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强在医学道路上勤恳30载，一路走来从住院医到院长，检验的不光是技术和人格，更是那颗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拳拳之心。而今孙大强励精图治，“两手抓，两手都很硬”，前一秒还在为医院的大展宏图侃侃而谈，下一秒就全力以赴投入到手术救治中。“治病救人是我的第一任务！”孙大强笃定地说道，“父亲是医生，耳濡目染下我对这个职业心生向往，父亲再三叮嘱'想当医生就得好好学习。93年我从哈医大毕业，然后在当地一家医院从事普外科救治工作。5年的住院医时期我遇到的大都是常见病和轻症患者，虽然波澜不惊，但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基础经验。后来院领导根据医院工作需要，又安排我去胸心外科深造。从那时起，我就在胸外科扎根了。”

无影灯下，孙大强把满腔热忱悉数奉献给了患者，他用自己精湛的技术解除了无数家庭的忧虑。“再苦再累，只要能让患者远离病魔，那就是值得的、幸福的。”孙大强踌躇满志地说，“医学重在积累，干到老学到老。我在普外科工作的时候读了硕士，转到胸外科工作后，又重启了学生生涯，完成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当年我们国家还没有实施目前的住院医师规培制度，但也有住院医生轮转制度，我在住院医师阶段的摸爬滚打经历也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事实证明只有把基础打牢了，才有机会实践更多先进的技术。”

医生的成长就像种子一样，需要土壤、滋润和点播，从秧苗到参天大树，要经历数不尽的栉风沐雨。孙大强表示正是得益于当初领导的信任及团队的共同努力，才造就了今天的自己，他说：“在学校老师言传身教，在医院前辈、同事乃至患者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医务工作者要珍惜每一次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从实践中汲取能够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的营养。最开始医学像自然科学，随着时间和经历的不断积累，你会发现医学其实也是社会科学，除了纯粹的技术技能之外，也有不可忽视的人文关爱，毕竟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人，还有他背后不可忽视的一整个家庭。”

医院管理事关医院的整体发展和未来，国家对各级医院制定了细致入微的考核指标。作为医院管理高层，孙大强希望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助推医院高效发展，他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最终要靠人来实现，人才培养是医院发展的重要命脉之一。有前景的医院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让人才得以发挥、事业有成。”

不过，子承父业的孙大强并没有将衣钵传给自己的儿女，这是不是一种遗憾呢？“我也关注到很多新闻报道，说现在报考医学院校的人数骤减，这不得不说很遗憾。但是，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如果不热爱这个职业，即使从事了也很难有一番作为。”的确如此，30年前“干一行爱一行”还是主流，医生这个职业更是受人尊重和敬仰，造就了很多医学大家、名家。“我刚工作的时候，长辈们会时刻提醒我'选择了就要坚持一辈子’，在当时不会有人提出质疑。但是时代在发展，用当年的眼光看待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已经不合适了。”孙大强语重心长地说，“从医疗行业的发展前景来讲，越稳定、参与竞争的人越多就会越有利。但是，各行各业包括医疗机构都会面临人员流动的问题，可能医院还是其中相对更稳定的。我觉得作为院长或科室主任，当有下属提出离职意向的时候，重点不是一味挽留，而是查找其背后的真实原因。比如有些是私人的，有些可能是共性的、代表相当一部分人处境的；有的是因为家庭、地域等不可抗力等原因，有的则是因为工作环境、薪资待遇、事业规划等错综复杂的原因。假如是因为医院管理者的忽视或政策引导不够，那就尽可能地去优化和协调。我始终认为，管理者的执业核心不只是发号施令，更重要的是查漏补缺解决问题。”

“无私的奉献固然值得钦佩，但更多的人还是希望付出有所回报，也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我从来不会刻意回避这些问题。”孙大强表示，“无论医生护士，还是行政后勤，医院所到之处都是忙忙碌碌的身影。特别是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他们为患者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得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压力很大，也很辛苦。我们都希望付出的劳动可以获得一个有尊严的薪酬，这就要求医院提供一个科学的、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薪酬评价体系，也包括事业规划的蓝图。平心而论这是一个大工程，要照顾到方方面面所有人并不容易，但我一定会去仔细聆听每一个诉求。”

在传统的诊疗付费模式下，患者往往需要多次往返于科室与收费处，从检查到治疗等各个环节都免不了排队等号。随诊医院门诊量的增加，许多患者甚至要一大早就来医院“占位”，这对于那些上年纪的患者来说确实非常麻烦。本着为患者改善就医体验、减轻麻烦的初衷，去年12月天津市胸科医院正式启动“先诊疗，后付费”项目，逐步实现了门诊全程无纸化、零现金使用、无窗口人员接触的“三无模式”。据悉，诊疗过程中患者只需前往医生诊室、化验室和药房等，很大程度上省去了繁缛环节，真正实现了“无感就医”。 

