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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传染病流行与政府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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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60年传染病疾病谱变化情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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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防治
&&&&传染病防治是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市卫生防疫站采取有效措施扑灭各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并负责系统收集、汇报全市25种传染病的发生、死亡情况，给基层单位免费提供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工作。随着生物制品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群众性预防工作的广泛开展，人工自动免疫工作越来越普及。50年代消灭了天花、鼠疫和古典型霍乱、回归热、黑热病。60年代基本消灭和控制了白喉、斑疹伤寒的流行。70年代基本控制了百日咳、脊髓灰质炎、布氏病、疟疾病的流行。80年代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炭疽明显下降。但传染性肝炎、菌痢等传染病，由于传染途径广泛，菌种类型多，而且又无特异性的生物制品，所以发病率反呈上升趋势。这些已经引起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一、报告和管理&&&&建国后，各级卫生部门十分重视传染病管理工作。1950年3月，咸阳专区普遍建立疫情旬报制度，由各县卫生院负责传染病汇总上报工作。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各县进一步完善传染病管理和疫情报告制度。1955年7月，卫生部规定传染病分甲、乙两大类，共28种，并制订了全国统一的“传染病报告卡片”。县卫生防疫部门按旬定期向地区及省卫生防疫站填具报表，并抄送本县卫生科（局）。&&&&1956年到1981年，从村医疗站、乡镇卫生院到县卫生防疫站，疫情旬报网已基本建立健全。市内综合性医院及专科医院均设有卫生防疫科（组），负责所在街道、地段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并接受市卫生防疫站疫情管理的监督检查。在长期实践中建立起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制度，对及时控制、扑灭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及时掌握各县区的疫情动态，加强疫情联防，地区卫生防疫站在70年代定期印发“疫情动态”资料，并附发重点指导意见，要求各县防疫部门结合本县实际采取相应措施，控制疫情扩散。当时疫情管理所需药品器械一律免费供应。&&&&1984年开始采用传染病登记卡，由卫生防疫站统一保管。通过对医疗单位实行“月自查，季县查”和奖罚制度，使疫情报告准确率达到90％以上。据统计，境内的传染病有：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性肝炎、炭疽、痢疾（包括菌痢与阿米巴痢疾）、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脊髓灰质炎、钩端螺旋体病、疟疾、伤寒（包括副伤寒甲、乙）、回归热、钩虫病、斑疹伤寒、猩红热、布氏病、黑热病、麻疹、百日咳、白喉、狂犬病、破伤风22种。某些食物中毒、农药中毒、职业中毒等也在短期或年度内列入疫情进行统计。&&&&二、重点传染病防治&&&&流行性出血热
1955年发现首例病人，之后仍偶有发现。因本病尚无特效疗法，故病死率相对较高。但由于临床治疗经验的提高和一些免疫制剂及抗病毒药物的出现，病死率逐年下降，1989年后稳定在3％左右。&&&&出血热发病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5—7月为小高峰，10—12月为高峰期，且每4—6年出现一个发病高峰年。60年代防治措施主要是灭鼠，在疫区每年都要开展2—3次大面积的突击活动。1985年后部分县区开展了应用植物血球凝集素（PHA）诊断，早期诊断率有所提高，总发病率明显下降。&&&&病毒性肝炎
