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会计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以事实为例_论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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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以事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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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知青作家群體談「文革」
迷失的一代：歷史的傷痛從灼熱的書本中時隱時現
——知青作家群體談「文革」
作者：梁麗芳著／聶茂編譯
【編譯者前言】我在新西蘭懷卡托大學圖書館借到一本英文專著《初升的太陽——與中國「迷失的一代」作家對話錄》（Leung,
Laifong, Morning Sun——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1994）。該書厚厚的近五百頁，有一個較長的序言，概括了文革一代作家的歷史背景、教育情況和種種困惑等。全書每一章單列一個作家，具體對話前，對每個作家的生平、家庭出身和代表作進行簡介。整部書文字優美，清新活潑，簡潔明快。本文除作家李銳外，其餘作家的對話（刪去了提問部分）均出自該書。特此鳴謝！同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翻譯轉錄時，我進行了摘錄，刪去了一些敏感性的東西。此外，知青作家群中代表作家之一的韓少功、阿城等沒有收錄進來，這是頗為遺憾的。謹此說明。我出生於「文革」爆發的那年，對於這場史無前例運動的認識並不直接，但歷史的傷痛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從灼熱的書本中浮現出來。閱讀此書時，仿佛遭到了一記重拳，心中的震撼久久不去，於是，我連續讀了二遍，並將一些重點言論記錄下來。作為一篇備忘錄，我鄭重其事地轉錄於此，旨在提醒人們：前車之鑒不遠，警惕再警惕，決不能讓歷史重演！
　　引子：「如果說靠上山下鄉運動成為作家，我寧願不是一個作家。我只能說，百分之九十九是犧牲。」
　　那是一段無法回避也無法抹去的痛苦的歷史。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讓毛澤東實現了他的一個重大目標：把大部分知識青年流放到農村去。
　　《紅衛兵之歌》唱遍了全國的山山水水。
史鐵生說：「在當時，紅衛兵還是一個特權階級。」
　　當人口膨脹和失業人數在城市越來越變得嚴重和中學生畢業後要去的地方越來越短缺的時候，送知識青年去農村被作為一種有效的解決辦法。同時，由於文革爆發，紅衛兵越來越失控，因此，在政府眼裏，流放這些不安份的年輕人去遙遠的農村是消除派系之爭和減少潛在社會隱患的快速而有效的辦法。
　　有意思的是，當時大部分青年都主動申請奔赴農村（陳村等人例外）。正如鄭義所說：絕對沒有人逼我們去，相反，是我們自己寫血書，主動申請去的。我們想通過實際的鬥爭，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陸星兒、張承志和陸天明等人也和鄭義一樣，都是寫血書，申請到最遙遠的地方去。而張抗抗和朱曉平則聲稱，他們幾乎沒有想下去後還是否能夠再回來。
　　老鬼指出：上山下鄉運動一開始時，幾乎我們班上所有的好學生都下去了。我如果呆在城市，就會感到很丟臉的。但是後來，為了回城，朋友互相背叛，女人失節給當地做官的事比比皆是。
　　在知青生活中，生活和安全都沒有保障。更不提用男女之間的事情了。一對青年男女要是一起散步，被抓住都會當眾受到荒唐的侮辱和嚴懲的。梁曉聲坦承：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我沒有任何羅曼史，連那種正當的欲望都被壓抑得沒有了。我們有意無意壓抑自己所有的欲望，花了所有的時間都爭做「模範青年」。
　　陸星兒也說：對我而言，我有那種欲望是到了二十八、九歲的時候，因此，我從不承認我超過三十歲，因為最美好的十年完全浪費了。她的哥哥陸天明則說，個人自由受到嚴格限制的。沒有長官的允許，知青不能離開軍墾農場。由於他們的戶口也被永遠地遷到了那裏，幾乎沒有希望返回城裏去，因此，許多人絕望了，有不少人自殺的。
　　知青與當地農民的關係是各種各樣的：史鐵生與農民的關係較好，所以他後來寫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李杭育則認為他常常被當地人欺負。而王安憶和孔捷生覺得他們無法與當地人溝通。尤其讓人痛苦的是，無論他們多麼努力勞動，如果沒有他們家庭的支持，他們還是活不下去的。他們很快就有了一種被欺騙和被拋棄的感覺。
　　陸星兒說，當我離開上海時，我沒有哭。但到了北大荒後，僅幾個月後，我就憤恨起來。我不喜歡那原始的和艱苦的生活，最憤恨的是，那些高幹子女都紛紛回城去了。
　　1971年的林彪事件，給了知青們一潑冷水。孔捷生和陸星兒說，他們很震駭，想不通：林彪一直宣稱最忠於毛主席，還被毛主席用憲法規定為自己的接班人，怎麼突然間就成了企圖殺害毛的人了呢？
　　從1978年末到1979年春，知青回上海探親時，他們聯合起來，舉行了較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要求回城重新分配工作。而新疆和雲南的不少知青也舉行集會，要求回到原來戶籍所在地去。
　　因此，從1979年開始，政府頒佈政策允許知青回城，除了那些已經與當地人結婚或當了幹部的人。結果，有些知青實際上居住在一起，甚至有了孩子，但沒有最後結婚（他們知道一旦結婚就真正「紮根」了）的人就面對了難題，於是同居的分開了，有了家庭的破裂了，孩子也被拋棄了。在農村「鬧革命」十餘年，最後，他們都像逃離地獄般地返回到城裏來，真是噩夢一場。特別是一些女知青更慘，她們被村幹部或軍墾農場領導強姦。返回城裏後，她們的年齡都有二十八九或三十出頭了，都是老姑娘了。因此，她們不僅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她們也失去了戀愛、結婚的最佳時期。她們是加倍的受害者。
　　在農村，理想主義受到了嚴重挫傷。
　　史鐵生說：在北京我們被告知，社會主義是天堂，但我們一到達農村，我們就看到了乞丐。我開始懷疑宣傳的真實性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在哪里了。
　　王安憶回憶自己像逃地獄般地回到了城裏，她對重新回去看看毫無興趣。她堅持認為，「如果說靠上山下鄉運動成為作家，我寧願不是一個作家。我只能說，百分之九十九是犧牲。」
　　陳村：知青運動是命定要失敗的。
　　——陳村，1954年出生。回族。
我對去農村沒有任何熱情……事實上，農民們也不要我們去他們那裏，因為沒有足夠的土地。我們對他們只能是負擔。
　　我批評梁曉聲的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我認為他寫的並不真實。一方面，他批評了當官的腐敗，另一方面，他創造了一個‘清官’仿佛能解決所有問題。他這樣做使兩方面都高興：普通百性能看見他是在責備當官的；而官方則認為，只有「當官的」能解決所有問題……梁曉聲不是第一個這麼做的人。
　　此外，小說中有許多細節不真實。尤其讓我受不了的是，小說中的幾個知青主人公，在梁的安排下，繼續呆在農村，成了英雄；而回到城裏去的則像老鼠一樣東逃西竄。
　　我認為這種態度是不合適的。
　　知青運動是命定要失敗的。梁曉聲處理這種回城知青是基於個人主觀的感覺，不是從廣闊的歷史遠景上去看的。因此，即使小說中的英雄被鼓勵把熱血灑在北大荒上，而最終他們發現他們的奉獻是愚蠢的.
