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轩一直守护着植物人儿子。

在长达两年零七个月的日子里，杨贵轩一直守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植物人”儿子的旁边。即使医院多次告知他，儿子已经不需要住院，他也不再对儿子的康复抱有任何希望，他仍旧和儿子“滞留”在医院。

为了让他们搬离医院，佛山市中医院打了两场官司，最终让禅城法院下达了“搬离令”。面对“搬离令”，杨贵轩狠心地表示，如果真要强制执行，他会不顾儿子而去。

父亲带着儿子“赖”在医院，不是因为儿子有醒来的希望，而只是因为医院有“免费”服务。尽管父子俩有现实的难处和痛苦，但如此耗费公共医疗资源接受无谓的治疗，究竟能获得多少同情？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假期，可杨贵轩仍旧守在儿子的病床前。儿子成为“植物人”已超过两年半，尽管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但就是没有醒过来。两年多的时间，父子俩吃喝拉撒都在医院，如今，法院给他们开出了“撤离令”……

他是两年七个月的“植物人”

佛山市中医院外四科的一个病房内，54岁的贵州人杨贵轩正望着病床上的儿子杨某发呆。由于春节将近，除了危重的病人外，不少病人都已经被家属接出院，杨某所在的病房内有三张病床，但只剩下杨某一名病人。

杨某今年21岁，已住在佛山中医院里两年零七个月。原来在老家当建筑工人的杨贵轩，听到杨某受伤的消息赶过来后，也随儿子一起住在医院长达两年零七个月，吃喝拉撒全在医院里。

躺在病床上的杨某，左眼张开、右眼闭合，但都经常机械式地做着眨眼的动作。他还不时会张大嘴巴发出“嗯嗯嗯”的叫声，鼻翼附近的肌肉由于用力呼吸而变得一张一合。他的头部左侧因开颅手术割去了颅骨，已经深深地凹陷下去，如果杨贵轩不翻动儿子的头部，旁人是不会看到的。

杨某的血压、脉搏、呼吸、体温、心律等生命体征正常，肢体对外来的刺激也有条件反射。不过，任凭杨贵轩怎么呼喊，他都没有应答。现在的杨某，就是人们常说的“植物人”。

打架次日入院 他没再醒来

2012年，当时还不满18岁的杨某从老家来到南海区狮山镇投靠母亲，并在当地一家工厂打工。和他同一条村的女朋友不久后也来到了狮山。2013年年初，杨某刚满18岁，便听到了一个吃惊的消息，女友怀上了自己的小孩。两人思前想后，决定要把小孩生下来。为了这个小孩，杨某也离开了打工的地方。不过，“小两口”还没来得及编织他们的爱情梦，残酷的现实就让他们梦碎。

2013年6月30日晚上，杨某在吃饭的时候与他人打架。对方一棒子打到了杨某的头上。当时，杨某只是觉得头晕眼花，以为只是普通的外伤，便没有过多的理会。到了次日早上，杨某出现了意识不清的情况，朋友于是慌忙将他送进医院。

据佛山市中医院的病历显示，杨某的送院时间是2013年7月1日8时52分，原因是“被人打伤致意识不清14小时”。后经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加上左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

由于病情严重，医生马上为其进行开颅血肿清除术以及去骨瓣减压术，手术后送至ICU抢救治疗。杨某后来病情开始稳定，转入了普通病房，但再也没有醒过来。为此，杨某的家属于2013年9月持刀到医院威胁医生，部分人被警方拘留。

多个证据证明 他可出院

从老家赶来的杨贵轩一直在医院里陪着，除了刚到医院时东凑西借回来的7万多元手术费，杨贵轩便一直没有再给过院方一分钱。

2014年8月27日，在杨某住院一年多后，医生告知杨某的父母，根据杨某目前的状况，杨某应该转到康复医院治疗。不过，这一请求遭到了杨某父母的拒绝。

同年9月8日，中医院出具的住院证明、会诊记录、最新诊断及情况说明，显示杨某已达到出院标准，院方为其办理了出院手续，但杨某的家属一直没有将其接走。

同年9月16日，杨某的父母还叫来了家属，在中医院外四科前威胁中医院的医务人员。

2015年1月23日，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陈善成教授对杨某的状况进行了会诊。陈教授认为，杨某为重型颅脑损伤，目前已呈植物生存状态，恢复意识的可能性不大，并且目前神经外科已经没有更好、更特殊的治疗方法。

