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货币化的演变及反思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现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经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

在朝鲜战争六十周年之际，可以说媒体和研究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对朝鲜战争历史过程本身的回顾，而对于朝鲜战争的长期影响关注不足。即便是关注朝鲜战争影响的，也大多着眼于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意义。至于分析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带来了何种长期后果，这种后果又是如何改变了全球格局的，则少之又少。实际上，朝鲜战争就战场范围而言，可能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其影响所及，却远非“局部战争”所能概括。甚至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朝鲜战争的影响范围不但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更通过影响美国金融体系进而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甚至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与这种后果有不可忽略的关联。没有朝鲜战争，很可能就没有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在世界上与美国被并列为“G2”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不应该被看作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事件，而是应该看作朝鲜战争以来六十年一以贯之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实际上依然在继续，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塑造未来。抗美援朝时群众游行当我们站在六十年一甲子的中国传统时空观意义上的循环之际回首这场“立国之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应该看到它对整个六十年历史时空的意义，甚至更长远的历史与未来。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成型朝鲜战争之前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传统国家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区别可以理解为：现代主权国家在属地意义上能够明确其边界线，并在边界线范围内只有唯一主权；在属人意义上能够明确居民的国籍，并拥有对国民的最高司法权，而传统国家则不具有这两种属性。典型的传统国家如清代中国，存在属地和属人双重意义上主权随着与首都距离渐远而递减的状况，导致帝国存在广大的外围地区。在外围地区的边缘地带，国家没有明确边界，居民与国家间也只是疏散的藩属关系或羁縻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同时隶属于清国和别的国家，而事实上与两个国家都只有松散的联系。打个比方的话，传统国家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具有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的“形状”，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叠地区，可以像两圈相遇的涟漪一样存在“波形叠加”——这也是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乱之源。而现代国家则是一个边界线明确的图形，两个国家之间不允许存在边界线交叠。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多次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但到朝鲜战争之前，都由于版图破碎而未能确立唯一主权，至于明确边界线则更无现实可能性——就连边境地区的系统勘测都做不到。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地区，在殖民时代的世界体系中就意味着领土可以被分割，法权可以被割裂，并且无法拥有完整的对外主权，实际上十九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长期处在这种状况之下。朝鲜战争的最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的确立。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在朝鲜李朝和中国明清两朝，作为传统国家的双方在交界地区的属地和属人管理上存在过前述的“波形叠加”情况，如在现今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十九世纪中晚期曾有大量朝鲜平民渡过图们江到中国东北地区开荒，这就是今天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源头。朝鲜李朝当时也曾事实上出于传统国家属人管理的因素派官员向这些朝鲜族平民征税。在传统国家体系中，这些朝鲜族居民向中国纳税和向朝鲜李朝官员纳税是可以并存的，至于他们的国籍，在传统国家体系中是个“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的问题。朝鲜战争后，中朝边界的确立才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框架的意义，中国能够在清晰的边界范围内确立唯一领土主权，并确定领土内居民的国籍。朝鲜战争的另一大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线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非大韩民国，这种区别甚至具有决定中国发展路径的根本意义。从地理上说，朝鲜半岛可以构成一块外来入侵力量进入中国的跳板。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就是从朝鲜半岛进入辽西走廊形成直逼京师之势的。甲午战争导致中国旅顺大屠杀和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惨痛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侵略势力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在中国宣告灭亡。而这一惨痛历史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才过去不到五年，相信这不能不构成中国做出参战决定的主要考量之一。从海上区域来看的话，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中国的海防前沿线就在山东威海到朝鲜梦金浦里地区（角状突出）一带，这样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大部分就位于这条海防前沿线内侧。而如果没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话，中国海防前沿线就只能在山东烟台到辽宁旅顺一线，这样辽东半岛东侧从鸭绿江入海口到大连金州的海岸线完全暴露于美军炮口之下，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也会完全落入美军控制中。果真如此的话，2010年的美韩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就完全可能在这里进行，而这一带海域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丧失制海权的大东沟海战所在。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边界逐步开始成型（尽管这一过程时至今日并未完成），中国第一次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要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工业基础集中在东北地区，尤以长春—沈阳—大连一带密集。东北的工业体系是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所建，1932年8月，日本曾公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提出“日满经济一体化”，把伪满洲国当作日本本土来建设。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东北工业规模已超过日本本土，拥有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43年时，伪满洲国部分产品产量占全中国（含伪满洲国在内）比例为：煤49.4%，生铁87.7%，钢材93%，电93.3%，硫酸69%，水泥66%，机械95%。东北铁路里程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为22000公里。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这一点，只要看到时至今日韩国民间仍有所谓“间岛地区”（中国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主权属于韩国的叫嚣就不难明白。