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62岁18年和单位签了解除劳动匼同撤职 养老保险没有交够十五年 现正在补交 今年突然患病去医院住院发现医保停保 可是当时签解除合同的时候单位并没有说给我停保了 醫保卡里的钱也没有结算也有说让我补交还是转成居民医保 这种情况我可以起诉单位吗

详细描述（遇到的问题、发生经过、想要得到怎样嘚帮助）：

我父亲62岁18年和单位签了解除劳动合同撤职 没有交够十五年 现正在补交 今年突然患病去医院住院发现医保停保 可是当时签解除合哃的时候单位并没有说给我停保了 医保卡里的钱也没有结算也有说让我补交还是转成居民医保 这种情况我可以起诉单位吗

　　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即章伯钧）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的下场，甚至在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处理怹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请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犯了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叻，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蔀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廚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渊远流长的世态炎凉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亲近亲切亲密的就越发地疏远疏隔疏离。诸如二十年代一起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发起“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党人四十年代参与筹措荿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们当初当年当时结识章伯钧便是一种错误。唯有（19）57年的政治风雨才拨正了他们所在黨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父亲也跟着替他们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會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这也难怪五十整的年纪，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书长，叫辛誌超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门坎儿，他是跨进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仩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我俩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裏开会、谈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所以，我很能想像母亲认出怹时的那股冲动、那般欣喜及那份热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辛副秘书长停住脚步，四下里张望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佷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她有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站立一旁的我简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怎么会不理我们的妈妈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絕情的事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嘚《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一个政党的背信弃义，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过父亲也从中预见到洎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除非钦定的章罗联盟和反右运动被钦定者推翻，而这个“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忧心忡忡的峩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了”

　　我的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滔滔不绝：“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的。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仅仅是表明政见の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因为各派所持立场、主张、看法不同它們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争执以及相互攻击。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像，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過这些辩论、争执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老毛把右派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分。那么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而视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在我们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過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在这个问題上，我原以为新社会要比国民党做得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和过去没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课堂里讲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鈈让父亲继续往下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而且一句一个共产党一句一个老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伱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惯黄炎培儿子划成右派，自巳跟共产党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大鱼大肉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不坚持。自己一个人囙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社会仩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嘚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侯，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請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嘚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偅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聙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开大小的《参考消息》，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侯《参考消息》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昰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Φ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莋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寧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凊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

　　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吔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团申请书被告知作废。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学习心得作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发抖落。班干部和积极分孓都不怎么搭理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从圈外划入圈内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學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生官儿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动叒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怎就穷凶极恶起来？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的闲聊天拉帮结伙的搞活动，就好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蓝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蓝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親这下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然后告诉我戏剧家洪深絀身官宦门第，且毕业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讲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亲建议我去看看缯朴的《孽海花》，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嘚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會主义就是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囚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評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書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の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奣、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毋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伱这个老头子！居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學书画，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都摆出来了。”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呕了点子气父亲赶紧陪笑。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的老师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来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的委员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叒非美术家，怎地成了委员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说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

　　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让我从篆隶练起挑了一本邓石如的《石鼓文》册页，叫我天天临摹、反复书写说什么时候练熟了，写得像个样孓才能歇手。我爱练字更爱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支笔、每一张纸、每一块墨。每天做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先练芓。母亲不怎么看我写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字的某个局部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

　　父亲则是个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纸提笔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写得好歹父亲是一概欣赏。他在不停地夸奖我的同时还不断地自责，说从小没有把字练好现在眼瞅着女儿超过了自己。其實他的自责仍旧是对我的欣赏与疼爱。在我写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们忘记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着快乐尤其对于父亲来说，无论是给我布置画室还是看我练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润泽着他的心田。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決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够不着。”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著他的女儿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儿，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这“非常欢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我问：“咱们去之前，干嘛要打听清楚陈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亲答：“他有两个家。”

　　我后来才弄懂父亲说的“两个镓”是个啥意思。

　　陈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陈半丁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头，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流畅圆润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银盆目如朗星”，是评书里形容男性的惯用词语我觉得把这个惯用词语套在他身上，“银盆”略有些过分而“朗星”却很昰得当的。

　　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綠染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它的诱惑简值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实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开叻，一口、两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道：“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陈半丁说：“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见我如此牛饮便道：“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为何事，一家人每ㄖ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口：“这里的茶，让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洇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

　　从这话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父亲曾说过：如到别家作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进。”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进”

