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_许茹芸不断更新的人生坐标-疾风资料库
我的人生_许茹芸不断更新的人生坐标
发布时间： 22:56&&&&发布人：
许茹芸不断更新的人生坐标
人们都记得她，却未必真的了解她。她 灶一个流行音乐歌手，她最流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却依然把她牢记，如今，她灶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甚至还是一个旅行家。2003年独自去纽约，在这个“大苹果”之城，重新白我定位，从一个偶像歌手变成一个“爱工作”的女人。10年之间，她改变工作的节奏，凋整奋斗的领域，“当你可以很真实地做自己，就是成功了。如果事业上很成功，但是小能做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那样对我来说就不算成功，每个人看待成功的方式不同。”对许茹芸米说，人生漫长，从来没有不变的成功，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成功是沿途中的无数风景，你可以领略不同地点的成功的美妙。　　许茹芸　　1995年出道，至今已发行23张个人大碟，在那个时代的许茹芸堪称坛劳模。2003年之后的时光，改变工作节奏，享受更多领域的探索。写了六本书，2009年与杨采妮，梁咏琪和李心洁共同成立，“希望基金会”2012年举办“对照经纬线”：古巴印&音&影像装置艺术展”。　　音乐，从疗伤到悦己　　她是疗伤系歌手，关于失落，关于挫折，关于振奋，我们都曾经在许茹芸的歌声中，找回过勇气。2011年末，相隔11年后，许茹芸再次在内地开巡回演唱会“如果时光芸许”。2011年，是许茹芸的怀旧年，她与歌迷们一起重游“像铁路一样长的记忆”。从上海到北京，有太多人与她一起怀念过去，流下激动的眼泪。她的黑色短发、白色小礼服裙，坐在巨大的白色钢琴前面，当前奏响起，现场的气氛热烈翻腾。　　此时的观众席，坐着的不再仅仅是“热情就是一切，从不对现实低头”的年轻追星族，而是已经各自占据一方，为了事业与理想奋斗的成年人与成功人，许茹芸既是他们的青春纪念，也是他们关于理想与成功这些词语与坐标的一个参照物。　　许茹芸自己就碰到过一个歌迷对她说，他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唱《如果云知道》和《独角戏》，那他才能睡得着。因为知道“大家都有一种记忆跟音乐的连结”。对于许茹芸来说，音乐事业是自己一辈子的摸索，而不仅仅是所谓的“演出”。“从学生时代开始，到进入社会，歌手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获得了很多，对我来说，音乐并不是工作，我把它当成人生一辈子的事，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演出总有落幕，而事业每天都是新的，新的起点，新的契机，新的挑战，新的收获。　　说起来有点像个“寓言故事”，1995年6月，许茹芸的首张个人唱碟面世，名叫《讨好》。只是，《讨好》的销量及风评只属一般，反倒是遇到了失意的音乐人季忠平，他疗伤风格的歌，遇到了许茹芸的声音，才真正开始了许茹芸的芸唱法时代!许茹芸凭《泪海》，一口气拿下了HANNEL[v]年度十大中文排行榜“十大偶像”、“最佳歌艺偶像”、MTV音乐台TOP20音乐大奖。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讨好”并不能获得成功，反倒是痛定思痛，才忽然柳暗花明。出道的最初十年，对于许茹芸来说，是不断地拼搏，在那段时间，许茹芸没有时间忧郁，没有时间去明白什么叫做压力，“一直唱歌一直录音”，就是她的生活常态。　　“到了跨入三十岁的临界点上，我就忍不住想，我已经照着一种模式生活了十年。如果继续下去，到底我的生活要追求一些什么?”那一年，许茹芸和当时的百代公司刚解除合约，在自己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留学美国，去纽约学习了一年半。暂时不再是个歌手，忘记以往的压力，仿佛是一次内心的清零，一年半之后归来，许茹芸觉得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新阶段开始了，多年后，许茹芸才在2009年出了一张《爱&旅行&一公里》的专辑，以纪念在纽约时的人生态度。　　“如今，我对于事业，不是特别有压力的人，我的团队对于&我的&成功的标准比我还高!很有趣吧，所以，他们的紧张程度也比我强，这种步调我觉得很好，我自己也会把事情事先规划，再讨论，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标准，通常我们会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相撞击，出来的作品，我们大家彼此都会喜欢。”从一个疗伤系歌手，到一个用音乐悦己的女人，许茹芸的工作与生活都开始进入匀速时期，不再拼命拼搏，而是把握节奏。　　旅行，从寻找到定位!　　古巴，蓝色的天空，褐色的雪茄，当狂欢节开始的号角响起，每一座城市都变成花枝招展的露天舞场，裙舞飞扬，笑容在飘动，啤酒在歌唱美好，阳光在挥洒与照耀!　　许茹芸对古巴的向往，是因为文德斯的电影《乐士浮生录》，电影有这样一句话，“古巴是个小国，但我们值得骄傲，它对抗一切，好的与坏的。”2011年5月，许茹芸展开了自己的古巴之旅，半个月去了三个城市，Havana(哈瓦那)、SantiagodeCuba(圣地亚哥)和Baracoa(巴拉科亚)。许茹芸，已经不是那种去一个地方就要住五星级酒店吃大餐的“艺人”，而是一个背包客!自助游体验当地风土人情。这次古巴游，许茹芸干脆选择了民宿，半个多月的旅程，机票和吃住行加起来大概花了20万台币(4万多人民币)，仿佛一个大学生的间隔年。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头，也许听不到往昔那熟悉的掌声，不再被仰慕的目光围绕。然而，这才是对自我的重新认识，看清自己与其他追梦者的共性，就无需再为了猜测别人“喜欢我哪种声音?”而不知所措。　　有时候，我们不仅需要在成功的路上加速奔跑，还要适时静下心来，重新找到自己新的坐标和方向。刚过而立之年的许茹芸，如今已是70后和80后的怀旧坐标，而她自己，其实还在成长、寻找、追求，只不过，与大多数娱乐气息十足的明星相比，许茹芸保持着一贯的文艺特质和低调作风。　　在音乐领域之外，旅行是许茹芸的一大爱好，也是一种“生活的仪式”，在旅行中，人们要找到的不止是别处的风景，也仿佛是用别处的生活作为一面镜子，来重新认识自我。　　