而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就没有朝鲜战争后中国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发展。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东北地区安全的外在威胁解除，“一五”计划有了全面展开的条件，以东北地区由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实际完成146个）为核心，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使中国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的首选目的地，造就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起飞。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往转移的原因，也是与朝鲜战争的后果密不可分的。从两霸超强格局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两霸超强格局，但朝鲜战争的结果却造成中国逐步崛起为美苏阵营之外的另一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尔塔体系的历史轨迹，并最终使得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华态度从对抗转为合作。发轫于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近现代国际政治的核心规则是结盟关系：拥有强大武力的大国通过安全承诺组成以自己为主导的同盟并与外部同盟对抗，被纳入同盟的国家会丧失一部分国家安全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并有可能丧失经济自主甚至政治自主。二战前主导世界格局的主要是拥有最大规模殖民体系的英法等欧洲国家，二战后美苏崛起为新的主导者，以这两个超级大国为缔结盟约的核心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两大阵营都在力图把更多的区域纳入自己的同盟体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并没有改变中国只能被大国纳入同盟体系的命运。当时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二战前亚太区域的霸权国家是日本。二战后日本被打败了，亚太区域形成“权力真空”，新崛起的全球霸权国家美苏在这个权力真空角力，谁也排挤不掉谁，所以形式上就由当时的中华民国“填空”，以造成“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没有大面积的责任真空地带的表象。而朝鲜战争中国把美国打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却改变了全球只能由美苏两国主导的格局。因为战场上的事实等于宣告了世界体系中的“弱小国家”也能把作为盟主的大国打得头破血流，这实际上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被主导”国家第一场（也是迄今为止最大一场）对主导大国的大规模造反。这无疑极大鼓舞了全球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对殖民秩序的反抗，促进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结盟关系划分之外，产生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关系”新格局。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成了一枚不得不强吞的苦果。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总结朝鲜战争对美国的意味时认为：“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最显著的一面，并不是战争拖延不决造成的纷扰不安，而是美国（对战争结果）竟然容忍接纳。”中国成了美国阵营打不败的对手，只好勉强容忍。而对于前苏联而言，中国的胜利也并非利好，在确认中国不可能像东欧一样被纳入苏联的同盟体系之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这样，中国实际上成了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而在拥有了原子弹之后，中国成了国际格局中事实上的大国。大国间的和平来自武力的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二战后拥有核武器成了大国身份的标志。由于朝鲜战争过程中美国在战场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大国地位由此奠定。核武器的制造成功实际上意味着其背后的工业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具有一流的技术能力。核武器的制造本质上是对基本粒子运动过程控制的工程实现，而其外围又包括铀矿勘查与提炼、系统工程组织实施、投送能力等相关环节的建设。因此核武器的制造必须以基础物理、控制论、电子工程、航空工程等多个能够决定国家工业基础实力的领域达到相当水平为前提，而这些领域涵盖了二战期间才发展起来的新科技的大部分环节。这些新科技实际上也是西方战后通过“新科技革命”实现经济发展的源泉。远程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工业成果说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了能制造世界上大多数种类工业产品的水平，具备了大国应有的工业实力，也为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深陷泥淖：政治上，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给白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外交同样由于越战不利，欧洲盟友们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领袖责任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在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争夺中东过程中局面弄到连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则更加深了盟友们的疑虑。经济上，1968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到1970年资本账户恶化到警戒线以下，1971年贸易收支时隔三十年首次出现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达到300亿美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超过了六十年代累计的逆差，资本大量外逃，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于当年8月15日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美国内外交困的状况下，朝鲜战争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前苏联这一时期却在冷战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决定尝试与在朝鲜无法打败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商定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之事。这一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虽然与美国有一定关系，但更是与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第三种选择”分不开的。从1971年中美接触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实际上处在一种预备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形势也使西方世界对制造业转移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而这种国际经济形势的出现，究其原因，又是与朝鲜战争紧密相关的。从改变美国金融规则到重构全球经济秩序朝鲜战争的经费问题直接导致了1951年3月美国《财政部—联储协定》出台，美联储由此获得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位，这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也注定了当时初创成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命运，其后果是全球货币金融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重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至今日，其深远影响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日益扩大。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财政部手中尚有大量二战期间为筹措战争资金而发行的战争公债尚未偿清，为了尽量少还钱，这些公债的利率被固定在2.5%的低水平。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战争筹款措施出台。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战时税收法案，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21%提高到90%，公司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38%提高到45%。