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整天打麻将不管孩子；某酒店招收一批15岁的女服务员；学校将14岁的某同学开除。”以上三种行为，分别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下列哪方面的保护？
A．司法保护、社会保护、学校保护
B．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学校保护
C．家庭保护、司法保护、学校保护
D．家庭保护、自我保护、学校保护
本题考查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学校保护、司法保护的区分，只要了解个保护的含义，就能区分，本题与司法保护无关，其他选项都符合题意，故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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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鲁讯先生在呼喊“救救孩子”的时候是抱有一线希望的，
但不久他绝望了，因为“孩子死了”.&没有人救孩子，孩子更没有被
救活，而且孩子死得那么悲惨、那么没有道理，又那么“平常”.&如
果《药》可以换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孩子死了”.&两个母亲在墓
地相遇，她们的孩子一同埋在黑土蓬蒿之下。嘎噶远去的那只乌鸦，
株株僵立的野草，它们见证了“孩子之死”.&如何对待孩子最能代表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这个道理很简单，对待无助的弱者检验着人类
的恻隐之心和责任感。“孝敬父母”是一种成人主导的“为成人”的
文化，是文化，但尊重孩子是一种文明。尊重孩子意味着敬重他们的
生命，平等对待他们，爱护他们的情感，包容他们的缺点和对他们承
担责任；而不是屠杀他们、利用他们和虐待他们。然而，回顾人类的
历史，我却了那么多施于孩子的残忍和疯狂的成人自私；特别在
20世纪，成年野兽和国家摩洛（1&）勾结起来，以各种“大义名份”
的名义，以“传宗接代”和“接班人”的名义，屠杀、利用和虐待孩
子――孩子们纷纷老化，孩子们纷纷死去。这是力量对软弱的伤害，
是现在对未来的伤害，是自然法则对道德法则的伤害。
&&&&回顾这样的历史，审视这样的现实，需要怎样残酷的灵魂？我将
毫不保留地表达我对“孩子之死”的绝望，为着对复活的微薄的奢望。
&&&&一、疯狂的利用
&&&&本雅明说，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实际不过是一整场
灾难。如果要为这“整场灾难”命名，这一整场灾难的名子叫“孩子
之死”.&“上帝之死”和“诗人之死”不过是虐杀孩子的诱饵和借口，
目的不过是给杀害孩子安排些“可死之道”.&“孩子之死”从被利用
开始。与其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利用工具的历史，不如说是利用孩子
的历史。利用孩子首先杀害了精神；人类进化史是孩子抵抗利用的历
&&&&孩子是独立的人，还是“我的孩子”或“国家的孩子”；“我”
的孩子意味着我的责任，还是意味着“我”的“权力”，这是区分文
明和野蛮的标志。无论孩子是“我”幸福的材料，还是传宗接代、耀
祖扬宗的工具，或主义或什么集体的零件，都是十足的恶和十足的野
蛮。把孩子作为传种的工具和主义的工具，是对孩子最疯狂的利用，
也是这个世界一切退化事件和不幸的总根源。
&&&&传种的工具世界上可能在也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具“传种”
和“养儿防老”的“种危机意识”了。在这种文化中，孩子不是作为
独立的人格来看待来尊重的，而是被当做种的延续的工具来被“喜爱”
和需要的。“基因的自私”在东方社会获得了文化上的全面胜利。这
种胜利粉碎了生命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尊严。“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
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2&）当孩子不幸夭折的时候，
那些“孩子之父”（而非“人之父”）也悲伤痛哭，但总有那样的成
年野兽，他的悲痛首先不是因为对生命的哀悼，而是因为自己可能
“断种绝户”了。正是这种心理，我们才可能理解这个民族几千年来
对女婴的杀害、遗弃和虐待，一个敬畏生命而不是对孩子持种工具主
义态度的人，不可能实践这种“生命的价值”是不平等的逻辑。
&&&&女孩儿是儿童工具主义最不幸的受害者。我经常有一种幻觉，中
国大地上每一棵小草就是我们历史上虐待和抛弃的女婴；她们那么弱
小，那么美丽，那么不幸――她们在另一个世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让我们这个被称谓人类的世界显得更加肮脏和丑恶；让我为我生活在
这样的世界里而深深地感到耻辱。
&&&&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耻的民族，是在无数个小女孩儿溺死时的抽搐
中无耻地成长的。没有人统计，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女婴被遗弃，有多
少可怜的小脚为满足中国成年男人变态的兽欲而活生生地摧残，有多
少女孩因被叫做父亲的那个东西的性别歧视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和一
切孩子应该拥有的欢乐。――“传宗接代”这个动物教条，是中国人
所有的教条中最恶贯满盈的，我经常无可奈何地感慨：中国人何以愚
昧到这种程度！在今天，可能只有“每个德国妇女有义务为国家生个
孩子”这个纳粹教条可以和它媲美了。有什么道德和生理上的理由，
那些自私狂的成年和老年男人持这种观念，仅仅为了让它们在世的时
候已经臭不可闻的肉体基因和精神基因能够千秋万代地臭不可闻？
&&&&我已经是一个父亲了，但我永远理解不了这种“天经地义”的
“亚洲价值观”.&女孩儿何辜？我希望每个中国人记住我们所犯下的
罪孽，为了我们能拥有一个更人道更正常的明天。
&&&&生存和治富工具鲁讯说中国史籍上写了两个字：“吃人”.&我中
学的时候还以为这是文学语言，然而阅读史书我这竟然是史实。
这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也分“自吃自子”和“易子而食”两种。在灾难
的年月，“易子而食”几乎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现象，有关记载不
胜枚举。饥饿吃人似乎“情有可原”，但何以“易子”而不“易大人”？
朱元璋的军队“嗜食人”，但却偏偏“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
又次之。”（3&）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乳”食“味道鲜美”，更可能
是因为孩子挣扎的力量小而大人被吃时反抗的力量大的缘故吧。中国
不是有一个，叫“弱肉强食”吗？看“动物世界”，饥饿的非洲
土狼专攻击幼小的角马，与“弱肉强食”的理由是一致的。所以我们
虽然没有考古学的根据但我们有人类学的根据把易子而食的中国人看
作非洲土狼的祖先。据说20世纪中非的统治者博卡萨仍然保留“食人”
习性，看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说法是完全有根据的。&&&&吃人
不完全出于“饥荒”，往往是仇恨的牺牲和美食的祭品。吃人是有传
统的。有考古学家了山顶洞人啮食同类的痕迹。由此出发似乎吃
上了隐。隋炀帝时期处决谋反者，从其身上剔下肉块煮来令公卿以下
的文臣武将食之。黄巢“俘人而食”.&南宋庄季裕《鸡肋篇》载：
“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通目为
两脚羊”.&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载，朱元璋军队把人肉称为
“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吃人和吃孩子不仅是遥远的
历史，民国时期和文革时期吃人的事情仍有发生。秦牧曾描写道：四
十年代，“沦陷区有吃人肉案。……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区，有吃敌
人心肝的风俗……我也曾亲眼看见过杀了强盗把他的心肝炒熟过酒的
惨事。”（4&）&&“壮志饥餐胡虏肉”，&&《西游记》中专吃人肉的
“妖精”，看来并非完全是文学抒情或空穴来风。辛亥革命的烈士们
不曾如袁崇焕一样饱了很多同胞的口福吗？文革时吃人之风有起，可
参见后文。
&&&&今天呢？我不知道。但据说胎盘和流产的以及为计划生育目的而
“刮掉”的胎儿已经是一种美容滋补、延年益寿的美食了。孩子们终
于享受现代文明的福荫了，他们不用在各种成年的大嘴和牙齿间握着
小拳头挣扎了，没有知觉之死也是“安乐死”的一种罢。
&&&&我最近看到魏明伦先生“赋”诗“堂堂中华”的时候，我真为他
捏把汗，因为那似乎无异在说“堂堂的牙齿”和“堂堂的胃”一样。
&&&&吃孩子据说主要是“饥饿难耐”，于是“饥寒交迫”时便“弃婴
溺婴”或“卖儿卖女”.&有的弃婴行为完全是因为“文化”上的原因，
如私生子等等。中国人“弃”了多少孩子？这永远是一个未知数。弃
婴的“父母”只能叫作魔鬼。
&&&&相对而言，似乎“卖儿卖女”要“人道”一些，他们“毕竟”给
可怜的孩子找了个“归宿”，甚至还可能找了个“好人家”，尽管孩
子们不这样认为。
&&&&从“忆苦思甜”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种“史实”.&“数千年来，
中原人市鼎沸……乡下交易的情形是如此的：先由媒婆把那个可怜的
小姑娘带上门来，这些准丫头年龄大概都在8&至12岁左右，太小的不
能操作，太大的容易跟人私奔。……这也许是最不悲惨的一种人市，
因为妓女市场和血肉的人肉（一称”米肉“）市场正惨淡地普遍存在。”
（5&）鲁迅也有“出卖小孩，只有几百钱一斤”之说。（6&）谁说中
国的商品经济不发达？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异化”
为商品；而“我的”孩子，无需“异化”，她就是商品。
&&&&“卖儿卖女”仅仅是历史吗，或仅仅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
吗？60年代初大饥荒年代，文革时期，吃人现象复活的同时，卖婴、
弃婴和甚至“无偿”送出孩子的悲剧也在局部地区也复活了。仅仅为
了“活着”，这些父母的用心似乎值得垂怜；是的，谁愿意这样做呢！
然而饥荒不是成年人的责任吗，不是千万个父母特别是那个毛氏父亲
应承担责任吗？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这就不仅
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可解释得了的了。1992月4&日和5&日《中国青
