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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余名选手参加镇雄第二届“慧都·龙城”杯山地自行车爬坡赛
中国网-中国视窗
| 发布时间 13:05:38
发车仪式现场
【中国网中国网视窗】讯：8月15日，昭通市镇雄县第二届“慧都·龙城”杯山地自行车爬坡挑战赛如期举行，今年的主题为“倡导有氧运动，享受健康生活”，当日共有51名选手参赛。
本次比赛由镇雄县乌蒙骑骏车友会组织发起，活动以“参与、健康、和谐、向上”为理念，倡导“节能、低碳、健康、环保”，进一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全民健身素质，传播自行车文化，普及大众骑行活动。
本次赛事发车仪式在“慧都·龙城”售楼部进行，赛段为原南台水泥厂路口至马厂林场瞭望塔下150米，全程3公里。比赛设青年组、中年组、男女混合组三个组，每组分别奖励了一、二、三等奖各一名。一、二、三等奖奖金分别为2000元、1000元、500元。参赛的每组第一名和女性运动员均获得一台海尔手持便携式洗衣机。
参赛选手赶往赛场途中
参赛选手在终点处冲刺
“加油！加油”“好！”沿途的志愿者们都在给参赛者鼓劲加油。因下过雨，道路湿滑，骑到终点时，参赛选手们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参赛选手们有的拼尽全力努力向终点冲刺，有的则一起到达终点。他们均秉承“展示自我，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竞技精神，赛出实际水平。
据主办方介绍，自行车比赛早在189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就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山地自行车运动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受地理因素影响，镇雄县最适合发展自行车运动，特别是山地自行车运动。今后，镇雄县将在每年举办一次山地自行车爬坡挑战赛推广这项运动。目前，镇雄县唯一注册的自行车运动机构是乌蒙骑骏车友会，与自行车运动配套的专业设备机构只有美利达自行车专卖店。镇雄县具有得天独厚的山地自行车运动资源优势，大贵山、大马场、小马场、朱家坪、李家河坝、休闲山庄等，已成为镇雄县骑行经典路线。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自行车运动，带动更多的人同走低碳环保健康之路。（余秋霞）
来源:中国网-中国视窗
责任编辑：黄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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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对陈毅说，“送你一本《言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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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与姚文元在火车上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领的上海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气色很好，他对王洪文、我和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绉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王洪文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肃清陈毅在上海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和我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子。
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作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毅进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他的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头部两边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脸颊边原来鼓起的腮帮子，现在也松弛地垂了下来。他穿着一身半旧的暗靑色呢军服，没有戴军帽，也没有佩领章、帽徽。见过的人，觉得他和过去那种戴着法兰西小帽，风流调傥的模样比较起来，简直判若两人。
会议由我主持。我示意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来了一段开场白：
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陈毅同志过去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陈毅反动言论汇编
我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档案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
陈毅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道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是的……是的……”陈毅更加惶恐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主持会议的我见到一上来就让陈毅威风扫地，很满意，就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露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接着，嘉定县农民代表周某的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唐某的发言题目是《看陈毅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拙劣表演》……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陈毅忙不迭地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我和王秀珍都兴高采烈，以为声名显赫的陈毅元帅，如今被我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我们的情绪处在兴奋的状态之中，几个人胃口大开，多吃了几根炸油条，多喝了几碗酒酿蛋。在餐桌上，我们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陈毅说，“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了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是，他们意犹未足，仍然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几个争说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是听说陈毅收到小册子时，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大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慢悠悠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一言为定：三月二十九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批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第二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由代表们又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局促和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从一九五四年起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但是仍然兼着上海市的市长，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共当了九年的市长，在上海工作久了，讲话的机会又多，确实存在着不少缺点错误，欢迎代表们批判。
陈毅又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承认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理解，犯了严重错误，但还是愿意跟的。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他说，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四十多年来，自己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的……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听得不耐烦了，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
“陈毅老实交代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历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陈毅。
王洪文见状，就跟我咬耳朵，要我把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些老红军揭发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抛出来，将陈毅的气焰压下去。王洪文从档案袋里面取出他事先准备好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演示文稿，交给了我，让我发言。
陈毅刚刚讲完话，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水，我就抓过话筒，对陈毅的发言进行“消毒”。
我说：刚才陈毅同志给我们上海小组的全体代表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发言又长又臭，说明他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我们上海给你编了言论集，代表们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批判帮助你，可是你却采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舍近就远的方法，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这是妄图欺骗一些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然后自己蒙混过关。这种手法，必须予以揭穿……
说到这里，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演示文稿“啪”地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难道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你却反对毛主席总结和创造的开于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原则，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演示文稿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着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也是在这次红四军“七大”上，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圮。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你的这些错误，在后来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终于被揭发出来。大会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就是对你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判吗？……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騒动，代表们刚刚才晓得为自己所熟读的“古田会议决议”，原来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