不过增加的税收并不足够战争开销。美国财政部不得不采取了大量举债措施，不过这些债券大部分都卖给了美联储，这就给美联储造成了巨大的货币贬值压力。《剑桥美国经济史》数据显示，从1950年6月到1954年6月，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增加了139亿美元。139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按照2010年10月13日纽约黄金期货交易价格为每盎司1371.95美元折算的话，大约折合5448.60亿美元。相比之下，2003-2008年，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费用大约为4920亿美元。剔除战争税、债务偿还、美元贬值等因素，可以认为美国当年在朝鲜半岛的实际花费与2003年在伊拉克的花费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考虑到时隔五十年美国经济总规模的巨大差别，朝鲜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是超过伊拉克战争的。本来由于1947—1948年联邦财政出现了预算盈余，美国公众普遍预期政府不会再发行公债了，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改变了。1950年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导致了美联储与财政部矛盾的大爆发。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称：“朝鲜战争激化了财政部和联储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战争带来投机繁荣，提高了市场利率，并且再一次意味着如果将政府债券维持在以前的水平，那么必将导致货币存量扩张到联储无法控制的地步；另一方面，战争也带来了严重赤字的可能性，这使得财政部对政府债券市场的状况高度敏感。”经过了长达近半年的激烈争吵，最终，1951年3月，双方达成了《财政部—联储协定》，根据协定，美联储不再承担以钉住价格维持财政部的公债市场的责任，这意味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财政部也有了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更多公债的保障。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必将无法持续。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速度注定无法赶上可以人为操作的美元数量增长速度，布雷顿森林的体系的瓦解命运在那时便已然注定。《财政部—联储协定》实施后，货币持续大幅增长，1951—1952年美国连续严重通货膨胀。美元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有三：首先，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这类带给客户的回报率较低的金融机构重要性下降，各类基金和金融公司则获得了大部分资金流，投资机构逐渐取代借贷机构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根据美联储官方统计公报数据：1950年在各类金融机构总资金量中，商业银行占比为50.8%，人寿保险21.1%；197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37.4%，人寿保险14.5%；199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27.0%，人寿保险11.1%。而与之相反，属于基金和金融公司类的机构占比情况为：1950年，合计约15.7%；1970年，合计约32.9%；1990年，合计约52.7%。其次，美元大规模输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逐步取代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不同于英镑秩序的美元秩序建立起来。二战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开展，欧洲出现了“美元短缺”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规定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当时美元的供应量依然受到黄金数量的硬约束，并且美元的国际流通渠道也没有建立起来。而《财政部—联储协定》之后，美元数量的堤坝崩溃了，美元流向海外的渠道却凿通了。据统计，1960年美国只有八家商业银行拥有少量海外分行，但1980年美国的银行则全球开花，仅花旗银行就在93国设有分行。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泛滥造成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规则无法维持，最终造成该体系瓦解。最后，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1949年主要欧洲货币贬值，增强了欧洲出口竞争力。而1950年朝鲜战争却使美国的支出增加，出口下降，进口上升。为了消除逆差，美国持续施行货币扩张政策，但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的结果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不断加深。同一时期，欧洲、日本的工业体系在对美出口的刺激下不断升级技术、改进管理，而美国的工业体系却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逐渐显得落后。于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美国负责“印钞”与金融服务，而欧洲日本负责制造业的体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这种大分离的过程中，由于黄金不断从美国流向欧洲及货币供应量与产品增长率不协调等问题，1960—1971年11年中竟爆发了7次“美元危机”，贸易格局的大转型促成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美国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1973年春，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兑黄金的比价，宣布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当年10月，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与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秘密协议，变相地把美元的基础从黄金变成石油。于是金融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以石油期货为中心的衍生金融体系逐步发展起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已经初步完善了工业基础，而美国经济在金融革命的作用下逐步向“虚拟化”发展。衍生金融的本质是对未来价值评估的数量化、可交易化，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可对类似互联网技术这样具有“高成长性”（当前规模很小，但能够迅速扩张到一个难以确定的规模）的技术定价，这样金融革命一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产业的飞速成长，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的“评估”制造出了数量几乎无法约束的美元。在美元的数字几乎可以凭空制造的环境下，“成长性”有限的传统制造业就显得无利可图，迫切需要转移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而这一时期的欧洲由于高福利社会和创新的停滞，事实上已接近“增长的极限”。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而“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贸易封锁，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这也客观促成中国的低价格体系形成。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与“池子”外的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国承接加工制造业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价格体系的基础部分如粮食等，而是在基础部分之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如劳动力、原材料，恰恰是这些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便宜几倍乃至几十倍。因此，“中国制造”就有了所谓“廉价”优势。随着美欧的制造业逐步向中国转移，世界上第二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出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经济格局形成了“美国系统+中国制造”的当代世界“G2”秩序：中国在美国金融和技术标准安排下为世界制造产品，美国则从金融和技术上加以总体控制。随着华尔街把越来越多原先不能用来交易的物品乃至假想的未来情景货币化、权证化之后进行流通，制造了天量的衍生金融物品。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衍生金融品总价值达到了约600万亿美元之巨，相当于全球GDP的10倍，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当历史的长河又流过六十年的距离来到2010年末的时候，愈演愈烈的“汇率大战”正在上演，究其实质，这其实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制造业移出美欧之后，经济“虚拟化”造成的巨大“山体崩溃”。朝鲜战争改变了二战后世界历史的路径，又制造了变动中的“G2”世界格局，当“汇率大战”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当前全球价格体系的重整化之后，世界将向何处去？历史的过程是有启发意义的。贾晋京，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塑造现代文明的100本书》（合著）等。}