旅行是从寻找外在的风景，到追寻内心的自我的定位。说起旅行时候的事情，许茹芸脸上的红润，仿佛正在晒太阳，充满了幸福感：“女生到二十九岁以后，会突然有一些不同的心情出现、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而无论怎样思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一些盲点，而一场旅行，其实是对于你自我内心的整理。”　　说起来，让人惊讶，许茹芸第一次独自旅行的成功，是终于学会了“自己一个人睡觉”!十个职场感悟　　1　发现自己的长处，把自己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2　要和自己的上级充分沟通，并互相给予信任。　　3　不要太在意输赢，与其总想着和别人竞争，不如认认真真做好自己。　　4　要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放慢脚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再重新出发　　5，多呼吸工作相关领域的知识触类旁通，即会让本职工作时刻保有新鲜感，又能带来新的灵感，不断成长。　　6　建立能充分信任的团队，知人善任，发现别人擅长的领域，充分给予对方自由发挥的空间。　　7　　从错误中学会成长，出现问题要及时解决，不要逃避。　　8　　与人合作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多体谅和尊重别人，就会达到良好的合作效果。　　9　　在工作中要给自己设定目标，但要根据自己的状态；量力而为。　　那是许茹芸在巅峰期之后，选择去纽约的故事，不是以一个艺人的身份，而是重新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一开始我很害怕，我都不太敢一个人睡觉，我个性不是很独立，小时候父母保护得很好''小时候听恐怖故事也会害怕。在学生时代是住宿舍，到唱片公司工作，唱片公司也保护得很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才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丧失了一些基本的生活本能。”　　那一年，许茹芸不是学习如何成功，而是学习怎样才是普通，普通人的困扰，普通人的忧伤，普通人在菜场里面的趣味和好奇，那一年，许茹芸什么都没想，既不是所谓的参禅励志，也不是所谓的自我进修，只是体会寻常生活，做一些很家常的事情，学做菜，学做巧克力，去菜场买菜，每个周末在联合广场逛跳蚤市场！　　2004年，纽约归来的许茹芸，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歌手，更是一个懂得生活的女人!这几年，许茹芸都会不时选择出去旅行，来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变成一个享受生活与工作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工作追逐的人。“很多人都说名字决定了性格，我的名字就像我的音乐，是比较柔软的，所以我有柔软的一面，但我有我自己坚定的部分。现在，我更加能自在地循着一个步调去做我想做的事。”艺术，看清成功看清自己!　　“人生到了某个阶段，做事情的想法，看事情的角度，交朋友的态度，爱人的心情，都会随着年龄的不同而有很多改变，这趟古巴之旅，是一个很好的整理，有满满的收获迫不及待要与大家分享。”　　在2010年明的台北，文艺青年们忙着街拍，理想青年们忙着创业。许茹芸办起了她的“对照经纬线：古巴印&音影像装置艺术展”，结合声光影像，与那些期待改变的朋友，一起分享一场充满想象的古巴小旅行。　　许茹芸自己一身斑马纹长裙，清新自然，又很有古巴风情，“我喜欢把有趣的事物做成概念，《对照》想说的就是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我和我的朋友在旅途中相互拍摄、记录，这样就能发现许多平时发现不了的东西。甚至能闻的全触感的体验，这样人们就能回忆起更多以往发生的故事。”　　这是一场声光装置艺术展，装置艺术家是许茹芸新的一种领域尝试，对于电子与新科技的应用，许茹芸的目光比许多歌手更深远。她自己的新书《对照》，同年已经在苹果APPSTOR吐发行。这本书里记录了她和闺密的古巴之旅，许茹芸负责其中的摄影，也撰写了两个人在路途上发生的故事，还将路上有趣的餐馆、旅店做成攻略写进TAPPO“在我看来，爱、旅行和人生三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这次古巴的装置艺术展，更是我一次全面完整的概念表达，除了视听，我还专门调制了古巴精油。参观者将闻到热带雨林的味道。”　　不再做个只是为打榜担忧的歌手，跨界舞台、美术、写作、摄影多个领域，许茹芸认为人生的每一阶段总要有新的尝试。活得快乐，才是活得成功。
陈独秀、张国焘：大浪淘沙后的人生
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已然逝去的风雨征程中，曾留下他们厚重的身影。他们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他们参与创造了党，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后来，又因不服从党的纪律，被党开除，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光明磊落，至死不变其节，保持住做人的操守和尊严。另一个则失去良知和自尊，卖身事敌，成为历史所唾弃的变节者和叛徒。五四前后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来校任文科学长，并首从文科进行改革，以推动整个北大的教育改革。江西萍乡青年张国焘，于 1916年考入仰慕已久的北大。那一年，北大给他的影响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好，老学生有“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除了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校园内“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可是，自陈独秀主持文科改革以来，北大开始出现了新气象，而《新青年》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为北大青年学子所追随。