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英雄气，江河万古流。
70年前，他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谱写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
这是正义的胜利，这是和平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
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bai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进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进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今天，在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敬献花篮活动举行。传递！铭记伟大胜利，向英雄致敬！
70年前的那场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中国人民志愿军18万将士血染疆场，把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三千里江山，其中包括开国领袖的长子毛岸英烈士。
是血与火铸就了我们这个的不屈民族。历史不会遗忘。据新华社报道，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黄忠茂的立功证明书。（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摄）
张治全的纪念勋章。（本版资料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45师卫生员，现居孝感。
电影《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王兰的人物原型——
几大本影集，从黑白到彩色，真实记录着王清珍从一个梳着麻花大辫的少女到满头银发老人的人生轨迹。
天寒地冻，粗布军装，但那是王清珍一生中最绚丽的年华。翻开影集，老人的记忆清晰如昨。
“死就死，那时候一点儿也不害怕”
不到14岁，我就在贵州跟着到四川剿匪的部队走了。
由于年龄小，我在部队卫生班跟班学习。
1951年3月，我背着背包，挎着水壶，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到了上甘岭。
高山上雪很厚，部队发的压缩饼干啃不动。
进山途中，饿了渴了就抓一把雪充饥解渴，敌人的飞机经常在我们头顶飞。
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保家卫国，死就死，活就活，那时候一点儿也不害怕。
帮受伤战士吸尿，战士感动哭了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每天都有受伤的战士被送到卫生班搭建的帐篷里，多的时候一天有30多个。
卫生班医生护士仅10人，我们经常忙得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有时连走路都打盹。
当年10月的一天，晚上9点钟，一名年轻战士被送来。他腹部中弹，肿胀得厉害，嘴唇干裂。护理时，他说要尿尿。我扶他到树林里，递给他一个罐头盒子。但许久，他都尿不出来。我用手电筒一照，见他脸憋得通红，满头大汗。于是，我把马灯挂在树枝上，给他插上导尿管。由于小腹受伤，泌尿系统发炎，他仍然无法自行排尿。
我听说战场上，有战士腹部受伤后无法排尿，有被憋死的。
“我帮你吸出来，救你一命。”
“不行不行！你是个女孩子。”他急忙推开我，难为情地说。
“你别推我，你们死都不怕，我怕什么？！”我不由分说，蹲下身子，用嘴含住导尿管，第一口、第二口，没有吸出来，我把导尿管又通了通，吸第三口才替他吸出来。
“你比我亲妹妹对我还亲。”战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后来，他被送到后方医院手术，我们再没见过面。
《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王兰以我为原型
一天，一名头部严重受伤的战士被送过来。他头部缠着厚厚绷带和纱布，只露出鼻子和嘴唇。由于面部肿胀严重，嘴唇无法张开，用勺子也无法喂药。每次，我都将药片含在嘴里嚼碎，含上一口水，嘴对嘴给他喂药。
后来，这名战士多方打听我的名字，还给我写来一封感谢信。
我才知道他叫曹忠林，是团部侦察连侦察排的一名战士。那次头部受伤，造成他双目失眠，感谢信是他托人代写的。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封感谢信。
“在那个年代，一个十几岁的黄花大闺女，是什么促使你做出这样勇敢的举动？”很多人问我。
“没有什么比战士的生命更珍贵。”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
后来，电影《上甘岭》上映。看完电影，大家告诉我，电影中女卫生员王兰就是以我为原型塑造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泉 王际凯 整理）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23军直属工兵营，现居蕲春县。