　　搞創作應該要有自己的良心。在中國，總是有那麼一些作家喜歡按照政府的要求去思考和寫作的。
　　當我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意識到我是回民。我的父親不是回民，但我的母親是的。我也能夠選擇說不是一個回民，因為在我出生前，我的父親就去世了。我是被母親帶大的。實際上我感到自己更像一個回民而不是漢人。我的母親至今還保留著許多回民的習慣。
　　我開始在農村吃豬肉時，因為要是我不吃，我也許就什麼也吃不上了。因為清真祠是為伊斯蘭信仰者的地方，我不是他們中的一員，所以我不應該去。
　　我從不認為回民受到歧視。相反，他們受到許多優待。比方，人們做同樣的事，少數民族的人就會比漢民多得幾塊錢。而大學入學考試，少數民族的錄取分數線要比漢族的低一些。
　　共產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他們不喜歡宗教。早在孩童時節，我就被教導說「宗教是一種精神鴉片。」我也不是很關心宗教。我認為它是存在的，在形式上像文學和藝術。
　　在我看來，中國似乎沒有宗教。而文革的極端就是要扶起一個宗教。
　　陳建功：我對那個時代特別憎恨，但我卻用筆讚揚了它。
　　——陳建功。1949年出生。
　　當我十一歲的時候，我的名字前就加上了「狗崽子」帽子。「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是「血統論」的暴力注釋。
　　「成分論」導致了社會的憎恨情緒。現在那些當官的子女都去從政去了。當我們去農村時，他們去參軍。我們回城失業時，他們已經是畢業了「工農兵」大學生。而我們去大學要參加嚴格的篩選考試。當我們從大學畢業後，被分配一個普通工作時，他們已經當上了官，或利用他們父母的權威開了公司，做對外進出口貿易。有些甚至直接到國外去開公司，慨了國家，肥了個人。總之，無論我們怎麼努力，怎麼苦幹，我們永遠比他們落後一步。這當然就會產生衝突。
　　應該說，1986年的學生遊行就是這種潛藏衝突的見證。
　　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以我的名義第一次發表東西的是一首小詩，叫《歡送》，發表在1973年的《北京文藝》上。
　　可悲的是，那一年，煤礦工人推薦我去上大學，但單位領導不同意，我的名字被一個老紅軍的兒子頂替。我很憤怒。我寫了這首詩送到《北京文藝》去，被發表了，這首詩表示對「歡送」這個頂我的人去大學。
　　我對那個時代特別憎恨，但我卻用筆讚揚了它。這不僅僅是我的悲劇，這也是大部分中國作家的可悲現象。要是一個人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失去自己獨立個性的痛苦，他就不會珍惜它。今天許多作家沒有個性，這是很可悲的事。
　　文革的時候，有些個人等級差別已經影響了我對待生活的看法。例如，我娘去世後，我去買骨灰盒，我竟發現有三種不同價格的骨灰盒，它們分別是六十、八十和一百四十元。那最高價格的是為那些高官們的。我情不自禁地想，這是多麼滑稽的悲劇啊。
　　在大學第一年，我完成了一個劇本叫《奔向二千年》。我被邀請去上海與製片廠的導演見面。在那裏，我被告知，要是我改一下劇本的內容，使之變得積極一些，它就可能拍成電影。我拒絕了。
　　中國知識份子有一個頑疾，他們要當官，他們生怕他們的才能得不到承認。
　　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運動時，作家們都被摧著「表態」，但我拒絕了。
　　在1984年有一個「抓犯人」的活動，我被安排去抓他們。真是很可笑的事。在當官的人心裏，人們犯罪是因為我們寫的東西「污染」了他們。因此當政府說要抓犯人的時候，他們立即將作家們聚到一起，讓我們去做這項工作。這叫「以毒攻毒」。如果我們拒絕，他們就會找我們的麻煩的。所以我必須去。
　　這使我想起在煤礦時的一件事來。一些煤礦工人和我訓練老鷹去抓兔子，叫「熬鷹」。這個方法是這樣的：我們用一根小繩子套住老鷹的腳，然後迫使它日夜不停地飛，不允許它睡覺。我們自己輪留睡覺。只要老鷹要睡覺，我們就打它。經過三天三晚後，它變得馴服了，最後乖乖地蹲在你的肩頭上。你然後命令它去一段距離外抓取東西並要它沿著直線飛回來。要是它試圖逃走，你就再折磨它。最終它就很聽話了。
　　程乃珊：文革帶給人類最大的災難不是毀壞了多少物質上的東西，而是毀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程乃珊，1946年出生。
　　在讀了《生死於上海》後，我終於意識到，文革帶給人類最大的災難不是毀壞了多少物質上的東西，而是毀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現在社會上，即使看到有人快要死了，人們也不會伸出幫助之手來。我們已經讀過一些報導，說有人落水了，岸上的人不願去救他。有人做了好事，反而成為笑料。我真擔心我們這一代人將會變成什麼。今天的年輕人太實用主義，缺乏基本的道德觀念。因此，我覺得作家有責任去喚醒這些人。
　　小說《藍屋》結尾是編輯要給它加上一個「光明的尾巴」的。他要我給主人公顧鴻飛（音譯）一個安慰獎。因為他沒有重新贏得「藍屋」。這個編輯要我將顧選成是城市委員會委員。他說要是不這樣就顯得不清楚顧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實際上，顧是一個失敗了的知識份子。我要表達的就是這樣子的。可是發表出來後，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迷失之處。
　　鄧剛：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莊家，要是必須的話，我就跟著喊口號，直至裝得激動得淚流滿面。
　　——鄧剛，1945年出生。
　　我一開始就感到文革很可悲。我喊那些口號僅僅是保護自己。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莊家，要是必須的話，我就跟著喊口號，直至裝得激動得淚流滿面。否則的話，我就一言不發。我別無選擇，如果不這樣，像我這種背景的人很難能在文革中倖存下來。
　　因為我出身在一個「現行反革命」家庭裏，所以，無論我多麼努力工作，我總是與「先進工人」的榮譽無緣。
　　那時，完全沒有敵人來進攻，可成千上萬的人高喊與敵人「血戰到底」。造反派可以在任何時候闖進任何家庭，一個不經意的玩笑可能導致死刑。數千高分貝的喇叭日夜廣播著革命口號和革命歌曲。八十多歲的老人也要被迫去跳「忠字舞」，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七八歲的小孩也扛著木槍，隨時準備為國獻身，因為「牛鬼蛇神」和「地富反壞右」分子被懷疑到處都是。這些人被押著，戴著高帽子，胸口上掛著標牌，臉上塗著墨水，在大街上遊行。
　　經歷了文革後，作家們（像大部分中國人一樣）變得「聰明」起來，不願得到麻煩。
　　那些年的扭曲使我的生活變得像一頭被閹割的老牛。有時，我在公眾場合顯示了一下真實情感，但立即就後悔把自己的心敞開給別人太不應該了，同時提醒自己下次一定更加小心。
　　我沒有寫關於文革題材的小說有兩個原因：一是傷痕文學裏已經有很多故事已經寫到了這類故事。二是對文革是不是值得寫我很矛盾和悲觀。有時當我偶然翻看我拿著「紅寶書」的照片時，就會有一種電擊的感覺震駭我。我為中國人和為我自己害羞。一個有著古老文明國度的人怎麼會被扭曲和被愚弄到如此的境地？我確實沒有勇氣去回憶它。
　　胡平：如果再有人說我是「婊子的兒子」，那麼他們也是。當我們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時候我們不平等，只有當我們都是「婊子的兒子」時我們扯平了。
　　——胡平，1948年出生。
　　當毛主席發動「炮打司令部」和反對各省市「資產階級走資派」時，我是很高興的。簡單的一點就是復仇。因為我們班上所有那些來自高幹家庭的子女都很傲慢和自高自大，總是威嚇像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現在一夜之間，他們也成了「走資派」的子女，突然間我們覺得平等了。換句話說，如果再有人說我是「婊子的兒子」，那麼他們也是。當我們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時候我們不平等，只有當我們都是「婊子的兒子」時我們扯平了。
　　在學校，從班長到共青團員每個人都控制我、欺負我。現在一夜之間，那些壓迫都倒掉了。我想，過去是普通百姓受批判，現在毛主席要党本身讓受批判。
　　那時即使我受到政治歧視，但我仍然認為毛主席是對的。例如，我認為「成分論」是對的，毛主席是個偉人。
　　「四人幫」倒臺後，出臺了許多政策糾正各行各業的錯誤，但沒有關於紅衛兵的對策。其實即使沒說，但上層還是把紅衛兵當作四人幫的社會基礎。例如，1986年的學生遊行就被責備是前紅衛兵的行為。
　　今天大部分前紅衛兵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他們失去了一切：青春，教育，和愛情。當他們應該接受教育的時候，他們不能得到教育；當他們應該戀愛的時候，他們沒有機會去做。有些乾脆放棄了所有的希望，結了婚，因為是到了結婚的年齡了，結果有了孩子，社會正希望他們這樣。沒有正規的教育就沒有正規的資格。他們被拖進沒有技術的粗活。特別是那些比他們年輕的兄弟姐妹因為得到良好的教育比方甚至出國留學讀研究生和博士生而生活過得比他們好得多，他們特別傷心、難過。還有一些前紅衛兵他們得不到提升、得不到入黨和分房因為他們在文革時曾經犯下的錯誤。
