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犯人监管改造的法律难题
——关于杭州“艾滋扒窃团伙”案的调查手记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人民法院报记者 刘岚 黄献安 通讯员 黄华
　&&& 2003年11月，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警方破获艾滋病毒携带者团伙盗窃案。此消息经各种媒体报道，一时为全国关注。杭州警方的此次行动被称为是全国首次大规模对“艾滋小偷”进行的集中刑拘和逮捕。
&&& 2004年2月，检察机关对其中的11名被告人分三批9案向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提起公诉。这11名被告人均携带艾滋病毒，其中一人同时还患有开放性肺结核。3月2日、3月11日和3月18日，西湖区法院经过周密部署，分别公开开庭审理，顺利审结了这九起案件。
&&& 所谓“艾滋小偷”案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媒体如此关注此案？此案在侦破、审理、执行等各个司法环节遇到哪些新问题？“艾滋小偷”到底是些什么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走上一条“不归路”？为了搞清这些问题，记者于4月初来到“人间天堂”杭州。
&&& 4月2日，记者在杭州市西湖区法院翻阅了相关案卷，听法官介绍了此案的前后大致经过。
&&& 日，发生在杭州市翠苑农贸市场里的一起普通被窃案，揭开了“艾滋扒窃团伙”的内幕。经杭州市疾病控制中心查证，偷别人手机的广西鹿寨县人莫某体内携带有艾滋病病毒。
&&& 两天后，杭州又破获一个广西鹿寨籍的扒窃团伙。26人中有12人被查明携带艾滋病病毒。
&&& 其实，这并不是杭州警方与这些“艾滋小偷”首次“接火”。据介绍，早在6年前的1997年，西湖区警方就摧毁了一个外省在杭的特大吸毒盗窃团伙，抓获涉案人员50多人，并查出其中有18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当时参与抓捕的民警都吓了一跳，还统一去做了ＨＩＶ检测，结果一切正常。因为杭州当时没有关押这些吸毒的“艾滋小偷”的场所，无奈之下，警方包了一火车车厢，将他们戒毒15天后遣送回乡。然而没过多久，这些人又出现在杭州街头。
&&& 几年间，抓了放，放了抓，类似的情况曾多次发生。因为警方抓到这些人后，不敢关在一般的看守所审讯室，怕传染到其他的嫌疑人；送到防疫部门，防疫部门只是按规定登记了事；送到戒毒所，没过几天戒毒后又被放了出来。据一些媒体透露，6年间，杭州警方在这些涉毒人员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们中85％是青壮年，年龄最小的才12岁。
&&& 这一次，杭州警方下定决心，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让人头疼的社会问题，避免在社会上造成恐慌，西湖区警方于日，决定将10多名艾滋嫌犯刑事拘留。这在全国是第一次大规模刑事拘留艾滋嫌犯。这些人都是因为吸毒共用针头染上的病。
&&& 为了确保各方安全，杭州市看守所花了几十万元进行了改造，安装了防化玻璃窗，随时观察这些特殊犯人的身体状况，以便给以及时的救治。警方还请来艾滋病专家讲授相关知识，并联系了戒毒所，买来抑制类药物，以应付嫌疑人可能会间歇性发作的毒瘾。刚刚被抓进来的嫌犯情绪极不稳定，看守所的管理人员还要经常跟他们谈心。
&&& 这次被提起公诉的11名“艾滋小偷”都是广西鹿寨县人。为了确保审判环节万无一失，西湖区法院副院长何承贵事前带领法警大队负责人，分别到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和看守所，对嫌疑人吸毒戒毒、艾滋病病毒感染、性格情绪和涉嫌犯罪等情况进行了解，并向医疗机关进行了咨询，还预想了意外事件发生时的应对措施等等。开庭当日，西湖区法院院长郑重圭亲自到庭检查，密切关注审判进展情况。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法庭还注意对被告人给予人文关怀。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始终带着口罩，遮住脸部，以减轻被告人面对公众的心理压力。开庭前和休庭时，还安排法官和法警对被告人进行心理疏导，另外还破例为他们准备了两盒香烟。由于媒体对此案十分关注，很多记者前来旁听庭审，法庭反复强调注意事项，要求报道时尊重被告人的人格。这些做法感动了被告人，他们也很配合，整个庭审过程十分顺利，被告人都表示服判。