张国焘乃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又素有“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的情怀，自然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时，受陈独秀的影响，张国焘和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衍等人成立国民杂志社，创办《国民杂志》，接着又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杂志社很得陈独秀、李大钊等赏识，他们时常给这些热血青年以帮助和指导。张国焘是当时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如他自己所言，“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主角，很起劲地为它服务”。他曾迷恋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很快便舍弃无政府主义，相信社会主义，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则是李大钊。在北大的知识分子中，包括最激进的陈独秀，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宣传，用胡适的话说，李大钊无疑走在前面，是位“先进”。正是李大钊的影响，张国焘才从纷乱繁杂的种种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说：“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负责讲演部。每天，同学们来讲演部领受任务后，再分别往北京的各种公共场所，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宣传品。6月2日，张国焘一行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广场，他们一路高扬旗帜，呼喊口号。途中遭到军警的制止，他们依然无所畏惧，继续讲演。当日下午6时，张国焘等六位同学被军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出动军警，共逮捕了八百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短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是个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张国焘没受几天的牢狱之苦，便被释放了。回校后，他便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的活动。大潮过后，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段锡朋、康白情、罗家伦等，先后被送到欧美留学，一腔政治热情的张国焘，想想自己的学绩并不在他们之下，可如今，他们就要出洋留学，而自己还要在无定的前程中挣扎，不免怅惘和联想：“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就在他怨天尤人，独自嗟叹的时候，陈独秀被保释出狱，尚在迷茫中的张国焘又被激动起来，和同学们一起去监狱门口，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迎接凯旋的斗士陈独秀。在北大三院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主持欢迎大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导师……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是对人权践踏，是对科学与民主的蔑视，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对陈先生所遭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建党时期1920年2月，陈独秀回到上海。这时，张国焘也在上海，他们又相聚了。陈独秀告诉张国焘：“我们时下对黑暗政治的反抗，便是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回到北京，张国焘如实向李大钊传达陈独秀的意见，那就是，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中国也应该走俄国革命的路。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说法，但是，他又认为借鉴俄国革命，应该首先从理论上着手，所以，早在3月，他就已经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做理论宣传工作。同年3月间，共产国际委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考察。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京大学，通过两位俄籍教师，结识了李大钊，并常在一起交谈。维经斯基表示，中国已经具有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并有意予以帮助。李大钊认为筹组政党的事情，还是与陈独秀面谈最适宜，于是，便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让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当面详议一切。这时，北京的局势又紧张起来，北洋政府又开始追捕爱国学生，张国焘也上了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正在此时，学联为南洋募捐的事，让张国焘去上海活动。临行，张国焘前来向李大钊告别。他通知李大钊，自己将去上海见陈独秀。