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别山将军的传奇故事
查看: 1519|
&&&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古话说：苦难砥砺意志，性格决定命运，时势造就英雄。以我市新县为中心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近四百位开国将军。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熠熠生辉；他们的功绩，丰硕卓著、彪炳千秋；他们的故事，神秘传奇、广为传颂。我从他们的经历中感悟到：时势造就英雄，英雄靠我奋斗；性格决定命运，命运有时侥幸；战功源于实战，荣誉来自社会；只有无私忘我，才能光荣伟大！下面，我根据所掌握的有关资料，从大别山区众多将军中，选择一些有特点、有共同点、有闪光点的将领，分门别类简介如下：&&&&& “和尚将军”许世友、钱钧：许世友（），新县田铺乡人；钱钧（），光山县殷棚乡人，二人南北相距仅几十华里。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其中有两位曾在少林寺当过和尚的开国将军：许世友上将和钱钧中将，被人们戏称为“和尚将军”。有趣的是，这两位将军还曾长时间在一个大军区共事：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钱钧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更有趣的是，钱钧比许世友迟3年进少林寺。两个人一起在寺中待了几年，同一年“还俗”走出寺门。当时寺里僧人云集，两人虽在一座寺庙里，却互不相识。直到长征到了延安，他们相会谈起往事，才知道原来彼此竟还是少林寺“兄弟”，两人不禁抚掌哈哈大笑。许世友于1945年8月写的自传材料中说：“我九岁（虚岁）开始到少林寺学武，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饭吃，要找个地方吃饱饭。”“这些年中，我学会了十八般兵器，也学过飞檐走壁，我下了苦功夫。这让自己觉得了不起，称得起英雄好汉，将来要打尽人间不平事。”许世友因父母养活不了他们兄妹7人，才在逃荒的路上把他送进了少林寺做杂役，得法名“永祥”，每天学拳练武。在少林生涯中，永祥功底深厚，臂力过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寺内3米多高的围墙，他跑几步就可攀上；9间9檩的千佛大殿，他手抓屋檐的椽头，一口气可顺转3圈；他蹿墙、越脊、飞檐走壁，轻来轻去不叫瓦碎；跳下时，他能在空中翻3个筋斗轻轻落地；只要运足气，他对着尺二见方、三寸来厚的大方砖，转身一掌，“砰”的一声，砖就碎裂……后来，共产党部队到了许世友的家乡，领导劳苦大众斗土豪、分田地。许世友听到这个消息，再也待不住了，含泪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师父和师兄师弟，踏上了返乡的路程。许世友离开少林寺的时候，师父问他：“从今天起，你真的要还俗吗？”许世友回答说：“是少林寺给了弟子一条命，弟子会终生铭记的。今后，我虽然不做佛门弟子，也要当个释家的好友。”从此，他的名字就由“永祥”改为“释友”了！……后来，也许是“释友”太难写了，就改成了“仕友”。许世友的名字是毛泽东主席给改的。毛主席说：“仕友”有封建色彩，也太狭窄了，做世界之友，岂不更好？于是他便改名为“世友”。许世友的少林寺武功很高，战争年代，脸盆粗的松树，他一掌能把树皮“推掉”一大块。他纵马急驰，伸手扳着树枝，两腿一夹，一猫腰能把战马提离地面。夜里开会休息时，同事们要他“露一手”，他说自己藏起来谁也找不到。当众人返回会议室，在亮堂堂的灯光下，搜遍四壁皆空的会议室而找不到他时，他在会议桌下“嘿嘿”一笑，大家才发现他紧贴桌面的背面，藏在“桌肚里”。某年，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南京，一苏军军官搬起鼓形石墩，其他军官夸他是“大力士”。许世友在同事的怂恿下，一时兴起，双手高举石狮绕场3圈，赢得雷鸣般掌声，然后稳稳当当地把石狮放到原来的石座上。苏军“大力士”面子上过不去，也去举那个石狮，可惜用尽力气，狮子纹丝不动。许世友还精通棍术、刀术、拳术和摔跤。他传授的刀术节奏快，灵活多变，完全突破了国民党部队拼刺刀时的进退节奏和攻防招数，所以，他的部队在肉搏战中屡占上风。某次，子弹打光，他率少数兵力冲入敌群，硬是拼了4个小时的大刀，才把敌人逐出阵地。一旦打起仗来，许世友勇猛无畏，身先士卒。他常说：“人死如吹灯，杀头不过碗大的疤。”许世友曾7次参加敢死队，5次担任敢死队长。他曾7次负伤，每次都是自己硬用指头把伤口里的子弹抠出来，糊点南瓜瓤了事（当时缺医少药）。许世友将军性刚烈勇猛，人称之“猛张飞”、“活李逵”。尤好酒，不可一日无酒。晚年生肝病，医生劝其戒酒，许曰：“不喝酒宁死。”将军病重期间，常出现肝昏迷，医生想尽办法均无效，然以棉花球蘸茅台酒，轻搽其唇，竟苏醒。许世友将军尝谓：“冷酒伤肺，热酒伤肝，没酒伤心。戒饭可以，戒酒不行。”红四方面军曾发戒酒令，而许世友将军可以例外。行军，挑夫担酒；打仗，豪饮不误。众将领不服：“他能喝酒，我们为什么不行？”张国焘反诘曰：“你们有许世友的酒量吗？”众皆哑口无言。一些许将军的老战友说：“与许世友将军喝酒，最难应付。将军海量又强词夺理。”每宴，必先自己满饮一杯。劝酒时，若你曰：“不会喝；”将军曰：“你怕老婆。”若你曰：“身体不好，医生不让喝；”将军曰：“你怕死。”故你不得不喝。此时，将军又曰：“你明明会喝，却偏说不会，弄虚作假，罚酒三杯！”1936年，31岁的许世友将军升任红四军军长，其时红军规定，军以上干部可以结婚。红四军政委王建安向将军道喜曰：“恭喜，恭喜，你可以结婚了！”许世友将军张嘴瞪眼曰：“共产党员，还能干那吊膀子事？”日，许世友将军率部攻大牙山。将军为部队作动员，寥寥数语，闻者印象极深。将军脚登草鞋，腰佩大刀，跃上八仙桌，挥拳曰：“此仗，只许进，不许退。动摇军心，杀头；消极避敌，杀头；见死不救，杀头；临阵逃脱，杀头！”是役，大捷。1946年11月，许世友将军指挥部队攻灵山，天忽下雨。作战参谋问：“下雨了，还打不打？”将军反问：“下不下刀子？”参谋无言应答。将军曰：“不下刀子，就给我打；就是下刀子，也给我往死里打！”是役，大捷。许世友将军谓战术：“什么叫战术？打进去就是战术。不要讲起来头头是道，打起来一道不道。”某日，许世友将军率华野九纵于行军途中，接华野司令部电话：命令部队返回原地。许世友将军夺电话曰：“你们只晓得在地图上用手一卡一卡的，当兵的是两条腿。”言罢怒摔话筒。对方者谁？大将粟裕也。1962年夏，许世友将军视察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见战士午餐为南瓜稀饭，问：“大家吃饱吃不饱？”班长许金龙答：“报告首长，吃得饱。”将军一把抢过锅铲，用力在锅里搅了几个来回：“放屁，这么稀怎么吃得饱？”将军怒不可遏：“你们骗人！”即大步走到连长、指导员跟前，问：“中午怎么吃稀饭？”答曰：“中午吃稀饭可以睡三个小时，战士晚上要站几个小时岗，晚上吃干饭。”将军曰：“国家粮食有困难，也要保证战士吃饱，不然，战士站岗吃不消的。”将军临走，甩下一言：“砸锅卖铁，也要让战士吃好吃饱。”1964年11月，许世友将军访问阿尔巴尼亚，归途经上海。因染风寒至华东医院看病。医生检查口腔，张其嘴，探伸压舌板。将军大惊，撩拨其手，怒而走。医生不知何故。后秘书告之，将军疑压舌板为凶器也，方释然。许世友将军喜照相。凡下部队视察必带摄影记者，事毕便曰：“照相、照相。”与干部合影、与士兵合影、与家属小孩合影、凡见人均与之合影。故将军属下大多有与将军合影之照片。某日，许世友将军至广州加禾农场打猎，获十余只野鸭。农场场长前来道贺，曰：“首长好枪法！”将军勃然变色道：“好个屁！你这里是种草还是种稻？那么多野鸭子，我看你这个农场场长是不想当了。”“文革”中，造反派崛起，江苏大乱。许世友将军愤然曰：“上头举旗帜，下头捅刀子。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谁再造反，先杀头，后报告。”“文革”中某日，许世友将军于南京中山陵8号，送一批干部子女（有陶勇、聂凤智等将军子女）去大别山当兵。临行，将军训话，挥挥手曰：“你们一个个都发财了（指穿上新军装）！”又挥挥手曰：“你们到部队后，一个个都得给我好好干！”又挥挥手曰：“要干不好，回来我一个个都把你们枪毙了！”“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许世友，避难躲进了大别山。日，许世友在南京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局势如此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三国英雄没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我活着是毛主席的人，死了是毛主席的鬼！……”虽有部队和机枪保护，身在大别山的许世友并不踏实，一则这里（南京军区后方医院，对外称一二六医院，为战备需要，是在安徽六安独山一个叫白云观的旧庙址建造的，周围有些不算很高的山和竹林，许世友住的二层小楼在医院不远处一个小山包上）离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不算太远，驱车一天半晌就能到；二则说归说，真向“造反派”开枪也不是件好办的事。所以他思来想去，不受冲击的最好方法就是得到“尚方宝剑”，而那时的“尚方宝剑”只有一把：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话。
其实毛泽东已经为他说过话，但都是别的领导人转达的，比如周恩来就打过电话到南京，说：“不许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这些话传到南京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南京的“造反派”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揪斗许世友，听到周恩来的指示只好偃旗息鼓。但新的一轮揪斗又在酝酿中。许世友想了想：这样老躲也不是办法，还是上北京一趟，当面听毛主席为他说一句话。可是等他乘车去了合肥，到了合肥稻香楼宾馆，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上前扶他下车，脚一落地，他就对李军长说：“德生同志，我不行了，我身体这样上不了飞机，北京不能去了。请你给我向军委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去北京，我在后方医院很安全，请老帅和总理放心。”他改变了主意，打道重回大别山。他知道，如果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一定会召见他的。毛泽东的确没有忘记许世友。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后，更多的军队将领受到冲击，毛泽东也更加关注军队将领的状况。从武汉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对上海的“形势”和居住很满意，曾对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说：“这次在上海很满意，上海很静，很好！”他也很注意看上海的一些小报、传单，看到有登载“许世友反毛主席”的，他就说：“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许世友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四方面军，张是首长，许跟他也是自然的。许世友应该保。”日上午，陪同毛泽东到达上海的杨成武代总长给许世友打来电话，讲：“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张春桥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许世友从杨成武的话音里听出“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主席。专机18日上午到达合肥机场，张春桥下飞机见了许世友，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到了上海，许世友住在兴国路72号。刚安顿好，杨成武和汪东兴就先后过来看望。许世友要求尽快见到毛主席，汪东兴答应早做安排。午饭时，许世友喝了不少酒。往常他不爱睡午觉，今天却睡了起来。可能是他心情特别兴奋，自己觉得需要镇定一下。下午2时，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前来通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春桥陪许世友马上过去谈话。