“活着的罗盛教”勇救跌入冰窟窿的朝鲜少年——
颈口的蓝色秋衣已经破损，一生俭朴的老人身体还算健朗，只是手抖得厉害。
身体的这个老毛病，与一段生死经历直接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老人的一生。
少年得救了，我落入冰面下失去意识
刘邓大军的一支部队驻扎到我们张岗村时，这个梦想就萌发了，那时我才12岁，部队不给收。
从1952年到1955年，我连续4次报名参军，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因为读过两年书，识得不少字，我有幸进入县水利局工作。1956年1月，我接到局长电话：“黄治富，我批准你参军，好不好？”我高兴坏了，连夜冒雨步行从30多公里外的工地赶回。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开拔了。
1956年11月29日，朝鲜伊川临津江畔，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江面结着厚厚的冰，我们在这里进行渡江训练。
下午4时许，天色渐晚。
突然，我隐约听到孩子的哭声。四顾一看，约200米远的江堤上，有两个小男孩正在哭喊。
“有人掉到冰窟窿里了！”我迅速作出判断。
“赶紧救人！”我大喊一声，向哭声方向奔去。
因为跑得太快，我脚下打滑，从堤坡上摔了下去，帽子摔飞了。
滚落到江边后，我看到一个少年正在冰窟窿里挣扎。
我爬起身，冲到离落水少年约10米时，脚下的冰破了。
我一边划水，一边用肩膀破冰。游到少年身边后，我一手抓住他的衣服，一手抓住他的腿，拼命将他往冰面上送。
好不容易将他顶上冰面时，冰又破了。
虽然身体渐渐失去知觉，但我大脑异常清醒，心想就是死也要把这个孩子救上来。10多次尝试，终于将少年送上了冰面。少年得救了，而我因为体力耗尽，被反作用力推入了冰面下，渐渐失去意识。
离别时，朝鲜少年和我都哭了
我躺在朝鲜老乡家的炕上，全身发抖，咽部严重冻伤，无法进食。
事后我才知道，落水的朝鲜少年叫李清焕，14岁，是一名学生，父亲在战场上牺牲。当时他准备从冰面上过江，购买文具，结果踩破冰面，掉进冰窟窿。
很快，我救人这件事传开了，朝鲜媒体大篇幅报道我的事迹，称我是“活着的罗盛教”。党和国家、部队给了我很多荣誉，我也因此荣立一等功。
作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部队教导我们，要把朝鲜人民当自己的亲人，我们每一个志愿军战士都是这么做的。
1958年4月，回国的前一晚，李清焕来为我送行，依依不舍地陪了我一整夜。第二天离别时，我们都哭了。
1975年，我因为救人时的冻伤导致颤抖后遗症越来越严重，部队党委决定让我在部队病休疗养。
党和部队培养了我，我不能吃闲饭。我提出转业回家，领导不同意，我到政治处发了一通脾气。1979年，领导实在拗不过我，批准了我的转业申请。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泉 王际凯 通讯员 包晓霁 整理）
（上图为黄治富（左）和李清焕合影。）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124师，现居巴东县官渡口镇。
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1950年10月，黄忠茂随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124师，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70年光阴荏苒，在一张曾经英气逼人的脸上刻下道道岁月的印记，却磨灭不了一段光荣的历史记忆。
黄草岭阻击战，13天不下火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党和国家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124师，开赴前线。
“只准前进一寸，不许后退一尺！”这是上前线前，上级下达的命令。
作为先头部队，42军于1950年10月16日秘密开赴鸭绿江前线。
部队一边赶路，一边还要负责运送战略物资。经过一天一夜步行，抵达前线时，我们脚上全是水泡和冻疮。顾不上休整，我和战友们立即投入战斗。
第一仗，就是黄草岭阻击战。
黄草岭地区丛林密布，到处是悬崖峭壁。为夺取黄草岭，美军派出精锐部队，他们不仅掌握着制空权，还拥有大量坦克、大炮等先进武器装备。和美军相比，我们的武器装备落后且数量有限，兵力也只有敌军一半。
为顶住敌人的轮番进攻，我和战友们采取白天守、晚上攻的策略。战斗刚刚打响，就下起大雪。我们长时间趴在雪地里，身体被冻僵冻伤是常有的事。
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我们顽强地守住了战略要地，粉碎了美军夺取黄草岭地区的企图。
整整13个昼夜的战斗，我没下过战场，上级给我记了三等功。
枪林弹雨中，我用身体连接通信线路
从黄草岭战场下来后，我被编入青年侦察连，负责押运车辆，为前方运送军用物资。
一次任务中，我们押运的车辆被特务发现。特务点燃车旁边的一大片树叶，并发射信号弹，通知美军轰炸机前来轰炸。
我跳下车，脱下衣服拼命扑火。敌机到达前，火被我扑灭了。车辆安然无恙，炮弹、手榴弹、炸药全部按计划送到，前方也顺利打了胜仗。这一次，我立了二等功。
