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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我是个一直有压力的人
本报记者　陈菁霞
中华读书报
刘泽华　阎振铎画
&&&&最早知道刘泽华的名字，是因为“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争论。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一个人的名字和一个学派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不多见。而每次因为学术问题引起的争论，同识和弟子们也必会起而支持，成为学界一大看点，这，同样也不多见。
&&&&刘泽华出身于文盲之家，1935年生，少年时期充满了战乱，只上了4年半小学即因内战辍学回家务农。一系列的意外，让他走进历史学科。退休多年后，刘泽华于2013年荣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
&&&&“两次生命的侥幸”
&&&&我是经过几个时代的人，出生时是国民党时代，后来在八年抗日游击战的边沿区，接下来就是国共打仗，1949年以后参与了迄今为止所有的运动。我出生在文盲之家，读书带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小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在街里玩，突然有个相面的过来，说这两个孩子有福相，一定要让他们读书。我父母是老父少妻，父亲那时都快70岁了，听说了这件事情，临终留下遗嘱，无论如何要让这两个儿子读书。
&&&&我们村很小，隔几年才办一次学。我7岁那年学校正好赶上复校，刚上完三年级，学校又解散了，只好去六里地外的邻村上学。那时家里没有钟表，听鸡叫起床。1947年刚上五年级，因为打内战学校解散，只有回家务农。空闲时间迷上了武侠小说和武功。
&&&&这期间有两次生命的侥幸。1947年刚入冬，解放军攻打石家庄，一颗炮弹砸透我家的房顶，正落在我睡觉的炕上，就那么巧，那天我是睡在了隔壁娘的房间，又是一颗臭弹，侥幸一命。1948年土改后征兵，没有踊跃参军的场面，而是按兄弟多少征派。我弟兄五个，四个哥哥中，一位当差抬担架去了，一位参加了革命，一位右眼失明，一位到华北大学当工，家里男丁只有13岁的我，自然由我应征。征四个人，五个人抓阄，我竟然抓空。去的四个人中，两位牺牲，有一位腿残疾只能做后勤。另一位是我的同学，在朝鲜战场上被俘去了台湾。如果我抓到阄，会是什么结果？天晓得！两次涉及生命的侥幸，人们都说我“命大”。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任何理想，我最大的愿望是当个店员，免遭暴晒。
&&&&“糊里糊涂走进了历史学”
&&&&1948年冬偶遇同学，得知学校开设了补习班。回校补习了两个月，1949年春，只上了四年半小学，历来是中等生的我，竟糊里糊涂考上了中学。学校离家15里，走读很难，住校交不起伙食费，痛苦至极。我找班主任要求退学。万万没有想到，老师竟然帮助我解决了伙食费，我感激涕零，当然也感激共产党。当时的政治活动极多，出于感激，我都积极参加。1951年底，上级突然决定我们班提前半年毕业，几乎全部去当小学教师。学生意见极大，嚷嚷罢课抗议。我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当然要响应党的决定，反复说服同学。对我来讲，当个小学教师已经不错了。分配时我意外被留校到总务处当庶务员。1952年秋我竟被保送去天津河北师范学院突击学俄语。学院规定必须满18岁，那年我周岁17，但填的是虚岁，侥幸过关。
&&&&学习十分投入，一年下来，我能读斯大林的苏共十九大的讲演稿。结业时又是出乎意外，发给我们的是专科文凭。回校后我转为教师，1953年秋教初中，1954年春教高中，有不少学生是我初中时低两年级的同学。我全力投入俄文的提高，订阅了原版《布尔什维克》《青年一代》，并开始翻译其中的文章。
&&&&当年秋突然接到调令，让我到石家庄三中（初中）当团总支书记，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必须服从分配。1955年春，让我去从事绝对保密的审查干部的外调。正准备暑期审干，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保定省委党校旁听“苏共党史”。学习了三个月，回来后，我被提拔为副教导主任，那年才20岁。