更大的难题在后面
&&& 对艾滋病犯人如何监管改造？
&&& 4月5日上午，在杭州市监管局，记者采访了狱政处的方处长。据方处长介绍，在各方努力下，这次对艾滋病盗窃团伙的侦破、审判等过程都比较顺利，但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
&&& 方处长说，法律对这类犯人如何监管没有明确规定。杭州市监狱从去年3月份开始就接收艾滋病犯人。这次经西湖区法院审判的11名罪犯，最长的刑期是4年，对他们也实行集中关押，接受治疗。目前有6人在监狱中心医院，5人还在杭州市看守所。下一步根据犯罪人数的具体情况，杭州市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专门的监狱，来看管这些犯人。艾滋病的潜伏期有长有短，目前在监狱中心医院的6名犯人还都没有发病。
&&& 方处长介绍说，目前的看押虽有一定的难度，但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
&&& 第一，这批犯人都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所以有破罐破摔的思想，改造的难度比较大。
&&& 第二，监管的风险大。艾滋病的传染有血液、性、母婴三种途径。但是犯人与犯人之间、犯人与看管人员之间，每天常会有面对面的接触，就怕会有并发症的传染。此外，就怕犯人的情绪不稳，会出现突发性的攻击。
&&& 第三，在监狱服刑改造的成本大。艾滋犯人自己不能劳动，只能养起来，而且生活费、治疗费等相关费用都很高，估算一下，一名犯人一年据说要10万元。
&&& 第四，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刑满释放后不能一发证书就推出去不管了。如果是省内的还好办，可以交给当地公安、卫生部门，但外省的怎么联系？释放了，就不可能再用警车送回去。此外，还有改造过程中如何考核等问题。
&&& 也有司法界人士指出，此次杭州司法部门对“艾滋小偷”的集中关押等属于特事特办，并没有解决对付这类犯人的制度性难题。下一步怎么规范，还要期待相关法律的进一步明确。
艾滋犯人小袁的故事
&&& 小袁是记者给他起的化名，真实姓名隐去。
&&& 小袁是在监狱中心医院服刑的6名艾滋犯人之一，广西鹿寨县中渡镇人。坐在记者面前，他仔细看了记者写的采访提纲，点点头表示同意接受采访。
&&& “法官同志，有没有香烟给我一支？”这是小袁的第一句话，问陪记者前来的法官。
&&& 为了缓和气氛，记者说：“小袁你看起来很健康。”他轻声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很差的。”说着他掀起了上衣给记者看，他的肚子上有一圈红色的疱疹，他说那就是艾滋病的症状。
&&& 下面是小袁自己讲的故事。
&&& “我是1977年出生的，读书读到初中二年级。我是因为好奇吸毒的。那时我们那里毒品泛滥，太多年轻人吸毒，简直成了时髦。同龄人里有贩毒的，晚上不敢回家，睡在我家，跟我睡在一起，他天天吸，说吸一次没关系，我就吸了，结果就上瘾了。家里也不知道。我们村现在没有吸的了，因为死了很多人，人们都害怕了。
&&& “我1998年开始吸，后来女朋友劝我。我1999年底一个人到广东打工，主要是想脱离那个环境。我在服装厂工作了3年，放假的时候回家，本来打算去年底就跟女朋友结婚。看到身边的人死的太多了，以前都跟他们用一个针头。我就和女朋友一起去医院，就查出了。后来我离开了她，因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肯定不会去害她的。我是2003年9月来的杭州，才来了没几天就被抓了。因为没有心情做事了。
&&& “现在在这里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压力太大了，想的很多，想家里，也想她。我还有20个月才能出去。出去后就想回家，尽一尽孝，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毒品太厉害了，千万不能去碰，戒不掉的，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 采访结束前，小袁突然请求我帮他给家里和女朋友打个电话，“说我还想着她，让家里不要担心，我一切都好。”但他不愿意家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 当天晚上，记者按照小袁给的电话打到广西他的家里。他的堂姐接的电话，说，我是看着小袁长大的，现在他的情况根本不敢告诉他的父母，父母也猜出了一二，“妈妈很瘦”，他还有一个妹妹在读书，也不敢告诉妹妹，她在帮助撑着这个家。