年报》就有“11岁幼女被卖为人妻”和“狠心母亲以女抵债”的报导。
1999年2&月26日《南方周末》有“秘访‘贩婴村’”一长篇报导，揭
露了山西省沂（？）州市秦城乡“一些靠出卖自己亲生骨肉致富的人”，
和“一个规模庞大的贩婴网络”.&报导说：“生孩子卖，在秦城乡十
分普遍，当地人并不认为这是犯法的，而是将其看作是发家治富的手
段。”报导还说：“目前，秦城乡‘婴儿’的行价为：男孩：6000元
＼名，女孩元＼名。”报导还披露，贩婴活动已经形成了
规模并形成了一定的“交易规范”.1999&年6&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
公布了“贵州拐卖人口悲情档案”，看后尤其令人绝望。我们只能进
行更深刻的反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弃婴结束了吗？今天中国的孤儿院或儿童福利院仍然“业务繁忙”
.1999&年10月10日《羊城晚报》有“一个弃婴寻根档案”的一篇报导，
该报导来自美国，报导说：一户美国家庭“本来已有两个孩子，但先
后又到中国领养了4&个，其中有个相貌很丑，还有个是罗圈腿，但善
心的‘老美’都把收养的中国婴儿视同己出，倾尽心血……”报导的
目的是受领养者之托，寻找弃婴的“生身父母，以便日后能尽报答生
育之恩”.&面对这样的报导，我真为中国，为中国的父母们感到惭愧。
日，澳大利亚移民局继15（？）个国家之后，与中国民
政部门又达成了“弃婴领养协议”，中国民政部门要求每个国外的领
养人赞助“福利院”4800余澳元。有资料显示，90年代以来仅仅被国
外领养的中国婴儿每年就有6000人以上，其中有4000余是女婴。中国
的奥里弗－忒斯特（7&）的悲惨命运何时是尽头？
&&&&把孩子作为谋生和富贵的手段，使我想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太监制
度。日本人寺尾善雄写了一本反映中国太监制度的书，叫《宦官物语》，
其中说，有一个很穷的父亲为了发财，就将他9&岁的儿子马德清用刀
子“净了身”，送进宫里。还有多少“伟大”人物为了“事业第一”
而牺牲了自己的孩子？林彪对林豆豆，斯大林对斯韦特兰娜－阿利卢
耶娃……最杰出的是戈培尔先生，毒死了自己6&个孩子为“千秋帝国”
&&&&还有把自己孩子当做乞丐的成年乞丐。在今天中国的火车战，在
繁华的街头，衣衫褴缕的孩子追逐着行人在祈讨，他们的成年亲人躲
在角落里坐收抵押道德和人性而获取的利息。还有利用孩子并同时利
用人类的同情心更不道德的事情吗？中国是一个多灾之国，学生赈灾
募捐，贪官污吏却挥霍救灾款并千方百计地制造“自然灾害”.&我又
想起据有中国特色的训练孩子表演的“杂技”艺术，而在更多的国家，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那种艺术更多是驯兽表演。我顺便向读者提供一
幅反映中国“杂技艺术”的招贴画，有人说那很美，这种“审美”是
否太病态了呢？如果我是一名观众，我将在那些幼小的变型的躯体面
前感到痛苦，感到自己有罪。为了满足我们这些变态的残酷的观众的
爱好，为了适应我们日益提高的对残忍的鉴赏水平，为了“振兴民族
的艺术”，这些孩子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挨了多少打？对一种
残酷麻木了，就必须供给一种更残酷的残酷。为了生存，“为了将来
有门吃饭的手艺”，有人这样辩护说。然而我们都知道，有需求才有
供给，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这是对残忍的需求，是猎奇，是嗜血的
看客的兴致，是毫无心肝的对人的痛苦的平常心。
&&&&是取消孩子杂耍的时候了，在罗马斗兽场关门1000多年以后。
&&&&把孩子当作赚钱工具即“市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
分了。每当我听到“教育产业化”我就不寒而栗。中国政治生活中有
一种传统：“干一行吃一行”，这简直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了。教
育部门自然也要“吃”教育。“教育事业”首先是教师和教育管理官
员的谋生之道，然后才是“为了下一代”，或者说，它首先是一个经
济问题，然后才是一个文化问题，在一个经济贫困、就业过剩的国家
尤其如此。
&&&&“薪奉”和学费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当教
育的经济目标压到文化目标的时候，将导致教育产业的垄断和教育事
业的颓败。1999年下半年，广东一些媒体纷纷报道了湖北省通山县浩
路乡雨山村小学的“现代溺婴”惨案：这所学校10年来一直要求学生
每周三下午上“劳动课”，“劳动课”的主要内容就是上山砍柴，向
学校交烧柴。1999年5&月5&日，6&个孩子在砍柴中落水而死。由县教
委、民政局、保险公司等有关单位出资，每个死难学生家属获得3000
元的安葬费、2000元的保险费，外加大米150&公斤。这就是生命的价
格。这就是“教育经济化”的恶果。
&&&&特别是在“经济中心”的时代，学校乱收费已经让普通家庭濒于
破产。日《羊城晚报》以“这学我们上不起了”为名报
导学习乱收费的问题。广州市1999年“清查中小学乱收费工作”截止
10月31日，“全市清退中小学乱收费达170&万元”.&（8&）《广州日
报》2000年1&月10日报道说，安徽省1999年年底对4602个中小学校进
行了检查，查出的违规收费总金额高达7712.28&万元。
&&&&与此相关的是教师收受家长甚至孩子的礼物的问题，1999年2&月
1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说：“孩子送礼让人忧”，该文根据
一项调查说：“福州……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曾受到过学生送的礼物。”
文章呼吁：“救救孩子应先救救大人，担忧未来应先匡正现在。”腐
败这种道德缺陷竟然发展到幼儿园了，难怪有人说，孩子变成了教师
生活和富裕起来的人质。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日
《羊城晚报》有这样的一篇报导：“武汉一所学校制订日常行为量化
‘管理’办法：学生违校规，家长教罚款”.&教育果然“产业”化了，
而且据说还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呢。
&&&&教育腐败来自教育产业的垄断，教育产业的垄断最早可能基于政
治原因，但长期看是基于“经济效益”.&正是因为这种垄断利益，教
育主管部门往往成为改革中最保守的部门，无论它以什么冠冕堂皇的
利益拒绝教育的自由化改革，其实质目的无非是为了捍卫垄断利益而
已。北大教授钱理群近年本着自己的良知呼吁教育改革，便有人用毛
式语言攻击他，说“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这种扣帽子作风与其说表
现了主义的坚守，不如说表现了利益的疯狂。
&&&&性工具中国的成年男人是性虐待狂，因此“以小脚为美”这种变
态的审美成为国粹。多少女孩被这样摧残了啊！这里我们必需恢复历
史的常识，以立德夫人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国发动的“天足运动”是
永远值得中国人感恩的，如果他是一个有良知的并且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们通过她们的眼光来审视一下我们的罪恶：
&&&&“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
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
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
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
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竹竿
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
的唯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
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是九死一生。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一些女婴
由于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脚的伤害，往往在摇篮中就被处死。……
束脚痛苦，因合了中年的父亲那非自然的味口而加在了女孩身上。”
&&&&雏妓问题是人类对孩子犯下的又一罪恶。李敖专们写了一篇文章，
控诉国民党大元们的荒淫无耻，呼吁人们拯救那些“要动手术才能接
客的小雏妓。”（10）在秦牧那里，雏妓的命运更加悲惨：“北方的
妓馆，有所谓‘雨打梨花’之刑，把猫放进雏妓的裤裆里，束住裤管，
然后鞭打一场，让猫儿抓破雏妓的周身皮肉。”（11）这真是淫虐狂，
足以让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化自愧弗如。鲁迅先生在通斥“踢”
孩子、“推”孩子和“冲”孩子这种罪恶之后，也谈到中国人对孩子
的“凌辱文化”：“连7&、8&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
等于‘年方花信’的了。”（12）这种“审美传统”或“国粹”一直
被保留着，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是一种据说利润极高的商业项目，因
一种只有欣赏小脚的民族才能理解的的原因，雏妓倍受主要来自有产
阶级和有枪阶级的广大嫖客们所喜爱。2000年1&月6&日《羊城晚报》
报道说，广东佛山市破获了一起专门介绍“处女”的卖淫集团，其中
一名受害者是12岁的“阿好”，她先后6&次被现代老鸨们当做“处女”
提供给现代嫖客们“开处”.&“宠幸”雏妓可以说是男人中的败类的
“合法消费”，还有“非法消费”，即奸污幼女。这种丑闻100&多年
来不绝于耳。近年不断涌现出这样的野兽，第155&期《新闻周刊》报
道了广东丰顺县“67岁色魔”祖接奸污14岁少女的惨案，奇怪的是，
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1999年3&月16日《服务导报》报道：1998年10
月，四川省蓬溪县发生了一起诱骗&3名在校14岁女中学生到酒吧当
“三陪小姐”，并致使其中两名少女惨遭强奸的恶性事件。&&事件发
生后，3&名少女的家长迅速向蓬溪县赤城镇第一派出所报案。当事人
王春平当即被刑事拘留，&&但令人费解的是，1999年1&月王春平又被
取保候审。还有报道提到安徽55岁的董传明将年仅15岁的少女诱骗入
地洞里多次奸污、拘禁58天这一令人发指的案件。1998年广东韶关著
名的“9&－20”事件尤其恶劣：1998年9&月20日晚，一个13岁的卖花
女在韶关金都酒楼被强奸，施暴者是一名姓蔡的武警部队的干部。振
