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背景】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的第五种入篮货币。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后，SDR货币篮子权重构成变为美元权重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
　　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19伦敦年会上，该机构发布的名为《以伦敦视角洞察人民币》的“人民币追踪特刊”显示，从2017年7月2019年7月，全球使用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11.31%，数量从1989家增长到2214家。
　　其中，非洲和中东地区使用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数量增幅最大，从2017年7月的143家增至2019年7月的173家，增幅高达20.98%。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份额为2.22%。同时，伦敦在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扮演领头羊角色。
　　【专题解读】
　　一、国际化货币及其职能
　　货币国际化是指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一个国际化货币的世界货币职能，就是在国际市场中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在此基础上，一个国际化的货币具体的职能如下表：
　　通过上表可知，一种国际化货币能为居民或非居民提供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的功能。具体来讲，它可用于私人用途的货币替代、投资计价以及贸易和金融交易，同时也可用作官方储备、外汇干预的载体货币以及钉住汇率的锚货币。
　　二、人民币国际化利弊分析
　　1.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①提高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并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人民币国际化将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从而大大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因为它们将更容易获取大量的人民币资产。竞争力的提高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扩张。虽然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它将大大有助于金融中心的建设。
　　②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
　　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是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直接的收益。所谓铸币税，就是货币发行人依靠其拥有的发行货币特权，从而获得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则其他国家就必须接受中国的货币收支逆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非常低的发行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的资金，从而能够低成本地占有和使用别国的资源，就像是获得了一笔金额巨大的低息甚至是无息贷款，为我国提供一种新的国际资金来源渠道。
　　③有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
　　巨额的外汇储备有利于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但同时也增大了我们管理外汇储备的成本，影响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一部份的国际贸易将通过人民币来完成支付，这样就可减少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需要的美元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的数量，从而有利于降低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并降低因汇率风险带来的外汇储备损失。
　　④降低汇率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更多的外贸和金融交易将由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因此，中国企业面对的汇率风险将降低;在计算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时，金融机构人民币资产权重的增加将降低风险。
　　⑤降低美元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历次美元加息周期，都会有国家遭殃。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进行了QE，美元贬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但我们无能为力。在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时，全球资金会回流到美国，造成货币政策收紧，带来经济金融的不稳定性。要降低美元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有一个办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人民币国际化负面影响
　　第一，中国金融体系依然十分脆弱;中国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力，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一旦资本账户完全放开，可能会导致我国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第二，中国正经受过度货币化。中国M2占GDP的比率为180%，一旦货币国际化，需要取消资本管制，但是如果取消资本管制，资本外流的规模可能十分巨大。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外汇交易需求将十分巨大，而且成本十分昂贵;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规模仍然有限，跨境资本流动的任何重大变动都可能极易导致中国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第四，中国经济结构仍然缺乏弹性，企业应对汇率和利率变化的调整十分缓慢，企业需要资本管制为其提供喘息空间;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本国货币政策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当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时，金融机构可以轻易的从国际市场获得人民币。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同理，当采取扩张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时，部分人民币会流出境外，货币政策效果也会被削弱。
　　第六，如果一种货币完全国际化，则意味着投机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轻易获得这种货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将非常容易遭受国际投机者的攻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和路径
　　1.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①金融自由化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
　　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还不能与人民币国际化需求相匹配。更具体地说，由于货币市场存在缺陷，中国还不存在类似于美国联邦金率、英国官方贴现率和日本隔夜拆借率的基准利率，只放开了几个关键的并由市场决定的短期银行间利率。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一个更加自由的利率形成机制应该首先到位。
