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SARS疫情爆发时，北京紧急建设了小汤山医院用于集中收治患者。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武汉紧急建设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北京宣布重建小汤山医院，深圳和郑州在现有医院预留场地上建设了小汤山模式医院，上海和南京扩建了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还有一些城市对现有医院进行了临时改造。

新冠疫情爆发时，不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应急措施，有的城市早有应急备用预案，有的城市却是仓促应急行事，应急响应速度有快又慢，应急救治效果也就不同。

北上广等一线发达城市，医疗水平较高，拥有大型传染病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传染病区，可以直接应对一般性的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流行，但却无法直接应对类似武汉的疫情严重爆发。三四线城市医疗水平一般，传染病床位较少，一般性的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流行可能都难以应对。

所以，每一个城市，不管当前的医疗水平如何，当面对重大疫情爆发时，都会遇到传染病医院救治能力不足的问题，传染病应急备用医院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建设什么样的传染病应急后备医院，才能快速提供大量床位，满足及时救治的要求？我对比了全国不同城市的传染病应急备用医院的做法，从医院建设和医院运营等角度，总结了五种主要的应急备用模式，分析了不同的城市应该采取哪种应急备用模式，如何才能在疫情爆发时快速启动应急备用医院，如果才能进一步缩短小汤山医院建设时间，如何才能解决应急备用医院日常运营难问题。

01/ 以北京为代表的小汤山医院临时应急备用模式

2003年非典时紧急建设了北京小汤山医院，非典后北京医疗水平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拥有10058个医疗卫生机构，55个三甲医院，2个大型传染病专科医院，但是17年后再次面对新冠疫情时，又宣布修缮重启小汤山医院，武汉更是快速建成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可见这种应急模式非常有效，但它也有一定的缺陷，否则北京也不会拆除小汤山医院。

为了深入了解小汤山医院模式，我们需要回顾下北京小汤山医院17年的经历。

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北京地坛医院、佑安医院等传染病专科医院救治能力有限，而综合性医院又担心收治非典患者会引起交叉感染，当时就紧急决定参照野战医院模式，在昌平区的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内，建设一家容纳1000个床位的北京小汤山医院，作为集中收治非典患者的应急传染病医院。

7天建成，从4月24日到4月30日昼夜连续奋战，7天时间快速建成了北京小汤山医院，创下了世界医院修建速度最快的记录。

51天投用，从5月1日到6月20日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共收治非典患者680人，占北京总感染人数的28%，其中672名患者康复出院，8人死亡，死亡率国内最低，而且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6月21日，小汤山医院病区全面消毒后，隔离病区全部关闭，6月22日正式交接给北京市政府管理。北京小汤山医院完成了预期的应急救治功能，在抗击非典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自此，“小汤山医院”成为了一个特别的代名词。

但非典过后，小汤山医院去留问题引起官方和专家的广泛探讨，有人认为小汤山医院是临时建筑，无法承担永久性传染病医院职能，长期保留没什么用途，建议拆除；有人担心SARS卷土重来，拆除后可能又要仓促建设，建议保留，但保留多久，谁来维护，维持成本多少，这些又成了难题。当时的结论是暂时不拆除小汤山医院，作为北京市预防非典疫情反弹的收治基地，继续保留一段时间。

但之后的小汤山医院，好像被人遗忘了，无人管理、无人维护，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满目苍凉，犹如“无人区”。

3年重构：北京卫生局宣布要用3年时间重构北京传染病医疗机构救治网络，逐步建立了以560家一级医院传染病诊室、142家二级以上医院传染病门诊为基础，以61家综合医院传染病隔离留观室为主体，以2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为依托的传染病医疗机构救治网络。建设完成后，北京市传染病床数将由现在的1370张增加到1670张，并设置有5000张应急病床，基本能够应对一般性的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流行。

7年后拆除，2010年4月2日，北京市卫生局宣布拆除北京市小汤山医院的非典病房，主要理由是小汤山医院为临时建筑，现已超出3年的建筑使用年限，经专家论证，已失去使用价值，无法再次使用。

9年后转型，2012年9月5日，北京市卫生局批准“北京小汤山医院”改名为“北京小汤山康复医院”，小汤山医院转型为以康复为主的三级甲等康复医院。

17年后重建，2020年1月28日，北京市卫健委表示“北京小汤山医院已启动修缮工程，视疫情变化启用作为补充”，并于2月中下旬完成了重建修缮工作。

从2003年到2020年，北京小汤山医院经历了新建、留用、拆除、转型、重建的整个过程。从17年的经历来看，小汤山医院的定位是传染病应急医院，是一种被动的应急措施，而非主动的备用措施。疫情爆发时应急启动，但疫情过后既不使用也不维护，逐渐荒废拆除，但面对疫情再次重建的工作量仍然很大，相比新建医院节约不了多长时间。