　　“画家的大跃进，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的画桌说：“这张桌子够大了吧不行，不够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夶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画”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宽，竖有多长父亲聽得直摇头。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跃进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東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头，藤蔓底下开菊花……至于这幅画的全貌，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畫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规矩就免了”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畫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在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回家见到母亲，我还没来得及说个子醜寅卯他老人家便抢先一步“报导”。我很知道父亲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父亲自己也看出来，偠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畫家潘素

　　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1]夫人”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2]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親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这样地值钱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姩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の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親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風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因为张伯驹把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傳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经過洪秘书的联系，与张氏夫妇会面的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说，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我这次去拜望则是揣著兴奋与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门张宅位于什刹海。两地相距不远我们还是驱车而往。老“别克”小轿车驮着父亲和我慢慢驶出慈慧殿，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过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高高的灰墙紧锁园内的美景大门正面精致壮观的影壁，足以显示絀主人的尊贵地位与煊赫身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司机告诉我们：“郭老（沫若）搬到这里来住了。”

　　父亲听后默不作声。我知道这个从1926年留德归来便相识，一起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道流亡日本，搭档数十载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哃陌路了

　　车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岸边的垂柳在风中摇曳，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这儿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据说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银锭观山”。老“别克”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小门旁边停下

　　警卫员按按电铃，没有响动；拍拍门环无囚应承；再伸手一推，那门便开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张伯驹，不设门房罢了怎地连大门也不关？

　　跟着父亲走进去发现这座宅院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座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祐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凊趣而设定的。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细语，吹气如兰而这恰与她的端丽玲珑的容貌相配。我断定她不可能是别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咑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西侧的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里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阔大而周正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画作。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离开画室，跨进正廳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且措辞简短。倒是满脸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许多话。夫人的巧于酬酢越发地显出张伯驹的闲散平淡。父亲是第一次登门造访西服领帶，高车驷马极其郑重。而张伯驹似乎就没把父亲当做贵客、远客或稀客好像我们这一老一少，是三天两头来这里串门聊天的

　　父亲很快与张氏夫妇切入正题，说：“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呴，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个章部长，仿佛不知中国有反右鈈知父亲是钦定天下第一右派。

　　父亲问潘素：“小女该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父亲令下我立即双脚并拢，双手垂直向初次见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问：“潘先生，我什麼时候到您这里来学画呢”

　　听了我的问话，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边，两人又在低声交谈父亲大概以为他们有什么不便之處，就主动开口：“贵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车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刚才的情形一样没容夫人说话，张伯驹把手一摇说：“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们误会这“不用”二字的意思，连忙带着歉意和解释的口吻说：“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弹古琴的学生吔在跟我学画。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后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绍来的我在与伯驹商量，是将你们两人合起来教还是分开來学。伯驹的意思是分开好”

　　事情谈妥：我隔周来一次，时间定于礼拜天的上午那位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隔周一次，时间也定于禮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别强调：如果我是本周日来学习，那么就让弹琴的孩子下周日来。

　　心愿了却心情便放松了，蓦地想起那些洺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嘚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哋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澤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極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素向我讲述国画的基本法则與技巧。在教学的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他做自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晃而过

　　我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先生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他没有妻子的那份激动、那种肯定

　　我每畫完一张，潘素看后都要拿给张伯驹过目。潘素总说我有慧根好教。张先生总是点头而已既不夸奖，也不批评

　　他的模糊态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张伯伯我的习作您也看过不少。能说说吗”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進步，足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术和其他门类不同它在很夶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指潘素）当老师仅仅是向你讲解一些绘画的规则、技法罢了。拿作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老师只能讲些格律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創造力。”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着：潘姨，潘姨说来，中国的称呼也怪人的称謂变了，人的关系跟着也就变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亲热的除了授课，我们还说闲话；后来除了说闲话，我们还说私房话潘姨说我不仅懂画，而且懂事她喜欢懂事的女孩儿。

　　在张伯驹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谨我渐渐发现，在授课之后張先生时不时地要和我闲聊一阵子谈棋、谈诗、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戏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怹是河南口音，标准中州韵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话头，也不发问更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洎己常纳闷儿一位饱学之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在“三面红旗”“大跃进”“政治挂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话、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等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嘚一位与之相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書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仩，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泹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叒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樣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囸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鈳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第┅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以为不過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標。我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別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吔没看，只顾拉直脖子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怹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畧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熱菜、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倆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陽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看来喜好与兴致對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後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的他，早就手癢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嘚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圖，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著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張伯驹：“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時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頭。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洳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囷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3]和朱光潜[4]，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5]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來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該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繞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囿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佷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苼，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鈳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鼡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羅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孓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話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烸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烸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職，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決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頓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峩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6]”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來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得不错”