“把麻烦留给我们，让患者和家属感受到便捷和实惠吧！”孙大强谈及“先诊疗，后付费”项目如数家珍，“尽管手机支付和自助机缴费的应用能够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但是很多老年人并没有感受到实惠，因为他们不能熟练操作这些APP，而且这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反复排队的问题。我们希望有一种模式可以彻底简化就医过程，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诊疗过程，让老年患者不用'麻烦’儿女而独立就医。为此，我们的团队去到一线调研，并与银行系统密切沟通。经过一番论证和实践，项目终于有了眉目。”在孙大强看来，把银行结算与手机APP相结合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细节更是拉满，他说：“信用范围内的费用医保部分可以自动扣除，自付部分根据账期如期还款。如果老年人没有信用卡，还可以通过授权验证后绑定子女的卡片。在诊疗完成后，相关的就诊包括扣款等信息都会推送至患者手机和微信上，如有需要患者可以留下地址，我们将发票邮递给患者家属等。”

“先诊疗，后付费”造福了社会，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孙大强直言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说：“该模式的核心是将患者的信用与医疗紧密结合，然而国内信用系统尚不完善，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束缚或门槛。我们先后与一百四十多家银行包括信用卡业务部门沟通，就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反复磋商，最终争取到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据悉，近几年全国多地医院陆续推出类似的项目，孙大强希望增进交流和学习，他说：“到目前为止'先诊疗，后付费’在我们医院执行的比较通畅，与患者调研得知还是很满意的。我想随着项目不断完善和老百姓对互联网技术认识的加强，同行们互通有无，将来若能做出标准和规范，也是可以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的。”

在老百姓眼里，癌症是“不治之症”，期望能花较少的钱获得更新的药物和更优的治疗方案。但是，医学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至少在当下还很难找到一种药物或手段确保癌症患者彻底治愈。“疫情让更多的人注重健康，意识到与疾病共存的现实性。在现有的医学条件下，如何通过癌症的康复管理进一步提升生存质量，已经成为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思考和探究的重点。”孙大强介绍说，“过往我们的医疗注重'治疗’，缺乏对诸如预防、筛查和康复等环节的关注。以肺癌为例，若在强化临床治疗的同时积极开展患者的长期随访和闭环管理，能够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改善其生存状态并延长寿命。”

提起随访，大家可能会想起类似客服一样的工作，许多患者接到随访医生的电话都带有抵触情绪，甚至将其看成推销药品的“托儿”……听起来是有一些尴尬和委屈，但是工作该做还得做。“我们的随访研究已经证实，患者主动参与随访比被动随访能显著提高5年生存率。天津胸科医院为肺癌患者提供了随访沟通的平台，有专职人员来回答患者提出的问题，可以是医疗专业问题，也可以仅仅是情感倾诉。随访员是带着确切的任务与患者联系，不光要收集与疾病相关的数据信息，还要给患者做科普宣教，教导他们积极改善生活习惯，更加理性全面地认识肺癌等。”孙大强介绍说，“我们团队针对肺癌术后患者不同随访方式五年生存率的相关研究已整理成文，一经发表就得到了业内的广泛关注。我在第22届世界肺癌大会上做了主题演讲，每年都有众多重磅研究成果得以公布，而来自中国的实践从不会缺席，这让我感到很自豪。”

每一位肺癌患者无论被动还是主动随访，可能花的时间都很有限，但是对于整个偌大规模的研究来说，则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孙大强表示：“从经济角度讲这无疑是赔本的买卖，增加了医护们额外的工作量，但我们更看重的是对患者的疗效。古往今来，健康都是永恒的话题，涉及所有人群。通过随访帮助患者掌握疾病进展，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另外，在我们不遗余力地宣传教育下，引导肺癌患者积极改善生活习惯，进而影响到家庭的其他成员，这将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展望未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减少人力成本投入等或将成为现实，届时患者将会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治疗和帮助。”

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勇士才会选择迎难而上。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外科以结核外科起步，从有到无、从弱到强，一路走来颇为不易。而伴随着时代变化，已经形成多种疾病并存、肺部良恶性疾病共有的局面，未来一片欣欣向荣。

