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章汇编）古稀老人忆旧事儿
（原创文章汇编）古稀老人忆旧事儿
360个人图书馆入选原创文章汇编古稀老人忆旧事儿&王征国 著&&&&&&&&&&&湖南省创新与方法研究所 编作者简介&&&王征国，男，1951年12月20日生于湖南省武冈县，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原哈师院）政治系，并分别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进修硕士、博士学位课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湖南省在职干部理论教育名师，现任湖南省创新与方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中山大学“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长期为湖南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授课以及为市州委和省直厅局中心组学习授课。曾四次被评为“全省宣传系统先进个人”，两次获“全省讲师团系统优秀教学比赛”第一名，两次获“全省讲师团系统优秀教员”称号等。2007年11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表彰为“全国先进宣讲个人”（ 5位获奖者之一）。已主持完成国家级课题3项、省级课题4项，出版个人学术专著9部、合著9部，主编理论著作13部，在省以上公开报刊发表论文246篇，其中在《哲学研究》等国家级报刊发表或转载的有45篇。&&内容简介&&&孔子曰：人生七十古来稀。作者却说：今人七十尚年青。趁着自己“年青”，记忆力清晰、笔锋尚尖锐之际，把所经所历陈芝麻旧事记录下来，也许对后人会有好处。因而，这本书与通常所见回忆录迥然不同，它从时代变迁和风土人情入手，实事求是地回顾了与新中国共命运七十多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在笔触童言童趣的回忆中批评当代教育困境，在直面那些被人为掩盖的历史探索中寻找真实，在挖掘那些鲜为人弄清的诸多往事中揭示其规律性……当人们问起五十年代是啥模样?六十年代都玩些啥?七十年代何珍贵?八十年代咋变幻?九十年代追求啥?2000年之后缘何梦?……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教科书中很难说透，这本回忆录恰恰会起补充作用。所以，该书应该会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目&&录&&&&导& 言　我给自己画了个像 ……………………………………………………………………………（1）&第一回& 踏着咱们父辈脚印走……………………………………… …………………………………（5）1. 父亲在黄埔军校的经历……………………………………………………………………………（5）2. 父亲在北大荒垦荒的经历…………………………………………………………………………（9）& 3. 回忆我的养母周凤娇& ……………………………………………………………………………（13）第二回　咱们小时候那些事儿 &…………………………………… …………………………………（16）1. 少儿时那些小伙伴………………………………………………………………………………（16）2. 初中老师印象记…………………………………………………………………………………（20）3. 回忆中学读书时的经历………………………… ………………………………………………（22）第三回　咱们龙镇那老地方 ……………………………………………………………………………（27）1. 龙镇农场那个老面孔………………………………………………… …………………………（27）2. 龙镇火车站起伏记& ………………………………………………………………………………（30）3．龙镇农场文艺宣传队纪事& ………………………………………………………………………（33）4. 龙镇农场三公里知青回忆…………………………………………………………………………（39）5．话说龙镇与黑河的渊源& …………………………………………………………………………（41）第四回 咱们那些工农兵学员……………………………………………………………………………（44）1. 工农兵学员的回忆…………………………………………………………………………………（44）2. 工农兵学员重相聚&………………………………………………………………………………（49）3．工农兵学员续情缘& ………………………………………………………………………………（54）4．实践是检验工农兵学员的唯一标准&……………………………………………………………（61）第五回　咱们黑河那些事儿 ……………………………………………………………………………（67）1．黑河伴我随心行&…………………………………………………………………………………（67）2. 回忆黑河小镇的冬春夏秋&………………………………………………………………………（71）3. 回忆黑河战备时的经历……………………………………… …………………………………（75）第六回　我回到了邵阳家乡 ……………………………………………………………………………（79）1．我爱邵阳没商量……………………………………………………………………………………（79）2．我恋邵阳人杰地灵&……………………………………… ………………………………………（83）3．武冈游子忆故乡情…………………………………………………………………………………（87）第七回&邵阳讲师团那些年………………………………………………………………………………（92）1．我与讲师团共兴旺…………………………………………………………………………………（92）2．讲师团在改革浪潮中前行…………………………………………………………………………（96）3．我为市委领导写文章&……………………………………………………………………………（100）第八回　我调进省委讲师团 &……………………………………………………………………………（105 ）1．潜心于学问为之狂…………………………………………………………………………………（105 ）2．我为第八届省委常委学习服务……………………………………………………………………（109 ）3．我为第九届省委常委学习服务……………………………………………………………………（113 ）第九回　刻骨铭心那些记忆 ……………………………………… ……………………………………（120 ）1．研究“三分法”30年 ………………………………………………………………………………（120 ）2．我退休后的快乐生活…………………………………………………………………………………（124 ）3．回忆过年时的味道……………………………………………………………………………………（127 ）第十回& 我所理解的新时代………………………………………………………………………………（130 ）1．不忘初心回归传统…………………………………………………………………………………（130 ）2．继往为今崭新时代…………………………………………………………………………………（134 ）3．全面发展规划未来…………………………………………………………………………………（138 ）附& 录& 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观&…………………………………………………………………………（141 ）1．毛泽东的平民文化传统……………………………………………………………………………（141 ）2．毛泽东的平民文化意识……………………………………………………………………………（144 ）3．毛泽东的平民文化教育……………………………………………………………………………（149 ）4．毛泽东的平民文化法则……………………………………………………………………………（151 ）&后& 记 ……………………………………………………………………………………………………（154）&导 言我给自己画了个像&&&&当有人自称是“人民儿子”时，我说自己是“平民儿子”。人民与平民有什么不同呢？就在于他总在代表人民说话，显然是个大官；我只能以平头百姓身份自话自说。难道“平民”就不是人吗？是人!但人家认为自己是大写的人，咱们却自认为是小写的人；人家是官员或官二代，自己始终是农民的儿子或农后代，农民乃中国社会最底层者，只能称为“平民”。所以，平民回忆录上不了台面。我这个平民偏偏倒行逆施，也说自己有不平凡人生，就在于所有平民都有自己不平凡人生。可惜平民兄弟姐妹们让渡了这个记录权，我就想恢复这个天赋人权。咱们平民百姓写自己那些事儿，给咱平民百姓自己看，反正咱也不喜欢看官场现形记。我生于1951年12月20日兔年，那是个寒冬腊月天，只差10天就要过年了。感谢苍天有眼，赐我生下来就杀猪宰羊张灯结彩，准备欢度春节。滋养我那风水宝地是湖南省武冈县和亲乡（现为司马冲镇）新安铺，那里风景秀丽满目稻田，在刚刚撒过石灰的田埂边随手就能摸到小鱼和泥鳅……我家祖祖辈辈就在那儿种田养家糊口。我爷爷王昭礼地道老农民，人送外号“东瓜皮”，意思是过日子特抠，往锅里多放了把米，会被他长满老茧那个手悉数收回，弄得奶奶杨氏好不尴尬；奶奶织粗布养家禽过日子，积攒着每个铜板，想置办田土免得再当佃户交租。父亲王彰德穷人孩子早当家（15岁），承担起了照顾弟妹饮食起居，二伯王彰勤、三叔王彰伟、满叔王彰有、姑姑王紫莲（后嫁到杨梅冲）；在父亲操持下，拢着20多口人这个家抱成团，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置买房产田土，甩掉了佃户帽子，到土改时被划为富裕中农（险些被划为富农），最难能可贵家风渐成形，他“彰德”之名恰如其人；我母亲姓李名紫香家居有10多里路的甸家坪，嫁过来以后吃苦耐劳，帮衬家父并送三叔读书，以摆脱家门世代文盲困境，据说那是个鼓励生育的年代，母亲因生我获得了“英雄母亲”称号，也算我赶上了新中国最耐人回味的好时代。同时，我也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曾几次遭遇险境命不该绝，“自然灾害时期挺过饿，“文化大革命时期挨过整，“知青下乡时期吃过苦……我与新中国共命运，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成长。家有贤妻夫挡横祸，这是我不平凡人生最为称道之处，1976年12月26日，我与李志杰恋爱八年终成正果，我们俩儿旅行结婚。前人强不如后人强，儿女强方能真正强，这是我不平凡人生绝妙之处，我自豪地把儿女看成自己的最佳作品。1977年11月26日晨5：25分，我女儿诞生，取名王慧湘（谐音“回湖南”）；1980年6月14日早晨4点钟，我儿子诞生，取名王慧扬（谐音“回邵阳”）。足见我这个闯荡北大荒的游子，对湖南邵阳家乡是多么向往。我先给自己那不平凡人生画个总像，回忆起来可分为五个阶段：家庭是人生的摇篮。我属兔子，生性蹦蹦跳跳。1957年夏，五岁半就随养母周凤娇（三叔母）奔赴北大荒，来到了养父（三叔）王彰伟（王云久）身边。在这个家庭中，感受到了亲情温暖，受到了良好家风熏陶。作为家庭教育，不在于父母的文化程度有多高，而在于他们身上那种自然而然的气质，办事叫真的朴实作风，这往往比单纯的文化辅导更为重要。