后来，我到了42军124师直属通信连。一次战斗中，部队领导联系上级时发现通信线路不通。我冲上阵地检查，发现一处线路被破坏。因为损坏部分比较长，难以修复，我一手抓住一条线，用身体当导体，将断掉的线“接”在一起。
枪林弹雨中，我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战斗结束。就这样，我又立了一个三等功。
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
对我来说，出生入死不算什么。最艰苦的，是曾经6个月没下过战场，身上长了许多虱子。
因为物资匮乏，营养失衡，我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直到下了战场，喝了鱼肝油，视力才慢慢恢复一些。
很幸运，我在朝鲜战场上几乎没有受过伤。通过战斗，我摸索了一些保护自己的经验。比如，飞机来了就想办法隐蔽，美军经常会连续投放炸弹，看见有炮弹炸出的大坑，就跳进去掩护自己，因为很少有炮弹会投在同一个位置。
过了鸭绿江，就没想过能不能活着回国。上了战场，我们都不怕死。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真觉得自己不算什么英雄。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袁超一 整理）
河南林县河家乡河西村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44师，现居武汉。
经历上甘岭战役的生死考验——
我是1947年在鲁西南战役中火线入党的，入党时就宣誓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朝鲜战争开始后，我以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44师野战军身份入朝参战，奔赴前线。
上甘岭有两个山峰，由15军44师和45师分别驻守。
战争一旦打响，地面部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空中力量的支援必不可少，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组建一支自己的空降兵。
我因为作战勇敢、多次立功，被选为其中一员。
祖国人民支援的物资很难运到阵地上，大多数在半路上就遭到了敌机轰炸。上甘岭战场上，缺水、缺粮食、缺武装补给，我们常常是饿着肚子和美军打。水是最珍贵的，极度干渴的战士们没有水喝，甚至喝自己的尿液。我现在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苹果，因为当年一个苹果太珍贵了，我们只能闻一闻香，把它留给受重伤的战友们吃。
我们一晚上修筑的防御工事，第二天美军飞机一飞过，就被夷为平地。
有些志愿军战士被燃烧弹的火焰照得睁不开眼睛。受到炮弹轰炸产生的气浪冲击和强光照射，有的战士患上了眼疾。
1953年，我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在夜间，空降时降落的地点不是很准确，离美军驻地很近，着陆时被敌人发现了。躲避敌人追击时，我感觉头皮一紧，眼前一片红色，手一摸全是血，子弹擦破了我的头皮。
在被选拔为空降兵的时候，我们就立下誓言，哪怕是死也不能被美军活捉。我翻到一个弹坑中，侥幸躲过搜捕。等美军离开后，战友们清理战场时，才在坑里找到我，把我送到战地医院救治。
停战后，我提出到武汉。因为渡江战役时，我去过武汉，武汉的火力发电厂都被炸毁了，我希望帮忙建设。就这样，我来到汉口电力装备公司，一直干到退休。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的生活比起当年真是太幸福了。女儿要是上班迟到，我跟她说，要是在战场上你迟到或者早退了，这个阵地便失守了。孙女挑食的时候，我也经常跟她讲上甘岭的故事，告诉她当年在战场上，水都没得喝啊，一定要珍惜粮食，珍惜和平年代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 实习生 戴慕含 整理）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32师95营工兵，现居石首市桃花山镇鹿角头村。
写了遗书，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九死一生从朝鲜战场归来，对于自己的生死，老人看得风轻云淡：“去了就没打算活着回。”
但谈及在部队牺牲的大儿子，老人抑制不住失声痛哭：“保家卫国，总会有人牺牲。”
一起排雷的战友，牺牲在身边
1952年，村里开大会，征兵抗美援朝，我毫不犹豫报名参了军。
1952年12月底的一个傍晚，我们从辽宁丹东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我们的阵地就在上甘岭旁边，开挖坑道、排雷是工兵的主要任务。
一天傍晚，我和另两名战友，作为积极分子挑选出来，执行一项排雷任务。
趁着夜色，我们摸到敌人碉堡前，趴在地上，排成一排，彼此相隔仅几米远。我们小心翼翼匍匐前进，一个个排除敌人在碉堡前埋设的地雷。
我刚排了几个雷，碉堡里的机枪突然“突突突”响起，子弹雨点般在我身边落下。我的小腿突然一麻，手一摸全是血。
并不是我们被敌人发现了，阵地上稍有动静，敌人就会从碉堡里向外胡乱扫射一通。
枪声停了，另两名战友却突然没了动静。
我这才意识到，他们牺牲了！