　　②人民币离岸市场
　　货币可兑换性和一种货币在国际定价、结算、购买和支付的使用的增加是离岸市场发展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离岸市场设立在货币发行国领土以外，不受货币发行国司法管辖，并且离岸市场是一种货币国际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发达的离岸市场，人民币不可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③人民币汇率弹性
　　弹性汇率有助于远期市场上人民币的价格发现，有助于减少人民币汇率与均衡水平的偏离，减少货币价格的扭曲，特别是，人民币国际使用要求相应的资本项目自由化，那么在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同时，又能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时，弹性汇率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
　　2.目前中国采取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总体路线图：从结算货币、投资货币、最终到储备货币。
　　(1)第一阶段，实现人民币的计价结算功能，进一步发展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持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央行货币互换以及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市场建设等等。
　　(2)第二阶段，扩大境内外合格投资者的数量，全面推进国际货币的双向流动，使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货币。投资货币涉及到的工作有：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包括人民币债券市场、存贷款市场、保险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资本账户开放，最终实现人民币的自由流动。包括“沪港通”、“深港通”、QFII、RQFII、QDII、QDII2、QFII2、QDLP及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建设，逐步放开资本项目。
　　(3)第三阶段，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人民币的汇率、利率市场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储备货币涉及到的工作主要是加入SDR，成为特别提款权的定值货币之一，这有利于外国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篮子，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加入SDR的利益分析
　　(1)以此为契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可以成为很多国际商品定价国，中国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借贷，人民币可以被更多的国家需求等等。
　　(2)获得认可，提高人民币声望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迫切希望通过加入SDR提升自己在IMF和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声望。人民币和中国经济实力获得认可，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配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和比重。
　　(3)SDR的代表性将得到显著增强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对建立新的更具有代表性的SDR货币篮子的作用明显。
　　(4)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国际货币无序变动，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下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进入SDR篮子，有利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也有助于SDR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朝着公平、公正、有序的方向发展。
　　【点评和例题】
　　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考点，随着我国国力的上升，近年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热点话题，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够结合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改革等话题一起考查，颇受出题老师青睐。
　　例：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谈谈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解。
　　思路分析：
　　首先，要先点出货币国际化的定义，然后过渡到人民币国际化。
　　其次，要着重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优点，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因，同时也要捎带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进行对比。
　　最后，谈自己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解，主要讲讲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或者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等等，还可以结合SDR的内容进行描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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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六十周年之际，可以说媒体和研究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对朝鲜战争历史过程本身的回顾，而对于朝鲜战争的长期影响关注不足。即便是关注朝鲜战争影响的，也大多着眼于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意义。至于分析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带来了何种长期后果，这种后果又是如何改变了全球格局的，则少之又少。实际上，朝鲜战争就战场范围而言，可能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其影响所及，却远非“局部战争”所能概括。甚至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朝鲜战争的影响范围不但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更通过影响美国金融体系进而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甚至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与这种后果有不可忽略的关联。没有朝鲜战争，很可能就没有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在世界上与美国被并列为“G2”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不应该被看作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事件，而是应该看作朝鲜战争以来六十年一以贯之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实际上依然在继续，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塑造未来。抗美援朝时群众游行当我们站在六十年一甲子的中国传统时空观意义上的循环之际回首这场“立国之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应该看到它对整个六十年历史时空的意义，甚至更长远的历史与未来。