　　孔捷生：我參加的第一場鬥爭會是批判我的班主任。
　　——孔捷生，1952年出生。
　　文革開始時學生攻擊老師是因為他們沒有給學生們公正的分數。我們很高興，我們能夠有機會釋放我們自己了。
　　我參加的第一場鬥爭會是批判我的班主任。要是目標是別的我不認識的人，我也許只是一個旁觀者，可他是我的班主任，我那時還是七年級學生，的確超出了我的理解。它使我震驚。
　　有一個高級教師，他被揭發的是一個女學生，這個女學生宣稱她是一個革命者。她控訴這個老師誘姦了她。她還公開了性愛的具體細節。我認為她說的是真的，這又使我震驚。
　　幾乎每週一次，一個農民或一個工人被邀請到學校作憶苦思甜的報告會。他們揭露了在舊社會受的苦，說得同學們都哭了。
　　那時學生們被鼓勵向工人農民學習，我迫不及待地逃離了學校，因為在那裏我是二等公民。
　　1968年「大串連」結束後，我們一回到廣州，就被安排去農村。
　　在學樣佈告欄裏，是學生們下農村的名單。令人感興趣的是，去各個地方的男女學生在數目上是平等的。由此可以看出，上面是希望我們這知青互相結婚，生子，永遠紮根農村。可當時我們誰也沒想到我們一去就不能回來了。他們連結婚這類事都替我們安排好了呢。
　　起初，我認為農民們很歡迎我們去，但後來我意識到他們確實不歡迎我們。我們被送到那裏工作，沒有訓練，也沒有任何安全保障。
　　在那裏生活十分單調無味，我們有許多禁令：不准有任何娛樂活動，也不准給家裏打電話。更壞的是，我們也不准讀自己的書。我們沒有管道發洩我們的思想，生活變得毫無意義。
　　我記得一個女知青到達軍墾農場後，性格變得內向和憂鬱。後來得了神經病。沒有人同情和關心她。相反有人喊她「瘋子」。一次有人乾脆拿起一條死蛇圍在她的脖子上，從那以後，這個女知青徹底瘋了。這個女知青的家人也不關心她。最後當地一個又醜又窮的農民要娶她。她的家人來看了她一眼，同意了。
　　我十分震驚，人為何變得如此殘忍。
　　這個事件使我想到：自從四九年以來，人道主義就從我們的教育系統裏消失了。我們學到的課本講的是階級鬥爭，我們看的電影也是一樣的。所有這些都是反人道主義的。我再也忍受不了這種生活。我擔心有一天我也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1971年的林彪事件更是震驚和開闊了我的視野。那天晚上，所有共青團員突然被召集開會。會後，當每個人死氣沉沉地回到宿舍準備睡覺時，鈴聲驟然響起，又要開另外一個會。我們都猜測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當我同房的人最終回來時，他的臉色十分蒼白。我問他發生什麼了，他只是說，「無法想像。」我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搖搖頭，說出同樣的話。弄了好久，最後他才神經兮兮地告訴了我事件的真相。刹那間，我覺得我們所有的人都被欺騙了。
　　1976年我回到廣州。在當時，知青必須要有病或特殊的藉口才能回城。碰巧在我的膝蓋下有一小塊骨頭有點突出。它可以看作是被一些無理性的打鬥留下來的傷。實際上它並不痛，從我孩提時代就有了。它不是病變或其他毛病。大串連那會兒，當我走路走累的時候，我也是用它作藉口上了一輛卡車。這一次我又是用它回了城。
　　老鬼：那些背叛過我的人，他們的憎恨比我對他們的深得多。
　　——老鬼，1949年出生。
　　在鬥爭會上，我最親密的朋友最狂熱地批鬥我。因此，從那時起，我對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任。
　　後來回城後，那些背叛過我的人，他們的憎恨比我對他們的深得多。正因為這個原因。我不再與他們交往。
　　林彪曾經評說過一句話很對：「上山下鄉是一種很噁心的勞改形式。」我現在明白了當年我們為什麼被送到農村去，是因為文革後期全國處於近乎失控狀態了。
　　李杭育：小說原來的名字叫《好運氣》，可編輯發表時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將它改為了《可憐的運氣》。
　　——李杭育， 1957出生。
　　那時，我母親月薪五十元，大姐是一個臨時工，每月只有二十元。她把節約下來的錢和糧票寄給我。那裏所有的知青都得依靠家庭，否則的話，他們根本活不下去。
　　當地人並不歡迎我們，但他們覺得與我們搞好關係純粹是出於政治的考慮。從一開始，他們就欺負我們。
　　本來，現代化過程常常將農村人口移向城市。可在文革時，由於工業蕭條，唯一的出路就是送城裏人去農村。這是歷史的倒退。
　　我創作的第一篇小說是1979年發在《西湖》雜誌上的《可憐的運氣》，小說講述一個知青熱望讀書，但他那裏什麼也沒有。一次他去一家種子店買瓜籽，令他吃驚的是，被用作包裹紙的竟是普希金的詩。他急忙返回該店買了更多的瓜籽，就這樣一頁一頁地，最後，一本普希金的詩集差不多被他全買下來了。小說原來的名字叫《好運氣》，可編輯發表時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將它改為了《可憐的運氣》。
　　我已經通過閱讀翻譯著作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精華，但是有些東西，沒有人能夠給我的，比方說民族的生命力，它是不能從書本裏面再生產的。它存在于這個國家的普通公民身上。我對非正統的東西很有熱情。我從來不從正統的東西裏尋找這種生命力。因為一旦這種東西被典藉化和模式化，它立即就喪失了生命力。
　　李銳：文革是一場所有的外國的和中國的「理想」加在一起，燃燒起來的廢墟。
　　——李銳， 1950年出生。
　　文革是一場所有的外國的和中國的「理想」加在一起，燃燒了來的廢墟。
　　所有怯懦的逃避，所有卑劣的矇騙，都是對於人的逃避和矇騙。我深知這追問的艱難。可這是無未能回避的艱難。
　　企圖‘客觀而真實’地表達現實和歷史的願望，是一種太過時、太簡單也太武斷的願望，是文學所難以負載的願望。
　　我不希望呂梁山在我的小說中僅僅是一個地理名稱，或者僅僅是做為一種地域文化的標誌。
　　面對歷史，我只有無語的茫然。
　　梁曉聲：毛主席說：「現在，紅衛兵小將已經犯了一個錯誤！」
　　——梁曉聲，1949年出生。
　　開始的時候，毛主席是很支持紅衛兵，他在天安門廣場多次接見數百萬紅衛兵，因為這些人在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鬥爭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然而，一旦紅衛兵的任務完成了，毛主席意識到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紅衛兵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這就是毛主席說的「現在，紅衛兵小將已經犯了一個錯誤」的原因。而身處狂熱中的紅衛兵當然不知道毛主席為什麼要這麼說。
　　總共有四十八萬知青被送到黑龍江的軍墾農場。嚴格地講，從我們到達那裏直到我們離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軍墾農場被建立起來。而大約有二百萬人在那裏生活。
　　在那時我們不太關心我們自己。我們不認為「自我價值」有意義。這個術語僅僅是最近才出現在中國的。那時的我們只是想著集體和民族。後來，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消失了，不滿和損失的感覺很快傳播開來。
　　連知青的穿著都影響著當地的村民。我記得當地人請知青幫他們從北京買鞋。後來，當知青離開時，當地人感到很消沉，覺得沒有熱情把生活變得更好。這種感覺在女孩中更加明顯。
　　在北大荒，光我呆的農場就有二百知青死在那裏了，有些被狼吃掉的，有些是溺死的，有些是挖井、開石、砍樹出了事故而死的，還有一些是累死的和自殺的。
　　有批評家指出，男性知青作家喜歡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溫柔和浪漫的女性，因為這反映了知青一代的生活態度。我完全同意這種觀察。這正代表我們要尋找已經失去的，也是對我們自身的一種檢查。
　　在長篇小說《雪城》中，我寫了一個老保姆，她是北京的前知青。編輯希望我把它寫成有幸福婚姻和積極進取的一個女子，但人物的性格不是那樣的。因為，當她年齡越來越大時，北大荒對她越來越有吸引力。她寫信給她以前的鄰居，告訴他們她要返回去。然而，她的鄰居回信說，他們的女兒要來參觀北京。當這個女兒來到北京時，老人要她講講村裏的柳樹。鄰居的女兒說村裏根本就沒有什麼柳樹。後來，這個女的被一個男人誘姦了，她不願意回去。在這個平樸的事實後面，要表達的是北大荒的那片土地已經在各個家庭成員中分裂了。換言之，前紅衛兵怎麼在那裏倖存呢？
　　陸天明：災荒很快到了。我們躺在床上是為了讓胃慢一點消化。
　　——陸天明，1944年出生。
　　1958年我才十四歲，是高中一年級學生。為了能夠去農村，我虛報了三歲。因為只有十七歲以上的人才有資格去。我們去了黃山腳下的一個村子。我是同去人中年齡最小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是上海戲劇學院一年級學生。那時我們滿腔熱情。我到達那個村子時是1958年正月。我在那裏與農民一起生活了一年。當時那裏仍然是「高級生產合作社」。我參加了「人民公社」的創辦活動。我記得在創辦之前，我們經過了「鎮壓反革命」行動大會，我們都要說清自己的歷史。