李大钊听罢，对张国焘说，陈独秀已经来过好几封信，言论激进，提出要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是，究竟怎么干法，信中又没有明确的表示。他让张国焘传递自己的明确的态度，他说：“我是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陈先生如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我是一定赞成的。”到上海后，张国焘把李大钊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向陈独秀作了转述。陈独秀高兴地说：“我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离京后的选择，而这也是受守常和戴季陶的影响。”他还神秘地告诉张国焘，他已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见了面，“不过，组织共产党则是我自觉自愿、挺身向前的决定”。张国焘就住在陈独秀家，半个月以来，他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陈独秀，并因此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回忆这段难忘经历时，还是那么的清晰、鲜明，恍如发生在昨日：“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回到北京，张国焘把上海情况向李大钊作了汇报，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意见，并于当天给陈独秀去信，内容多是建党的事情。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而早在5月，张国焘便来到上海，和李达一起做会议的准备工作，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便理所当然地由张国焘主持，他在会上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会议选举出中央局，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六年共事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一职，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正式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开始一个职业革命家艰难而坎坷的生命旅程。他也由此而至1927年7月辞去总书记一职时止，与张国焘共事了六年。1921年8月，共产国际筹备召开远东劳动人民大会，马林未和任何人商量，将他的翻译张太雷派往日本。临行前，张太雷请周佛海和李达给施存统写信，请他在日本予以帮助。陈独秀知道后，很是不满，便有意回避马林，不屑与之见面。几个星期后，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知道马林和陈独秀闹得很僵，便找了分管组织的张国焘。他说，李达和周佛海在信中，竟然要施存统不要理睬他。张国焘听后十分生气，立刻来到陈独秀家，质问在场的李达和周佛海。没想到，陈独秀承担了责任，并反问张国焘：“你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恰当，例如，你为什么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水，这是雇佣革命，你知道吗？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党，中国革命的一切都应由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你懂吗？”张国焘不同意这种说法，带有征询的口吻说道：“共产国际代表是我们的顾问，我们不应该向他提供工作计划吗？党初建的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费，请问又能怎么进行呢？再说，很多专职党务工作者，没有最低的维系生活的薪水，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不成？”陈独秀虽然个性倔犟，但是，他有一点却是可贵的，那就是对待任何事，只要是正确的意见，是决不会固执己见的。过了片刻，他以习惯性的动作，轻轻地拍着前额，不无歉意地说：“这样说来，那是得重新仔细考虑考虑。”第二天，马林将张国焘找去，问起陈独秀避而不见的事情。马林似乎已经知道陈独秀和张国焘的争论，有意表扬劳动组合部的工作，鼓励张国焘“担当起更大的责任”。其实，马林多半说的是气话。不久，他与陈独秀会晤，便早已将此事置之脑后了。可是，马林的话对于张国焘来说，却如同几只作祟的虫子蓄积于胸际，时时膨胀涌动。不久，他便有宗派活动，以至在党内有“张国焘小组织”之说。他反对和排斥李汉俊、李达等人，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李达是资产阶级的“研究派”。这一切，陈独秀也多有耳闻。在一次会议上，蔡和森便反映，劳动组合书记部有意绕过中央，有独行其事的倾向。同样的问题，张太雷也有反映，国共党内合作的问题，本是党内的机密，张国焘却把它抖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去了。于是，马林认定张国焘有“小组织的问题”，并准备在党的会议上通过一个决议。张国焘急了，有事没事地找陈独秀讨说法，希望撤消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动议。陈独秀拗不过张国焘，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他特意提出：“党内没有什么小组织，要有，也只是有错误，以后不准再提什么小组织的问题。”于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党内风波，就此暂时平息。1922年3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他高兴地告诉陈独秀，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他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受到列宁的单独接见。