&&&&1956年初，事前毫无闻知，我被调去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当理论教员。那时干部都要学习苏共党史，赶鸭子上架，我到各单位去照本宣科。这一年又被两次抽调去河北省委党校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957年，中国和苏联发生分歧，停止讲苏共党史，改学中共八大文件。到了6月份，几个青年突然一哄而起，要报考大学，我也在其中，报名最后一天报了名。宣传部长不支持，说你现在是行政19级，70多元。上学一分钱都没有（那年取消调干助学金），毕业后不过56元（反右后降为46元），工作需要你，你个人也不划算，何必迷信大学？我说，既然报了名，让我试试吧。就个人兴趣来说，我喜欢哲学，其次是政治经济学，但要加试数学，不行。文学吗，缺乏天份，只有报历史学吧。同伙都是高中生，全名落孙山，我竟然被南开历史系录取。考上了，上不上呢？我工作后一直负责母亲和妹妹的生活费，如果没了工资，她们的生活费没有着落，我左右为难。8月底，宣传部揪右派拉开序幕，我的几位恩师都牵涉进去。出来与他们斗争，良心说不过去；不斗，就可能被牵涉进去。几天几夜难眠，最后下决心一走了之。走前一天夜晚与恩师长谈，互相泪流满面。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走进了历史学。
&&&&“红得发紫”的日子
&&&&1958年8月，突然接到南开人事处通知，把我提前抽调出来当助教，这真是天上掉馅饼！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理想，没想到刚上学一年就实现了。这年春天历史系连续举行“红”“专”大辩论，争论历史学有什么用？我是一年级唯一的发言者，上去讲了一通马列主义的东西，引起了一些师生的关注。过去工作六年中我很少看电影和玩，全是集中精力学习，读理论著作，像苏联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时是一章一章出版）、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冯定的《平凡的真理》，我都频频地读，不懂的就死记。大概领导认为我还有一点理论水平，又能写点文章，所以把我抽出来也算有所据吧。
&&&&当时，毛泽东号召工农领导干部占领讲台。有一位大厂子的党委书记来南开历史系任总支书记，他要开“历史科学概论”课，我和刚留校的一位学长负责写讲稿，离讲课只有两个月，只能东拼西凑。没想到他挺能讲，上课效果还不错。上学前就买了郭沫若、侯外庐的著作，感到思想史很有意思。思想史在南开历史系属于空白，我提出应增加思想史课程，待我进修后承担，获得领导支持。随后去中山大学从杨荣国先生进修。广州的口粮定量24斤，饿着肚子，咬着牙把先秦思想史都读了一遍。不到一年，体重降了十几斤，又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提前回校。
&&&&1960年以后，学校进行调整，提前毕业的学生，统统回班重新学习。侥幸又落在我身上，只留下了我。此时有决定权的是魏宏运先生，他最初对抽调我有保留。我退休后谈及此事，他只说了一句话：留你没错。
&&&&1961年我的业师王玉哲先生生病，主管教学的魏宏运先生突然通知我，让我讲课。我不知深浅，竟然敢于冒险。还好，没砸锅。此时我的同年级还未毕业。
&&&&我有个习惯，就是把读书的感想记下来写成长编。60年代初，知识分子都不敢写文章，我写了《荀子的重农思想》和《孔子的富民思想》投给光明日报。没想到都登出来了，颇引人注目。
&&&&当时我真是红得发紫，被提升为总支委员。据“文革”中揭发，我还是内定的第三梯队的接班人，拟提升为副系主任。1963年，根据华北局要求，给教授们写学术小传，竟然也有我的小传。这些都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树碑立传的罪证。我自然属于修正主义苗子。40年后，史学家田余庆对我说，1963年他随华北局调查组到南开，曾向南开有关负责人建议，应把刘泽华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与前边说的正契合。
&&&&家庭生活方面，我也非常幸福。老伴是南开历史系同年级同学，上学时追她的人很多，我长得五大三粗，自知配不上，只能单恋。1958年一位老大姐说给我介绍对象，一说是她，我求之不得。1960年患严重肺病时，我怕拖累她，提出分手，她断然否定，要陪我到底，这让我感激一辈子。
&&&&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上“顶”迟群上了“黑名单”
&&&&“文革”乍起，魏宏运即以“走资派”之名被打倒，我无疑是“走资派”的红人。那时写思想史文章大都会背上反党罪名，我写的几篇也难例外，随即就被革命群众揪出来，贬入“中间组”（准牛鬼蛇神）。1967年造反派夺权，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了我，又升级为“牛鬼蛇神”。因实在没有证据，1967年夏天获得解放。南开的两派都是中央文革肯定的，我也要紧跟，促联合，上午跟着造反派活动，下午到少数派那转转。造反派当时气势正盛，说我是“内奸”，要除奸，吓得我跑了。后来武斗升级，掌权派来抄家，幸亏文革一开始，我就把日记、文稿销毁了，只抄走一些书，有人顺手偷走存折。
