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离不开世界，只有融入经济全球化才能拥有光明的前景。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中国，必须对内对外进一步表明坚定融入全球自由经济秩序的决心，在脚踏实地地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同时，依据共同话语富有成效地开展国际沟通交流与合作。本站为大家整理的相关的浅析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供大家参考选择。

　　浅析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1

　　内容提要：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已经使全球化进程呈现倒退趋势，疫情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了反对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力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虽然疫情不断催生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合作需求，但短期内难以阻止全球化倒退步伐。疫情之下，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影响力不断提高。疫情后，中国将进一步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新冠疫情;经济全球化;反全球化;世界经济

　　作者简介：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人员跨国流动，也间接影响了货物与资本跨国流通。若以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程度来衡量经济全球化程度，2020年这场新冠疫情显然对全球化造成了严重冲击。虽然疫情终将会过去，因疫情产生的隔离也会结束，因隔离产生的对商品和要素流动的限制以及对全球化的短期负面冲击也会消解，但是重大历史事件除了产生短期影响之外，也常常会造成一些长期影响。新冠疫情是否会对全球化进程产生长期影响?全球化在后疫情时代是重回原有轨道，还是偏离甚至反转原有趋势?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一方面需要理解疫情暴发前全球化原有的发展趋势及其背后的推动力，以及疫情对原有推动力的长期影响;另一方面还需要寻找疫情是否催生了新的推动或阻碍全球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未来的演变态势。

　　疫情暴发前全球化已出现倒退趋势

　　从历史上看，虽然经济全球化总趋势不断深化，但并非一帆风顺。公元前100多年，古丝绸之路被打通并用于跨国商贸往来，几经兴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得以大发展大繁荣。15世纪后，航海技术进步和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建立在殖民贸易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但是，殖民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殖民地的独立与反抗常常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阻力，而此轮全球化也终结于“一战”。“一战”结束后，在各国实现短暂的战后复苏与稳定后，贸易壁垒、竞争性货币贬值和经济危机等因素再一次导致全球化出现倒退。“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分裂为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主的两大体系，全球经济活动之间存在一条人为设置的鸿沟，直到冷战结束才得以消失，经济全球化也由此进入一个高歌猛进的时期。若从技术进步不断降低商品、要素和信息跨国流动成本，提高跨国流动便利程度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应该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然而，“可逆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再一次出现逆转。

　　2008年以后，全球化倒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程度降低。按照2008年美元价格计算，全球出口总额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2008年的25.9%下降到了2018年的22.9%;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与全球GDP之比从2007年的3.8%下降到了2018年的1.2%。二是全球关税削减进程趋缓。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世界平均关税税率出现了显著下降。1996—2006年全球各国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从6.2%下降到了3.2%，十年间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是金融危机后，全球关税削减进程明显放缓。2006—2016年全球各国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从3.2%下降到3.0%，十年间仅下降了0.2个百分点。三是全球贸易限制措施增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监测数据显示，2009年各国实施进口限制措施73项，仅覆盖全球进口总额的0.6%;但到2018年，生效中的进口限制措施已高达1463项，覆盖的全球进口总额比重上升至7.5%。

　　2016年之后，全球化倒退迹象更加明显，其中以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反全球化贸易政策最为突出。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次倒退，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则对全球一体化进程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公开反对全球主义，主张“美国优先”政策，其对经济全球化的破坏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阻止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发挥作用。最典型的事件是阻止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导致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陷入停摆。世界贸易组织不仅已经无法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而且不再能维护世界贸易秩序，特别是不再能对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秩序的行为进行裁决。二是重谈贸易协定，加入保护主义条款。例如，《北美自贸协定》最终转变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后者明显提高了劳工标准和原产地标准，限制了跨国公司将墨西哥作为生产基地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些标准正被美国推广到其他贸易协定中，跨国公司在全球跨国配置生产活动将会受到严重制约。三是使用国内法增加关税，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如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的232条款，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铝进口增加关税，并一直准备对汽车进口增加关税，以保护美国国内的钢铝产业和汽车产业。四是限制移民以保护国内低收入人群。如修改签证和移民条件，限制对美国的人口流入;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阻止拉美人口流入美国。五是对中国采取有针对性的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如收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和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审查，对华为等高技术企业“断供”并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加入孤立中国的“毒丸条款”，以及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等。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并非如其自身所宣称那样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对等”的贸易秩序，而是明显地通过限制他国来保护本国利益。这些政策破坏了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得以快速推进的制度基础。

　　疫情对全球化倒退的助推作用

　　全球化之所以可逆，是因为存在两个反对全球化的群体。一是全球化中的受损群体。全球化会带来明显的利益，正是对全球化利益的追求推动了全球化不断前进。但是，全球化使一部分群体受益的同时，却使另一部分群体受到损害。因而，当支持全球化的群体或其代表在政策制定中居于主导地位时，全球化就会快速推进;当反对全球化的群体或其代表在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全球化就会受阻甚至倒退。二是虽在全球化中获益但对利益分配结果不满的群体。全球化的利益还存在一个分配问题。殖民时期的全球化利益分配可能更多地依赖暴力，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利益分配则可能更多地依赖市场。在由市场决定利益分配的时期，市场规则和市场条件能显著改变利益分配结果。对全球化利益分配结果不满的群体，总希望改变市场规则和条件，而市场规则和条件的改变往往会影响全球化进程，甚至造成全球化倒退。

　　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20世纪90年代，支持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和代表跨国资本的发达国家政府，以及一些希望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由于担心国内产业和相关群体在全球化中受到过大损害等原因，对全球化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发展中国家曾联合起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反对过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由于在当时的国际经济政策制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因此反对全球化的力量没能阻止全球化的步伐，尽管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确实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负面影响。

　　2008年之后到疫情暴发之前的全球化呈现倒退趋势，开始反对全球化的正是过去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仍然在国际经济政策制定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疫情之前全球化的倒退趋势，是两大反全球化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国内矛盾爆发所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国内居民收入不平等、社区或地区发展失衡、制造业衰落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有诸多原因，比如财富向资本过度集中、技术进步等。但是，这些问题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产物，因而全球化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受到质疑。这些问题中的受损群体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发达国家采取鼓励制造业回流、阻止跨国公司全球配置产业链、保护本国产业等措施，正是这股力量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试图遏制中国而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获得了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向美国快速接近。这是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结果，也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同样获得了大量利益，但他们片面地认为中国获得了更大利益，全球化更有利于中国，因而开始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对中国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特朗普政府更是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通过提高贸易壁垒、加大技术封锁和技术打压力度等措施阻止中国快速发展。