养父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他们身教胜于言教影响着我一生，在我人生观形成中起到了奠基作用。养父王彰伟为抗日救国，曾经考入黄埔军校武冈分校步兵科第19期，抗战胜利后并入成都总校整编为步兵科第21期，毕业后分配到廖耀湘指挥的新六军，辽沈战役在黑山被解放，之后他去学开拖拉机到了北大荒——垦荒。由此，父亲常年生活在“历史问题”的重压之下，但他对拖拉机修理技术“追求完美”，即在他身上始终蕴藏着永不会褪色的黄埔精神。诚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歧视，影响了入团和入党，以至“别人干一份、我要干十份”竟成了我的精神支柱。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对我学习成绩的要求：“99分与100分是天壤之别，因为100分追求的是完美，而99分虽然只差了那么一点，但恰恰就那么一点，可能引发了你致命的失败，比如按照你设计的图纸制造的飞机，就那么一点破绽竟造成了机毁人亡。”这种“追求完胜”的黄埔精神，引起了我强烈的思想震动与共鸣。回想起来，这就是家庭教育的力量。学校是人生的课堂。1964年夏，我跨进了北安前卫中学龙镇分校。首任校长郑明，治校严谨，校风之歌仍然响彻在我的耳旁；继任校长叶承云，干练精明，虽经“文化大革命”风暴，但在强大教师团队的教诲之下，仍给每个学生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回想青少年时代，我未能受到完整的普通教育，刚读完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学校教育的缺失，使我在最爱幻想的青年时期，就过早地进入了社会，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让人眼花缭乱，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洪流中，我在黑龙江省龙镇农场那5年经历，给我以人生启迪和精神力量。1973年夏，我考进了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毛泽东的“文科以社会为工厂”成为每个同学的座右铭。由此，“开门办学”、“以战斗任务带教学”、“工农兵学员上讲台”便成了我们这代大学生的家常便饭。当时，我曾到大庆石油指挥部讲解过“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到哈尔滨秋林商场讲解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本校数学系、地理系讲解过“列宁哲学原著”，去佳木斯电机厂办过厂报，参加了省教育局、省文教办组织的大庆教育调研等。这些后来被视为“笑谈”的举措，其实就是在注重实践、注重课题、注重演讲，这种强化训练，使我能够在刚走出校门一到工作岗位就迅速成了“顶梁柱”。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副产品，问题在我们在倒“洗澡脏水”时，不能把盆子里的娃娃也一齐倒掉。社会是人生的熔炉。1976年8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黑河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在黑河那几年，我对王文田校长怀有特殊感情，刚进校在职工学习会上，我发言说“黄帅跟老师对着干，她算什么鸟?”谈到批孔子时我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有啥错误？”王校长听了哈哈大笑。当时黄帅红极一时、孔子举国声讨，他却与我产生共鸣、不理会那个潮流，着实需要点理论眼光和政治勇气。在他的领导下，在悼念毛主席去世时，我和郁德宝撰写的6万字讲稿《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印发全区教育系统，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时，我和甄宝富等撰写了10万字辅导资料在全区教育干部培训班讲课并发到基层中小学校。后来成立黑河教育学院时，我已成为学院进修部负责人，为全区高师函授大专生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人无压力轻飘飘，自己甘愿去吃苦。例如，当时并没有开设《自然辩证法》这门课，我却忙里偷闲写了10多万字的讲稿。1981年2月，我调到邵阳地委党校任教员。在党校那几年，我最大感受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学术要练十年功！”从1976年走出大学校门，到1985年经历了整整十年投稿和等待，终于发表学术论文：《论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中国哲学年鉴(1986)》摘要)、《论知性及其对感性、理论的渗透》(《争鸣》1985年第2期，《中国哲学年鉴(1986)》摘要) 《上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新华文摘》1985年第12期摘刊）等。1985年9月，我调到邵阳地（市）委讲师团任副团长，在这个单位任职8年。除了为地（市）委领导授课外，我最大感受是“原创专著迭迭出，天生我材为此用！”我应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教授之邀，与他和刘庆泽、汪长柱共同撰写出版了《思想政治系统工程学》，我把自己撰写的方法系统那部分扩展，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概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5月版）；由我牵头与邓明东、唐得之合著出版了《改革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1991年9月至1992年2月，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骨干教师进修班学习，进修硕士学位课程，除正常听课讨论外，我还撰写出版了专著《毛泽东人才思想与实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等。专业是人生的追求。1993年6月至1996年2月，我被调到湖南省供销社工作三年，担任《供销合作》主编。虽然没有离开文字工作，但总有离开了专业的失落感。1996年3月，我重新回到讲师团系统干自己本行。我到湖南省委讲师团以后，从副处长到处长、从副教授到教授足足干了15年。我最大感受是“钻学问艰辛探索，讲好课乐此不疲！” 1998年9月，我撰著的《思想解放论》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把“三分法”视为解放思想根本方法论的学术专著，展示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确立了思想解放在邓小平理论中的核心地位。1999年1月至2000年2月，我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当访问学者，进修博士学位课程，从师于叶汝贤和章海山教授。2001年2月，我撰著的《道德规范论》一书，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把中国传统道德与当代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学术专著，创造性地提出了由三大规律十六范畴所构成的道德规范体系。2003年11月，我撰著的《新生产力论》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研究“新生产力系统”的学术专著，在全球化新经济高科技的浪潮中，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在国内外率先论述了“新生产力”范畴体系。早在哈尔滨师范学院读书时，我就崇拜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立志成为这种百科全书式人物，梦想身后将留下全集供世人研究，使得我始终没有自己固定的研究领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唐凯麟教授曾批评我说不能总打一枪换个地方，这也许是我不平凡人生中最大的败笔，也许是我不同于学院派最优的长处。然而，时间不会倒流再做重新选择，我只能在此记录以醒后人。我在省委讲师团这15年，又是讲课最多的15年。每年我都对省委、各市州委和省直厅局学习中心组授课，全年有50多场次达1.5万领导干部听课，均获好评。正在此期间，一次荣获湖南省优秀理论教师称号，四次被评为“全省宣传系统先进个人”，两次获“全省讲师团系统优秀教学比赛”第一名，两次获“全省讲师团系统优秀教员”称号。 2007年10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表彰为全国“先进宣讲个人”，11月4日光明日报综述报道了五位入选人（包括我）的先进事迹，11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呈专项报告向省委主要领导汇报，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同志批示“祝贺征国同志！” &退休是人生的归宿。我于2012年2月退休至今又过去六年了。这六年我仍然没有闲下来，每年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共出版学术专著4部，可用“科研项目划句号，发表论文创新高来概括。2012年7月，我撰著的《三维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角研究》一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我研究“三分法”30年的智慧结晶，是国内第一本确立“三分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的学术专著，为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项目划上了句号。2012年7月，几乎由我独立完成的《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以人为核心的唯物史观构架，颠覆了苏联版本的唯物史观构架，也是我应著名哲学家叶汝贤教授之邀，为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划上的句号。