&&&&1968年工军队占领学校，人被分为五等：“忠字”学习班，“立新功”学习班，“斗资批修”学习班，“坦白从宽”学习班，“抗拒从严”学习班，我属于第三种。1969年党员登记，我第二批才过关。接着清查“5·16分子”，我又成了怀疑对象。后来负责“5·16”专案的人告诉我，是北京学部（社科院前身）大“5·16分子”洪涛（十几年前相识，后没有往来）咬了我一口。直到1973年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案。其实，“文革”中，我没参加任何活动，领导者都知道，虽然政治上不用我，但在业务上对我还是重用的。1971年，南开招工农兵学员，我被任命为教研室副组长，只管业务。魏宏运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后被结合。他抓业务，命我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1973年写出初稿，被人民出版社看上，几经修改，1979年正式出版。出乎意外，1978年底，我由一名大学都没有毕业的助教破格升为副教授。
&&&&1974年，由姚文元提议、毛主席批准的“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我当时下放劳动却意外被指定与会。会议以“以儒法斗争重新改写历史”，“儒法斗争贯彻到党内”为主题。这时候我多少有一点自主意识，冒冒失失地在会上唱反调，认为盐铁会议以后就没有明显的儒法斗争了，怎么能用儒法斗争改写历史？儒法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与共产党根本不搭界。知识分子的“克星”迟群一听我发言，即刻打断，命我少讲。我回应说应该让我讲完，硬是接着讲。下来有人说，你怎么敢顶迟群，我说我不认识迟群，我讲的是事实嘛。因为“唱反调”，成了顶“四人帮”反潮流的人。那次参加会的还有杨荣国、杨宽一批学者，唐长孺在会上发言讲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儒法斗争，老先生一辈子后悔，冯友兰也在会上大讲特讲一番。1978年，《历史研究》和《人民教育》杂志清理这次会议，发现整了我的“专项材料”，上了“黑名单”。大约是暂缓批党内的“大儒”（周总理），侥幸没有被派上用场。
&&&&“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
&&&&1978年6月，史学规划会议筹备会在天津召开，会议有两个特约代表，一个是李泽厚，一个是我。我做了一个题为《打碎枷锁，解放史学》发言，这八个字是冲着最高指示“史学要革命”来的，不过不能直接说“最高”，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黎澍主持会，让我放开讲，不受三十分钟（发言时间）限制。这篇文章很快在《历史研究》上发表。
&&&&“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的念头是在70年代后期萌生的，在我1976年日记中有记录。把隐秘的思想落实在文字上，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我的日记确实是够“罪大恶极”，其中既说到“神明”，也说到“秦始皇”，还说到了乌托邦等等。我对“文革”的看法大体也形成于这一时期，认为是神明+秦始皇+乌托邦的混合物。追随这种混合怪物，怎么都不会得到正果。当时有“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做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的顺口溜，很说明问题。
&&&&日记是我观念转变的标志。长久习惯于“紧跟”、“听喝”之后，从被动性的思维转向自主性的思维也不那么容易。“四人帮”垮台，我非常激动，写了多篇批判文章，一日突然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路数、文风、语言仍然没有摆脱“文革”思维，只不过把矛头对准“四人帮”而已。我开始反思问题的症结，对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说萌生了疑问。此前，这一理论是极其神圣的，谁敢对这一神圣观念发疑，谁就倒霉。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的时期，这一套理论依然是神圣的。