怒之余，此案两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一是“人渣”施暴前拿出工作
证威胁小女孩说，我是警察，你不要声张，否则我枪毙你。二是在场
的与人渣一起来此“轻松一下”的人都袖收旁观、“熟视无睹”，有
人还配合，这些人都是包括一名法院庭长在内的“一些带‘长字’的
干部”.&《新快报》、《羊城晚报》都作了相关报道。韶关市委机关
报《韶关日报》还发表了题为《严惩人渣！决不姑息》的署名评论。
更令人恶心的是屡受表彰的“一个没有人性的公安局长”：广西隆安
县公安局长兼党委书记，县政法委副书记陆世长，日串
到该县一所幼儿园向一个5&岁的小女孩施暴；陈春雷先生记述说：
“……屋里传来了小女孩惨叫声，遭凌辱的小女孩哭着跑回家，诉说
了‘穿警服老头’的暴行”.&当这些罪犯不能有效绳之以法的时候，
一种更深刻更大规模的凌辱少女的事件正在进行，一种孩子工具主义
的思潮正在茁壮成长。孩子的哭声却那么微弱。
&&&&意识形态工具人性有无限可能性。向恶的和向善的。激发孩子天
性中的善因还是恶因，后天教育是关键。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儿童教
育最基本目的是把孩子训练为主义的工具，训练为疯狂的野兽或驯服
的家畜。这种意识形态的利用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接班人教育、仇
恨教育、择劣教育和利用良善。
&&&&1&、接班人教育“接班人”教育对人的不尊重所根据的逻辑与
“传宗接代”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让孩子为老人或成人的主义或事
业接续香火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没有任何合法性。任何人，特别是孩
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践踏和剥夺这种权利
是十足的狂妄和暴虐。新一代人凭什么要与我们这代人保持一致？当
我向自己的孩子提出这种非份的要求时我将感到自己太无耻了。
&&&&工具教育的荒谬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孩子们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方面。
对于儿童应该更多地给他们提供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不是生硬地把我
们对世界的解释强加给他们。似乎把这些“政治口决”背熟了就可以
所向披糜了，就可以包医百病了。“读书时我们希望能从中听到成人
们的交谈、孩子们的欢笑和其它属于人类的声音，但我们从来就没有
听到过。”（黑格尔）&&“誓作X&X&X&X&事业的接班人”，校园里仍
然飘散着这首歌，尽管孩子们连主义与“变形金刚”有什么区别都不
清楚。在这脆脆的童音里，“爷爷们”因感到“股权”后继有人而欣
慰；在这歌声里，窗外自由的空气和美丽的阳光匆匆流过。
&&&&当然，“接班人”教育也导致了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在争夺“继
承人”（接班人）即争夺儿童方面的冲突。国家利益鼓吹利权主义，
而家庭利益则鼓吹的利家主义。这种冲突有一个共同点，即“国家”
和家庭都没有尊重儿童的个性和天性；都没有把儿童当做人，而是当
做工具：对“国家”来讲，儿童是主义继承或者为国争光的工具，对
家庭来讲，儿童是养老或者为父争光（通常表述为“耀祖扬宗”）的
工具。中国儿童的成长过程是相当坚苦的，他们一开始就接受这种相
互矛盾的、不受平等尊重的、没有自我人格的教育，在“忠”与“孝”
的竞争中，人的个性成了牺牲品。他们在“学校里的官方谎言和家庭
里的非官方谎言”（布罗茨基）之间无所是从，他们感到一切都很虚
伪，他们感到幻灭。所以中国人的思想历程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因痛
苦而绝望，因绝望而麻木，因麻木而“成熟”.&于是出现了“人生季
节的颠倒”（周作人），出现了孩子的令人吃惊的市侩主义。
&&&&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未成年人有这样强烈的财
产意识；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有这样强烈的工具
意识。这种工具意识背后可能是出于对死亡的共同恐惧。它们都想
“长寿”，如果肉体腐烂就遗传精神，孩子不幸成为“载体”.&我一
直不明白，这个如此实用主义的民族，何以“意淫历史”（李敖）的
观念那么强烈，而企图“把自己托付给历史”（13）的人竟然如此的
层出不穷？或者是因为“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
不朽，愈喜欢多招自己的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14）？
&&&&主义的传种接代是对孩子肉体和心灵的共同霸占。
&&&&2&、仇恨教育国家是仇恨的产物，它在仇恨中论证自己的合法性
并榨取自己的超额利润。国家主义者利用孩子集中表现在对孩子的仇
恨教育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没有仇恨教育，或者如果进行人道主义
的教育，世界大战和文革都不可能发生。“斯大林时代……从伦理的
观点看，这是一种非人性的象限……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和在实践上实
施暴力……用来培养儿童的是一种现代神话，这种神话对本国人民的
强大和无敌，以及对本国人民统治者的光荣出身备加赞扬。大国沙文
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15）仇恨教育把孩子变成
捍卫国家利益的野兽，同时对更多孩子的命运和感情漠不关心。
&&&&奥威尔在《1984》中这样描写主人公温斯顿在邻居家的一次经历：&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把一
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着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也用一根
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带着红领巾，这是少
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
表情凶狠，好像不完全是一场游戏。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
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他们两人突然
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徒！”“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每一
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们好像两只小虎犊，
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
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
这么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真的。&&派逊斯太太的
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
较好，他很高兴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他们真胡闹，”
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
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
孩声若洪钟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
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
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
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六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
痛地揍了一下。好像有条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跳起来转过
身去，只见派逊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
弓放进兜里去。
&&&&奥威尔想要说明的是，孩子们的“敌人意识”是“仇恨节目”反
复教育的结果。他接着写到：
&&&&他心中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
再过一、两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
纯的迹象。如今时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象
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
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
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
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
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
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
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
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
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作为曾经当过“红小兵”和“红卫兵”的中国人来说――如果他
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会感到奥威尔是在写“我”.&“我”的“野人”
化根源于一种仇恨教育。文革的野蛮性就是“仇恨节目”教化的结果。
&&&&仇恨教育内涵一种自我拔高和与权势保持一致的心理暗示：“我”
在价值上高于“敌人”，“我”有权对敌人专政；我和“咱们”是一