2015年4月17日，佛山市中医院向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对杨某进行医疗期是否终结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同年5月27日给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杨某目前诊断为植物生存状态，虽经长时间多方法治疗，病情仍未能好转，遗留一系列植物生存状态的症状体征，采取营养神经细胞、健脑、促醒等治疗方式已无意义，并且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达到医疗终结标准。

法院终下一道“搬离令”

佛山市中医院表示，杨某父母及家属的行为已严重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不仅侵犯了院方的权益也侵害了本来就非常紧张的公共医疗资源。2015年8月5日，佛山市中医院一纸诉状，将杨某及其父亲杨贵轩告上法庭，要求杨贵轩将杨某搬离病房，并支付43万余元的医疗费用。

在将杨某告上法院后，佛山市中医院发现，由于杨某已经失去意识并且成年，要想让其搬离病房，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为其指定监护人。2015年10月14日，佛山中医院先是向禅城区法院申请宣告杨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杨某的父亲杨贵轩为其监护人。2015年12月9日，禅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中医院的所有请求。

今年1月14日，佛山中医院状告杨贵轩父子的案件正式开庭审理。

法庭上，杨贵轩认为，由于的原因，他们不能搬离病房。“在外面租不到房，在病房还有医生可以帮助。”同时，将杨某打伤的男子已被南海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他们民事索赔的案件也已交由南海区法院狮山法院审理，要等到这笔赔偿款到手后，他才能将欠款返还给医院。

近日，禅城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根据司法鉴定的专业判断，杨某达到医疗终结标准，但杨某的家属拒不出院，并继续占用医院的病床，对中医院的正常秩序构成妨碍，客观上亦不利于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遂判决杨某支付佛山中医院医疗费用43万余元，并在判决生效三十日内搬离佛山市中医院的病房。佛山中医院已于昨日收到该判决。

杨贵轩：“我知道亏欠了医院”

“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我也很彷徨，我也知道我们亏欠医院很多。”杨贵轩说，他只能靠大女儿每月约1000元的接济，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由于儿子只能吃流质的食物，每月买奶粉和米糊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既然留在医院，为什么不去工作来支付医院的费用？杨贵轩的解释是要照顾儿子，妻子要照顾孙子，两人都走不开。

在被问到是否会执行法院的“搬离令”，杨贵轩表示，如果法院真的要强行让他搬离，他只好丢下儿子在医院不管了。

杨贵轩说，在开始的两年，他还会每天期待儿子会醒过来，会经常和儿子聊天，会放音乐给儿子听，会为他按摩四肢。不过，近半年来，他再也没有做这些事情了，他已经对儿子的康复不抱任何希望。

现在，杨贵轩盼望能够从施暴者那里得到赔偿款。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即使法院支持了杨贵轩的请求，这笔赔偿款也很难执行到位。

院方：“医院的处境很无奈”

3日，佛山市中医院医务科相关负责人表示，杨某是众多滞留医院的患者中历时最长的一位。在杨某入院治疗期间，院方已为其进行了必要的护理以及相应的药物治疗。从2014年9月8日开始，杨某家属强行“滞留”病房后，院方仍旧为其提供基本的药物治疗，即使杨某已经完全达到可以出院，并在家中进行护理及治疗的标准。

“医院之所以一直不强行让杨某撤离，是考虑到医院本身也承担社会公益的义务，但同时让院方矛盾的是，杨某的滞留确实占用了公共医疗资源。”该负责人说，其实他们打官司只是希望法院可以从法律上保障院方的权益，并且承认他们所做的一切。

该负责人坦承，类似的“滞留”病房的行为，每年都会发生2～3宗。“强行滞留病房的患者，基本都是由于工伤事故或者交通事故受伤但又得不到赔偿的，家属把患者当成了索要赔偿的工具，医院在这个过程中显得非常无助和无奈。”

他表示，滞留医院的情况的发生，归根到底还是医疗保障存在缺陷。他希望可以成立相对应的医疗救助基金，让这些滞留医院的患者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相关案例：医院宁愿免医疗费希望患者搬离

类似的事情在深圳也出现过。2014年8月，有媒体曾报道，中年女子刘玉化于2009年4月来到深圳龙华一家民营医院治疗。术后4小时，由于自发性左侧丘脑脑干出血，刘玉化出现昏迷。后经法院判决，医院在此次事件中无过错。5年来，身为植物人的刘玉化一直住在医院里。2013年9月，法院最终判决刘玉化和丈夫应支付医院住院医疗费83万余元。

