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艾滋病志愿者的故事听听艾滋病志愿者的故事核心提示：去年，福建有位妇女在网上联系到我，说她因生产输血感染了HIV，丈夫得知后对她非常冷淡，公公也经常在言语、行为上对她表示不满，后来没办法她搬出来自己租房子住，家人不仅不去找她，还担心孩子也有病，暂时把孩子送走了。5月26号下午3点，我在广医一院对面的一家麦当劳里等候“爱之关怀”的志愿者简单。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看着简单领着一个穿粉红色裙子的小女孩从楼梯上下来。简单说：“这是某幼儿园的园园，这几天我们把她接出来玩。”点了餐后，我和简单开始聊天，她总是说：“我没做过多少事情，真没什么好说的。”园园则一言不发，趁我们不注意她的时候会多吃几根薯条或小心地伸手拿起一个果派。以前与简单接触过好几回，得知她经常同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吃饭、聊天，还常义务去医院探望艾滋病人，虽然这些相比于电视上那些风风火火的爱心大使们似乎平淡了许多，但就像她的网名那样，一个个“简单”而闪亮的小片段却也有其动人之处：与Thomas的第一次会面成为“爱之关怀”的志愿者纯属偶然、我—直是做药品销售的，两年前，我在网上转悠，上了“爱之关怀”的网站，看到帖子里的故事说艾滋病染者和病人的抵抗力比较弱，容易得各种皮肤病。我想到或许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当时我就给办公室的领导Thomas打了电话，和他说如果他们需要，我可以帮他们买到低于市面价格的相关药品。Thomas约我去他的办公室面谈。第一次进“爱之关怀”办公室时，我惴惴不安，以前中央台播过的专题片《艾滋病人小路》里那个女记者说的“他就像一个装满病毒的大箱子”的话语，那些老弱病残的艾滋病人的画面及小路临终前痛苦挣扎的镜头时时提醒着我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一见面，却和我的想象相去甚远，_Thomas看上去健康，甚至还有点胖，言谈举止温和可亲。我心里直犯嘀咕：这人怎么比—般人显得更结实?但害怕的心情却没因此而减少一分。虽然我知道日常的接触不会传染病毒，但当一位漂亮的女士递过一杯水时，我握着杯子内心一直在斗争：喝了这杯水我会不会有危险?还是不喝吧。可这仅仅是一杯水而已，不喝会显得我太没诚心，对Thomas和眼前的这位小姐或许会是一种伤害。最后我心一横，不管三七二十一，仰起头一口气把水喝完了。好友阿军我和“爱之关怀”办公室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Thomas给我介绍了一位外省的感染者阿军。阿军是位孤儿，以前学艺术的，性格有点另类，当时刚刚得知自己HIV阳性，怎么也不能接受，甚至想自杀。Thomas的工作非常繁忙，经常出差，于是托我在网上和阿军多沟通，开导开导他。我凭着自己在“爱之关怀”做志愿者的一点点经验，时常和阿军说艾滋病并非不治之症，给他讲其他病友的故事，告诉他像他这样的情况并不只是他一个，要树立信心。有一次Thomas刚好去了阿军所在的城市开会，我让阿军去找Thomas面谈。Thomas看过他的检查结果后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小伙子的情况挺危险，一定要想办法稳住他的情绪，尽快接受治疗。我说不如让他来广州吧。就这样，很快阿军也成了“爱之关怀”的一名成员，整理资料、接听热线、开导他人、出席会议……这些不仅给他带来一些微薄的收入，也让他渐渐从自我封闭、自我放弃的状态重新回到了人群中。其实我们也闹过别扭。阿军刚来广州时就我这么一个朋友，我常带他到家里玩。记得那也是一个夏夜，突然风扇把一只蚊子吹进了我的耳朵，我用手指一按，蚊子血沾了一手指、一耳朵。我一阵慌乱，因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只蚊子有可能叮过他现在又叮了我，虽然后来知道蚊子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但当时我的神情和动作一定让敏感的阿军觉察到了异样。不知是出于伤心难过还是反感气愤，他好几天没理我。后来我很坦诚地对他说虽然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我确实仍然对艾滋病这个疾病本身心怀恐惧，这点要请他理解。