伙，“伐异”是手段，“党同”是目的。这种心理支持了敌人意识从
原始社会绵延不绝到今天。由于其二元论的思维特点，它特别容易被
幼稚民族和孩子所接受。何况在两难选择中，谁不愿“你死我活”呢。
&&&&红小兵制度的不幸还表现在：在人类的童年就培养等级意识，权
力意识和普遍敌意。
&&&&这种制度把孩子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好孩子即红小兵或少先队员；
一类是“黑小兵”或“少后队员”.&前者享受很多“特权”：参加某
些活动和不同服饰。其他的孩子则被排除在这些活动之外。这种制度
激发了中国特色的上进心：一方面是权力欲、出人头地、权威人格；
一方面是嫉妒、讨好权力（即老师）或依附性、自卑、敌意。老师作
为裁判者依据这种制度就会得到很多的好处。这与统治者利用等级制
度实行统治的动机是一样的。等级制度也包含着一种激励机制，只不
过这种激励机制更有利于激发人类的某些恶劣的天性而不是道德感和
积极的进取心。权力确定个人属于哪一个等级，这种确定完全取决于
权力个人的喜好。于是效忠，告密便成了人做事的基本原则。
&&&&“兵”显然是“敌人意识”的产物。“红小兵”既然是兵，就必
然有一种战斗意识。孩子们有一种天真的也令人啼笑皆非的“警惕性”，
他们经常能从张三家的猪偷吃“生产队”的玉米而“敌情”.&文
革时有多少孩子把他们的父母当做“阶级敌人”是完全出于这种“敌
人意识”的培养。激发人性之恶的教育在20世纪看来获得了空前的成
就，想想20世纪的战争和政治迫害就能这一点，孩子们被训练成
为“战士”、打手，最后又自然变成炮灰或被遗弃在“广阔天地”之
&&&&希特勒也给儿童设立了专门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吸收15到18岁
的青年。10到15岁的少年儿童则参见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
队。6&到10岁的孩子参加青年团当学龄团员（16）这些组织的原则是
种族仇恨。“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课堂
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
思想教育的“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1937年的公务员法案规
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在教师们
的讲课中，都对历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把德国人
捧成主宰种族，把犹太人说成是世界上万恶之源。”（17）这样的教
育目标为纳粹“培养”“合格”的战争工具，这种教育理念充分体现
在孩子加入“少年队”的宣誓誓言中：“在代表我们元首的这面血旗
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贡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
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
&&&&中国作家冯至这样谈到了战时日本的小学教育：教师经常带领学
生去刚刚结束撕杀的战场，命令孩子们任意抚摸那些残缺的尸体，以
增强他们的胆量，“这是一种怎样可怕的教育！”（19）当东史郎
“远征”中国出发时，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把匕首，并对他说：“你高
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
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20）这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母亲！
&&&&苏联的教育是怎样的呢？“在学校里，苏联的影响开始在我身上
留下烙印，我变得爱国了，为在少先队担任工作而感到自豪，深信一
切好事都是随着十月革命而来的。从幼儿园起，每天就是这么对我和
我的同学进行灌输的。我们的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不断提醒我们，我
们的生在一个普遍富裕＼人类有史以来最好最幸福的社会里。我们的
前途是光明的，但我们应对敌人和资本家保持警惕，他们想把我们现
有的一切拿走并奴役我们。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为了共产主义，必要
是准备用生命保卫祖国。”（21）
&&&&以谎言为主要内容的仇恨教育必然是反人道主义的。仇恨教育的
核心任务是谎称敌人的存在，并致力和确定敌人，然后消灭之。
敌人不被当人来看代，他的生命和尊严是没有价值的，“敌人”的价
值就是“人民”被无情地毁灭。
&&&&如何确定“敌人”？大体上说来，人与人基本上没什么不同。那
么，“敌人”就只能经常是从与“我”一样的人们中制造出来。按
“契卡主义”的逻辑，“谁不跟我们一道，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现
在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主要敌人――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
族的良心，捍卫民主理想、人权、公民权利的人。”（22）根据法西
斯主义的逻辑：“谁是犹太人，由我决定。”（23）康生确定敌人的
方式犹为独到：“你长得那么漂亮，不是特务，谁是特务？”如何对
待“敌人”？纳粹海军上将邓尼茨说，对“不跟我们一道的人”只有
简单的这句口号：“靠进，瞄准，击沉”，并且“要铁石心肠”（24）。
戈培尔博士的话更有水平：“犹太人是拉圾品，与其说是社会问题，
不如说是临床问题……同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合适宜的。”（25）。中
国戈培尔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不枪毙一些反革命？专政毕
竟不是绣花！”红卫兵把上述“待敌之道”讲得最直接明了：对待敌
人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杀杀杀”，“对待敌人要象秋风扫落
叶一样残酷无情。”文革时有《造反歌》云：“谁要敢说党不好，马
上叫他见阎王。”1966年清华附属中学红卫兵在该年第11期《红
旗》杂志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革命就是要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既然要
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
手榴弹（感谢上帝他们还未控制核按钮）一切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
大撕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你们
不是说我们太狂妄了吗《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不是说我们
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
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
过分了吗？…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我
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
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
义的清华附中，就是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
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这里的语言及其逻辑全部是从“语录”中学来的。“就是要……”
这个公式是经典的，蛮不讲理地理直气壮，是一切仇恨教育的必然结
&&&&不承认蒙难者是人，这是文革中的残酷的意识形态根源。作家扬
沫感慨说：“现在有些青年人怎么变得这样了啊？有的女孩子比男孩
子还凶狠，可以用皮带抽死人。‘八＼二三’打萧军、老舍的就都是
些梳着两条小刷子、身穿绿军装、腰束宽皮带的女中学生。”（26）
孩子的兽化是“夺过鞭子揍敌人”这种教化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
鼓励犯罪，那么‘普普通通的人’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能够变成罪
犯。”（27）
&&&&大兴惨案可能是这种意识形态激发的残酷暴行中最著名的代表事
件之一。1966年8&月下旬谢富治“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指示传达到北
京大兴县，该县公安系统向红卫兵提供了管片内“四类分子”的情况。
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18个大队，先后残杀“四类
分子”及其家属325&人，被杀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仅38天，
有20户人家被杀绝。（28）“帝国水晶之夜”的残酷与此相比也相形
见绌。这种惨案远远不是特例，有人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
皆有。”（29）
&&&&丧失人性的红卫兵复辟了“镇反”运动中曾使用过的“强奸刑”
.“清华一些造反派捉住对立面头头的女秘书时，不仅逼迫她自己
念认罪书，通过高音喇叭向全校广播，而且有多名生、红卫兵轮
奸她。清华武斗结束，工宣对进校，在住人的教室里，多次
用过的避孕套。”（30）据说有的地方还鼓励强奸黑五类的女儿和妻
子，意在通过“反强奸”来报旧社会的“阶级仇恨”.&王毅先生还谈
到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吃人的野蛮：“广西许多地方流行
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食分食的最野
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到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
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
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31）这使人联系到当时报纸