我淸了淸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过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你在刚才的发言中胡说自己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这是对代表们发言的猖狂反扑，也说明你根本不肯承认自已是右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名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脑后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那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
王秀珍高声呼叫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
很多人都举起手跟着呐喊起来，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周恩来说，批判陈毅要“适可而止”
陈毅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低俯着他那发亮的额头。显然，刚才我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使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微胖的脸庞涨得通红，颈后有几根青筋微微突起；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些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是的，关于这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可是，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部队以后，红四军失去了领导中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增无已，陈毅为此深感忧虑，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表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怍，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做过结论，陈毅自己也作过多次检査。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偏偏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历史上的陈年旧账，作为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历史，军史的青年后生面前，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的今天，听到这些材料，如何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怒呢？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地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王洪文瞅瞅陈毅，认为他的气焰已经完全被压倒了，就趁势收篷，宣布说：　“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象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作彻底交代……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检起桌子上的那本论集，颤巍巍地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了。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的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我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次。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临时用会议桌拼起来的大办公桌上，散乱地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文件和材料，工作人员端来了茶水，随即退了出去。我们几个人小声地议轮着，不知道这究竟有些什么事。
等了十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他客气地和我们逐一握手，然后坐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地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巳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上海的代表们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表示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我们频频点头：周总理的指示不能不听，会议看来不能再开了。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和我们没能再整陈毅。由于毛泽东的安排，陈毅和其它几位老同志，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举行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提名，王洪文，我和王秀珍，全都进人了九届中央委员会。
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谁
的张宁为“妃子”一事，报刊曾着力渲染，有的甚至把林立果描绘成了一个温情脉脉，感情丰富的“多情种子”。可是，公众并不知道，早在张宁之前，林立果就在上海选到了一位“上海夫人”李勤贞。在李勤贞身上，林立果一伙使用了最歹毒手段和最卑鄙的伎个，因而铸成一个荒诞的悲剧。这些情况，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被捕以后，我在接触他的项目材料时了解到的，现在把它公诸于世。
小家碧玉被选入伍
当年的李勤贞，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典型的上海姑娘。她的家，住在上海幽静的西区，距离林立果一伙出没的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并不太远。在翠绿的法国梧桐覆盖的林荫道旁，有一条小小的西式里弄，弄内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屋，这就是李勤贞母女个的家。
李勤贞的父亲过去是个小资本家，很早就和妻子离异，李勤贞的祖籍是天津，外婆家在石家庄，她自己从小跟着母亲住在上海，中学毕业后留在家中待业。姑娘面容俏丽，身材匀称，有着一股上海姑娘所特有的灵秀、妩媚之气，还有那种天真烂漫的“嗲劲”非常讨人喜欢。
这样一个理想的“选美”对象，很快成了林立果直接指挥的“上海小组”捕获的“猎物”。据“上海小组”的负责人蒋国璋交待：有一天，“上海小组”的成员在淮海中路上开车“兜风”寻人，发现了李勤贞，暗暗尾随，跟踪进了某弄某号，然后马上找派出所的空四军的代表了解情况，于是，她的本人经历，家庭情况等调查材料，以及从各种角度给她偷拍的脸部，半身，全身的照片等，统统都被送到了林立果手中。林立果表示十分满意，立即批准“入伍”，可是，李勤贞本人还被蒙在鼓里，只知道自己被部队招兵的选上了，可以参军去搞医务工作。李勤贞参上新军装，回到家里见了母亲，母女个当然欢喜不迭。　　林彪的心腹、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看到李勤贞被林立果选中，立刻下令给她办了人伍手续，并给她改名为李云，编制列入上海西郊哈密路的空军第三医院，让她以学习医务知识、熟悉护理业务为名，日夜住在医院里，以便林立果随召随到。
林副部长“路线交底”
不久，林立果来到上海，果然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的秘密住处中，召见了李勤贞。当时招待所隔壁是上海社科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他们把它拿下作为秘密据点。这天晚上，林立果和李勤贞“谈话”，采取“路线交底”，诱使上钩的办法，开始时装得一本正经，渐渐地，用隐晦的语言进行暗示，最后亮出自己的身份──副统帅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女方吃惊和害怕的情况下，林图穷匕见，刻意求欢。
当天晚上李勤贞毫无思想准备，她毕竟是个纯真无邪的靑年姑娘，万万意想不到这个道貌岸然的穿军装的年轻“首长”，居然会向她提出这种卑鄙无耻的要求。她的纯洁正直的天性，还没有泯灭，所以她哭着拒绝与林立果发生两性关系。林立果十分刁钻诡谲，他对李云（原文如此）并不采取强玷污的做法，而要诱使她乖乖地自愿入彀，他觉得这才“够味儿”，所以，当天晚上放过了她。
第一次“路线交底”的失败，使王维国和“上海小组”的成员大伤脑筋，于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对李云进行“攻心战”，甚至连空军第三医院个别领导也直接过问起这件事情来，派了一个女干部专门找李云谈话，规劝说服，软硬兼施，晓以利害。在进行“思想工作”的同时，还采取“组织措施”──提前把李云提拔为上海空军第三医院的正式护士，享受排级待遇，从拿战士津贴一下子变为领取部队的干部工资，用名利地位等手段来笼络她。
“上海夫人”獨守空房
林立果乳名“老虎”，名如其人。当他再次来上海，就接二连二地“召见”李云，露出自己的真面目，这样一个缺乏人生经验的姑娘，当然抵挡不住“老虎”的“威势”。再说，她也没法不崇拜林副部长一家的显赫地位，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他们家庭的成员。这样，她的脆弱的防线崩溃，林立果终于得手了。一天晚上，李云在林立果的甜言蜜语下，成为“林副部长”最宠爱的秘而不宣的“上海夫人”。
林立果占有李云以后，就把她藏在巨鹿路招待所，不让她去医院上班了，两个人厮混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到林立果玩得有点腻了，他就单独飞去北京，留下李云一个人，在上海守着空房。
经过前一阶段的缠绵生活，李云对林立果的幻想越发抬头，她一厢情愿，决心一辈子跟定“副部长”了。但是林立果根本没有和她结合的意思，他只是逢场作戏，得手以后就一走了之，杳无音讯。
李云苦苦地等待着林立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毫无消息。她向“上海小组”的成员提出，要到北京去当面见见“林副部长”；“上海小组”向王维国作了请示，答复是“副部长”在北京的地址是保密的，为了“副部长”全家的安全，不同意李云去北京，要她继续耐心“待命”。
“夫人”出走殃及池鱼
李云左等右等，没有回音，她一气之下，离开上海出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下子王维国和整个“上海小组”都慌了手脚，他们一怕李云跑到什么地方去告状，这样便会暴露林立果所干的丑恶勾当；二怕李云一时想不通，自寻絶路，下次如果“副部长”要起人来，“上海小组”交不出人，就该倒霉。　　王维国发急了，一声令下，“上海小组”成员几乎全部出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李云，可是找不到下落，只查到李云过去有一个男朋友，住在虹口区。王维国滥用专政手段，立刻命令他所控制的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军管组，把李云的男朋友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起来，单独关押，由“上海小组”的成员直接审讯，旁敲侧击地逼问李云的去向，一连逼问了两个星朋，毫无所得。