许的秘书李文卿立即上楼请许世友起床。许世友起来，酒意未消，讲话还带着一股酒气，秘书很担心毛主席会不高兴。毛泽东这次接见时间较长。一见面（也有人著文说：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声如响雷，嘴里嚷着“主席你快救救我”……此话究竟是许世友当时喝了酒，行为有些冲动，还是文人的凭空想象，不得而知），毛泽东就说：“我要春桥乘我的飞机去接你。你身体怎样，住后方医院安全不安全？”许世友报告说，身体可以，大别山也很安全。工区有10个工兵连，一个连200多人；城西湖农场还有一个农垦师，近万人。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许世友着急地问：“毛主席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啊？”毛泽东回答：“要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能不要呢？！”许世友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那我就没有错！有人违反纪律，我是执行纪律，有什么错？”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思路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传家宝，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不听招呼怎么行？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许世友简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三个不理解”，概括起来就是：一、这么多人（包括牛鬼蛇神）抢解放军的枪，我不理解。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管不管用，我不理解。三、陈再道是什么样人，我不理解。毛泽东耐心地做着解释：“抢枪有好人抢，有坏人抢。好人抢了会认识错误，送回去。对坏人就要专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是管用的。”许世友还是不理解：“现在为什么有人要夺我的枪？”毛泽东的话让许世友一时也难以理解，毛泽东说：“顶多南京再出现一个张国焘。”许世友进而说，农村都造反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就糟了。毛主席说，农村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粮食，全国人民饿肚子可不行。毛主席问他家里的情况，许世友说，“自己都顾不上，家里的事我管不了。”毛泽东笑了：“我家里也有两派，我也管不了。”谈话中，许世友记住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毛泽东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我说的。”时隔不久，毛泽东又给“不准揪许世友”这话作了一个诠注：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毛泽东对这些文化较低的将领多少有些偏爱，曾在多种场合讲过类似的话。比如1964年3月，他在听取各方汇报，谈到大寨生产队陈永贵没有多少文化时就说：“一些大老粗也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认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结论是：大老粗打败黄埔生。”接见当晚，杨成武、张春桥请许世友吃饭。席间讲好了，送许世友返程的飞机第二天上午9点起飞，张春桥到机场送行。许世友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晚上，上午到，下午毛主席接见，第二天一早飞回合肥，换乘汽车重归大别山。虽然来去匆匆，却事关重大，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开。军区机关的人忙不迭打听情况。许世友知道，南京市、江苏省甚至整个华东都在关心毛主席同他这次会面。他告诉手下的人，可以打电话向家里讲：就说“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我；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传家宝，不能丢；就说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政治嗅觉灵敏的张春桥，知道毛泽东对许世友的态度，便在各种场合“替许世友说话”。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时就讲道：“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当然许世友同志在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另一位“整人专家”康生也替许世友说了许多好话，这除了他在山东曾与许世友有过合作，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在上述张春桥为许世友讲话时，康生就插话说：“许世友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这样，南京市的群众造反组织有了打“派仗”的新资料。“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反许就砸烂谁的狗头”、“反军没有好下场”、“谁毁长城就打倒谁”、“拥护军管会”等大标语贴了满街，原先那些“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许大马棒”是《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头子之一）”一类的口号顿时销声匿迹。许世友将军尝谓张春桥：“戴眼镜、拎皮包，会总结、能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张春桥有一句名言：流氓打仗最勇敢。）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某次会议。许世友将军说江青：“你张狂什么，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言罢奋臂挥拳，江青愕然变色。
某日，华国锋至南京，居中山陵5号。中山陵5号与许世友将军宅——中山陵8号，仅一路之隔，近在咫尺。其时，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正红极一时。有人告许世友将军：“华主席来了，去不去看？”将军答曰：“不去，他算老几？”次日，华国锋登门造访，将军佯装胃疼，作满脸痛苦状。数日后，叶剑英元帅到南京，亦居中山陵5号。将军闻知，急驱车拜见。1974年初，许世友将军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党委和广东省委拟于东方宾馆为将军接风，将军怒曰：“什么东方宾馆、西方宾馆，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不去！”南京军区总医院有人议论毛泽东不重视知识分子，许世友将军闻言大怒，曰：“谁说毛主席不重视知识分子，要是张国焘早就把你们这些家伙枪毙了。”1982年冬，中顾委华东组于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许世友将军在会上愤然曰：“江渭清、张春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要杀掉。为什么不杀掉？就是毛主席老婆，也要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什么不同罪！”聂凤智将军纠正曰：“不是江渭清，是江青。”许世友将军曰：“对，就是江渭清。”众大笑。当时，江渭清（男，湖南平江人，，历任江苏、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正坐在许世友将军对面也。会后，许世友将军问秘书：“我那个庶民的庶有没有说错？”秘书答：“没有。”将军曰：“那就好。”又曰：“与民同罪就与民同罪，为什么一定要加个庶字呢？”许世友将军患肝癌后，友人劝他至北京三○一医院治疗，将军断然曰：“不去，坚决不去。”问之何故，将军答曰：“北京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我是一个兵！”这幅照片一直挂在他的床头。——许世友将军和战士们在一起感到无比快活。日，许世友将军致函住在老家新县的长子许光，“邮去现金五十元整，这五十元是我准备后事用的，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要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去，活着精忠报国，死了孝敬父母。”将军1985年去世后，经中央特许遂其愿，土葬于大别山其母坟旁。母子相依，其乐也融融。
下面，说说钱钧将军。钱钧将军6岁那年，就被送到地主家里当了放牛娃。在牛背上转了两年，终因受不了东家的打骂，他又跑到一个老木匠那里去讨口饭吃。老木匠生性暴躁，干活稍不如意就对他拳打脚踢。一怒之下，11岁的钱钧到少林寺出家当了和尚。钱钧将军后来和朋友谈到这样一则趣事：进少林寺次日，值班和尚命其烧火。灶前立一木桩，约碗口粗。将军问：“劈柴刀在哪？”值班和尚举手曰：“这就是刀。”将军惊诧。旋见值班和尚用手拧木桩，一拧一片，一撕一片，如拧面团，如撕棉絮。顷刻，木桩纷纷化为碎片。自此，将军练武不辍。钱钧在少林寺，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特别以“铁掌”著称。他的“朱砂掌”发起功来，真像是一把钢铸的利斧。大块岩石，一掌下去，立刻碎裂。至于劈青砖，那简直像切豆腐一样，不在话下了。1927年，钱钧由董必武同志亲自介绍，宣誓入党。从此，在鄂豫皖苏区，在雪山草地上，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他那一身武艺，使他在战争中如虎添翼，有“常胜将军”之称。建国以后，钱钧还偶尔表演过“朱砂掌”。那是他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到苏北去检查民兵工作，傍晚休息时，干部们都要求他表演“劈石头”。但苏北一马平川，一时间到哪儿去找合适的石头呢？最后，还是找来了一块压腌咸菜用的青石，这块石头少说也有二十来斤，光溜溜、湿漉漉，放在堂屋正中的桌子上。“钱司令果真能劈开它吗？”“肉手能劈碎岩石，我还从没见过！”在人们的窃窃私语声中，钱钧走到桌前，摆正石块，猛抬右手，一掌下去，只听“砰”地一声，青石顿成三瓣，劈裂的碎石，竟蹦出一丈多远！还有这样一则体现钱钧功夫的趣事：正在上海延安饭店参加会议的南京军区三位副司令张才千、王必成、陶勇结束了晨间散步后，正蹲在一起，小声地聊天。突然，“哎呀”一声惊叫——陶勇副司令员只觉得身子“唿”地一下，自己已被一只大手托住臀部，离地举了起来。蹲在一旁正低头抽烟说着话的两位副司令员在惊叫声中，忽然发觉身边的陶勇将军不见了。急忙抬头一看，才从莫名的惊慌中定下神来，原来，悄悄来到他们中间，一手把陶勇托起的“大力士”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铁掌将军”钱钧。许世友将军和钱钧将军，我概括他二人有“五同”，同乡人、同年生、同寺（少林寺）、同事（南京大军区）、同疾（老年性耳背），所以二人性格又相近，感情甚笃。许世友将军晚年常去看望钱钧，两人年老耳朵都背，操一口家乡土话，因怕对方听不清而扯着嗓子大声交谈。你说东，他说西，答非所问，文不对题，然两位将军则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某日，许世友将军至钱钧处闲扯一个多小时，返回时问秘书：“钱司令说了些啥？”一时传为笑谈。钱钧将军因为年轻时当过木匠，学过雕刻、绘画的基本知识，所以后来特别喜欢作画，被人称作“将军画家”。凡有人赞将军画好而求之，钱钧将军皆答曰：“这是拿着毛驴当马骑。”其风趣之性格可见一斑。