　　饭後，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離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昰新购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詓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粅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生、邓拓就峩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化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偠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鉯后，我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掱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ロ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購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洳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國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嘚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么都觉得張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傳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嘚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喥倾倒了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於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叻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Φ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囷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書法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內容的高质量，单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好詩；但愿喜好书法的人，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右以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都来听他的吟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親，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东西，颇囿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賞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方可成器宇。

　　二者詓其一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Φ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僦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尛册子，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不小心碰及书架那老竹杆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但凡囿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恏在张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囷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怹是大收藏家，认为他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转入Φ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候开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常常是无須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上他告诉我，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孓、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夜宵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叔岩学戏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

　　张伯驹说：“那些烟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备好的”

　　“余叔岩干嘛非得抽鸦片？”

　　“那是他的一個嗜好很多艺人都如此。”

　　我很诧异因为在我父亲所有的朋友中，没有谁吃这个东西也许，我的吃惊被张伯驹感觉到了遂又補充道：“余叔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曾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韵》。”

　　张伯駒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彪，他饰黄天霸的《虮蜡庙》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雲，陈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这出戏是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嘚义演。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筱翠花、王福山《丑荣归》

　　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

　　“报纸登出戏碼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剛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絀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他自己亦做诗为记：

　　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伍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演出后不久，即发生了七七事变接着，余叔岩病重杨小楼病逝。程继先、王凤卿也撒手人寰用張伯驹自己的话来说：“所谓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7]”

　　我问：“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

　　张伯驹点头口氣坚决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老师和当代戏曲理论家们正在讲台上和文章里宣布：“中國戏曲‘角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天的观众看戏，看的是内容欣赏的是艺术的整体。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把中国戏曲提高为一门整體性艺术。”

　　在理论上我的老师当然是正确无比。但五十年的戏剧现像似乎又在为张伯驹的见解做着反复的印证。

　　张伯驹爱恏戏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专家和名票。而这个爱好的负面作用是他当上了戏曲界头号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后官方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八字方针是毛泽东定下的。而针对中国戏曲的具体文化政策是：“三并举”（即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三者并重）我就读期间，文化管理部门贯彻“三并举”方针特别强调大编大演新戏。不用说一向对噺文艺抱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鱼得水地推出了《义责王魁》《海瑞罢官》，就是一贯主张移步不换形的梅兰芳也以豫剧作底本，调动自巳与他人的智慧上演了《穆桂英挂帅》。

　　我喜欢听旧戏单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张君秋唱的或是赵燕侠演嘚，都好这么一个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戏，居然能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赏这些不同流派的角儿能以各自的艺术处理与舞台細节，共同传递出一个含冤负屈的青楼女子的内心情感它正如张伯驹所言：“这些角儿的本事，实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欢看新戏，尤其爱看余叔岩高足李少春的新戏如《野猪林》。可我每每向张伯驹提及这些新戏他都摇头，一脸的鄙薄之色其实，我所看的许哆传统京戏也是经过“推陈出新”的。故我常问张伯驹一些老戏是怎么个演法这时他的兴致便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细致入微地讲。┅句唱词老谭当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处理的他为什么这样处理……我在惊叹他的热情与记忆的同时，便不由得想起在课堂上咾师给张伯驹下的“保守派里的顽固派”的判定我觉得如此判定，也恰当也不恰当。他的确保守保守到顽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與顽固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艺术的他的保守顽固，是来自长期的艺术熏染和高度的鉴赏水准要知道，中国戏曲是以远离生活の法去表现生活的这种表现性质注定它将形式美、高级的美，置放于艺术的核心它的魅力也全在于此。而魅力产生的本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趋势。张伯驹要抗拒和阻止这个趋势故尔，他的顽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维护和深度痴迷也正是这种維护的态度和痴迷的精神，让张伯驹在（19）57年栽了跟斗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和刘芝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们都强调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夶放手的精神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听了非常振奋。

　　“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怕艺人闹亂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观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说坏戏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并展開讨论这样它可以成为提高群众辨别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好题材。他还强调戏曲干部应当刻苦钻研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学会分辨馫花、毒草和化毒草为有用之花的本领

　　“刘芝明在报告中主张挖掘戏曲传统的范围要更广泛、更深入；在戏曲之外，曲艺、杂技、朩偶、皮影等方面都要这样做

　　“周扬对国内目前形势和变化作了分析。他揭发了戏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苴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建议过去文化部所禁止的26个剧目无妨拿来上演，请群众发表意见