广播和各种艺术经常重复的那句咬牙切齿不共戴天的话：“恨不得吃
尔肉。喝尔血；恨不得将敌人碎尸万段！”普通人堕落为凶手不仅出
于对敌人的恨，也出于对自身工具角色的默认，“我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集体的零件”，工具的价值是“使用”，是牺牲。因此，仇恨教
育必然配套一种集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不断告诉孩子们他们的
价值是为集体献身，同时，集体主义教育还因其“法不责众”的逻辑
鼓舞了对“异类”的行凶。“纳粹党的教育，是不着重培养人的个性……
在纳粹党的德国，小学校门前常常有这样的标语：‘你是无，集体是
一切’……在这样的集体里人人都没有个性，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无，
人人都可以做些不负责任的事，尽量发展他的残暴，终归是谁负责任
呢，是那个抽象的‘集体’.&”（32）最疯狂的集体主义教育是种族
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它因“合群的自大”（鲁迅）和自我拔高即使
导致灭绝性的杀戮，却让凶手从中体会一种优越感和合理性。
&&&&仇恨教育往往还大树特树杀人英雄，歌颂暴力和杀人者，向凶手
移情，让孩子们学习。中国历史书和中国文学所树立的英雄绝大多数
是“砍人头如切菜”式的关羽式杀人英雄，或者是杀人不吐骨头式的
诸葛亮式的杀人英雄。还给他们修庙供后人摩拜。“纯粹恶的神话……
由于它允许人们将暴力和压迫行为合理化，对这一神话的信奉本身就
是对恶的纵容。它容忍了恶以善的面目而存在。”（33）战争故事和
战争电影一直是我们的主要娱乐项目和思想教育内容，这一切似乎是
司空间惯了。在莎士比亚和一双靴子之间（34），我们教育孩子说显
然靴子代表“事物的本质”，“莎士比亚又不能当饭吃！”；那么在
“拿破仑”和“琴纳”之间，我们只能记住前者。“象拿破仑那样”，
自然成为孩子们的人生理想和社会实践。鲁讯先生在谈到“我们”一
味敬服“拿破仑”、“成吉思（汗）”和“希特拉（勒）”时，警告
国人：“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
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
也还要吃苦的。”（35）谁能否认，世界大战和政治杀戮不是杀人英
雄崇拜的恶果呢？那个梳两把刷子的少女，当她施暴之际，她并未觉
得自己在杀人或犯罪，她感到自己是在“革命”，她感到自己如何英
雄，如何象杀人英雄一样“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改革开放以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这不能不使人想到
教育改革相对落后的问题，想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公安部门的统
计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查获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每年
均超过15万人。换言之，每1&万名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中，就有21.5
人滑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统计数据还表明：刑事涉案的未成年人数
占同龄人口的比例，自1986年至1995年的10年时间，竟翻了一番。目
前，18岁以下的未成年犯已占犯罪总人数的14％。……中国未成年人
犯罪的发展趋势……是低龄化、团伙化、恶劣化！”（36）这篇文章
还列举了很多令人发指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这篇文章面对孩子的上述暴行问“孩子们怎么了？”，我想这个
问题的最好答案是：“大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如果大人们都在“不
顾廉耻”地犯罪，国家都在犯罪，而且大量的“成年罪犯”仍逍遥法
外（37），乃至满面春风地出入各种会议和庆典，而且歌颂暴力英雄
的剧目仍然频繁上演，孩子们还能如何呢？“在很多情况下，退化行
为是由于个人生活在持有退化标准的群体中而产生的，这倒不是说他
本身就固有缺陷。”（38）个人的“退化”特别是孩子的退化是在退
化的群体文化中习得的；在这样“思想的煤气室”（39）中成长的孩
子，使这个社会具有重新建立“煤气室”和发动“文革”的无限可能
性。出路在成年社会的自我反省和恢复个人责任，特别是督促“国家”
的责任意识。确定孩子犯罪的环境因素，不仅是为了明确人类退化的
真相，也是为了呼唤强势群体（特别是相对与孩子这个弱势群体而言）
承担“进化”的责任。“对间接原因进行研究，旨在使拥有财富、知
识和影响力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利于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
责难和惩罚对于在不道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是没有用处的。改进的希
望主要在于唤醒那些有能力摆脱不良影响的人的良心，从而铲除罪恶
的根源。”（40）
&&&&这正如此文所言：“道理不可谓不明，只是不知道，我们还有等
多长的时间，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彻底走出教育的误区！”
&&&&3&、择劣教育什么好不要什么，毁灭什么，什么坏要什么，鼓励
什么；激发人性之恶，动员人性的阴暗面来支持政治的罪恶，一切专
制主义者都精于此道。孩子的利用成本较低，自然成为普遍的利用目
标。其中雇佣孩子当特务是卑鄙中尤其卑鄙者，因为有识之士普遍认
为，鼓励告密是最败坏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尤其不幸的是，孩子竟然
成为了道德沦亡的牺牲。
&&&&关于在学校招募特务的事情，稍有阅读能力的人都不会陌生。
“为了防范危害国家的事情发生，需要秘密警察，政府的金钱造就了
成群的密探，他们是从社会各阶层找招募的，在他们当中有将军和男
爵夫人，有军官和律师，有记者和医生，有男女生……还有14岁
的女学生，在辛菲罗波尔，宪兵司令部甚至利用一个中学生，一个11
岁的男孩子当密探，赏给他钱……我们的政府广泛利用人类的自私和
贪婪，尽量榨取金钱的威力所提供的好处。”（41）最后一任克格勃
主席瓦－巴卡京揭露了这种无所不在无法无天的“国家规模”的窥阴
癖，他告诉我们，执行窃听任务的大多是“工资相对较低的、都懂一
门或几门外语”的年轻姑娘；人们生活的日常细节也在她们的“听力”
范围之内。巴卡京无限感慨：“我真为国家，为克格勃感到可耻”
（42）。那些孩子们，在帝国解体后，又将如何面对未来，接受自己
良心的质询？于是有那么多的人自杀了，这是怎样的悲剧啊！
&&&&除了利用金钱，领袖们更多利用荣誉来鼓励孩子告密的不道德行
径。斯大林主义者尤其善于这种“精神鼓动”.&下面的例子非常有代
表性：“在拉尔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
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亚－莫罗佐夫。它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
使之永垂不朽。”（43）文革时期更残酷，“告发”父母还不行，还
鼓励咒骂和毒打父母，而且鼓励的方式还不是荣誉，而是各种恐惧。
北京有杨氏兄妹与众多红卫兵一起将自己的父母打死，没流一滴眼泪，
还高喊“打倒反革命！”（44）这种疯狂并非个别。利用孩子达到如
此的水平，可谓青出于蓝。
&&&&孩子的兽化是孩子人性之死，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之恶和人性之恶
共同害死了孩子，在他们看见初升的太阳那关键的时刻。
&&&&4&、利用良善与道德之死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对孩子的利用，
从道德上看特别恶劣的是利用道德激情来实现政治目的。没有人否认，
利用良善，利用道德是最不道德的。利用道德热情的基本手段是制造
谎言，煽动激情。
&&&&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是抗战后震惊中外的“沈崇事件”.1946&年
冬天，国民党一名高级官员在抚顺近郊被苏军惨杀，激起了全国性的
反苏浪潮。为了扭转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和转移“热点”，“反对党”
炮制了沈崇事件。沈是北大的女学生，且是一名地下党员，她谎称某
日被一名美军施暴。于是全国掀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美狂潮，学生
运动的“规模超过‘12－9&’运动”.&“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学生的
爱国热情”，有甚于是乎？
&&&&一位作家详细记述了这见事情的经过，很多媒体也证实了他的观
点。如果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国家尊严”的缘故我将感到汗颜，
如果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我为“沈崇”汗颜。
&&&&“不择手段”进行政治斗争是有历史传统的，而且这种不道德往
往被当做智慧来自我欣赏和普遍受到欣羡。利用道德奸污了民族的道
德意识，欣赏不道德已经是对道德热情的先奸后杀了。经过这种政治
洗礼的孩子们，他们的在未来还会遵奉“实践理性”吗？这个以他们
为主体的新社会将肆无机惮、理直气壮地践踏道德，乃至生命。“文
革”有它自己的“历史合理性”.
&&&&二、疯狂的虐待
&&&&既然孩子仅仅具有“工具价值”，那些不能成功地训练为野兽的，
或即使成为野兽的，为了“神圣秩序”的维持，将被训化为缺乏创造
力和独立人格的人。这种训练往往伴随着肉体的责罚和精神的虐待。
虐待孩子的背后往往是成人的权威人格在起作用，或者完全出于“恃
强凌弱”这种卑鄙无耻，它毁灭孩子的尊严，甚至毁灭孩子的生命。
&&&&“这些孱头们！”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
怒，却抽刀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很多英雄，专向孩
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45）
&&&&中国自古以来，打孩子和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对孩子的
“打”和“骂”被成年人谎称为“亲”和“爱”，这真是一种东方的
智慧！至于在“私塾”中，打板子是老师的“天赋权利”，就如同今
天警察说“刑讯逼供”是“工作需要”一样。孟德斯鸠说：中国是靠