为了结此事，医院称只要其搬走，欠下的费用可免，但遭到拒绝。

澎湃新闻消息，父亲抢救失败了。王欣（化名）决定带着他回家，两个人在救护车上，她掀开了父亲头顶的布，摸了摸手臂，“还是热的”。汽车偶尔晃动一下，父亲的神情像是在皱眉头，那么一瞬，她错觉父亲还活着。

近日，西安疫情期间，一则父亲因心绞痛无法得到及时治疗去世的消息引发关注。王欣就是逝者的女儿。

王欣称，1月2日，午饭过后，父亲突发心绞痛。家人多次拨打120、110等救助电话无果后，联系村委会开具通行证明，并联系了离家最近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该医院属于“黄码”医院。据“西安发布”消息，2021年12月31日，西安采取设立黄码医院或黄码病区的方式，保障封控区、管控区群众的血液透析、孕产妇分娩、肿瘤放化疗、婴幼儿诊疗及其他危重症等特殊诊疗需求。

当天下午2点，王欣和家人到达医院。王欣说，父亲因来自中风险地区且无核酸报告，被拒诊。后经医院协调，当晚9点半左右，父亲获得救治，但因为延误治疗时机过世。

西安“就医难”的事件并非孤例。据媒体报道，新年前一天，39岁男子突发胸痛，相继被3家当地医院拒诊，最终猝死；元旦当日，孕妇在高新医院门口等待两小时后流产。

1月6日上午，针对近日西安市多起群众反映的看病就医难突出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召开专题会议，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作了检查。她指出，医疗机构的首要职责是提供医疗服务，因此防疫期间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拒了之。要根据不同患者的就医需求进行分类救治，对急危重症患者，不论有没有核酸证明，在医护人员做好防护的前提下，都要第一时间收治。

《观察者网》一篇题为《西安“就医难”：新冠两年，我们的经验是否经得住考验》的文章评论称，作为一家定点医院，必须有完善的预案和训练，专门为无核酸病人安排的缓冲病房，应当有能力安全地收治无核酸阴性结果的“黄码病人”，医务人员应当熟知“黄码病人”的种种预案。否则医院在接收这类病人过程中就容易出现畏难情绪和推诿扯皮，贻误病情。 

据悉，为在疫情中保障各类特殊人群和各类紧急需求，此前许多地方摸索出了不少针对性的措施，如提前摸清封闭封控区内的孕妇、血透等特殊人群底数，建立应急服务预案；调集专门医疗人员，在封闭封控区内实行网格化服务；医院对特需人群开辟做好防护的绿色通道，设立“过渡病区”应对特殊情况，如收治核酸检测频次未达入院标准患者。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章军建曾在武汉疫情暴发期间，担任过武汉首批设立的一家大型方舱医院院长。他认为，在疫情应急关头，“这没有标准答案，什么最紧急就做什么，最后可能要承担责任，但可以事后再补救，而不是去遵从条条框框。我们从常识出发，要尊重轻重缓急，哪怕是少数人的生命权益也值得珍惜。”

问：你父亲平时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王欣：他虽然一直身体不是很好，但都是老年人的那种小毛病。

他的腿十年前有过一次血管堵塞，给腿里面的血管放过支架。为了避免血管堵塞，他每年到冬季会打治疗老年病的药，就是输液。

去年到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一直还没有打。所以他在家自己注意，正常吃药。

我们也没有想到这次他就真的回不来。去年12月2日，刚过完他61岁整的生日。1月2日，整整一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

问：你父亲是什么时候身体出现问题，当时有采取措施吗？

王欣：1月2日午饭之后，他觉得心脏很疼，头很疼。因为疫情，我们得知（心梗）这个事情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先自救，不能去麻烦政府和相关的医护人员。

我爸吃了家里常备的药之后，说他自己躺一会儿，但我妈和我弟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不是躺一会就能解决的。

因为封城，所有的社会车辆是不能够上路的，所以我和我弟这个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打120、110去求助。这两个电话非常难打，此外，西安市目前公布的所有的求助电话都难打。110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他们管；好不容易打通了120，对方说现在没有救护车，可以给派，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