等他气消了，也知道我之前并不是排斥、嫌弃他，我们才又和好如初。去年10月份，阿军刚刚开始服药，过敏反应厉害，身上出了好些疹，其他检测指标有点特殊。医生说他的过敏反应比较奇特，以前的病人里没有出现过，情况比较危急。那段时间，阿军除了病情不稳定，情绪也反复无常，往往是刚刚想好的事过一会儿又改变了主意，我们每个人都为他捏_-把汗。好在他后来扛过米了，我才松了一口气。换了现在，如果我身边再多一个类似阿军这样的朋友，我一定承受不起：看着一个好朋友在生死线上挣扎甚至可能瞬间消失在你面前，那种担惊受怕、患得患失的感觉非常折磨人。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或许是从小到大家人都对我很信任，认为我做某件事一定会有自己的理由和把握好分寸，他们对于我去义务做志愿者的事没有横加干涉。身为律师的母亲见多识广，当我第一次带一位艾滋病感染者朋友回家吃饭时，她没什么反应，和对待我的其他朋友一样。姐姐在厨房洗碗时，我偷偷跑过去问：“你怕不怕?”她白了我一眼说：“有什么好怕?!”只有我丈夫事后问过我：“真的不会传染吗?”我很正经地向他“科普”道：“日常生活的接触不会传染HlV的!”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笑。相比于我家人的平静，我一位男性朋友的表现就令人哭笑不得了。虽然他一直知道我是志愿者，但没有和我一起近距离接触过感染者或病人，对艾滋病的了解也很有限。有一次，他有急事约我见面，当时我正和阿军在一起，我事先和这位朋友讲了阿军的情况，请他不要介意，更无须害怕。没想到见面时，那位仁兄紧紧地拥抱了阿军一下，像是欢迎外国友人那般说了句：“欢迎你来到广州!”后来我笑话他：“用不甩这么夸张啊?”他说觉得阿军挺不容易，应该给他多点支持。虽然报纸电视上常提到“歧视”这个词，可实际上每当我有意无意问起身边的朋友有关艾滋病的问题时，他们并没有多少歧视和反感的心理，最多是因为不了解而问我—两个问题，但内心都是充满善意的。当我把做志愿者遇到的人事物讲给他们听时，他们甚至因意识到这个病并不是拄在天边那般与己无关而增强了防护意识。我远在家乡的好友甚至还很羡慕我，说她生活无聊，我却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曾经的小女人我很能理解家乡好友的感受，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小女人。我的工作在别人看来，几乎具备了足以令人羡慕的几大要素：在前些年收入很高，这几年也仍然不错，每个月几乎只有月底和月初忙十天，其他二十天就挺闲散，平时不用坐班，可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但因为经常跑医院，看到的阴暗和愁苦的事太多，自己所有的成就感似乎就只有钱，而我是个物质欲不强的女人，认为几千块的衣服和几百块的衣服穿在身上并不会有多大差别。我常常想：难道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所以那段日子我非常不快乐。成为志愿者后，我发觉自己的内心一点点起了变化，有的朋友奇怪我为什么要去“多管闲事”，和一拨儿不相关的感染者、病人混在一起，我想有些收获并不是像钱那样可以一张张用来数的。就拿Thomas来说，他自己不但没有被病毒打垮，还创立了“爱之关怀”这样的机构，从物质上、精神上直接、间接帮助了无数的感染者和病人，在我看来，他是生活真正的强者。书上说，和高尚的人在一起人会变得心境开阔，我现在才渐渐体会到这—点。看到好几个像_Thomas这样的病人在为其他人操劳奔波，日以继夜地工作，我无法不受感染，同时觉得有那么多人需要我，生活很充实，那种无病呻吟、自怜自爱的小女人情绪离自己越来越远。而另外几位平凡得生活中比比皆是的女性也让我看到了我以前的生活中所看不到的内容。去年，福建有位妇女在网上联系到我，说她因生产输血感染了HIV，丈夫得知后对她非常冷淡，公公也经常在言语、行为上对她表示不满，后来没办法她搬出来自己租房子住，家人不仅不去找她，还担心孩子也有病，暂时把孩子送走了。她感到非常无助，在网上和我聊了很多。我给她介绍了他们那里我们已经取得联系的病友，让他们互相交流、互相鼓励。我曾问她：“难道你不恨你的丈夫吗?”她说她只恨自己得了这个病，丈夫的态度她能理解，也不怪他。另外，在广州市某传染病医院的艾滋专科里，我也遇到过两位年轻女性，都是丈夫吸毒感染了HIV，继而传染给她们。