1959年在咸阳市区发现病毒性肝炎26例，次年在兴平、乾县、长武、三原等县共发现528例。1961年扩散到全区13个县、市。1971年至1983年每10万人均发病50例，1986年每10万人均高达195.9例，城区发病率始终居全市首位。预防措施以切断传染途径为主，尤其要加强饮食从业人员和保育人员健康检查。传染源控制则以隔离治疗为主。1987年开始接种乙肝疫苗，次年10月起，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新生儿中推广乙肝疫苗注射，积极预防婴儿早期乙肝感染和母婴传播。&&&&炭疽病
炭疽病为人畜共患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咸阳市1958年首次发病2例，1959年又发生5例，以后各县相继零星发生。通过疫区病畜检疫，死畜尸体深埋，加强皮、毛卫生监测，同时采取炭疽减毒活疫苗预防接种等综合预防措施后，疫区范围大为缩小。&&&&痢疾
各县每年夏秋季均普遍发生。60年代年均发病10407例。1968年最低，有1230例；1960年最高，有53451例。70年代年均发病29793例，1971年最低，有11407例；1972年最高，有45287例。80年代略有降低，年均仍有18713例。由于菌痢传染源普遍存在，传播途径广泛，预防措施以加强饮食卫生管理、改良环境卫生为主，要求公民注意个人卫生，尽量减少感染机会。&&&&流行性感冒
市境曾于、1972年发生过三次大的流行，流行严重的局部地区曾有村不漏户、户不漏人的情况。防治措施以呼吸道传染病防治为主，同时要求机关、学校、公共场所注意通风、消毒、净化空气，并辅以集体性的预防服药。1984年后，发病率逐年降低。&&&&疟疾
年每10万人疟疾发病率均在100例以上。两年平均发病率高达483.61例，年发病率在10—20例之间，1971年略有抬头，上升到52.65例，以后逐年下降。1986年降至0.1例，且病人均系外地感染，1988年后无病例发生。疟防工作以控制传染源为主，同时结合大力灭蚊等综合防治措施。境内以县、区为单位建立了三级防治网，采取“两根治（现症根治、复发根治）、一预防（预防服药）”、“一人得病、全家服预防药”作为防治常规，对现症病人治疗，使用“八日疗法”及“四日疗法”。卫生人员要对每例患者登记造册，年终填具疟疾发病村、镇分布表；疟原虫检查登记表；抗疟措施执行情况登记表。根据全国疟防规划考核标准，咸阳市已达到“基本消灭”的标准。1987年咸阳市卫生防疫站被评为陕西省疟防工作先进集体。&&&&伤寒、副伤寒
60年代伤寒病在各县广为流行，发病率较高。1963年共发病8826例，死亡59例，每10万人年均发病率为60.57例，自60年代后期至1988年，发病率一直稳定在较低的水平，年总发病数在100—400例之间，各年互有小幅度升降。这一现象表明伤寒病传染源仍然存在，各级卫生部门在饮水净化和饮食卫生管理、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管理、疫情报告和预防接种等方面，都有待改进和提高。&&&&斑疹伤寒
咸阳地区50年代仅在市区发现2例。1960年在兴平、乾县、彬县、三原等县均有发现。以后各县、区连年散在发生。80年代发病率显著上升，年共发病4018例，年平均446例，每10万人发病率1981年最低为3.88例；1986年最高为23.53例，年均11.34例。主要预防措施是杜绝鼠体虱、蚤传播。&&&&麻疹
麻疹是婴幼儿中主要传染病，病原系病毒，传染性极强，在儿童传染病中居首位，患病后可以获终身免疫。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或农村，终年不绝，几乎无人可以幸免。1965年麻疹疫苗问世后，预防效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60年代每10万人最高年发病率为1908.25例；70年代为538.79例；80年代为82.36例。1982年卫生部把麻疹列入全国计划免疫范围，1986年全市发病率一直控制在10例以下，到1990年发病率下降到2.99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为脑膜炎球菌所致，主要侵犯脑膜。50年代市境有散在流脑发生，60年代逐年增多，1967年为高峰，14个县市发病5432例，死亡388例，每10万人发病率为169.19例，死亡率为11.58例。1977年又出现小流行，全地区发病2094例，死亡64例，发病率为49.19例，死亡率为1.50例，80年代呈下降趋势。自磺胺药应用于临床后，流脑的病死率由建国前的50％降至20％以下。1966年推广阿托品及山莨菪碱抢救治疗爆发型流脑，病死率逐步下降至4％左右。在预防上，认真执行“三开”（开门、开窗、小窗改大窗）、“三晒”（晒衣服、晒被褥、晒家具杂物）、“三早一就”（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治疗、就地治疗），发病率大幅度下降。&&&&脊髓灰质炎