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成型朝鲜战争之前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传统国家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区别可以理解为：现代主权国家在属地意义上能够明确其边界线，并在边界线范围内只有唯一主权；在属人意义上能够明确居民的国籍，并拥有对国民的最高司法权，而传统国家则不具有这两种属性。典型的传统国家如清代中国，存在属地和属人双重意义上主权随着与首都距离渐远而递减的状况，导致帝国存在广大的外围地区。在外围地区的边缘地带，国家没有明确边界，居民与国家间也只是疏散的藩属关系或羁縻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同时隶属于清国和别的国家，而事实上与两个国家都只有松散的联系。打个比方的话，传统国家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具有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的“形状”，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叠地区，可以像两圈相遇的涟漪一样存在“波形叠加”——这也是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乱之源。而现代国家则是一个边界线明确的图形，两个国家之间不允许存在边界线交叠。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多次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但到朝鲜战争之前，都由于版图破碎而未能确立唯一主权，至于明确边界线则更无现实可能性——就连边境地区的系统勘测都做不到。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地区，在殖民时代的世界体系中就意味着领土可以被分割，法权可以被割裂，并且无法拥有完整的对外主权，实际上十九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长期处在这种状况之下。朝鲜战争的最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的确立。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在朝鲜李朝和中国明清两朝，作为传统国家的双方在交界地区的属地和属人管理上存在过前述的“波形叠加”情况，如在现今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十九世纪中晚期曾有大量朝鲜平民渡过图们江到中国东北地区开荒，这就是今天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源头。朝鲜李朝当时也曾事实上出于传统国家属人管理的因素派官员向这些朝鲜族平民征税。在传统国家体系中，这些朝鲜族居民向中国纳税和向朝鲜李朝官员纳税是可以并存的，至于他们的国籍，在传统国家体系中是个“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的问题。朝鲜战争后，中朝边界的确立才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框架的意义，中国能够在清晰的边界范围内确立唯一领土主权，并确定领土内居民的国籍。朝鲜战争的另一大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线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非大韩民国，这种区别甚至具有决定中国发展路径的根本意义。从地理上说，朝鲜半岛可以构成一块外来入侵力量进入中国的跳板。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就是从朝鲜半岛进入辽西走廊形成直逼京师之势的。甲午战争导致中国旅顺大屠杀和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惨痛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侵略势力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在中国宣告灭亡。而这一惨痛历史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才过去不到五年，相信这不能不构成中国做出参战决定的主要考量之一。从海上区域来看的话，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中国的海防前沿线就在山东威海到朝鲜梦金浦里地区（角状突出）一带，这样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大部分就位于这条海防前沿线内侧。而如果没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话，中国海防前沿线就只能在山东烟台到辽宁旅顺一线，这样辽东半岛东侧从鸭绿江入海口到大连金州的海岸线完全暴露于美军炮口之下，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也会完全落入美军控制中。果真如此的话，2010年的美韩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就完全可能在这里进行，而这一带海域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丧失制海权的大东沟海战所在。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边界逐步开始成型（尽管这一过程时至今日并未完成），中国第一次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要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工业基础集中在东北地区，尤以长春—沈阳—大连一带密集。东北的工业体系是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所建，1932年8月，日本曾公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提出“日满经济一体化”，把伪满洲国当作日本本土来建设。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东北工业规模已超过日本本土，拥有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43年时，伪满洲国部分产品产量占全中国（含伪满洲国在内）比例为：煤49.4%，生铁87.7%，钢材93%，电93.3%，硫酸69%，水泥66%，机械95%。东北铁路里程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为22000公里。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这一点，只要看到时至今日韩国民间仍有所谓“间岛地区”（中国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主权属于韩国的叫嚣就不难明白。而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就没有朝鲜战争后中国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发展。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东北地区安全的外在威胁解除，“一五”计划有了全面展开的条件，以东北地区由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实际完成146个）为核心，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使中国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的首选目的地，造就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起飞。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往转移的原因，也是与朝鲜战争的后果密不可分的。从两霸超强格局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两霸超强格局，但朝鲜战争的结果却造成中国逐步崛起为美苏阵营之外的另一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尔塔体系的历史轨迹，并最终使得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华态度从对抗转为合作。