这个时候，我弟弟又开始联系村委会，去开一系列可以让私家车上路的证明，开完证明之后还要去盖章。还得感谢他们（村委会），在这个事情上真是没有磨叽，（证明）给开了。

问：为什么会选择高新区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就医，对接情况怎么样？

王欣：高新国际医学中心是政府公布的黄码医院、定点医院，又是离我爸最近的医院。

我在去之前也给医院打过电话，将我爸的情况也说明了，然后院方的人也问了我一系列的问题——你的核酸（有没有）？是不是绿码？我们会找医生给你判断，如果你是属于急症重症，我们会实施抢救，如果不属于的话，我们是不接收的。说完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把爸爸往医院带。

去了之后，医院的人问我们从哪来的，我们就说了住址，他听了之后，就说属于中风险地区，是不接收的。他又告诉我们，中风险地区的人就诊要去对口的521医院（注：兵器工业五二一医院）以及第三人民医院（注：陕西省第三人民医院）。后来我们去问过，521医院说只接收发热门诊，第三人民医院明确表示不接诊。

我说，中风险地区的不接收，急症总应该抢救吧。

我们所有的家属全都是有绿码，有核酸报告的。但我爸年龄太大了，身体不好，他一直也出不去，就没有出门（做核酸）。

他们（医院）要求我爸做核酸，但结果出来最快的时间是6到8个小时。

问：你们还有尝试其他办法吗？

王欣：我爸等核酸结果的过程中，我妈在医院陪着他，我和弟弟是在外面找医院的。因为（把他）放在医院永远是最安全的。在车上折腾，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愿意接诊的医院。

那个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跑了五六家医院，因为西安设了好多的关卡，警车特别多，找不到医院，我们甚至拦了两三辆警车，说明了我们的情况。他们就说，这个目前不属于他们管，有这方面的需求抓紧时间联系120或者其他的。但是120根本打不通，打通了也没有救护车，能怎么样呢？

直到晚上差不多9:30，我发帖那会儿，依然没有人理会。在发帖之前，我还打了很多电话，我发完帖之后，好多人就给我留了很多电话，虽然我们大多已经打过了。

最后，我打高新医院的接诊电话，对方就问了所有的情况、症状，说稍等一下，要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医生。大概等了有15～20分钟，那边来了一个医生的电话，他又把所有的情况症状问了一遍，让等一下，又把电话挂了，我又等。

过了一会，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女士，这样吧，你现在带着你父亲过来，走我们医院急诊通道，我们已经打过招呼了。

我第一时间就跟我妈联系，说高新医院接诊了，我妈就说，国际医学中心已经开始抢救了。

她还说，（开始抢救之前）有一个医生出来了，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医生拿着我爸的核酸阴性报告，就问护士说，他核酸阴性，咋不安排抢救呢？

护士就说，他是中风险地区，我们这是不能接收的，他要去哪哪哪个医院，然后医生就说人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核酸又是阴性的，还不抢救吗？护士说，你要抢救的话，出了问题你担责任。两个人还吵了一架。

问：抢救的情况怎么样？

王欣：主要的问题是，当时我爸应该是已经不行了。大约（电话过去）能有个15分钟的样子，我妈就打来电话，那边是医生的声音，医生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抢救的概率可能只有20到30%，然后我就给医生说，我说你抓紧时间抢救，你一定要尽力抢救，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然后医生就说，抢救肯定是会抢救的，就是可能机会不大。

那会我已经是第二次往医院走了，要进大门，我就给保安说，医生说我爸可能不行了，让我上去。他就说，你不行，你这是中风险。

上不去，我就给我妈又打（安慰）电话，既然医生说现在还有20～30%的抢救机会，现在人家还在抢救，也没有放弃，你先不要着急，在里面等着，有什么情况你再及时跟我联系。

我妈当时就是一直在哭，她说你爸不行了，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就一直这样子。

电话挂了之后，大概能有15分钟。医生说，你进来跟你妈商量一下，看你们接下来怎么办，抢救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我准备第三次进去），保安依然拦着不让我进，最后的解决情况就是，他们出来了一个工作人员说是要给上级报备，好不容易报备好了之后，就是我一个人进去。