他向陈独秀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列宁希望国共两党建立起合作联盟战线。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马林有着严重的分歧。马林主张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他们却坚持与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由于他们一唱一和，所以，一直到中共二大，马林的党内合作的方式都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马林无可奈何，只得回到莫斯科，求助共产国际的支持。8月，马林由莫斯科回到上海，立即建议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党内合作问题。他在会上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国民党尽早实行党内合作。在共产国际的铁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和张国焘蔫了，表示服从国际的决定。可是，陈独秀的心境总是忐忑不安，对与国民党的这种“捆绑夫妻”的关系，还是持怀疑态度。一次，在谈到在国民党中建立中共党团组织时，他不无担忧地对张国焘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谈话中，陈独秀甚至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说：“如果我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隐居上海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宣布中央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于是，党内的反陈独秀活动，呈现出发展的势头。陈独秀不得不向中央递交了辞职信。不久，又在汪原放等陪同下，来到上海过着隐居、自省的生活。陈独秀辞职前后，张国焘与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他满以为可以取而代之，可是，却在南昌起义的问题上，因持怀疑消极的态度，而被中共中央“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国焘辗转来到上海。在由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的日子里，他不由得想到了陈独秀，觉得有很多话要向陈先生倾诉，可是，想想不久前也曾加入反陈的大合唱，心中总是感觉有愧而难以面对。如今也和陈独秀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他终是耐不住寂寞，硬着头皮走进陈家大门。出乎他意料的是，陈独秀并没有记成见，翻白眼。陈独秀如数家珍般地谈起中国的政局，谈起来是那么的旁若无人、滔滔不绝，也难怪，很久以来他都是一人独白，如此口无遮拦的“演讲”，还是隐居以来的第一次，怎能轻易放过呢？“中国革命走入低潮，乃是不变的事实，他们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呢，还要搞城乡总暴动，简直是把革命视为儿戏。”陈独秀越说越激动，“我多次给中央去信，希望目前应该偏重于经济的斗争。中国老百姓是实际的、经济的，他们不在意震天响的政治口号，而在乎衣食饱暖，所以，我给中央提出四个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我还要给中央建言……”“你难道忘了，以前我们的所有建议，都被他们说成是机会主义。”张国焘乘机挑唆。张国焘看进一步建言的机会到了，便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状态，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应该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工农党，”陈独秀饶有兴趣地听着，“你继续说，愿闻其详。”“这个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所不同的是，工农党只是国际主义的友党，而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陈独秀重复道，“这样，我们就无须仰视共产国际的指示，像罗明纳兹那样的愣头青，就不敢在中国颐指气使，胡乱指挥了。中国革命就会真正地由中国人作主，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尽量避免了。”可是，不一会他又犯难了，自己头上那顶吓人的“机会主义”的帽子，又有谁会响应他呢？再说共产国际一定会给以无情的打击。思量至此，泛在脸上的喜色没有了，他对张国焘说：“如此大事，并非能轻易成功。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中共就要到莫斯科召开六大了。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团结问题，直接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罗章龙为大会代表，尤其希望陈独秀参加六大，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五月中旬的一天，张国焘和项英来到陈独秀家，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转述给他，希望他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以便和共产国际当面沟通意见。这天，陈独秀的情绪特别好，笑吟吟地说：“我料党的六大会改正秋白的盲动错误。去，为什么不去。”但是，他又说：“共产国际已有牺牲我的决心，八七会议都不让我参加，我去莫斯科干什么，和他们吵架。你们可以明白地向大会转告，我再无意做中央的领导工作，如果六大能取得好的成绩，我将改变对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态度。”