2014年11月，我撰著的《三维文化观：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观研究》一书，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丰子义发表书评称这是“”(《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4期)。2015年9月，我撰著的《中国梦思想体系旨要》一书，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把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概括为中国梦思想体系的学术专著，它是指中华民族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共同理想和伟大追求。绪论从时代主题转换入手，认为毛泽东思想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邓小平理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 、习近平思想以博弈与共赢为主题 ，颠覆了现成的时代理论，论述了中国梦思想体系的研究对象、历史发展、理论基础 、理论内涵、发展理念，这几章是本书的理论定位部分；然后为战略布局部分，导论章以全面性哲学为出发点，再分几章逐次论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即由四个全面所构成的中国梦思想体系的宏大战略布局，以上富有创见的理论概括令人耳目一新。中共十九大召开以后，我讴歌十八大以来的辉煌成就、热情宣传习近平思想，撰写了2千字短文《心疼你，跟党走》，在人文在线刊登后广为流传，撰写了1.5万字讲稿《中共“十九大”报告的伟大贡献》在网上疯传，在对第二部分重新改写之后，以《我所理解的新时代》为题，成为本书第十回的内容。事实告诉我们：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有能力根治党内腐败顽症，刚刚诞生的十九大新班子，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信赖，我们愿意在习近平思想指引下、真心实意地跟党走！&&&& (写于2017年10月30日)&附录：《家风家训》王氏之家，以孝顺立家，以精诚为训，德者风范，技艺为王，即孝顺父母自立门户户户兴旺发达，精诚至爱和睦相处处处贵人相助。释之缘由：百善孝为先，父母乃高山，父母乃大河，山高不如父母养育恩爱高，河长不如父母牵挂情丝长。父母在不远游，游子心头愁；父母在尽孝心，莫等“悔当初”。独立自主挑门户，不当“啃老族”；自力更生人本分，不为家产争。百行顺为根，百依百顺敬父母，莫争嘴上赢，赢得嘴上硬，伤了父母心，嘴上虽服软，真理毫无损。父母权威在，辈份分得清；父母无权威，行乱无禁止。精在有技艺，数理化天地生，基础牢固方成人，学技艺练本领，养家糊口有保证。技艺精湛，职业精英；精益求精，贵在创新。诚在讲信用，父母诚信，儿女仿效，父母失信，贻害无穷。夫妻互信，开诚布公；至爱亲朋，诚信为本。&(写于2016年12月16日)第一回踏着咱们父辈脚印走&&&&我父亲参加过抗战，不是抗日英雄。但咱们“父辈”的抗战，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更是精神的胜利。“起来!不愿做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吼声在耳畔，时时刻刻提醒着咱们后来人。我父亲参加过开垦北大荒，不是王震将军的部下。但咱们“父辈”那段垦荒史，足以辉煌彪炳史册。“北大荒,真荒凉,鹅冠草,小叶樟,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 ”这悠然小调常唱不衰，时时刻刻在告诫着咱们只有艰苦奋斗方可前行。1.父亲在黄埔军校的经历2016年6月19日父亲节，勾起了我对天堂中老父亲的无限怀念。大脑中再现了四十多年前他到哈师院来看望我时那揪心的一幕：在和平路饭店，我、父亲和他们单位一起来哈考察的孙叔叔正在共进午餐，唠着唠着，只见从未流过眼泪的父亲，竟然旁若无人，像孩子般在我面前失声痛哭，嘴里喃喃地说：“我连累你了……”。因为黄埔军校毕业生的父亲，感到自己受压抑到无所谓，影响了儿子的前途最为心痛，此时看到儿子终于上了大学，便触动了他那最敏感的神经。当重现这一定格时，我立即写下：当年抗日扛起枪，铸犁开发北大荒，能伸能屈大丈夫，忍辱负重度半生。这几句话刚传到原哈师院政治系732班微信群，金企玲同学立即回音：能否讲讲伯父生平二三事，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追求、爱国抗日的人生经历。企玲姐有如此兴趣岂能不予满足！于是，我找出“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自述》的底稿，回想着父亲活着时我与他交谈的那些碎片，整理成了这篇真实的不加佐料的回忆录。1924年3月19日，我父亲出生在湖南省武冈县和亲乡（现为司马冲镇）新安舖，姓王名彰伟。爷爷王昭礼、奶奶王杨氏早年去世，大伯王彰德、二伯王彰勤承担起了扶养父亲和叔叔王彰有的责任。抱着“要让王家坟山冒青烟（出人才）”的宏愿，伯伯和伯母们拼命供父亲读书。1939年和1940年，父亲在司马冲读了两年私塾，还学一些初小算术，老师的名字叫王坤山，他是地主的儿子，离父亲家有十多里地。和父亲一块儿读书的有王彰生，他是我爷爷的哥哥王昭应之子。1941年到1944年，父亲在武冈县城里许氏私立鸿基学校读书，读了两年高小和两年初中，新安舖的王立勋是父亲的同学。当时，大伯二伯老婆孩子一大堆，为躲国民党抓壮丁，大伯花钱买了个甲长当，二伯被抓进去花了钱才被赎回来，因父亲上学不到学校去抓，但总不能年复一年地躲下去呀，父亲说不如有文化的自己出去当兵闯天下，既可以减轻哥嫂们的经济负担也能够让他们过上安稳日子。1944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就在这年1月，父亲报考了武冈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其正式名称应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它的前身是“武汉分校”，李明灏中将任分校主任。1938年1月4日，武汉保卫战即将打响，武汉分校奉命向湖南邵阳搬迁，因邵阳环境并不适合建校，时任分校副主任周磐将军提议，把分校建在武冈。周磐北伐担任师长时，曾在武冈一带驻过兵，他了解到当地祠堂众多，每个祠堂有大厅可做教室，有宽房可做寝室，还有餐厅等，祠堂外面有空场地正好可做操场，那里地处僻壤，生活成本相对低廉。所以，武汉二分校把“汉”字更改为“冈”，这一字之差便开始了在武冈办学八年、为抗战输送了23487名毕业生(不含武汉毕业的3746人)，成为黄埔军校系统仅次于成都本校和西安第七分校的第三大学府。父亲在武冈县城读书时，目睹了军二分校的学习与训练，听过这所学校老师到他所在中学兼的课，看到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高中、大学毕业生报考军校的盛况，早就萌生了为抗日救国、报考这所军校的大志。父亲曾对我说过，上大学是家族供自己读书的目标，能上这所学校并不亚于读大学。他只所以选择此时报考，理由很简单：因日军南犯，长衡难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于报考资格限定为本年度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父亲借用了王超的高中肄业证过了这一关。据父亲回忆，在考场上别人都已经交卷，他仍在那儿埋头答卷，当时监考老师走近父亲身旁轻声说：“平时不用功，考试就发懵吧。”直到考试结束铃声响，父亲才最后一个交卷走出考场。然而，放榜时“王超”却名列其中。听了父亲讲到此我很惊讶，一个初中毕业生怎么能与高中甚至大学生比拼文化呢？父亲平静地说，当时的考题都是考我们脑袋瓜子的灵活程度，看在紧急情况下你如何沉着果断地处理实际问题，恐怕这是自己被录取的原因。自此，“王超”就成了父亲在黄埔军校及国军中的名字。1944年6月，父亲正式进入黄埔军校二分校。校门上那副对联给他以极其深刻印象。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校训是：亲爱精诚。父亲被编入第十九期第五总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总队长是林丰炳少将，每个总队连勤杂兵在内，大约二千余人。第十九期是武冈分校最后一批学生。据父亲回忆，入伍第一天，先剃光头，再发个“背包”和草鞋。背包里面包个大砖头，约20多斤，三个月内“秤不离砣”，以后逐渐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因为这四十六公斤是一个普通士兵的标配，含武器、作战工具等重量的总和。武冈分校学生有个特别标识，那就是打赤脚、穿草鞋、扎小皮带，军事训练以实战为主、不按牌理出牌，重在培养学生刻苦耐劳、擅长野战、射击劈刺等能力。学生入校后，前三个月为新生教育，每月生活补助8元，第四个月起则进入正式学习阶段，生活费提高到每月12元。1944年9月7日，日军进犯邵东两市塘，9月8日坚守47天的衡阳沦陷。国军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奉命从衡阳外围奔袭到东安山口铺试图阻击日军。9月7日晨，王甲本赶到时98师292团并没有如期出现，他和副官几个人被日军发现，在与日军力拼刺刀、展开肉搏时壮烈牺牲。当分校主任周磐中将派遣的侦察兵报告了这个情况后，周磐连夜召集教育处长王檄鳌、政治部主任张泰祥商讨疏散计划。第二天上午在正中楼前大坪召集全体官兵，报告形势紧急，宣布马上分三路疏散。第五总队第二大队移驻武冈西郊二十里之山口桥，护卫校本部；第一大队移驻李熙桥；父亲所在的第三大队移驻武阳。疏散中前期体能训练和急行军，如夏天睡在太阳下，日晒雨淋不准换衣，任其自凉自干等等，帮助父亲忍受住了恶劣的疏散环境，也有人在疏散中掉了队或生病死亡。疏散时军校运出的枪支、弹药，贮藏在山口桥附近的一座庙里，被日军发现，纵火焚烧，爆炸之声，整夜不绝，火光冲天，数十里外可见，损失很大。1944年冬，日军占领桃花坪以北的周旺铺，新宁县的白马田后，暂时停止前进，此时武冈大军云集，有王耀武部的七十四军，洞口有李天霞的一百军，高沙有七十三军，加上第十军的一部分，还有龙山、秀山等师部队。分校主任周磐意欲重振军备，东山再起，决定将校本部迁返至城西磨石村斜道张家，教育处迁至高矛头王家，总务处迁至踏踏岭，从马家桥至曹家巷，均驻有军二分校官兵。1945年4月9日，日军发动了合围芷江的湘西会战。从4月17日起军二分校再次由武冈出发向湘黔边境疏散，行军路线是在敌人夹缝中迂回前进。父亲所在的第五总队和警卫营，负责保卫校部军佐、家属小孩等，从武冈出发，经武阳、长铺子，渡巫水河、过鹅公岭，目标是到会同与第六总队会合。据父亲回忆，当他们行军到了某个无名村宿营时，发现有股日军从东面开来，警卫营向敌人左右猛冲，分校同学也猛烈开火掩护，敌人慌忙回头撤逃，警卫营穷追猛打，原来这是日军辎重连的一个班，被打死了几人，俘虏了8人，还缴获了4匹马(其中1匹被日军枪杀致死)和一些辎重物资，全部交押送至会同。5月4日，第十九期五六两个总队全部平安到达会同。