王维国之流实没有办法了，就使出最毒辣的一手、索性把李云的母亲直接抓起来，要她交代李云的可能去处。李云的母亲身陷囹圄，又惊又怕，被迫说出了一连串亲戚朋友的家庭地址。“上海小组”的成员立即按图索骥，追踪寻找，还是毫无所得，最后李云的母亲说她可能去石家庄看望外婆去了，“上海小组”成员又连夜乘飞机赶往石家庄，总算找到李云，把她带回上海，这才使王维国等松了一口气。
李云回上海以后，她依然闹着要见“副部长”。“上海小组”的成员不敢得罪这位林立果的“上海夫人”，又担心她到处乱跑，更忌讳她和母亲搅在一起，把林立果的丑闻扩散到社会上去。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们不让李云回家，捏造了一个罪名，先给李云的母亲定了罪，把这个无辜的妇女送到江苏北部海边的一个劳改农场──大丰农场，强迫她去劳动改造。在王维国等人丧心病狂的迫害下，这位可怜的母亲大祸从天降，有冤无处伸，女儿被别人霸占，自已被遗送劳改，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李云过去的男朋友，被莫名其妙地关押了一段时期。“上海小组”成员勒令他今后切断和李云的一切联系，在得到他的承诺以后，才把他放了。
白云山秘藏金丝雀
至于对李云本人如何处理，王维国等人感到最伤脑筋，不能过于严厉，又不能听之任之。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王维国等只好把李云暂时转移到外地的一个空四军军管单位，客客气气地要李云在那里小住一个时期，生活条件、日常伙食等尽量搞得优裕一些，实质上是把她软禁了起来。
过了一个时期，王维国等人听说林立果又主动问起李云的情况，知道“副部长”对这个姑娘旧情难忘，仍有好感，为了进一步巴结林立果，王维国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自己的女儿和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的女儿一起，陪着李云去广州，通过关系进了中山医学院“读书”。这个三人“读书小组”，由上海空军第三医院的一名护士长亲自带队。名曰，“读书”，实际上是对李云暗中进行监视，控制，由于林立果在广州白云机场有一个秘密住所，他经常飞到那里去。“上海夫人”李云放在中山医学院，可以随时应召。
这一招果然灵验。林立果十分欣赏王维国的安排，他一到广州，就把李云接到豪华的白云山招待所同居。这位“上海夫人”和林立果久别重逢，当然倍受宠爱。林立果一边在白云山顶上和李云一起收看香港的半夜彩色电视，一边纵情声色，而且，还暗藏着杀机。林立果开导李云说“你胆子不要太小，要学会杀鸡，要见血不惊慌、不害怕。”当时，王维国还派出空四军政治部文化处的副处长李伟信随侍在林立果的左右。每当林立果召李云去过夜，都要由副处长取出他亲自去香港采购来的避孕药片，常面交给李云两片，亲眼看着她吞下以后再送走，以免惹出新的麻烦。
李云原来梦想跟着林立果可以飞黄腾达，哪里想得到从此长期被软禁在广州，而且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早已被押送到江苏大丰农场去劳改了。母女个活活被拆散，天各一方，不通音讯。
直至林彪葬身异域以后，广州军区和上海联系，这对母女才得以返回上海围聚，李云也进了工厂工作，从此结束了她们那种受尽凌辱的奇特而又悲傪的生活。
十五．狼狗闹“康办“
效忠于人，这是古今中外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但是，效忠于狗，却可以称得上是旷古奇闻了。
这件事发生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当时王洪文和我都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的家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他养过一条狼狗，故事就发生在狼狗身上。
康平路市委大院，简称“康办”，那时由三排房屋组成：北部的一排是小礼堂和市委书记们的办公室，中间一排是三幢五层楼高的公寓，南部的一排是八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王洪文是一九六八年搬进康平路市委大院的，开始的时候住在中间一排公寓房屋的西部三楼，住公寓楼当然是不便养狼狗的。
一九七○年以后，张春桥和姚文元长期留在北京，他们的家属还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大院里。上海市的工作一度交给王洪文主持，他便从公寓楼搬进了南面的花园洋房里，占用了两套住宅，住宅的前面，是一片较大的花园；住宅的后面，有一条可以贯通全院的柏油小路，越过小路，横穿草地，就可以到达姚文元家属以及我家和王秀珍所住的公寓；而王洪文的左邻右舍，则是张春桥和马天水等人的家。
就在王洪文搬进花园洋房以后不久，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送给他一条纯种的德国狼狗，这条狗刚来的时候，还比较小，王洪文很疼爱它，一有空就把它抱在怀里，给它取名叫“马林”。王洪文有两个儿子，当时正在念小学，王秀珍给他个起了两个外号──“大呆瓜”和“小呆瓜”。毎天一放学，两个“呆瓜”就牵着小狼狗马林满院子奔跑。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这条狼狗迅速地长大起来，昂起了头，足足有半人高，它长得越来越象一条狼，呲牙咧嘴，伸着血红的舌头，怪怕人的。
狼狗马林长得快，食量也大了，一天得吃好几斤牛肉，跟王洪文每月六十八元的工资，怎么养得起？那就找个借口：狼狗既然是保卫王洪文的，它的供给关系就隶属于市委警卫处。警卫处当时设在康平路市委对门，负责人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干部，文革初期到“工总司”支左，跟上了“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市委警卫处这个要害部门原来掌握在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手里，林彪自我爆炸，王维国随之倒台、警卫处的大权就落入了王洪文之手。警卫处的头头对王洪文可谓忠心耿耿，成天紧跟着他。现在养了一条狼狗，也算多了一个帮手，它的食品供应当然可以公费开支，头头关照下去，每天就由穿军装的警卫员送牛肉等去王洪文家。　　说也奇怪，这条狼狗对于穿军装的人，既不叫也不咬，大概是“吃了人家的嘴软”吧；对于王洪文一家，它当然也是摇尾乞怜、俯首贴耳的。可见了别的人，它却凶相毕露，狺狺狂叫，不管你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大院里面的或是大院外面的，它都要冲上去威吓一番。
王洪文的住宅后面，隔着一条柏油小路和一片草坪，有一幢办公楼，是市委机关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工作室，这里进进出出的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少，他们经常受到狼狗马林的威胁，大家的心里很恼火，可是谁都敢怒而不敢言。
在整个大院里、还住着张春桥、姚文元的家属，以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全家。我们到小礼堂开会，或是外出活动，后面都跟着穿军装的警卫员，那条狗见了穿军装的特别客气，所以“首长”们倒也没有感觉到狼狗的騒扰；特别是王秀珍，她几乎天天到王洪文家去，那条狗对她也特别亲热。但是，那些家属和孩子们就倒霉了！每天上班、上学去的时候，或是下班，放学回家的路上，往往就和狼狗马林“遭遇”上了。当时，大脘里的家属中女孩子特别多，张春桥家有三个女儿，姚文元家三个女儿，我和王秀珍各有两个女儿，此外，还有马天水的女儿，柯庆施家的女儿等，总共十几个女孩子进进出出。那条狼狗看见女孩子们好欺负，老远的就狂叫着扑过来，直吓得女孩子们尖声嚎叫，四散奔逃；姚文元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几次被狼狗马林吓得哭了起来。
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们对王洪文家养一条恶犬都有意见。康平路办公室也好，市委警卫处也好，多次听到工作人员及家属们对养狗的反映，但是因为王洪文不松口、那条狼狗就照样在大院里四处横行。
直到有一天，差一点出事，才开始研究对狼狗马林的处理问题。那一天早晨，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拎了包准备去上班，刚步下楼梯，走出大门，还没来得及注意周围环境，狼狗马林就突然从远处朝她猛扑过来，马林竖起两只尖耳朵，露出雪白尖利的牙齿，伸出长长血红的舌头，双眼露出凶光，恶狠狠地朝金英身上扑去。金英猝不及防，手脚发软，她本来就有心脏病，经这样一吓，差一点昏过去……
凶恶的马林这一次终于激起了众怒，而且惊吓的是姚文元的妻子，真要吓坏了谁来担当这这个责任？院子里的各家各户以及普通的工作人员都强烈要求市委警卫处赶快把狼狗送走，正好在这节骨眼上，王洪文要去北京，狗的主人走了，狗的靠山没了，它就不能再肆意逞凶了。于是，大家开始出主意，给马林安排一条出路：有人主张把狼狗送回部队去，有人建议将它送给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作动物试验，也有人在背后发牢騒，说不如把狼狗宰了倒可以享用一顿喷香肥美的狗肉。
正当恶狗面临厄运的时候，王秀珍出来发布“指示”，挽救了狼狗，她说：马林是“洪文同志从小养大的，洪文同志很喜欢它，把它送到什么单位去都不合适、还是送给上海西郊公园，好好养起来供人参观”，市委警卫处原来是王洪文直接管的，王洪文一走，把领导权移交给了王秀珍，王秀珍的“指示”一下逮，警卫处头头立即行动，派了专门的警卫员开了专车把马林送到了西郊公园，毎天供应几斤新鲜牛肉，还筑了像模象样的狗窝，让狼狗在那里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康平路大院里由狼狗马林引起的风波，终于逐渐平息下来，过了不久，人们对狼狗事件开始淡忘了。然而，也有人没有忘纪。几个月以后，王秀珍忽然提出：送到西郊公园去的狼狗马林，不知道养得怎么样了，她要亲自去看看，也好向王洪文有个交代。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王秀珍穿上她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时做的一身毛料衣服，带上王洪文的几“小兄弟”，由警卫处头头陪同，开了几辆轿车直驰西郊公园而去……
一场“探望”狼狗的活剧演完以后，王秀珍从西郊公园回来，用她那高八度的尖噪子直嚷嚷：“我们到西郊公园去看过马林了，那狗长得又肥又大，真神气。它还认识我，可讨人喜欢啦！”
远在北京的王洪文，通过红色保密电话得知了这样的“喜讯”，高兴地笑了。
“打狗要看主人面”，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敬狗为了孝主人”。
狼狗马林在西郊公园一住几年，谁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直到“四人帮”覆灭以后，动物园的饲养工人们怒不可遏，立即动手把它宰了，大啖了一顿狗肉，才算解了心头之恨。
十六．毛泽东与林彪决裂的关键── 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目击证言
我是在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此前或此后一段时间，中央召开会议，都在北京举行。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年事已高，各地的形势又不稳定，所以中央不便在外地开会。而我则觉得去北京的次数较多，对文革以前中央召开过的北戴河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郑州会议，庐山会议、杭州会议……心向往之，很想到这些地方去边开会边领略大好风光。
各想不到我的这种愿望，竟然在一九七○年夏季变成了现实……
毛泽东下令封掉庐山
一九七○年的初夏，雄奇壮丽，云雾缭绕的庐山，突然被宣布封山了。
一批批的建筑队伍和园艺工人，络绎不絶地开进庐山加紧施工和整修布置……
接着，江西省领导又从南昌、九江等地，调集了大批厨师，司机，接待服务人员和各类工作人员。被选中的人都是在政治上“绝对可靠”，先对他（她）们加以紧急培训，然后分批送上庐山。上山以后宣布纪律：有关人员一律不得和家里联系，不许写信、通电话，更不淮泄漏自己的去向。