“勇猛将军”郑维山（），新县泗店乡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在“文革”初期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说：南有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北有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不怕，打倒它！鲜为人知的是，许世友、郑维山都是我市新县人，两人出生地仅相距二、三十里，并且两人都是著名的“勇猛将军”。这里，主要介绍一下郑将军的概况。1915年8月，郑维山出生在新县泗店村屋脊洼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放牛为生。父亲郑国麒，曾是村苏维埃农协主席，参加过黄麻暴动。黄麻起义前，受父辈影响，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替父为地下党送信。1927年，黄麻起义后，加入童子团，任分队长，站岗放哨查路条。1929年加入少年先锋队，任中队长。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任赤卫队副指导员；6月，带70余名赤卫队员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后调红四方面军总部通信队。历任班长、分队长、指导员，参加了花园、新集、双桥等战斗和鄂豫皖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及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1932年秋，随红军主力西征，参加了枣阳、新集、漫川关等战斗。1933年春，参加了反敌三路围攻作战。同年秋，调任红9军27师81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等战役。年底，刚满十八岁的郑维山升任27师政治委员。1934年春，调任红30军89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反敌六路围攻的西线中部防御作战。1934年11月，红30军为加强突击围剿，将本军三个有荣誉称号的主力团；即“能攻钢军”第263团、“夜老虎”第265团、“能守钢军”第268团，编为第88师，郑维山调任该主力师任政委，先后率部参加了广元昭化、陕南、强渡嘉陵江、北川土木、江油中坝等战役。6月，奉命率两个团过雪山迎接中央红军。在达维率先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会师。8月，随主力过草地北上，率部参加包座战斗。后随红四方面军返回草地南下，先后参加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及百丈关决战。1936年4月，奉命率一个团西出绒坝岔藏民区，执行迎接红二方面军的任务，最先与任弼时、贺龙红二方面军实现会师。同年8月，第3次过草地长征北上。10月，在甘肃会宁再次与中央红军会师。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3月，西渡黄河，随30军编为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西路军失败后，只身讨饭回延安，入抗大学习。抗战时期，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主任教员、抗大二分校副校长、教导团政委、教导团团长兼政委、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行唐指挥所总指挥、司令员，领导该区军民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历次反“扫荡”等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张家口卫戍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石家庄市卫戌司令员、第19兵团第63军军长。参加了张家口、保（定）北清风店、石家庄、涞水庄町、察南、冀东热西、察绥、平津、太原等战役。华北解放后，奉命进军大西北，参加了扶眉、兰州、宁夏等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1951年2月率部出国赴朝作战，参加第5次战役、开城保卫战等。1952年7月，彭德怀点将郑接替回国养病的杨成武，担任第20兵团代司令员。他上任后，组织指挥了兵团1952年秋季和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在金城反击战中，亲自策划指挥三千人敌前大潜伏，开创了现代化条件下白天大规模潜伏作战的范例，为金城战役胜利，迫敌全面停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著名战斗英雄邱少云，就是这次战役涌现的。1955年起，先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文革”中、后期遭迫害，被幽禁8年。平反后，于1982年第三次进大西北，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1998年4月，郑维山将军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肺部有一块阴影，经过反复检查，确诊为肺部肿瘤，需要做切除手术。开始人们不想告诉他病情，他说：“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是个死，我们这些人要死也早死过几回了，不要跟我打什么埋伏。”人们只好把病情告诉他，他不仅没有精神负担，反而能吃能睡，体重增加。当时，他已年过八旬，手术开始前他又提出要求，不要全身麻醉，以免日后影响记忆和恢复。进手术室前，他还谈笑风生，说：“战斗就要打响了，集中兵力、集中精力，按计划打下去就是了。”他还说：“只要从手术台上下来，胜利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了。”手术后三天，他奇迹般地下床了。第五天出现在走廊里，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三个多月后，他来到老部队军史馆的开馆仪式上发表讲话……日，根据他的病情，领导和医学专家都要他从北京军区总医院转到301医院。那天他只提了一个条件：一定要回一趟家。医生和家人怎么也劝不了，他说，我有重要事情，一定要回去一趟。人们不知道，他是要回去写遗嘱。那天他写下的遗嘱大意是：死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没几天，他又说：“现在，还要加上一条，遗体交医院解剖，还有，撒骨灰要给军队找麻烦，把它撒在老家村后的大山上就行了。”……
“幸运将军”李德生（），新县陈店乡人。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一天休息散步时，肖望东（，江西吉安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前夕任中央文化部代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被关押9年。肖在任南京军区政委时，李德生是下属的十二军副军长、军长）和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走到了一起，二人笑谈一阵后，肖望东幽默、风趣地问李德生：“你呀，真幸运，是怎样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间“混”过来的呀？”他不讲怎么“闯”过来，而是用一个“混”字，言下之意是说：你真幸运呀！此时，肖是中央候补委员，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前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对这位年长自己6岁的老领导，素来尊重，没有想到他在这样轻松的场合、以轻松的口吻，提出这么严肃的问题。对于老领导的提问，他报以灿然一笑，然后以他特有的朴实无华，也回答了一句很幽默的话：“可不是混过来的呀，混是混不过来的啊！”引得二人哈哈大笑。一些熟悉李德生的老同志们都觉得，在“文革”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受迫害、遭关押、流放，甚至被批斗致残、致死，而李德生则能一路顺风顺水、平步青云，真是“幸运儿”。其实，这都是李德生一贯不盲从，不随声附和，不说大话、假话，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有关。可以说，他有一种“拉拢吹捧不能淫，官场浮沉不能移，打击陷害不能屈”的气概。他是靠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政治智慧，经历“文革”十年斗争风雨的。了解了这些，对于李德生在那个动乱时期的人生、仕途传奇，就不难理解了。同样，在“文革”中幸运高升的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人，在粉碎“四人帮”后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政治仕途步入冷宫，人生开始走下坡路；而李德生却没受什么太大影响，一直顺风顺水的走完了全部人生。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议论李德生在“文革”中的一些事情，邓小平听说后，一语千钧：“李德生一身清白。”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都“幸运”的高级领导干部，这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里极其少见。我从1996年起担任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为了新县羚锐制药公司能尽快上市，在我任职的几年间，多次随有关领导到北京西山李德生将军家里拜望、汇报，李老和夫人曹云莲每次都热情接待。经过多方努力，在李老的亲切关怀帮助下，新县羚锐制药公司于日，正式在上海“上交所”上市，这是鄂豫皖苏区、乃至全国老苏区、贫困地区的第一家上市企业。这里，着重说说李德生和毛泽东主席的关系。1947年3月，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大举进攻，毛主席、党中央被迫撤离延安。在转战陕北的艰难日子里，毛主席化名“李得胜”（意即：离得胜）。从此，中国革命就一步步走向胜利，毛主席一生有不少化名，但唯独对这个化名格外满意。196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当周恩来总理念会议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时，毛主席问：“哪个是李德生？”因为“李德生”和“李得胜”读音相近，毛主席感到很亲切、敏感。周恩来随即介绍：“李德生现在是十二军军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紧接着向李德生招手道：“请你站起来，让主席看看。”这是毛主席第一次面见李德生。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当周总理又一次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主席又一次接话：“让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随即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3个月后，李德生被调到北京任职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不久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等5人。李德生一贯忠于毛主席，紧跟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期间，江青曾以送感冒药、欲到家看望等小恩小惠的手段拉拢李德生。将军对江青一伙始终保持距离，不卑不亢，对她的拉拢利诱始终处之泰然，不为所动，这使得江青一伙对他十分不满。一年后，李德生主动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离开北京赴东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多年。李德生的小女儿在美国将要生孩子的时候，打电话问家里，孩子是在美国生还是回国生。因为在美国生，就意味着孩子自动有了美国国籍。李德生答复女儿：“回到北京来，让孩子抱紧我们的祖国！”