两个总队3000多名官兵，分散驻扎在会同城、连山、广坪、坪村、堡子、金龙等地。7月11日，军二分校奉命裁撤，未毕业的学生拨归成都本校训练。8月1日，成都本校派桂乃馨为总负责人来会同接收，第十九期五六两个总队的学生都要经过甄别考试。据父亲回忆，那天他们在县城孔圣庙大操场上，头顶烈日参加考试，和他一块儿参加考试的有和亲乡姐妹桥刘家院的戴义明、姐妹桥杨家湾的戴庆云，戴庆云因考试不合格被淘汰回家了。10月4日，军二分校官兵自会同向成都进发。从武冈到成都，他们途经三十一个县市，行程三千里，一路上穿山越岭、道路崎岖、风餐露宿，身上长满了虱子，军装破烂不堪，看起来不像军校学生，到有些像逃荒难民，带队长官命令他们把校徽摘下来才进了城。当时成都本校第十九期、第二十期即将毕业，父亲再次经过考试合格以后，改编为第二十一期步兵科皇城督练区三大队十中队三区队九班。父亲回忆说，学校下面设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等，步兵科科长是李邦藩，再下面分督练区，督练官是吴起舞，任三大队队长的姓陈（是个胖子），任十中队队长的姓章（后升任副大队长），由十二中队姓周的副中队长接任，中队下面设区队、区队长黄益洲是湖南省石门县人，九班长黄泽（广西人），同班学生申金波（广西人）、黄益萍（广西南宁市人）、欧阳崇文（江西吉安人）、王世华（四川新都人）、易东海（湖南湘潭县易家湾人）毕业后留校。据父亲回忆，秉承亲爱精诚的校训，同学们的关系比较融洽，都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过命兄弟，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计较；贫富子弟之间并无鸿沟，虽然伙食比武冈分校时有质的改变，礼拜天却时常接受富家子弟餐请，他还接受过一位富家子弟的经济资助，可惜出校后因国共战争失联了。1946年元旦后，成都本校改名为，名义上国有化隶属陆军总部，仍任校长，任教育长。1946年10月，大约三千来学生每人填写一份简历表（叫自传），交上去以后每人发回一张党证，就这样算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组织，成为党员以后无人过问，没有任何组织生活或独立活动。1947年10月，校长改任名誉校长，教育长升任校长。1947年12月25日，第二十一期2219名学生毕业，父亲被分派到东北战场廖耀湘将军所率领的新六军。1948年1月，成都本校把父亲这批毕业生用汽车运送到重庆，然后由他们各自奔赴所分派部队。父亲为什么选择去东北？他说，投笔从戎就是为了收回日占全部国土，一曲东北松花江上让他很想到那片回归后的土地上看看、去尽一份亲自保卫她的心愿。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父亲选择先回老家看看。1948年春节前，父亲回到家乡逗留有一个月时间，他探亲访友沉浸在欢乐之中，把自己那一本黄埔军校毕业生照纪念册和一套呢料军官服留在了家中，军服后来被家族中参加志愿军的弟弟穿走，纪念册后来被乡干部收缴，这都是后话。探家后，父亲踏上了去东北的旅途，途经湖南、江西、江苏，然后到达南京军校办事处。与父亲一起到达办事处的有刘楚均（湖南省东安县伍家桥人）、贺贵平（湖南省平江县人）、刘孔孝（湖南省武冈县高沙市刘家塘人）等四个人，他们拜谒中山陵、瞻仰总统府、观光夫子庙秦淮风光、游览玄武湖，这几个出生在农村的苦孩子，第一次到了首都这么个大地方，看看热闹却不用自己掏腰包，钱花光了就到办事处领，痛痛块块地玩了半个多月。接着，他们到办事处借了钱，又坐车到上海游玩，玩够了买好船票又到天津游玩，玩够了又想在北平好好玩玩。结果钱花光到新六军北平留守处去借，被通知等待购买飞机票。第二天，留守处把他们几个送到了机场。1948年4月末，他们四个人坐飞机到达了沈阳，只有刘孔孝去新一军报到，其余三人均到新六军军部报到，军长李涛（湖南邵阳人）；又过了几天被分配到一六九师，师长张羽仙（湖南零陵人），三人在师部军士训练班见习了两个月后，贺贵平被留在师部。六月份，父亲被分配到五零五团一营二连任少尉排长，团长吴丕业，刘楚均被分配到二营。父亲说，旧军队不作思想工作，互相之间不随便打听，做事都是命令，有什么也不叫下级知道，加上接触时间短，他只知道营长姓黄，连长姓什么都不记得了，副排长唐富贵（左眼是瞎子）、班长康呈华、王金城，他们在沈阳参加整训至九月末。新六军是在缅北战场横扫日寇的铁军，日军进犯独山贵阳告急时驰援回国，阻止了日寇西进重庆。日本战败投降，直接从芷江机场空运到南京，威慑日寇在投降书签字，葫芦岛登陆又去填补日降后东北“真空”。没想到这样一支部队在黑山阻击战输的那么惨。据父亲回忆，1948年10月初，他们由沈阳出发到10月下旬行至黑山县严家瑶被包围，所有战略移动尽在共军掌控之中，高层泄密显而易见，就是下层军官也已渗透，他怀疑自己所在连队的连长就是卧底，当他们宿营时，头一天刚扎好帐篷连长就突然失踪，第二天清晨还在睡梦中就被共军“缴枪不杀”的喊声震醒，外衣外裤都没穿上就乖乖地当了俘虏。父亲说，被俘后曾被动员参加解放军，当得知第二天就要去体检时，他立即买来巴豆吃后腹泻，才躲了过去。我问他：那是个转变身份的机会，你却放弃了不后悔吗?他说，各为其主，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能选择这么做。1948年11月初，父亲和刘楚均，以及李宪寰（四川人）、庞汇南（四川人）均被编入驻郑家屯的解放二团三营七连一排在一个班当学员。当时父亲和刘楚均已身无分文，没有棉衣被褥，睡在东北土炕上，岂能御寒过冬，父亲当掉了自己的金戒指，为两个人共同购置了行李，再次体现了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后来，刘楚均选择了南下继续为蒋政权卖命(可能去了台湾)，父亲留下来到佳木斯香兰去建设农场，从而有了开垦北大荒的新生活。我问父亲：你们俩关系那么好，都是国军中的死硬分子，为什么没有与他同行？父亲淡淡地说，人各有志，那么有名的王牌军都吃了败仗，我还有什么盼头。父亲作为黄埔军校毕业生，选择了新生活也开始了新的磨难。但是，总的来说他还算幸运，他同期毕业同学肖立和（湖南省武冈县城关包谷井人）在淮海战场被解放，回到武冈在学校当了教师，镇反运动被挖出来判了刑，父亲在一九五九年到龙镇农场三分场办事时与这位当年的劳改犯见了面，肖立和出狱后被清理回老家；肖祝春（湖南省株洲人）系新六军中原青年军第207师军官，在辽沈战场被解放，回到株洲也在学校当了教师，镇反中也被判劳改到龙镇农场监狱服刑，出狱后在该场修配厂就业。我在整理这篇回忆录时，通过网上搜索发现：父亲同期黄埔军校毕业生到台湾去的有：张儒和（山东临沂人）台湾联勤总部少将副总司令、杨汝舟（四川巴中人）台湾三军大学战争学院政治作战部中将主任、林克承(福建龙海人)台湾驻美国军事采购团中将团长、林思聪（福建福清人）台湾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赵万富（云南南华人）台湾陆军总司令部二级上将副总司令、钱怀瑜（江苏武进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戴锷（湖南沅陵人）台湾金门防守司令部中将副司令。父亲，您安息吧！人生历来就是如此：本来您想走进这个房间时，却偏偏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您无愧于抗日烽火那个年代，也无愧于黄埔军校毕业生称号！& &&&&&&&&(写于2016年6月25日)2. 父亲在北大荒垦荒的经历今年过父亲节，我写了一篇《父亲在黄埔军校的经历》，随后我便着手来写《父亲在北大荒垦荒的经历》，只有这样才能够把父亲“当年抗日扛起枪，铸犁开发北大荒”完整地表达出来。我小时候曾看过电影《老兵新传》，反映了解放军官兵在黑龙江省创建第一个公营机械农场的经历，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赵光农场，它原名为通北机械农场，后为纪念在开辟通北工作时牺牲的赵光同志，而改名为赵光农场。恰恰是这个原名通北机械农场，建场之初就迎来了父亲所在解放二团派过来的300余人。解放团这支共产党领导的“特殊部队”成了北大荒第一批拓荒者，他们理应享有“北大荒第一犁”称号。虽然在解放团开赴北大荒创建机械农场之前，也有解放军荣转官兵在那里垦过荒种过地，但是真正大规模地开发北大荒却是在解放团到来之后。让我们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记住解放团这个从未被人们所重视过的英雄群体吧。于是，我又把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述》底稿拿了出来，回忆父亲活着的时候与他交谈的那些碎片，整理成这篇反映那个年代垦荒的真实记录。1948年10月下旬，父亲在国民党新六军一六九师五零五团一营二连任少尉排长，当行军至黑山县严家瑶宿营时被解放军突然包围乖乖地当了俘虏。1948年11月初，父亲被编入驻郑家屯的解放二团三营七连一排当学员，为了告别过去，他放弃了在国军中的曾用名“王超”，启用了“王云久”这个新名字，意思是“浮云遮双眼，岂能得长久”。编在他同班的学员还有李宪寰（四川人）、庞汇南（四川人）和刘楚均（湖南人）等。1946年10月，由于战事需要，东北军区成立解放队，归政治部管辖，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教育战俘。1947年3月，成立解放大队（包括工作人员和战俘）总共就200～300人。至1947年8月，经军区政治部决定解放大队正式更名为“解放军官教导团”(简称“解放团”)。到1948年底，已有五个解放团，级别等同于正规团、营、连，每团下设十三个连队，共有解放军干部、战士、工作人员4000多人，国民党部队投诚、起义、被俘人员1.4万余人。1949年4月，四野政治部决定，这五个团全部开入北大荒地区进行垦荒戍边、“创建机械化农场”。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解放团这支共产党领导的“特殊部队”，才是北大荒真正的第一批拓荒者，他们当之无愧为“北大荒第一犁”，可惜的是历史漠视他们，政策辜负他们，包括父亲及大多数战友们并没有享受到“离休”待遇，这则是后话了。1949年9月17日，解放二团正式宣布全团编制转建农场。父亲跟随着解放二团开赴合江省汤原县去创建农场，在那一望无际的荒原上，“种地犁后喘、开荒靠镐刨”即描述了当年人工开荒种地的情景，建场之初何等艰辛哪!父亲说，荒原四野，野狼、狍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经过之处渺无人烟、罕见农舍星星点点；在开荒建场同时，要投入大量劳力修筑道路，建筑房舍，添置生活设施等。1950年初，解放二团接收了附近《东北日报》社的水田农场。据父亲回忆，初春时节他们平整稻田都光着脚下水，踩在并没有开化的硬冰上，这种滋味可想而知，毁坏了自己经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好身体，留下了支气管炎病根。同年10月，解放二团又派出部分人员到铁力县去创建新的农场，派出300余人到通北去建场。1951年9月18日，解放团农场会议决定：自1952年起将各解放团农场由供给制事业单位，转为薪金制企业。