庐山上上下下都有居民，特别是热闹的牯岭街上，以及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附近，居民更多。但是，凡属于庐山范围内的几千居民，这次都受到了严格的政治审查，有一些被认为政治上“不合适”的人员，统统都被迁移出山；连山上几所寺庙、道院中仅存的几名和尚，道士，也被动员下山。
大批戎装的解放军战士，把偌大的一座庐山严密地警戒起来，每个道口、山隘和树丛后面，都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在附近的九江机场上，忙碌升降的飞机整天轰鸣；在庐山的峰顶上，架设起了雷达和天线，几架云雀式直升飞机，也在山峦上盘旋，翱翔……
庐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些游客在被封掉的庐山脚下，纷纷打听，茫无头绪。虽然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问，但是历年来游庐山的人，仍然为数众多。庐山，这座淮南弧形山系里的名山，共有九十多座山峰，形成群山环抱、首尾相接、重峦迭翠，神秘莫测的奇景。古往今来，有多少骚人墨客为之倾倒。崇敬慕名而来旅游者更众。可是，现在他们只能被远远地挡在外地，望山兴叹。
谁也没有想到，促使庐山实行封山的，就是毛泽东本人，他觉得在中苏边境冲突和中国共产党“九大”以后，国际、国内的局势逐步趋向缓和稳定，全国各级党的组织已经基本恢复，所以他决定：在一九七○年夏天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召集到庐山来，举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接下来再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会的议程定为三项：一、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加强战备问题。
就这样，被封掉的庐山又一次卷进了中国的政治漩涡的中心！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关于修改宪法时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在决定到庐山举行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早已成竹在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就是毛泽东。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他向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会议提出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瓸，请求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这样，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少奇被打倒并死于河南开封，国家主席空缺。一九七○年，毛泽东考虑要召开四届人大，他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样就要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设了这个职务、就会有人伸手。
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小住，特地派汪东兴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建议。政治局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由康生主持宪法的修改工作，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人参加。
一九七○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负责人以外，还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
本来，事情可以到此结束了，可是，林彪却睡不看觉。他在“九大”当上了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而且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明确写入了中共党章，但他并不满足，因为不管是副主席还是副统帅，毕竟是个副职、没有多大实权。党内的一切重大事务，都要由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点头；政府的重要决策和职能，都由周恩来总理掌管，林彪要捱到正职，不知道还要捱多少年，何况他又体弱多病……所以，叶群在私底下发牢骚说：“林彪同志不就是个副主席、副总理、国防部长嘛，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么多工作。”
从叶群的话来分析，林彪有一个盘算：只有设了国家主席，他自己才是担任这一国家元首职务的最为适当的人选：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已辞去此职，肯定不会再重新复任。如果林彪出面提议由毛泽东当国家工席，大家当然赞成，而毛泽东定然会谦让；这一谦让，国家主席的头衔就会顺理成章地落到林彪头上。记得在党的“九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出现过这样的场面：林彪当众提议由毛泽东担任“九大”主席团的主席，可是毛泽东却谦说：“我不当，还是由林彪同志当！”所以，林彪的盘算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于是，在获悉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正式提议不设国家主席之后，远在苏州的林彪，马上要秘书往毛泽东那里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未予置理。
到了三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开过以后，林彪觉得形势不利，就郑重其事地说了三条意见，于四月十一日深夜叫秘书记下后用电话传给已经到达长沙的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原话如下：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三条真够厉害的，简直是对毛泽东紧紧相逼了：你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这三条也够“大公无私”的，林彪认为“自已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多设几名让别人去当“关系都不大”。
可是，在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九七○年五月中旬，林彪对人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七月间的一天，叶群当面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里摆？”
林彪的个人盘算和小肚鸡肠，怎么逃得过毛泽东历经风雨的政治慧眼。在收到林彪三条意见电话记录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作出了明确的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把林彪的建议顶了回去。
一九七○年四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引用了《三国志·魏书》中“武帝纪第一”的典故：“孙权上进称臣，称说天命。王（指曹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毛泽东风趣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七月中旬，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并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可是，当时在场的林彪硬是听不进去，普通人很难理解一个身居高位，已经明确作为接班人和第二把手的领导人还会有野心吗？有的，林彪就是一个例子。他已经到了权欲熏心、难以自制的地步，对毛的多次指示和警告根本不放在心上，他继续指示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在宪法修改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坚持要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章。
这样，就导致了宪法修改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三个副词的风波
这次修改宪法，又轮到张春桥执笔，他在撰写宪法的“序言”部分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没有用三个副词，而只用了“继承、捍卫和发展”的提法。一九七○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怀仁堂开会。吴法宪在会上提出，一定要把三个词加上去。张春桥没有同意，吴法宪拍了桌子，勃然大怒。张春桥说：“九大”圈掉三个副词是毛主席的意见。吴法宪指责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否认毛主席是“天才”。康生站在张春桥一边。这天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激烈争吵后，双方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那里详细谈了争吵的情况，陈伯达对吴法宪表示支持。
吴法宪当即通过黄永胜向林彪和叶群汇报了他和张春桥激烈争吵的经过，说张春桥不愿在修改宪法时加上“天才”，就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林彪对张春桥早已心存疑虑，他觉得张春桥此举不是对毛泽东的，实际上是对着三个副词的倡导者他林彪的。林彪称赞了吴法宪，认为他的意见对，并说今天抓住了张春桥，抓得好，黄永胜还在八月十四日打电话给在外地的李作鹏，要他赶回来参加宪法修改小组会议，支持吴法宪。
有一件事使林彪一直耿耿于怀：在一九六九年“九大”结束之后，毛泽东曾经常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并且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这话立刻引起了刚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的猜疑。林彪必然会考虑到：“九大”以后，张春桥羽翼逐渐丰满了，至于他自己却是疾病缠身，说不定等不到接班就被别人抢班夺权了。这次修改宪法如果再不设国家主席，自己如果再不抓住这个机会当上国家元首，恐怕今生今世就很难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良机了。
从后来的行动来分析，林彪的打算是这次一定要抓住时机把对立面打下去。如果先打击康生，目标太大；如果先打撃江青，又会投鼠忌器，不如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先从张春桥开刀，说张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激起众怒，以毛之刀诛毛之人，这是古已有之的“淸君侧”的策略。然后，把“天才”问题与建议毛当国家主席问题联系起来，鼓动与会中央委员们坚持要求设国家主席，这样毛就不便反对，到时候毛一谦让，林彪自己就可瓜熟蒂落地坐上国家主席的寳座，即使当不上国家主席，那么副主席的位置也非己莫属，毫无损失可言。
盘算好以后，林彪决定在庐山上导演一场“打张夺权”的活剧。可是，这一切都是背着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进行的。
“跃上葱龙四百旋”