“排头将军”尤太忠（），光山县砖桥乡人。所谓“排头兵”，是指那些经常站在前、干在前、冲在前的人。尤太忠家庭穷，从小靠给地主放牛为生。他13岁参加红军后，从当儿童团员、司号员开始，一贯表现积极，直至后来成长为高级指挥员，都是冲在前、干在前的人，所以被称为“排头将军”。尤太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晋升为上将。建国后，先后任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等职。尤太忠虽然从小没上过一天学，但记忆力超群，刻苦用功，终成一代名将。下面，说说他颇为传奇的二、三事。尤太忠将军身材魁梧，鼻大嘴阔，双耳奇长，几近垂肩，双目炯炯，眉宇间两道竖纹，酷似京剧武生相。将军运筹帷幄之际，必以三指捏额头，此时，无人敢近也；若举手压帽檐，意决心已下，无人可变也；若脱帽而起，必赴前沿指挥，如脱兔奔鹿，无人能挡也；若以三指摸腮，此仗胜局已定，其时将军心境极佳，人人皆可近，事事皆好办。尤太忠将军耳所闻辄终记不忘。战争年代，将军到纵队接受战斗任务，回来后指着地图传达，全旅三个团，出发时间、途经地点、过某山某河、何时到达何地，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丝毫不差。传达毕，纵队文字命令才到，各团领导对照命令，无有差错。众人惊异，尤太忠将军告曰：“我这是没有文化被逼的。别人用笔记，我用心记。打仗是要死人的，怎敢马虎。”抗美援朝时期，将军夫人王雪晨于朝鲜地图前考将军。王夫人在地图不辨字形处，指某点问将军：“何地？”将军答之。又连指十余地名，将军皆应答如流，无一差错。又指偏远之地点，仍如是。王雪晨惊异将军之记忆力：“朝鲜地名生僻难认，将军当时文化不高，如何能指哪认哪，一处不差？”殊不知，这是因为将军已将地图中上千个地名烂熟于心也。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24日，过汝河。其时，河南有阻敌，河北有追兵，形势危急。尤太忠将军奉命率十六旅坚守河南之大、小雷岗，以掩护全野战军渡河。将军毅然将指挥所设大雷岗，距敌仅两里。十六旅激战一日，伤亡2000余人，终完成阻敌之重任。将军追忆神伤而曰：“那天，困难得很啊，牺牲的人，毯子一卷，就埋了。”尤太忠将军又言：“过汝河时，刘邓曾亲临大雷岗。我劝他们快走，他们不肯。我便强拉他们进指挥所。刚进去，敌一发炮弹飞来，把我的帽子打飞了。”将军继曰：“后凡刘邓作指示，我都回答‘是’，只希望他们快离开。刘邓走时，刘伯承又转身叮咛‘会合的地点记住了吗？息县彭店！’”解放战争打榆台，首次攻城失利。六纵政委杜义德打电话问时任十六旅旅长的尤太忠将军：老尤啊，怎么打了半天没有打下来？将军闻言脱帽而起，直奔前沿。众将士见将军亲临，群情激奋，勇往直前，城克。将军进城后，右腿被碉堡内残敌冷枪击穿，血流如注。1949年冬，尤太忠将军率部参加解放重庆。是日大雨，刘邓问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将军：“三十四师师长尤太忠在何处？”王近山答：“部队都在街上淋雨，尤太忠肯定也在街上淋雨。”杜义德将军曰：“只要有一个兵在街上，他就不会进房子。”遂遣参谋武英沿街寻之，果如所言：尤太忠将军和士兵同在大雨中。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尤太忠将军奉命率部出击汉江南岸，依令须沿公路前进，将军则嘱部队抄小路行之。经数日侦察，果如所料，已被敌围矣。如何处之？有人言分散突围，将军力排众议曰：“我们孤军深入，现在被围，更应捏紧拳头打出去。”故而溯汉江而上，寻机过河，果于敌重围之中脱险。
“精悍将军”万海峰（1920—&&& ），光山县槐店乡人，1988年晋升为上将。万海峰将军个头不高，精明强悍，作战英勇，机智灵活。1992年5月的一天，大别山映山红怒放，幽兰飘香。万海峰将军应邀到商城县参加“商城县革命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我时任光山县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此项活动我也应邀参加了。活动结束后，我代表家乡人民专程迎接、陪同万将军和夫人回光山探亲访友、指导工作。当时交通条件差，我们三人乘坐一台“切诺基”，万将军坐前面，我和他夫人坐在后面，当时路况不太好，一路颠簸。万将军身体很好，兴致很高，在我的询问下，他讲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战斗故事，使我受益匪浅，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难忘的印象。万海峰降生的时候，不会识文断字的父母只给儿子起个乳名，叫“毛头”。3岁那年，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无暇照管3个儿女，只得托付二姑照料毛头。生活的磨难，使得毛头变得十分乖巧，经常帮助二姑放牛、割草、打柴。1932年，红军首次攻占了光山县城。看到队伍里有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红军，毛头心里羡慕极了。他伸手要摸小战士的枪，人家却不让他碰。没多久，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一夜之间撤离了光山县，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家里分的田地又被地主夺走了。这时，在外乡帮工的二叔突然回到家里，要去投奔红军，刚满13岁的毛头也要去。二叔带着毛头翻山越岭，终于找到红军光山独立团。独立团的领导见毛头年龄小、个头矮，不愿收他，毛头急切地说：俺从小就会干农活，什么苦都吃过！放哨、送信的活儿，用不着大人去干，让我去不是正好吗！部队领导被毛头的聪明伶俐逗乐了，终于收下了他。队伍里当时数毛头年龄最小，但他毫不示弱，争着站岗放哨，人们都夸他懂事。加入红军不久，二叔被病魔击倒了。那时，红军正处于敌人的围剿之中，处境极端凶险，没有条件照顾重病号，就让毛头护送二叔回老家。毛头搀扶着虚弱不堪的二叔，沿着小路穿行。有几次差点被白军发现，他机灵地藏在草丛中躲了过去。快到家时，病饿交加的二叔却永远地倒下去了。毛头强忍悲痛，把二叔掩埋在路旁的坡地里。突然的变故、巨大的悲痛之后，13岁的毛头一下成熟了许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漫漫征程。几天后，毛头在路上遇到了红28军，红28军政委高敬亭把他留在身边做了一名警卫战士。游击战的生活异常艰辛，智勇双全的著名红军将领高敬亭（，新县泗店乡人，历任红28军政委、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等职。1939年6月在安徽被错杀，1977年4月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指挥着这支孤悬敌后的弱小队伍，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高政委连日抱病指挥，身体日益虚弱。自幼在山林中长大的毛头能够辨别出各种野菜、野果哪些能吃。每到宿营地，他一头钻进山林中，细心采摘野菜，供首长和战友们食用。为确保首长的安全，凡是给高敬亭吃的野菜野果，毛头都要先尝一尝，经常烧盆热水让高政委洗澡解乏。从小就学会的针线活也派上了用场，高敬亭很喜欢这个“红小鬼”。一天，高敬亭和战士谈心时，有个战士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请首长帮助改个名。毛头想起自己还没有正式的名字，也提出了起名的请求。高敬亭欣然说：“我们红军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这个战斗集体像海洋一样大，像山峰一样高，部队和个人都有光辉灿烂的前程。你姓万，就叫万海峰好不好？”战士们齐声叫好，从此，毛头才有了正式的名字。1940年1月，万海峰在新四军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陈毅、粟裕身边当参谋，这让万海峰大开眼界。当年5月，为了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陈毅、粟裕奉命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人员渡江北上。然而，沿途有日军严密封锁，群众对新四军也存在不少顾虑。时任侦察参谋的万海峰担任了渡河保障任务，他带领侦察员化装侦察，通过当地游击队和群众，查明了敌情，极其谨慎地找到了摆渡的船只和可靠的船夫，选定了安全的摆渡点。这天，在约定的渡口，出现了一位身着长衫、头戴礼帽、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他身边跟着几名随员，俨然像个富商。万海峰认出来，此人正是陈毅司令员。陈毅走到了万海峰的面前，他身边的人拍了拍万海峰的肩膀：“我们老板有急事，请给摆个渡吧。”万海峰立即将陈毅安全护送到对岸。这一幕，就是后来电影《东进序曲》中“陈老总只身渡河”的故事背景。在陈毅、粟裕首长的领导下，他日渐成熟起来，逐渐走上了解放军指挥岗位。1952年9月，万海峰所在部队奉命入朝参战。军长皮定均找万海峰谈话：“你当炮兵主任吧，炮火的运用直接关系到作战的胜负，它是打击敌人的铁拳。现在，我把这个铁拳交给你了！”志愿军在攻击一处无名高地时，万海峰指挥炮兵对据守该高地的美军阵地实施15分钟炮轰，使我军的突击排仅以10分钟就突破了敌人的防御阵地。炮兵当即延伸射击，有效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突击分队经过50分钟战斗，全歼守敌一个加强连！次日，当敌军以30辆汽车满载后续部队集结时，我炮群以3分钟火力急袭，歼其大部。万海峰指挥三打无名高地的战斗，共歼灭美军1800余人。下面，说说万将军主动请缨抗震救灾的故事。日，是国人震惊和心痛的日子。从地震发生到指挥部撤离，万海峰等一行在唐山辛劳了100多个日日夜夜，率部从废墟中救出了无数生命。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立即调派军队投入抗震救灾，本来，指挥部成员中没有万海峰。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万海峰主动请缨：“我担任师长、军长都是在唐山，在这座城市驻防了20年，与唐山人民结下了难舍难分的鱼水之情。唐山人民有难，我对唐山情况比较熟悉，请批准我参与唐山抗震救灾。”万海峰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最后，确定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由当时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任组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选进、北京军区副政委万海峰任副组长。日清晨，万海峰带着随行人员，冒雨驱车赶到南苑机场。临近中午，飞机在空军唐山机场着陆。房屋大部倒塌，未倒的也是摇摇欲坠。战士们只能用苫布支起一个大帐篷，里面放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建成一个简易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当初开进的部队没有携带锹、镐、施工机械等，这给救灾造成了很大难度。最初几天，战士们只能靠双手扒碎石、搬楼板、扯钢筋，有的战士因此指甲剥落，双手血肉模糊。为了大批转运重伤员，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唐山机场，仅五六天的时间里，就空运出了一万多名伤员。空军指战员用塔台车指挥飞机双向起飞，调度员靠目测和经验，指挥飞机安全起落，在最困难的时刻铺平了救死扶伤的空中通道……