&&& 小袁的女朋友说，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现在她已有8个月的身孕，要把孩子生下来。“我们是初中的同学，已经好了8年，人是有感情的，我也不想他这样，已经这样了怎么办？我一直在等他，不管他怎么样我都会等他回来。我早已置之度外。”
小卫的故事
&&& 小卫也是记者起的化名，中渡镇人，目前在杭州市看守所。他是被判刑中年龄最小的，还不到21岁，脸上还有很多青春痘。
&&& “我是1983年11月生的。1997年开始吸毒。小时候从没有人告诉我毒品有那么厉害。我好奇心强，就跟人吸。第一次注射是在1999年，都忘了跟谁在一起注的。我平时不大回家，有时住朋友家，有时住外婆家。家里人没有一个知道我吸毒。后来村上年轻人很多死去。我很害怕，就把自己关在外婆家戒毒。外婆敲门，我就说我不舒服过一会儿就好。
&&& “我1999年来的杭州，那时我还没办身份证，找不到工作，就跟老乡住一起，他们偷东西养我。后来他们被抓起来了，我就开始偷了。我第一次被抓是17岁，先后被抓了五六次。2000年，在戒毒所查出了艾滋病。我以前听人说过这种病，但不知道共用针头也会得。我不敢相信。整个人都傻掉了。出来后找到老乡后又开始吸。我告诉他们我得病了。他们也不去查，说不知道还反而有点希望。
&&& “家里人从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我得病，我打电话回家说在打工。弟弟比我小一岁，他不吸，我不是他的榜样。不要告诉我的家人，我也不想跟他们通信。不希望他们为我操心。
&&& “以前的生活很混乱。天天睡觉，醒来就注射、偷，也没时间想别的，因为一天毒品就要四五百元钱。现在我在这里很好。晚上都可以睡得着了。以前都要靠毒品才睡得着。今后我出去要有人要就打工，没人要就回家，不会再偷了，也不会再跟那帮朋友一起混。”
&&& 一位监管人员告诉记者，刚来时，小卫很虚弱，经过一段治疗，生活也纠正得很规律，早上6点半起床，晚上8点半睡觉。
&&& “告诉那些比我小的，比我大的，千万不要碰毒品，不要交坏的朋友，他说一两次不会上瘾，千万不要相信他！”这是小卫最后对记者说的。
&&& 采访中，小卫的旁边坐着一位身穿白衣的监管人员，他有着与小卫同样年轻的脸。他是去年从公安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现在他的工作就是监管好这些特殊的犯人。他说，在工作中他也切实受到了教育，毒品太可怕了。
&&& 在这幢看守所大楼的外面墙上，挂着一个印有“红丝带”标志的牌子，上面写着“相互关爱，共享生命”。
&&& 就在记者对杭州的这起案件采访调查的时候，北京传来消息，4月2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作关于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表示，草案将原来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艾滋病改为按照一般乙类传染病管理，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列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3月1日，《浙江省艾滋病性病防治办法》正式施行，这意味着浙江省的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将被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办法》中首次为羁押感染了艾滋病的嫌疑人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还涉及了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例如公共场所、医院等地方防治艾滋病的新规定。此外，《办法》规定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相关的诊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歧视、躲避和排斥“艾滋小偷”不是办法，这使一些艾滋病患者萌生报复社会的心理。近期有媒体报道在重庆发生的艾滋嫌犯咬伤见义勇为的店主等等，都在提醒我们要正视艾滋病人这一特殊群体。虽然目前治疗艾滋病还没有特效药，但是预防完全可以做到。我们的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各个方面也应进一步加大宣传的力度，让年轻人珍惜生命，远离毒品。不过，不管是什么病，法律始终是铁面无私的。