林彪“打张夺权”的谋划，毛泽东事先当然是无从知晓的。毛泽东考虑的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三届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召开的，已经过去六年了，四届人大理应列上议事日程。国家政权机关应该恢复正常运转。除了修改宪法以外，由周恩来总理主持草拟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制订新的国民经济计划，宪法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经中央全会通过以后，四届人大就可以开会了。
毛泽东进一步考虑的还有国际形势问题，包括中美关系正当化的问题。自从中苏两国边境发生冲突之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于是，毛泽东觉得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已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五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毛泽东在“九大”提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号召，看来党内、国内的局势都比较稳定和平静，有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所以他在这一年的十二月间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故意让斯诺给美国领导人捎去信息，欢迎他们来访。
根据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指示留纪登奎和黄永胜两个人在北京值班，主持一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其它人统统上山去。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央向各地的中央委员们发出了通知。由于对开会的地点和时间需要严格保密，所以通知的内容也限制在极小的范团内。例如中央办公厅给上海打保密电话，只把开全会的地点和时间告诉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王洪文和我两个人，并且通知一定要保守机密：领导的去向连对自己的机要秘书都不能讲，会议期间上海如有急事或急件需要处理，可以通过北京中央办公厅收转，对其他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只能通知在上海的集中地点和时间，同时通知随带外衣和薄的毛线背心，集中以后再告知开会地点。这样严格的保密，在当时是为了战备的需要。
八月二十一日，王洪文和我通知在上海的九届中委王秀珍、扬富珍，候补中委马天水，金祖敏、陈敢峰和王维国，到上海空军招待所集中；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决定直接前往。在登机前，上海的其它中委、候补中委仍不知道是去庐山开全会，上棉一厂的杨富珍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到北戴河或者靑岛去开会呢！”同济大学的陈敢峰跳了起来，因为当时上海正值摄氏三十八度的高温，他只穿了汗衫，短裤前来报到“哎呀，我什么衣服都没有带，怎么办？”只得临时借了几件再动身。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搭上北京来的专机飞抵南京，江苏以及南京军区的中委许世友、杜平、彭冲、吴大胜、张才千、王六生、尤太忠等登机，和上海的中委们会合。大飞机在合肥降落，再转乘“安－24”型的小飞机，飞机最后降落在九江机场。前来迎接的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所有参加全会的人，都是由空军派专机接来的。
各地的中委们分乘小轿车上山。山下正是盛夏酷暑，气候闷热异常，但是上得山来，汽车在茂树密林间的公路上拐了几个弯，在“之”字形的路段上旋了几个旋，马上使人感到通体凉爽，山上的夏季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七度至八度，早晚还得备穿毛线背心呢！
车到牯岭，这个设在庐山上的城镇也被修茸一新，汽车再穿过一个圆洞形拱门式的大隧道，就进人了全会成员居住的禁区。这里都是一幢幢依山而筑的小洋房，大多是过去达官贵人以及外国人避暑的别墅，也有一些是解放后新建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开全会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是一人住一幢，中央委员是两人往一幢，候补委员是三人合住一幢。
上海的中委们分住四幢别墅、在一座小山的半山坡上，通过一条迤逦的石板路，把这一幢幢洋房联成一气。每幢别墅都配备了一名服务员，每两幢房子配备了专门的厨师。他们白天来，晚上去，负责整理房间，做淸洁工作，打茶水和做饭。在房子外方的树林里，警卫战上们日夜站岗放哨。
从林间小道走下去，左边挨着的分别是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住的别墅。右边朝西走，就到了脂红路一百七十五号毛泽东的住所。过去毛泽东上庐山，都住在芦林湖畔的芦林一号招待所，便于闲时到凉爽的湖水里去游泳；现在毛的年纪大了，不下水游泳了，汪东兴便把他的住处安徘在脂红路这幢用高墙围起的别墅里。这幢别墅从前属于美国亚细亚银行，建造于二十年代，至今仍很完好，是一幢便于保卫的独立西式洋房。上述几个人的房子，都住得很近，但和其它各地中委们的住处，则间隔着一段相当的距离。
上了庐山的中委们，情绪都很高涨，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都比较乱，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都只能在北京开，现在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开会，说明他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同时也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是良好的。以七十七岁的高龄而能重登庐山，这是当时的中委们都为之欢欣鼓舞的事。
所以，中委们都利用会前的闲暇，饱览了雄奇秀丽的匡庐风光。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的中委们在瀑布前合影，姚文元还陪同江青游了仙人洞。谁也没有发现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却有意避开镜头，很少和别人合影，事后才知道他上山以后，和吴法宪以及随同林彪上山的林立果，建立了密切的热线联系。
周恩来总理是个大忙人，他住在大路旁小卖部附近的一幢普通楼房里，便于和各地的中委们接触。但是，全会开始前的气氛是轻松的，这从周恩来的神态中也可以感觉到。会前，我们几个年轻的中委相约去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翻领两用衫，一条米色的长裤，足登一双半新的牛皮凉鞋，显得风度翩翩而又十分精神，周恩来告诉来访者，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给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他说：“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啊，只有三五天！”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惊呼起来，觉得会期太短，看庐山都看不够。
邓颖超也说，好不容易来江西一次，她已邀了几位老大姐，在全会结束以后到向往已久的井冈山去访问。
周恩来的秘书钱家栋，在住所的阳台上安排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委们和周恩来比赛了几场乒乓球。大家说：“总理是今日得宽余呀！”周恩来微笑道：“我还踢足球昵，”大家都很诧异，钱秘书说：“就在走廊里踢，每次两三分钟，活动活动身子。”大家哄堂大笑。
会前的“水鸭式”活动
在这轻松欢乐的气氛中，谁也没有想到：大块的乌云正向庐山袭来。周恩来原来预期三，五天可以结束的会期，后来竟开了十五天，足足半个月留在庐山，还远远未能解决问题。
正当毛、周打算在庐山召集一个比较轻松的短会的时候，林彪却紧探密鼓地准备全线出击了。
在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中，本来没有林彪讲话这一项，但是林彪却在暗底里准备着一篇份量很重的讲话，打算到时候抛出。叶群根据林彪的意思，打电话给陈伯达，要他编一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语录，分发给几员大将，让他们配合林彪的讲话、引经据典去批判那个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并一致要求设国家主席，一致要求毛为国家主席。
陈伯逹接到任务以后，紧急布置随他一起上山的中共中央政治硏究室的秘书，连夜查找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天才的语录，先是从庐山图书馆馆藏的马列著作中查找，再打长途电话给北京，请中央政治研究室帮助查找，然后通过电话一一传上庐山；恐怕电话传送有误，另外又把书面语录用绝密件通过中央办公厅用飞机直送庐山。因为査得匆忙，一时没有查到马克思关于天才的语述；陈伯达就根据已经查到的一些条文，连夜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用电话一条一条告诉吴法宪。陈伯达还要汪东兴交打字员打印，印好以后，急送林彪，叶群，同时分发给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人手一份，也给了汪东兴一份。这些都是背着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进行的。
林彪抵达庐山的那天下午，就和陈伯达晤面，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商量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一张春桥发动进攻，陆定一曾任中央改冶局候补委局，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早已被打倒，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林彪；现在，林彪又把张春桥比作陆定一。
八月二十一日黄昏前，叶群邀请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游仙人洞，布置他们还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立即找了空军的王秉璋、浙江的陈励耘，上海的王维国等人布置此事，他还对有些人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里摆？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举行常委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出席。毛泽东继续以“九大”说过的话，来要求开好这次全会：希望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周恩来对次日大会开幕式的安排，作了说明。毛泽东建议：除了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以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这样，全会就增加了一项议程。常委会上还确定由周恩来、康生分别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表示同意，并说自己要讲点意见。常委会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第二天上午，大会开幕之前，陈伯达三度到林彪处密商……
全会开会前的表面气氛，是平静的；但林彪、陈伯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的幕后接触，十分频繁，正如某些人所形容的，这是“水鸭式”的活动：鸭子浮在水面，水面波平如镜，一派平静景象；但水下鸭子的双脚却急促地来回划动，忙碌异常。这就活活勾勒出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全会开幕前的真实动态……
林彪发动突然袭击
九届二中全会会址
在牯岭镇的半山腰里，有一座大礼堂，可以坐五六百人，一九五九年曾在这里举行过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即批判彭德怀的那次会议。现在，这座灰色的庞大建筑物，又成了九届二中全会的会场。