“隐蔽将军”刘少文（），浉河区浉河港乡人。1925年入党并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由于刘少文多年来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出头露面的机会较少，所以世人、特别是家乡人对他知之不多。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情况。1925年6月，刘少文在有王若飞参加的仪式上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刘少文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刘少文担任了本年级党支部书记，掌握了流利的俄语，为后来从事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奠定了基础。1927年2月，大革命形势危急之际，刘少文担任苏共代表团翻译，随团回国参加大革命。到达上海时，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三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十里洋场。几经周折，他才随苏共代表团到达国共合作还未破裂的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其后，党派刘少文随苏共代表团成员去长沙帮助国民党湖南省委工作，又逢“马日事变”爆发。因当晚居住在苏联领事馆内，刘少文才幸免于难。在担任苏共代表团翻译期间，刘少文及时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映给苏共有关人员，促使共产国际决定“应该讨论陈的去留”，为扭转中国革命时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1927年11月，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看中刘少文的干练，调他到身边担任助手，负责国际联络工作。1928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由于早年旅苏的经历及谙熟俄语，刘少文得以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科长，负责同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管理有关经费。1934年2月，刘少文辗转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他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并主编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还担任过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因此，周恩来曾称赞他是“既能秘密书写，又能提纲挈领，更能深入人心”。同年10月，刘少文参加了长征，并在扭转党的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担任秘书工作，亲身见证了党史上最伟大的一章。早在长征前，在和老领导瞿秋白的话别中，刘少文就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本质有所认识。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少文跟随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被编入张国焘领导的左路军。同年9月，张国焘另立“中央”时，看中了刘少文的旅苏经历并和共产国际一些负责人有过工作交往，就内定他为“中央”秘书长，以示拉拢。当朱德事先将此事透露给刘少文时，他表示坚决不干，朱德指示他暂且“忍耐”，刘伯承则劝说：“我们以前曾做白军的工作，何况张国焘他们还打着红旗呢！”与此同时，刘伯承还嘱咐刘少文，“要把通共产国际的密码烧掉。”在朱德、刘伯承的具体指导下，刘少文“身在张营心在党”，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为密切两军关系，刘少文转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担任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这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少文长期在白区的危险环境中工作，默默无闻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许多具体而细微的任务”。在当时军事、政治斗争中，许多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却又鲜为人知。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情报史专家所说的，刘少文从事的是“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1937年4月，遵照党中央决定，刘少文抵达上海待命。“七七”事变后，被调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任秘书长、副主任，协助前两任主任李克农、潘汉年工作。1937年11月，早在上海沦陷之前，“八办”就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潘汉年、刘少文一手经办的。1937年11月底，潘汉年撤离上海后，刘少文继任“八办”主任，开始主持办事处的全面工作。为教育和影响国人，刘少文指导和支持汪衡、胡愈之等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由黎明书局以《毛泽东自传》书名发行。为表明共产党的抗战文化取向，刘少文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赞助《鲁迅全集》的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苏联传记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也是刘少文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梅益翻译完成的。从1940年夏到1949年夏，刘少文奋战在统战工作、情报工作第一线，有人用“足迹涉港澳，重庆与沪（上海）宁（南京）”来高度概括这一时期他的革命活动。1940年7月，刘少文由中共南方局派往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负责交通联络、机要、电台和经费工作，除保持了同上海、韶关、桂林、海南岛等地联系外，还与海外一些地区建立了独立的交通联系。期间，刘少文还和潘汉年等对日军进行了鲜为人知的情报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陷落，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面交通，疯狂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在港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和夏衍、金山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及其家属数百人陷入危境。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示驻港机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全力营救”。在廖承志主持下，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了研究，让刘少文留港负责转移工作。在此过程中，刘少文等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在一封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中，周恩来指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存款共有多少？望告。”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刘少文在广东省委、当地游击队等的协助下，组织动员了一切可能运用的力量，终于胜利地把这些抗日爱国人士秘密转移到安全地区。由于他在营救工作中表现出色，受到周恩来专门致电表扬并给予中央特别的奖励。1942年8月，刘少文奉令回到重庆，化名“张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先后任交通处处长、组织部负责人、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南方局委员。在任内，刘少文直接组织铺设了川陕转移线路和重庆到中原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此外，他还直接领导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的工作，争取团结了许多对国民党失望的旧科技人员，为新中国国家建设聚集了人才。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文出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为谈判斗争和政协会议的举行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在此期间，他还多次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接见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2月底，作为周恩来的随员，刘少文随同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从重庆飞抵北平、张家口等地，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为我方代表出谋划策。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决定还都南京。1946年3月，周恩来派刘少文先行赴南京、上海，为中共代表团迁移做准备。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代表团奉命转入地下，改组为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刘少文任副书记。这段时间，刘少文分工负责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为对蒋军事斗争和开展第二条反蒋战线殚精竭虑。1947年6月，刘少文的秘书赵平夫妇被捕，其妻在严刑拷打下叛变，敌人开始大搜捕，刘少文也差点遇险。由于他机智过人，再次躲过一劫。1948年6月，上海地下党又出了叛徒。刘少文本已对有关人员做了转移安排，自己也准备隐蔽起来。但是，因有一个重要关系要会面，他明知危险仍依约前往接头地点。途中，他不期与特务遭遇，所幸他改变了平日装束而未被立即认出。他巧妙地支开敌人，争取了短暂的时间，然后夺窗跳楼脱险。后人每言及此，都赞佩刘少文的“处变不惊”。1948年10月，刘少文撤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李克农），仍然主持统战和情报工作，为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召开新政协会议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4月，刘少文与李维汉、刘晓等一起，邀请黄炎培、朱学范等共商解放上海中的接管问题，随后出任在江苏丹阳成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的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为解放上海作相关准备。建国后，历任军委四部代部长、总参二部部长、顾问等职，一直为我党、我军的情报事业积极工作。刘少文是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兄弟将军”范朝利、范朝福：范朝利（1914—&&& ），新县郭家河乡范湾村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历任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弟弟范朝福（），在哥哥带领下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历任海军直属政治部主任、海军副参谋长等职。兄弟二人出生入死，英勇善战，同为将军，被传为美谈。抗日战争时期，范朝福在冀南大力开展地道战、游击战，搞得日伪军晕头转向。日军曾以3万元巨款悬赏活捉范朝福，在当地百姓中作为神话故事传颂。