棍棒维持的国家，这个民族不可能有尊严。他可能不知道：棍棒统治
是“从娃娃抓起的”，而这里的“师道”就是“尊严”.&中国的孩子
必须在出生后就开始在板子下学习大人们的“之乎者也”，学习他们
的牛逼轰轰和卑鄙无耻。否则便被“亲爱”一番。“启蒙”：“蒙者，
草丛下一猪也。”儿童，猪也，只有猪才能“被人利用”或作为“闹
事者”受“应有的”责打。而父权和国权正是这么认为的。难怪鲁迅
多次提出《我们怎样作父亲》这个深刻的问题。“打”特别是“逼迫
表态和检讨”以及“公开惩罚”是管理“犯错误”的学生的通用办法。
这是完全侮辱人的尊严的，但这种尊严意识非常淡薄。我相信，在他
们还没有把人当人来尊重之前，在打人骂人还是“家常便饭”之前，
在“检讨”还被当做教育艺术之前，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什么叫人格尊
严的。这样的公民又怎么配谈论“保护动物”，又有什么资格主张
“国家尊严”！
&&&&“公塾”里的孩子的命运也无根本之改善。目前教师的体罚学生
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媒体频频发出“体罚学生何时了”的呼
喊（46）但暴行似乎并未减少。看到下面的案例的人难免要问：这还
是现代社会吗？
&&&&1&、陕西省华阴市某子弟小学老师崔敏叶，因学生王某不好管教
且偷拿了同学10元钱，便将其头部按在墙上，用锥子在王的脸上刺出
个‘贼’字，并在上面涂墨水以示‘训戒’.&天津市某中学有个孙老
师，让考试不及格的11名学生轮流站到教室讲台前，当众打自己的耳
光，以考试得分为基数，最多打到53下，必须打出响来；有的学生不
肯打，孙老师亲自去打……山东东阿县某小学三年级学生刘某等几名
同学，因没有背出所学内容，班主任孙老师也是罚他们自己打自己脸，
并让到其他班‘游班示众’，刘某因经不住精神打击而喝农药自杀。
&&&&2&、&日，乌鲁木齐铁路第一小学三年级（3&）班的
一名9&岁女学生未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老师黄海燕……叫其他学生用
布把她的嘴捂上，令3&名女生拉她的裤子。这位女生一面号啕大哭，
一面拼命挣扎。几分钟后，老师亲自从侧面扒下她的外裤……事发后，
这名受辱的女生几次在夜间哭闹。（48）
&&&&3&、1999年9&月27日上午10时许，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
学生葛某正上数学课，22岁的代课老师葛小侠因他数学作业未完成，
当即打了它两记耳光，并将其蹬倒。葛小侠当堂宣布，全班50名学生
对葛某须每人抽打10教棒，打得重表扬，打得轻受10教棒处罚。全班
28名男生轮流抽打葛某的臀部、大腿、小腿。……葛某被打得大小便
失禁，倒在地上呕吐。（49）
&&&&与上述案例相似的还有新疆尉犁县塔里木乡直属小学的张永海案。
1999年4&月8&日，该校小学4&年级学生张永海因“不好好打扫卫生”，
班主任让同学打了他90个耳光，孩子身心受到严重伤害。（50）1999
年11月24日，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二小年轻的女班主任让学生掴“不听
话”的学生耳光。（51）……
&&&&这些教师和狱警有什么区别，那里也流行唆使犯人打“不听话”
的犯人。前面提到的武汉那所学校，还给“闹事”学生“办学习班”
.而在四川省彭山一中，“‘犯错’的学生除要自我暴光外，其名字还
会被写在黑板上公开，以及自写广播稿在校广播里面向全校1000多名
同学念”.1999&年10月16日，该校初一（三）班两个未满13岁的女生
跳楼自杀身亡。尽管司法机关作出学校和教师无任何法律责任的结论，
但有学生说自杀事件与犯错暴光的侮辱性规定有关。（52）前不久，
《南方日报》上也有“幼儿犯点小错罚站厕所思过”的报道：南京某
一幼儿园小朋友因不睡午觉，竟被老师关进厕所“思过”，结果
一病不起。
&&&&我们，上述对孩子的虐待和侮辱所采取的手段，所根据的
“理念”完全是红卫兵那一套。造反派不是有给什么“分子”吃大便
的吗？今天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也被一些教师所钟爱，2000年1&
月8&日《羊城晚报》报道说，贵州湄潭县抄乐小学教师罗远寿为“整
顿班风”，用强令吃大便的方法来惩罚学生。
&&&&去年12月13日，抄乐完小五（二）班学生冯航上课时向后张望，
受到班主任罗远寿厉声呵斥，当即吓得发抖（“吏呼一何怒”）。按
照罗远寿宣布的规定，谁上课时转头看后面的同学，就要令后面的同
学吐十口唾沫给他吞下。后排的同学被强令向冯航吐口水，吐到第三
口时，冯航受不了还了一口唾沫。罗远寿见状火起，令后排的这位同
学到厕所撬屎给冯航吃，如不去就不要来上学了。这位同学只好流着
泪撬来粪便喂冯航，而后痛苦得放声大哭，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哭了。
罗远寿居然还威胁冯航说：“不许吐出来，一定要吞下去！”被公开
侮辱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冯航自觉无脸见人，精神萎靡，目光呆滞，
并从此辍学。
&&&&我想到了“老舍之死”.&这里可以“告慰”巴金老人，不用建
“文革博物馆”，因为“文革”还没有过去。看来每个人的灵魂里都
包含着法西斯主义的根苗。此文结稿的时候，我又听到湖南一孕妇女
在光东一家商场被保安剁掉手指的暴行，联想到1999年那么多人“热
爱战争”，我真是绝望；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中国同胞们如此残暴和嗜
血？或者果真中国人是“喝狼奶”长大的？美国总统胡佛说：中国人
是一个嗜血的民族。我有血统上的理由对这种“污蔑”表示愤怒，但
让我有什么现实的理性的理由来“捍卫民族的尊严”？！不要在奢谈
什么“阴暗面”和“辩证法”了，这是对在“阴暗面”中死难的生命
的公然侮辱。以此逻辑，纳粹暴行，斯大林审判，日本人的屠杀都可
“辩证地看”，他们也“有理由”辩护说，死者、被迫害者毕竟相对
是少数嘛。为南京大屠杀辩护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不就是持这种
&&&&“善待学生”的呼吁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未来取决于现在。善待孩子是老师的责任。有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
应该学会容忍孩子的弱点。因为，‘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
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罗素语）”（53）当孩
子在上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将是什么样的“公民”？他
们将学习这一切。
&&&&学校暴力和虐待不过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缩影。孱头们自然
不仅在学校有，社会上更是大有人在。鲁讯在“推”一文中，就记载
这样一个“人才”：“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脚蹋板去取报
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
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54）这
种专门欺负孩子的光荣传统一直后继有人。&日山东省济
南市解放路就发生了这样一种仍然普遍存在的“推”的悲剧：“蜂拥
而上的叔叔阿姨不顾一切地挤啊挤，八岁学童被挤进车底。”（55）
&&&&随着技术的进步，“钳”有取代“推”之势。1999年下半年，南
宁市14岁的小保姆遭受雇主变态的虐待，被钳断10颗牙齿，“遍体鳞
伤”.&（56）比“钳”更“文明”的是“脱”：&&除了前面的例子以
外，&日《广州日报》报道说：去年11月24日下午，2&岁
的女娃吴燕珊在深圳一家商店被怀疑透窃商品，被商店人员将衣服扯
开，扒下裤子检查，却未任何赃物。日《中国青年
报》也有“没偷书却被强行搜身重庆八童投诉新华书店”的报道。1999
年7&月19日和8&月24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了广西南宁一女中学生在
南百微笑堂超市购物时，遭该超市两名保安裸体搜身的事件。
&&&&然而还有“切”.1999&年1&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湖南长
沙市一家医院“误切”了两岁女孩膀胱的恶性事件。更恶劣的“医疗
事故”是1999年1&月22日《南方周末》报道的“胡绥芬事件”：1997
年6&月5&岁女童胡绥芬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因服用了医院提供的6&瓶
假药而死，“在这起案件中，医院令人惊讶地逼着小病将愈的孩子一
针一针地承受假药的痛苦，一直到死；当地省卫生厅拒不做鉴定，卫
生部督促也没用；假药已经证实，但无人查处。”和小绥芬命运不相
上下的是河南省南阳市的6&岁孩子李宁，1996年2&月17日他玩耍时不
慎从5&楼摔下，被送到新野县人民医院，输了由新野县血站提供的400
毫升血液，染上了爱滋病毒。（57）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地方，然而
中国的医院也“产业化”了，医务人员受取病人“红包”的问题说明
了“疾病和痛苦也是生产力”；当医务人员如纳粹一样对“贫困的痛
苦”施以训斥或象“领导”一样面对病人麻木不仁的时候，医院又政
治化了，司法腐败和官僚主义的一切丑恶都在这里被疯狂地复制在病
痛身上。根据2000年1&月8&日《羊城晚报》的报道，安徽一仅5&个月
大的病儿在南京二附院因此类原因未能及时医治而死。报道说，，1999
年31日12时，“焦急的母亲抱儿急诊排队9&次爬楼6&回，冷漠的医生
互相推诿三个小时无人施救；眼睁睁送走一条小命。”这是20世纪最
后一天，这个5&个月的孩子在本应该受到现代医学呵护的地方却为这
个罪恶的医疗制度和罪恶的世纪殉了葬。如果有人说这种现象是个别
现象，我猜想他肯定有足够的“糖衣炮弹”和足够冷漠的心灵。
&&&&当然最“喜闻乐见”的方式是“打”，这里自然少不了以打为
“工作需要”的某些“警察叔叔”.&中国广西的一中学生在南宁迷路
找“人民警察”求助，竟被警察当作盲流送入“收容遣送站”，遭到
残酷虐待，身心受到严重创伤。该学生家长状告南宁警方，居然打不
嬴官司，打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98年12月11日，广西防城港市滩营中学学生黄钟声与同学及老师
一起到南宁市观看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活动时，与老师
和同学走散。他想起电视和广播上常说的“有困难找警察”，就找到
一个交警岗亭。交警把他交给了110&警察，110&警察把他带到了南宁
市公安局朝阳派出所。而派出所又于当晚将他送进了南宁市收容遣送
站。在收容站里，黄钟声度过了恶梦般的4&天。他一进去就被搜身，