—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宣布全会正式开幕。道次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按姓氏笔画为序，坐在前排，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坐在后排。
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指示，并根据昨天常委会的决定，宣布了三项议程。他说，头一项议程就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已印发给全体到会成员。在这个修改草案中最重要的一处修改，就是“不设国家主席”，而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国家元首，总理为政府首脑。这条修改意见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经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以上情况，都已向全党作了传达。
在全会的开幕会上，原定先由宪法修改小组负责人康生就修改宪法问题作说明，但是林彪却突然改变议程，他对毛泽东说，我要讲点意见，便径自在话筒前讲起话来。
穿着浅灰色中山装、坐在藤靠椅上的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先并不了解，他有些意外地朝旁边的林彪看了一眼，便侧耳倾听他究竟说些什么……
穿军装的林彪脸色很苍白，衬出脸上两条倒挂着的八字眉毛显得更粗更黑了；他脱下军帽，童山濯濯的额头上只剩下两旁长着少许稀疏的头髮，他手里没有拿讲稿，好象他的讲话是即兴式的，但是仔细听来就含使人觉得这次讲话是经过仔细斟酌和反复推敲的。事实，也是如此，直到开幕会议的这天上午，他还和陈伯达、叶群在一起硏究了半天。
林彪首先说了一通套话，什么宪法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都是主席提出的，很必要，很合时宜啦；这对于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对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反帝反修的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影响啦，等等。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说他仍然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观点，又讲道：“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林彪说这些话的时候，没头没脑，那些不知道宪法修改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过激烈争吵的听众，听不懂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但又仿佛觉得有人反对林彪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论断，所以林彪要反复强调“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毛泽东在会上听到林彪一再吹他是“天才”，侧头看看林彪，显得有些不高兴，因为早在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就对林彪的过份吹捧表示过不安。林彪又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的。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
毛泽东大出意外
林彪的讲话采取使人听了可以产生很多疑问的表达方式，但是实际结论是明确的：有人觉得“老三篇”不起作用，有人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种形而上学的観点是反马列主义的……
这个“有人”是指什么人呢？林彪用很浓重的湖北腔鼻音讲话，拖腔拖得很长；他喜欢重复，有些在他看来很关键的话，至少要重复两三遍。这里，他又用惯用的语气说：……这点是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
林彪连用了三个“改变面貌”，以强调性质之严重。林彪指的当然是在中央的那个“陆定一式的人物“，可是他没有指名，所以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们听得疑疑惑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林彪的这一番话，实际上是对他手下的一班文相武将们下达了总攻击的动员令。归根到底，他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当国家主席。然而，这个问题毛泽东已经讲过六次，所以他在大会上不便再正面提出来，只好改换一种说法。
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特点，―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林彪还煽动说，这种领导地位
“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彪的讲话讲得很长，哼哼哈哈地讲了一个半小时，改变了会议的进程，之后，周恩来和康生都说不讲了，开幕会议就此结束。
毛泽东从头至尾，仔细地听完了林彪的长达四千多字的讲话。如同他后来所说的“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捣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昵？可见心里有鬼。”“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听了林彪的“突然袭击”的讲话，一言不发，宣布散会。
林彪讲话以后，文相武将们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陈伯达马上赶到林彪住处密商，陈伯达再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住处串连，那几员大将都收到了“称天才”的语录，手里有了理论武器，只待到各组去宣讲了。
当时，全会把所有的中委和候补中委按地区编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则分别编到各组去参加讨论。许世友、张春桥、李德生在华东组，陈伯达、汪东兴、李雪峰在华北组，李先念、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姚文元在西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陈锡联在东北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未编人各组，江青属自由参加。这样，陈百逹，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就成了毛泽东后来所称呼的“宣讲员”，按照林彪的意开，纷纷到各组去宣讲。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毛和林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吴法宪在会上突然提出：明天全会重听林副主席讲话录音，各组要学习，讨论林副主席讲话，对于这样的提议，会上谁也不便公开反对。于是，全会的议程又一次被打乱，而吴法宪却受到了林彪的赞扬、夸他“立了一功”。
八月二十四日早上，在全会重放林彪讲话录音之前，叶群对所有的“宣讲员”作了布置：“下午分组讨论时，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叶群规定发言时要坚持林彪的观点，坚持设国家主席，但后者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可缓提；集中火力攻击“陆定一式的人物”，但打击面要小，不能点名，不能涉及康生和江靑。叶群还强调，各“宣讲员”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感情”，要各自串联空军、海军、总后勤部的中委们，按统—口径发言。
江青到华东组与许世友“较量”
上午，全体中委又集中到大礼堂，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反复听了两遍。中委们觉得这个讲话既然如此重要，又朦朦胧胧觉得讲话内容若有所指，份量很重，所以把注意力都转移到这一方面来了，可是，讲话中没有点名，使大家疑惑丛生，说不清楚究竟指的什么人，也不知道下—步该怎么办。连林彪在浙江和上海的心腹陈励耘和王维国，也吃不准林彪讲话具体指的是谁，他们去找吴法宪，吴法宪诡秘地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陈励転和王维国这才心领神会。可是，吴法宪关照：“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地点名。”陈励耘和王维国参加华东组的讨论。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这个组没有那几员大将当“宣讲员”，张春桥倒来参加了。他换下从文革开始就穿着的军装，改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呼，大多数人因为不知道林彪讲话指的就是他，所以对他很是客气。
许世友掌握的华东组讨轮，比较平稳。一是因为华东组没有“宣讲员”，二是陈励耘、王维国虽然知道底细也不敢轻举妄动、抢先出头，至于其它各省的中委们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谈，正面领会林彪讲话的精神。上海小组的王洪文和我们几个人，在林彪讲话以后还没有和张春桥单独接触过，搞不淸楚林彪讲话究竟针对什么人，有什么背景，所以决定先看看形势再说，我们在华东组第一次讨论时没有发言。其它的像安徽省也觉得把握不定，省一级领导人都没有发言，而是让一个来自农村的中委、基展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了一般性的发言。
华东组总的发言基纲，比较平和，在谈到林彪讲话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的时候，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而且讲了很多颂扬毛泽东的话，在谈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表示：从自己的愿望来说，还是希望毛主席能够当国家主席，但是最后究竟怎么办，听从中央的决定。
八月二十四日晚上，华东组讨论到一半的时候，江青来了；江青没有编人固定的小组，而是任她选择，许世友热情地招呼江青坐在前排沙发里。这时，这次庐山会议的主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开腔了，他当着江靑的面，提出宪法里还是应该“设国家主席”，这时，有一些人附和程世清的意见。许世友一向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也开口说：“我看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他倒是真心拥护毛泽东再当国家主席的。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设国家主席，就插话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不设国家主席，群众从感情上通不过。”浙江的陈励耘发言了。
“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江靑答。
“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程世清的讲话有些不太客气。
“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主席不但高胆远瞩，而且深谋远虑……”江青扶了扶眼镜，朝会场四周看了一眼，慢条斯理向众人交底，“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
江青在这里引用毛泽东所说的“黄袍加身”的典故，是指宋太祖赵匡胤陈桥驿兵变时，他的部将用黄袍披在他的身上，拥立他做皇帝。毛泽东以此借喻他自己不愿意别人拥立他当国家主席。