　　疫情之前的这两股反全球化力量并没有因新冠疫情受到削弱，反而因疫情得到强化。由于新冠疫情正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短期经济衰退和长期经济低迷，故其要求制造业回流的意愿更加迫切，其失业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希望得到保护的要求更加强烈和急迫，因收入不平等和制造业衰落等因素所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也会因疫情而得到强化。随着中国经济趋于向好发展，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可能趋于恶化，中美经济实力缩小进程可能进一步加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施压可能加剧，由此而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同样会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反全球化力量。新冠疫情暴露了供应链全球配置所产生的脆弱性。新冠疫情引起的经济活动停顿，不仅从需求方对企业造成严重影响，还从上游供应方对企业造成冲击。上游供应链一个环节的中断，将导致整个产业链的生产停顿。此次疫情已经显示，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一旦发生生产和交易停顿，会给全球生产链带来巨大冲击;一个对全球供应链依赖度较高的国家，一旦发生国际交易中断，其国内产业链也将受到严重负面影响。追求长期稳定发展的国家，可能会因防止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而将供应链更加收缩于一个国家或者更少的国家之内。另外，新冠疫情加深了经济物资的国家安全属性。口罩、医疗防护用具和救治设备等过去可依靠市场获取并进行储备的物资，在新冠疫情引起的国家安全风险面前，具有了更加明显的国家安全属性，其国内生产能力得到更大的关切。新冠疫情背景下，各国还对相关物资的国家安全属性进行重新定位，并通过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维护本国具有国家安全属性的产品的生产。为降低供应链全球配置脆弱性和战略物资全球获取的国家安全风险，各国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会为疫情后的反全球化注入新的力量。

　　追求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企业仍然将按照市场原则致力于在全球配置供应链。但是，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推动全球化的一直是经济，但是塑造全球化的却是政治。产业链稳定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是确实存在的威胁，更是一个实施贸易保护的借口。疫情之前，美国就已经滥用国家安全借口实施贸易保护。疫情进一步凸显产业链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或由此导致一些国家以产业链稳定和国家安全为由，修改经济规则、改变市场条件、增加企业跨国配置供应链的成本，甚至对部分被认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生产活动施加直接限制措施。这些行动会使全球化出现进一步倒退。

　　疫情产生的全球化推动力

　　新冠疫情在强化过去的反全球化力量和产生新的反全球化力量的同时，也催生和强化了一些支撑全球化前进的力量。这些力量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疫情催生了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合作需求，二是疫情使得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新冠疫情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大了国际合作需求。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除了少数国家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控制住疫情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需要依靠国际合作甚至国际援助才能控制住疫情蔓延。对中国而言，即使采取有力防控举措控制住了疫情，但在世界其他国家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仍然会受到境外疫情输入的影响。可见，国际合作对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至关重要。解决威胁人类的全球性问题正是推进全球化的良好契机。

　　但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需求还没有形成一股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劲力量。在一些国家，这种危及生命的新冠病毒并没有被当作最严重的威胁，抗击疫情挽救生命也没有被当作最优先的任务，而是受到其他目标的干扰。各国抗疫政策并不完全一致，各自为政、不愿付出代价、不愿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科学抗疫政策的现象比较普遍，国际合作的基础受到削弱。特别是美国抗疫不力，导致其不仅无力推动国际抗疫合作，而且试图将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推给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并宣布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美国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新冠疫情下的国际合作，极大地制约建立更加有效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机制。

　　新冠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也产生了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需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5.7%下降至2008年的3.0%;即使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世界GDP仍然保持了0.01%的增长率，没有滑入负增长。但受此次疫情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世界GDP增长率将从2019年的2.9%下降到2020年的-4.9%，降幅将近8个百分点。2009年美国失业人数最高时达1500万人;而到2020年4月，美国失业人数已从上一个月的700万人激增到2300万人。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衰退幅度均可能超过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那次金融危机催生了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这一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短期内遏制了保护主义势头，形成了推动国际合作的新机制。新冠疫情产生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需求再次兴起。2020年3月26日，G20轮值主席国沙特以视频会议方式，主持召开了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会议成果显示出各成员国强调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会议召开在短期内起到了阻止保护主义抬头的作用。但是，这次G20峰会并没有形成进一步推进政策协调的机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类似，G20在全球政策协调中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弱化了。

　　总体上看，疫情产生的国际卫生合作需求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需求在短期内并没有形成推动全球化的强大支撑。如果疫情持续蔓延且经济持续衰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认识到只有国际合作才能彻底控制住疫情和实现经济复苏，支持国际合作和全球化的力量可能会得到强化，全球化的倒退将受到一定制约。

　　同时，疫情还凸显和强化了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作用。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一支更为重要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抗击疫情和迅速恢复经济的实际成效远好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因而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和经济政策在国际上具有更大说服力和影响力。二是中国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持续上升的经济实力，特别是持续扩大的国内市场和对外投资能力，使得中国推动全球化的能力不断提高。三是疫情后中国仍有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推动全球化的坚定意愿。中国对闭关锁国的不良后果深有体会，因而坚定地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当做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持续推动对外开放，不断降低贸易壁垒，完善营商环境。十八大以来中国更是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力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疫情过后，中国虽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安全挑战，但不会改变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的态势。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上升对全球化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中国实力上升加大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和打压，这对全球化有阻碍作用;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又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中国实力上升有助于全球化发展。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这两方面的作用将因中国实力上升而同时加大。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大，中国将在推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成为推动全球化总体上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

