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管理学家，曾写过一本书《低欲望社会》，核心是：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

　　他认为的“低欲望社会”是指：

　　1.年轻人不愿意背负风险，渴望安逸，不像从前那个时代愿意独立购屋，背负百万的房贷。2.少子化，人口持续减少、人力不足；另一方面，又面临人口超高龄化的问题。3.丧失物欲、成功欲的时代：对于"拥有物质"毫无欲望，随便吃个一、两餐就能活下来的社会，"出人头地的欲望"也比先前降低不少。4.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撒再多钱也无法改善经济。

　　对比一下中国社会的现实，还没有完全符合“低欲望社会”的定义，但是少子化以及高龄化已经出现了，消费的信心也确实不如以前。

　　几天前，贵阳取消摇号购车，其背景就是今年以来汽车行业的销售一直萎靡不振。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13.2万辆和1232.3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3.7％和12.4％。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997.8万辆和1012.7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5.8％和14％。

　　人们为什么不买车了？

　　首先是该买的都买的差不多了，中国汽车业经历过较长时间的突飞猛进的阶段。人口下降，买车的需求也就失去增长的动力。一线城市中，上海、北京已经深陷老龄化的泥沼。

　　经济进入复杂阶段，人们的收入出现猛烈变化，不少人被裁员、减薪。

　　沉重的房贷让买车成为部分收入不高的家庭首先放弃的选项。

　　不仅仅是汽车行业面临困境，很多相对传统的行业都面临困境，几乎所有的行业尤其是消费品公司都可以用以上四条解释当下的困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减少欲望，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和心理调适。

　　中国的经济进入了调整期，也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家进入了茫然状态。

　　中国正在进入“低欲望社会”吗？没，只是接近。你看看那些跃跃欲试的炒房客就知道，中国距离“低欲望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中国有进入“低欲望社会”的风险吗？是的，你看看那些工作起来无精打采的年轻人就知道，麻烦大了。

　　大前研一在痛批日本过于保守的移民政策时，特别提到了移民的“鲶鱼效应”，他认为正是因为日本的移民政策过于保守，导致日本社会人气衰微。

　　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城乡以及城际之间的流动，以中国的体量之大，很多年来，大城市都是为人口增量过多而发愁，但是近两年来，所有的一二线城市都开始“抢人”，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城市都不想掉入“低欲望社会”的陷阱，能抢多少鲶鱼就抢多少。

　　决策者们很清楚“低欲望社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口不增长，创新停滞不前，经济增长乏力……

　　年轻人要么家里有几套房，不需要奋斗，要么压根买不起房，也不想奋斗，何况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东亚国家的某种宿命似乎开始出现：大城市膨胀、中小城市衰败、老龄化、利益对立、阶层固化……大前研一希望通过教育的改变来解决日本的问题，但是“大一统”的日本教育似乎积重难返――――追求标准答案，追求标准制，使得很多“奇怪”想法和天才少年被扼杀。所以，大前研一要不停感叹美日之间的活力差距。

　　以日本社会之保守，移民政策的大转变也是遥遥无期。

　　大前研一又寄希望于地方政府能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当然也是无疾而终。

　　大前研一痛斥日本的税制对富人太不公平，遗产税太高，所以富人纷纷出逃。

　　原因虽然纷繁复杂，在我看来就是一点：年轻人被捆得太死，束缚得太厉害，他们一生下来就被告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然后就可以买房还房贷，这样的人生太过模式化，了无生趣。再加之这一代日本年轻人已经没有生存压力，他们只需要很少的钱就可以在便利店吃一两餐，不至于挨饿，所以干脆就放弃“撞击天花板”的努力。

　　中国的年轻人也走在类似的道路上，值得警惕。

　　日本已经到了什么阶段？社会缺乏活力。

　　中国如何避免掉入“低欲望社会”的陷阱？

　　首先是要彻底灭杀炒房暴富的可能性，这一点正在执行中。如果炒房可以致富，当然没有折腾的动力。

　　其次是要对企业继续大减税，虽然此前已经有过减税动作，但是幅度还是不够，中国企业的税负之重依然在世界前列。2016年，玻璃大王、(,)集团董事长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在谈及制造业成本高时感慨，中国税负比高很多。根据世界银行在当年的最新排名，中国总税率高达68%，位列世界第12，对此，各方的评论不一，不过，中国企业总体税费负担重则是不争的事实。税负太重，企业没有继续投资的动力。