发轫于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近现代国际政治的核心规则是结盟关系：拥有强大武力的大国通过安全承诺组成以自己为主导的同盟并与外部同盟对抗，被纳入同盟的国家会丧失一部分国家安全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并有可能丧失经济自主甚至政治自主。二战前主导世界格局的主要是拥有最大规模殖民体系的英法等欧洲国家，二战后美苏崛起为新的主导者，以这两个超级大国为缔结盟约的核心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两大阵营都在力图把更多的区域纳入自己的同盟体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并没有改变中国只能被大国纳入同盟体系的命运。当时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二战前亚太区域的霸权国家是日本。二战后日本被打败了，亚太区域形成“权力真空”，新崛起的全球霸权国家美苏在这个权力真空角力，谁也排挤不掉谁，所以形式上就由当时的中华民国“填空”，以造成“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没有大面积的责任真空地带的表象。而朝鲜战争中国把美国打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却改变了全球只能由美苏两国主导的格局。因为战场上的事实等于宣告了世界体系中的“弱小国家”也能把作为盟主的大国打得头破血流，这实际上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被主导”国家第一场（也是迄今为止最大一场）对主导大国的大规模造反。这无疑极大鼓舞了全球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对殖民秩序的反抗，促进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结盟关系划分之外，产生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关系”新格局。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成了一枚不得不强吞的苦果。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总结朝鲜战争对美国的意味时认为：“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最显著的一面，并不是战争拖延不决造成的纷扰不安，而是美国（对战争结果）竟然容忍接纳。”中国成了美国阵营打不败的对手，只好勉强容忍。而对于前苏联而言，中国的胜利也并非利好，在确认中国不可能像东欧一样被纳入苏联的同盟体系之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这样，中国实际上成了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而在拥有了原子弹之后，中国成了国际格局中事实上的大国。大国间的和平来自武力的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二战后拥有核武器成了大国身份的标志。由于朝鲜战争过程中美国在战场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大国地位由此奠定。核武器的制造成功实际上意味着其背后的工业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具有一流的技术能力。核武器的制造本质上是对基本粒子运动过程控制的工程实现，而其外围又包括铀矿勘查与提炼、系统工程组织实施、投送能力等相关环节的建设。因此核武器的制造必须以基础物理、控制论、电子工程、航空工程等多个能够决定国家工业基础实力的领域达到相当水平为前提，而这些领域涵盖了二战期间才发展起来的新科技的大部分环节。这些新科技实际上也是西方战后通过“新科技革命”实现经济发展的源泉。远程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工业成果说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了能制造世界上大多数种类工业产品的水平，具备了大国应有的工业实力，也为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深陷泥淖：政治上，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给白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外交同样由于越战不利，欧洲盟友们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领袖责任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在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争夺中东过程中局面弄到连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则更加深了盟友们的疑虑。经济上，1968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到1970年资本账户恶化到警戒线以下，1971年贸易收支时隔三十年首次出现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达到300亿美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超过了六十年代累计的逆差，资本大量外逃，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于当年8月15日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美国内外交困的状况下，朝鲜战争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前苏联这一时期却在冷战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决定尝试与在朝鲜无法打败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商定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之事。这一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虽然与美国有一定关系，但更是与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第三种选择”分不开的。从1971年中美接触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实际上处在一种预备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形势也使西方世界对制造业转移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而这种国际经济形势的出现，究其原因，又是与朝鲜战争紧密相关的。从改变美国金融规则到重构全球经济秩序朝鲜战争的经费问题直接导致了1951年3月美国《财政部—联储协定》出台，美联储由此获得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位，这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也注定了当时初创成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命运，其后果是全球货币金融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重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至今日，其深远影响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日益扩大。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财政部手中尚有大量二战期间为筹措战争资金而发行的战争公债尚未偿清，为了尽量少还钱，这些公债的利率被固定在2.5%的低水平。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战争筹款措施出台。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战时税收法案，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21%提高到90%，公司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38%提高到45%。不过增加的税收并不足够战争开销。美国财政部不得不采取了大量举债措施，不过这些债券大部分都卖给了美联储，这就给美联储造成了巨大的货币贬值压力。《剑桥美国经济史》数据显示，从1950年6月到1954年6月，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增加了139亿美元。