　　疫情后的全球化趋势

　　疫情过后，短期内全球化进程仍将倒退，且倒退幅度和速度可能比疫情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疫情之前导致全球化倒退的力量因疫情得到了强化，且疫情催生了新的反全球化力量。而疫情产生的支撑全球化的力量短期内还无法阻止全球化倒退。全球化倒退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损害，并将加深世界经济衰退程度，延长世界经济低迷时间，给世界经济长远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因安全需求产生供应链调整所导致的全球化倒退是疫情过后的一个重大全球风险。这一调整将使相当一部分国家和企业选择牺牲效率来满足安全需求，从而降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更为重要的是，各国为了鼓励供应链集中于国内而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可能对全球化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后全球化倒退的最大风险莫过于世界再次分裂为两个体系。这种分裂缘于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脱钩”“孤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支撑全球化的力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全球化力量将持续激烈碰撞，未来的全球化趋势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从长期来看，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将超过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全球化终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

　　在全球化中受损的群体、认为没有获取足够全球化利益的群体以及由于国家安全等原因而反对全球化的群体，试图在全球化倒退中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全球化倒退又会产生新的更大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只有通过全球化才能解决，因而又会再次促进全球化的发展。这也是全球化总能在曲折中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若能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充分地挖掘全球化的益处，更好地管控全球化带来的损害，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利益，则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努力将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就会更快地反超反全球化的力量，并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行稳致远。(注释略)姚枝仲

　　浅析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2

　　必须集中优势、集合资源，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帮助武汉早日控制住疫情，如此方可确保全国安全。本站精心为大家整理了，希望对你有帮助。情势与政策疫情 新冠疫情情势与政策1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1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完全的防控举措，14亿人民同舟共济，在钟南山院士的建议下，武汉第1时间封城，这是建国以来的第1次封城，也是第1个春节期间制止走亲串友的春节，医护人员坚守岗位，春节期间不休假，还在火车站等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排查点，询问旅居史等等，社区、疾控工作人员在小区值守、宣扬，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同疫情展开顽强斗争，并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疫情防控情势延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

　　近段时间以来，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并快速蔓延，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面临极大挑战。据世界卫生组最新数据，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464万例，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已达200多个，国外的累计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还在增加，这可能与国家层面的重视和大家的防控意知趣关，也可能与防护物质的短缺有关。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惟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才能克服疫情，保护人类共同家园。

　　疫情产生以来，中方始终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然、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毫无保存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医治经验，在被有些国家说为“中国病毒”时我们也不靠和对方耍嘴皮子取胜，我们拿出我们对病毒的基因研究分析，用论文和数听说明病毒的起源地，并且加强科研攻关合作，并尽力为各方提供支援，中国政府已向超过12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包括普通医用口罩、N95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等在内的物质支援，中国地方政府已通过国际友好城市等渠道向50多个国家捐赠医疗物质，中国企业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医疗物质。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

　　近日，在我国1些个别地方，如吉林省舒兰市出现了大范围境外输入病例的继病发例，这也提示我们，在全部防控全链条封闭管理中，如果哪个环节出现了薄弱或盲区，都会出现疫情传播的风险。

　　当前，境外疫情爆发增长态势仍在延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延续加大，国内避免疫情反弹的复杂性也在增加。疫情防控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决不能前功尽弃。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有针对性地加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举措，不断巩固防控战果，为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情势与政策疫情论文 新冠疫情情势与政策论文2疫情发展迅猛，使人耽忧。武汉的动态，牵动着全国乃至国际的眼光。

　　23日清晨，武汉市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缘由，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这是本次肺炎疫情防控战打响以来，政府做出的有全局性、决定性的重大举措。从防控角度来讲，它对切断病毒传播途径，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无疑是有益的。这对武汉这座国家中心城市和逾千万市民而言，同时意味着不能不面对的严峻挑战。公共交通暂停以后，市民就诊、购物等市内出行刚需如何保障，政府部门应当有预案。

　　武汉外出通道关闭，还有1个重大议题需要关注，就是物质保障。据相关部门测算，截至31日，湖北本省只能生产医用口罩800万个，防护服200万套，红外测温仪1200套，不能满足全省防疫需要。湖北省拟向国家要求紧急支援，挑唆医用口罩4000万个、防护服500万套、红外测温仪5000套。

　　这些现象，需要关心。这些问题，需要解决。

　　疫情变化迅速，影响民心民情，也会影响市场变化。突如其来的危机，带来防疫物质、生活必须物质的短缺。对此，地方政府部门应由应急物质保障机构，以非常规措施，迅速调集各种物质，满足医疗机构和市场需要，使民众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不安到稳定。

　　以口罩为例，当前，是不是已确保市民人手1只乃至充足?另外，对发热等病症的求医问诊，市民如何选择适合的医疗机构?线下挂号不行能不能线上挂?这些问题都事关万千市民安全，必须及时斟酌和安排。

　　疫情关头，危机期间，应对不可循序渐进，而当有非常之举。此等严峻时刻，相干工商企业需依照紧急部署组织生产和调配，不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民众也应有公共意识，不参与没必要要的抢购。非常时刻保持理性，大家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全国人民也正在和武汉站在同1阵线上，狙击同1个敌人：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肺炎的产生和传播特点决定了，武汉的疫情走向将对全国防控大局起到决定性作用。武汉当前遇到的窘境，应当也正在得到全国人民的帮助和支持。

　　历史总是透亮的殷鉴。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在前，给今天依然能带来重要的现实启示。那就是，作为疫情的主战场，武汉必须打胜这场“保卫战”。只有控制住了主战场的疫情，才能真正切断病毒的外泄，才能在全国范围以最小的代价获得防控新型肺炎的终究成功。除此，我们别无他途。

　　“非典”时，集举国之力控制住了北京疫情，终究全国脱离了险境。今天，我们可能面临一样的选择，那就是必须集中优势、集合资源，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帮助武汉早日控制住疫情，如此方可确保全国安全。

　　这是所有武汉人的心声，也会是全国人民的心声。

　　情势与政策疫情论文 新冠疫情情势与政策论文3新冠疫情目前的传播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正在从全球大流行到全球爆发的进程中了。

　　1：主要大国目前的局面和彼此的关系

　　欧盟是目前整体状态最不好的，不单单是疫情沾染的情况和疫情沾染的发展趋势，而是欧盟各国对疫情的心态问题和1些根本不可能调和的固有的制度面的问题。

　　对欧盟更不利的是各国之间抗疫政策不统1，从最严格的封国的意大利，到准备准备摆烂的英国。虽然已有几个国家关闭边疆，但申根协议之下人员活动无穷制这么多年以后，能否完善履行实在是使人怀疑。