　　當地農民認為共產主義已經來臨了，因為他們去公社食堂吃飯不要付錢。他們都很渴望擺脫貧困，他們很容易相信當局的話。真奇怪農民們真的相信他們。中國農民真無知。因此，我們必須反省我們國民的劣根性。
　　災荒很快到了。在那裏，我作為一個老師，得到一時優待。我們上午得到兩碗粥，下午也是這樣。吃了上午那一頓，我教一會兒學生，很快就放學了，回到宿舍，躺到床上等下午的粥來。我們躺在床上是為了讓胃慢一點消化。
　　動員大批知青去新疆主要原因是解決上海的失業問題。「在三年困難時期」後，大學減少了招生人數。許多中學畢業生根本無事可做。只好將他們送到新疆去。
　　與這些學生同時送到新疆的是一批流氓和犯罪分子，他們是發配到那裏接受「勞動改造」的。我們離開上海後就到了一起，學生和罪犯唯一的不同就是衣服。前者穿綠軍裝，後者穿藍制服。還有第三組去新疆的，是那些已經放棄讀大學的學生。
　　那時，上海國際賓館需要一個作廚師的學徒，這被認為是一個好工作了。我本來可以接受這個職位的，但我推薦了另一個人去。幾年後，這個人做了主廚，當我仍然在新疆的時候。有一年我回來探親，他特地感謝我把這個肥缺給了他。因為當時街道革委會告訴我，我可以留在上海，並很可能提升為幹部。但那時我太熱衷於我的理想了。我壓根兒就沒有考慮自己的利益。就這樣，1964年有三四萬上海人被送到新疆去了。
　　從上海到新疆，我們要坐五天五夜的火車，到了烏魯木齊下車的時候，我們都頭昏腦旋。但要到我們的目的地仍然還要坐二三天卡車，那是距中蘇邊界只有三百公里的軍墾農場。有些女孩在路上就被司機強姦了。
　　在那裏生活特嚴，談戀愛是不允許的。因為這樣會分散精力。
　　沒有人敢離開，連私下談一談這種想法都不敢。因為誰要是說了，一定就認為是反對這項政策，就是「現行反革命」。同時，那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整個世界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解放，我們有責任來開發和建設好新疆。但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能否建設好這個地方。
　　實際上，我總是希望當一名作家。這就是我選擇要到新疆去原因的一部分。因為我認為這就是「到生活中去」，為我的寫作作準備。事實上，新疆的生活成了我創作靈感的最基本的來源。許多比我年輕的作家也是用知青生活作為他們創作的素材。我們對中國社會的瞭解是史無前例的。
　　我能夠說，在中國沒有哪一代比我們更能明白和體察中國社會的實情。如果沒有那些年的經歷，我就不能明白中國和它的人民。
　　我認為，知青小說像蘇聯衛國時期的小說一樣，它將會成為許多代作家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現在有關這方面的小說還僅僅是一個開始。
　　我現在寫的有關知青的小說著眼點在兩種不同的文化衝撞上。我覺得沒有教育的打敗了受了教育的。
　　1985年我回到新疆去看了一看。當我看到在那裏的朋友時，我的心都碎了。我曾是動員他們去那裏的人，現在我返回了城市，而他們卻繼續留在了那裏，再也不能返回。他們中不少人曾是模範工人，有些人堅信他們應該留在那裏，這些更帶有悲劇色彩。他們有十三個家庭共同請我吃一晚飯，我是如此悲痛，以致我什麼也吃不下。我意識到從心理學上說，他們的靈魂從來沒有回到過城市。
　　一個年輕女孩曾是街道革委會的秘書，是上海一個銀行的高官的女兒。她來自一個很文化的家庭。她能夠彈鋼琴，是從上海一個重點女子中學畢業的。她苗條而優雅。當她到了新疆農場時，她與一個勞改犯戀愛了。在那時她很企求進步，是人人都尊敬的模範。可現在她被人瞧不起。她結婚後，因為受歧視，她忍受了許多痛苦。
　　1985年當我參觀新疆時，見到她我十分震驚。她穿著一雙又大又黑的布鞋。她黑黑的皮膚使她看起來像一個老婦人。實際上她比我還年輕。她和她丈夫住在一個泥房裏。她的丈夫在一個中學教英語，也許因為生活的單調和心理的失控，她居然幫她丈夫強姦了一個女學生。
　　我知道在那樣一個特殊疏離的環境裏，她的心理已經失控了。她的丈夫因此蹲了八年牢。她則有三年被監控。我還吃驚的是她居然還使用文革的語言。她說她活著是為了階級鬥爭。
　　有些結了婚的人為了回城，用盡了種種法子或苦肉計。比方，要是A的妻子是當地人，B的丈夫是也是當地人，他們就會簽訂合約：讓A的妻子做B的丈夫，這樣，A和B就能夠回城了。許多古怪的合約為的就是回城這個目的。
　　由於人們在一個很嚴格的環境裏生活的時間太長了，突然間，讓他們多一點自由的時候，他們感到迷茫和不知道該做什麼。
　　陸星兒：我開始在《人民文學》工作時，還是一個農民。
　　——陸星兒，1949年出生。
　　1978年當我離開北大荒時，我走得是那樣匆忙，我沒有時間去想。而1984年當我再回到那裏時，我才知道，仍然還有四萬知青留在北大荒。在他們看到我之前，他們已經變得麻木了。但是一旦見到了我，他們立即強烈地感到我與他們之間的差別是多麼大啊。
　　在中國戶口鉗制了人們遷移的自由。它影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們一直很壓抑以至喪失了他們的創造力、精力和開闢新途征的勇氣。他們行動前要掐算每一步如何走才安全。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開始在《人民文學》工作時，還是一個農民。
　　莫言：我與叔叔沒有任何關係。即使我們在戰場上相遇，我不會放過他，因為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他是國民黨分子。
　　——莫言，1956年出生。
　　我是1976的參軍的。對鄉村的年輕人來說，文革期間只有兩條出路：一是參軍，另一條是成為「工農兵」大學生。而後者是很難獲得的，幾乎都是那些幹部子女。
　　至於參軍也是碰運氣罷了。那天有徵兵的人來了，我正在村辦企業裏做工。別的人也都不在，特別是村支書和生產隊長不在。這樣我就「混」了進去。但是當我到達部隊後，村裏還寫信去說我是富農成份而且我的叔叔在臺灣，因此應該退回村裏去。一個當官的找我去談話。我解釋說我出生的時候我叔叔早在1947就已經去了臺灣。而且他的家庭在解放前就已經與我的爺爺分開了。我與他沒有任何關係。即使我們在戰場上相遇，我不會放過他，因為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他是國民黨分子。我甚至引用口號：「親不親，階級分。」他認為我解釋得有道理，就同意我留了下來。
　　我之所以寫《紅高粱》有三個原因：一是我研讀了解放後的軍旅小說，我覺得很噁心。我要展示一種新的模式。二是我在高密縣長大，我對那裏的歷史、風俗、習慣有很深的瞭解。三是我聽到許多在當地流傳的故事。
　　當農民在田間歇工的時候，老一點的人就開始講故事。有人也許講的是1937年的事。說正是在這個地方那些日本人被殺死了。或者還有更多的細節。如子彈穿過了胃，打了一個大窟窿等。第二天，另一個人又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重複這個故事。每一次有人講的時候，另外一些人就要加些情節進來。講得越多就越豐富。這種集體的想像變得越來越有顏色。漸漸地，歷史變得神秘起來。當我在那塊田地勞作的時候，中日戰爭已過去快三十年了。那段時期的故事就被農民們傳遞得越來越神秘。
　　紅高粱裏講述的我爺爺我奶奶與我的家庭成員並沒有多在關係。我爺爺奶奶是很簡單而艱苦的農民。
　　在1987年初的反資本主義自由化時，因為我在「紅高粱」系列裏講述到我的二奶奶被日本人強姦的事而遭到批判。他們為此專門開了一個批判會。我說，「要是任何人想與我討論作品的藝術性，我不介意；但是，要是僅僅從政治上來責備，我不願意聽。」我還解釋為個插曲是必要的，目的是為了讓我爺爺的性格變得真實可信，也激發他與日本人作戰的決心。因為大部農民並沒有抵抗日本人的意識，對他們來說，無論日本人還是國民黨都沒關係。他們要的是平靜的生活。因此，要描寫農民積極抗日，強姦的細節就是一種藝術上的必要。幸而，隨著運動的平息，對我的批評也自然消失了。
　　史鐵生：文革時期的政府領導人利用了中國的宗教真空。把政治當作宗教。這就是為什麼文革是一場大災難。
　　——史鐵生， 1951年出生。
　　我記得學校（清華附中）是在日停課的，在毛支持聶元梓的大字報貼到北大後。一般認為那一天就是文革的開始。而實際上文革早在我校開始了。在我校最初的事件是爭執教育的方向問題：是向革命路線還是向修正主義路線。
　　我認為當時的教育制度是對頭的，學校的領導也是這麼認為的。只有當聶元梓的大字報貼出來後，工人宣傳隊進校支援紅衛兵後，學校領導才意識到他們朝向了錯誤的一邊。
　　文革一開始，我第一個印象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又回來了。有這種印象是因為我經常聽到大人談論1957年的反右運動。有些領導，包括我們的校長，都認為他們應該站出來支持党反對紅衛兵。他們認為紅衛兵就像那些右派分子企圖推翻共產黨。而現實已經證明了，實際上1957年右派分子的許多意見是對的。
　　紅衛兵畢竟太小，什麼也不懂，他們只知道聽毛主席的話，甚至願意為他而死。什麼社會主義、修正主義，他們根本不懂。因此一味地譴責他們是沒有意思的。