　　再次是要继续大幅度降低个税的税率，目前个税的税率还是太高，“CEC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有专文提到：“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薪收入税率最高45%，远高于、波兰，甚至较美国还高。

　　现实中，被课以高税率的高收入群体多为企业需要的高端人才，这恰是我们创新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最为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许多企业为引进高级人才不得不选择成立香港公司或者在设立公司来发放薪酬以规避如此高税率的个人工薪所得税。

　　名义上，我们承担了工薪高税率，实际上却并未实现政策的初衷”。税负太重，高级人才不想来服务。

　　教育大改革势在必行。中国需要两类人才：具有创造思维的式的人才，具有工匠精神的式技术工人。那么，应该怎么改，方向就很清晰了。

　　高考是指挥棒，是否可以放更多的自主招生权给私立大学？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出色，是否可以从中学习精华？

　　继续压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因为前述两项减税已经养不起这么多人。

　　尽快开征税，包括对并非在本小区居住但是一次性买几十个车位的投资者开征特别税，中国不能和日本一样，过若干年，老龄者和超高龄者手中握有大量房产，但是年轻人完全无法买房。

　　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归地方所有，用于地方的教育、医疗以及养老院等公共设施，谁交税谁受益。

　　总之，打破“低欲望社会”的魔咒就是要告诉年轻人：奋斗和不奋斗完全不一样，房子不是你奋斗途中的拦路虎。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需要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税收制度、营商环境、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大提速、大升级，中国人最能吃苦，以勤劳智慧著称，本来就有极大的概率跳过“低欲望社会”的陷阱，这个时候需要极大的勇气去推动改革，才能最终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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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云龙 ）

    《低欲望社会》是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的社会观察类畅销名作。书中针对日本当下的社会经济现状和特点，将遇到的社会问题概要性地归结为一个词——“低欲望社会”。针对欲望低迷、人力不足、经济不振等问题，该书援引欧美有类似先例国家的做法，提出一系列相应的策略性建议，其所作的观察和策应，对读者了解日本社会经济状况和发展很有帮助，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最近，由于退休后开始支付养老金的年龄有所推延，出现了无法还房贷或坐吃储蓄老本的“老后破产”现象，但是，还是有大半日本人，在其临终之际，都是无牵无挂的无负债状态。而且在日本，30多岁两人以上的家庭，持房率超过了50%，40多岁的持房率超过了75%，50多岁的持房率超过了80%，60岁以后则达到了90%。

    日本的持房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其原因在于非都市地带，现在用500万日元左右就能买到二手的一户建（独幢楼房）房，或得到父母的资助，或重新装修父母房子的人也很多。即使东京等大都市现在也是如此，继承从地方上京打拼的第一世代人所留下的房子，或是将其转手用其资金购买其他房子的第二世代、第三世代也不在少数。因此，像以前一样不啃老独自购房，背负万日元房贷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另外，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由于自开始有所追求的时候，就经历了“失去的20年”的通缩不景气的黑暗时代，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不只是房贷，连结婚生子等所有的风险和责任，都不想承担。在公司上班也是如此，工资基本不涨，自己想干的事又不能干，而只有责任变重的职务，不想干的年轻人在增加。在我们那个年代，谁都想崭露头角，最终目标是能成为公司总经理。但这样的理想抱负，已经在日本大部分年轻人身上丧失殆尽。再加之今后人口减少和超高龄化趋势愈发加剧，经济规模的缩小不可避免。由于能潜在地感觉到这种危机感，所以都不想背负风险。

    他们不仅是物欲全无，连出人头地的欲望也变得淡薄。我做的一个调查表明，新进公司的员工想当总经理的人只有10%左右。我把这群人定义为“物欲和发迹欲丧失世代”。他们的特征表现为“只用手机与这个世界联结。与朋友联系用手机，各种信息的获取用手机，连电视节目也用手机看”。即使同属于发达国家的欧美各国，也完全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这可谓是日本独特的现象。