但想来想去，必须向这一理论发疑，于是横下一条心，1978年下半年，我与王连升合写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文，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来修正当时神圣的阶级斗争说。1979年3月底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我们向会议投稿，被接纳，要我在大会上发言。会议期间传来北京的强音，主持者犹豫了，秘书处的负责人通知我不发言了，收回铅印稿，过了几个小时又通知发言。这篇文章是我从教条主义束缚中向外蠕动出来的标志，与戴逸、王戎笙先生的文章，成为史学界和理论界关于历史动力问题大讨论的由头文章。现在看，文章还有很重的八股气，但在那个时代是相当“冒犯”的，直到1983年“反精神污染”时，还遭到史学界一位大人物的斥责。
&&&&王权主义研究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曲折很值得反思，其中，政治思想的反思尤为重要。“文革”的问题太多，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姑且用“现代封建主义”（目前关于“封建”这个概念争论分歧很大）这几个字来概括。黎澍先生1977年写了一篇谈现代封建主义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有很强的共鸣，坚定了我研究政治思想的想法。
&&&&在梳理、分析史实过程中，形成王权支配社会的观点，这是我讲王权主义的核心点。王权主义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其历史作用与历史价值是另一层次的问题。我的论述涉及方方面面，但有三个主要点：一是先秦诸子，除部分庄学、农家外，主要流派争论的焦点是实行什么样的君主专制，这奠定了其后政治思想的范式；二是社会结构中的支配成分——贵族、官僚、豪族地主，主要不是“地租地产化”，而是权力地产化造就的；三是王权至上观念对整个思想文化具有控制性。王权支配社会既是我的结论又是我的解释体系。现在批评我的人一看到我说王权主义，就扣上“虚无主义”的帽子，他们把“王权主义”作为否定概念，我则是作为一个描述和分析概念。对于王权主义，我强调要在矛盾中陈述，不是简单的全盘肯定，也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
&&&&我过去是防御性思维，处处是“怕”，能有什么创见？研究应该是进取性的思维，要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进行开拓。这个观念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就清楚的，日记是我转变的一个坐标，希望有机会能刊出。
&&&&我是个一直有压力的人，前半生的压力说了，后来，我又被选为系主任，又是学术带头人，得拿出主意和东西来才行。别的不说，在国内我主持率先开设了“文革”史、人权史、国民党史，讲正面抗日，进行双语教学，还开设了计算机与史学研究等课，当时有些人忠告我不要找麻烦，我说当系主任连开课的权力都没有，那就不如下台求清静。以后又是多个学术项目的带头人。所以一辈子处在一个压力状态。当然我也很感谢年轻的伙伴们，他们对我很关心，按说70退休，他们知道要进行新的定级，让我定级之后再退。退休多年之后，2013年又被授予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
&&&&我这个人不聪明，底子又差，记忆力也不好，所以首先做的是文抄工（不是“公”），每读书必抄，算下来总共抄了几万张卡片。批评者没有人从资料上把我推翻。我的一些考证文章到现在仍经得起考验。最得意的是我发现了战国“授田制”，这是一个大制度啊。
&&&&我给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笨候鸟，肯于苦思。多年来专注于政治思想及其相关问题。飞来飞去加苦思总能发现新的问题，也陆陆续续写了些文章。前不久出版了由我任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这是一群学术伙伴多年合作的成果，对我而言算是画了一个句号，刚好是八十小寿。只要我的身体允许，不拟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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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都会感到压力，身边的好朋友却是考试的敌人，你都会被别人家的孩子打败的，无论你考得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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