　　欧盟各国间的关系出现裂缝。我们已看到了截留抗疫装备与抗疫物质的新闻了，意大利求助欧盟也无果，中国是第1个响应帮助意大利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发表电视讲话之际，含泪梗咽，控诉欧盟从不团结，向我们中国发出求助。

　　北美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加拿大关闭了边疆，仅开放美国人入境。美国也对欧洲进行了禁航。

　　我们也看到了在杨洁篪与蓬佩奥就美方多名政要就新冠疫情发表的不当言论事件通了电话。

　　杨洁篪指出，美国1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中方警告美方，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任何侵害中国利益的行动都势必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击。中方敦促美方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愿动身，与中方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保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而就在不久之前，刚刚通完电话不久后，床破立刻亲身上阵，推特上对我们进行了污名化和甩锅。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疫情之下，床破仍然选择伤害双边关系。使人遗憾。

　　总的来讲，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我们看到各主要大国并没有出现协商共鸣的积极态势。乃至于彼其间的关系出现了1些阴影。

　　短时间内的无积极合作，小阴影可能也没甚么，若伴随着新冠疫情从大流行到大爆发的长时间压力下，世界各主要大国，区域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倒退。

　　可以说，新冠疫情目前已出现了影响国际关系的趋势，而这个负面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和视察。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来了，且未来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会有更大的变化。

　　太复杂的经济学的东西，我这里就不说了，免的长篇累牍，大家也是有1定基础的。

　　我们拿1个饭店举例子：暂停营业就没有了收入来源，而工作人员的工资要发啊，那就考验这个饭店有多少现金流，现金流够不够暂停营业期间的时间消耗。如果不够那就只有几个选择，要末追加投资，要末借贷，要末倒闭。

　　资金链1断是最可怕的，再大的企业也禁不住资金链断裂。

　　资产负债表短时间恶化严重

　　我们举例美国大企业上市公司A，抗议防疫带来第1个效应就是平常营收减少，也就是公司A的利润率降落。利润率降落的市场预期致使了第2个效应，也就是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兜售，股价崩跌。而股价崩跌就带来了第3个效应：公司A的资产价值急剧下跌。

　　在这类情况下，公司A的资产负债表将显现短时间内的急剧恶化局面。

　　我们还是拿美国市场举例，我们知道美股是机构为主的金融市场，这里单单说其中的1个机构：美国的401K计划将居民部门的养老金与金融市场直接联系在1起，金融市场狂跌也许会让居民部门养老金账户缩水，进而影响到当期和未来的消费支出。

　　减少当前支出就是减少当前消费，这就致使全部市场流通量减少，1环套1环，恶性循环。

　　我们中国是全球第1出口大国，按下暂停键不单单深入的影响了我们自己，也同时深入的影响了世界。特别是出口产品中非终端产品的部份。

　　产业供应链在目前的全球化之下是这样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进口终端产品比例越高，特别是进口低利润率的产品，而出口高利率产品供应链中的上游组件部份。比如说美国进口衣帽鞋袜，出口芯片。

　　而相对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做的更多的是来料组装加工，再卖出去。这样的国家对外贸的依存度就很高。我们中国之前也处于这个产业生态位。

　　而这类生态位在未来几个月是最危险最困难的，中间品特别是我们中国出口的中间品采购的少，那就意味着供应链出现了上游短缺。影响就业、收入和消费。

　　另外一方面，需求链减少就很好理解，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老百姓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减少开支，减少非生存需要的没必要要支出。

　　需求链的减少，反过来也就影响了供应链的供给。

　　经济问题也就只能简单说说原理了。大家看到美股跌成这个模样，心里应当都有数的。

　　3：全球化是不是会有变化?

　　自从床破上台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高喊美国优先的床破也大弄民粹。愈来愈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将衰退。乃至有激进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将终结。

　　我的看法是：全球化不会大范围衰退，更不会终结。但这次的全球新冠疫情也确切影响到了全球化，全球化可能会出现1些变化。

　　为何我认为全球化不会大范围衰退，更不会终结呢?

　　资本和产业现状决定

　　构成目前全球化、产业格局的主要决策者是资本

　　全球化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效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各国基础的不同，造就了全球化中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与产业分工。

　　现在的局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股市狂跌，全球股市随着下挫，中国按下暂停键，全球供应链吃紧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要完全改变是不可能的，乃至要改变现状也不容易。现在全球化局面下，很多国家经济增长都不容易，根本承当不了由于全球化大范围衰退而改变的产业链变更。

　　构成目前全球化、产业格局的主要决策者是资本，资本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的体现。

　　各国政府间的关系也许是建立全球化的基础，但反过来全球化未尝不是维系各国之间彼此关系的纽带呢?

　　举个例子：美国毫无疑问已视中国为全方位的竞争对手，但美国能斩断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么?事实而言，不但斩不断，反而要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美国不过争取的是在中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利益。

　　再举个例子：我们中国能脱离全球化么?我们不但进口大量的原物料，比如石油、各种矿石、木材，更进口芯片等高端产业的上游中间品，于此同时我们中国的全球产业链生态位大致就是中间位置，不但进口大量的原物料、中间产品、终端产品也同时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终端产品。

　　现实来讲，各国特别是各大国根本离不开全球化。

　　全球化有益于我们谋求大国地位

　　甚么是影响力大，就是我缺了你，我还可以找其他的，你缺了我，你过不了，那我就比你影响力大，能影响你。

　　我们中国加入WTO以来，积极参与全球化以来，我们的进步速度是惊人的，发展势头是很好的。我们逐步加大了实际上的影响力。

　　全球权利结构中，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石油期货、亚投行等等，这就是寻求在现有体系下争取改变和谋求本身的更大的权益。

　　全球政治版图上，我们也提出了本身的倡议：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就是我们谋求影响力，谋求大国地位的具体体现。

　　从我们本身的利益动身，我们也应当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全球化。

　　全球化是不是会有改变?