责任编辑：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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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工作中，有的感染者病发后，我们带着到相关医院做检查，曾被拒绝，这时我和他们一样难受，他们尽管犯了罪，但同时也是病人，病人需要关心和爱护。 ”
　　——说到已被释放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孙泽普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能多关注这些特殊人群。
　　管教心路初体验
　　2009年9月，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孙泽普被安排管理教育这些人。从那时开始，孙泽普这个憨厚的汉子，神经每天都绷得紧紧的。
　　有危险
　　李某身材精瘦，但是力气很大，一次，他趁孙泽普不注意上前就要咬其左手，孙泽普迅速抽回左手，将其制服。
　　挺孤独
　　家人已经在我的不断解释下，渐渐习惯了我的工作状态，但是朋友们不理解，我现在已经很少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了。
　　有欣慰
　　孙泽普循循善诱，吉利听得也认真，3个月后，吉利胖了十几斤，毒瘾也渐渐消失。“他出去时，精神状态非常好，到了外面立即给我打电话，让我放心。 ”
　　有期待
　　对于已被释放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有的监管部门拒收这些人，我想说的是对他们真不能放任自流，否则将伤害更多无辜的人们。
　　案例 第一个艾滋病犯人仨月后胖了十几斤
　　“艾滋病毒没你想象那样可怕，有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只要戒了毒，活个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没问题。 ”孙泽普循循善诱。吉利听得也认真。 “到了外面立即给我打电话，让我放心。 ”
　　对于大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看守所一大队的孙泽普管教来说，2009年9月，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孙泽普被安排管理教育这些人。从那时开始，孙泽普这个憨厚的汉子，神经每天都绷得紧紧的。“这些人中多半对被羁押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有艾滋病，就像有了法宝一样可以为所欲为，不想被羁押，不想被判刑。 ”孙泽普表示。
　　当年，大连市看守所为即将被羁押的感染艾滋病毒的嫌疑人和犯罪分子特意开辟了一个占地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给他们当管教，我二话没说就应了下来。 ”应下来的孙泽普心里忐忑，赶紧给自己充电。他来到大连市疾病防控中心，找专家咨询，“我首先询问，即将被羁押的嫌疑人和犯罪分子们有着什么样的心理特点，我应该怎么和他们相处，再就是，怎样防止这些人破罐子破摔，作为管教我怎样应对。当然，我还问了艾滋病毒究竟是怎样传播的。 ”
　　孙泽普准备就绪开始工作，他很快迎来了第一个感染艾滋病毒的犯罪分子吉利。吉利，外地人，因吸毒感染艾滋病毒，有着20多年的注射海洛因史，因盗窃被羁押。
　　吉利感染艾滋病毒有10年的历史，刚被羁押时，对抗情绪特别强烈。他脸色发黑，特别瘦，胳膊、腿上都是针眼，毒瘾发作时浑身抽搐，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移动的骷髅。
　　看守所给吉利准备了新的被褥，为了控制其毒瘾，看守所派了10个人看管他，渐渐地，吉利的对抗情绪减轻，加上看守所还坚持给他药物戒毒，吉利的精神一天天好了起来。