同村将军”肖永银、肖永正、肖志贤、肖德明、肖永智、吴世安：新县箭河乡油榨村，一个村出了6位将军，被当地人誉为“将军村”。他们分别是:肖永银（），1955年被授予少将，建国后历任军长、南京军区、成都军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肖永正（），1955年被授予少将，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财务部长、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肖德明（），1961年晋升为少将，建国后历任师政委、湖南省军区副政委。肖志贤（），1964年晋升为少将，建国后历任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吴世安（），1955年被授予少将、建国后历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武汉卫戌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参谋长、顾问等职。肖永智（）抗日战争时，先后任刘邓129师新八旅政委、冀南军区七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1943年10月，上级决定送他到延安学习，当时正值军区组织临东战役，肖永智主动提出等打完这一仗再去延安。日，他率部在清平县和日伪军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在突围中中弹牺牲，年仅28岁。为纪念他的不朽功绩，上级决定将清平县改为“永智县”。有人讲，如果他健在的话，按条件1955年应被授予中将军衔。上述6人中，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肖永银。1947年3月，时任刘邓大军第六纵队18旅旅长的肖永银，在豫北围攻汤阴的战斗中，活捉孙殿英，歼灭孙所部和反动地方武装近万人。孙殿英（），河南永城县人，赌棍、庙会道徒出身，国民党中将。1928年，时任军长的孙殿英，驻防在河北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朝的东陵仅一山之隔。6月下旬，孙令其工兵营长孙子瑜执行盗墓任务。孙率领工兵营用了整整3夜时间，先后挖开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两座陵墓，盗出无数珍宝。孙盗掘东陵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相继纷纷报道，舆论哗然。孙见势不妙，乃多方设法，力求解脱。他从赃物中选出一部分稀世珍宝托徐源泉转交宋美龄，请宋庇护。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宋美龄拖鞋上的那颗夜明珠，正是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接着，孙将从乾隆墓中盗出的“九龙宝剑”，托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转送给蒋介石，并把108颗朝珠中最大的两颗送给戴笠，慈禧的枕头（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孔祥熙夫妇得到两串宝石，其他一些高级官员也都得到了贿赂。此后，“东陵大盗”、“盗墓将军”孙殿英连卖带送，竞把盗出的价值连城的珠宝被糟蹋得荡然无存。
“黄埔将军”黎原（），原名关俊彦，息县关店乡人，黄埔军校十一期，他是我市唯一的毕业于黄埔军校的解放军少将。黎原早在潢川中学上学期间，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建国后曾任解放军军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他在任军长兼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的几年期间，是省里的党、政、军一把手。“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那时叫“三支两军”（日中央军委作出解放军《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当时，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现叫《求是》杂志）都要代表党中央、中央文革发表一篇社论。我记得湖南省革委会成立时，社论的题目是《芙蓉国里尽朝晖》。最早成立省革委的黑龙江省社论的题目是《东北的新曙光》。最后一个省成立革委会时，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枚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由于那时台湾还没统一，香港、澳门还没回归，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故被勒令回收。“物以稀为贵”，这枚邮票目前在集邮市场上的价值非常可观。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悲剧将军”高敬亭（），新县泗店乡人。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游击专家”的高敬亭，虽然没有活到新中国成立，虽然没有参加1955年的解放军授衔，但我仍尊称他为“将军”。在写作该文时，我反复思考：是否应把高敬亭这位“无衔将军”也写上？最后觉得还是应该写上。因为当年接任高担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1955年被授予大将；高当年的参谋长林维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高当年的警卫员万海峰，1988年被授予上将……我想——假如高敬亭不被错杀，1955年会被授予什么军衔呢？……新四军名将高敬亭，是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红二十八军创始人之一。他10岁丧母，家庭贫困，1931年7月，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光山县委书记。先后创建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高敬亭任豫东南道委书记。为了统一领导留在鄂豫皖地区的武装力量，坚持根据地斗争，同年11月，省委在黄安檀树岗重建红25军，高敬亭任红25军75师政治委员。1934年4月，红82师在皖西重建，高敬亭任师长。同年11月，红25军长征，高敬亭兼任皖西北道委书记。1935年1月，高敬亭在安徽太湖县凉亭坳金家大屋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第三次重建红28军，任军政治委员（没有军长）。同时，发展地方武装，成立了四路游击师，进一步加强了便衣队建设。他领导红28军和苏区人民在鄂豫皖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的一面坚持战斗的红旗。1938年2月，红28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赴抗日前线。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以不执行军令为名，电请国民政府处决高敬亭，同月蒋中正回电照准。6月4日，高敬亭被新四军军长叶挺奉命逮捕，6月24日处决。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中共中央，都无法原谅叶挺。高敬亭功昭大别山，功勋卓著。在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时，由于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错杀过自己的战友，但那是在失去党中央领导，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一时难辨真伪的情况下发生的。后来对高敬亭的批判斗争，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条款，如拥兵自重、独立王国、山大王主义、违抗中央指示、不服从军部指挥、消极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等等。最后批判他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完全超出了原则界线。他创建的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为中心，背靠大别山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不愿拱手让给国民党，是他“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和“延宕进军皖中”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终被处决的主要原因。日，高敬亭在安徽肥东青龙厂被捕，24日被枪决，时年32岁。高敬亭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儿子，国民党花10万银元买他的人头没买到，却被自己人的子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高敬亭死前提出最后的要求：“我是共产党员，要死在红地毯上。”他的要求未能获准……高敬亭被错误杀害后，四支队被肢解为几个部队，有2000多战士认为革命无望而脱离队伍。高敬亭的亲属受到极不人道的虐待，大女儿刚10个月就被送给一户农民抚养，后被饿死。高敬亭临死之前给妻子史玉清留信一封：“玉清同志，我觉得革命才有出路。已决定我明日上午八时处以死刑......”高敬亭被枪杀后，史玉清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在狱中生下小女儿高凤英。高敬亭被杀不久，毛泽东气愤地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同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我们就没有根据地！”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再次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毛主席低沉地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1975年10月，几位过早离开工作岗位在合肥休息的原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的老首长告诉史玉清：“主席、总理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要抓紧申诉。”史玉清把高敬亭的一切都告诉了女儿高凤英。11月10日，高凤英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同年11月30日，主席收到信后批示：“请汪（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的事情真相如实向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机密5号文件——《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日，高敬亭将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谭震林、栗裕、肖望东，张劲夫、程子华、郭述申首长以及高将军的老部下万海峰、林维先、李世安将军等40多人送了花圈，300多老部下、老战友参加了安放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见了史玉清和高凤英，亲切地说：“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1989年6月，在高敬亭遇害50周年之际，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纪念大会，缅怀这位卓越的将领和革命的先驱者。下面，介绍原属商城、后划归今寨的两位将军的传奇故事。