其中一位的丈夫在住院，妻子不仅不埋怨，还寸步不离地照顾他，另一位的丈夫在强制戒毒中，他的妻子最常问我们的不是她自己的病情，而是戒毒所的情况，她怕自己的丈夫在戒毒所里吃不好穿不暖。还有一位小伙子，妻子才刚生产，他的姐姐常向我们抱怨道：“真不知倒了什么霉，摊上这么个弟弟!”但她仍然是医院和家里两头跑，把弟弟和弟媳照顾得很好。当我为这些和我同龄的女人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感到遗憾的同时，也为她们坚韧、善良和宽容而深深感叹。采访手记：采访过程中，简单接过几个电话，一个是阿军打来的，她给阿军说园园吃了好多东西，还愿意和入说话了。原来，四岁的孤儿园园在某幼儿园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是HIV阳性，平时很孤僻，“爱之关怀”的志愿者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帮她向幼儿园请了假，带她出来玩几天。最后一个电话是简单的丈夫打来的，简单和他约了吃饭地点，还说晚上带园园回家住。我想她是想要这个从出生起就没体会过多少爱意的小女孩去临时体验一下三口之家的乐趣。临走时，园圆朝我微微笑了一下，露出浅浅的酒窝，夕阳洒在她的新裙子上显得格外柔和……（责任编辑：叶惠玲）来源：血祸！河南上蔡艾滋病感染潮儿童现状调查
来源：南方周末
　　比起同龄人，他们似乎对婚姻更加地急迫。这可能是为了相互照顾，也可能是为了在两个人身体还好的时候，尽早生育后代。“一半真的很想结婚，一半属于完成父母的任务吧。”陈晓说，自己属于前者。
　　2015年2月末的一天，21岁的年轻人孙明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嘴上笑，心里也笑，第一眼看见女儿，他就自信，他的孩子比所有孩子都健康。但看着护士扎了一下孩子的脚跟，取了几滴足跟血拿去化验，心里又提了一下，阴影浮上心头。
　　陈晓是孙明最好的朋友。孙明说，看着自己成家，陈晓心热。看起来是这样，在女儿出生11天后，孙明就去参加了陈晓的婚礼，后者刚满20岁。
　　同一个县城，何新安排自己的父母和女朋友的父母见了面，正式定亲。饭桌上，他笑着和女朋友一家说，放心放心，定了亲，我也跑不了啦。
　　2015年的冬春之际，对几个年轻人都有着不凡的意义。恋爱、婚姻又或者血脉延续，当然普通得不值一提，但在十余年前，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他们能活到今天。
　　意外活到今天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场以“血祸”命名的艾滋病感染潮中，孙明、陈晓、何新都是受害者，他们曾有着一个一致的名字―艾滋病感染儿童。在河南上蔡县，他们的家乡，10年前的大普查后，据智行基金会统计，像他们一样的“艾滋儿童”有近500人，超过全国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当年，医生说，这些孩子大多难以活过10岁。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的生命一度摇摇欲坠。10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幸存者们却长大了。
　　十余年前，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躺在床上，衰朽和死亡像烟尘一样弥漫，大人脚边，那些同样感染了的婴儿、幼童，他们消瘦、阴郁，身上起着脓疮，也到了发病的边缘。
　　孙明的记忆里有一张病床。
　　那是村里的卫生室。里面躺满了输液的艾滋病人。他和母亲各占一张床。在那个以卖血致富的年代，他的母亲毫无意外成为其中的一员，重复使用的针头、消毒不彻底的采血，让她毫无意外地成了感染者。通过母婴传播，孙明也感染了病毒。
　　何新也是这样，父母早年的卖血经历，让他们一家五口，在一夜间被“一网打尽”。
　　陈晓可能更倒霉些，他的父母都是健康人，小时候生了病，去乡里的卫生院打针。因为卖血热，当时正是血多得用不完的时候，医生说输点血可以增强免疫力。陈晓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五十多岁，老年得子的欣喜让他加倍宠爱自己的孩子，陈晓就这样感染了病毒。