1951年10月23日，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局统一解放团农场名称：宝泉岭农场（解放一团）、香兰农场（解放二团）、铁力农场（解放二团）、孟家岗农场（解放三团）、笔架山农场（解放四团）、二龙山农场（青干一团）、东西火犁农场（青干一团三大队）。1951年10月，父亲被挑选出来到哈尔滨王岗机械农场技术管理学校学习驾驶拖拉机。王文祥（后来到长水河农场开荒）、黄苹（后来到凤凰山农场开荒）等与父亲一块儿在王岗技校短训班学习了三个月。据父亲回忆，王岗技校由东北机械农场管理处创办，首任处长顾绍雄（36岁）是个既懂农业（东北大学农学院毕业生）又有领导魄力的老八路，创办了多所像王岗这类的农业机械化学校。沈阳解放不久，顾绍雄就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曳引机管理所接收了卡特彼勒、江迪尔、法尔毛、福特等拖拉机190台。到苏联参观学习又以农业部名义，进口斯特兹纳齐拖拉机100台；第二批进口苏联C80拖拉机14台、纳齐拖拉机80台、联合收割机14台和犁、耙、播种机等农具355台。这些机车和农具在早期创建机械化农场中发挥了示范作用。父亲说，他们在王岗学习期间，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起早贪黑、发愤读书，现场教学、掌握技术，互帮互学、共同提高，那时候的人们好像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超越极限地发挥着潜在能力，黄苹同学俄语好还参与翻译了包括《斯大林80号拖拉机性能》在内的大量资料，学生员们用俄语发音：达拉－－克－－达拉（俄语：拖拉机）。王岗技校为农场输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一大批初、中级农机技术人员。1952年1月，父亲结束学习后返回香兰农场，在机耕队当驾驶员、任包车组长等职，同在机耕队的有黄苹(后升任为凤凰山农场技术员)、张清明(后升任为七星泡农场技术员)，机耕队长是赵忠学(后升任为福安农场机务科长)。据父亲回忆，在香兰农场那片广袤的田野上驾驶着拖拉机去垦荒，到作业区只有草棚子可供歇息，经常风餐露宿、忍饥挨饿，那里最能体现“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里冬季严寒漫长、夏秋降水集中，季节性冻融促使地表长期过湿，积水过多，形成大面积沼泽水体和沼泽化植被，他们经常陷入沼泽抠犁、拖拉机突然熄火、野狼围着机车转等尴尬境地，当年有个顺口溜很流行：北大荒，四大累：摇纳齐，研大瓦，掏滚筒，抠大犁！ 这表明拖拉机手数量少、技术水平低，作业时故障多、劳动强度大，但是汗水并没有白流、荒原变成了粮仓，为建国初期医治战争创伤、抗美援朝等无私地奉献出了青春年华。1953年初，香兰农场改建为劳改农场，隶属于黑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时称黑龙江省第X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对外称黑龙江省香兰农场。主要考虑到东北边陲背靠友好国家苏联，又有可开垦的几千万亩沉睡了上千年的荒原。香兰劳改农场最先接收沈阳市、辽东、辽西等地押送来的日伪军、警、宪、特和反动党团骨干，此后又陆续从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南等地调入犯人。劳改农场贯彻“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在将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新人的同时，也要为国家减轻经济负担，为开发北大荒建设机械化农场作出应有的贡献。据父亲回忆，香兰改建为劳改农场以后，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开荒种地的正常秩序，却加大了机耕队开垦荒地的作业量，而最令他们难以忘掉的是小咬蚊子大瞎虻也跟着驾驶员“三班倒”:小咬上早班负责清晨，瞎虻上中班负责白天，蚊子上夜班负责日落后的夜晚。小咬不像蚊子、瞎虻那样事先嗡嗡叫有个通报，它悄没声地就直奔主题，待你发现时，脑门上已经红点一片、奇痒无比；大瞎虻也就是牛虻，跟牛等畜类应该最亲近，但是北大荒的牛虻对人类也颇感兴趣，叮起人来丝毫不留情；蚊子何止上夜班，日出前阴雨天都围着你飞、赶都赶不走，隔着衣服照样给你扎针，扎得你一身红疙瘩，痒得你不挠都不行。父亲说，那时候他们只能把裸露的地方尽量掩盖起来，穿上长衣长裤，裤腿口用绳子扎上，脑袋上包块纱巾或戴上防蚊罩，即使这样仍不能幸免于被叮咬。1954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漫天飞舞的“大烟炮”刮得人们睁不开眼、抬不起头，大车队已有马匹被冻死。然而，机耕队员走进婚姻殿堂的温暖，则驱散了严寒。范元郁（湖南常德人，后来到龙镇农场垦荒）、黄光运（湖南新邵人，后来到龙门农场垦荒）都回到家乡娶回了年轻漂亮的媳妇，仇华亭（后来到龙镇农场垦荒）这个山东大汉也入了洞房。那么，年已30岁的父亲是什么状况呢？其实，他早在考进黄埔军校时已经结婚，妻子就在老家，后因不能生育领养了大嫂的满仔，这就是我。养母一个大字不识，只身步行到武冈坐汽车到邵阳，走水路乘帆船到衡阳，坐火车到北京转车到哈尔滨再转车到佳木斯，坐马车再步行……，终于找到了父亲的住处。父亲正在修配厂检修机车，把母亲整整晾了三天。见面时父亲没有嘘寒问暖，没有问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只是淡淡地说“冬检太忙，脱不开身。”对此，我真想不通，那个时候的工作狂怎么能这样呢！1955年5月，当父亲离开香兰农场时，那里已初具机械化农场的模样，农场周围的水、陆交通开始方便起来了，哈(哈尔滨)萝(萝北)公路由西向东横贯农场境内，农场场部距佳木斯市75公里，距香兰火车站12.5公里。解放团那五个团催生了七个公营农场，为共和国培养了第一批拖拉机手。这一大批拖拉机手就像种子一样，又被播撒到新建的公营农场。1955年6月，父亲被播撒到新组合建立的苏家店劳改农场。据父亲回忆，他们在机耕队刘广信(后升任为北安监狱机务科长)队长的带领下支援苏家店农场开荒，与香兰农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丘岗平缓地居多，沼泽低洼地较少，这似乎轻松了许多，但也有新的困扰，比如夜班开荒时竟昏昏然睡着了，不知不觉到了早晨才发现已围绕着大山包转了一圈，几垧地在无意中开垦出来了，这种意外并没有让他们高兴，反倒引起了他们高度警惕，因为如果机车过热烧瓦或翻毁，那将是重大事故，所以必须与自己的瞌睡虫作斗争。父亲说，那时候开荒都有定额，他们总能超额完成任务，只是获个劳动模范奖状而已，物质奖充其量给个带奖字的茶杯或白背心。然而，他们把精神奖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那代人吃大苦拼命干，只有一个念头：快栽好树让后人来乘凉！1955年12月，父亲他们机耕队提前半年时间完成了在苏家店农场的开荒任务。1956年1月，父亲和张松林、张清明等开荒队员又转战到了格球山劳改农场，该场与苏家店农场同期组建，地跨讷河县和嫩江县，毗邻五大连池，因是十四座火山之一格拉球山而得名。据资料记载，那个时候，技术过硬的驾驶员，驾驶1台“斯特兹3号”牵引连接4台苏式24行播种机（隔一摘三），用于6条平播大豆，每天工作（12小时）效率最高可达88.8垧，垧耗油量（火油）可降1.52公斤；驾驶1台“斯大林—80号”拖拉机牵引连接6台耙、其中有1台苏式单耙、两台哈利斯双耙、1台苏式双耙（串联），耙熟地每日工作（12小时）效率最高可达127.69垧，垧柴油耗油量降可为1.37公斤。据父亲回忆，在格球山农场开荒种地，最大的享受是工作井然有序、家庭生活稳定，春天播种、夏天麦收、秋天耙地，初冬可以透过薄冰叉鱼、严冬可以循着兔子脚印狩猎，寒冬可以用冰川凿个窟窿捞哈蟆和泥鳅。这是因为：1957年夏天，母亲只身回到武冈老家把我接到了格球山农场，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想起那次行程，至今我都有些后怕。当我和母亲坐车赶到德都县城时，正赶上接连下了几天大雨，母亲背着我渡河时（没有船也没有过桥的车）洪水下泄，险些把我们娘俩卷到惊涛骇浪中，在河边马车老板的救护下，只好回到旅社等父亲来接。父亲接到我们后，赶上雨过天晴、烈日炎炎，从德都县城到格球山农场场部，全程60多公里全靠徒步行走，当时我不到6岁、正生病，一步也不肯下地走，骑在父亲的双肩上，直到半夜三更才到达目的地。从那时起，父亲就是我心目中的巨人，他厚实的肩膀就是我可靠的依托!1959年1月，父亲来到龙镇农场修配厂机修车间，干起了修理拖拉机这个技术活，一直干到1981年6月初退休为止，长达22年。1955年7月龙镇农场组建，它地处小兴安岭南麓缓坡地带，时称黑龙江省第22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对外称黑龙江省龙镇农场。在龙镇农场，父亲巧遇黄埔军校学友肖立和、新六军战友肖祝春，解放二团及香兰农场荒友陆汉松、范元郁、仇华亭等。在龙镇农场22年，父亲尝遍人间酸甜苦辣，用“政治磨难”来形容也不为过。1959年初到1960年秋，父亲主要在机修车间修理底盘。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机修专家（七级老工匠），别人修理不了的趴窝车，他一到现场立即起死回生，有病灶的机车他只要一经过，听听声音就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当年附近有个部队农场，拿着几台老式的匈牙利德特5055拖拉机（俗称老熊）没办法，别人去了都搞不定，他去了很快全部修理好，因为这是他的拿手好戏。父亲从黄埔军校到解放团、从香兰农场到苏家店农场、从格球山农场到龙镇农场，始终追求精神上的“拼劲、技术上的“完美”。记得有一次，我的数学考试得了99分、在班级排名第一，我对他显摆时竟听到如此一说：“99分与100分是天壤之别，因为100分追求的是完美，而99分虽然只差了那么一点，但恰恰就那么一点，可能引发了你致命的失败，比如按照你设计的图纸制造的飞机，就那么一点破绽竟造成了机毁人亡。”这种“追求完美”的垦荒精神，引起了我强烈的思想震动与共鸣。1960年冬天的饥饿，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饥饿和劳累的双重打击之下，父亲患了黄疸性肝炎，暂时放下了机修活儿来到发电所看座机。一个周末的晚上，总场党委书记张俊山带着管教干部正在俱乐部跳舞，不巧座机过热、声音不对，职业习惯让父亲晃了晃灯，发出停电警报。第二天清晨，他正在修理座机，被张书记派来的管教戴上了手铐，罪名是反革命破坏分子（仅因影响了跳舞而已）。在审讯室里，管教举起了父亲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坐实”了历史反革命，然后逼父亲承认蓄意搞破坏，父亲说“天大的冤枉”。母亲急得双眼发炎红肿流泪，带着不满十岁的我到牢房去看他，他叹了口气说“秋后算账，全是黄埔军校惹的祸”。正义自在人间，修配厂杨满仓（老八路）书记说“打死我都不相信老王在搞破坏”。发电所的孙玉贤、薛文珍、常凤兰等师傅异口同声地说“王云久是个令人敬佩的好人哪！”都拒绝在证言材料上签字……这次15天蹲小号，几乎击碎了父亲的身体。