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苏共正开展激烈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尽管陈独秀此时还没与托洛茨基搭上关系，但是，仍被作为机会主义的总代表，受到会议的缺席批判。张国焘作为陈独秀路线的代表，免不了为会议质询和批判。试想一下，以陈独秀的个性和脾气，如若来莫斯科参加会议，其后果实在是难以预料。王若飞便这样为陈独秀担心，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如此说来，陈独秀的拒去苏联倒不乏有先见之明。最后结局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酿成著名的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提了很多过“左”的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这些所作所为，太令陈独秀迷惑不解了。7月28日，他便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后来，他甚至在信中公开批评斯大林，指出党内出现的种种坏现象，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更有甚者，他索性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此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已经成为国际共运的主流，世界各国共产党，谁也不敢落后，在此形势下，陈独秀仍是固执己见，一条道走到底，中共中央只能把他开除出党。1931年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他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他与毛泽东会师于四川懋功后，围绕北上南下之争，与毛泽东等产生分歧以至对立。他自恃兵强马壮、人多势众，在四川理番另立中央，进行分裂活动。张国焘南下不得，只得率部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鉴于他有认错的态度，中央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次年4月4日，这位张“代主席”，利用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机会，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由延安投奔西安，一去不返。他投入国民党怀抱后，在军统局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他听说陈独秀就在武汉，便在同乡、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陈独秀。落座后，虚情假义地说了一通客套话后，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何不再议十年前的事，重新再建一个党，这个党当然还是奉先生为领袖为旗帜……”陈独秀这才明白过来，张国焘前来看望是虚，另有它图是实，便有意转身面向蔡孟坚：“蒋先生知道吗？他会允许我再组织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党吗？”后来，他又请陈独秀吃过几次饭，每当再提组党之事时，陈独秀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在武汉逗留近一年，陈独秀便应好友之邀，定居四川江津。他在江津的生活清贫、窘困，甚至以典当度日，用他自己的话说，乃“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唯坐以待命耳”。日21时40分，老人因食物中毒而病逝。老友朱蕴山获此噩耗，匆匆前来凭吊，并作诗寄托思念之情，其中有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国民党政权瓦解之际，张国焘逃到台北。因军统把他抛弃，他又迁往香港，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穷困潦倒的他陡生归乡之念，腆着脸面给毛泽东等写了一封短信。不久，刘少奇便传来话：愿意回来是欢迎的，但是，必须承认和检讨历史上的错误。张国焘犹豫了。恰在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亚洲研究中心，向他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他提供了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情况，由此获得一些报酬，难以维继的生活才得以改观。1956年，他又萌生回去的念头，中共反馈的信息依旧。他踌躇再三，回去之念再次泯灭。几年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找到张国焘，希望他写回忆录。他用四年的时间写成《我的回忆》，堪萨斯大学每月给他两千港币，美之名曰研究费。香港明报月刊在取得中文版权后，又向张国焘支付一笔不菲的稿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快便波及香港。张国焘担心自己历史上的疙疙瘩瘩，会引祸上身，便三十六计走为上，与妻子来到加拿大多伦多，投靠在此教学的大儿子张海威。后来，他们发现儿子经济拮据，于是，便申请住进免费的养老院。1976年，张国焘突然中风，自此只能坐在轮椅上，由妻子推着在室内活动。日夜，躺在病床的张国焘在翻身时，把毛毯弄到地上，虽数按电铃，沉睡梦乡的护士，却一点反应也没有。那一夜，多伦多的风特别凛冽，雪特别狂乱，夜也特别的沉静，中国现代史上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竟如此凄惨地客死在异国他乡，时年82岁。 〔责任编辑 君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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