　　这是一段差点摧毁村庄的历史。河南全省，38个有艾滋病人100人以上的村子，上蔡占了22个，这里同样是河南最落后的地区。
　　8岁的孙明躺在医务室，没几天，就有一个人被抬出去，拱起村后荒地上的“金字塔”。然后是他的妈妈，他说母亲死的那年，村里面一共埋掉了32个艾滋病人。
　　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抗病毒药物。由于比成人的抵抗力更弱，又没有针对性的治疗，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认为无法过完童年。发病一年后，何新的免疫力指标CD4细胞含量，就从正常人的每微升800个，锐减到11个，这意味着他进入了发病晚期。
　　转折来自2005年，美国克林顿基金会向中国捐赠了两百人份的儿童抗病毒药物，上蔡获得了其中的86份。何新和孙明成了第一批获得药物的孩子，陈晓则在之后加入了他们。与另外两个人不同，这次转折还成就了何新人生中最梦幻的经历。
　　日，作为艾滋感染儿童的代表，他和另外七个孩子来到郑州，见到了前来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为8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侧脸出现在《新闻联播》上。
　　十年来，每天定时定量服药，艾滋病毒被一直控制在潜伏期，虽然不知道何时会给他们迎面一击，但至少现在，有惊无险。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村庄里，灾难的气味寡淡了下来。防治艾滋病的标语被化肥广告取代，电线杆上也不再是血红的大字“出租灵车水晶棺”，取而代之的，是每根电线杆上一个“帧弊帧Ｄ鞘怯椎亩游榫穆废撸砻饕怀∪饶值幕槔裨诓痪们案崭站傩小
　　那些本来以为没多少机会发生的，少年人的爱情、青年人的婚姻、养儿育女，却像一路上的“帧弊忠谎桓鼋右桓鲈谒且馔庋映さ纳呱嫌苛顺隼矗渎袒鹌
　　爱情，“？”
　　服用抗病毒药物四年后，孙明遇见了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同样是感染者。相识的时候，他读初一，女生读初三，他们是同乡。但两个人在一起，却是数年之后。结识之后没多久，孙明的病情出现反复，艾滋感染的并发症让他出现了严重的抽风，脖子扭到一边怎么也转不过来，虽然滑稽但却痛苦万分。他离开了学校，病情却绵延了数年之久，一度出现了脑萎缩，被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
　　“不知道怎么又好了。”如今，孙明笑得挺无所谓。
　　等病毒重新安静下来，脖子也正常了，孙明决定搏一搏，试试另一种好运，他把头发染成金黄，刘海遮住眼角，有杀马特的豪气，他找到了女孩。
　　“我们同村几个人和她一起在工厂打工，她们都不知道我们在一起了。”说到这里，孙明的眼里依然有狡黠的闪光。
　　但更多的人没有这样的坦途。
　　不知算幸运还是不幸，让少年何新感受到爱情的女孩，是一个非感染者。
　　“那时是初三，我们是同班同学。”在药物将病毒控制之后，如何新一般的“艾滋儿童”大多回到了学校。像一滴水融进河流，他们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发现自己的感染者身份。
　　在远离村庄的中学，何新度过了三年住读生活。上过《新闻联播》的光环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他每天偷偷地服药，小心翼翼又得心应手，若是被撞个正着，他就说这是胃药，自己得的是胃病。这一份早熟的小心，与其说是源于恐惧，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策略。
　　“我想和健康人一样，一样地生活。”可能在郑州之行后，何新就立下了这样的愿望。他几乎成功了。他有了健康人的朋友圈，他的笑容和善，和谁都玩得来。初一到初三，无波无澜，但临到最后，却像许多蹩脚的校园故事一样，他发现自己喜欢的女孩，碰巧，好像也不讨厌他。
　　“她学习很好，在全年级也能排上十几名吧。老师安排她坐在第一排，下课了她就来教室后面找我聊天。”
　　这样的情节虽然俗套，少年何新却无法像俗套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游刃有余。他只是不知所措起来。