　　孙泽普常和吉利聊天，他建议吉利回到社会后坚决戒毒，“艾滋病毒没你想象那样可怕，有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只要戒了毒，活个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没问题。 ”孙泽普循循善诱，吉利听得也认真，3个月后，吉利胖了十几斤，毒瘾也渐渐消失。“他出去时，精神状态非常好，到了外面立即给我打电话，让我放心。 ”
　　案例 咬伤大连警察的扒手也在这里
　　“我很感谢孙管教，进来后，我感冒都是他给我买药治疗，我是个男人，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外力冲着记者说。
　　还记得那个咬伤便衣警察大涛的犯罪分子吗?本报曾对那次抓捕行动进行过深入报道。他叫外力，今年32岁，从外地来连，因妨碍公务罪被捕。从6月23日起，他也被羁押在看守所。
　　采访中，记者旁听了孙泽普和这个已经胖了十几斤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一番对话：“我根本没咬他，脚丫子多臭啊，我怎么能下口呢，再说我和他又没有仇，我为什么要把艾滋病毒传染给他? ”“我觉得自己没感染艾滋病毒，再说我吸毒时间也不长，才3年。怎么能感染艾滋病毒呢?我是个好人哪! ”
　　外力的胡说八道被孙泽普严肃训斥，脸通红的外力这才承认：“我吸毒8年了，被那警察抓住时，是我告诉他我有艾滋病毒的，我就是不想被抓进来! ”“我很感谢孙管教，进来后，我感冒都是他给我买药治疗，我是个男人，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外力冲着记者说。
　　外力说，他和妻子结婚多年，妻子是人民教师，儿子十多岁了，上小学四年级。“嗨，我就是好奇才吸毒的，谁想到能被感染艾滋病毒呢，是不是有人害我啊，我出去后，想回老家和妻子儿子在一起，而且要戒毒。 ”外力的表现在孙泽普看来极其平常，“大多数嫌疑人、犯罪分子刚被羁押时，都带着对抗情绪，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就像有了通行证似的，甚至他们有时恶意地攻击别人，包括我。 ”
　　案例 21岁的犯人阿江惦记只有两岁的儿子
　　“我对不起老人，也对不起儿子，我不知道儿子是否被感染，心里实在是惦记他，等我的案子判刑了，我会好好改造，出去后，好好地对待家人。 ”
　　从2009年至今，有40多个感染艾滋病毒的嫌疑人、犯罪分子曾被羁押在大连市看守所。其中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50岁。令人痛心的是，那位50岁的犯罪分子一家三口都因为吸毒感染了艾滋病。
　　记者采访时，羁押室有6个犯罪分子，阿江是其中年龄最小的，阿江个头也很小，今年21岁，有个两岁儿子。阿江和同龄女友同居多年，俩人都因吸毒感染艾滋病。
　　阿江的父母都是银行退休职工，按理说，家境优越的阿江不该走上吸毒、抢劫的犯罪道路。“我就是找刺激，所以才吸毒，没钱了，我就想到偷钱，要是有人反抗我就抢劫。 ”
　　阿江的活动范围在大连火车站、唐山街一带。今年7月，他因抢劫一女士皮包被同伙供出，8月12日被羁押。“我来大连7年了，女友因为吸毒头发都快掉光了，她现在也得了艾滋病，我都不愿意想象未来的生活。现在儿子被妈妈带回老家，父亲有心脏病。我对不起老人，也对不起儿子，我不知道儿子是否被感染，心里实在是惦记他，等我的案子判刑了，我会好好改造，出去后，好好地对待家人。 ”“出去后，要是有人找你吸毒，或者找你再次行窃、抢劫，你还会参与吗? ”孙泽普问他。阿江沉默了一会，缓缓地说：“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戒毒，我还年轻，还想好好地活着……”
　　孙泽普介绍，与阿江相似的犯罪分子、嫌疑人很多，“有的犯罪分子的父母还是国家公务员呢，家境都不错，不知道他们怎么就迷上吸毒，怎么就感染了艾滋病毒。真替他们难过! ”
　　差点被咬伤左手
　　曾攻击孙泽普的犯罪分子李某，从外地来连，常年在沙河口区兴工街一带拎包行窃，是个二进宫的犯罪分子。李某身材精瘦，但是力气很大，一次，他趁孙泽普不注意上前就要咬其左手，孙泽普迅速抽回左手，将其制服。“你们凭啥羁押我呀，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我有票(艾滋病感染证明)，我能饶了你吗? ”李某不服气。孙泽普对李某的行为非常吃惊，也非常气愤，他想起家人的担心和朋友的逐渐疏远，心里很委屈：“委屈能怎么样呢，我是警察，面对这些艾滋病犯罪分子、嫌疑人，我就得承受着他们的不稳定情绪带来的后果。”镇定后的孙泽普告诉李某，从做人的角度上替对方着想，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两人再谈话。