139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按照2010年10月13日纽约黄金期货交易价格为每盎司1371.95美元折算的话，大约折合5448.60亿美元。相比之下，2003-2008年，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费用大约为4920亿美元。剔除战争税、债务偿还、美元贬值等因素，可以认为美国当年在朝鲜半岛的实际花费与2003年在伊拉克的花费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考虑到时隔五十年美国经济总规模的巨大差别，朝鲜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是超过伊拉克战争的。本来由于1947—1948年联邦财政出现了预算盈余，美国公众普遍预期政府不会再发行公债了，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改变了。1950年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导致了美联储与财政部矛盾的大爆发。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称：“朝鲜战争激化了财政部和联储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战争带来投机繁荣，提高了市场利率，并且再一次意味着如果将政府债券维持在以前的水平，那么必将导致货币存量扩张到联储无法控制的地步；另一方面，战争也带来了严重赤字的可能性，这使得财政部对政府债券市场的状况高度敏感。”经过了长达近半年的激烈争吵，最终，1951年3月，双方达成了《财政部—联储协定》，根据协定，美联储不再承担以钉住价格维持财政部的公债市场的责任，这意味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财政部也有了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更多公债的保障。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必将无法持续。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速度注定无法赶上可以人为操作的美元数量增长速度，布雷顿森林的体系的瓦解命运在那时便已然注定。《财政部—联储协定》实施后，货币持续大幅增长，1951—1952年美国连续严重通货膨胀。美元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有三：首先，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这类带给客户的回报率较低的金融机构重要性下降，各类基金和金融公司则获得了大部分资金流，投资机构逐渐取代借贷机构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根据美联储官方统计公报数据：1950年在各类金融机构总资金量中，商业银行占比为50.8%，人寿保险21.1%；197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37.4%，人寿保险14.5%；199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27.0%，人寿保险11.1%。而与之相反，属于基金和金融公司类的机构占比情况为：1950年，合计约15.7%；1970年，合计约32.9%；1990年，合计约52.7%。其次，美元大规模输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逐步取代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不同于英镑秩序的美元秩序建立起来。二战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开展，欧洲出现了“美元短缺”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规定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当时美元的供应量依然受到黄金数量的硬约束，并且美元的国际流通渠道也没有建立起来。而《财政部—联储协定》之后，美元数量的堤坝崩溃了，美元流向海外的渠道却凿通了。据统计，1960年美国只有八家商业银行拥有少量海外分行，但1980年美国的银行则全球开花，仅花旗银行就在93国设有分行。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泛滥造成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规则无法维持，最终造成该体系瓦解。最后，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1949年主要欧洲货币贬值，增强了欧洲出口竞争力。而1950年朝鲜战争却使美国的支出增加，出口下降，进口上升。为了消除逆差，美国持续施行货币扩张政策，但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的结果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不断加深。同一时期，欧洲、日本的工业体系在对美出口的刺激下不断升级技术、改进管理，而美国的工业体系却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逐渐显得落后。于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美国负责“印钞”与金融服务，而欧洲日本负责制造业的体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这种大分离的过程中，由于黄金不断从美国流向欧洲及货币供应量与产品增长率不协调等问题，1960—1971年11年中竟爆发了7次“美元危机”，贸易格局的大转型促成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美国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1973年春，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兑黄金的比价，宣布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当年10月，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与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秘密协议，变相地把美元的基础从黄金变成石油。于是金融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以石油期货为中心的衍生金融体系逐步发展起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已经初步完善了工业基础，而美国经济在金融革命的作用下逐步向“虚拟化”发展。衍生金融的本质是对未来价值评估的数量化、可交易化，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可对类似互联网技术这样具有“高成长性”（当前规模很小，但能够迅速扩张到一个难以确定的规模）的技术定价，这样金融革命一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产业的飞速成长，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的“评估”制造出了数量几乎无法约束的美元。在美元的数字几乎可以凭空制造的环境下，“成长性”有限的传统制造业就显得无利可图，迫切需要转移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而这一时期的欧洲由于高福利社会和创新的停滞，事实上已接近“增长的极限”。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而“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贸易封锁，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这也客观促成中国的低价格体系形成。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与“池子”外的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国承接加工制造业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价格体系的基础部分如粮食等，而是在基础部分之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如劳动力、原材料，恰恰是这些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便宜几倍乃至几十倍。因此，“中国制造”就有了所谓“廉价”优势。