医生找我去谈话间说，血管堵了，如果及时打溶栓的话就可以疏通，但是时间太长了，现在心肺复苏按压已经（意义）不大了，再按的话，肋骨可能会压断，你们看接下来怎么办？

（这会）我妈情绪崩溃，然后我就让我妈出去在外面椅子上坐着，我就问医生，我爸最后的意识还有没有？有没有留下什么话？他就说，没有意识，没有留下什么话。

接下来就让院方联系救护车，准备把我爸接回家，处理身后事。在等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医生出来不下五回，一直让我去交费，他说总共的抢救费用是35,000。说现在按照正常流程，父亲的手续没有办齐，是要放在太平间的。

在整个的抢救过程中，总共交了3000块钱。我们又去一楼交费，但那个时候已经快凌晨2点了，他们自己的缴费人员已经下班了，系统没有结算，先交了5000块钱。他说第二天早上到5楼把剩下的费用（27000元）补齐。

这期间，医院一直联系不到救护车。后来，有人给我一个救护车司机的电话，说他半个小时就能来。当时已经凌晨3点多了。

（期间），父亲在手术室里，我一直没有见到， 120救护车来了之后，我们才穿着鞋套进去，把我父亲转移在了120的推车上，（我看到父亲）全身上下盖着绿色的布。

我爸被推出来之后，我情绪就崩溃了，因为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推着我爸往外走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医院的走廊大厅里面喊我爸，一直在哭。后来出去之后，120救护车里头可以再坐一个人，我就上去，我弟弟开着车带着我妈在另外一辆车上。

当时车厢里头只有我跟父亲两个人，我把（他）头顶上的布揭下来了。我就感觉我爸并没有去世，他就是睡着了，我摸他的身体其实还是热的。车子在开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晃动，我就感觉我爸还在皱眉头。我爸平常睡的时候，如果受到打扰或者怎么样，他就会下意识地皱眉头。（但他）确实离开了。

问：后续的事情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王欣：1月3号凌晨四五点到家，我们回家之后就处理后事，4号早上去火葬场确认遗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我爸。

前两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140多斤的一个人，抱到你的手里，就成了那么小一点点，成了一堆的粉末。

（回到家之后），我看见茶几上还放着我爸发病之前给自己泡的那杯茶。去年出差的时候，我带了一包茶叶，几百块钱很便宜，但是我爸给所有的人都说，我给他买了特别好喝的茶叶。

但我闻了闻，尝了尝那杯茶，其实一点也不好喝，茶叶真的是没有那么好。

因为疫情原因，我爸还不能下葬。骨灰盒寄存了之后，我们就回去了，又处理我爸剩下的一些遗物、衣服。

问：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些遗物？

王欣：我打算留着我爸临走那天裤子上的皮带，做个纪念。就是一个很旧的、掉皮的、非常褶皱的皮带。因为皮带他用的时间最长。

（还有）我爸用的水杯，这是两三年前，别人给我的一个去超市购物赠送的双层玻璃水杯，我送给了他。他经常用。

因为我爸现在没有下葬，（其他东西）等到我爸下葬那天可能会一块烧掉。

问：后来医院有联系你们吗，有没有沟通这件事的处理办法？

王欣：就是昨天（1月4日），我们在火葬场，我是不可能去交费的。但是他们医院中途一直没有停止过打催费电话。然后今天（1月5日）早上也打了。

他们国际医学中心的院长今天（1月5日）也联系我了。我跟他说，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不要求你站在我的立场上去体会，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但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有最基本的善良，最基本的同理心。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一直在打电话催费。

他就说，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们肯定是有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的，谁给你打电话，你把号码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然后，我就把电话发给了他，他过会又给我回复，他说他已经跟他们的人说过了，责令他们医院的人了。说催费其实也是为了我们好，因为要走接下来医保手续。

问：现在家人的情况怎么样？

王欣：现在的话，家里面我妈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她一直处于自责的阶段，她就是哭，每次打电话就哭。她认为这个事情，她也有责任，我也不知道她在自责什么。

问：关于这次事故，你们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王欣：现在我要复盘整个事件。

保安说，他在尽他的职责；接诊的护士说，她在尽她的职责；医院说，他在履行他的职责。（从）所有的防疫防控的要求（来看），每个人都没有问题，到底有问题的是谁？疫情，它也不是一年，它也不是两年，我们可能要做好了长久跟它斗争的准备。西安这次暴发了，它会不会第二次？别的城市会不会？我们以后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西安再遇到这种情况，其他的病人该怎么办？

有声音我们才能改进，我们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原标题：疫情中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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