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有6个儿子，除了岸英、岸青外，岸龙和另外2个儿子不幸夭折，还有一个儿子（岸红）下落不明。1953年，毛主席突然接到贺子珍的一封来信：我儿毛毛（毛岸红）已寻到。这个时候，毛主席的长子岸英已经在朝鲜牺牲，次子岸青重疾在身。按理说，找到毛毛应该是天大的好事，可是，毛主席最终却没有认下这个失散了19年的儿子。要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说来话长，概括起来只有2个字：心酸。毛主席毛毛（毛岸红）身世之谜1932年11月，毛主席和贺子珍的第一个儿子毛岸红出生了。此时正逢毛主席政治生涯的低谷期，一个月前，毛主席刚刚在宁都会议上受到批评，并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为了照顾母子俩，毛主席给岸红找了一个奶娘。因为奶娘喜欢叫孩子“毛毛”，于是，“毛毛”就成了毛岸红的小名。毛岸红的出生给毛主席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欢声笑语。有一次，毛主席跟还不会说话的毛毛开玩笑道：“我只有一个毛，可是你却有两个毛，看来你比我厉害哦。”然而，这样其乐融融的日子并不长久，毛毛3岁的时候，红军迫不得已撤离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毛毛的年纪太小，毛主席和贺子珍不可能带着他随部队远行，毛主席只好把他托付给了留在苏区打游击的毛泽覃。丢下自己的幼子，毛主席的决定虽然很无奈，也很“残忍”，但是，这已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因为毛泽覃是毛主席的亲弟弟，毛泽覃的妻子正是贺子珍的亲妹妹。把儿子交给毛泽覃和贺怡，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感到踏实、放心。贺子珍 贺怡然而，中央红军转移之后，苏区的斗争环境变得比以往更加险恶。在自己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毛泽覃把孩子交给了当地一位姓朱的农民。毛泽覃没有透露毛毛的身世和背景，只是告诉这位姓朱的老乡：“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红军”。老乡毫不犹豫地收养了毛毛，为了毛毛的安全，夫妇俩给毛毛起了一个大名-朱道来。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江西瑞金的一片山林中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年仅29岁的毛泽覃不幸壮烈牺牲。从此以后，毛毛的下落就成了一个谜，就连毛泽覃的妻子贺怡都不知道毛毛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毛毛，却突然“冒”出来另一个母亲。有人要问，毛泽覃牺牲了，他的妻子贺怡去哪里了。原来，红军撤离苏区的时候，毛泽覃和贺怡接到了不同的命令。中央命令毛泽覃率红军独立师转战闽赣边界，贺怡则被派往江西赣州从事地下工作。所以，毛泽覃牺牲的时候，贺怡与毛泽覃并不在一起，贺怡很久以后才得知毛泽覃牺牲的消息，更不知道毛毛的下落。这件事情后来成为贺怡的一块“心病”，对毛毛以及自己的姐姐、姐夫，贺怡一直怀有愧疚、自责之心。建国以后，贺怡开始四处寻找毛毛的下落，并且找到了一些线索。有几个战友告诉贺怡，他们在江西找到了一个身世和样貌特征与毛毛非常相似的孩子。得知这个消息，贺怡喜出望外，当天晚上就从广州驱车赶往江西。不幸的是，贺怡乘坐的吉普车在山路上发生了车祸，贺怡身负重伤，最后不治身亡。作为贺怡的姐姐，贺子珍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料理完妹妹的丧事之后，贺子珍做出了一个决定-请求组织帮助，找到毛毛，同时也了却妹妹未竟的意愿。1953年，贺子珍给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帮助查找毛毛。这件事情贺子珍没有跟毛主席打招呼，因为毛主席肯定不会同意她这么做。贺怡生前曾经找过毛主席，希望他跟江西、福建等省打个招呼，请他们帮助寻找毛毛。可是，毛主席却给贺怡泼了一盆冷水，毛主席说：“这么多年了，毛毛要么早就不在了，或者由好心人抚养长大了。”“那些年兵荒马乱，养大一个孩子太不容易了，人家把孩子养大成人了，现在和平了，你却要把孩子要回来，这样的做法对人家太不公平。”为了这件事情，贺怡曾经跟毛主席大吵了一架。红军时期的毛主席和贺子珍因此，贺子珍请邵式平寻找毛毛的事情是悄悄进行的，并没有告诉毛主席。出于对毛主席的无比尊敬，也出于对一个母亲的理解和同情，邵式平马上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指定由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同志专门负责这件事情。王家珍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从革命老区瑞金入手，然后以瑞金为中心，逐步向周边扩大搜索范围。在瑞金，王家珍在瑞金县政府召开了一次老红军座谈会。不少老红军战士说，他们都知道红军干部当年在苏区安顿子女的事情，但是，时隔久远，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能够活下来的红军后代并不多。对于这样的结果，王家珍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老红军战士的话还是让王家珍非常失望，继而伤心落泪。王家珍暗暗发誓：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算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继续找下去。座谈会结束以后，王家珍走遍了瑞金县所有的村庄，挨家挨户地打听、询问，甚至还调阅了《瑞金县志》，却没有找到一点线索。