听了江靑的讲话，大多数人不响了，有些人还在嘀咕，这时，江青侧过脸去对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嘛……”江青称许世友为“许师傅”因为许年轻时在少林寺当过和尚。
“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情上我思想还是不通。”许世友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他看时间不早了，就宣布散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江青同志，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南京去……”
“好罢，我们到南京去再较量……”江青吃吃地笑着，一边和许世友等人握手这别，一边回答。
张春桥在华东组的第一次讨论会上，坐着静听，没有发言。整个华东组的第一次讨论的气氛，由于没有人煽风点火，比较平和，没有剑拔弩张的景象。　　类似情况的还有陈锡联所在的东北组。
陈伯达抢了头功
但是，其它各组的讨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除了华东组、东北组以外，其它各个大组的讨论，都有“宣讲员”参加，他们纷纷出动，登场亮相。
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陈伯逹迫不及待，第一个抢先发言，他发表了一大通蛊惑人心的言论：“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企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是历史的蠢才。”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经过很多门争的。”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讲到最后，陈伯达激动地站了起来，比划着说：“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高兴得跳起来了。”说到这里，一向老成持重，外号“老夫子”的陈伯达，居然也做出手舞足蹈的样子。　　陈伯逹讲完后，拿到那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汪东兴，也跟着发言。本来，是他向政治局传达过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但是，现在在全会上发言时，他却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上席；他还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他们两个人一讲话，华北组的讨论马上升温。发言者强烈要求毛上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要求把“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揪出来”，要求把“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
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叶群声嘶力竭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在西南组的讨论会上，吴法宪气愤地嚷道：“道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在西北组的讨论会上，邱会作呼之欲出地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这次演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李作鹏着重替林彪“抬桥子”：“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生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生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极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汪东兴站错了队
这几名“宣讲员”中，陈伯达起了带头羊的作用，他不但在华北区抢先发言，而且抢先印出演示文稿。陈伯达毕竟是搞舆论出身的，他懂得如何制造舆论、煽风点火。
当时中共中央举行全全会或是工作会议，都要出演示文稿，演示文稿上刊登会议的动态以及各组的讨论情况，上送毛，林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让领导了解情况；同时分发各省、市，自治区与会者，起到交流沟通的作用。毎次会议的每期演示文稿，有一个总的编号，报头上同时说明这是华北组或是华东组的第几号演示文稿。凡是演示文稿上的重要发言纪录，特别是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要经本人过目，修改审定，演示文稿付印以前还要由各组组长和副组长签字，以示负责。
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第一次讨论会上发言以后，会议演示文稿组派到华北组做记录的工作人员，整理出了一份九届二中全会演示文稿（总号为六号，同时注明为华北组的二号演示文稿）。这份六号演示文稿整理出来时间已经很晚了，但陈伯达一反常态，马上审稿，迅速改定。演示文稿改定稿在八月二十四日深夜十一点多钟送到华北组的组长手里，由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吴德、解学恭签字后连夜付印，在二十五日—淸早就印好分送到有关领导和各组成员手里。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称第一，在所有各大区的分组讨论演示文稿中，六号演示文稿出得最快，陈伯达又抢了头功。
九届二中全会的这份六号演示文稿，摘登了陈伯达的讲话，讲得很凶，不但为林彪的讲话作了诠释，而且极具煽动性，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要搞历史翻案的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就在中央的宪法修改小组里面，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纸，一戳就破。演示文稿同时用较大的篇幅，刊登了汪东兴在华北组讨论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证实了陈伯达所谓的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事实，演示文稿上汪的讲话比陈的讲话还长，正像后来汪东兴自己所抱怨的“他的很少，我的很多”，而且演示文稿上的语言已经明确使用了“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等只适用于敌我矛盾的词汇。演示文稿对全会所起的引导作用是非常强烈的。　　这份六号演示文稿当然十分符合林彪的心意。怪不得林彪在听完秘书读完这份演示文稿以后，高兴得笑了起来，林彪说：“听了那么多演示文稿，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六号演示文稿出笼以后
六号演示文稿一出，天下果真大乱。在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一些部队的中委和工农中委特别气愤，他们的发言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连参加华北组讨沦的陈毅也说：我陈毅是有反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陈毅当场表示自己的决心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还有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她在一九六六年列席过八届十一中（扩大）全会，抢先点过邓小平的名。现在她是九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她在庐山又活跃起来，先后找了河北的中委、军委总后的中委，甚至还找北京卫戌区的负责人串联，要求揪人，然后，河北省的四名候补中委，就在会上先后发言，对中央宪法修改小组提出质疑，点了康生的名。
六号演示文稿分发到华东组和其它各组，同样掀起轩然大波。
我们上海小组住在华东组的中心地带。八月二十五日淸早，王洪文还没有起床，我和马天水正在吃早餐，就收到了会誐秘书组送来的两份六号演示文稿。
我看了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大吃一惊，连早饭都无心吃了，马上拿了演示文稿，奔到王洪文住的小别墅，把他叫醒。看过演示文稿，两个人议论开了。
王洪文和我越谈越觉得无所适从，疑窦丛生，而且下午华东组又要开会，上海小组该怎么表态才好呢？我们想找张春桥，可是又想到此刻恐怕不大适宜，我拎起电话，要总机接到坡下张春桥住的那帧别墅，接电话的是严秘书，他说张春桥还没有起床。我问他看到华北组的演示文稿没有，他说没有收到。我就在电话里把六号演示文稿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严秘书，让他叫醒张春桥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搁下电话，过了片刻，电话铃响了，还是严秘书打来的，他说已经报告了张春桥，张要他马上来拿演示文稿，电话挂断不久，严秘书就气喘吁吁地爬坡上山，到上海小组把我手里的一份六号演示文稿取走了。
王洪文和我商量，赶紧把上海的中委们全部找来，紧急讨论下午如何表态。小组的成员们没有到齐，王洪文和我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朝坡下望去，只见张春桥从他的住所急匆匆走出来，几乎是同时，左首别墅里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门。看来他们事先已经电话联系过了，两个人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一起坐进了早已停在院子门外的一辆轿车里，轿车朝着江靑的住所疾驰而去……
上海组也有反骨
上海的中委们齐集在王洪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号演示文稿，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独有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沉默不语，大家议论后认为整个上海小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态度，下午由王洪文代表小组集体发言。对于林彪的讲话，上海小组讨论后一致表态：应该坚决拥护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觉得还是应当听从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设国家主席为准，至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因为不了解情况，上海决定暂不表态。讨论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以后，大家推举由我执笔起草一份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
我把发言稿写完后给大家念了一遍，征求意见；大家表示同意，王维国的脸上毫无表情，依旧一声不吭。王洪文瞥了他一眼，正式宣布：“没有不同意见就算一致通过。”散会以后，和王维国住在一幢房子里的上海电机厂候补中委金祖敏，偷偷地告诉王洪文和我：“王维国这几天接到过吴法宪的电话，多次单独外出活动过。”
下午，华东组的会场设在庐山图书馆旁边的一幢小楼里，场内的气氛异常。其它省、市的中委们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一见上海小组的人员进场，马上停止议论，用一种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委们。等到张春桥进场的时候，会场里寂无声息，空气简直像冻结了似的。
张春桥还是像上次来华东组参加讨论时一样，面带微笑走进来，但是这回根本没有人招呼他，也没有人回他一个笑脸。张春桥显得十分尴尬，讪讪地找了一个单人沙发坐下，连开水也没有人给他倒一杯。