　　后来，李某主动找孙泽普聊天，服软了：“我以为你肯定得收拾我呢，你真是个爷们，我错了，不该怪你，也不该害你。请你原谅我。 ”
　　管教孙泽普:朋友们不理解，我很少参加聚会
　　按照管理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内，判决后余刑不到一年的犯罪分子都将在大连市看守所羁押。从2009年9月至今，两年多的时光里，有40多个嫌疑人、犯罪分子曾在这里被羁押，其中有两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并发症离开了人世。
　　说到自己的特殊管教生涯，孙泽普感慨颇多：“因为看守所实行的无距离监管，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些人有可能恶意攻击我们，但是还是没做任何防护措施，就是不想给他们造成心理压力。家人已经在我的不断解释下，渐渐习惯了我的工作状态，但是朋友们不理解，我现在已经很少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了。 ”
　　(文中犯罪嫌疑人及犯罪分子均为化名) 首席记者王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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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鞋匠砍死艾滋病人 只因收了5元
擦鞋匠砍死艾滋病人 只因收了5元钱
邱福生
&&&&“我是艾滋病人我怕谁？&”
&&&&这就是管利鸿的逻辑，他借自己是名艾滋病人，逐渐成为五爱街“一霸”。在这个东北地区数一数二的商贸集散地，管利鸿靠敲诈小商人来维持自己吸毒的开销。他甚至连擦鞋匠邱福生也不放过，屡次以“不给钱，就杀人”相威胁。就在管利鸿扬言要“杀死邱福生”时，反被邱福生夺刀将他砍死。前不久，这起震惊全国的擦鞋匠怒剁艾滋患者案在沈阳开庭审理。
邱福生
&&&&原名邱峰，31岁，1978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通江口乡义兴村，在家排行老四，16岁时只身一人来到沈阳，最初在饭店打工，后来看到鞋城门口有擦鞋的摊位，便开始了露天擦鞋的营生，一干就是11年。
&&&&从一元钱擦一双皮鞋开始，经过多年努力，邱福生于2008年年初，终于在沈阳市南乐郊路119号租了个铺面，开了一家擦鞋店，谁知半年后便出事了。
管利鸿
&&&&40岁，人称“鸿哥”，经常在沈阳五爱市场附近的“温州一条街”出没。&日，管利鸿曾因涉嫌敲诈勒索市民张志友28000元，被东陵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记者从有关部门得到的材料显示，管利鸿从1993年便开始吸毒，并多次被强制戒毒。&2008年5月份，管利鸿在沈阳市公安局戒毒所强制戒毒期间，为早日离开戒毒所，吞下饭勺自残。戒毒所在抢救验血过程中怀疑此人患有艾滋病，后经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日做出权威检测，确定该人确实患有艾滋病。
&&&&2008年6月初，管利鸿以吃饭后拉肚子为由，敲诈勒索温州一条街蜀香红饭店老板齐俊明2000元，齐俊明最终给了管利鸿1000元。据温州一条街五金店老板李春玲反映，管利鸿还曾敲诈过温州一条街某理发店，理由是“洗发水导致其头皮化脓”，他开价3000元，最后索要了1500元，并迫使该理发店被迫搬走。
1
那一天
擦鞋匠怒砍艾滋病人
&&&&日21时25分，管利鸿来到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南乐郊路119号的邱福生擦鞋店取鞋，这时擦鞋店已经关门了。小工王凯把门打开，把鞋交给管利鸿，并跟他说这次擦鞋应该给5元钱。此前管利鸿曾多次来擦过鞋，邱福生知道“鸿哥”的名字，从来没收过钱。
&&&&一听有人敢向他要钱，“鸿哥”生气了，斜眼看着王凯称“鞋被擦坏了”，接着就拿出甩棍猛砸王凯脑袋、胸部和身上几下，接着开始砸店里的修鞋机器和门窗。当邱福生赶到鞋店后，管利鸿让邱福生赔5000元钱，不赔就要“弄死邱福生，店也别开了”。