　　客观的说，没甚么东西是1成不变的，全球化也是如此。

　　看准大势，全球化现实来讲已不可逆，作为我们国家来讲全球化更是有益于我们，但我们同时要苏醒的认识到，全球化是必定的，但同时也是在曲折衷前进的。

　　床破是真的反全球化么?美国是真的反全球化么?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实际上床破在构建的是新的N个双边关系与N个新的双边贸易关系与利润分配。他在做的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在全球化中，以美国的超强实力压榨其他国家的利益。

　　之所以床破会这样做，不过是由于：全球化的前进出现了权势的转移、规则的重塑与角色的转变3种变化。

　　也就是我在去年年底写的：《视察世界 全球治理急速降落》与《混乱的2019年可能只是个开始》，两篇文章里提到的，目前的世界格局与利益分配不能体现现在实际的各国的能力与发展潜力。

　　很多国家都会对现状不满，所以才致使了各地动荡。美国眼看着我们中国要追上了，所以急眼了要压榨各个国家。

　　这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前进出现了权势的转移、规则的重塑与角色的转变3种变化。

　　而我们看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确切已有改变全球化的势头出现，很多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埋下了隐患与钉子，而又比如我们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却由于新冠疫情反而产生了更多的情谊。

　　新冠疫情会如何改变世界?如何改变全球化?目前还看的懵懵懂懂。这件事情会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程度而出现变化。会随着各国抗疫的成果而出现变化。

　　我们可以肯定的只有几个点：

　　1、全球化真的不可逆。

　　2、我们要谨慎谨慎争取中国范围内抗疫全面成功的同时，把控好海关入境。

　　3、我们要真的谨慎谨慎、仔细视察全球的变化，真心实意的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负起大国责任。

　　4、广交朋友、把圈子做大，总是没错的。

　　5、雪中送炭机会难得。对特别自负的、自己无能却指责我们的，我们也帮不了，对那些主动寻求帮助的，特别恳切恳切的。能帮1把是1把。

　　危机就是有要挟，同时也有机遇。这是1场世界性的“战争”，而我们唯1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能从中得到甚么。

　　浅析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3

　　美国经济格局目前有三个特征：

　　3. 政客"甩锅"?把矛盾集中到中国

　　滞胀：美国新冠病确诊500万，失业4000万，二季度经济环比一季度负增长32%，整个经济处于严重萧条和收缩之中。近几个月美国政府增发国债3万多亿，美联储又用QE的方式发行超级贷款3万亿美元，货币出现严重通胀。这几个月黄金价格从1000多美元一盎司变成了2200多美元一盎司，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学中最严重的灾难就是通缩，又通货膨胀又经济收缩，经济收缩是灾难，两者叠加在一起就是更严重的灾难，目前美国经济就是通缩状态、滞胀状态。

　　在滞胀背景下老百姓事业、减工资，疫情下显得更加困难，目前民粹主义盛行，容易走极端。

　　政客从总统到国务卿，一要摆脱病毒疫情治理不力，一地鸡毛，甩掉自己的责任，又要摆脱经济收缩的背景下顺应老百姓情绪，顺应民粹主义的情绪，把疫情、失业甩锅给中国，各种稀奇古怪、令人不可思议的论点推出来，在两党政治中出现了对中国的问题各方面的高度统一，形成了谁指责中国谁就是政权，对中国的表达越来越极端。

　　这是目前美国经济格局三个特征。

　　对中国脱钩的措施也越来越具体，具体脱钩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归纳下来有了10个方面的脱钩，十面埋伏，十面脱钩：

　　1. 贸易脱钩：我不卖你东西;

　　2. 投资脱钩：美国在中国的企业要求撤资，不让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

　　3. 资本市场脱钩：已经在美国上市的200多个中概股，被要求退市;正在上市的企业阻力重重;

　　4. 金融保险的脱钩：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为中国企业做融资贷款和保险业务;

　　5. 技术脱钩：对华为、中兴的脱钩;

　　6. 留学生状态脱钩：3万多中国留学生目前比较困难的状态;

　　网络五个方面脱钩;

　　7. SWIFT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清算，也可能发生问题。

　　8. 国家和国家各种商业性、贸易性、经济类谈判脱钩：各种谈判、协议脱钩。

　　9. 中国在海外财产冻结、实行罚款

　　10. 外汇人民币挂钩关系脱钩：香港和美元脱钩

　　80-90%的企业是不会被美国政客指挥的。7000亿美元投资，有500亿美元利润，企业家是会听政客的?还是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益导向这在今后几百年不会变的，这是经济规律。比如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在中国有300万辆汽车销售，如果他听政客撤资他立马从全球一流变成二流企业，他不可能撤资。再比如集成电路，去年中国从美国引进了3000亿美元集成电路，如果脱钩，短期内确实会对中国造成一定影响，但是美国这块市场的企业也会很快死亡，企业进一步研发资金的投入也会萎缩。这些企业听政客的?还是听市场的?

　　这些方面会造成阶段性的困难、逆流、障碍，但是从历史长流来看，不会有影响。但要考虑到政客会发疯的!所以我们要做好总体准备，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非常有效。

　　我们在对付贸易战也好，脱钩论也好，我们遵循四个原则：

　　1.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主席说的哈)

　　2. 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3. 守住底线，灵活定对

　　4. 抓住关键，补齐短板

　　最终黄奇帆相信世界发展趋势，有五个趋势是不会因为短期内政客行为就扭转上百年大趋势：

　　1. 全球化趋势不会变：它不是哪个政府提出来的，而是几百年各个国家的市场交换孕育了这样的趋势，是人类发展的趋势，阶段性会出现不同表现形式，但是总趋势不会变，未来全球化格局会出现"多极化""多元化"的全球化;

　　2. 世界经济东移的趋势不会变：过去四五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东移亚洲的趋势;

　　3. 工业革命不断的让人类从困境中跳出来走上新的平台道路的趋势不会变;

　　4. 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发展，中国更深层次、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趋势不会变：五大要素市场的改革就是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措施，5月份中央又发布了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意见的9个章节34条，这个文件意义不亚于2013年十三届三中全会改革文件，那个文件16章60条300多个到2020年的改革事项，现在2020年到了中央提出了新的改革措施;