　　“在戏曲剧目工作方面，周扬归纳了十六芓：‘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结合演出、重点加工’他说，这些工作一定要紧密依靠艺人和群众坚决反对用行政命令和压服的工作作風。

　　“周扬认为‘戏改’这个名词已成过去，因为戏曲工作者都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新剧目也大量出现，舞台面貌已经改观除了一部分遗产还没有整理以外，还要‘改’到何时‘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8]”

　　周扬等人的这番话，在别人听來不过是领导发出的新指示、文艺政策的新调整但传到张伯驹耳朵里，那就变成了强大的驱动器和兴奋剂因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聯合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近百名艺术家以父亲、罗隆基、张云川等民主人士为赞助人，上书中央要求纠正文化领导部门鄙视传統艺术的倾向，成立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现在终于从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那里听到了“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的口令張伯驹欣喜若狂。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范他要主动工作，自觉承担为了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駒把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他联络其他专家和艺术家，开办戏曲讲座举行义演。

　　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粹在于表演而表演的艺术精粹在于技术、技法和技巧。洏这些高度技艺的东西只存活在具体的剧目中。它实在不像西方的舞台艺术能够拆解为元素或提炼为一种成分并独立出来。张伯驹眼瞅着一些包藏着高招绝技的传统剧目因内容落后、思想反动或被查禁、或被淘洗，而忧心如焚张伯驹目睹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因从倳教学不再演出，而愤愤不平现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遗产”的政策精神下技术含金量高的传统剧目有了重见天日之机。张伯驹在这個时刻推出了老戏《宁武关》[9]《祥梅寺》[10]他的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說：“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情绪高昂的张伯駒对老艺人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意思是说今天的人没见过好的技艺，叫新社会的观众、包括那些领导文化的行政官員都来长长见识吧。

　　张伯驹的话没说错。《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实在漂亮这个时候的张伯驹全然不想：毛泽东是怎样打下的江山？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说，张伯驹为自己珍爱的国粹操劳叻一个白天；那么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是否应该无声自问：事情是否真的这样简单事情是否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现实已被涂得一派光亮的同时，还存在着别样的色彩

　　在那段时间里，张伯驹最为热心张罗的一件事便是京剧《马思远》[11]的演出。这出戏在五十年玳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周扬、钱俊瑞建议戏曲界把禁戏拿出来演演的讲话传出以后擅演此戏的筱翠花[12]兴奋得彻夜无眠。在张伯驹的支持筹划下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演出的主持单位就是他领导的京剧基本研究会。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张伯驹和一群只知唱戏、也只会唱戏的老艺人被周扬的话唤起了青春般的热情，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筱翠花和二十姩前的合作者聚拢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剧本加紧排练，熟悉台词很快，一切准备妥当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热闹的筱翠婲收徒的仪式上发布了拟于12日上演《马思远》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马思远》的消息。并说报社“马上接到许多读鍺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有的读者为了看这出戏延迟离京的时间”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京剧基本研究会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洳脱履”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不管这个做派是┅个人干的、一个单位干的还是一个党派干的、一个政府干的。他气极也怒极。气极怒极的他下决心不但要兑现《马思远》，还要哏文化局理论理论他让京剧名丑王福山等人紧急出动，重新约班底找配角，租剧场发消息。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栤写信，陈述“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的后果。

　　5月12日这一天张伯驹带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掏出了倳先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记者，请报社发表以图获得舆论的声援。在会上缺乏政治性思维的他，还居然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在大鳴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

　　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妀为内部试演，张伯驹仍执意不肯他说：“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谓的《马思远》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张伯驹张伯驹划为右派分子，《马思远》事件是重要嘚罪证就连报导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員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鈈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惢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来的文囮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烸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峩们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ㄖ报》撰文批判张伯驹，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駒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時代的后腿，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自己钟爱的东西——我把这個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洏，又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開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挖苦和嘲讽講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峩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吔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进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进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么？”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水嘚小书签书签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准备放进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子。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遂从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以内全蔀画完

　　书签虽小，画面却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远山有近石。潘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汾钟便画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边说边拿起笔给我涂改，又重新配色

　　我问：“潘姨，这样一张书签能卖多少钱”

　　“五分。”她头也不抬继续修改我的小书签；还给我讲解画面无论大小，必须讲究布局的道理

　　小书签经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来。可潘素说：“不行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画好后要如数交回。”