&&&&无奈之下，邱福生报了警，警察将管利鸿带回了派出所。管利鸿从派出所出来后，于第二天上午9时，和朋友开着车再次来到邱福生擦鞋店，进门就开始砸东西，“你还敢报110，昨天我把派出所砸了，能把我怎的！”然后转身回到车旁，嘴里嚷嚷着要拿刀。邱福生、王凯闻听此言撒腿便跑。后来邱福生“服软”了，给管利鸿打电话说，同意给他1000元钱。
&&&&“我不要钱了，要命！&”管利鸿大摇大摆地来到擦鞋店，提出要6500元钱：1500元是鞋钱，5000元是另外的损失，不赔就弄死邱福生。邱福生说自己只有1000元钱，管利鸿恼羞成怒，举起自备的菜刀就砍。出于生的本能，邱福生拼命将菜刀夺下，砍了管利鸿20多刀直到其撒开手为止。
&&&&之后，邱福生从后门逃脱，因怕管利鸿追来，他拎着菜刀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并让民警打120急救电话。管利鸿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因受锐器砍击导致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而死亡。
2
这一天
200名邻里为擦鞋匠请愿
&&&&今年3月16日上午，邱福生被控故意杀人罪案，在沈阳市中院第九审判庭开审。偌大的旁听席坐满了人，其中包括邱福生的家人和管利鸿的家人，但更多的旁听者是邱福生从前的街坊邻居。庭审前，印满红手印和身份证复印件、联系方式的街坊联名请愿书被提交至法院。记者近日得到了这份请愿书，并逐一数了一下，上面整整有200个名字。
&&&&在庭审中，邱福生连砍24刀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成为控辩双方交锋的焦点。
&&&&检方认定：邱福生确实夺下了刀，因而具有防卫性质，但夺下刀后危险已解除，连续追砍有防卫过当的嫌疑。
&&&&管利鸿代理律师认为：管利鸿有被谋杀的可能。
&&&&管利鸿的姐姐管利萍表示：3刀都可以接受，但24刀太狠了!
&&&&邱福生：砍剁出自本能，当时不是我干死他，就是他干死我。管利鸿举起刀要砍我，我听说他有艾滋病，怕他传染给我，一下冲上前把刀夺下来。
&&&&邱福生的辩护律师、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洪文分析称：涉案菜刀如果是由邱福生事先准备好的，那菜刀应该一直控制在邱福生手里，不可能存在往回夺刀的环节，其手臂、手掌、手指上更不会留下争夺菜刀时被菜刀划伤的痕迹。至于管利鸿人高马大，为什么持刀砍人却反被身材矮小的邱福生夺下并被砍死？那是因为人一旦被逼入死亡境地，基于生的本能而爆发出的抵抗力量是巨大的，是具有毁灭性的。另外，管利鸿看似高大的身体也被其15年的吸毒史及艾滋病毒无情摧垮了，是正义与运气让邱福生得以生还。
&&&&邱福生表示，当时管利鸿抱住他，不让他跑。情急之下，他闭上眼睛，对着管利鸿一顿乱砍，“我当时蒙了，直到他撒开手”，邱福生砍这24刀用了不超过1分钟。
&&&&庭审即将结束时，邱福生缓慢起身，向死者家属浅鞠一躬，“希望你们能理解。希望法律给我公正判决，谢谢法官。&”
&&&&管利鸿的姐姐管利萍则用极端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如果杀人不偿命，我们就杀了他。&”
3
变了天
两个家庭的生活发生了转变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邱福生还要在沈河区看守所里呆一段时间，而铁窗之外，邱、管两家人的生活也因为这桩血案发生了转变，用邱福生妻子杨丽的话说，“我们家的天变了”。
邱家
&&&&“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敢把事情告诉老父亲，72岁了，怕他受不了。&”杨丽说，“邱福生是个孝子，以前每周至少给老父亲打两次电话，但今年春节没回家，老人似乎察觉出来了，一个劲地问。&”
&&&&“弟弟的儿子今年10岁了，经常说想爸爸，但没在我们面前流过一滴眼泪。&”哥哥邱福军说，“为了让孩子安心学习，同时也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我们把孩子送回老家了。&”
&&&&“过去福生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现在没有他，我们每天的收入仅仅能维持生活，不敢奢望以后供孩子读书，买房子把老人接到沈阳来看病养老，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杨丽哭着说。
管家