    另外，产生这种现象还有另一个背景，即便利店文化的扩张。在我看来，这一群体的横空出世，其实与便利店的普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便利店创生出一天只要500日元，就能解决温饱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一天只需500日元一个硬币，在便利店买饭团，面包或便当，吃个一两餐便能生存下来。对自由职业者来说，并不像上班族那样有规律的时间概念，也没有早中晚的节奏。肚子饿了，就在便利店买个便宜的便当充饥，有很多人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总之，现在的日本，借各地到处泛滥的便利店文化之光，不会再有饿死人的危险了（特殊事例除外）。

    也就是说，在“生存条件”变得很低的社会里，一旦对时尚、汽车、住宅等不想拥有的话，人类生产活动所需要的“驱动力”就会丧失殆尽，除非自己有很强的上进心，否则就会变成“低欲望”世代。

    我曾设问：这些年轻人变成“低欲望”的背景原因，是否也受父母“反面教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父母辈，正好赶上泡沫经济时代，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拥有欲和发迹欲，他们只知道使足浑身劲干活。为此，在这些年轻人的眼里，父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属于“经济动物的存在”。虽然表面看，父母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实际上被房贷压得难以透气，现实生活并不轻松，夫妇之间也几无情趣可言。不想成为父辈那种样子，不要过于辛劳工作，而想活得自在悠闲——据我的分析，年轻一代或许有这样的潜意识。

    于是，“低欲望”年轻一族的出现，给企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且，我认为更应重视的是，这绝不是泡沫破灭后的暂时现象，这些年轻人的后代，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持有与此类似的价值观。

    据说，如今日本年轻人当中，成为话题的流行新语就是“穷充”（poor并充实/有点类似中文“穷开心”的语义）。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金钱和出人头地而辛苦工作，正是因为收入不高，才能过上心灵富足的生活。不过，从有着类似倾向的其他国家来看，这个“穷充”的社会现象，是难以持久的。

    比如，1980年代的瑞典，虽然成就了高福利社会，但换来的则是国民租税负担率提升近80%。经济面从1991年开始，破纪录地连续三年呈负增长。在重税下喘息的国民，只能看淡人生，说“小国寡民，再拼命也白搭”，“就算没有钱，也能过上好日子”。当时，瑞典年轻人还冷嘲热讽陷入工作狂的日本人：“太辛苦啦”，“不想成为这样的国家”。他们甚至还谈论到了自己国家的军队，说“军队也应该和我们一样，8月份需要休假”。邻国丹麦也是同样的状况。其结果，他们迷醉于日常的颓废之中，不再追求积极进取，社会进步因此陷入停滞。特别是瑞典，由于法人税和所得税高得离谱，有能力的企业和富裕阶层都纷纷逃往海外。

    利乐集团是从事食品加工处理和纸容器填充包装系统的全球性企业。在1981年，与从事重电业务的阿西亚和瑞士的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合并。以此为契机，利乐集团在1988年将总部迁移到瑞士。诺贝尔奖创办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建立的化学公司诺贝尔（现阿克苏诺贝尔），在1994年与荷兰的阿克苏合并，与此同时，也将总部移至荷兰。在个人方面，以瑞典著名的网球运动员比约恩·伯格，将国籍移至摩纳哥（现又改回瑞典籍）为开端，包括被称为“欧洲第一富豪”的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等许多有钱人，都不堪重税，选择放弃自己的国家，远走高飞。

    英国在1970年代也陷入同病相怜的状况。虽然成就了“从摇篮到墓地”的高福利国家，但社会因此失去活力。基础产业国有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国际竞争力的丧失，变成“夕阳西沉大国”，人均国民所得年年减少。胸有大志的英国年轻人，只能远赴美国发展，这就是所谓的“英国病”。

    但是，这些国家的“穷充时代”都好景不长。如果整个国家都蔓延着“穷开心也不错”的气氛，那么这个国家最终会沉没。由此，当今所有的国家都大力支持在工作的年轻人，并致力于推出能激发他们劳动欲的政策。