　　5. 中国经济具有较大的韧劲、回旋余地、增长潜力，这种潜力在中国内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下，带领中国走向更大的强国之路。合理的情况内循环占80%，外循环占20%，美国、日本都是如此，中国曾经外循环占65%，现在占32%，未来内循环经济总量一定会占80%以上，这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格局也不会变。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位于震中的美国政府出台了史无前例的巨额财政货币救市政策，引发了各界对美元国际地位的疑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美元国际地位不降反升，直接原因在于：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快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元资产的吸引力高于其他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美元指数总体上波动中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包括美元与美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有助于美国将危机成本与救助成本全球化，以及美联储通过双边美元互换协议增强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基础设施。本次疫情后，美元国际地位可能再度不降反升，理由包括：疫情同样重创了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疫情结束后美国经济可能率先反弹；未来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有望继续强化美元与美国国债的避险资产地位；美联储主导的双边美元互换机制在疫情暴发之后再度扩展与强化。 

作者 | 张明（IMI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已经演变为一场肆虐全球的重大疫情，其严重程度仅次于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9日，全球已经有219个国家或地区发现确诊案例，全球确诊人数达到6778.0万人，全球死亡人数达到155.1万人。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确诊人数达到1497.2万人，死亡人数达到28.4万人。此外，印度、巴西、俄罗斯、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疫情也相当严重。不难看出，这次疫情重创了几乎所有的全球经济大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10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会下行至-4.4%。这一增长速度显著低于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根据IMF的数据，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为-0.1%），也创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速新低。根据IMF的估计，2020年全球将有超过170个国家出现GDP负增长，而在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范围内可能失去1.95亿个工作机会。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的严重程度显著超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直追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有观点认为，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相当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加上1929年（大萧条的开端）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冲击，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作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美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面临的冲击可想而知。在金融市场方面，2020年3月，美国股市曾经在连续10个交易日内熔断四次，这一现象此前从未发生过。在2020年2月至2020年3月短短两个月内，美国股市的最深跌幅一度接近40%。在实体经济方面，在2020年年初至3月中旬，美国每周失业救济金初次申请人数平均为24.6万人，而在3月21日－27日、3月28日－4月3日、4月4日－4月10日这三周，上述数据分别攀升至292万人、601.6万人和620.3万人。美国的失业率在2020年4月达到14.4%的峰值，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IMF2020年10月的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将由2019年的2.2%下降至2020年的-4.3%。

为了应对疫情冲击、稳定金融市场与提振实体经济，美国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出台了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财政政策方面，2020年3月27日，特朗普签署了总额达到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相当于美国GDP的10%，无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均显著超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财政宽松水平。货币政策方面，如表1所示，美联储从2020年3月初起频繁出台各类传统或创新式货币政策，无论货币政策出台的频率之高还是货币政策宽松的规模之大，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资产规模迅速膨胀，由2020年2月26日的4.15万亿美元快速攀升至2020年12月9日的7.24万亿美元。美联储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放水再次引发了全球投资者对于未来美元资产被严重稀释、市场价值可能显著下跌的担心。也有观点指出，美国政府这一轮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将会严重削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打开新的机遇。

如何来看待这一问题呢？本文将通过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的方式来试图分析全球性危机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影响。本文首先将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2019年美元国际地位的变动状况，然后解释为何上一轮全球性危机之后美元国际地位不降反升的原因，接着展望本轮全球性危机后美元国际地位的升降前景，最后得出结论。

2008年至2019年美元国际地位变化的特征事实

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也是全球投资者公认最重要的避险货币之一。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无论危机爆发在美国国内还是美国国外），投资者对流动性需求的增强会导致美元供不应求，故美元汇率不降反升。有鉴于此，本部分的视角不是仅仅考察金融危机期间美元地位的增强，而是梳理2008年至2019年这12年间美元国际地位的变化。

众所周知，国际货币有支付手段、计价工具与储备工具三大职能。因此，笔者将从国际支付份额、外汇交易份额与储备资产份额这三个角度，来梳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货币国际地位的变迁。

图1反映了全球主要货币国际支付份额的变动。美元与欧元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大国际支付货币，其相对份额的变化具有高度的对称性。例如，在2012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期间，美元的国际支付份额显著上升，而欧元的国际支付份额显著下降，这可能与欧债危机在2012年再度爆发有关。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7年底期间，美元的国际支付份额有所下降，而欧元的国际支付份额相应上升。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美元的国际支付份额再度上升，欧元的国际支付份额再度下降。总体来看，在2012年下半年至2019年年底，美元的国际支付份额由31－32%上升至41－42%，上升了整整10个百分点，欧元的国际支付份额则由41－42%下降至31－32%，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从2013年8月起至今，美元超过欧元，成为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国际支付货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19年底，英镑、日元与人民币的国际支付份额分别为7.0%、3.5%与1.9%。换言之，人民币作为全球支付货币的角色，距离英镑、日元尚有不小的差距，遑论与美元、欧元相比。

表2反映了全球外汇交易中主要货币占比的变动。美元占比在2007年至2019年期间先降后升，由86%提升至88%。欧元占比则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由2007年的37%下降至2019年的32%。日元、澳元占比在2007年至2019年期间基本上不变；英镑与瑞士法郎的占比同期内小幅下降；加元占比同期内小幅上升。人民币占比虽然由2007年的可以忽略不计上升至2019年的4%，但截至2019年排名仅为第八位。不难看出，在全球外汇交易占比方面，美元相对于欧元等其他货币的优势要显著高于国际支付方面。

图2反映了在向IMF报告其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成员国的外汇储备中，各类币种资产占比的变动。美元资产占比由2017年底的63.9%一度上升至2015年底的65.7%，之后下降至2019年底的60.9%。欧元资产占比则由2007年底的26.1%下降至2019年底的20.1%。日元资产占比由2007年底的3.2%上升至2019年底的5.7%。英镑资产占比在同期内基本上稳定在4.6－4.8%左右。人民币资产占比由2007年底的零上升至2019年底的2.0%。总体而言，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在过去十余年来有所多元化。但由于美元占比与欧元占比几乎同步小幅下降，导致美元在储备货币方面的优势地位并没有被显著削弱。

