里。

“有点儿抑郁吧。”他说。

我很轻易地就拿到了治疗抑郁的药物，“百忧解”，并开始长期服用。没几个礼拜，我说，换一个医生吧。我不喜欢现在这个。我当时其实是有很强烈的自救欲望的，但是囿于环境，深陷各种尖锐的内心矛盾，一切都变得扭曲、不自然；我相信，只有真正专业的人士才可以帮到我。

第二位医生四十多岁，姓陈，老烟枪。嘴巴挺毒，但是水平比第一个高得多，我蛮喜欢他的。他敏锐地发觉了我的问题不在于抑郁而是双相，而且是中度，并且针对性地改正了药物方案。他还指出了我的“不随和”。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百忧解还是一直在吃。

终于，我的父母也渐渐明白了我不是在作，而是真的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们不再对我有什么要求，开始看一些心理类书籍，并且尽量呵护我的玻璃心。说白了就是愈发宠我了。这样的做法是否反而使我更加任性，也不好说，但是至少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帮助我。

我的班主任也从父母那边得知了这件事，他虽然是一位严厉的老师，但更是一位非常正直而且真正关心学生的人。我可以感受到他对于我的情况的重视，想要理解我的心情，容忍我很多出格的行为，帮我在其他老师那边打好招呼。

又过了挺长的一段时间，父母给我换了第三位医生，理由是他们觉得第二位医生太忙了，总是没什么耐心的样子。而这第三位医生，最终成为了带领我走出黑暗的关键人物。

在继续叙述之前，必须要交代一下我的病情发展。

从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到第二次换医生，我的心理状态是持续恶化的。我认为这不是说医生没有起到作用，而是疾病的力量过于强大，且现实的罪魁祸首又暂时无法消灭，他们只能尽他们所能进行治疗、控制病情发展速度。正是因为有医生的干预，我才没有在最糟糕的时期做出不可挽回的傻事。如果我任其发展，情况肯定不容乐观得多。

就像我说的，很多细节已经无法回忆起来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瞬间。我整个初三一年加上高一头一个月出现了如下的行为：

在公众场合情绪失控。09年暑假跟团去台湾玩，当着全团陌生人的面情绪崩溃；在学校里因为和老师之间的小摩擦而钻进了教师办公室桌子底下哭；高一转学前“校内逃学”，在无人经过的科学实验室躲了一天等等。而且我哭起来是会习惯性换气过度的，无法呼吸，缺氧得厉害的时候路都走不了。

撕毁作业本。不记得是国庆还是寒假，一本三厘米厚的英语习题集，撕得碎如雪花，撒满了我家的客厅地板。这正式宣告了我对做作业的放弃。直到高一结束之前，我才慢慢恢复了完成作业的能力。

对教师恶作剧。我毁坏了一套投影仪和银屏，以及一对教师办公室的音响，还三次趁老师不在把水倒在了老师批改的作业上（第三次是起疑的老师故意假装离开办公室，在暗处观察，但是之后并没有追究）。当年的我眼中，教师代表着权威，以及这一种教育体系的终端实施者和传话人。我通过破坏教学用品的方式扰乱他们的情绪，为得是在阴森恐怖的教育牢笼上掰开一个口子，发泄自己的不满，并给自己塑造这样一个破坏者的形象在内心提升自己与教师的相对地位。

拒绝上学。初三第二学期开始，我请了很多“病假”，甚至有一整个礼拜不去上学的。即使去了学校，也只是趴在桌子上睡觉或者假装听课，把一天时间赶紧耗过去。我妈妈非常担心，警告我不能自暴自弃，这让我非常生气，认为她根本就不理解我的困难。这样的困难一直持续到了高中转学前。

暴食。那时候我并没有什么闲钱去买太多的零食，但是三餐明显吃得越来越多。食物带给我的享受是无可比拟的：谁也不会反对我吃饭，不会说为什么你吃饭的时候不做作业。这是理所当然地暂时镇痛的时刻。09年初的时候我还是92斤，到10年六月毕业前增长至106斤。如今稳定在95~100斤之间。

自残。用水果削皮刀在身上划道道，大约三厘米长，不深。右肩和右踝上至今还能摸出疤的凹凸感。这样做的理由有三：第一、百忧解，这种药在我没有实际的快乐源的情况下强行用药物方法提升我体内某些化学物质的水平，使我感到快乐；而我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快乐的虚无，它是药物性的。我变得非常迷茫并且失去了“活着”的真实感。第二、我非常渴望获得更多的、无限量的关注，自残的行为至少让老师和父母都更加小心翼翼。第三、我讨厌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吃药的人。