就在王家珍即将离开瑞金去临县寻访的时候，叶坪乡传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有个老大爷告诉王家珍，“红军当年在我们隔壁那个村住过，有个叫朱盛苔的老汉曾经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老大爷还说：“听朱盛苔说，这个孩子的父亲是红军的一个大领导”。王家珍连夜赶到叶坪乡，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朱盛苔以及他的妻子黄月英。经过简单的交谈，王家珍得出了一个确切的结论：朱盛苔当年确实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王家珍问：“你知道孩子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吗？”朱盛苔摇摇头说：“我只知道他是个大干部，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有告诉我。”王家珍说：“能不能让我见一见朱道来？”朱盛苔的回答让王家珍顿时浑身发凉，朱盛苔说：“道来不在家，上个月南京来了几个干部，他们把道来领到南京去了。”红军时期的毛主席和贺子珍朱月倩和贺子珍都自称是孩子的母亲据朱盛苔说，把朱道来领去南京的人名叫朱月倩，她是原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霍步青的妻子。王家珍问朱盛苔：“她是朱道来的什么人，你怎么舍得把孩子交给她？”老实巴交的朱盛苔回答说：“她说她是道来的母亲，而且，她的话跟当年的事情都对得上号。”“孩子的母亲找来了，我怎么能够不让他们母子团聚”，说完这句话，朱盛苔伤感地低下了头。看得出来，朱道来的离去让他的养父非常不舍，但是，即便如此，宽厚淳朴的朱盛苔仍然选择了“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王家珍问朱盛苔：“你们有没有孩子小时候的照片？”朱盛苔说：“我们家条件不好，没有给孩子拍过照片。”朱盛苔的妻子黄月英说：“我们有孩子现在的照片，去南京之后，道来给我们寄回过一张照片。”接过那张照片，王家珍的眼前顿时一亮：照片上的朱道来已经是个大小伙子，眉眼之间颇有毛主席年轻时候的痕迹。可是，仅凭这点，王家珍不敢肯定照片上的朱道来就是贺子珍苦苦寻找的毛毛。王家珍马上向邵式平省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在邵式平省长支持下，王家珍带上黄月英火速赶往南京，并见到了朱道来和朱月倩。说明来意之后，朱月倩向王家珍叙述了过往的经历。王家珍对朱月倩说：“贺子珍同志也在寻找当年失散的孩子，孩子的情况跟道来差不多。”王家珍说：“我想带道来去一趟上海，让他跟贺子珍同志见一见面，希望您能同意。”朱月倩面露难色，她迟疑片刻后说：“好吧，就让道来去一下上海吧，大家都是母亲，我能够理解贺子珍同志的心情。”不过，朱月倩再三表示，“道来肯定是我的儿子，这一点绝对不会有假。”就这样，王家珍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来到上海，并很快见到了早已望眼欲穿的贺子珍。一见到朱道来，贺子珍当场就热泪盈眶，她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朱道来，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反复察看几遍之后，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说：“是毛毛，你就是我的毛毛，毛毛是你的小名，你的大名叫毛岸红。”这个时候，黄月英从包袱里拿出一件灰色的小棉袄。看到这件小棉袄，贺子珍当即泪如雨下，这是一件灰布军装改做的小棉袄，当年把毛毛送到毛泽覃手里的时候，贺子珍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了下来。同时，因为担心毛毛挨冻，贺子珍以毛主席的旧军装为面料，从自己和毛主席的棉衣里抽出棉絮，连夜给毛毛缝制了一件小棉袄。过了那么多年，这件小棉袄已经非常破旧，上面的针脚看上去也有些粗糙，但是，一针一线都是满满的母爱。毛毛失而复得，这让贺子珍既激动又开心，不过，饱经沧桑的贺子珍仍然非常理智。她知道，毛毛是自己和毛主席的儿子，这件事情最终必须要让毛主席知道，而且要得到他的认可。对于朱道来是不是毛毛的问题，还有一个人也非常关心，他就是毛毛的舅舅贺敏学。贺敏学也认为，认亲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草率下决定。在贺敏学的安排下，朱道来在医院做了验血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完全相同。这种鉴定方式类似于“滴血验亲”，其精准度有限，结果的准确性也有待商榷，可是，这已是当时最快捷、最可靠的方式。看到这个结果，贺子珍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朱道来就是当年失散多年的儿子毛毛。贺子珍与贺敏学一家合影夺子风波在征得毛主席同意之后，王家珍带着朱道来与王家珍一起来到北京，住进了中组部招待所。贺子珍也给身在北京的女儿李敏写了一封挂号信，她向李敏通报了这个好消息，嘱咐李敏一定要去见一见她从未谋面的亲哥哥。收到母亲的来信之后，李敏立即赶往招待所，见到朱道来，李敏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朱道来也有类似的感觉。随后几天时间里，李敏带着朱道来把北京城逛了个够，为了陪哥哥吃好、喝好、玩好，李敏几乎用光了身上的零用钱。“毛毛回来了”，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听说了这件事情，周总理和朱老总抽空去招待所看望了朱道来，一些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同志也纷纷前去看望。大家一致认为，朱道来的长相与年轻时候的毛主席有几分相似。去招待所看望朱道来的时候，周总理特意让工作人员给朱道来拍了一张照片。照片冲洗出来之后，周总理把这张照片带给了毛主席。周总理说：“你仔细看看，照片上的孩子长得像谁？”