　　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我們怎能責備士兵呢？當然你不能說他們做得對，他們是做錯了。但是紅衛兵有一些事也做得對，比方說他們都對特權階級很憤怒。也許毛正是利用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敏感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
　　三萬三千知青被送到陝西，那時，誰要是偷偷回來，員警會抓住他，並把他送回去。
　　1984年當我回去看看時，那地方還是很窮，整個村裏只有一台電視機。
　　共產主義是一種理想或一種宗教。作為一種宗教，它不需要被科學證明。一旦政治代替了宗教，宗教就毀了，人們也就不再有宗教意識。
　　但是每個民族必須有它的理想：這就是宗教。要是宗教變成政治，特別是壞的政治，人們就會失去理想。不管這個理想是什麼，最終的目的是獲得一個好的將來。它沒有實用的價值，只有理想的價值。文革的現實就是濫用了人們的理想，而且這個理想是包在了政治裏。
　　今天運動場上所謂的「為國爭光」的口號也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我覺得應該提倡的是人類的愛。要警惕將愛國主義容易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極端做法。
　　我們的政府經常犯一個錯誤就是首先用政治壓制知識，而現在則用商業來代替知識。這個民族很危險，很可怕。因此我總感到前面的路並不順利，甚至碰到巨大的災難。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知青作家？首先，我們都不滿意這種政治狀態，它催生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寫進了小說。在1979年前後，我們的小說就是暴露社會的醜陋。我們僅僅關心的是人是一種社會存在。因此最先出來的就是傷痕文學，然後才是反思文學。
　　在對待人的問題上，西方的文學和哲學著作刺激了我們的思想，也增加了我們的自我反思。我們逐漸把人作為社會存在向尋找他們的根。這樣又產生了尋根文學。
　　在1983年冬和1984年春的反精神污染運動中，我確實很擔心。我不是擔心我不能出版我的作品，我是擔心不允許外國作品進來。沒有這些翻譯作品，我們就切斷了同世界的聯繫。
　　中國文化應該尋找新的宗教精神，新的理想，新的哲學。目的就是成為一個精神人——不僅知道他活著，還要知道他為什麼活著。
　　我感到真正的人道主義概念本身不僅是指人的身體而且還有他的精神。把一個人從死亡中搶救過來，並醫好他的傷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真正讓他的心靈自由。
　　我覺得中國作家缺乏一種宗教意識，而這正是作品的生命力。因此中國作家急需的就是建立宗教意識。
　　實際上，文革時期的政府領導人利用了中國的宗教真空。把政治當作宗教。這就是為什麼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宗教強調無條件的接受，科學和法制不能證明有一個天堂。不過，雖然科學可以用來生產洗衣機，但它卻不能分析愛。人們相信天堂的原因在於它為將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希望。
　　鐵凝：讀中學時，我每天都向毛主席懺悔。
　　——鐵凝，1957年出生。
　　因為我的「壞家庭」背景，我總是感到有罪。在一年級的時候我就開始寫日記。我的日記充滿懺悔和革命詞藻。有一次，我聽見我的父母在談話時批評毛，我很生氣，有幾天時間都不跟他們說話。）
　　文革爆發的時候，我讀小說三年級。學校分了不同的班級。A班和B班是好學生，C班是差等生，在這個班讀書的學生自我感覺都差人一等。
　　我們的老師都很嚴厲。負責我們日常生活和衛生的是一個很糟糕的老師。我恨她。因為我恨她，所以我認為文革是好的。它會讓我擺脫像她那樣的人。
　　為什麼恨這個教師，因為她常常體罰學生。那時我喜歡給同室的同學講故事，她立了一個規矩，午休時不能說話。但我要繼續講我的故事。她就像特務一樣偷偷地溜進來，要是她發現誰沒有入睡，她就會站在床邊織毛衣直到每個學生都睡去。我清楚地記得一個同學要去廁所，她不僅不讓她去，還罰她站在牆邊直到她癱下！
　　我喜歡讀書，在午休的時候，她沒收了我的《歐陽海之歌》，她說我不服從規矩。可是有一天，我看見她自己在看這部小說。
　　那時我跟後奶奶生活在一起。她出身於一個「壞家庭」和有「海外關係」的背景。她因此經常被調查。我很害怕。後奶奶是一個陽奉陰為的人：她受了一些教育，總是自願讀報給文盲聽，以顯示她的革命性。無論幹部什麼時候來找她問話，她總是一副阿諂奉承的樣子，並喜歡提供一些虛假的資訊以證明她對革命的忠誠。從小我就看到了所有這些醜陋的事情。在這種偽善的環境裏我感到噁心和害怕。現在我的後奶奶死了。回頭來看，我意識到她也是一直生活在恐怖中，她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出於自我保護。
　　我覺得我被扔進這種殘酷的環境過早，我接觸生活過早，這也就是我早熟的原因。
　　學校關閉了兩年多。1968年，當我回到學校的時候，我是小學六年級學生。我們沒有讀什麼書。我繼續寫我的日記。現在當我重讀這些日記的時候，我感到很憤怒：我怎麼這樣地被扭曲了呢？我怎麼沒有一點點的自我，心裏想的只有國家？
　　有一篇日記是這樣的：「今天我牙齒痛得很厲害。我要醫院去看醫生。但是我必須去參加一個儀式。人們站在毛主席像面前，向他祈禱和懺悔。然後唱《東方紅，太陽升》，祝他‘萬壽無疆’。我必須去那裏。」
　　我的日記充滿著這類事情。回過頭來看，也許那些日記並不為我自己寫的，而是為別人寫的。一如雷鋒的日記，歐陽海、戴碧蓉等人的日記都不是自己寫的。或者說自己的並不是寫給自己讀的。
　　讀中學時，我每天都向毛主席懺悔。
　　那時我的雄心是成為一個女士兵。中國女孩在那個時候想當兵想得發瘋。一個原因是那時的女孩沒有像今天這樣能有這麼多的好衣服穿。而在我無知的心靈裏，我覺得當兵可以為我的家庭掙得政治上的榮譽。
　　後來我熱切地希望成為一個作家。因此當有人問我為什麼去農村去的時候，我不否認我是這種理想做準備的。那就是：獲得更多的經驗為了今後的寫作。我相信為了成為一個作家，一個人必須明白中國社會，而要明白中國社會，首先就是要明白農民。因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是農民。
　　我覺得中國作家應該對社會和民族有一種責任感。
　　今天中國作家能夠寫各種事情。但有些還是限制的。在寫作的過程中，作家必須得考慮得國家的政策。許多作家下意識裏就有一種自我檢查。有些人害怕用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寫會導致批評。所以中國作家仍然沒有他們要的那種自由。
　　王安憶：有人說，知青運動使我們成熟得快。可是，犧牲那麼多，為的就是成熟快，我不要！
　　——王安憶，1954年出生。
　　我一到達安徽農村的第一天，我就深深地後悔了。可以說，我去農村純粹是出於青春期的反叛，並沒有雄心要改變農村的面貌。
　　政府給了我們每個知青二百元作安家費。可當地農民並不這樣想。他們不相信上海女孩會在村裏呆得很長。他們並不把這些錢用到我們頭上，卻給了生產隊。然後他們安排我住到一個農民家裏。
　　我不習慣與他們住在一起，我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我堅持說我有資格用那些安家費的。在我說完後，我感到很尷尬。因為我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碰巧，村裏有一個老女人死了，所以村裏就讓我住進她的房裏。
　　上山下鄉運動對我來說像一個噩夢。因此，當我離開的時候，我像逃離地獄一樣。我甚至不願意回頭看一眼，也不要返回去參觀。最近許多人告訴我回去看一看，說那裏許多事情發生改變了，試圖喚醒我的感情。但是我不要這種感情，我就是不願意回去。
　　有人說，知青運動使我們成熟得快。可是，犧牲那麼多，為的就是成熟快，我不要！
　　自1982年以來，許多作家寫了關於知青題材的作品，出現一種鄉愁現象。但這僅僅是一種鄉愁。最近，我碰巧看到一篇由復旦大學學生寫的一篇批評梁曉聲《雪城》的文章。這名學生批評梁說，他怎能渴望回到過去——那個以幾百萬知識青年的「犧牲」作代價的年代？我並不太多同意這種說法。以我的例子，我充滿熱情和希望，但是知青運動卻將我的熱情和希望打碎了。
　　要是一個人僅僅是為了當作家而去插隊，我寧願不當作家。我只能說百分之九十九是犧牲。我的堂妹就是一個例子。經歷了文革和插隊，她得了神經病，死了。一個不願意真正說出來的原因是有人因為這個政策得到了好處。而我只能說它磨練了我們這一代人，並給鄉村帶去了現代文明。例如，當地人看到我們刷牙時很奇怪。女孩子也不用手絹。當我們給一塊手絹給她們做禮物時，她們感到特別興奮。
　　王小鷹：我在茶場的時候就開始寫作了。因為那裏的生活是那麼的枯燥和無望。
　　——王小鷹， 1947年出生。
　　我在茶場的時候就開始寫作了。因為那裏的生活是那麼的枯燥和無望。我們只有幾棟房子，山腳下一條狹穀包圍著我們。我們大約有一百人在那裏。沒有電影、書本，沒有什麼能夠激發我們心靈的。我們只有每天的政治學習。在我們吃飯前，我們必須要感謝毛主席。