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也是在一个新的医院厂址单独建设的，与北京小汤山医院一样，以后也要面临医院去留和维护的难题。

02/ 以广东为代表的综合医院“平战结合”应急备用模式

广东省，作为SARS防控的另一个主阵地，2003年在传染病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抗击非典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的领衔下，广东省传染病救治的理论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位于国内前列。

非典过后，广东省卫生厅制定了《传染病收治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提出要用一年半时间，基本建成和完善覆盖全省城乡、可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较为完善并有较强医疗救治能力的广东省传染病收治体系，适应平时以及突发重大急性传染病和反生物恐怖的医疗收治需求。

广东省传染病医疗收治体系，由传染病专科医院、传染病收治后备医院、县及县以上综合医院传染病科（病区）等传染病收治机构，传染病医疗救治技术队伍和技术装备组成，构成省、市、县三级传染病收治网络。传染病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传染病科是传染病防治的基本保障，是正规军和主力军，广东和北京都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建设。

但和北京不同的是，广东省明确提出了传染病收治后备医院，并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简称“广东二院”）确定为全省唯一的省级应急后备医院，拨款两亿新建了应急医疗大楼，构建了应急医疗救援指挥平台，配备了一系列应急救援设备。

广东二院是采取“平战结合”模式，平时是按综合医院运转，病床向普通患者开放使用，重大突发疫情时应急转换为传染病专科医院，集中收治传染病患者。相比小汤山医院临时应急模式，平战结合模式可以很好地平衡医院日常运营和重大疫情应急需求，维持日常运营可以保障体系制度、医生护士和医疗物资是现成的，重大疫情时只需要快速切换功能，无需单独建设，切换速度比新建一家医院快得多，也避免了北京小汤山医院平时不投用、不维护的困境。

“现有医院+小汤山医院”的结合，造就了另外一种平战结合应急模式。

同样是一线城市的深圳，医疗能力相比广州差距较大，深圳全市只有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简称“深圳三院”），但面对节后800万人返深潮的严峻考验，深圳传染病救治能力显然不足。

深圳不是单独找地方新建小汤山医院，而是在深圳三院扩建场地上，使用20天时间快速建设了二期工程，同样是采取小汤山医院模式的装配式建筑技术，但两者运作模式不同，深圳三院明确后续按照“平战结合”的模式运作，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挥应急救治功能，疫情后用于重大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其他一些城市也采取了的类似做法，比如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在篮球场空地等位置分两期扩建了“小汤山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原址扩建了“小汤山医院”，疫情后也将按照平战结合模式运作。

综合医院的“平战结合”模式同时兼顾了应急和备用，“现有医院+小汤山医院”的平战结合模式，主动备用性差一些，但是在现有医院的扩建场地上一旦建设小汤山模式医院，疫情后的小汤山模式医院就可以正常使用和维护，可以逐渐转化为长期备用。

03/ 以上海为代表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备用模式

2003年非典期间拥有1700万人的上海仅有8人感染，防治效果非常好。非典后，上海进一步提高了传染病医院的救治能力，将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整体搬迁至金山区，建设了一家永久性的“小汤山医院”，命名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以传染病科为主、其他科为支撑的上海市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也是全国拥有负压床位最多的医院，多达327张负压病房床位，不仅可以保障绝大部分疫情期间的集中隔离救治，还可以保障重大疫情期间给重症患者提供非常好的救治条件。

而且，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建设之初，就已经规划预留了扩建场地。新冠疫情发生后，2月10日上海市就宣布启动了工程扩建预案，进一步增强救治能力。

南京对标上海的做法，2013年规划建设专门用于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设置床位900张，以传染病救治为主，其他科室为支撑。新冠疫情发生后，又紧急进行了应急扩容，仅使用20天就完成了72间隔离病房和32间医护用房的扩建。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也和上海、南京一样，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相比一般传染病医院的收治能力更强，集合了科研、防预、治疗和教学等多种功能，作为以传染病救治为主的大型永久综合性医院，可以应对一般的传染病流行爆发，而且可以在需要时紧急扩建。

但，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只有超大城市才有实力建成，才有基础维护日常运营。

04/ 征用改造现有医院的临时应急模式

除武汉外，湖北疫情最严重的是孝感和黄冈，确诊人数都在3000人左右，比2003年北京非典感染人数还要多500人，但孝感和黄冈是一般城市，其医疗水平远落后于北京和武汉，传染病救治床位数非常少，如何才能有效应对疫情？

孝感和黄冈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对现有医院进行快速改造升级，比如，黄冈征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作为发热患者集中收治点，孝感在早期就征用改造了4家现有医院，增加了救治床位990个。