综上所述，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起至2019年，从国际支付、外汇交易、储备资产三方面来看，美元在国际支付与外汇交易方面的地位有所上升，在储备资产方面的地位仅有轻微下降。在国际支付、外汇交易、储备资产三个维度中，截至2019年底，美元与欧元占比的比率分别为1.3倍、2.8倍与3.0倍。这说明美元在储备货币维度的优势地位最强，在外汇交易维度的优势地位次之，而在国际支付维度的优势地位最弱。

为何美元国际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不降反升

为什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重创了美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但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降反升呢？厘清这其中的原因，对于我们预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元国际地位的变化前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美元国际地位在2008年至2019年期间不降反升，有三个直接原因，以及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直接原因之一，是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恢复的速度和水平，要显著快于和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如图3所示，虽然次贷危机爆发在美国，但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最深重时，美国经济的跌幅（-2.5%）要低于日本（-5.4%）、欧盟（-4.3%）与英国（-4.2%）。更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速度要快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例如，2010年至2019年期间，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的经济增速年度均值分别为2.3%、1.6%、1.3%与1.9%。2019年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3%、1.5%、0.75%与1.4%。美国经济的增速之所以快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速度与规模要快于、大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欧盟），另一方面则是其他国家各自面临的问题。例如欧盟爆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长期以来没能摆脱低水平增长的局面，而自2016年起不断发酵的英国脱欧则严重拖累了英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

直接原因之二，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国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吸引力总体上强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如图4所示，2008年底至2019年底，美国、英国富时100指数、日经225指数、法国CAC40指数与德国DAX指数的累积涨幅分别为228.3%、72.7%、167.0%、85.9%与175.4%。换言之，美国股市的涨幅在这一时期内位居主要发达国家首位。如图5所示，2006年底至2013年上半年，美国、欧元区、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相差并不显著。从2013年下半年起至今，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显著高于欧元区10年期国债，这与欧债危机的爆发拉低了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有关。从2016年下半年起至今，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显著高于英国10年期国债，这与英国脱欧的演进拉低了英国经济增长前景有关。换言之，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2019年底，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四大发达经济体中最高。更高的国债收益率会对实施持有到期策略（Hold to Maturity）的长期机构投资者（例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直接原因之三，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元指数总体上在走强。如图6所示，美元指数在2008年至2019年期间呈现出波动中上行的态势，由2008年底的81.2上升至2019年底的96.4。在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之初，很多学者与投资者都担心，美联储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导致美元汇率显著贬值。但事实表明美元指数在过去十余年总体上不降反升。从图6中不难看出，美元指数上升最陡峭的时期，是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考虑到2014年是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时期，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似乎是，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元汇率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并未导致美元汇率显著贬值，但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却导致美元汇率显著升值。此外，2018年至2019年期间，美元指数再度显著升值，这次升值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中美经贸摩擦为代表的全球不确定性上升，以及美联储在2018年加息4次。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美元国际地位不降反升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美元作为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全球最重要金融市场的角色，有助于把美国国内危机成本与政策成本全球化，这种既有优势能够帮助美国政府更顺利地渡过危机。例如，美元与美国国债一直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避险资产。一旦大规模危机爆发（而不论危机是否爆发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全球机构投资者的自然反应都是减持其他币种资产、增持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这就使得美国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遭遇大规模资本外流与国内资产价格下跌之间不断加强的恶性循环。再如，尽管美国政府的财政救市政策导致政府债务显著上升，但美联储可以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购买政府债务，从而使得美国国债利率不至于过快上升。如果其他国家采取相同措施，投资者很快就会担心其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以及本币贬值的可能性。但美国实施了很长时间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却依然强劲。换言之，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以及全球最大最深的金融市场，赋予美国政府很大的优势来更加从容地应对金融危机。又如，尽管美国有很大规模的全球净债务，但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持续为正，这说明全球范围内对收益率偏低的美国国债具有持续强劲的需求，从而能够为美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更具风险性的高收益投资不断融资。这种国际净债务加海外投资正收益的格局，说明美国在与全球的交易中获得了双重收益。

美元国际地位不降反升的深层次原因之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通过与其他央行建立双边美元流动性互换，以及将原本临时性的双边互换措施常备化，强化了美联储事实上的全球央行地位，增强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金融基础设施。在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先后与欧洲央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澳大利亚央行、丹麦央行、瑞典央行、挪威央行、巴西央行、墨西哥央行、韩国央行、新加坡央行签署了临时性双边美元互换协议，以在危机期间为这些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2010年，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美联储恢复了与欧洲、英格兰、瑞士、加拿大、日本央行的双边美元互换，并数次延长协议期限。2013年，上述六家央行宣布把双边美元互换协议常态化、制度化，建立一个由美联储主导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以长期稳定国际范围内的美元流动性供给。事实上，2011年，一些学者就提出通过将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多边化与制度化、建立全球货币互换联盟来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想法。六家发达经济体央行将双边美元互换由临时性安排转变为永久性安排的做法，事实上在IMF之外创建了一套新的储备货币供给体系，强化了美联储作为全球范围内美元流动性提供者的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未来是否会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

如前所述，美国是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重灾区，目前美国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均居全球首位。市场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将陷入深幅衰退。为了应对疫情冲击、稳定金融市场与提振实体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与货币宽松举措。如图7所示，从2020年3月中旬起，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资产开始新一轮快速上涨，由3月中旬的4.3万亿美元左右上涨至12月初的7.2万亿美元左右。正因为如此，目前已经有观点认为，美联储的大放水使得美元正步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2.0时刻”。

有观点担心，新冠疫情爆发后，外国投资者将会显著减持美元资产。然而如图8所示，2020年1月至9月，外国投资者买入美国长期证券规模月均6.04万亿美元，高于2019年4.99万亿美元的月度均值。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3月与6月，外国投资者买入美国长期证券规模更是分别上升至8.81与6.38万亿美元。当然，从外国投资者净买入美国长期证券规模来看，在2020年3月与4月，分别出现了-1282与-1349亿美元的净出售。不过在2020年5月至9月期间，外国投资者对美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已经恢复到月均758亿美元，相比之下，2019年外国投资者对美国长期证券净买入的月度均值仅为320亿美元。上述分析说明，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外国投资者并未显著减持美元资产。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最终结束、全球经济触底反弹之后，我们很可能会发现，美元作为全球支付货币、交易货币与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会再度得到增强。