“六星将军”洪学智（），商城县汤家汇人（今属金寨县）。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解放军上将的肩章上是三颗金星（中将二颗、少将一颗）。洪学智之所以被称为“六星将军”，是因为他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隔33年之后，1988年又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两次授上将，每次三颗星，加在一起就是“六星上将”了。这不但在中国军界、就是世界上也算是奇迹了。在鄂豫皖苏区时，洪学智放过牛、当过学徒，参加红军后逐步成长为营、团干部。抗美援朝时，洪学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大力协助司令员彭德怀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将、又当上了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受彭德怀冤案的株连，翌年调离部队到吉林省工作，先后任省农机厅厅长等职。“文革”开始后，他遭受关押批斗，1970年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1980年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1990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钦定将军”皮定均（），商城县双石乡人（现属金寨县）。皮定均英勇善战，治军严格。在他参与创建的豫西抗日根据地，老百姓称他为“战神”，称所部为“皮旅”，领导和同事们则戏称他为“皮猴子”，意指他指挥作战象猴子一样机巧灵活，战无不胜。毛泽东主席对皮定钧很欣赏，评价很高。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按照当时各方面规定的条件，被内定为“少将”。毛主席看到初定名单后，感念于皮定钧在中原突围、孟良崮战役中的特殊贡献，挥笔批示到：“皮有功、少晋中”，因而被破格授予中将军衔。1986年秋天，皮定均的夫人张烽同志随《皮定均传》写作组到潢川旧地重游、进行采访时，我（时任县委副书记）热情接待过她们。当我问起此事时，张烽谦逊地说：“这不光是主席对老皮个人的肯定，更是对皮旅全体指战员的肯定”。让我终生难忘的是：热情善良、气质优雅的老革命张烽同志到达固始县后，又让人专门给我打电话，把她家在福州市的详细地址、联系电话告诉我，并邀我有机会去福州她家作客……下面，先把皮定均在中原突围、孟良崮战役中的情况简介如下：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30多万重兵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根据中央指示，中原军区决定“丢卒保车”，这个“卒”就是皮旅。根据要求，皮旅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变成敌人眼中的主力，将敌人拖三天，以掩护主力突破平汉铁路西进。当谈到3天后的行动方向和方案时，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语气很沉重，他也不知道3天后还有没有皮旅，因为1934年11月，在掩护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封锁线的红34师，就是以全军覆没的结果而结束了自己的悲壮军史。在领受任务时，皮定均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掩护主力安全向西突围，从6月24日开始，皮旅7千官兵沿着根据地中心区光山县白雀园向东一字摆开，在2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顽强抗击国民党4个军10万余人的攻击。对于完成3天阻击任务，皮定均很有信心。但是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3天后的行动方向和方案上。在中原军区刚领受任务回到旅部时，他就派作战科长带精干分队向东侦察敌情和行军路线。在旅党委会议上，他否决了向南跨过长江突围、向西尾随主力、向东分散突围等各种提议。熟悉他的旅领导都在心里说：“这回皮猴子想走一步险棋！”26日晚，部队主力已经突破平汉铁路，恰逢天降暴雨，皮定均心中大喜：“天助我也”。在暴雨的掩护下，皮旅在2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全线出击，然后突然收兵，7千大军瞬间又变得无影无踪。皮定均率领部队时而向西，穿过森林；时而向南，翻过大山，最终在一个叫刘家冲的小山村休整。刘家冲位于敌军主力的结合部，在敌军运动的两条公路之间，只住有6户人家。别说敌人没想到皮猴子这步险棋，就是旅以下的官兵也没有想到旅长玩得如此心跳。次日晨，雨过天晴，刘家冲两边公路上十几万敌军频繁运兵，可把新战士吓坏了，皮定均却静静地思考着下一步行动方案。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两天后，皮定均算好敌军主力都向西北方向去了，部队已经得到充分休整，突围信心倍增，于是一声令下，刚才还静如处子的皮旅又动如脱兔，迅速通过潢（川）麻（城）公路，向东直插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当敌军回头时，皮旅已经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7月初，部队进入皮定均的家乡金寨（当时叫立煌县）县吴家店休整。17年前，将军就是在这里由放牛娃变成了童子团团员，又加入了红军。17年后，将军率劲旅回乡，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在吴家店，皮定均没见到一个亲人，部队却双喜临门：一位干部家属顺利分娩，预示着将士们光明的前程；自主力西去后就和上级失去联系的电台此时突然接收到延安的红色电波：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离开吴家店，部队向安徽挺进，于7月11日兵临淠河。在河边的磨子潭，始终跟着前卫团前进的皮定均获悉桂军一个整编师正在舒城、潜山一线严阵以待，部分敌人已经向淠河开进。由于暴雨，淠河已经开始暴涨。皮定均当机立断，命令先头营乘船过河，占领河对岸制高点，掩护主力涉河抢渡。先头营营长显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过河之后只派一个连占领山头，自己和两个连在山下睡起大觉，几乎给全旅造成灭顶之灾。占领山头的一连人马由大别山子弟兵组成，因不愿意离开家乡，集体开了小差，回到大别山打游击去了。在山下睡大觉的两个连也几乎被偷偷摸上来的敌军“包了饺子”。河对岸山顶上响起了敌人的机枪声，曳光弹在河面频频划过，工兵架起的简易浮桥一再被洪水冲垮。皮定均此时果断的命令他的王牌皮旅老底子——王诚汉的一团火速徒步涉河，协助对岸部队保护渡口。怒火中烧的皮定均并没有怒战，他继续沿河侦察，终于获知上游几百米的地方水位比较浅，适合部队徒涉。数千人手拉手走向混浊的淠河中央……部队掌握的唯一小船分给了妇女、两位新生儿和伤病员。最后，指挥部队渡河的皮定均也被4个战士强行抬起来扔到船上过了河。暴雨突然停止，水位突然下降，皮旅终于安全渡河。7月13日，皮旅撇开纠缠不休的广西军队急行军到达大别山最后一个山坡——东山坡。看着眼前皖中平原上道路纵横、电杆林立的异样风景，许多皮旅指战员产生了回师大别山的想法。然而回师谈何容易！皮旅身后一直有几个师的敌军“护送”，特别是在淠河边没有捞到大便宜的桂军行动最积极。“广西猴子”非常有战斗力，跑得快，他们一直想抓住皮定均这只“红猴子”。在东山坡，皮定均进行了突围中最为艰苦的行军动员：争取在5天内飞跃皖中平原，突围到华中根据地。随后，7千个背包扔了整整一山沟，文件、档案变成缕缕青烟，重伤员也忍痛撇下，从未当过前卫的主力一团开始充当开路先锋。官兵们终于体味到了什么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7千官兵像一股旋风在皖中平原上狂飙，不分昼夜。官兵实在太累，为争取一天的休整时间，二团团长钟发生气得骂街，旅政委徐子荣亲自说情，皮定均不为所动，一再重复着中央的指示：快走！快走！快走！……他把自己的部队撵得“屁滚尿流”，一路尾随的敌军也是叫苦不迭。行军至第5天下午，大军逼近津浦铁路，华中根据地就在眼前。但是部队已经累得睁不开眼睛。敌军孙良诚部已经在铁路沿线布置好了口袋，准备收网。皮定均不得不命令在自己部队后面扔手榴弹，免得睡过去的战士被敌军俘虏了。铁路线周围的敌人5路进逼，对皮旅形成钳形攻势。将军一声令下：“把炮弹、子弹全部打光，一发也不留！”被5天5夜急行军憋了一肚子气的指战员们如同喝了兴奋剂，向着铁路沿线的碉堡、装甲车发起冲锋。狭路相逢勇者胜。夕阳西下，皮旅已经胜利突破津浦线。看着前来接应的兄弟部队，皮旅沸腾了，旅长却像瘫了一样一屁股坐在地下。中原突围，皮定均的部队不仅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国民党统帅部挂上了号。从此双方都习惯在电报中称之为“皮旅”……1947年1月，皮定均就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自中原突围后，踌躇满志的将军多了一句口头禅：“老子就是皮定均。”口气中带着几分虎气，令人生畏。日，已经深入敌后240多里的6纵收到华野电令：限14日夜间占领垛庄，断敌退路，完成对张灵甫74师的战役合围，掩护主力消灭贪功冒进的74师。2天时间、240里路途难不倒皮定均，皮定均琢磨的是如何变助攻为主攻。将军接到电报后，当即带领先头师急行军，结果在14日凌晨就占领了垛庄。垛庄位于孟良崮脚下的蒙阴公路，是窜上山的74师向公路逃窜的后路。当时华野主力在蒙阴公路以东，还不足以将74师合围，迫切需要在公路以西放上一支奇兵。深入敌后却又绝处逢生的6纵成了置74师于死地的奇兵。张灵甫再神机妙算，也没料到这步奇中之奇。6纵占领垛庄后，74师派一个团下山争夺未果，顿时军心大乱，张灵甫直接用明语向南京大本营求救。眼见74师已成瓮中之鳖，皮定均和六纵司令员王必成一致要求参加会攻孟良崮。“消灭74师，活捉张灵甫！”这是中央军委提出来的战斗口号，更是所有参战部队都想争取的殊荣。16日下午，华野对74师的网越拉越小，皮定均亲自挑选了一条进攻路线，派上预备队——纵队特务团直插孟良崮74师老巢。6纵特务团最终攻破74师指挥所，张灵甫等自杀身亡之时，暴雨骤至。皮定均再次感叹到：真是苍天有眼！倘若雨早点下，不会断水的74师不知还要顽抗到何时！张灵甫毕竟还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皮定均花了400块的大价钱给他买了一口上好棺材，体面地安葬。张灵甫下葬时，他手下被俘的9个将校跪成一圈，嚎啕大哭。皮定均指着棺材里的张灵甫问各位将校：“你们中将师长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你们应该记取，我们是代表人民的，你们不要与人民为敌。你们看，我们的民工有多少哇！”皮定均没有从战略战术上分析张灵甫失败的原因，他已经超越了张灵甫。中原突围、大战孟良崮，是皮定均戎马生涯中两大亮点。仅凭这两大亮点，皮定均就已步入名将之列。另外，皮定均的“名人轶事”还很多：年轻时的皮定均是太行军区有名的“皮猴子”，浑身上下透着猴性，无论和日本人打仗还是和上下级交往，都是没个正形：和老首长刘伯承的小马驹“握手”，结果眼睛差点被踢瞎；刘伯承让他找人侦察敌情，他自己却化装跑到敌占区“溜大街”，险些被敌人活捉……甚至在情场上，他也往往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所以人们都叫他“皮猴子”。将军情窦初开是在1940年，年仅26岁的他出任太行五分区司令不久，遇到亭亭玉立的大美女张烽，一见倾心。张烽时任将军辖区下涉县妇救会主任。将军请县长做媒，却遭到很有个性的张烽的回绝。将军的第一次求爱吃了闭门羹。但皮定均有股韧劲，他发誓：非张烽不娶。于是，他不停地给张烽写信，尽管都被撕得粉碎。聪明的徐子荣政委充分发挥组织和群众的力量，亲自找张烽谈话，所有机关领导的家属都出面撮合。最终，张烽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抵不过这样的“轮番轰炸”，不得不于1943年6月底将自己的铺盖卷儿放到将军的床上。虽然他们的爱情是从组织包办、一穷二白的“哑巴婚礼”开始的，但经过战争生死离别的洗礼，渐渐升华为相互欣赏、海枯石烂的终身厮守。皮定均将军治军严厉，时间观念极强。某日，皮定均将军至某师观看战士演出队演出。时间定在晚8点开演，因师领导尚未到齐，过8点仍未开演。