　　后来，毕业之前，女孩发给他一条短信，在历数了他们共同认识的一对异性朋友谈起恋爱的八卦事件后，女孩忍不住发给他一个“？”号。
　　“我根本不敢想。”被幸福的闪电击中后，何新说当时自己思考得清清楚楚，“她不知道我有这病”。
　　于是，少年何新严肃地拒绝了女孩，告诉她，自己以学习为重，不想耽误学习。这当然是一个傻气的借口，因为他的学习实在是不好。然后便是许多年过去了，女孩结婚，邀请他去参加婚礼，何新没去。
　　这是这些艾滋儿童的尴尬之处。在人生的一开头，他们便被这个社会最恐惧又最不愿宣之于口的疾病缠住了，阴影之下，他们没有选择，又或者他们的选择只能无疾而终。爱情，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儿。
　　孙明的恋情同样惨淡收场。和女朋友在一起两年，他想他们能结婚。女孩不愿意，她说自己还年轻，不想这么早结婚。
　　孙明不这么想，他毅然分手了。
　　“我谈恋爱就是奔着结婚去的。”21岁的孙明这么说的时候，显得有点气势汹汹，少年老成。他的语气果决，理直气壮，声音却又低了下去，“结婚和谈恋爱不一样的。结婚了，我发了病，她会照顾我，她发病了，我也会照顾她。”
　　“找个感染者，互相不嫌弃”
　　“我们是一个慈善机构，没想到婚姻介绍也成了我们的服务范围。”十四年后，杜聪说，这是之前没想到的事情。
　　2001年，杜聪第一次到上蔡，看到了太多的生死。他辞去原来的工作，创办智行基金会（以下简称智行），全心投入救助。克林顿基金会捐赠的儿童抗病毒药物，就是杜聪最成功的游说成果之一。
　　原本，智行的工作重点是医疗救助和助学，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提供学费补助和生活补贴。但十年后，家长们却找来了，希望帮忙解决孩子的终身大事。
　　这远比想象中复杂。
　　一个感染了艾滋病毒的男孩，长大后娶了一个非感染的健康人为妻，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从没告诉妻子自己的感染者身份。他不敢说，越拖越不敢。每一年，他都带妻子去体检，然后让防疫站的熟人偷偷给她验血。
　　另一个感染的女孩，成天宅在家里网聊，最后离家出走和网友见面，她告诉男孩自己有艾滋病，对方依然向她求了婚。
　　也有家庭凑了几万元，为孩子买下“柬埔寨新娘”。这往往沦为互相欺骗。他们没有告诉女人未来丈夫的病情，柬埔寨新娘也在收足钱财的一年后逃之夭夭。
　　那些条件不好的感染儿童，长大后，则彻底无人问津。在当地，一个感染艾滋病毒的男孩，18岁了，他的父亲因为艾滋病去世，母亲脑瘫，他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弟弟。男孩问智行的工作人员，“我这样能够结婚吗？”
　　人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孙明的父亲是众多求助家长中的一位。他曾以为他的儿子活不了多久，如今，他有着幸福的烦恼，“儿子这么大了，娶不到媳妇，自己也丢人。”
　　当年，妻子死后，他娶了一个同样因艾滋病而丧偶的感染者为妻，而他自己，却并非感染者。
　　这都是为了儿子，他想，她也是艾滋病，才不会歧视小孩。
　　这构成了孙明的父亲寻找儿媳的条件之一，“也要找一个感染者，那样互相不嫌弃”。
　　同样拜托智行帮忙的还有陈晓的母亲。
　　陈晓的婚事已经黄了两次。第一次，陈晓将自己感染者的身份告诉了女朋友和她的家人，婚事便在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中成为泡影。第二次，陈晓找到一个同为感染者的女孩，连吹拉弹唱的婚庆队伍都定好了，女方家人却将彩礼钱提到十万元，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
　　“艾滋儿童长大了想找对象，是挺难的。”和非感染者在一起的机率微乎其微，而在感染者的群体内，人数有限，男多女少，也不容易。杜聪说，智行现在有意识地举办一些联谊活动，原本一年最大的活动日是“六一”儿童节，现在则挪到了春节期间，那时，正是青年人纷纷回乡的时候。
　　智行上蔡办公室为孙明牵线了未来的妻子，一位安徽姑娘。女孩也是母婴传播造成的感染，完全符合孙父的要求。在第一次见面两个月后，两个人就定了亲。
　　这是通过智行介绍而成的第二十六对。
　　年轻人自己也在努力，他们有一个QQ群，里面都是未婚的男女感染者，孙明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将群名取为“异性相吸”。QQ群建立一年后，里面的女生全都结了婚。