&&&&姐姐管利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弟弟在家中排行最小，原本是个孝子，但“吸毒后的管利鸿整个人都变了。”管利萍几年前便下了岗，目前每个月只有千余元收入，但就这些钱，管利鸿也惦记着，“他曾管我要过钱”。
&&&&血案发生后，管利鸿78岁的父亲长病不起，左眼几乎失明；70岁的老母亲如今全靠姐姐管利萍照顾，管利鸿的儿子小宇今年17岁了，正在读中学，全家每月只有管利萍1000元的收入维持生活，同样十分艰难。“养老、供孩子上学都需要花钱，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该怎么生活。&”管家人说。法庭上，他们要求邱福生赔偿各项损失近60余万元，“但是他们家能赔得起吗？&”
4
看明天
国家相关监管迫在眉睫
&&&&日，也就是管利鸿抓了又被放的第二天，派出所到沈阳市疾控中心调取管利鸿的化验报告，并打听到抚顺有一家专门管理传染病人的地方，也正是这一天，命案发生了。
&&&&案件还未宣判，结果不得而知，但本案背后却凸显目前我国在监管艾滋病人犯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警察不敢抓，抓了没处关，关了没钱治。“如果有一个专门关押艾滋病犯人的地方，给他们治疗，帮助他们，相信这桩血案不会发生。&”在记者调查中，无论是邱家人还是管家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警方和双方律师也表示，国家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对艾滋病犯人“捉了又放”的局面。
&&&&艾滋病患者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类新型犯罪人群，艾滋病人不能与其他人羁押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极易造成艾滋病的传播，只能隔离关押。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各地鲜有对艾滋病人进行单独关押的场所和相关必备条件。“以前武汉曾经出现了一个艾滋病犯人，为关押他，武汉警方专门为他设立了看守所，6名警察看管一个人，每个月各种支出达数万元。&”孙洪文律师告诉记者，“目前全辽宁省没有专门关艾滋病人的地方。&”
&&&&一位办案法官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法律在惩治艾滋病等传染病人犯罪上还存在限制，很多法律法规都把传染病犯人拒之门外。记者了解到：
《看守所条例》规定：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不予收押；《强制戒毒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患有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不宜收入强制戒毒所，而应当限期在强制戒毒所外戒毒；《监狱法》规定：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不收监；收监后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对于一些患急性传染病的犯人来说，法条的精神体现为尊重人权。但对于艾滋病犯人来说，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为此，孙洪文律师建议，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关怀力度，救助和治疗艾滋病人，做好心理干预工作，避免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甚至是仇恨社会、报复他人的想法；另一方面，要加大治理艾滋病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力度，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针对艾滋病人的强制措施和隔离关押制度，建设集救治、改造、关押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关押场所。&B02a&记者王磊&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