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让我每天提心吊胆。父亲可能随时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也可能随时被投进大牢。我每天对父亲察颜观色，生怕他想不开；我一听到外面有敲锣的声音，就拼命地挤到前面去看，父亲是否也在黑帮里面。那时候，我在总场文艺宣传队当队员，有一次在与队长发生争执时竟被指着鼻子骂：“你这个国民党的儿子还敢嚣张！有个队友体检合格去当兵，队里让我演《送子参军》节目的老父亲，这个队友竟找到宣传队领导说“让去当兵的我演他儿子这个安排不对吧。”这些事，我从来不能对父亲谈起，那将会让他老人家无地自容。直到有一天，父亲对我讲：陆汉松厂长也是从解放团过来的，陆厂长对父亲说：“老王你别怕，前面还有我顶着呢！”所以，这次还算好，父亲只是进了学习班写了几遍交待材料也就混了过来，没有被特别揪住不放。诚然，这个交待材料的底稿，也为我写这篇回忆录提供了方便。1975年春节期间，我和未婚妻、父亲和母亲一起回到湖南老家探亲。父亲自1948年黄埔军校毕业回家过春节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他足足等待了27年。这27年，父亲时时刻刻想念着家乡亲人哪，但是他有思想顾虑呀，他黄埔军校的经历、他解放团北大荒垦荒的经历，他感到无颜见家乡父老啊！他已经给儿子、给侄子侄女们参军、上学、入党等等，凡属政治前途的事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影响。当父亲在哈市和平路饭店，看到儿子终于上了大学失声痛哭那一刻起，才想到是应该回家看看了……。父亲，您安息吧！时势造英雄：您本来只想顺势而为默默无闻地度过后半生，却偏偏步入了北大荒那浩浩荡荡的垦荒大军。面对那片热土，您在黄埔军校毕业时曾梦想着去保卫它，这个梦想在时势裹挟之下却以建设它的形式实现了。父亲，您无私的奉献和所在的那个“特殊部队”，不再重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覆辙，而必将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竖立起一座“北大荒英雄群体”的丰碑！(写于2016年7月11日)3. 回忆我的养母周凤娇我的养母叫周凤娇，人称小辣椒，可见是个厉害角色。她没上过学，一个大字不识，可她对我的教育，决不亚于那些“文化人”，所以文化有文字方面的表达，也有无声潜入身的那种“文化，当人们高唱知识造化人类时，往往忽视了还有化人的那种文化，它沉淀在人们自己身上和日常言行之中。说来我养母很幸运。她从未生育过，却在33岁那年突然收养了我这个5岁半的大儿子。其实，我是生父母的“满崽，上面还有个大姐和两个哥哥，生父母心疼养母这个兄弟媳妇，硬是把我送給她当了儿子，这种博大胸怀感天动地，却总让我有些耿耿于怀，对养母从来只有 “娘娘”（即姑姑）这个称呼，从没有叫过一声“妈”!对此，也有人嘲讽我养母是“别人生崽她享福，起码没有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回事儿，没有屎一把尿一把地折腾就接了个轻松活儿。但是，真正把我养育成人，并不是件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事儿。我养母生于甲子年一九二四年三月初三，包养她那块风水宝地是湖南省武冈县和亲乡（现为司马冲镇）甸家坪。那是个具有武术传统的地方，据说我外公一身武功，几个人靠前他都能悉数撂倒，好像个凶狠角色，其实他憨态可掬为人厚道，留下了人缘极好的美誉。养母在娘家排行大姐，上对父母是个孝顺女儿，虽然远居北大荒，但每月都寄回瞻养二老款项，换季时节又寄回衣物，尽其能力口碑极好；下对弟弟妹妹爱之有佳，为解妹妹之苦时常资金赞助、寄送生活用品，为解弟弟之难竟然把个侄子带到东北培养成人并找到正式工作……说她是娘家大功臣一点都不为过。&1957年夏，我随养母奔赴北大荒，这对于一个文盲来说，难处可想而知。她一路行程着实不易，身背病洋洋的我手提大行包，当到达德都县城时又遇连日大雨，试图淌河去对岸险些被洪水冲走，好心人见义勇为我们娘俩方能得救。到了格球山农场以后，她为我治病辛苦操劳，为赶制棉衣棉鞋在灯下一针一线，为我适应东北生活自己动手搭炕垒灶……冬日里有个大白天，养父母都出去了，家里火墙上有块砖脱落，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睡大觉，突然感到头晕胸闷，不自觉地翻滚到炕下，磕磕碰碰地撞开两道门，爬到外面的冰天雪地之中……等我甦醒过来时，已躺在养母怀里了，我放声哇哇大哭，险些煤烟中毒丧命！就在那天晚上半夜，我半睡半醒状态，突然听到养父母对话：“这多危险哪，赶快送他回父母家，“我正好当采买员，顺路带他回家吧！”我一阵心酸、眼泪噗噗掉……第二天清早，我不声不响出了门，直到等养父上班去了，我才回家吃早饭，因怕真地把我带走故意躲了出去，我笑嘻嘻地对养母说：“我不会回家，就跟着你们俩儿！1959年春节刚过，我跟随养父母转学到了北安县建康小学，每天放学，我都要和同路的小伙伴排成队，从学校门口一直走到我家门口，再与同学挥手告别横过马路回家。有一天，我发着高烧、迷迷糊糊走到了大道中间，弯下腰去系鞋带时，一队马车狂奔而来，只听马鞭声震耳，我来不及呼叫已被有驾马车冲倒压在了地上。我仰面躺在结冰的马路上，马蹄在我头边和身旁哒哒踩过，并在两个车轮中间安然闪过，却被拖在地上绑货绳的弯铁钩刮了头部而受伤。养母从屋里冲出来、一把抓住车老板，养父把我从地上抱起来、快步奔向附近医院……那次，我又躲过了死神，麻疹痊愈后出了医院。这一次，养母没有再提送我回家，只是说“福大命大造化大，就等着当官吧！后来，她真请算命先生给我算了卦，原话是“这孩子命硬，是个当官的料，心不高可当大官，心太高也能当个小官。品味品味这句话，还真充满了辩证法。果然不出所料被让算命先生言中，我因心气高最后只当到七品芝麻官。我养母教育孩子一曰激将法二曰棍棒伺候。记得她反复给我讲了这么个故事：有个小孩子特别有心眼，别人约他去玩只得跟着去了，当走到半路说自己上厕所让大伙先走，等别人回到教室看他还在课桌那儿读书，他故意这么做还说看大伙走远了才回来读书。末了养母总会补上一句：“你肯定做不到！”果然我也这么做了，并信奉要拉屎攥拳头暗使劲、闹中取静悄悄学习，这时她会笑着说“我儿子天生就是个爱学习的料”。她还反复给我讲的故事是：有个小孩子特别孝顺，冬天冷了他给大人暖被窝，夏天热了他给大人端凉茶。末了还是那句话：“你肯定做不到！”果然我又这么做了，还会给家里洗衣做饭端洗脚水，这时她会笑着说“我养了个儿子也是养了个大姑娘”。她指着做好事的孩子会对我说，他能做到这样你肯定做不到；她指着做坏事的孩子会对我说，今天偷了根针长大敢杀人、弄不好你也会成为他！我养母是出了名的棍棒教育专家，我当年那也真淘气，一会儿打群架、一会儿逃学跳课，她竟然在柴禾垛里发现了我藏的书包，把我那顿胖揍啊，刻骨铭心！当年我读小学时那位苏新校长就专门找过她说：“不能总打孩子！”其实，她打我的工具主要是竹梢条，专抽大腿根和屁股，既不伤筋也不动骨，跟私塾先生用戒尺差不多；更多是罚跪顶水盆子站墙根儿。她有自己那套死理儿，小孩子是棵小树苗儿，修枝剪杈才能长得直，树大枝杈更要用斧头砍，响鼓也要重槌敲。这种教育方法，当时我不仅不理解反而有着强烈的对抗情绪，但在我走向社会从中感觉到有甜头时，方恍然大悟，由衷地感谢养父母曾为我修剪枝杈；这种教育方法，深深影响我一生，并被直接移植到自己对孩子的教育之中，以致我到孩子学校介绍经验时仍然津津乐道。我养母是个经过风雨能扛得住大事的人。打土豪分田地时，她曾是贫雇农小组成员，对那时想把我生父母划为富农，她仗义执言从不松口，直到上级传达了富农与中农如何区分，才免遭家财被瓜分；合作化运动时，她参加了村里第一个互助组，但对那时批我生父母右倾，不仅没有落井投石还互为帮衬；反右派斗争时，别人鼓动我养父大鸣大放，她告诫应少说为佳祸从口出，明显躲过了劫难；自然灾害时，天灾伴有人祸，有人借养父停电小事将其打成反革命时，她奔走喊冤终得从牢房中救回。“文化大革命”时我初中二年级，因家庭问题竟被列入右派黑名单，小小年纪倍受煎熬，她告诉我说“大不了咱们当个剃头匠，照样能过好一辈子，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参加工作以后，我本来在文艺队干得好好的，却受场革委常委中学校长鼓动，拿着调令到中学去当语文老师，其实人家只是想让我到中学去打杂，反嘲弄我既不是本科生也不是专科生，我愤然离校回家足足呆了三个月，她对我说“人要争口气，大不了我养你一辈子!”在邵阳地委党校工作时，我研究“三分法”遭到时任校长不满，连到广州参加个全国理论研讨会都不准，她支持我说“大不了自己掏腰包，认准的事就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我养母又是个有着自己主见懂得自我生活的人。1986年夏,她在帮我把两个孩子带大相继上学以后，毅然决然地要返回老家去生活，当时我很不理解反复劝她回心转意，她只说了句“这对两代人都好，远香近臭慢慢你就会明白!”人生往往是个不可闭合的圆圈，你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养母从新安铺老家出发去了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回到了老家这个出发点，应验了落叶归根那句老话。她熟悉老家的一切，又开始了养猪喂鸡种菜播苞谷，在自家凉亭下与乡亲们聊家常。爽朗的笑声响彻小村庄，大呼小叫的对话引来鸟唱蝉鸣。我和妻子孩子轮番回来探望，围坐在低矮的煤灶旁，和前来的亲人们互诉衷肠，深更半夜也不会散场。此时，我不能不感叹，养母的决定是正确的，她把城里人互不往来，独居自家称之为住鸟笼子，只有乡间才能找到人际交往的真情，这样的养老生活显然延年益寿。果然老人家越活越年轻，爬山挑担子快步如飞。很快到了70大寿，我们想摆祝寿酒她不同意；很快到了80大寿，我们又想摆祝寿酒她老人家仍然不同意；我们几次想给老人家翻新住房，她总是那句话“说不定哪天我就归天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养母84岁那年身子骨仍然那么硬朗，趁着她高兴我老伴又提出给她改善住房条件，她表态同意后马上打电话到新宁，让自己妹夫送过来现金，由我堂弟王征华主持盖房，很快砌起了86平方米的新房子，所有设施按城里模式置办，搬进了全套新家具，引来了山村老乡们的喝彩声，我对这种和谐婆媳关系赞佩不已。我养母还是个坦然面对生老病死的明白人。她87岁那年突然病倒，开始以为痔疮犯了……我和老伴马上赶到家，但因工作在身终归不能长期呆在老家。这一次，她破天荒地提出要跟我们去长沙，明确地说“上火葬场也好，把骨灰放下水道冲走也好，死了进不了堂屋也好，我都不怕啦！”这些可都是过去——我们多次劝她去长沙养老时的遁词呀!我不得不钦佩老娘就是个明白人，更欣赏她平时总说的那句话“走到哪山唱哪歌！”养母到了长沙以后，立即到湘雅医院作了各项检查，确诊为大肠恶性肿瘤，我和老伴主张立即手术，遭到了老人家拒绝，她说“癌症也就那么回事，如果手术反而死的快！”于是，我们到了省中医院吃中药保守治疗。感谢该医院副院长两年跟踪治疗，他作为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不仅给出了最佳治疗建议，而且曲马多敞开供应以减轻老人疼痛。