毛主席仔仔细细、看了又看，毛主席说：“这孩子跟我弟弟很像，毛泽覃年轻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由于所有人都认定朱道来就是毛主席失散多年的儿子，所以，朱道来后来就留在了北京。毛主席接下来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安排毛主席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与毛毛相认，走完这一步，毛毛才能算是真正回到了他的父亲身边。没想到，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故。原来，朱道来去北京之后就留在了那里，身在南京的朱月倩急了，她丢下手上所有的事情，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北京。到了中组部招待所，朱月倩不由分说就要把朱道来带回南京。招待所的同志哪里敢答应她的要求，得知朱月倩也是红军时期的老革命，招待所的同志一方面想方设法安抚她的情绪，同时向中组部有关领导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在前来了解情况的中组部领导面前，朱月倩坚称“朱道来就是我的儿子，谁也夺不走他”。朱月倩声称，“不管他是什么人，谁要抢我的儿子，我就要跟他打官司！”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朱月倩更是放出狠话：“如果不把儿子还给我，我就在这里自行了断……”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原本欢天喜地的一件大好事变成了错综复杂的麻烦事。一个儿子怎么可能有两个生母？朱道来究竟是谁的儿子？为了搞清这件事情，中组部专门派人来招待所开了调查会，会议接连开了三天，贺子珍和朱月倩各执一词，一时间难以判断孰是孰非。贺子珍和朱月倩都坚称“朱道来就是我当年失散的儿子”，而且都有各种各样的人证或物证。但是，因为年代久远等因素，无论是朱月倩还是贺子珍，她们叙述的内容都有一定的含糊和矛盾（或者说是漏洞）。唯一完全相同的是，两位母亲都认定“朱道来是我的儿子”，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儿子。毛主席艰难的决定由于事情比较复杂，这件事情最后经过周总理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会如何裁定这件事情呢？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在本文前一部分曾经说过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不想寻找自己失散的儿子。毛主席曾对贺怡说：“孩子虽然不是人家亲生的，可是，人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拉扯大，太不容易了。”毛主席说：“要我说，养父母的恩情远远大于生养之情”。因此，当周总理把这个难题交给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不管他是谁的孩子，反正都是革命的后代，我看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就这样，毛主席一锤定音，朱道来既没有回到毛主席（或者贺子珍）的身边，也没有留在朱月倩身边。按照周总理的建议，朱道来最终来到了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身边，由帅孟奇同志负责抚育照顾。在收留朱道来之前，帅孟奇同志已经收养了很多个烈士遗孤，把朱道来交给帅孟奇同志照顾，应该是个不错的结果。对毛主席作出的决定，贺子珍和朱月倩虽然不甚满意，最终还是默默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后来的日子里，两个经历坎坷、饱经沧桑的母亲达成了一种默契：不再纠结谁是朱道来的亲生父母，大家都把他视为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么一来，朱道来就有了四个母亲：贺子珍妈妈、朱月倩妈妈、黄月英妈妈，还有帅孟奇妈妈。朱道来为了安抚远隔千里的三位母亲，朱道来一直与她们保持着书信联系，三位母亲也经常给他寄衣服、食物。在三个母亲当中，养母黄月英的家庭条件相对较差，但是，朱道来还是经常会收到养母给他寄来的礼物，其中大多数都是他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食物。据朱道来的同学说，在中小学就读期间，朱道来是全班最富有的学生，因为他每个月的零花钱就有80多元。在那个年代，80多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一个18级干部的月工资也不过如此。朱道来怎么会那么有钱？原因很简单，除了帅妈妈给他的零用钱以外，贺子珍和朱月倩几乎每个月都会给他寄来零用钱。朱道来的养母家境清寒，即使这样，每到过年的时候，养母都会给他寄来“压岁钱”，钱虽然不多，其中包含的情意却贵如千金。朱道来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朱道来被分配到了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令人唏嘘的是，1971年，朱道来因病英年早逝，时年仅有37岁。结语有人说，毛主席不认自己亲生儿子，这样的做法未免太无情。毛主席1937年，看到贺子珍去意已决，毛主席说过一番十分动情的话：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毛主席在认子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这么“绝情”？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他不想再看到骨肉分离的场面，更是顾及到了养父母的感受。“道是无情却有情”，在毛主席心里，这个“情”是“大情”，这种“爱”叫“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