　　“流动性过剩”，“钱太多”，这是时下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中东石油“钱”、俄罗斯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钱”、美国高科技“钱”等等，到处是“钱”，以至于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公司，随便就有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管理，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上市不费吹灰之力就融资219亿美元！在中国，“钱”更是多得不得了。如果按广义货币与GDP之比来衡量，那么，1980年中国的广义“钱”量只是GDP的22%，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只有0.22元钱在流通。从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流通的“钱”量是GDP的1.9倍，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产出差不多有2元钱在流通，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从表面看，今天世界的钱似乎太多，有一种非理性繁荣，中国的货币供应水平尤其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就以2006年为例，日本的广义货币相当于GDP的140%，美国的广义货币为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　　不过，单纯从货币供应占GDP之比还不能判断“钱”是太多还是太少，关键还要看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如果通货膨胀不是问题，货币供应、资本供应再多也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都以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虽然各国货币供应多，但目前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却都在2%至3%左右，这说明货币供应多得有因。可是，这么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钱多”、世界的流动性“过剩”不是问题。为什么“钱”多、资本多而通货却不膨胀呢？跟以往历史时期比，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全球金融大泡沫，而且会像一些人预测得那样不久要破灭？这些的确是新时代的新现象，我们不妨借这种难得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资本的奥秘，以看清当今经济的根本特征。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钱、资本和财富　　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钱？资本？财富？简单讲，“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直接用于交换，并同时又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是具有最普遍接收性的价值载体。钱既可以是纸币，也可以为东西，比如金银、丝绸，只要大家都认就行。资本也是活的价值，尽管其“活”性较钱低，但它是能够生产价值的价值。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价值，即死的有价物，一般的财富并不一定能产生财富。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讲，财富往往是物、是“东西”，货币是把“东西”卖掉之后的价值载体，而资本更多是“东西”　　的“产权证”，它是广义的货币，是与具体的“东西”相对应的产权。最能区分这三者的“东西”要算土地，土地是财富，但它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首先，土地必须能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如果土地是国有，就不能被买卖，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也不能变成钱，更生不了多少钱。如果土地是私有并且能被买卖，那么土地与钱之间只有一次交易相隔，土地就能随时变成钱，就像钱了。当然，即使私有土地可以买卖，除了直接出售之外土地还不一定能转换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相对可靠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被抵押转换成资本。这时，土地的“产权证”就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的钱。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问题是：什么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只不过，通过这些“产权证”，把本来就已存在但是“死”的“东西”和未来收入流变活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金融票据、证券、货币是相对于实在的价值而发行的，金融化在增加价值载体的流通性的同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　　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钱多了　　在2007年的一次交谈中，《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到，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了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熄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这位朋友做记者许多年，在中国已经两年有余，碰到、看到、听到的事当然很多，但中国的事让他对这个社会、对今天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着迷，中国为什么在庞大行政机器压制下还这么有活力？谈到这里，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如果简单点讲，是由于“改革开放”，但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钱化”和“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这些年的经历。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当然，“市场化”阶段使中国“钱”多，这好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钱”。而之所以没“钱”，并非完全由于没有“东西”，而是由于那时的市场化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市场换成“钱”，也没有什么出口贸易，经济被“钱”化得太少，所以，那时候张三可以有“东西”、有一双手，也有许多时间，但他没有“钱”。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得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等等，而不能带“钱”。也就是说，那时候要东西有，但要钱则没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褥，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必然有限。因此，“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　　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使几乎所有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制造品、劳动力、房产等等都可交易，市场的交易自由度在逐年上升。不管是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还是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货币支付，自然地对“钱”的需求上升了，“钱”的供应必然要上去。因此，在“东西”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相对于GDP的比例必然会升高。与此同时，外贸出口在逐年猛增，这本身就加快了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变现规模和速度，必然也使中国钱多。