我老伴悉心照料，每天给她擦身洗澡督促用药，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想吃什么就想方设法做什么，没想到的好东西也送至床前。每天用尿布湿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块垫在老人家身下的尿被，常常是血淋淋的，及时清洗且不嫌脏，凉台上往往“彩旗”飘飘。养母89岁那年离开了我们，火化后送回老家坟山，她孙子孙女专程从上海回来为奶奶送行……。我退休到上海居住以后，几乎每年清明节都会和老伴到坟山为老人们扫墓祈祷，有时孙子孙女也会同行，这两年我腿脚不好也会寄回钱让兄弟们代劳!无论是在长沙还是上海，凡中元节及所有纪念之日，我们都会在十字路口给所有死去的老人们“烧包”!“娘娘”——我的妈，您比亲妈还好！称呼什么并不重要，那份至爱之心比什么都重要！妈——您为培养我付出了那么多，生前竟没有听到我喊过一声“妈”！你亲儿子——王征国，愿您在天堂过得好！&&&&&&&&&&&&&&&&&&&&&&&&&&&(写于2017年10月25日)&附录：《我想妈妈泪满襟》·祭母仙逝五周年·男儿有泪不轻弹，泪洒前襟为妈妈。教儿做人多积善，德行千里母不忧。儿守家中修地球，自卑泪流无硕果。妈说农夫最值敬，人无饭吃哪能成。工厂打工儿含泪，愧对妈妈培育恩。妈说行行出状元，铁棒也能磨成针。男儿血性当自强，强忍泪花对战友。自古征战谁人回，保家卫国愿献身。儿行太空探奥妙，墨子新星泪痕留。为妈乳汁喂养儿，方能成就中国魂。儿嫌母丑哪曾有，男儿结婚妈笑声。见妈鬓角白霜染，男儿泪流湿满襟。（写于2017年12月22日·冬至）第二回咱们小时候那些事儿&&&&说起咱们小时候那些事儿，不啻在寻找少儿童趣梦。在我古稀年记忆中，那是生命的黄金阶段，既有我对龙镇农场子弟小学校读书时那些老师和同学们的记忆，也有我对北安前卫中学龙镇分校读书时那些老师和同学们的记忆。鲁迅先生有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的百草园以乐为中心，描绘了一个奇趣无穷的儿童乐园，虽与我儿时那些小伙伴所处时代不同，但仍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的三味书屋虽具陈腐味，但课间学生溜到后园嬉耍、以及课堂上老私塾先生入神读书学生却乘机偷乐等，显然与我对初中老师那些印象大相径庭。尤其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那段特殊经历，更是我人生履历中最难以抹平的深深足迹。1. 少儿时那些小伙伴人老好忘事，几乎是通病。本来想跟老伴说件事，刚张开口却说“啊!我忘了想说啥啦!”越是眼前的事往往越容易忘记。相反，越是久远乃至少儿时期那些趣事和小伙伴，越是容易清晰记得侃侃谈起。今天，我就把那些零散记忆写成文字，让同龄老人看看当年是不是那么回事。1958年6月初，家父由黑龙江省格球山农场调到德都县农业局工作，我们家搬到了县城居住。城里的主要街道是顺着河流东西走向而建的沙石路，道路两旁有公家单位，商铺旅店和住房，道路大西头则是条南北走向的沙石路，我家就在这两条道路之间的交叉口。家门前有片小松林，林中鸟鸣蝉叫，林旁有条小溪流，小溪两边绿草葱葱、野花朵朵，我和邻居的小伙伴就在这儿玩耍，一起扬松叶、捉迷藏、抓蚂蚱，趟露水、挖婆婆丁、采野花……。我管小伙伴叫“扣子”、他管我叫“国仔”，从不叫对方的大名。穿过松林小溪稍往上走，就是德都县第一完小。那块地方，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圣地，觉得好大好大、好好玩儿……。20年后，我专门重访此地，那种田园风光早已荡然无存，站满了房屋建筑，松林落败成了仅存，不然还真认不出那是我和小伙伴曾经共享的“幼儿园”！现在的幼儿园大都设小班、中班、大班。正在“儿童时期”，就被剥夺了诸如贪玩等“儿童权利”，通过圈养三年，在固定的场所由幼师主导，让儿童从师传中学习规则，完全处在他律之中。我们那辈属于散养，那片松林就是儿时小伙伴被散养之所，从诸如打弹子等游戏中习得规则，完全处在自主之中。依照我的经历，理应确立主动的习得观念，而不是被动的学习观念；确立以儿童自身为对象的习得观念，而不是以小大人为蓝本的学习观念；确立以游戏实践为标准的习得观念，而不是以教师权威为标准的学习观念。当年我和老伴以至儿女都没被圈养和进过幼儿园，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家两代人入小学上中学读大学。现在小孩子上小学，可谓郑重至极，家长忙前跑后，生怕遗漏了什么。我那个时候，根本没让家长操心。1958年8月初某一天，邻居小伙伴由家长带着到完小报名上学，我跟着去玩耍屁颠屁颠地。当那位小伙伴报名后，老师也问我“报名吗？”我兴奋地回答说“是！”“你会数数吗？”我大声地从1数到10，然后说“下面不会了”。老师笑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家长为什么没来，我大大方方地一一回答。看来，老师挺喜欢我这个虎头虎脑、大大眼睛的小家伙。然后，对我那位小伙伴的家长说：“明天早上这孩子上学时，让他爸爸或妈妈带着户口本到学校确认一下。”就这么简单，我上小学了！我是班里最后报名的学生，同学们早已安排好了座位，我个子小也只能坐在最后那排空座上了。那时孩子的家庭作业，不像现在先让家长检查纠错并签字，那老师咋能掌握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呢？不怕大家笑话，第一天数学作业本发下来了，上面划满了红叉判了2分（当时5分制），看着那个像小鸭子的分数，我问同桌这是几分？小伙伴告诉我以后，我又问“这个分数好不好？几分最好？”当得知2分不好5分最好以后，我反到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都拿5分，一定要数100个数。”这也许是我第一次觉悟，有了内在的学习动力。果不其然，我的算术由认得“2”分起步迅速登上5分台阶。我的文字从写书本和作业本皮上的名字开笔，跟着老师写“王”字，横平竖直、一笔一笔被启蒙，跟着家父写“徵”和“國”字，笔划再多再难写，也难不倒想读好书的“小崽子”。1959年春节过后，家父从德都县调到了北安市农业局工作。他找好住房之后，来信让我们搬家。那时候，家里只有一个木箱和一个蓝帆布提箱，加上被褥厨具等，一架马车就全部装下了。从德都到北安有50余公里，我和家母坐着马车，坑坑洼洼、摇摇晃晃地向目的地奔去。中午在一家大车店歇脚时，稍不留神车上两个暖瓶就被偷走了。我转学到了北安建康小学，这所学校地处工人文化宫（边境紧张时黑河日报迁至此）门前那条大街的东南部，学校附近有家钢铁厂，钢厂门前有条南北走向的大道，大约向南行200米，在道东旁有个小卖部和我家挨着，家里那铺大炕面对着大道，通过大大的玻璃窗，对大道上的情景一览无余。每天放学，我都要和同路的小伙伴排成队，从学校门口一直走到我家门口，再与同学挥手告别横过马路回家。有一天，我发着高烧、迷迷糊糊走到了大道中间，弯下腰去系鞋带时，一队马车狂奔而来，只听马鞭声震耳，我来不及呼叫已被有驾马车冲倒压在了地上。我仰面躺在结冰的马路上，马蹄在我头边和身旁哒哒踩过，并在两个车轮中间安然闪过，却被拖在地上绑货绳的弯铁钩刮了头部而受伤。家母从屋里冲出来、一把抓住车老板，家父把我从地上抱起来、快步奔向附近医院，我那次躲过了死神，麻疹痊愈后出了医院，可吓了那个赶马车老板。春天来了，脱掉冬装的小伙伴个个生龙活虎。住在我们街道的小伙伴，成帮结队地与另一街道的小朋友打群架，战场就在就在刚挖好房地基的空地上。双方利用挖出的土块相互攻击，手持木棍混战厮杀。刘文学同学不仅是与我最好的同班好友，而且是我方打群架的总司令。他的名字与当时宣传的一位小英雄重名，我与他形影不离、相互帮衬。有一次，在他的指挥下，我们拼命向对方阵地发起进攻，我冲在最前面被有个小子抓住了头髮，他用木棍猛敲在那小子背上，疼的对方哇哇大叫，松开了拽我头髮的小手，扭过头就往回狂跑。还有一次，他被对方的土块打在了头上，我马上甩过去了个土块，在对方脸上开了花。那是个崇拜战斗英雄的年代，我们这帮小伙伴个个神勇、满脸杀气。回想起那个场面真有点后怕，若把人家打伤打残，那代价该有多大呀！刘文学同学与我的交情没说的，以致我离开北安以后，最恋恋不舍的是他，最念念不忘的是他。记得我曾和他一起到靠近北岗的水泡子里洗澡时，被水底下藏在淤泥里的尖石块扎伤了脚，面对鲜血淋淋的左脚跟侧面，他二话不说，扯下衣襟为我擦血包扎，我现在那个脚跟侧面仍有个明显的疤痕。就在那天，我们俩收获了四只小野鸭子，可惜我拿回家那两只很快就死了，我哭着找了块空地埋掉了。1959年11月，天气格外寒冷，因家父调到了龙镇农场修配厂工作，我也转学到了龙镇农场子弟小学校继续读二年级。当时，我和父亲住在职工集体宿舍（家母仍在北安草袋厂工作），那个宿舍坐落在场部大东头，是用拉和辫子堆成的泥草房、房里只有通铺大炕、可睡20多人。父亲在发电所看座机、经常值夜班，我们爷俩各自到食堂吃饭、两头不见面。每天晚上，我一个人钻进冰冷的被窝、冻得牙磕牙直哆嗦，更要命的是晚上起夜，要到冰天雪地的室外厕所去解决，有一次我憋不住在烧炕那个坑里尿了，结果被姓张的老师傅猛地喝斥了一顿，从此吓得我犯下了尿床的毛病。这个毛病，后来由邻居李阿姨领我到二公里新生医院找到周大夫，吃了他开的几副中药才治好，这是几年之后的事了。1960年元旦过后，家母为了照顾我，放弃了转为正式职工的机会来到了农场。没有住房，就暂时借住在范小霞家，这就是老七栋房五栋四号。五栋三号搬家时，我母亲不顾一切、强占进去，一直住到家父退休回湖南老家。在老七栋房住的小伙伴很多，同班同学有殷士彬、张静、赵淑芳、刘建新、李志远、果祥等，别班同学有范宝山、肖柏林、窦宝山、刘柱有、孙敬、刘凤山、果有等。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家长，给孩子买一大堆玩具，而都是靠自己制作。弹弓做了一把又一把，陀螺削了一个又一个；轱辘圈是利用废汽油桶边，自己敲打平整而成，“推进器”是找个废铁丝，用钳子反复地掰成弯钩就行了；溜冰滑子是找两块木板，在下面分别围上铁丝而成；木手枪也是自己用钢锯条切割、用菜刀去砍削而成，我左手大拇指就因为砍削失控，被削去了一块，现在仍留着疤痕。在那个年代，我们那些小伙伴都是淘气包。修配厂门前的国道，成了天然的滑冰道，我记得曾和肖柏林相撞而打架了，他乘我滑倒顺势骑在身上，用指尖在我脸上抠出了两条血印……。这件事使我暗想，打架就要敢下“死手”，先发制人，否则就会吃亏。可惜，这个“经验”并没得到应用，从此再没和自己的小伙伴打过架了。然而，当我五十岁那年，在长沙中山路遇到个三十多岁的流氓时，竟一记重拳击中了他的鼻梁，打得他连退几步、重重地坐了个腚墩，刚站起来又被我击中了头部，吓得连滚带爬地逃走了。说老实话，还真得感谢和肖柏林打架那回有所感悟呢！据说，1960年全国遭受自然灾害，我所在的农场却另一番景象，用春华秋实形容十分贴切，食堂里猪肉炖粉条管够造。可是，刚入冬就迎来了低标准瓜菜代，几乎在一夜之间，食堂里的猪肉粉条、土豆白菜都不见了，响应中央号召雷厉风行。因而，那是个暴风雪横行、忍饥挨饿的严冬。小伙伴们没有了互相推搡的气力，肚子里没食呀，有食也是用豆皮磨制的淀粉，做出的黑饽饽、粗粝难咽呐。有同学在教室的取暖炉子上烤了几片土豆吃，竟也成了高档享受。人们开始把秋天砍大头菜剩在雪地里的老帮子捡回来充饥，开始在收割后的麦地、大豆地、苞米地拣粮，甚至用铁镐刨开老鼠洞寻找粮食……想尽一切办法度饥荒。基建队监狱里已有犯人饿死，就埋在废弃的火车站前面那片乱葬野地里。好在那年秋天我家买了袋面粉，用捡来的老菜帮子做包子，虽然皮薄菜多，但并不影响吞咽，那可是袋救命面呐！