1956年咸阳市发现首例脊灰，由于医学界对该病尚不认识，患病小儿初期发热诊断不清，用一般外感解热法，在臀部注射“百尔定”、“福白龙”等药后，到麻痹期即出现下肢瘫痪，误为打针所致。1960年后脊灰在各地相继发生。1964年全区发病353例，每10万人发病率为11.31例，死亡率为0.38例。1962年，开始使用脊灰减毒活疫苗（糖丸），1964年各县全面服用，发病率逐年下降。年全市共发病14例，发病率控制到0.12例以下，已接近基本控制和消灭的目标。1989年发病明显上升，1990年全市发病161例（包括疑似病人），出现爆发点，这与全省脊灰发病情况相似。&&&&流行性乙型脑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经蚊子传播引起的，多在夏秋季流行。咸阳境内1953年报告首例乙脑病人。年出现大流行，每10万人发病率高达92.46例。、1975年又出现较大流行，发病率分别达20.11例、24.69例、36.58例。1955年使用疫苗，反应大，效率低，且使用范围较小、免疫效果不大明显。80年代初，地鼠肾细胞疫苗代替了鼠脑疫苗后预防效果明显提高。至1986年乙脑发病率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以1984年发病高峰期为13.38例与1975年高峰期36.58例相比，发病率下降63.42％。但是因疫苗供应量不足，仅限于疫区接种，故尚难完全控制乙脑的发病。&&&&三、计划免疫&&&&建国初，各县疫苗发送至各县卫生院，由医院直接组织医务人员执行疫苗接种任务。当时疫苗只有牛痘苗、鼠疫菌苗、霍乱、伤寒混合菌苗、白喉类毒素4种，除牛痘苗外，其余3种仅限疫区或局部使用。各县农村陆续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区（镇）卫生所，开展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承担所辖区、乡各类生物制品的接种任务。1954年中国红十字会在咸阳广泛招收和培训会员，所培训的会员能基本掌握急救、卫生宣传和各项预防接种技术。1964年至1966年咸阳专区所辖14个县（市）卫生防疫站陆续建立，农村生产大队均办起医疗站或卫生室，分级负责医疗预防工作。&&&&1978年，咸阳地区卫生防疫站在淳化、三原两县开展计划免疫试点工作，1979年全面展开。1982年卫生部门制定《年咸阳地区计划免疫工作规划》，组织力量深入基层整顿农村计划免疫接种点，落实乡村医生执行计划免疫任务的报酬，有效地推动了计划免疫工作规划的进程。至1986年底，全市14个县（区）卫生防疫站均成立了计划免疫科（组），227个乡（镇）卫生院建立了防保科（组），3916个村委会基本落实了保健医生，从组织上建立健全了三级防保网。同年5月，三原、乾县、礼泉、杨陵、秦都6个县区跨进计划免疫达标县。1987年市卫生局印发《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合同》实施方案，并在泾阳、三原两县进行试点。同年12月，计划免疫保偿制在全市全面推开。据统计，全市应投保人数为495288人，实际投保人数为456940人，投保率达到92.25％。至1988年底，“四苗”（麻疹、卡介苗、百白破、脊灰疫苗）覆盖率达86.17％；三级预防保健网健全、稳定，儿童计划免疫保偿率为92.25％，其中7岁以下儿童建卡率达98.11％。市、县、乡、村冷链设备配备齐全，并已全部运转。市、县、乡各级单位的计划免疫资料基本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档案化。传染病改变历史：罗马亡于疟疾
　　传染病足可亡国
　　熟悉欧洲史的人大概会发现这样一个巧合：中世纪那段刚好开始于，也刚好结束于欧洲上仅有的两次鼠疫大流行。不管是被称作&查士丁尼鼠疫&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还是被称作&黑死病&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都&消灭&了很大比例的欧洲人口，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尚为历史系专门史硕士研究生开了一门《中国疾病史》的选修课程，并有&传染病改变历史&这样的判断。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李玉尚说：&其实早在1955年，我国医史学家范行准就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提醒人们注意传染病在改变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传染病足可亡国，罗马亡于疟疾，埃及亡于血吸虫病，中国也有金、明两个朝代亡于鼠疫。&&
　　的确，在传染病大规模暴发的初期，事态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加深人的危机感和恐惧感，从而刺激、诱导民众的集体行为，进而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说，任何起因不明、治疗无效的疾病，就容易为某种隐喻所覆盖，并赋予社会以某种象征与暗示。
　　而人们最初面对突然来袭的SARS时，也经历了谣言四起，疯抢白醋、板蓝根的阶段。只是现代社会医疗体系的完善和资讯的发达避免了由大规模传染病暴发而引发的大规模价值崩溃、道德失序和社会动乱。