    国民的社会负担过重，发展无法再前行的瑞典，如果没有大的变革，别说福利这一块，整个国家都恐将陷入危机状态。为此，从1990年代开始，瑞典大幅度地下调法人税和所得税税率，制定全球化人才培养计划，致力于领袖人才的精英教育。总之，为了恢复国际竞争力，实施了各种改革。

    此外，由于依靠年金生活的高龄者与支撑年金制度的年轻人之间，容易产生世代冲突，政府为此对年金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过去，瑞典养老金发放金额的计算方式是：事先决定领取的养老金金额，然后再配合金额数调整在职员工所负担的金额，这种计算方式叫“确定发放型”。这种做法会让在职员工变得不愿再缴纳养老金，因为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为了现在的老人而背负重税”。

    也因此，瑞典政府着手改制，以“确定提拨型”为基础，导入加以计算的“名义式确定提拨型”制度。这个制度的优点在于，自己现在缴纳的保险金额，与将来老后能领取的金额相连。借此改革，瑞典政府成功地阻止了年轻人远离养老金的倾向。另外，瑞典政府也断然实施了削减老年人在医疗等方面福利的做法。

    为了强化企业竞争力，瑞典政府还将原先保护雇用者的政策，转换成企业可以轻易解雇多余员工的政策。针对解雇者，政府的替代做法是提供职业培训，使之能够再就业。

    如果员工抱有“穷充也不错”的心态，因为技能不足被企业视为多余者而遭解雇，若不接受职业培训，也不提高技能，就会流落街头。反观而言，瑞典政府成功地从制度面加以切换，并让国民明白：当今社会，穷充根本无法生存。而像日本那样，即使不打磨自己的工作技能，只要死赖在公司就能有饭吃的环境，在瑞典已不复存在。正因为看到了瑞典政府这些成功的改革，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终于在2013年又回到了瑞典。

    英国的情况稍有不同。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断然实施金融市场的宽松政策，将国有企业民营化，并将那些在全球化竞争中难以生存的企业，转卖给海外企业，一切都回归到资本主义原点。至此，两极分化的现象在英国产生。穷不再“充实”，穷就是“单纯穷”。也正因为如此，撒切尔夫人至死都遭到了低所得阶层的憎恨。而这些“单纯穷”，也造成了如今英国社会不安定的一个要因。

    反观日本现状，泡沫经济破灭后，遭遇了“失去的20年”的增长停滞期。人们再怎样努力，都无法获得职务的提升及工资的上调。即使好不容易获得提升，也只是变得超忙而已。因此，作为个人的生活方式，人们选择“穷充”，也无可非议。

    这10多年里，日本不管哪个阶层，其实际年收入都减少了约100万日元。即便如此，日本也没有发生抗议游行或暴动。由此，人们或许多少有点接受这个“穷充时代”。但是，多数人都认为“穷充也不错”的社会，一定是活力丧失的社会，这是因为“穷充”的人数越增加，能够创生出附加价值的人数，理所当然就变少了。

    而且，由于“穷充一族”大都不需缴纳税金，因此只会增加社会负担。若国库还有储蓄，或许还能维持生存，一旦国库储蓄见底，到处充斥“穷充一族”，也就是国家破产之日。问题是，若要维持现有水准的行政服务，就必须上调能够负担税金的大企业或富裕阶层的税率，而这又会出现当年瑞典的一幕，大家都往海外逃离。这也表明，“穷充”也能小确幸的时期，真的非常短暂。

    为此，日本的“穷充时代”也应该不会长久。我认为，或许比瑞典、丹麦、英国更短暂，充其量在数年间就会结束。明明要靠勤劳的员工，才能维持社会运转的成本，但不想负担、拥有半吊子心态的人却不断增加，这样的现象是不可能长久的。

    那么，今后的日本将何去何从？能像瑞典那样大胆改革吗？或者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用强势的领导力推动改革吗？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日本在这两方面都难以期待。最为可能的日本未来镜像，或许会像西班牙或葡萄牙那样，慢慢地被拖垮没落。或者，整个国家走夕张化（北海道夕张市的城市破产）与底特律化（美国底特律市的城市破产）的破产之路。这是因为，在如今的经济政策中，政府完全没有能够提出解决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