我读三年级时由巴老师教。她个头很矮，扎着两根小辫子，脚穿一双圆头小皮鞋，随着咔咔咔的响声，就知道她要进教室了。有一天，我们班有名的淘气包万军这个家伙，竟然神差鬼使，在课间休息时从操场搬回个木桩，他把带钉子那头靠在教室门上，专等巴老师开门。果然，只听“啊呀一声尖叫，钉子扎在了巴老师的皮鞋头上，她眼含泪水问“谁干的?当得知万军干的，说了声“我就知道会是你!到走廊站着去反省”。课接着上，望着她从我书桌旁走过时那个渗出血迹的伤脚，心里大骂万军是个鬼头，那可是个生了锈的铁钉呀！就在那个夏天，突发了一件糗事。我中午放学经过供销社时，看到柜台上卖西瓜，一毛七分钱一斤，可切成丫卖，回到家跟老娘提出要几毛钱去买。那时候的家长不像现在，小孩吃水果管够，老娘连说“快烧火做饭！”根本就不理会我的要求。这时，熊佐伟同学到家找我玩，我出家门就跟他说了这件事，并提出到修配厂捡块废铁卖掉买西瓜吃。我俩来到厂区转悠，发现机修车间外窗有块废铜，当即拿到供销社废品回收站卖。没想到被机修车间解子明师傅碰到，截了下来，质问家父不该带车间的东西让孩子去卖。结果，西瓜没吃到嘴，反到遭我父亲回家一顿爆揍，致我离家出走、露宿在外，全校皆知，我和熊佐伟的班干部被撤，刚评上的五好学生泡汤，那是个沉痛的教训！我读四年级时由董老师教。她中等个子，梳着短髮，厚厚的嘴唇。由于学校教室少，我们班在老澡堂（后来被改造成粮店）上课。山高皇帝远，离开了学校的监督，她上课的随意性很大，经常把我们撂到一边，她自己跑到教室外边和分场来的男拖拉机手谈恋爱。这样的教与学，还有什么质量可言。那时，田科是我们班长，我挺佩服他学习好人缘好心眼好，并和他结交为好朋友，他父亲是省农场局机校（校址在场部）的工程师。殷士彬也是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我们都住在老七栋房，我家住第五栋他家住第一栋，他上有哥哥殷士昌下有弟弟殷士礼，我经常到他家去玩，玩的最多的是在他家大炕上比摔跤，殷士礼当裁判，我们俩总是缠在一起、互不相让，只有当把对方的腰压在了炕上才算赢……。快升五年级了，上自习课时我把作业完成后，把书包整理好就等着下课，有位年轻男性走到我面前，说“怎么不自习?戴红领巾的二道杠咋不起带头作用？”我抬头望着他，不屑于顾地说“你是谁呀，凭啥管我？”全班同学也望着这个生面孔哈哈大笑。没想到这就是未来我们班的班主任。少年叛逆期，我可真没少挨家长打。在“老澡堂”读书那些个冬日，张伟、孙宝泉、孙敬和我，总在家门口打两头尖尖的嘎，先在地上画个圆圈，在圈边用长条型木板去磕嘎尖，当那个嘎腾起的瞬间，再用木板扇过去，没击中嘎或它落到圈里了，就由排后面的选手替换，若击中嘎落在了远处则继续进行，“磕嘠一、二东西、三八岗、好东西……”，能够连续击打四次，再用手中木板仗量，看谁打的最远，玩耍中既有自编儿歌又有算术加法题，小伙伴们乐此不疲。有一回，我把尖嘠打到自家小仓房上去了，我穿着新棉裤爬上去拿，往下滑的时候，被仓房下边围的铁丝网刮了个大口子，回到家那顿胖揍啊，惊动了邻居李姨跑过来边说好话、边缝好那个大口子。为这事儿，还惊动了住四栋房的时任小学校校长—苏新先生，他对我老娘说“总这么打孩子可不行!”还真管用，此后我的确很少挨打了。我读五年级时搬回了本校并由张德金老师担任班主任。他是农场某场长的小舅子，体育课老师。他上任后，第一个行动是撤销了我当了几年的学习委员和中队长，让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是挫折。那时张玉泰是我们班长，他年龄明显比我们大，其实他五年级的课程都已经学过，学习成绩自然也好，他和我的关系非常要好。我和李铁成也非常要好，他家住在基建队，我家住在老七栋房，两家只隔着道沟，往往他在沟那边打柴火，我在沟这边打柴火，互相较劲比谁打的多，显然他不是我的对手。我拿着个镰刀往沟里去的时候，总会引吭高歌他会在那边应答；我汗滴流水地往家里背柴火时，他会站在那边叉着腰观阵……。那年全校开运动会，同学们坐在操场边给运动员助威，李铁成同学把个硬币塞进排球缝里抠不出来了，我拿过来用尖棍子使劲地抠，结果内胆爆了，张老师罚我交两块钱赔款，当时回家要罚款和挨揍时，心情该有多么难受！我读六年级时由陈秀萍老师担任班主任。在我诸位小伙伴中，王和同学最为仗义，他方头大脸、人高马大，充当了我的保护伞。有一次，我和几位小伙伴到开发屯附近的水泡子里去游泳，我连狗刨都不会游，却到深水处去徘徊，不小心陷了进去，头往水下沉、手脚乱蹬，王和快速游到我身边，一把拽住我的头髪就往岸上拖，我连吐了几口浊水，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他还极力主张恢复我中队长职务，并在全校少先队代表会上推选我当大队长，这都是逆大队辅导员张德金老师而行。更有意思的是，他号召同学们再推选我进班委，因人数受限把当得好好的文艺委员唐晶同学挤出了班委。可怜，自我当了文艺委员从不在课间等待老师时起歌，班里不是死气沉沉就是喧闹不止。但并没有持续多久，陈老师调整班委时让我当学习委员、唐晶当文艺委员，班里恢复了老状况。陈老师不仅器重我学习好，还发现了我身上的文艺细胞，每天下午放学后都会把我喊到她的办公室，她手按脚踏风琴教我唱歌，我跟着琴声学会了《战士第二个故乡》、《送君》等歌曲，与总场文工团乐队默契配合，在春节晚会上成功演出，童声独唱竟成了我的保留节目。陈老师还让我学快板书《节约用电》，至今我还记得那第一句台词“一度电，九分钱……”。由此，我和陈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小学毕业时，我买了两个厚厚的日记本，写上赠言，以表达我对她由衷爱戴的心情。岁月不饶人，当年那些小伙伴如今都已接近古稀之年。但有趣的是，却好像返老还童了。君不见，老小孩早已成公开的秘密，童心纯洁可爱，童趣兴味盎然，童年的记忆金子般宝贵，难怪提起少儿时期那些小伙伴，我会如此清澈记忆。& (写于2017年9月17日)2. 初中老师印象记感恩是一个人的美德。当我们白髮苍苍、步入垂暮之际，是该把那些施恩于己的贵人真实地记录下来了。在这里，不需要任何粉饰也没有必要枉加评论，只需直白那个时候到底啥模样，才能真正具有史实价值，依此我尝试着写了这篇初中老师印象记。1964年9月，我跨进了北安前卫中学龙镇分校，所在一年二班由郑广义老师担任班主任。我在小学六年级时，独唱过一首《战士第二个故乡》，深得郑老师喜爱，他曾对我说过：“凭你的好嗓子，即使考分不够，我们也要破格录取！”刚入中学就遇上他当班主任，别提心里有多么高兴。然而，当时中学新进了几位本科生，郑老师只当了几天班主任，就因高中学历被调整到小学去了，这无疑给我以沉重打击。林甲老师担任了一年二班上学期的班主任。刚入学我们就去聚盛栈参加了拣土豆劳动。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家，在那13天劳动期间，总想请假回家看父母，为此没少跟林老师贫嘴……。然而，林老师从没有和我计较过，反倒一直对我都很好。他本来是学生物的，四年本科毕业后还留校一年（相当于研究生），但由于他爱人李曼珍也是学生物的，教我们的植物和动物课，所以没那么多课程可安排，他只好改教政治课。最令我难忘的是他搞了一次开卷考试：《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一件小事》，判卷时给了我100分，这个评价显然过高，但却影响了我一生，，以至成了我终身的职业——政治教员。“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成了我的忘年之交，他到我家串门赶上吃饭时，会随意地盘腿坐在炕桌旁喝酒夹菜，我也时常到他家去聊聊天逗逗孩子。他在总场教育科时正赶上我被推荐上大学，他看到我报的是哈建工学院机电专业，建议我到哈师院学中文更加合适，于是我改填了志愿却没料到被政治系录取。这也许就是民间所说的那个“命中注定”吧。李海胜老师担任了一年二班下学期和二年二班上学期的班主任。他是地理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从河南支边到了龙镇分校，教我们语文。因地理课时比较少，已由历史专业本科生熊尚濂老师兼任了。李老师的语文课很精彩，他写的字刚劲有力、板书工整、纲举目张，很方便同学们把握课文的中心内容、字词释义、篇章结构。令人难忘的是他朗读古文时，那抑扬顿挫的河南口音，那神态自如的摇头晃脑，至今仍像电影一样，会不断地在我脑海中重现。其中，周敦颐“出污泥而不染”的那篇《爱莲说》，堪称李老师语文课堂教学经典。刚下课，李杰同学即模仿李老师朗读，河南腔调，惟妙惟肖，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李老师植根于中原文化，底蕴深厚，以他的国文基础教初中语文游刃有余。但也埋没了他所学的地理专业。有一次，熊老师外出由他给我们班代课，他没带地理课本也没带挂图，在讲台上很快画出了中国地形地貌图，手执教鞭点到之处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对于那堂课，足足让我回味了半个多世纪，当时若让他承担地理课教学该多好啊，可惜所学非所用了。继李海胜老师之后，高文增老师担任了二年二班班主任，他是数学专业本科生却改教了政治课，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张玉蓉老师担任了一年二班上下两个学期的数学老师，并任一年一班班主任。张老师是数学本科毕业生，在大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她梳着一根长长的大辫子，给我们讲课时辫子甩来甩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她不放过每个疑点，有时下课铃声响了，还在黑板上为同学们解题，直到弄明白为止。最难能可贵的是，她虽为一班班主任，但对二班同学的日常生活，同样关怀备至。我们班张秀英同学曾回忆过自己生病时，张老师送病号饭时的动人情景……。提起数学课，也让我想起了王宝兴老师。有一次，张老师休病假由王老师代课，他只讲了25分钟正课，另20分钟全是练习，师生互动、当堂消化。课后我曾想，如果张老师的数学课能这样，那就更圆满了。然而，张老师病好以后被调到花园分校去了，这到增添了我对她的无限怀念。一年级的数学课也开始由数学本科毕业生马龙章老师接任了。张玉琴老师担任了二年二班上下两个学期的数学老师。她作为数学专业本科生，给中学生上数学课可谓驾轻就熟。她圆圆脸盘、梳着短髮，给人以干练利落之良好形象。她讲课音调不高，但字字句句打动心弦；她板书解题循循善诱，但语言精炼绝不啰嗦；她批改作业勾叉轻盈，但对于关键环节往往会留下重笔。乔玉春老师担任了二年二班上下两个学期的语文老师。他给我们上语文课时，是哈师院中文系本科函授生。他文学水平高、学科基础牢，课堂教学经验丰富，属于权威性教师之列。他注重作文写作，每次布置作文题目时，都会有详尽提示；他对每个同学的习作，都会认真批改，圈圈点点、批语谨慎，让你心悦诚服；他每次上作文讲评课，都会精心设计，把宣读范文与字词句章融为一体。他当语文老师那一年，我的作文水平明显提高。他还有个写日记的好习惯，洋洋洒洒，诗意盎然。由此，“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横祸降身，所谓“黑日记”被抖落出来了，成为“黑帮”的有力证据，被剃了鬼头关进黑屋，批斗时脖子上挂的大牌子竟是用铁丝钉的课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