会议开始之前，我拿了誊写清楚的上海小组集体发言稿《我们的态度》，给上海的各个中委传阅，以便交王洪文代表大家发言。其它人都画一画圈表示同意，发言稿传到王维国那里，只见他提起铅笔，在发言稿的下方批了一句话：　　“不搞集体发言，各人发各人的为好。”我拿到稿子一看楞住了，赶紧找王洪文紧急磋商。
我说：“王维国这家伙怎么搞的，上午讨论时不发表意见；下午突然来这么―下子，简直是从背后戳一刀……”
王洪文气得呼哧呼哧地：“不晓得他在搞什么名堂？真见鬼？只好不发言了，看看再说。”
张春桥变成火力点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宣布大组讨论开始。很多人的手里都拿着那份六号演示文稿。　　王维国抢先第一个发言。前一时期他在什么事情上都回避退缩，沉默不言的，如今却判若两人。他今天在发言中，先是大肆赞扬林彪的讲话如何重要，为全会指明了方向；接着声称“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他又提出：“宪法里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一个国家总要有―个头嘛”，希望，毛主席考虑大家的意见。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王维国的发言和上海小组集体讨论的意见正好相反。在他发言时，张春桥听得非常仔细，板着面孔不动声色。　　王维国打了头牌，华东组发言的调子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热情地讴歌“毛主席是天才”，而激情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痛批“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妄图“篡党夺权”，“罪该万死”，必须把他“揪出来”“"千刀万剐”，“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有的人发言时拿着六号演示文稿，直接引用陈伯达等人的讲话。可是，所有的人发言时都不公开点名。　　郭沬若副委员长作为中央委员，也被编入华东组参加讨论。郭老耳朵重听，带了一副助听器，困难地听着别人发言，听到一半，他也要求发言了：　　“我是一个懵懂派，搞不淸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华北组的演示文稿，又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　　其实郭沫若还是没有搞淸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上海的马天水坐在我的旁边，他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我，轻声问道“把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究竟要揪谁呀？”　　我只是朝他苦笑。　　过了一会儿，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向卫生间走去，马天水紧随在他的身后跟了进去，片刻，马天水出来，回到自己的坐位上，满脸懊丧地对我说：　　“刚才我问陈励耘究竟揪谁，他在厕所里回答：谁是阴谋家，野心家就揪谁！这小子，看来他是知道底细的，不肯对我们说。”　　陈励耘从厕所里回来，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张春桥的位置正好在他的左侧，两个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委在慷慨激昂地发言，说是“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陈励耘听到这里，马上打断他的发言，侧过脸去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　　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过去总是“揪”别人的，现在轮到自己在中央全会上被别人“揪”了，心头该是什么滋味。但他强作镇静，也不看陈励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发前面的地毯上，只颇猛吸香烟……　　会场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的一个穿着海军军艰装的候补中委，索性站了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呼声一直传到外边的街道上去。
江青秘密接见王洪文、徐景贤
这一天晚上，我们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摸九点钟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
首长？哪一位首长？王洪文和我不便多问，只是紧随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红旗”在牯岭的柏油马路上行驶片刻，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外停了下来。
夜已深，一幢长长的房屋好象一艘军舰，停泊在大院里的草坪上，房屋的窗户上都挂着厚厚的窗幔，屋内的灯光都无法透射出来，只看得见整幢房屋的黑黝黝的轮廓，使人感到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穿军装的人把我们引上高高的台阶，穿过一条狭长的玻璃棚信道，走入房屋，这时，只见江靑的警卫员大周迎了出来，原来是江青接见，王洪文和我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光。大周带领我们穿过几个房间，绕到后面的一个小客厅里。　　我们跨进各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比前两天松快得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
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一头乌黑的头髮齐耳根剪短，朝后梳着，看得出还吹过风，有一点暗波浪。她里面穿着白衬衣，外面罩一身浅灰色的毛料服装。江青从眼镜后面仔细打量了一下王洪文扣我，热情地伸出手来握手，接着轻松而随便地往身后的长沙发上一靠，边坐边说：　　“今太──找你们两位来──是想听听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我们还没没有接口，江青就侧身朝左首的张春桥看了一眼：“我听春桥说，你们华东组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很凶呀。”　　张春桥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却接上了口：“其实各个组都差不多，我这次参加西北组，也有‘宣讲员’。”　　江青打断了姚文元的话，自顾自地说下去：　　“二十五号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华北组演示文稿，还是从你们那儿拿来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后来才查到的。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呐！看完演示文稿，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　　“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划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很本不知这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演示文稿。”　　江青说到这里，用手探到她那件浅灰色上装的里襟夹袋里去，掏出一份折迭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里扬着开懐大笑。
“四人帮“由此结党
“哈哈哈哈……喏，这就是那份华北组第六号演示文稿，他们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说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厉害呀！野心家，阴谋家，两顶帽子，千刀万剐，这就是证据！”
“我们的几份统统交掉了，江青同志这份可以算是海内孤本。”姚文元从旁插话。
“你们要知道，陈夫子后面有几条枪杆子呢！”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他们要陈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捍子毎人发一份，二十四号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个大组去宣讲，所以，问题不仅仅出在华北组一个组，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
“那末。东兴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王洪文把憋在壮子里好久的问题、当面向江青提出来了。
“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语录材剌，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那份语录材料也上交了。”听得出毛泽东对汪东兴采取保护的态度。所以江青也跟着说。
“你们知道吧，在八月份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人就和春桥大吵一场。”江青指的显然是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吵，她接着又说下去，“其实，矛盾也不是今年才有的，前次文元回上海去，是空军派的飞机，半路上就遇到了雷雨云。”
姚文元听到江青提到他的事，就起劲地介绍起来：“那次可危险了，飞机进了雷雨区，差一点飞不出来，后来又迫降在济南……像这种事，在空军里照理是不允许发生的……”
“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该话进行批评了，要相信，任何情况，主席总是有办法处理的。”江青说完这一番话，停顿了片刻，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个呵欠，张春桥及时提醒：“请江青同志早点休息吧！”王洪文和我站起来来告辞。江青就在沙发前握手告别，一边握手，一边用左手食指点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很大的！”江青在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间，毛泽东曾几次接见王洪文，并要他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
王洪文很快反应过来，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我紧跟看说：“前一陴了一听说江靑间志身体不太好，头痛，请多加保重。”
“是呀，不过这几天他们一闹，我的头痛反倒好得多了，哈咍……”
王洪文和我受到江靑秘密接见以后，受宠若惊，回到住处，三脚两步跨上台阶，雀跃不已。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王洪文从别墅的酒柜里取出喝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饮而尽。
在对文革的重大问题上原本态度一致的林彪集围和江青集团，如今为了权力争夺而反目成仇，但是，在庐山一度处于劣势的江靑集团，于于毛泽东的直接干预，居然反败为胜，因祸得福。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其势力，在一九七三年的“十大”上占据了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毛泽东依靠周恩来对于庐山事件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收缴了陈伯达编选、印发的那几份“称天才”的语录，封存和查阅了“宣讲员”们在各个大组的发言记录，从北京调来了毛泽东删改过的文件档案……事件渐露端倪，这次突然袭击的来龙去脉也清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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