随着美欧的制造业逐步向中国转移，世界上第二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出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经济格局形成了“美国系统+中国制造”的当代世界“G2”秩序：中国在美国金融和技术标准安排下为世界制造产品，美国则从金融和技术上加以总体控制。随着华尔街把越来越多原先不能用来交易的物品乃至假想的未来情景货币化、权证化之后进行流通，制造了天量的衍生金融物品。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衍生金融品总价值达到了约600万亿美元之巨，相当于全球GDP的10倍，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当历史的长河又流过六十年的距离来到2010年末的时候，愈演愈烈的“汇率大战”正在上演，究其实质，这其实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制造业移出美欧之后，经济“虚拟化”造成的巨大“山体崩溃”。朝鲜战争改变了二战后世界历史的路径，又制造了变动中的“G2”世界格局，当“汇率大战”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当前全球价格体系的重整化之后，世界将向何处去？历史的过程是有启发意义的。贾晋京，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塑造现代文明的100本书》（合著）等。}

2019-09-12 06:05
来源:
环球网
【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孙微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黄博宁 环球时报记者 赵雨笙 丁雨晴】编者的话：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是大国的重要责任之一。旧中国积贫积弱，哪里还谈得上货币的稳定？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努力，人民币成为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的币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保持人民币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稳定之源。这让美国彭博社感叹：“人民币稳定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担当。”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伦敦金融城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人民币国际市场的“西方中心”，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前两年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行业中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9月10日，广东惠州仲恺东盈村镇银行举行新版人民币的宣传活动。
“维持汇率稳定，中国认识早、准备早”
“中国在维持人民币汇率水平方面认识早、准备早，使人民币汇率水平保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努力卓有成效。”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高级副总裁、基金经理李山泉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在李山泉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和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是人民币日趋稳定的两个重要事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换汇的做法，对中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亚洲金融危机则给人民币保持稳定带来极大的挑战。他认为，事实证明，中国当时没有通过人民币贬值确保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克制”没有造成范围更广的贬值潮，稳定了地区的金融秩序。
李山泉认为，人民币持续保持稳定殊为不易。就在人民币“稳定前行”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货币大幅贬值的困境。如阿根廷、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的货币持续贬值，给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也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些例证，如从1998年8月31日到2019年8月1日，俄罗斯卢布兑美元的贬值幅度高达91.52%，巴西雷亚尔贬值69.29%，南非兰特贬值55.45%，印度卢比贬值39.99%。
在与国际经济学者和投资家的交流中，李山泉经常能听到有关人民币稳定性和中国汇率管理的讨论。一些学者对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依然能保持经济增长和汇率稳定深感钦佩。中国决策层在制定政策时极富前瞻性的思维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很多汇率管理不够成熟的国家来说，人民币的稳定特性以及中国的汇率管理水平颇受认可。彭博社去年7月曾报道称，“从经济到市场再到治国理政，如今的中国被视为(全球)稳定器”，而美国被视为“到处约架的破坏者”。文章认为，“人民币稳定意义非同寻常，并赢得广泛赞誉，这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担当”。
“政治稳定是坚实支撑”
纽约《每月评论》2018年11月曾以“人民币——世纪之变”为题刊文回顾中国货币史：从晚清起，中国就试图建立基于国家财政实力的现代货币系统，但当时的财政基础并不坚实，且海关税收政策被外国列强掌控。1863年至1911年，英国外交官罗伯特·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直到解放前，中国都未能真正发行基于国家财力的货币。文章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经历各个时代的考验，特别是1992年开始的货币化改革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币成为全球稳定性货币，经历诸多里程碑式的事件和考验。在复旦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宋国友看来，以下几个事件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特别提款权份额不断增加。2005年中国汇率改革，迈出了人民币市场化进程的重要一步。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之水源源不断地注入全球货币体系之中，为全球货币体系提供流动性并保持稳定性。2017年欧洲央行宣布增持价值5亿欧元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令人兴奋的重要时刻。宋国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人民币进入第二大国际货币发行机构欧洲央行的官方外汇储备库，意味着欧洲正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国的经济地位。
人民币成为全球稳定货币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英国《经济学人》曾在一篇题为“稳定之手：中国如何赢得人民币战争”的文章中，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马厩里的马被喂养得膘肥体壮，有关人民币是否将崩溃的争论也变得毫无意义。宋国友回顾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极大地考验了人民币的稳定性，在地区国家的货币和股市纷纷崩盘之际，人民币最终保持相对稳定。美国彭博社2017年曾评论称，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时，北京保持人民币稳定起到了重要的防火墙作用。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总结人民币保持稳定的关键原因，李山泉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外贸净出口表现是两大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始终保持活力和弹性为人民币保持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此外，贸易盈余为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支付能力，从而为人民币保持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宋国友认为，人民币成为全球最稳定的货币之一，首先是离不开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其次，中国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为人民币保持稳定提供了坚实支撑;第三，世界需要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中扮演稳定的角色。