一般城市，不管是建设永久的大型传染病医院，还是疫情期间快速建设小汤山医院，都存在一定的难度，改造现有医院是一个不错的应急做法。

但，征用改造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平衡新冠疫情患者和普通患者的救治。医院病房床位日常都比较紧张，疫情期间要临时改造为传染病救治医院，必须腾空床位，大量的普通患者如何安置转移，重症病人如何保证有效救治，这是需要统筹考虑的。

05/ 将体育馆、会展中心改造为方舱医院的临时应急模式

方舱医院，大多运用在军事上，机动灵活性非常好，中国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期间，也使用过这种应急救援模式。新冠疫情高峰期，患者多、床位少，“患者等床位”的现象一度非常突出，武汉多家定点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投用，仍然无法解决床位紧张的问题，直到方舱医院的陆续投用，床位紧张问题才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武汉30余个体育馆、会展中心等被连夜改造成三万多张床位的方舱医院，实现了对新冠患者应收尽收的要求，保障了上万名轻症患者的及时隔离救治，毫不夸张地说，方舱医院模式彻底解决了武汉救治床位不足的困境。

方舱医院模式，不管是在汶川地震，还是武汉疫情，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做法需要进一步研究、应用和推广，也需要提前规划备用。疫情后，每一个城市，都应该进一步重视体育馆和会展中心等公共场所的应急备用功能。

06/ 五种应急备用模式，不同城市该如何选择？

我觉得在选择应急备用模式之前，应该要先有几点共识：

第一，传染病重大疫情的防治，既是地方性行为，也是全国性行为。疫情抗战实际是以市为单位进行的，但是重大疫情不是某个市可以单独应对的，国家和省级层面都在提供指挥、统筹、调度和内外部资源障。医生护士和防疫物资可以依靠其他省份支援解决，但床位数却只能在疫情发生地解决，床位就是医生、病人和病毒对抗的战场。

第二，国家层面应该要进一步做好传染病防治顶层规划，完善传染病医疗救治体系，既要明确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传染病区的基础保障作用，也要明确传染病应急备用医院的关键应急备用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第三，省市层面应该要结合城市人口、经济水平、现有传染病救治能力、医疗水综合平等各种实际情况，既要提高传染病日常的救治能力，也必须做好充分的应急备用措施。既要坚持以防预为主，也要做到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第四，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现实情况，很多城市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在实际经营中遇到了不少难题，一方面是传染病医院建设要求、医废处置等维护成本很高，另一方面是传染病专科医院远离市中心，传染病患者首选市区综合性医院，导致专科医院平时患者少，床位空置率高，医院经营困难。不少传染病医院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逐渐转型为多学科综合性医院，这导致了传染病救治床位数的进一步降低。

按照上面四点的认识，每一个城市，既要具备传染病日常救治能力，也要具备强大的后备应急救治能力。

五种传染病医院应急备用模式，在工程建设上分为新建、扩建和改造，在使用时间上分为临时、永久和半永久，在防御意识上分为主动应急和被动应急。其中，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综合医院“平战结合”模式属于主动应急备用措施，而新建小汤山医院、临时改造原有医院、临时改造方舱医院属于被动应急备用措施。

从防疫主动性和有效性上，要优先考虑主动应急措施，被动应急措施作为补充。

对于人口规模超大城市和省会城市：人口规模大，人员流动性强，经济实力强，应该首先建设一家大型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或进一步增强现有传染病专科医院的救治能力，大规模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可以支撑和保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或大型专科医院的正常运转和长期备用。

对于人口100万以上的非省会城市：应该重点加强一两家传染病专科医院的救治能力，传染病专科医院是战役的基本保障，疫情初期可用于集中隔离救治患者，疫情高峰期可保障重症患者的良好救治条件。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其他城市：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建设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也可以依托现有的综合医院传染科进行改扩建，作为市级传染病收治机构。

除了传染病救治的基本保障措施外，所有城市都应该将“平战结合”模式作为主要应急备用措施。选择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作为传染病应急后备医院，按照传染病建设要求适当改造，平时将床位开放给普通患者，开展定期应急防疫演习，疫情期间确保及时床位腾空，用于集中救治传染病患者。

平战结合模式，既保障了综合医院正常经营，又保障了疫情期间可以提供大量床位。但是，采用平战结合模式，需要做好多家医院的统筹管理，提前明确哪些医院作为传染病应急后备医院，哪些医院负责接受转移的普通病人，哪些医院负责正常运转保障非感染病人的正常治疗。

有了传染病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传染病区的基本保障，再加上平战结合应急备用模式，防御+救治措施相结合，如果不是疫情重点爆发区（比如武汉、孝感、黄冈），大部分城市基本可以应对一般规模的传染病爆发流行。

对于重点疫区，再采取一些临时应急措施作为补充，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新建小汤山医院、改造原有医院，改造方舱医院等措施。