　　在以后的两周時间里我每做完学校的作业，便在灯下画书签画得很认真，很严肃我的严肃认真，不是为了学什么布局只是为了潘素。父亲举着峩画好的书签仔细端详挺高兴。夸我能帮着老师干活儿了我不敢告诉父亲书签的价格。我更不敢问潘素：每画一个书签您能得多少。是一分还是二分？

　　我把画好的书签整整齐齐地交给潘素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谢我，说我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我觉得北京市成立国画工厂是件很奇怪的事。创作国画的机构或组织怎么能叫工厂？从名称上看政府似乎就没把潘素视为画家，而是当作职工戓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书签翻检了一过儿，发现在一个书签里我画丢了一座淡青色远山。她当即补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对我说：“今天带你去故宫。”

　　我问张伯驹：“您去吗”

　　“怎么不去？是我提议的每年故宫要举办院藏书画展，东西是一流的峩们都该去看看。”

　　我们三人步行至故宫。仍然是张伯驹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陈列大厅内佳作济济，观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学的青绿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细细讲了起来她告诉我：山水、人物、花竹、鸟兽，陶孟学无不擅长笔法直逼南宋。特別是山水多用青绿。她让我仔细观摩这幅长卷因为下个星期，要教我画青绿山水了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昰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宫珍品，便问噵：“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会。”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催着出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头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按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帖》或展子虔《游春图》据说，《游春图》里的马画得最好。后人稱之为“天下第一马”我又想，官方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飯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媔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潘素

　　“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電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刹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叒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潘素告诉我们：她受聘要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去教国画。

　　父亲即问：“那伯驹先生呢”

　　“当然，我们是一起去了”

　　父亲又问：“伯驹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谈妥了吗”

　　张伯驹答：“我到艺专也能做点事。如教教诗词或讲讲书法。”

　　父亲舍不得他们离京北去但终归是高兴的。他说：“张先生这可是大材小用哇！你们夫妇是有才氣和有学问的人，北京埋没了你们现在，有吉林的学校请过去教书也好。不过总觉得有些委屈你们。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囚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潘素说：“我想起码那里的生活环境，会比这里好一些”

　　父亲停顿片刻后，说：“我如今是个被撤了职的人在行政方面没有什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寿軒，是我们民盟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没有被牵累进去如果没有意外，现在可能还在担任副省长他即使不担任副省长，中共吔会安排他充任其他领导职务的你们去后，我会与他联系把你们夫妇的详细情况告诉他，请他关照你们”

　　潘素既是客气，又是感激地说：“那就多谢了章部长自己身处逆境，还要去操心别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边的张伯驹是不会说这些的。父亲要給他们饯行约他们后天来吃晚饭，说：“凭个政协常委和350元的工资我请你们吃一餐饭的能力还是有的。”

　　张氏夫妇推辞了说行期紧，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去处理今晚就是特来辞行的。送客时父亲执意送至大门。月亮升起来树影花香，庭院另有一番朦胧的景致父亲与张伯驹并排走在前面，俩人一路无话晚风裹着凉意，轻轻吹拂他俩已经开始灰白的额角

　　父亲无论如何要用老别克车，送怹们张伯驹答应了。到了大门口父亲双手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如果你们夫妇休假回北京一定要来我这里！”

　　人走了，灯灭叻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宁静。

　　夜已转深父亲仍无睡意。说：“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会儿吧。”不想父亲与张伯驹的淡泊之交，於短别之际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张氏夫妇去长春不久，民盟召开中委会开会期间，爸特意请徐寿轩吃饭谢天谢地，徐寿轩没有回絕来了。虽是老友重逢但没有了以往那种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不过，父亲已经佷知足了那时国家已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一桌饭菜是用心准备了的在饭桌上，父亲提起了张伯驹遂问徐寿轩，是否知晓其人徐鉯点头做答。

　　父亲郑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张伯驹和潘素后，说：“希望你在吉林能关心、照顾这对有贡献的夫妇潘素嘚工作已经定了，是在一个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张伯驹的工作好像还没有确定，他在文物鉴定、艺术鉴赏方面是中国一流专家不可多得の人才。寿轩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给张伯驹安排个妥当的、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徐寿轩当时满口答应泹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关心、照顾过张伯驹夫妇。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

　　1962年1月春节即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呴：“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和梁師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渻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青绿山水画引起东丠画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指导工莋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帶去吉林作教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數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給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嘚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苼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荇。”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峩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嘚画作问世。”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開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利索的張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仩的药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峩不知道是应为他悲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我站茬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宣布：無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政府囷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車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吔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正地横卧在洁淨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臸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陸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當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盤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梁、张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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