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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初治或经治UC患者均高效安全,维得利珠单抗助力患者回归正常生活。
溃疡性结肠炎(UC)慢性反复发作的临床特点,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更产生了巨大的医疗资源及社会经济负担[1]。
氨基水杨酸、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是UC治疗的常用传统药物,但疗效并不尽如人意,且长期应用的安全性问题也进一步限制了其临床应用[2]。新型肠道选择性生物制剂维得利珠单抗的问世为UC患者带来了新福音。本期我们邀请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谢颖医生,从2个病例出发,分享维得利珠单抗在生物制剂初治、经治患者中的疗效获益。
患者男性,69岁,UC病史20余年,间断口服柳氮磺吡啶,2021年1月复发。
现病史:近3月复发脓血便,近1月加重,每日最多10次,量不多,伴少量血性液体,伴下腹痛,肠鸣音亢进,自行口服黄连素及柳氮磺吡啶效果欠佳,近半月患者夜间间断发热,最高体温为39℃,可自行降温;伴咳嗽、咳痰。部分Mayo评分=便次3分+便血2分=5分。
既往史、个人史:2012年因肛瘘就诊于无锡某医院,无手术史,有高血压病史3年;左束支传导阻滞7-8年。
粪常规:大便黄绿色,糊状,脓细胞+++,红细胞+,隐血阳性。
感染筛查:乙肝、丙肝、艾滋、梅毒均阴性,EB DNA 8.62×14,CMV阴性,TSPOT阴性,痰培养阴性,血培养组套2次阴性。
外院胸部CT提示左肺感染,左肺大疱。
肠镜检查:我院肠镜示回末黏膜正常,全结肠黏膜充血水肿糜烂,自横结肠至直肠见多发不规则溃疡,部分呈纵行,其中乙状结肠处见深凿样溃疡(图1)。
临床诊断:UC(E3,重度,活动期,总Mayo评分11分),合并肺部感染、EB病毒感染。
图1:肠镜检查结果()
入院即给予抗感染、美沙拉嗪(4g qd)治疗,患者大便次数减少,2-3次/日,有少量血,咳嗽咳痰缓解。
47.3mg/L。考虑患者激素治疗效果欠佳,且出现难以纠正的低钾血症,与患者沟通后行维得利珠单抗治疗(图2)。
图2:维得利珠单抗用药周期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2021-12复查大便次数1-2次/日,可成形,不含血,无发热,无腹痛,CRP正常。肠镜示全结肠黏膜光滑,见白色疤痕,无糜烂、红斑,Mayo评分0分(图3);病理示回结肠和乙状结肠非活动性炎,达到组织学缓解。
图3:肠镜检查结果(维得利珠单抗6次注射后,2021-12)
患者女性,40岁,因“腹痛伴脓血便20月,再发加重1月”收治入院
现病史:2017-4出现脓血便2-3次/日,当地肠镜检查示UC(E1),美沙拉嗪4月后好转停药;2018-5复发,长期服用美沙拉嗪治疗;2018-12复发脓血便7-8次/日,38.5℃,伴腹痛,肠镜提示UC(E2),当地予抗感染、激素灌肠;收住我科。
查体:T 36.5℃,P 100次/分,R 20次/分,BP 112/76mmHg。神志清楚,有贫血貌,腹部平坦,腹部质地软,左下腹压痛,无腹部反跳痛。
既往史、个人史:有剖宫产手术史,乳腺纤维瘤术后,无慢性病、传染病、过敏史,无烟酒嗜好,已婚已育。
粪便系列:脓细胞(+++),红细胞4-5/hp,隐血试验阳性(+)。
生化全套:白蛋白29.9g/L,钾2.73mmol/L,肝肾功能正常。
影像检查:彩超泌尿显示双肾小结石,立位腹平片显示部分肠腔轻度扩张积气,伴右下腹气液平,肠梗阻待排。
肠镜检查():插镜至横结肠近肝曲处,肠腔内见大量粪便,遂退镜,所见肠道全程黏膜充血水肿,肝曲至横结肠中段病变较重,上覆脓苔,多发深凿溃疡,血管纹理消失,质脆,触之易出血,肠腔内可见血迹。直肠、乙状结肠病变相对较轻(图4)。
临床诊断:UC(E3,重度,活动期,Mayo评分12分),合并中度贫血、低蛋白血症、低钾血症、双肾结石和蛋白尿。
图4:肠镜检查结果()
,给予患者激素、美沙拉嗪、抗感染治疗,同时护胃、补钙、补钾、补铁、补充白蛋白等治疗。
出院时大便4-5次/天,无脓血,偶有腹痛,无发热。Hb 83g/L,PLT 424×19/L,CRP 6.5mg/L。入院时部分Mayo评分:便次3分+便血3分=6分,2-2出院时部分Mayo评分:便次2分+便血0分=2分,共下降≥3分且便血降幅3分(≥1分)。
2019年5月出现激素依赖,氢化可的松减量时复发脓血便20天,再次入院。开始英夫利西单抗诱导维持治疗(300mg 3针),第4次治疗的1周前临床复发,剂量调整为400mg q6w。6次治疗后肠镜提示UC(E3,活动期),建议转换治疗,患者选择继续使用英夫利西单抗治疗,难辨梭菌毒素阳性,予甲硝唑0.5g po tid*14d。
2020-8初再次复发,大便7-8次/日,脓血,激素20-30mg/日无法控制,内镜评估:UC(E3重度活动),予英夫利西单抗400mg输注,临床症状好转。之后进一步加速,给药方案调整为400mg q4w,但两次后即有便次增多。