试图自杀。在之前另一篇答案里说过，我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想要“重伤遁”，名正言顺不去上学。换句话说，我宁可用重伤来交换不去上学的权利。我站在卧室窗台上谋划摔下去的过程中应该抓住哪些栏杆缓冲、最后应该怎么掉进花坛里软着陆等等，越想越觉得可行，地面好像也没那么远了。好几次都几乎要跳了，但是理智和求生本能还是把我给拉回来了。七楼啊，怎么可能没事呢。

（会产生自残、自杀的想法我认为“百忧解”是有责任的。据我所知，已经有研究表明百忧解会加重患者的自杀倾向。）

我的成绩也退步得厉害，从年级前五掉到了44名。我心里明白，这样下去中考必砸。所幸，靠着之前累积的好成绩，我争取到了一个保送名额，回避了中考。

第三位医生，徐医生，和之前的陈医生差不多年纪。他较之陈医生更为和蔼，花在我身上的时间也更多。他的模样有点邋遢，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10年春末吧，他穿了双牛皮凉鞋，白大褂旧得发黄。

他停了我的百忧解，重新调整处方。还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包括问卷类的和生理类的，确定了我的某些神经确实受到了器质性的影响（心理疾病也会影响生理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我的两大特点：

1. 缺乏“同感力”：即缺乏理解周围的世界、理解社会并产生共鸣的能力；缺乏有效沟通的能力，指望别人能主动理解自己；

2. 我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情况有清楚的认识。

在咨询时间以外，他给我发了邮件，引导我自己阐述剖析自己的问题，下面就是从邮箱里截取的我们的其中一段对话，时间是10年8月，我即将满16岁时：

你对自己的状态应该是清楚地。你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不该这么做。但当你面临某些环境时，你的习惯行为就再现了。
我问你一些问题：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你需要怎样来面对学校生活？你在信中写得许多美丽的地方，你认为你真能去旅游吗？请说说你的想法。

我想自己是一个任性的人，老是做一些给别人添麻烦的事情。我好像骨子里讨厌随和，想要特立独行。我很自卑，过分在乎别人的看法，并且我痛恨自己没有半点高人一筹的方面，所以总是在外表上显得很强势，实际上不堪一击。
我想要过不很喧嚣、但又在平凡中带有一点新鲜和挑战的生活，凡事要井井有条，作息规律，有一些个信任我、愿意帮助我的朋友，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我觉得我应该和别的同龄人一样遵守学校的各项纲常，努力完成学业，参加许多校园活动，既不呆板又不放任。我希望能够随时随地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我不能去旅游的吧。如果真的去了，回来以后又该怎么面对现实呢？学校里的课程又落下了许多，肯定是会在旅途中都提心吊胆的吧。再者说，旅行的快乐与重新进入囚笼的落差之大，我大概不能承受。

徐医生手把手地教给我与人交往的方法和技巧，帮助我融入到社会之中。

不仅如此，他还给了我希望：明确告诉我，只要能积极治疗，以我当时的情况，在一年之后就可以基本停药了。最后他也践行了他的诺言。

和他交流，最大的感受就是被尊重，什么问题都可以开诚布公地拿出来谈，而且非常自然，没有刻意引导的痕迹。

在保送的重点高中读了一个月之后，我因为实在无法继续生存在这样的教育体系里而转学了。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徐医生的建议在，总之我进入了一所国际高中。在这里只能庆幸我家家境尚可，多了一些选择。国际高中小班化，学业负担比重点高中要轻得多，而课外活动又十分丰富，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对于以教育为本的学校的向往。当然不是说国际学校就什么都好，单就学生和老师的平均素质，以及学习氛围而言还是重点高中更优。只是说这一种体系更加适合我。

一开始我还是有难以完成作业、有时不愿上学、处理不好人际交往之类的各种问题，还是一个大哭包，但是随着时间经过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我认为这是环境与医疗干预双管齐下而产生的奇妙反应。

终于，到了高一结束时，我的治疗也基本结束了。

在结束治疗的最初几个月里，我还是有一些反复的。首要一点，不能跟我谈起我的这段经历。一提我就哭。另外，在学习遇到困难或者生活中有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情绪还是容易走极端，会一个人生闷气。偶尔依然会有“全世界都不理解我”的感受。以及，我会非常在意自己曾经做过的蠢事，极力想要掩盖自己的“黑历史”。但就像我说的，国际高中里的活动非常丰富，学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各种项目之中，比如社团、拍视频、摆摊、管理学生会、办舞会、经营自动售货机、美化校园等等。活动参与得越多，经历越丰富，情绪震荡的阈值也就越高了。很多以前可以纠结几个礼拜的事情，后来都没什么大不了了。另外，整个人言行正常化之后，交到朋友也不是难事，当然更加快乐了。