不过，钱多的原因还不只如此。一方面，货币化的上升催化人口流动、催化跨区域贸易。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很发达、“钱”的供应不稀缺，张三出差之前可先把自己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本地市场卖掉，换成“钱”，然后带着“钱”而不是“东西”出差，每到一家目的地餐馆、酒店用现金支付即可。到今天，当然连现钞都不用带，信用卡更方便，远道旅行就容易得多。因此，货币化发展对人口流动、异地贸易是一种根本性的催化剂。许多人会说，虽然货币化带来方便，可是各地市场物价差别很大，张三家乡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自带食物、被褥合算。——　　这当然有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场化发展足够到位，如果跨地区的“投机倒把”商业运作畅通无阻，那么，到最后，各地之间的物价可能会因为运输成本还有差别，但那种价差会低于异地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张三当然会选择先将“东西”换成“钱”，带“钱”出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还选择带粮菜出差，那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加深。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求，又刺激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哪里也不远游、不外出的时候，他们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份量会很低。可是，一旦远游盛行，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多。换句话说，即使人均收入没有上升，人口流动以及异地就业的逐年增加也会让货币供应量增加，更何况GDP在快速增长呢！这种因真实需要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当然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钱化”的另一个催化剂。1800年时，美国95%的人口生活在农场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吃住都靠自己的农场，许多农民连续数周见不着一分“钱”，也用不着“钱”，最多与邻村农民以货易货就够了。那时，全美国的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农业经济不需要“钱”。反过来说，农业经济也就没“钱”！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城市创造了众多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美国人逐渐离开农场进入城市，靠领薪水过日子，这时，人们的吃住行都要靠“钱”买！对货币的需求因非农的发展、因城市化而自然地猛增，到1900年基础货币供应量升至24亿美元。到2006年，美国经济已完全以服务业为主，农业占GDP不到2%，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超过80%，对“钱”的需求自不用说，2006年仅基础货币量就高达13000亿美元，比1900年的水平上了许多层楼！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过去28年也在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16%，到2004年超过40%的人生活在城镇；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2002年则只占14.5%。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必需。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钱多得有因”。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　　这四类财富是任何国家的核心资本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资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的产权被明确界定、能被买卖，最好是能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前面谈到，1978年时，中国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国有，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没有资本价值。企业基本全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它们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双手、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个人的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虽然在第一阶段改革中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慢慢恢复，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但还不等于有资源资本化、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正如前面所说，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从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达到17万亿元，境外上市公司市值近1.5万亿美元，相当于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超过28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这28万亿元的金融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千千万万个无锡尚德公司，但是，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这些公司的未来收入流再多，这个国家也不见得有多少金融资本。比如，在80年代中国还没有股市，中国企业也不少，只是不能在境内或到境外上市，所以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将未来收入流转化成资本，中国就很缺资本，只好靠引进外资。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仅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基本属于单位、不能交易，这块财富数额巨大但也是死的。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也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元，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很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讲到最后，我们可以把中国和美国在1978年时的境况做简单对比，以此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1978年时，美国的企业资产与收入流、土地与资源、老百姓未来收入流不仅都是私有并能自由交易，而且相当一部分已证券化、金融化成资本，所以这些年美国能做的资本化空间越来越小。相比之下，中国则恰好在另一个极端，1978年时中国是什么都国有，从而不能买卖交易，更没有被资本化。所以，在1978年之后，即使不算外资的进入，中国政府每年只要让部分国企民营化并把它们未来的收入证券化，或者出售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让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或者通过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等让老百姓将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每年做一点这三类资本化运作中的一个或两个，即可给中国提供大量的资本，即可让中国的“钱”多很多。这就是对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资本化解释。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资产和收入流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重要性。但要做到资本化，特别是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那么，资本化的制度架构就极其关键，不仅私有产权要界定清楚，而且要有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不能深化。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企业国有、土地国有以及人力资源国有在过去抑制了多少资本，机会成本大得无法估算。虽然过去十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查看 陈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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