原因之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在重创美国的同时，也重创了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换言之，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并未能够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置身事外。目前全球范围内最能挑战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潜力的，自然是欧元。但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冲击，并不比美国小很多。例如，根据IMF2020年秋季报告的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将由2019年的2.2%降至2020年的-4.3%，而欧元区经济增速将由2019年的1.3%降至2020年的-8.3%，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速与欧元区经济增速的差距将由2019年的0.9%拉大至2020年的4.0%。在欧元区国家中，本次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2020年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为-6.0%、-9.8%、-10.6%、-12.8%，无一例外地都低于美国。日本与英国2020年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为-5.3%与-9.8%，也均低于美国经济增速。

原因之二，是在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美国出台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的速度要快于其他发达国家、幅度要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决定了，在疫情结束后，美国经济的反弹也很可能再次快于其他发达国家。例如，尽管民主党控制国会之前对特朗普政府百般指责与刁难，但疫情暴发后，共和党与民主党却摒弃前嫌，很快就2.2万亿美元的巨额财政刺激计划达成一致。相比之下，欧盟却迟迟不能就扩大性财政刺激计划达成一致，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规模也远低于美联储。这就意味着，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反弹快于欧洲的格局，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重演。

原因之三，是未来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有望强化美元与美国国债的避险资产地位。目前来看，美国企业债市场、南欧主权债市场与部分基本面较为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例如阿根廷、土耳其、南非、马来西亚等）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三大潜在风险点。不过，美联储在3月23日推出的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公司信贷便利（PMCCF与SMCCF）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美国企业债市场的大规模违约风险。一旦南欧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短期资本从这些国家或其他国家流出、重新流入美国市场避险，依然是大概率事件。此外，即使在2020年3月9日至18日期间，美国金融市场因为流动性危机而出现了美股、美国国债、原油、黄金价格集体下跌的局面，全球短期资本却依然在大规模流入美国。

原因之四，是美联储主导的双边美元互换机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再度扩展与强化，未来可能升级为能够与IMF相提并论的全球流动性供给机制。如前所述，在疫情暴发前，美联储与加拿大央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这五大外国央行已经达成长期协议，允许它们在金融机构面临压力时提高美元流动性（这一协议可以称之为C6联盟）。在2020年3月16日，美联储联合上述五大央行宣布采取协调行动，将利用现有货币互换额度为美元流动性提供支持。各央行一致同意将货币互换协议价格下调25个基点。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将原有的7天期货币互换操作频率由每周调整为每天，于3月23日生效，并持续至4月底。另外，每周84天期限的操作仍正常进行。美联储强调，此次操作旨在为国内外家庭和企业提供信用支持。而在3月19日，美联储与另外9家中央银行创建了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和瑞典各自达成不超过600亿美元的新互换安排，与丹麦、挪威和新西兰各自达成300亿美元的安排。美联储表示，互换持续时间至少为六个月，将以总计4500亿美元的资金来确保全球依赖美元的金融体系继续运转。这就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得C6联盟扩展为C15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以美联储主导的双边美元互换体系已经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大型发达经济体以及一些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这是美国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非常特别的双边流动性互换机制的延续。如果未来这一体系继续扩展并寻求长期化、多边化与制度化，这就意味着美联储另起炉灶，在IMF之外重新建构了一套新的全球流动性供给机制。这一方面将会继续强化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没有被纳入这一机制的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从正面意义来看，美联储主导的双边美元互换机制的确能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迅捷地为签约国提供短期美元流动性支持，避免该国金融市场因为流动性危机而动荡加剧，甚至爆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换言之，美联储主导的双边美元互换机制可以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反面意义来看，其一，在选择与哪个国家签署双边美元互换机制方面，美国政府有其条件。譬如，如果中国试图与美国签署双边美元互换机制，估计难度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美联储的双边美元互换注定是一个贯彻美国国家利益的碎片化机制。其二，美联储主导的双边美元互换意味着IMF将面临更加尴尬的处境。一旦成员国面临流动性问题，如果该国已经与美联储签署了双边美元互换，那么该国就会在向美联储求助与向IMF求助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这个国家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条件更加优惠的、附加要求更少的融资来源，因此，IMF的危机救援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被边缘化。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的上述分析，并非意味着在任何情景下，美元的国际地位都会固化在国际货币金字塔的顶端，也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承担美国国内政策的负外溢性。笔者上述分析的言外之意是，国际储备货币的演化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过程。一旦特定货币成为了主要储备货币并保持了较长时间，那么国际社会就形成了依赖该种货币的制度惯性或网络正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犯下了重大错误，或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遭遇了重大危机而不能自拔，或重大竞争对手快速崛起，否则储备货币的更替将会经历很长的时间。例如，从当前国际货币的现实来看，最有可能取代美元地位的是欧元，但由于欧盟迟迟未能完成财政政策的整合，导致欧盟在每次遭遇重大危机冲击时，经济下滑的幅度总是高于美国。因此，欧元屡屡浪费了赶超美元的良机。此外，如前所述，人民币的现有国际地位距离美元、欧元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未来赶超日元与英镑才是更现实的目标。综上所述，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领导地位仍将维持较长时间。

不过，如果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很多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举措未来持续进行，从中长期来看的确可能削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例如，特朗普政府过于强调短期美国利益，而不愿意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又如，特朗普政府试图用碎片化的双边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全球多边化贸易投资协议。再如，特朗普政府屡屡发起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制裁。这些行为证明了特朗普政府的短视性与趋利性，致力于最大化全球影响力与长远利益的大国领袖与大国政府不会采取这些行为。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未来成为美国政府的中长期政策，那么无论美元、美国金融市场还是美国价值体系的吸引力都会显著下降，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将逐渐弱化。

然而，目前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拜登上台已成定局。从拜登目前的内阁人选来看，拜登政府大概率会回归到奥巴马时期的多边主义。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政策对美元声誉的损害可能会部分被拜登政府所弥补。无论如何，受制度惯性与网络正外部性的影响，美元霸权即使衰落，这个过程也渐进而漫长。

来源 《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责编  李锦璇、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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