伦敦金融城见证人民币国际化
走进伦敦金融城，《环球时报》记者在这寸土寸金的“一平方英里(老金融城别称)”内，看到了一家家中资银行的身影。毗邻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是高悬中国国旗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此外，扎根伦敦金融城的还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浦发银行等，而更多中资银行在伦敦的分行之路也正在启动。除了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等30多家中资金融机构也在伦敦金融城开始了国际化抢滩行动。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凯瑟琳·麦吉尼斯曾告诉记者，这些中资机构不仅为英国带来急需的资金、创造数千个英国就业岗位，还以其拥有的专业知识和独特技能，进一步支持了伦敦金融城的全球地位。
可以说，伦敦金融城见证着中国人民币的稳定性和国际化。伦敦金融城和中国人民银行欧洲代表处8月初联合发布《伦敦人民币业务季报》，强调了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平稳快速发展的趋势。《季报》相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英国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占全球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44.46%。伦敦金融城亚洲事务新闻官骆南森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们看到伦敦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量稳步增长，并且很自豪能成为‘大中华区’以外的人民币金融业务中心。正如最新版《季报》所提到的，英国现在占人民币外汇交易总额的近一半，这有助于巩固我们作为世界外汇之都的地位。我们认为，伦敦必须保持其作为人民币中心的地位。”
伦敦金融城专业人士在和《环球时报》记者的交流中表示，伦敦所取得的成功表明，国际投资者对伦敦作为全球资本市场门户的角色和主要的人民币清算中心深信不疑。在《伦敦人民币业务季报》中有这样的表述：“英国伦敦将继续主导人民币离岸市场。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货币将成为世界舞台上更为重要的参与者，特别是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伦敦是世界的外汇之都，人民币显然应在这里交易和清算。这就是为什么伦敦金融城将继续支持和促进英国和伦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
“人民币的影响只会与日俱增”
在伦敦金融城亚洲事务新闻官骆南森所提的“大中华区”，从世纪初至今，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在循序渐进中进行，未来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香港人民币跨境结算很长一段时间占到人民币境外结算量的70%以上。现在，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及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期货产品，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中银香港资深经济研究员王春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最近40年，人民币堪称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为支持香港，打击金融大鳄，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王春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币对香港金融秩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亚洲主要资本市场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都和人民币的稳定有莫大关系。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香港也从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为人民币稳定提供了极大支持。他表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承担着重要角色，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试验场。”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人民币也几乎成了当地“硬通货”。今年初，为便利人民币在东盟的使用，国家多部门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其中明确提到支持东盟地区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
谈到人民币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有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表示，2018年，中国在阿联酋各类企业达到4000家，阿布扎比国民银行、迪拜酋长国国民银行在上海等地开设分行或开办人民币业务。两国不但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和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还设立了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以往一些海湾产油国严重依赖美元结算体系，但现在也提议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网站前两年曾刊文讨论过“亚洲新金融秩序：人民币阵营是否会出现”的问题。文章认为，从每一个指标来看，近年来人民币在国际金融行业中的影响力都在与日俱增。中国央行已将货币互换协议扩展到30多个国家，因此人民币可被用于贸易金融和流动性“援助”。人民币正式被IMF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占比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名列第三。鉴于中国经济仍将继续增长，人民币在亚洲和全球的影响力只会与日俱增。文章的结论是：“越来越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将把人民币当作‘币值’，并管理其货币以使其币值与人民币联动。货币互换或许正被用作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或将很快目睹一个‘人民币阵营’的形成。”
宋国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人民币保持稳定有助于防止个别国家利用货币霸权追求自身利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全世界的一个重要启示便是，多元化和平衡化的货币体系至关重要。他认为，人民币保持稳定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稳定之源，对全球扩大贸易并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选择，可以通过本币结算的方式有利于这些国家更便捷地对外开展经贸活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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