　　1981年發表的小說《霧重重》是根據一個真實的故事寫成的。女主人公生活我們相鄰的茶場。她體質弱，不願意參加田裏勞動。她與一個農民家庭交朋友，這個家庭提供給她一些農資物品。一天，她去這個家庭過夜。起初她與這家房屋的老女主人睡在一起。可早晨醒來的時候，她發現自己與老女主人的瘸子睡在一起。她沒有辦法起訴他們，最終跟這個人結婚了。在中學讀書時，因為學習越劇，我被批評說羡慕「才子佳人」。由此我不被允許加入共青團。回頭來看。這種極端主義在文革前就已經流行了。
　　在茶場還發生一件事我不能忘記。一場大雨後，一座橋被洪水沖走了。十一個知青被沖進洪水。他們是因為發洪水時沖出去救那些被洪水沖走的黃豆。他們的屍體在下游三十公里外的地方發現，有些被掛在樹枝上。他們的屍體腫得難以辨認。
　　出殯那天太可怕了。棺材放在地上打開的。我們淚流滿面，從山上採集一些花做了些花圈。為了顯示我的悲痛，王毅堅（我後來的丈夫）放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一具屍體上。那是他來自上海的朋友，她的屍體從樹叢中發現的。
　　我清楚地記得，當我為她梳頭時，我發現她的頭上有一個洞。按照我們無知而忠誠的想法，掛一枚像章在她的身上表示我們深深的敬意。因為她是為革命、為大眾犧牲的，她值得這個榮譽。但沒料到卻演變成一次嚴重的政治事件。有人告訴了黨支部，於是黨支部和其他領導立即組成一個調查隊，召開鬥爭大會。王毅堅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因為他想「埋葬我們偉大的領袖！」然後，他們打開棺材，將毛主席像章摘了下來。
　　王毅堅便在監控下生活，除了我之外，沒有人敢接近他。
　　1986年從美國訪問回來，我感到雖然宣稱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實際上已沒有什麼文明可言。同時，我發現中國現在學習西方都是表面上的東西。中國首先要做是改變國民的心靈。
　　王兆軍：文革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噁心。
　　——王兆軍，1947年出生。
　　文革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噁心。因為我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粉碎了我的夢和理想。它也粉碎了我父母的夢。
　　隨著文革的深入，我清楚地意識到，當地幹部有特權，他們穿得好，騎著單車。那時在農村，騎單車可是很了不起的事。他們自高自大，使人想起解放前的地主。因此，看著他們被鬥爭，心裏很開心。
　　1960年我在村裏放豬。那些豬很聰明。當它們聞到一些可吃的東西時，它們就將它犁出來。我就常常跟在豬的後面撿這些植物吃。後來，豬變得更聰明了，一發現可吃的，就吃它並將口水吐到土裏。有時它還欺騙我，假裝那裏有吃的東西，當我到那裏找時，它迅速返回真正有食物的地方，很快吃了它。（頁201）
　　因此，放豬是個好工作。後來村裏規定，任何放豬的人發現食物都要一律交公。
　　最慘的是我的岳父。他本來是一個身強力壯的人，解放前他是拉磨的。他餓死後，家裏沒有錢買棺材，他的大崽求一個幹部幫忙，被拒絕。經他磕了三個響頭後，那人終於借了五十塊錢給他買了一口棺材。但是因為棺材太小，岳父的身體放不下。最後只好將他的頭壓彎好歹放了進去。他整個家庭都十分悲痛。解放前，他為地主幹活。真沒想到他最後竟然是這麼悲慘！
　　1964年我十七歲了，我仍然沒有錢買內褲。
　　在大饑餓時期，一個家庭有二至三個人餓死是很普遍的。我家還算幸運，只有我的小妹妹餓死了。那時她才六歲。因為餓，每天她起得很早去捉蟲子吃。有一天她有一點發燒，咳嗽，然後開始發高燒。我娘很迷信，她用紙做了幾個菩薩，然後燒掉，將灰當作藥喂給我小妹妹吃。後來，她變得越來越嚴重，最後死了。
　　葉辛：即使我並不是一個積極的紅衛兵，我還是用我的血寫了申請書。
　　——葉辛，1949年出生。
　　即使我並不是一個積極的紅衛兵，我還是用我的血寫了申請書，要求去到最遙遠最困難的地方去磨練我自己。
　　我很小的時候我就很喜歡文學。我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在我們家沒有誰喜歡文學。我的母親總是要我學電工。那時修收音機很吃香。但我不喜歡。讀初中的時候，我就開始寫日記。有一次，我的班主任老師來家訪，想瞭解一下我在家裏的表現。我的母親拿出我的日記給他看。這個老師拿走了我的日記，看了我寫的散文和編的故事。第二天他還給我時批評我有「資產階級思想」的苗頭。我很失望和惱怒。下到農村後，這種情況好多了，因為沒有人來檢查我了。我又開始寫起來。
　　在貴州，我真正明白了什麼是艱苦的生活，但是我不能寫，我不知道寫什麼好。
　　1974年當我完成小說長篇小說《岩鷹》時，當時全國正在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因此，出版社的編輯要我在小說中增加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很反感。一個編輯然後建議與江西的一個作者合作，因為這個作者在小說中寫了「農業學大寨」的背景。我考慮了一下同意了。可是，當我正在修改小說時，全國又掀起了「評法批儒」運動，當我又根椐最新精神修改我的小說時，1976年，全國又有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我真不知道如何做才好。
　　修改第一稿後，我回到了貴州，等待答復。但編輯又再次要我修改。我只好又到上海修改，然後又返回貴州。就這樣往往返返了好幾回。
　　後來，按照國家的計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有關「革命群眾」和「民主派」鬥爭的小說，共十九本。我的是其中一種。二十一個作者被召到出版社座談寫什麼。主編對我說我的小說只要再修改一點點就可以了。
　　就這樣，這本書直到1978年才出版。
　　1982年《蹉跎歲月》出版後，我個人接到1500多封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其中三分二是知青的。
　　張承志：我雖然不是一名頭頭，但是「紅衛兵」這個名稱是我創作發明的。
　　——張承志，1948年出生。
　　我的歷史是從1966年開始的。那時，文革正好剛剛開始。
　　文革開始的徵兆是在1965年。我們學校開始了一場大的論爭。最初是651班的幾個學生和他們的支持者與其它的學生論爭，其主題是：一，學校是以培養什麼樣的學生為目的的？二，我們將來的革命主要是依靠在學校獲得的高分嗎？三，通過考試而錄取學生的教育制度是修正主義嗎？四，學生應該有什麼樣的理想？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熱情有那麼高漲、我們的「理論」聽起來有那麼深。我清楚地記得我們常常引用毛主席語錄來支持我們的論點。誰能想到這種模式後來很快傳遍了全國。
　　這個論爭從1965年秋開始一直持續到第二年春天。從整個論爭來看，來自幹部家庭的學生們占了上風。這種論爭後來發展成兩條路線的鬥爭。多少年後，無論我在中國還是在日本，我都認為這種論爭是十分有意義的。
　　發生紅衛兵運動有幾個原因：來自高幹家庭學生的優越性和特權，社會上的階級鬥爭所帶來的極左傾向，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和對當時教育制度的反感等等。雖然那時我們只有十六七歲，但我們的狀態十分複雜。一般說來，那時的學生都很憎恨當時的教育。
　　1966年五月下旬，這場大論爭變得更加困惑。學生和校領導之間的衝突變得嚴重起來。校領導考慮要鎮壓這些學生。有人甚至放話這種鎮壓就像當年「反右」那樣。在這種情況下，來自高幹家庭的學生組成了他們的自衛隊。
　　圓明園就在我們學校附近。公園裏的樹木和岩石成了我們的隱蔽處。在那年的五月下旬，公園成了我們造反的秘密基地。我們都住在學校，常常去毀壞的圓明園討論我們的戰略、分析當時的現狀。會議結束時，我們不敢走前門進去我們的宿舍，因為那裏有站崗的人。我們從一條小道偷偷地溜回去。在那時我們感到我們正在從事秘密的革命行動，並隨時準備為革命犧牲。我們那一組的人都很勇敢、無私，充滿奉獻精神。
　　圓明園在我們年輕人心靈裏有著特別的設想。它是中國過去半個世紀被侮辱的象徵。我們滿懷理想和熱情，有著振興中國的巨大的責任感。
　　日，我從來不會忘記這一天。正是那一天，我們在圓明園宣讀了我們的聲明，建立了紅衛兵組織。三天后，三張「紅衛兵」大字報突然出現在學校主要建築的海報欄裏。從那一天起到六月八號，來自我們學校的第一批學生、大約一百來人加入了紅衛兵。
　　從六月四號和五號，在北京的許多學校都作出了反映，也貼出了他們的大字報。到六月六號時，每個學校的主樓前都開闢出一個廣場，學生們到那裏聚集討論紅衛兵事誼。那是不同尋常的事。學生們深受鼓舞，很快在各個學校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五月二十九日後的一個星期時間，整個教育系統就癱瘓了。紅衛兵運動開始了。
　　作為一個「老紅衛兵」，我雖然不是一名頭頭，但是「紅衛兵」這個名稱是我創作發明的。要是任何人問我，我創作的第一個作品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紅衛兵」。
　　1966年5月，學校黨支部組織批判《三家村》，像許多我的同學一樣，我很投身其中。