是时，将军起身曰：“你是战士演出队，给战士演出，叫战士遵守时间，你不遵守时间，不看了！”言罢即走，该师领导惶惶然也。次日演出，准8点开幕，一分不差。将军夫人张烽说：陈伯达（福建惠安人）“文革”中欲拉拢皮定均将军，将军无动于衷。一次，将军赴京开会，陈伯达召其谈心。将军借故不通闽语，请以笔代言。陈伯达无奈，取纸条书之：“福建粮不足，吾不归。”将军取纸条，留用。批陈（陈伯达）整风，将军以纸条为证，与陈伯达无嫌。“文革”中，有人言皮定均将军“战场上是英雄，党内斗争是狗熊。”将军坦言：“狗熊就狗熊，自己人斗自己人算哪路英雄？”皮定均将军爱骂人，官愈大骂之愈狠，然从不骂士兵。某日于某部营外，将军见两士兵弃空酒瓶于水田，召连长指导员至，命其下田摸酒瓶，俩士兵欲替下，将军怒止之。某日某部，将军见一哨兵军大衣少一钮，即命营长跑步带针线，为哨兵钉钮。将军侧立一旁，怒视之。营长手颤抖，良久方毕。将军至某岛视察，见无一条平坦之路，即命岛上守备团长端一盆水上将军车，绕岛一圈。路颠簸，水晃荡，团长全身淋透，方恍然醒悟，此乃将军严厉批评也。“文革”前，某师一战士因打靶误伤而亡，将军大怒，命厚葬，并让师长、政委抬棺。其时，师长、政委均为抗战老干部也。皮定均将军常云：“子不教，父之过；兵不教，官之过。”此亦将军带兵之道也。古人云：富贵不回乡，如锦衣夜游。1953年夏，皮定均（离别家乡24年后）首次返乡探亲。将军携妻带子，荣归故里，惊动四乡八邻，父老乡亲探望者从早至晚，络绎不绝。将军一夜未眠。次日清晨，将军断然率全家离乡返回，众乡亲皆不解何意。后来，夫人张烽说：“初时我也不明白，未回乡时朝思暮想，回乡后只住一日便走。返回途中，听我牢骚满腹，他这才说：我怎不想在家多住几日？但见同村与我一起参加革命者皆战死沙场，仅我一人生还，荣归故里，如何向先死者家人交代？回乡后，乡亲们纷纷询其亲人下落，我心里怎能受得了？！”日，敬爱的朱德元帅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中。作为朱德元帅的老部下，皮定均更是悲痛欲绝。他恨不得立刻飞到北京，到老首长的灵前哭祭。可第二天（7月7日）就是大规模合成军事演习，命令已经发出，部队正在调动之中，作为福州军区司令员——这次演习的总指挥，在这节骨眼上，怎能擅自离开呢！皮定均决定，等指挥完这次演习后，晚上就赶往北京守灵。大儿子皮国宏为父亲的安全担心——皮定均刚刚做了几次眼科手术（青光眼），视力还没有恢复，所以他特意向领导请假，专程陪同父亲前往演习地。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皮定均乘飞机到演习地区视察的途中，因气候恶劣，能见度低，“轰隆”一声巨响，飞机不幸撞上山壁！驰骋疆场近半个世纪的一代名将皮定均，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同皮定均父子一起遇难的还有福州军区司令部战训部部长、作战部副部长、空军第八军副军长、陆军第31军战训处长以及漳州机场作战参谋、皮司令的保健护士和机组人员等，共14人。一次空难使这么多将领和重要军事人员丧生，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美国将此次空难作为世界级大事而载入了当年的“国际大事记”。下面，再介绍几位毗邻信阳、以我市新县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走出去的传奇将军：
“让衔将军”徐海东（），湖北大悟人，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我党我军的36位军事家之一。在鄂豫皖苏区时，由一名穷苦窑工成长为红28军、红25军副军长。日，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人的率领下，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征，历经千辛万苦，无数次战斗，付出巨大牺牲，于1935年9月中旬，到达陕北延川永平镇，是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红军。随后与当地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中央主力红军胜利结束了长征。先期到达陕北的徐海东等人，对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将士热烈欢迎，从各方面都提供了很多方便与支持。徐海东下令把红25军积蓄的7000块银元，拿出5000块送给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枪支弹药送去。1969年，正当林彪加紧迫害徐海东时，毛主席亲自提名徐为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当9次负伤的徐海东坐在手推车上出现在会场时，毛泽东向他点头致意。1955年授衔时，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其名字排在粟裕之后，位列第二，十分显赫。徐海东得知后，非常不安。恰巧，周恩来总理到大连看望他。徐海东恳切地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恰当！”毛主席除了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外，还说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这是因为他出生于一个六代窑工家庭。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代表反动地主豪绅利益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徐海军从当战士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徐海东作战英勇，视死如归，被人们称为“徐老虎”。蒋介石在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标定每人头颅悬赏价均为25万块现大洋。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被称为“游击专家”，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军校）的课，也未入过黄埔（军校）的门，我是‘青山（大别山）大学’毕业的！”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省委书记指挥错误。于是，有人便想乘机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敌人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只要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从此，再也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了……
“善射将军”王树声（），湖北麻城人。我党我军的36位军事家之一，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长期战斗在大别山区，于红四方面军有“神射手”之称。1927年黄麻起义时，王树声率领农民自卫军守麻城。敌“红枪会”万余人攻之。将军登城北门，见敌蜂拥蚁行而至，为首是一红衣“师爷”。将军取步枪，推弹上膛，射之，“师爷”应声倒地，群匪四散逃命。长征途中某日，见王树声为红军战士授短枪射击要领。将军举驳壳枪，指一座屋顶言：“我打右下角翘起的三片瓦”，话音刚落——啪、啪、啪！三片瓦被击得粉碎。“文革”中某日，将军为其子表演射技，以气枪击梨树上的梨子，连发三枪，三只梨相继坠地。其子捡之，见三梨竟完好无损，盖弹丸均击于梨把上也。该年将军已逾花甲。1927年初，湖北麻城和河南光山一带土豪劣绅，组织红枪会土匪武装万余人进行暴乱。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他只身去武汉找董必武、毛泽东搬兵，带领省府警备团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平息了暴乱。1931年1月，任鄂豫皖红4军第10师第30团团长，率部参加磨角楼战斗，以“围点打援”战术获胜。2月，以“坑道爆破法”攻克敌设防坚固的豫南重镇新集（今新县城关）。3月至9月，任第33团团长，在双桥镇战斗中，率部担任主攻，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全歼敌第34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成立，任阅兵总指挥，指挥了隆重的阅兵式，后任红4军第11师师长。11月，红四方面军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发起黄安战役，率部担任最艰巨的打援任务，先后击败敌三个师的援兵，此役共歼敌1.5万余人，活捉敌师长黄冠英，黄安县城获得解放。为纪念胜利，遂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至今。1932年1月，率部参加商（城）潢（川）战役，打败敌军4个师另1个旅，解放豫南重镇商城等大片地区，此役他身负重伤。7月，调任第25军第73师师长，率部参加潢（川）光（山）战役，歼敌1.5万余人。10月，由于张国焘盲目轻敌错误，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向西转移，王树声率部担任后卫。在枣阳新集、土桥埔等战斗中，迭挫强敌追堵。在漫川关被围的危急关头，亲率一个团和兄弟部队配合突围，打开了全军的通道。12月，指挥先遣团，翻越大巴山，挺进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7月，年仅28岁的王树声，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协助总指挥徐向前指挥反“六路围攻”作战，共歼敌8万余人，巩固和发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接着，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在病中以教导团团长的身份随部西征。11月，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王树声时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后兼第9军军长），参与指挥血战河西走廊的多次战斗。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王树声孤身辗转，历尽千辛万苦，于8月到达陕北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他，说：“西路军的失败你没有责任......”后介绍他去抗大第三期学习。1945年10月，奉命率部南下，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任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接着奉命率部移师光山泼皮河，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兄弟部队一起，牵制国民党军精锐部队30余万兵力达8个多月之久，为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1946年6月，参与指挥“中原突围”，率左路军先后突破敌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和汉江防线。8月初，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武当山区开辟鄂西根据地。1947年7月，率部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任鄂豫军区司令员，配合刘邓主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清剿”，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局面。1949年7月，兼任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部，
看完这篇文章，你的感受如何？(点击下面的表情进行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