我下决心一定要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擦去泪水，拖着腿伤，我继续向前排雷。两个多小时后，碉堡前的地雷绝大部分被我排除。
此时，身后的冲锋号响起。战友们大喊着冲锋向前，我加入冲锋行列，和战友们一同拿下敌人碉堡。
一家三代五人从军，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1953年停战后，我们辗转到三八线附近的长津湖畔，为战斗英雄杨根思烈士及牺牲的战友们修建墓地。
3000多名烈士，有名字的，我们在墓碑上刻上名字，没名字的，就立一块“烈士之墓”的牌子。
大多数战友牺牲时，遗体都是残缺的。看到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们每一个志愿军战士都写好了遗书，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从没想着活着回家。
1957年，我从朝鲜回国。响应党的号召，退伍后，我直接回到石首老家务农。1976年，大儿子易银清刚满18岁，我就动员他参军。没想到，那一走就是永别：1978年8月，大儿子在部队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
虽痛失爱子，但凡遇到部队征兵，我都会动员家里符合条件的人报名。两个侄子在我的动员下都先后参军入伍，孙子易涛目前仍在海军服役。
我常对他们说：“你不去我不去，谁来保卫国家？”
一家三代五人从军，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泉 王际凯 通讯员 包晓霁 整理）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6军47师140团，现居老河口市。
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家中独子上战场——
一进客厅，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就看到一张黑白军装照。
青春的面孔，朴素的棉军帽、褶皱的棉军装、老旧的武装带……
这是唐遂成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后，回到国内在张家口拍的。
这张照片，将老人带回到这一生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比冻土更硬的是压缩饼干
我家境贫寒，父亲去世早，与母亲相依为命。
1950年10月，党和国家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
虽是家中独子，母亲却全力支持我的选择。1952年8月，我参军入伍。
骑大马、戴红花，披上戎装的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光荣。
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后，到处可见燃烧的房屋、肆虐的敌军飞机。一过江，我和战友们便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根据部署，我部担负起朝鲜西海岸反空降、反登陆的作战任务。
那时气温很低，挖掘工事和坑道都非常困难，白天敌军炮火猛烈，我们只能晚上突击。冻土十分坚硬，十字镐一镐下去，虎口被震得生疼。
比冻土更硬的是压缩饼干。锤子、斧子都用上了，就是弄不开、捣不碎，难以吃到嘴里。
部队补给困难，很多战士因缺乏维生素患上夜盲症。
我身体比较好，扛得住。每次，我都悄悄把部队发给我的维生素分给战友，自己只留一两粒。
一次，部队开赴五圣山一带执行防御作战任务。
一天晚上，下着雨，我和战友受命下山搬运弹药。沿着湿滑的山路，我扛着弹药箱，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一不小心就被绊一个踉跄。往返数十趟后，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坑道中，我才发现一只鞋不知何时掉落了，脚掌鲜血淋漓。
上甘岭战役，我虽然没有参加，但听战友们讲了好多遍。我时常向上甘岭远眺，寻思着被炮火削平的山头下，究竟埋藏着怎样坚不可摧的力量。
今年的抗疫，也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斗。我年纪大了，不能像当年一样上战场，但作为一名抗美援朝老兵、老党员，我有义务为人民做点该做的事。我戴上红袖箍，当起志愿者，参与社区防控。1月28日，大年初四，我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老河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捐献2万只医用外科口罩，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将口罩转交给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公安民警。
这些口罩是我让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想方设法弄来的，让年轻人能安心地上阵杀敌，与病毒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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