　　一個同學和我在一個組。我寫了一個大字報，在他的同意下，我在大字報的最後寫上了「紅衛兵」三字。我用一枝紅鉛筆畫了一副一個戰士騎在一匹馬上的畫。我還用同樣的辦法寫了三張大字報。沒想到，「紅衛兵」的這個簽名傳到了清華大學。
　　我深受鼓舞，似乎我就要奔赴戰場或去鬧革命了。現在回過頭來，我僅僅感到有一種浪漫情緒。但在當時我是決心要加入造反隊的，而忽略了我最初要進入清華大學的願望。
　　其實，「造反」一詞並不是紅衛兵發明的，而是毛主席在一次與他的侄女王海蓉的談話中提到的。後來這句話在幹部中很流行。學生們從中得到靈感，發揮成「造反有理」。
　　紅衛兵最寶貴的事情就是他們的造反精神。這裏面有好的和壞的一面。好的就是他們徹底攻擊已經建立起來的教育制度，壞的就是他們堅持「成份論」。批判壞的一面、保留好的一面是困難的。因此，簡單地肯定或否定紅衛兵並不困難。困難在於當每個人說它好的時候，你指出它不好，反之亦然。
　　在中國，紅衛兵的事情還沒有拿出來討論。還不能自由地那樣做。原因是，在四人幫的日子裏，沒人敢說文革是壞的。因此，也就沒人敢說紅衛兵是壞的。連討論這類事都不做。同時，在目前，中國知識份子痛苦地責備文革中的一切事情，因此，使人們產生了對紅衛兵的恐怖想像。
　　我年輕時，理想色彩很重。我寫血書，主動要求去農村鍛煉。我走的時候甚至沒有告訴我的母親。
　　我在內蒙古呆了四年，那裏的食物特別好吃。我的工作是放羊。我完全掌握了怎樣去控制它們。它的確很浪漫。而對年輕人來說，碰上浪漫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為中國人不浪漫。在那裏，我們每個月只有十二月生活費。但是我們感到我們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
　　我住的那個家庭對我很好，現在我還經常與他們通信。我也寫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故事。
　　我十分思念內古蒙，這就是我選擇讀內蒙古歷史的研究生的原因。
　　我生活在漢人當中感覺有心理障礙。對我來說，與漢人處理好關係是很困難的事。
　　中國的狀況很可怕。少數民族在走下坡路。我總有一種危機感，如果處理得不好，會釀成大的災難。
　　另一方面，有人爬到了特權階層，許多作家通過勾心鬥角爬到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他們並不是全心全意地搞創作。
　　中國作家沒有宗教意識，只有儒家思想。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崇高，他們也沒有神聖的空間，他們沒有恐懼。因為沒有恐懼感，所以他們就會變得無恥。
　　對我而言，無論我多麼放縱我自己，無論我多麼成功，我知道有一個神聖的空間我不能傷害它。這就是我為什麼喜歡伊斯蘭，因為它幫助我抵抗墮落。當我成功時我不會太狂或失控；當我失敗和絕望時我不會攻擊一種理想，即使這種理想是遙遠的。我對生活有一種神聖感。文學應該是一種宗教，要是一個人沒有對待宗教的那種神聖感去對待文學，那他最好不要寫作。有一種文學像手工藝一樣。我的小說是不同的，它充滿熱情。我知道它沒有讀者，但這並不妨礙我。
　　中國最讓人失望的事情是沒有宗教。最可悲的事情是它只有儒教。
　　回民是些傑出的民眾。只有當你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時候你才明白什麼是「人類」。中國的生命力也只有在回民中才能發現。當我與他們熟悉後，我發現我跟文學圈的生活是多麼的不協調啊。
　　為了寫作《心靈史》，我花了六年時間穿梭於北中國去收集材料。新疆、寧夏、內蒙古、廣西和其他西北部地區，我去個八次，每一次我都要記很多筆記。我不是盲目地收集材料。我實際上生活在回民中間，要是當地人與地區政府因為宗教而發生衝突時，我就幫助他們。
　　回民的忠誠令我感動。二戰時，日本人在士兵的保護下到那裏做研究，回民沒有給他們最有價值的原始資料。他們相信我，希望我能寫出他們的歷史。他們派了二十多個人給我作翻譯，幫助我做研究。在我收集完所有的材料後，他們中的一個翻譯還跟我到北京，作我的秘書。
　　當書寫完後，我把它郵給了花城出版社。這個出版社的編輯聽說我把書稿給了他們，很高興。可是，當書稿到達後，他們發現這不像是一部小說。責任編輯說，我的書稿是一部現代主義作品，採用了許多敍事技巧。出版社的領導反正不懂，就讓它通過了。
　　在書出版前，數萬元訂書款從回民們生活的遙遠的村莊匯到了出版社。
　　書出版後，一些人感到很震驚：中國還有這樣一部傑作！
　　對我的其他的著作，我不在乎它們是不是被翻譯成外語。但是這一部，我的確希望它能夠被翻譯出去。我要讓這個世界知道，有這樣一種宗教，他們與當局鬥爭了二百多年，為的就是保護自己的信念。我確實覺得要是這些人讓世人知道，它會擴大中國人的名聲。
　　我認為，《心靈史》出版後，我再也寫不出超出這部書的作品了。每個作家都有它創作的高峰期。例如巴金達到高峰期是他三十多歲的時候。我很敬佩沈從文，他在高峰時就停止寫作了。
　　我並不認為沈從文四年後不寫作是因為政治原因。即使他寫，他也超過不了《邊城》。因此，要是我是能安排自己的生計，我願意停止寫作。
　　張抗抗：插隊運動，從國家來說，這項政策當然是失誤。但從個人來說，每個人還是從這場運動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張抗抗，1950年出生。
我是自願去北大荒的。因為在學校我們一直被教導我們應該去農村鍛煉自己。我決定去體驗生活。呆在城市也是失業。
　　那時人們熱切去北大荒是覺得那裏很神秘，同時離家遠一點有一種冒險的感覺。對我個人而言，我還有一種目的是逃避政治上的壓抑，我心裏充滿浪漫的夢想。
　　要是沒有文革就不會有今天的開放政策，事情只要走向極端，才有相反的反應。當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達到極端時，人們就覺醒了。因此事情不能簡單地歸類為好和壞，即使最壞的事情有時也會有好的結果。
　　我後悔沒有學英語或受到系統的教育。然而，要是我花了八年時間呆在圖書館裏，我也就不會成為作家了。
　　對於插隊運動，從國家來說，這項政策當然是失誤。它造成了大量的人材浪費。但從個人來說，儘管事業受挫和種種失意，但每個人還是從這場運動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坦率地說，我們這一代沒有多少創作資源。
　　我寫了一些國民的弱點，特別是年輕的一代。今天當我們回頭來看的時候，每個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一種負罪感。不管是願意不願意，也不管是由於軟弱還是沒有羞恥感，那時的每個都做了一些有違良心的事。
　　不久前，人們談論整個民族都應該懺悔，說每個人在文革中都有罪。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懺悔是一種宗教行為，它是在上帝前承認自己的錯誤，懺悔的人的確做了這些錯事。其實，後悔是沒有用的。人們一定從中學到一點什麼。人們一定明白什麼是錯誤的，這就夠了。
　　張勝友：社會錯誤對待我，我卻反而讚揚它，這就是我的悲劇，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劇。
　　——張勝友，1948年出生。
　　我在我的作品裏讚揚這個制度和文化革命運動。社會錯誤對待我，我卻反而讚揚它，這就是我的悲劇，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劇。
　　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受一個教授在講述魯迅的《祝福》時的啟發而寫的。這個教授說，祥林嫂的悲劇並不是她的兒子被狼吃了，而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盧新華受到這種啟發，想到文革給中國的造成的悲劇並不是它使國家的經濟倒退了，而是它給中國人民心靈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鄭萬隆：使命意識和責任感是創作的一大障礙。
　　——鄭萬隆，1944年出生。
　　文革運動使作家的使命意識和責任感更強了。
　　而使命意識和責任感是創作的一大障礙。同時中國作家缺乏獨立觀念。例如，李准是一個天才作家。在五十年代早期，他的小說《不能走那條路》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但這個作品沒有他自己的東西。因為無論是不是走那條路都已經被毛澤東決定了的。那主意是毛澤東發現的而不是李准。李准只是用簡單的文學技藝將毛的觀念詮釋出來。雖然他做得很好，但他的悲劇就在於他沒有自己的東西。
　　作為報告文學大家的劉賓雁曾提倡「干預生活」，但作家如果也這麼做，那就短視了。
　　劉心武是這樣解釋他的思想的：人民就是我，我就是人民。他拿我這個主體作為人民這個客體，而把人民這個客體倒過來作為我這個主體了。在他的所謂的問題小說裏，作家的觀點跟人民的觀點是一樣的。作家關心也就是人民所關心的。因為這種作家預見社會問題比一般人快而且深刻，因而他們的小說總能引起公眾的熱情。然而，當社會發生改變時，讀者就不再關心他們的小說了，他們的作品也就自生自滅了。我覺得在中國，作家仍然沒有從記者和社會科學家中分離出來。因此他們的作品沒有生命力。