　　比起同龄人，他们似乎对婚姻更加的急迫。这可能是为了相互照顾，也可能是为了在两个人身体还好的时候，尽早生育后代。
　　“一半真的很想结婚，一半属于完成父母的任务吧。”陈晓说，自己属于前者。
　　参与帮忙的，还有县防疫站的医生，十年来，他们每个月负责给这些艾滋儿童发一次药，每三个月做一次定期体检。每个医生手中都有各自负责的孩子，医生们也不介意当一当红娘。
　　陈晓的新婚妻子，便是防疫站的医生介绍的。女孩也是感染者，来自不同的乡。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县防疫站，而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则是一起来体检。
　　“他们没有认命”
　　“我本来不打算结婚的。”
　　初中毕业后，何新在技校学了两年汽车修理，然后北上郑州。
　　一开始，他跟着自己的堂哥做生意，两年后，他便单干，将父母为自己存的结婚钱，都投到轮胎生意里。15万，在上蔡乡下，这意味着一栋独栋的婚房。但生意却没有想象中好，做了一年多，还赔了好几万。
　　晚上，他开始无法安眠。一想到父母是如何存下这笔钱的―艾滋感染者不能做重活，他的父母，却天天在砖厂搬砖―他就觉得愧疚。所谓恋爱、结婚，在他看来就只是给家里增添新的负担。
　　但父母却不这么想，老是旁敲侧击，“谁谁谁又结婚了”。何新终于磨不过，答应和介绍的对象见一面。
　　女孩也是感染者，但她和陈晓一样，是输血感染的。第一次见面，何新才知道，女孩非常忌讳被提到“病”“艾滋病”这样的字眼，说了她就要生气伤心。后来他明白了，因为她是意外染上病的，整个家族也就她一个，她的不甘和愤怒，都变成了自卑。
　　“只要努力，我们可以比健康人过得更好。”何新这么说，这也是他真的相信的东西。三个月后，他们就走到了一起。
　　对孙明的父亲来说，证明自己的孩子不比健康人差的方式，是一场热闹的婚礼。他摆了二十多桌酒席，请了所有的邻里亲朋，差点把自己的儿子喝醉了。
　　那是他这么多年来最开心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村里面所有艾滋儿童中，第一个结婚的。其他感染者羡慕地对他说，没想到没想到，你儿子竟然结婚了。
　　一年后，这种快乐迎来了新的高峰―当邻居们使劲地夸他的孙女又白又胖时。
　　“生下小孩，可能最高兴的是小孩的祖辈，他们本来以为自己会断子绝孙。”杜聪说。
　　通过目前的母婴阻断技术，感染艾滋病的孕妇，将病毒传染给婴儿的几率，只有1%-2%。
　　按照检测的程序，孩子出生后，进行两次最重要的艾滋病抗体检测，分别是刚出生时采集足跟血，以及一岁半时的第二次检测，结果是阴性，就代表她不会被这种可怕的疾病羁绊一生。
　　孙明的父亲已经想好了，若是检测出来没有病，他就让他们再给他生个孙子。
　　有了女儿后，孙明的压力大了很多，一罐奶粉两百多，他要挣奶粉钱。他是挖掘机司机，现在每天跑三个工地。他不再轻易地说“过一天算一天”，他遵守了结婚前的承诺，开始注意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健康。
　　他不再经常去陈晓的烧烤摊了，下了班，他就回家。陈晓在烧烤摊打工，每天要串上无数串的羊肉串、鱿鱼和菌子。结婚一个月后，他开始计划以后开一个自己的烧烤店。
　　何新的生意还在亏损，现在，他的计划里多了一个人，他不得不考虑开源节流。他自学了烤鱿鱼，在电动车上焊了烤架，决定以后每天晚上去城中村赚点家用。童年时的那次经历，让他喜欢上了省城，他想在这里留下来。但遗憾的是，他已记不清，那座他在里面见到克林顿的酒店，到底叫什么名字。
　　没人知道这些“艾滋儿童”的生命还能延长多久，已经延长了十年，可能还会延长十年、二十年，或者更久，当然也可能戛然而止。他们试图像健康人一样生活，但相比他们的心愿，他们的时间，却确乎显得急迫。
　　杜聪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认命，没有放弃自己。”
　　日，女儿生下一个月后，孙明收到了河南省新生儿疾病检查中心的短信：“您的孩子检查均为正常。”
　　这是第一次检测，孙明开始等待一年半后的第二次。
　　（孙明、陈晓、何新皆为化名。）
(责任编辑：un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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