先后在两间收容室被先关在里面的人搜身和轮番毒打，也无工作人员
理会。12月15日早，黄钟声和另5&人被拉到隆安县城乡镇西宁村（距
南宁近100&公里），每人发给一个面包后，就被丢在公路不管了。黄
钟声走失后，其父及学校派人到南宁寻找。15日找到了被人从河里救
起的黄钟声。经广西医科和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检查，黄钟声胸
部外伤，左侧血气胸，左第7&、8&、9&肋骨骨折，创伤性精神病。
&&&&1999年9&月17日《南方周末》有一篇题为“四年：&&一起错案和
七个少年被毁的青春”的报道，它使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当“成年国
家”不是公民和孩子寻求援助的对象，而是作为相反的东西而存在的
时候，它所能犯下的可怕的罪行。
&&&&1995年1&０月18日，吉林省双辽市第一中学5&名学生和两个社会
青年以涉嫌“902&”案件的理由被拘捕。狱中羁押了446&天之后，取保
候审，然后，“无罪释放”.&当时，“9&０2&”于1&０月18日告破，
11月19日上了《双辽报》，双辽电视转播台连续播放3&天，公安局开
庆功会发奖金，热闹一时。一个孩子回忆当时审讯过程是这样的：
“……这时姓杨的（警察）脱了衣服走过来便打我耳光，大约打了十
五六个，然后把我推倒在床上，抓起我头发再拖到地上，然后又从地
上把我扯起来，他松手的时候，地上落了一撮头发……他们打一阵问
一阵，我不承认他们就接着打，我抓住裤带不放手，他们就抱住我的
脑袋往墙上撞……我求他们别打我了，姓杨的一听就火了，说”谁他
妈的打你了“，他还说要与我大战三百回合，我现在承认也晚了&&……
他一边抽我，一边让我自己数着，数错一鞭子就加五鞭子……他们给
我铐上脚镣说要把我带出去毙了，又说如果承认马上就叫我回家，说
我的同学早就办好手续回家了……当时已经快6&：００了，要是平时
该吃晚饭了，我怕我妈着急，我平时放学就回家……中午就没吃饭……
我想我得回家了……他们让我和其他人的口供一致，可是因为我根本
没做所以”一致“不上来，他们就打我，后来他们说一句，我就跟着
重复一句……可是他们还是没让我回家！……张树鸣、张玉伟（警察）
继续审我，打我，张树明还拔出手枪指着我的头，做出开枪的样子，
还抽出梭子让我看里面的子弹……快到中午，进来三四个人，为首的
一个五六十岁，旁边的人叫他”胡副局长“.&我心里升起一丝希望，
当官的总不至于像刑警一样不讲道理吧，谁想他听我说冤枉竟也破口
大骂：”人民白养活你了，人民的饭你白吃了，人民的衣服你是白穿
了，给我铐起来！“我绝望了，领导怎么也这么讲话，到底是人民白
养活了谁？……一百来鞭子打得我遍体鳞伤……同号人帮我脱掉棉衣，
内衣已与肉粘在一起了，只好连皮一起揭下来……当时我的眼里没有
泪水，只有愤怒，我罪犯何处，法犯那条，我还是个人吗？……
&&&&更骇人听闻的是河南省潢川县的16岁高中生耿丹之死：
&&&&1999年7&月1&日下午，豫南潢川县城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年仅16岁的潢川高中学生耿丹，在县农机学校潢高教师严景办的补习
班听课。临近放学时，潢高学生王帅在校门口与保安王利文发生口角，
被王利文踹了一脚。随后王帅打电话叫来其哥哥和五六个社会青年，
与农机校保安张荣辉打架，后社会青年逃散。耿丹这时恰好放学遇上
围观，而后离校回家。当他行至校门外30米处时，公安干警詹家顺不
问事实，就以耿丹参与殴打张荣辉为由将其抓住，强行拉往社会青年
打架的现场农机校，途中让保安恶棍张荣辉手操铁棍猛击头部，以致
造成脑颅挫伤裂重伤。继而詹家顺和凶手张荣辉合伙将耿丹架往农机
校保安室继续毒打。后“110&”赶到，强行将耿丹扭进其执勤车（当
时围观者众多）。耿丹说，“我又没有打架，为什么抓我？”“110&”
干警王建辉等人用力猛打耿丹脸部（此时耿丹已头负重伤），不让其
表白。……耿丹被带到“110&”值班室，……耿丹还是委屈地说：
“我没打架，是王帅找社会青年打了校保安。”从当天夜里七时许至
次日上午9&时30分左右，耿丹一直被戴着手铐，铐在“110&”办公室
的床梆上。他们非法使用刑具、拘留耿丹长达14个小时。……7&月1&
日夜9&时，耿丹的母亲向“110&”值班干警提出担保，要求让孩子先
回家，遭到拒绝。一个值勤干警说，耿丹恶心是饿的，但耿丹这时已
吃不下妈妈带去的蛋糕了。7&月1&日深夜，曹建凤（母亲）离开公安
局，一夜未眠。就是这一夜，少年耿丹脑颅内在不停地渗血，并且渐
渐形成了可怕的脑疝。从这个时候起，耿丹对亲人的无数次呼唤概无
回应。接下来的时间里，曹建凤强烈要求公安局放了耿丹，她要送孩
子去医院。“&11&０”的干警层层请示，九点左右，终于同意放人，
一个高个子警察说，要不是看到这孩子昏迷成这样，我们是不会放的。
曹建凤已顾不上理会，她匆匆忙忙找了辆人力三轮，哭哭啼啼地把孩
子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紧急抢救，做头颅CT，诊断结果为：急性颅
脑损伤，头皮损伤，硬脑膜外血肿，脑挫伤，脑水肿，并脑疝形成。……
耿丹无声地躺在县医院三楼的病房里，下肢僵直，上肢紧缩至前胸，
体重不足30公斤，肠胃功能瘫痪，严重意识障碍，没有表达意识，不
能说话，对窗外的一切，对家人的照料，对爸爸妈妈的绝望，对每天
都要有的带泪的呼唤，无知无觉……耿新亚说（父亲），在武汉，医
生告诉他人的脑袋里出血非常疼，出1&－2&克人就会疼得晕死过去。
“我儿子脑袋里出了5&０克血，我不知道孩子那一夜是怎么度过的。”……
12月8&日早晨8&时，少年耿丹在一阵抽搐之后离开了人世。（59）
&&&&“耿丹之死”提前宣告了20世纪的死亡。不管这个世纪的太阳如
何宣称它有神圣的义务继续普照孩子们的心灵，但它已经毁灭了这心
灵，并从所有孩子的心灵的天空上可耻地跌落了。我愿怀着悲愤的心
情兴奋地为它送葬。
&&&&司法腐败还以更“丰富”的形式严重影响着孩子的命运。1999年
12月9&日《羊城晚报》有一篇题为“12岁女孩受累官司辍学三年”的
报道，广东省翁源县12岁的女孩路路母亲遇车祸，但赔款却拿不到，
简单的案件审理一波三折三年未结，因贫困路路只能辍学在家，形同
弃儿。记者质问：“为什么申请执行书被两次调包？为什么简单的肇
事案久久不能执结？为什么案卷里有那么多蹊跷？”前面提及的那个
67岁色魔祖接，因有关司法部门莫名其妙的理由而未能“逮捕归案”
.这不仅是对被害女孩的又一次侮辱，也是对法的奸污。法律本来是援
助孤弱的，可耻地是，它唯一的存在价值是能够凌辱孤弱而被利用，
它唯一的成就是从凌辱孤弱、助纣为虐中养活自己。
&&&&最令人绝望的是：虐待和打死孩子的还有“父母”.1999&年7&月
7日，山东省宁阳县5岁女童陈莹“因写不好几个阿拉伯数字就被其母
亲活活打死。”（60）日，广东中山市张家边一村小学
生黄某因偷了家里三块钱，竟被亲生父母绑住手脚，在身上浇上煤油，
活活烧死。（61）
&&&&肖斯塔科维奇说：“人在打架的时候最能暴露他的本性”（62），
一个社会在打孩子的时候尤其能暴露这个社会的本性。丑恶啊，足以
令人无地自容。
&&&&这些罪恶就发生在“举国上下”和“举球上下”欢天喜地跨世纪
的时刻，可是有谁还能铭记这世纪末的丑陋和受害的孩子的名字？
&&&&精神虐待1&、“让学校破产”谢泳说：“我们的教育之所以到了
今天这个样子，关键还是一个教育的理念问题。”（63）我以为，这
个教育理念就是对孩子精神上的虐待，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以谎言和暴力为价值取向的反人道主义课程教育，这方面我在“仇恨
教育”中已经讲了。第二，以“驯良”和扼杀儿童的创造力为手段的
反自由主义教学方法。第三，以生存型考试为唯一教育目标的考试制
度。第四，国家一元垄断的办学机制。
&&&&希特勒的追随者之一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样评价集中营：“这
里有一条通向自由之路。它的里程碑叫做顺从、勤奋、诚实、秩序、
整洁、事实求实、真实、牺牲精神和热爱祖国。”（64）这些“箴言”
总是使我想起学生时代，小学、中学和的校训；遗憾的是，这些
校训中唯独没有“人道、自由”这样的字眼。这种教育不可能充分培
养孩子的自由人格和创造力，已经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有人愤慨地
说：“一个出生在今天中国的孩子，从3&岁起，就要学会把手背到身
后去……仿佛手放在膝盖上，就听不懂一加一等于二。……我们的孩
子在一条最窄的通道里，在沉重的书包、永远做不完的和不可以
在走廊里跑，不可以越出学生行走的白线之类的戒律的双重陡壁之中。
一旦触壁，必然招致惩治。”（65）这种教育的结果是什么呢？孩子
们变成了这样的可悲状态：“畏葸退缩，仿佛是一个奴才，一个魁儡，
然而……却美其名曰‘听话’……‘好孩子’.&”（66）“狡猾”是
对这种教育的一种反适应。
&&&&1999年中国出了两本批评扼杀个性教育的好书，一本叫《审视中
国语文教育》，一本叫《杞人忧师》。两书公布了大量惊人的迫害学
生个性自由的案例，其中“统一答案”如此束缚自由和天性，看了让
人唏嘘不止。但是从理论上揭示“划一、强制教育的破产”的，写得
很深刻的是一本80年代的译著，是日本教育家香山健一著的《为了自
由的教育改革》。我建议所有关心中国教育改革的人士好好看看此书，
我们面对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问题。
&&&&在这本书“扼杀个性学校的破产”一节中，香山健一记述了一个
叫杉本治君的11岁学生的命运。这个孩子在小学四年级时写了一首诗，
叫“考试战”，这是来自孩子心灵的呐喊，孩子写到：“代替导弹的
是铅笔；代替机枪的是橡皮。”考虑学校生活毫无乐趣，孩子提出
“应使学校破产”.&然而班主任不把这种思想看作是应受鼓励的个性
自由的表现，反而斥责他“让学校破产”的想法是“变态心理”，
“应送精神病院”.&“这位女教师还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大家能理解
治君的想法吗？但没有人举手。治君觉得自己的个性被老师和周围的
同学彻底否定了。此后，治君从高层公寓纵身跳下，断送了无以替代
的个性与生命。”（67）
&&&&杉本治君的命运就是很多中国孩子的真实命运。作者随后悲愤地
&&&&“治君是‘扼杀个性’的划一主义学校教育的可悲牺牲者之一。……
不单是治君一个人，在全国各地学校，不知断送了多少‘治君’的生
命，不知摧毁了多少无以替代的宝贵的‘个性’.&教育者应该刻骨铭
记治君的死，应该牢记治君‘让学校破产’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认
为这次教育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拯救全国各地无数‘治君’的宝贵生命
和丰富的个性，让致‘治君’于死地的划一主义的教师、学校和制度
破产。在幼小的治君的文章里，具有对21世纪文明转折的敏锐的预感。……
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是落伍于时代的19世纪的人们对于来自21世纪
的留学生――‘治君’们实施了善意的私刑，并且自古以来，没有什
么能够比‘正统人们’愚蠢的善意更为糟糕的了。”（68）
&&&&如果说治君死于私刑，那么“考试落榜”自杀的孩子完全死于考
试这个“公刑”.&考试是童年的炼狱。孩子们过早体会到疯狂的生存