　　中國本來有一個好傳統，叫做：「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但這個傳統現在被扭曲了。現在的「走出去」為成了「深入生活。」實際上，傳統上的「旅行」就是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並不是在一個固定的主題下被安排到一個地方去寫它。它不需要動員作家去農村或是去工廠，它來自作家的自願。
　　尋根文學口號的提出是1984年冬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與會者有韓少功、陳村、李杭育、阿城等人。當時主要討論兩個議題，一是外國的哲學和文學，特別是後來的拉丁美洲文學的巨大影響；二是考察這種影響。這樣就引發了這樣的問題：中國文學應該做什麼，我們作家應該怎樣寫小說。如果我們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須尋找自己的根。
　　正如一些批語家說的那樣，尋根並不是說中國的根就存在廟宇或森林中。中國的根就在長期形成的國民性上，尋根就是要明白自己和它的窘狀。這與五四時期魯迅先生他們所做的暴露國民的劣根性並不矛盾。
　　鄭義：在文革中，跳樓自殺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鄭義，1947年出生。
　　在清華附中，我們學校有許多學生來自高幹家庭，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就是「出身論」。他們來自「好」的家庭，覺得比「壞」的家庭的學生高人一等。
　　因為這些學生都相信「出身論」，學校黨支部也有支持他們的傾向。這些學生的自高自大真是不能叫人忍受。可他們還不滿意學校已經給予他們的特權，總是覺得在各個方面都要超越其他學生。
　　文革爆發前，這些高幹家庭的學生已經得到一些內部消息，便開始秘密運用策略。他們的邏輯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已經幫助建立了黨和國家，他們要繼續父母的使命。他們有一些特權，應該就是統治階級。
　　文革一開始，這一撥人就是設法保護他們的特權。他們成立「紅衛兵糾察隊」，在城裏搞打砸搶殺活動。他們的行為實際上是得到了當局的默認的。1966年八月，北京許多人被他們殺死。
　　因為他們把我當作「反動學生」，有一次我被他們打得半死。他們還用日本軍刀架到我的脖子上，壓迫我寫悔改書。
　　那年十月，高層已經感到那些高幹家庭的學生太暴力了。毛最初的動機並不是攻擊學生的。因此不久黨的雜誌《紅旗》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那些被壓抑的學生站起來成立了自己的組織，這就是後來的「紅衛兵造反派」，以前的就叫「紅衛兵保守派」。
　　最初，「保守派」宣稱他們是反對「資產階級當權派」，現在他們的父母成為攻擊目標，他們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部分。這是文革運動性質的大轉變。人們組織起來，成立自己的派系，全國性的運動開始了。
　　最暴力最血腥的全國性的鬥爭持續了一年多，到1967年和稍後一段時間。作為領導階層的內部鬥爭在那時結束了。在1967年底到期1968年初，毛主席說「紅衛兵小將」已經犯了錯誤。我們當時不明白他老人家為什麼這麼說。實際上，紅衛兵已經失去了價值，毛主席想結束這種混亂，但紅衛兵不明白。
　　像許多人一樣，我當時也很失望。我們最初參加紅衛兵的目的就是因為社會上存在許多的不公平，黨員幹部很腐敗，搞特權。實際上毛提出的「打倒資本主義當權派」正是利用了群眾的這種不滿心態，否則的話，他怎能這麼快就動員這麼多的人參加呢？
　　我們去農村完全是自願去的。我作為第一批去了山西。三年後，我們感到生活在那裏沒有意義，我們不可能改變農村。
　　我們離開北京的時候，充滿希望和理想。我們想改變中國使之變得更民主和自由。但是到了農村後，我們發現我們在學校還能自由地發表意見，到了農村卻不被允許了。我們甚至不能讀馬克思原著。村子時幾乎沒有書，縣圖書館是關閉的，我們沒有機會讀到任何東西。
　　我們確實很壓抑。在那些年月裏，我們連寫信都不能談政治。我給一個朋友寫了一封信，裏面講了些政治觀點，被查出來。我別無選擇，只有逃竄。我賣了我的手錶得了四十元到東北去作一個木匠。
　　我寫了一個悲劇，講述一個知青，一對兄妹從北大荒回到北京去看父親，因為林彪死後這個父親剛剛從牢裏放出來。因為他們離開軍墾農場時沒有得允許，他們必須東躲西藏地往家趕。匆忙中，他們上了一輛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卡車，這車子幾天都沒有停下來。當這車終於到達北京時，這對兄妹已經死了。
　　寫完這個故事後，我害怕被人發現。所以我改了這個故事的發生地點。我將北大荒改成西北利亞，改北京為莫斯科。改後我仍然不放心，最後還在這個故事後加上譯自《烏兒幹日報》。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有沒有這樣一張報紙。我用了一個化名，現在忘記了。我讓我的同事和朋友讀它。大家都覺得很感動。
　　後來，這篇小說以《凝結的微笑》發表在1979年的《花城》上。
　　在文革中，跳樓自殺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寫了《楓》後，我沒有再寫文革的東西。我需要時間來消化它。我對農民有特別的熱情，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我能夠精確地代表他們。
　　1983年的《遠村》是關於一樁不正常的婚姻和無望的愛。它就發生在鄉村中國的今天。一個年輕的女子必須嫁給一個她不愛的人，因為她的家庭沒有錢為她兄弟娶親。她們被訂立協約：一個女子嫁給一個男人，那個男人的妹妹嫁給這個女子的哥哥。這種交換婚姻在農村很普遍。在我的小說裏，當這個女子的戀人從部隊回來時，她的心碎了。但是她又不能提出離婚，否則她的哥哥也會因此離婚。兩人相愛的人很快有了性關係。幸而村民們知道這對戀人的真相後，原諒了他們。
　　在這個故事裏有一隻狗特別通人性。我在農村時曾有一隻看家狗。這狗很驕傲，它通人性。有時，我求它吃東西，但它從不求我要吃東西。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它想到要找伴侶了，它就出去幾天。我感到它比我們有更多的自由。它不壓抑自己的欲望。通過這只狗，可以看出我們已經失去自然的本性。
　　1983年底到1984年春反精神污染運動時，我厭惡這種運動，就騎著單車走遍了黃河周圍的二十多個縣，行程達五千多公里。我從這次旅行中獲益匪淺。《老井》就是這次尋找的結果。「老井」描述了人類與大自然抗爭的命運。
　　在我出發前，我曾寫下「我要去發現，而不是證明。」
　　在一個很窮的縣居然出了幾千名幹部，而且這些幹部的職位都高出縣委書記。這使我震驚。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中國這麼落後！幾千名高級幹部竟然來自這樣一個遙遠、封閉、落後和沒有文化的地方！你能想像我們都有些什麼幹部。共產党領導農民鬧革命，革命成功後，這些農民用他們的世界觀來統治國家和人民，中國怎麼能不窮！
　　朱曉平：直到今天，忍耐仍然被當作一種美德讚揚。
　　——朱曉平，1952年出生。
　&&那時，媒體說每個知青都是自願去農村的。實際上它早已決定好的。即使你申請，你也得去。因為你的戶口已經轉走了。
　　我正好是1968年月日2月23日毛主席發表動員令的那天去的陝西。
　　是的，許多時候，好的東西能夠變成壞的東西。例如，忍耐。中國人吃苦耐勞可是出了名的吧。他們能在特別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你能說忍耐不好嗎？
　　可是，有人也許會問，在這樣的惡劣的環境裏，幹嗎還生活在樣的地方？直到今天，忍耐仍然被當作一種美德讚揚。
　　竹林：我去農村是別無選擇。
　　——竹林，1949年出生。
　　我去農村是別無選擇。
　　我被下放到安徽插隊。有些地方如黑龍江，能夠去那裏的政治地位要高一些。即使你要去，你還過不了政審呢。大約這個地方靠近蘇聯的原故吧。
　　到農村的頭半年，我們每個月還有八到十塊錢。但以後就沒有了。我們靠工分。一年辛苦下來，大約能得到一百多公斤糧食。
　　許多年輕女子被當地幹部強姦。實際上我在農村就開始寫《生活之路》了，那時，我的東西深受「三個突出」教條的影響。雖然內容並不完全是假的，但整個兒是虛偽的，不是我真正要寫的東西。我之所以寫是因為我想因此而提高我的地位，我要得到更好一點的工作。這是最低的期望。我僅僅要生存。
　　「四人幫」倒臺的當晚，我立即感到我曾經想寫的不能出版的東西現在可以了。於是我開始寫起來。
　　是的，小說出版時，最後一章與我原來設想的不一樣。我本來要讓主人公被公安局逮捕的。但編輯將此改成了一種積極的方式結尾的，即所謂「光明的尾巴」，真沒辦法。
　　2001年5月至8月記於漢密爾頓望月樓
　　日整理於北京中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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