这五类应急后备模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综合使用。根据当地城市的疫情防御等级，按照分层分级管理原则，不同时间启不用的应急备用措施。

07/ 小汤山医院模式纳入后备战略，加快应急建设速度

在临时应急措施中，原有医院和方舱医院的改造相对容易，我重点谈谈如何保障小汤山医院的应急备用，如何进一步加快小汤山医院的建设速度。

小汤山医院在疫情期间可以快速建成投用，目前北京、武汉、深圳、郑州、西安等地都已经建设了小汤山模式医院，虽然这种模式得到了高度认可，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省份将小汤山医院模式纳入传染病防治体系中，没有从法律上明确小汤山医院的战略应急地位。

建议疫情过后，将小汤山医院应急模式纳入传染病防治体系中，明确小汤山医院的法律定位，而不是发生疫情后仓促建设。

另外，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小汤山医院7天或10天的建设速度，是在不计代价、不计成本，集全市之力、全省之力，甚至全国之力才快速建成的，这不是医院的正常建设速度。对于中小城市，如果建设速度跟不上，则会耽误病人的及时救治。

除了要明确小汤山医院的法律定位外，还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快小汤山医院的建设速度，要从医院工程设计、物资采购、土建施工、安装施工、防疫物资等各方面做好应急备用，而不是需要时再临时拼凑解决。

<1> 提前确定小汤山医院应急战略用地

每个城市都要提前评估选址小汤山医院的建设位置，避免疫情发生后再仓促选址。建议优先选择现有医院的预留扩建场地，一旦疫情期间启动小汤山医院建设，还可以与现有医院结合运营和后续维护，其次再考虑城市郊区用地。

建议至少选址两个厂址，并将选择的医院厂址定位为防疫战略用地，不能随意变更用途，后续根据疫情严重情况择机启用。

<2> 组织开展小汤山医院的标准化设计

建议疫情后组织开展小汤山医院建设经验研讨会，总结各省的建设经验，共同研究制定小汤山医院全国标准化设计方案，可根据医院规模设计几套方案，比如500张床位、1000张床位、1500张床位的标准设计方案，然后组织设计院提前完成全套设计图纸，发给所有的城市住建局备案。

各省在全国标准化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适应性修改。

<3> 提前开展四通一平和防渗施工

完成医院选址和标准设计方案后，还要提前完成四通一平等工作，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和平整场地，以及满足长期要求的防渗层敷设施工等。

这些保障性施工和地下施工完成后，疫情期间只需要重点开展地上装配式施工，快速完成医院标准化单位的组装，甚至可以边组装边投入使用。

提前完成四通一平和防渗施工，至少可以节省几天建设时间，这几天时间对于救治病人非常关键。

<4> 明确建设单位并做好物资应急备用

提前明确当地小汤山医院的建设主体单位，明确小汤山医院建设应急管理体系，制定从项目启动到项目竣工的一系列管理措施，也要做好地上装配式建筑物资的战略储备，按照战略物资方式进行管理，这样才能确保疫情期间建筑的粮草充足，而不是东拼西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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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防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一项持久战，但传染病救治确实一次冲锋战，需要在短时间内及时抑制病毒蔓延，快速救治病毒感染者。

病床是医生、病人和病毒抗争的战场，保障足够数量的床位数，才能保证快速救治病人。

面对重大疫情，只有传染病应急后备医院才能快速增加床位数，这是新冠疫情给我们的告诫，也是武汉重大疫情给我们的启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013年6月29日修订

2、《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工作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2020年1月28日

3、呼吸类临时传染病医院设计导则（试行），湖北省

4、《专家建言：超大城市都应该建“小汤山医院”》，财经杂志，2020年1月27日

5、关于印发《广东省传染病收治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卫〔2003〕217号

6、《为何在小汤山建非典医院》，中国网

7、《小汤山医院去留成难题》，21世纪经济报道 ，2003年6月28日

9、《北京重构传染病救治网络》，第一新闻，2014年

10、《专访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返程高峰，上海已准备好了》，新民晚报，2020年2月10日

为落实国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患者"应收尽收"政策^[]，缓解武汉市医疗资源"挤兑"效应^[],进一步控制传播源、切断传播途径、扩充救治容量，武汉市自2020年2月3日起，迅速改造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建设方舱医院，集中收治确诊轻症患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武汉协和医院")临危受命，托管江汉方舱医院，在配合区政府48 h内完成硬件改造的同时，快速研究拟制了涵盖医疗、护理、药品、后勤、院内感染控制、宣传、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方案以及患者转运方案，形成与医院发热门诊、重症定点救治病区紧密协作的医疗救治网。江汉方舱医院累计救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1 848例，是武汉市累计收治患者最多、出院患者最多、核酸检测量最多的方舱医院。总结方舱医院运行管理模式，分析关键问题，对进一步完善传染病疫情暴发期的医疗救治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