　　除此以外，传染病不仅在历史上的鼎革之际扮演重要角色，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
　　19世纪中期，英国在遭受霍乱袭击后，便在各大城市开始着手建设清洁的卫生体系。而随着公共卫生法的实施，英国城镇的卫生环境大为改善，传染病对英国社会的威胁也大为降低，而这也使得霍乱有了&伟大的环境卫生改革者&的称号。
　　疫病的预防和控制
　　除了SARS，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大规模暴发的传染病。
　　&天花、鼠疫、霍乱，这三大烈性传染病都曾在近现代大规模暴发过。清末，由于牛痘接种的提倡和普及，天花在中国的感染率已经很低。所以，近现代中国面对的最主要的传染病是鼠疫和霍乱。&李玉尚告诉记者。
　　而其中，年东北三省的鼠疫大流行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天花、鼠疫和霍乱这三大烈性传染病的不时流行并没有促使政府把预防和控制疾病作为其职能之一&。
　　虽然这使清政府在日、俄都想借防疫之名插手中国内政的情况下，才作出委派天津陆军军医堂副校长伍连德主持防疫的决定，但自此以后，由中央处理地方重大传染病在中国成为惯例，卫生从此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不过，那时对鼠疫和霍乱这两种传染病的控制，主要还是采取在易发时节施行预防注射的措施，并没有更好的方法。&李玉尚说。
　　新中国成立后，霍乱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压力已经降低，但鼠疫和血吸虫病等地方病仍存在威胁。
　　在李玉尚看来，这些疾病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都有关系，所以非常难以根治。但他认为，建国后政府对它们的控制还是非常成功的。
　　不过，同为传染病的天花、鼠疫、霍乱、SARS，也因人们对传染病认识的逐渐改变而遭遇着不同的抵抗。
　　在细菌学出现之前，人们虽然会根据疾病最主要的特征为其命名，但一般来说，还是会把不同的传染病全丢到&瘟疫&的筐子之中。李玉尚向记者解释：&这是因为对民众而言，高传染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人们不会意识到这是细菌或病毒的缘故，而是认为这是天灾或者瘟神作祟。&
　　不过，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细菌学的建立，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不再同一而论。人们不会再愚蠢地打着宗教的幌子进行诸如沐浴更衣、大量燃放鞭炮等在内的&请神&活动，也不再单纯地在这些传染性疾病面前采取逃跑、弃感染者和死者于不顾、阻断交通等方式的隔离。
　　&现在，可能还会采取尽量减少外出等的隔离，但2003年SARS流行时，人们还是在努力找出病毒，尔后制造出特效药物。&李玉尚说。
　　谁都不是旁观者
　　虽然现代医学的进步使人们在与传染病的对峙中增添了几分获胜的几率。但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和快捷，诸如SARS等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也急剧扩大。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传播模式，非传统时代的疫情传播所能比拟，是基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的。&李玉尚指出。
　　但讽刺的是，10年前这场SARS流行之初与1894年鼠疫大流行之际，很多民众的旁观者心态却是惊人的一致。
　　120年前，《申报》扮演着&遥远的旁观者&的角色，人们带有猎奇的心态来看待他地的疫情。而不久后，当疫情传入香港，上海面临轮船输入鼠疫的可能性时，他们才由旁观者变为当事人，展开积极的防疫工作。10年前SARS流行之初，抱着&远观&心态的人也不在少数。
　　同时，李玉尚也请大家注意：从20世纪五六十年之后的副霍乱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传染病方面承平日久，因此对于传染病监控有些放松。而这或许也是SARS让2003年的国人猝不及防的一个原因。
　　2003年暴发的SARS似乎也在提醒人们：未来，人类还将会面临许多新的传染病，所以，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仍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一项职能，绝不能放松。
　　而&无论是卫生部门还是普通民众，也都已经从SARS之役中累积了快速应对的经验，这可能是2003年的SARS带给中国人最大的教训，这种教训也是一种财富，需要铭记&。李玉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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