目前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外科治疗的疾病谱以肿瘤为主，手术发展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孙大强介绍说：“我们经历了从开放性手术、小切口手术再到微创手术的发展历程。得益于科技进步，近年来胸外科呈现出明显的微创化、智能化和协作化的趋势。以肺癌为例，以前做手术要开'大刀’——切口达30-40cm，而现在采用微创的胸腔镜技术、机器人辅助等手段，只需3-4cm的切口，患者身体损伤大大降低，这对稳定病情和术后康复大有裨益。同时，住院时间也由原来的2-3周缩短为3-5天，大大加快了床位使用率和周转速度。对患者家庭来说支出少了，对医院而言则是节省了医疗资源，有助于缓解医保资金压力。”据悉，在胸外科领域人工智能影像识别系统正助力胸部CT等影像进行识别和判断，协助病理科医生对切除的标本进行辅助诊断。谈及此，孙大强介绍说：“协作化是当前胸外科疾病治疗中不可忽视的进步或优势。多学科协作在临床遍地开花，如果把免疫治疗纳入到术前新辅助治疗，可以给肺癌、食管癌患者带来更大的生存获益。同时胸外科与放疗科、肿瘤内科、影像科的亚专科的密切合作，也给患者提供了更为综合和全面的治疗策略，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工业革命，科学崛起，给医疗插上了一双铁翼。关于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孙大强深有感触，他说：“举个简单的例子，譬如利用人工智能结合医生主观判断进行病理诊断、检测细胞学标本等，切实提高了肿瘤筛查和早诊早治效果。科技赋能让整个社会受益良多，医疗行业只是其中一个耀眼的缩影，未来也许可以研发出'体内机器人手术’这种更先进的技术问世呐。总之，我希望年轻医生、医学生们能够坚定信念、勇于探索，创造更多的医学奇迹。”

凡事有利就有弊，比如科技赋能使得肺结节的检出率大幅提高，随之而来的则是“过度诊疗”的问题。对此，孙大强直言：“诚然，新手段、新技术帮助提高了诊疗效率和疾病发现率，但是根本上医学是为患者服务的，不能讳疾忌医，也不要过度治疗。目前很多年轻的肺结节患者完全可以继续随访，无须急切地进行手术。人和技术贵在协同，但是未来的诊疗方案应当更加精确，要有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流程，这一点任重而道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病难看病贵”成了中国医疗的“政治正确”。无论医改做出什么样的举措，我们的政府都要免不了一次次做出重要的承诺——招标采购、降药价、打击回扣、杜绝票贩子、消灭红包等。即便如此，随手翻一下大众媒体、个人微博和相关帖子，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讨论热度不减……

对于这个敏感话题，孙大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看病真的难吗？真的贵吗？建国初期国人平均寿命只有不到四十岁，如今已经超过七十岁了，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医学水平的巨大飞跃。然而人的欲望又是没有止境的，追求高更健康、更长寿，所以无论大病小病都希望能去到大医院、见大专家。可以理解这种思维，但是带来的结果就是三级医院人声鼎沸，而基层社区可能门可罗雀。至于医疗'贵贱’的问题，我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就不是太妥当。因为医疗不是纯粹的商业，这其中夹杂了太多公益性的东西。再者，即使某个人很有钱，他也买不到'包治百病’的药。根本上讲，老百姓只是希望花更少的钱达到更理想的效果，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见仁见智的。如今随着医改特别是分级诊疗的推进，单病种医疗付费的持续下降，客观公正地说'看病难看病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新冠疫情爆发后，全国上下卫生医疗部门吹响了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号角。据悉，天津市胸科医院在疫情早期就下达了重要政令，要求防疫和治病“双管齐下”，不得因为防疫检测等环节拒绝任何患者。对此，孙大强指出：“虽然疫情夺走了不少生命，也给经济带来了打击，但是放眼全球，还有比中国抗疫更成功的国家吗？抗疫离不开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社会大众的齐心协力，更离不开医护人员加班加点的辛苦付出。我们医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设置了预检分流、发热门诊、缓冲隔离病房、快速核酸检测等环节。两年多以来，医院全体广大职工一直不辞辛劳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值得大家敬佩。”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如果只把社会看做孤立的个人的集合，那就必然会因小失大。“我们不会漠视医疗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现实问题，也希望大家在享受医学发展带来的获益时，能够更理性、客观、积极地看待医务工作者。”孙大强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内卷时代，似乎人人焦虑，很多医生也表示出或多或少的职业倦怠。我想这就是中国医生乃至全球医生的现状，治病救人听起来高大上，但实际工作就是又累又有风险，没有捷径，没有秘籍，选择了就要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