竞争，这条路通向的不是自由，而是文化荒漠和人性的萎缩。想到生
存型考试的残酷的竞争和孩子沉重的学习负担，我只能感慨：中国的
孩子太可怜了。学习和考试的压力甚至逼得学生自杀，相关报导日渐
增多。有媒体披露：“学生自杀的年龄由11岁开始恶化，上升到16岁
为高峰期。”（69）“黑色的7&月”埋葬了多少孩子的梦想和生命。
更令人扼腕的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出题”和“阅卷”大人们所持的
陈旧标准和随意性，有人说是“草菅人命”并不为过（70）。
&&&&我倒不是主张要回到文革中“保送上”或取消考试那种状况
中去，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秦晖先生的观点。但是否有一种中间的
道路？事实上有的，美国的教育和日本的教育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借鉴。
我看出路至少有三个，一是教育的多元化解决教育供给短缺的问题，
二是经济的多元化解决教育的需求短缺问题，三是政治的民主化解决
儿童权益和福利的法律保障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成人和他们
的头儿少点私心就足够了。
&&&&我也有一个梦，我梦见有一天，中国取消了“生存型考试”，或
“生存武打”（生存竞争），那一天，中国的孩子们象日本的《儿童
宪章》所说的那样：“&&儿童，作为人，受人们的尊敬。&&儿童，作
为社会的一员，为人们所重视。&&儿童，在良好的环境中为人们所抚
&&&&2&、教育的权力或知识的权力精神虐待的背后是教育者的权威人
格。“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在这里表述为“老师永远是对的”.&学生
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把字写出格子外。在这种管束中，一种
权威意识被体验着，权力欲是一种永恒的恶。
&&&&那种模仿（杜撰？）儿童语气的居高临下的教育方法，是一种爱，
还是是一种伪善的自大，同样值得深思。黑格尔说：“它破坏了、玷
污了他们（孩子）对更好东西的真实的、自发的要求。它一方面使儿
童对精神世界实体性的关系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使他们轻
视人。因为人自己对儿童表现得象儿童那样稚气可鄙，最后，使他们
产生自以为高明的那种虚荣心和自负。”中国电视台的“少儿节目”
完全是的成人节目，那些主持人有话不好好说，他们用一种儿童也不
使用的变态的嗲里嗲气的口气同儿童交谈，仿佛这就是儿童使用的、
低于他们水平的、一种供其欣赏和嘲笑的、白痴式的语言。
&&&&3&、“教育者本人必须是受教育的”“成人教育”不仅是奴化教
育，而且造就“少年老成”这种反常现象，中国的孩子的“成熟”，
市侩和机会主义，是“成人教育”（灌输与摹仿）的最严重的后果。
这不仅和教育理念有关，也关系到教师的业务水平和道德修养水平。
有媒体已经披露了中国教师整体水平令人吃惊的事实。《羊城晚报》
（）还报导了安徽省芜湖市狮子山小学的一件丑闻：老
师为提试成绩的名次，哄骗学生装弱智，结果这名学生被中学
“拒之门外”.&我们有权利质问：我们的孩子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
马克思说：“教育者本人首先必须是受教育的”，如果教师本身未受
过良好的知识和品格的教育，他只能“误人子弟”.&这当然不能完全
责怪教师，是什么在“误人教师”呢？为了考孩子人类社会绞尽脑汁，
可谓机变百出，然而谁来考考孩子的人？谁来考考考孩子的人？
&&&&三、疯狂的屠杀
&&&&一方面是对孩子的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更多孩子的杀戮与迫害，
所有持儿童工具主义的政治文化莫不如此。以政治理由杀害孩子和迫
害孩子，这足以证明这样的政治是彻底的野蛮和原始，足以宣告人性
的失败，足以提示人类反省进化道路上的迷误，或意识到尚面临巨大
的进化差距。
&&&&“真野蛮”杀害无辜的孩子是真野蛮。自以为应当如此，自以为
如此英雄，自以为得计是真野蛮。千方百计掩饰暴行、拒绝忏悔甚至
利用悲剧是真野蛮。
&&&&当我整理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的时候，我的心在流血，我反复地
问：这是为什么？我的心一阵阵痉挛：看看这些纪录，我感到那是在
杀我――“始做俑者，其无后乎”？
&&&&我选摘一些相关纪录在这里，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念，为真野蛮提
供一个永远的注释，为千年审判提供充分和足够的证据：
&&&&1&、有些州的那些发了疯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不仅指控成年人进行
反革命和恐怖活动，而且还指控小孩进行了这些活动，例如在列宁斯
克－库兹涅茨克市……逮捕了60个10岁的至12岁的小孩，他们被指控
建立“恐怖的反革命组织”……同时还有100&多个孩子被立案审查。……
柯秀尔坚决拒绝假交代，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16岁的女儿带到审
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交代”上
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就卧轨自杀了。……一些有名的
“人民的敌人”的未成年子女也被逮捕……有时内务部机构不仅枪决
了“人民敌人”的妻子和成年子女，而且也枪决了未成年的青少年……
他们的年龄都在14－16岁之间。……许多“人民敌人”的孩子以后的
40年代被逮捕并被流放。……几十万无辜的人们，包括妇女、儿童和
老人也被逮捕并被强行迁往我国的某些边缘地区……不少老人和孩子
死在途中……肮脏的货车车厢里装满着妇女和儿童，几乎满得不能再
满，他们大多数人在祈祷和哭泣。（71）
&&&&2&、&日，纳粹在乌克兰的杜布诺镇杀害了5000名犹
太人。“党卫军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
童脱下衣服。……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一个1&周岁左右的孩子，
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
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10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
忍着满眶泪水。父亲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
解说些什么。”（72）
&&&&3&、在这个小村子（邱亮村），我目睹了野兽般的野蛮行径和难
以言表的悲惨情景……据说师团长要把女人和孩子全杀了。……一个
老人和一个孩子被带了出来。孩子听到他的家人被刺杀时撕心裂肺地
惨叫，看到凄惨的血，吓得直发抖。老人慌张地紧紧搂着孩子，象是
要替他挨刺刀。在这里，生命不如尘土草介。一阵凶猛的刺杀之下，
老人和孩子倒下了。……老人怎么带着一副难以言表的热爱和痛苦的
表情，在吸吮着他心爱的孙子或儿子的血！他不停地咕嘟咕嘟吸吮着
孩子胸口涌出的血！……他如此爱孩子，他痛惜行将逝去的幼小生命……
这就是战争的本来面目……孩子的鲜血被吸进老人的嘴里，就象孩子
的生命在老人的生命中存活一般。孩子奄奄一息的生命之躯开始痉挛，
迎来最后一口呼吸，死神淹没了他的肉体……我们继续前进。（73）
&&&&4&、一个8&岁的女孩子当了十年反革命：“我们市委宿舍大院墙
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字。……内定重点
是我。……那时我8&岁。……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成反革
命，当做真正的囚犯关起来……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
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X&X&‘.&还在我的名子上打上’X&
‘“.&为了逼迫这个孩子交代反动标语是乃父的指使，”警察叔叔
“拉她去刑场进行了”陪死“，搞假枪毙。（74）
&&&&5&、1966年8&月，北京9&万“黑五类”及其家属子女被强制遣送
出北京。他们在“如狼似虎、皮带翻飞的红卫兵驱赶下，走进了北京
站大门。那神情好像是电影银幕上被日本鬼子驱赶进万人坑活埋的可
怜的中国老百姓。……一个4&、5&岁的孩子没有躲过这一劫难。……
四岁的孩子成为家庭出身的受难者。孩子在皮带下哭喊。母亲听到孩
子哭叫从皮带拳脚下爬起来，……扑向自己的孩子。她坐在地上，把
孩子抱在怀里。孩子哭喊着：‘妈妈，我怕……’母亲的眼睛第一次
涌出了泪水。……那个眉清目秀的苗条少女，她大叫一声：‘狗崽子！
’扑到地上的母子面前，伸出纤细的双手，抓住母亲怀中4&岁的孩子，
一把从母亲怀中夺出，高高举过头顶，大叫：‘你他妈生下来就是罪
过！’随着喊叫，孩子被头朝下摔到坚硬的水泥地上。”（75）
&&&&6&、1970年，18岁的中学生黎莲被这样惨无人道地处决：“‘……
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紧
贴在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
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
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而在医院的手术
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种植从血泊中掠夺来的
肾。”（76）
&&&&把这些悲剧称为事件是残忍的。它不能命名，只能诅咒，只能默
默反省，只能永远记忆。
&&&&第一个悲剧发生在30和40年代的苏联，这样的暴行同样发生在中
国：黑五类的子女实际上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对他们的迫害，
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至少在30年中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必
要代价”.&甚至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的“特务”就“从中
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一直到出6&岁的小特
务！”（77）
&&&&第二和第三个悲剧分别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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