由于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已达18个月,血药浓度达标且无抗抗体,已加量提速至9mg/kg q4w,期间仍有2次临床复发伴有持续内镜活动,转换维得利珠单抗治疗。,维得利珠单抗注射四次后复查肠镜示回肠末端和回盲部无异常,升结肠近肝曲至直乙交界距肛缘15cm,散在溃疡疤痕,可见多发增生性息肉,结肠袋消失,肠管短缩。诊断:UC(E3,Mayo评分1分)(图5),较入院改善明显(图6)。病理显示升结肠、乙状结肠、直肠为慢性非活动性肠炎伴息肉样增生。
图5:肠镜检查结果(2021-4,维得利珠单抗4次注射后)
第一例患者为慢性复发型老年ASUC,间断口服柳氮磺吡啶,因近3月复发脓血便,近1月加重入院,后期经过美沙拉嗪和激素治疗后效果欠佳,出现难以纠正的低钾血症,转换为维得利珠单抗治疗,6次输注后内镜检查实现黏膜愈合和组织学缓解,Mayo评分由刚入院的11分降为0分。
第二例患者为急性重症全结肠UC,间断出现脓血便20余月,既往使用过美沙拉嗪、激素治疗有所好转,但后期出现激素依赖病情复发,使用英夫利西单抗后已加量提速至9mg/kg q4w,期间还有2次临床复发伴有持续内镜活动。随后转换维得利珠单抗治疗,4次维得利珠单抗治疗后实现黏膜愈合,Mayo评分由刚入院的12分降为1分。
上述两个病例提示无论是生物制剂初治或经治患者,在使用维得利珠单抗治疗后均可实现良好的临床疗效。
过去,对于UC的治疗普遍采用传统“升阶梯”策略,若传统治疗药物无效或不耐受,再逐步增加治疗强度。然而,研究表明5-氨基水杨酸(5-ASA)和糖皮质激素等传统治疗药物促进UC黏膜愈合的效果有限,最终导致不可逆的肠道损伤,造成异型增生及癌变等不良结局[3]。因此,2020年美国胃肠病协会(AGA)发布的中至重度UC管理指南提出,中重度UC患者尽早使用生物制剂,不推荐在美沙拉嗪失败后逐步递增使用[4]。
近年来,随着生物制剂的广泛应用,UC的治疗目标也在不断升级演变。从最初的“改善症状”到“临床缓解”及“无激素缓解”,再到目前公认的“黏膜愈合”,未来更有望达到“组织学愈合”[5]。
维得利珠单抗是目前唯一的肠道选择性生物制剂,与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等系统性生物制剂不同,可靶向作用于肠道炎症,在保证疗效的同时避免了系统性免疫抑制带来的全身不良反应。疗效方面,GEMINI I研究证实,与安慰剂相比,维得利珠单抗可有效维持UC患者实现临床缓解、无激素缓解和黏膜愈合[6];此外,真实世界EVOLVE研究显示,与抗肿瘤坏死因子(TNF)药物相比,维得利珠单抗在24个月中的累积持续治疗率显著更高[7]。安全性方面,维得利珠单抗处于新型生物制剂“安全金字塔”的顶层[8],真实世界研究亦表明,维得利珠单抗严重感染和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均低于抗TNF药物[9]。
总之,维得利珠单抗作用持久、安全性高,国内外相关专家共识/意见均推荐其作为治疗炎症性肠病的一线药物[8],为临床炎症性肠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手段。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博士
鼓楼医院炎症性肠病MDT团队成员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IBD学组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IBD学组副组长
江苏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常务委员
江苏省康复医学会消化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南京鼓楼医院IBD-MDT团队
南京鼓楼医院消化科IBD亚专科介绍:
IBD临床诊治是南京鼓楼医院消化科的传统特色之一,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陈隆典教授、徐肇敏教授的带领下逐步开展,尤其强调对疑难肠道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后续在于成功教授的引领下,更进一步围绕IBD的发病机制以及肠道菌群进行深入的基础研究。科室于2015年正式成立IBD亚专业,由张晓琦担任组长,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IBD的规范治疗和慢病随访,并依托消化科传统的内镜优势技术支持,开展CD肠道狭窄的内镜治疗,且在病理、影像、营养及普外科等的强有力支持下,开展对IBD的多学科协同诊治。在医疗团队建立IBD亚专业小组的同时,护理也形成相应的亚专业小组,协同完成IBD病人的健康教育、长期慢病管理,达到了更好的治疗结局。基于本中心规范而优良的工作基础,于2019年首批通过全国IBD-QCC认证,成为《中国炎症性肠病诊疗质控评估体系》区域中心。
[2]田玲玲,等.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8]王英德.中国全科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