我“爱哭”的毛病大概到高中第四年（我的学校是四年制），即13年下半年，也好得差不多了。现在跟随便什么人我都可以像叙说别人的事那样讲自己的经历，完全无所谓。不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14岁到16岁半的这两年半之中发生的事，迅速抽象化了。如今，我在一所不错的大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勉勉强强能自己打理好一切，还挺顺的。

听起来好像是个完美的结局？其实，就像动过大手术一样，当然是有后遗症的。一根拉过头的弹簧，发生了塑性形变，再怎么整回原来的样子也都是别扭的。

首先，我总体上还是一个情绪不稳的人。我依然非常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暗示，最近就有个典型例子：

上周六下午去图书馆自习，自习到午夜，做完了几套题，心满意足，打算回宿舍做点好吃的休息休息。结果到了宿舍门口才发现没带钥匙，而舍友都回家了。尝试银行卡开门未果，最后去了同学的宿舍借住。发短信告诉了舍友这件事，问她们什么时候回来，她们提醒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确实……），我以后不能再这样总想靠她们替我开门。

就因为这件小事，不仅原本周六完成学习计划的好心情一扫而光，连带着接下来的周日到周二都处于毫无产出郁郁寡欢的状态，课都没怎么去上。但是成年人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周三成功把自己拉回正轨。我的情绪永远像一锅翻滚着的大杂烩，分不清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一个个泡泡冒出来、又破裂。

第二，回避社交。不知道有几个留学生像我一样，在非刻意的前提下，来了一年半就没认识第二个中国留学生的。当然有客观因素，但主要是我内向的缘故。我对于扩展自己的交际圈感到恐惧和不适，对他人与自己思想的不同感到不安。我无法忍受从生分到熟络的这一过程，拿捏不同交往阶段的言行分寸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我表面上还是有社交能力的，但是那都是父母和徐医生像教数学背公式一样教给我的，至今还完全没有转化为自然而然的举止。比如我会提醒自己：“她昨天提到父母来看她，记得明天问她怎么样”、“我要问某某一个问题，但是最好在几点问一半、然后几点再问一半”……我也越来越习惯独自一人的生活。

第三，自私任性。凡事都从自己出发来考虑，以自己的快乐为第一优先（当然，不害人的前提下）。我在家从来不做家务，因为讨厌家务；一些聚会邀请，或者被带去一些应酬场合，如果中途厌烦了我说走就走。正是由于之前的经历，使我认为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人生的话，生存是毫无意义的。至于会不会伤害别人的感情，我只能说，看我多在乎这个人了。这也是我不谈恋爱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让我在某个机遇和恋人之间选择的话，我多半会选前者。

第四，和父母乃至整个家庭的关系微妙。我明白了我和父母是不能完全互相理解的，但他们所能给予我的物质和精神关怀又是别处得不到的。所以我学会了适时刻意表现自己的亲密感，同时终年在外的现状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我的外婆和奶奶到现在过年都还要给我包几千上万的红包，我并不想收，老人不肯。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爱着家人，他们的近距离陪伴是一种负担，因为他们毕竟和我不是一类人。然而这世上肯定不会再有别的对我这么好的人了。

我现在的心理状态是“脆弱正常”，即可以保持正常的生活和社交、对自身的评价基本客观、对未来有基本的掌控和期许，但是对外界的应变能力弱，并且需要持续不断的自我安慰鼓励（不是说谎话骗自己）。我会很小心翼翼地不把自己逼得太紧，坚决跟完美主义分割，把“一不做、二不休”视为毒药，转而贯彻“做一点是一点”的座右铭。只要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重新跌入深渊，我的心情起伏之剧烈我是最清楚的。这个风险我是万万不会担的。

所以也许你认识我之后就会发现，我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

Well，有什么关系呢。

点击“发布回答”，这洋洋洒洒数千字便成了我又一段无关紧要的历史。

坐在卧室窗前，对面那幢楼的剪影如同百老汇戏剧里街景的背景画板。有人在动，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对于这个世界，有我没我都差不多；对于我而言，有他没他都差不多。我只是为自己和我在乎的人而活。你看大街上人来人往，说不定随便拦下一个人都有这么长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厚书，只不过被封在五尺皮囊里，有的，一辈子都不会被翻开。

希望题主你还有我自己，都能把生活看得更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