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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我的一个学生报督导的案例，听着突然有一种又久远又熟悉的气味，这是儿时的我所习以为常的“附体” 现象，而我的姑外婆秦桂荣便是常年处理此种情况的巫师。
她已经离开我们半年了，这个清明，是头一次我们需要祭奠。
我的姑外婆秦桂荣，就是我母亲的姑妈，在我们那里被唤作“姑姥娘”，但我从来都是喊她“姥娘”的，因为我从一岁半到将近五岁，都是在她家度过的。那是一个河南省中西部的典型农村，一条河蜿蜒从村子的西侧和南侧流淌过，最终汇入淮河，紧挨着河南岸的是几座小山，山上有小型的佛寺及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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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东头的田地，远处的山为紫云山，山脚下是汝河
姑姥娘大致是在五六岁时就失去了亲娘，留下一个两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姥爷。随后生父再娶，那是一个“有了后娘就有后爹”的时代，这对姐弟俩的处境可想而知。据家人片段诉说，他俩几乎过着乞讨般的生活。好在他们的亲叔叔，由于小时候发烧无钱医治，留下了后遗症就没有婚配，这位亲叔叔就尽自己的最大能力照顾着这对不幸的姐弟。
曾经听姑姥娘说过：“下一碗面条，稠哩捞出来给俺兄弟吃，俺光喝汤，不能叫俺兄弟饿死！”。虽然印象中只有这一句话，里头透出来的辛酸和坚韧，让我每每回忆起来都觉得心中隐隐作痛。她的弟弟，就是我的生命源头之四分之一，如果不是姥娘当年的付出，也就没有这一大家子人，当然也就没有我了。一个小女孩，在那样的时代，是如何发愿作出这般牺牲的，谁又得知她的心迹呢？
姑姥娘见过日本兵，“俺们都正在寨前玩哩，外头都喊着说老日来了，都赶紧往寨里头跑，呀日本兵多大个子，杀没杀人记不清楚了”，儿时的我曾经听这么一嘴。至于接下来的1942年，曾经被冯小刚拍成电影的河南灾年，她和弟弟是如何经过的则没有听她提起过，想必肯定不容易。
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姑姥娘就出嫁了，对象就是我的姑姥爷，姓刘，家在不远的一个村子，就是上文中我提到过的刘楼村。熟悉这段姻缘的，口述出如下轶事：“你姑姥爷脸上出过麻子，都嫌他丑，你都不知道你姑姥娘还是小闺女儿时长得有多好看！她还没来，庄上都说肯定过不下去，一掀盖头就跑了！谁知道他俩一过就是几十年！”这的确是实情，虽说小时候的我对美丑并无概念。姑姥爷虽然跟我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在我小时候给我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我内心里应该曾经在父亲的心理位置。
他下地干农活时，会把我带上，他在前头除草，我负责把草根向上翻出来，这样烈日下草就很快晒死了，烂在地里就又可以作肥料。但儿时的我不是干活的料，晒一会儿就头晕眼花，姑姥爷就把我带到河边洗洗，摘下汗巾做成网兜，跟我抓几条小鱼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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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并没有生育子女，今天我想起来应该是很有深意的，如果他们有自己的子女，那么就不大可能照顾“兄弟”这一大家了。姑姥娘的弟弟，也就是我外公十多岁时就开始出去做牲口生意了，成了家之后也不经常在家，我母亲是长女，而我外婆则体弱。所以我母亲和她所有兄弟姊妹，全都在我姑姥娘家生活过一段时间。即便不常住了，也是会经常回来“连吃带拿”。姑姥娘因为很早就没有了亲娘，所以做饭样样在行，又快又好。我作为外公的长外孙，有幸也在这个“住，吃，拿”的序列里，不过是最后一名了。
接下来我要说的，诸位可能不大相信，但这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就是“五天老母”的故事。“五天老母”，我们更习惯喊的“老母娘”究竟是何时挑选了姑姥娘的，家里面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法。姑姥爷回忆说是姑姥娘三四十岁的时候，突然天天生病，病的也奇怪，白天说瞌睡来了就要睡，晚上又不睡，嘴里还嘟囔些听不懂的话。又重复做一个梦，说是一个老太太要把东西交给她。 后来这梦竟然成了真，姑姥娘在外边昏倒被抬回来后，就报出了老母娘的名号，这样大家就知道“五天老母”在咱家“立着堂了”“上了身”后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乡都要找老母娘。但我母亲说，她听老一辈讲，姑姥娘还是小闺女儿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了。但是姑姥娘已经离世，我无法从她口中确证这些细节了。
我从小开始，就知道“五天老母”的存在了，因为我母亲生育之后，就是姑姥娘去伺候月子的，伺候出了双月子才回去，虽说是回去也会隔三差五来看。所以当我从一岁半时开始在姑姥娘家住时，应该也是“无缝对接”的状态，虽然我回忆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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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楼下的牌匾，道观所赠
我的记忆就是从刘楼村开始的。俺姥娘会给人“看病”，这就是我和我身边的人的常识了。这一类病，以今天的诊断视角来看，大致是“急性应激障碍”、“文化相关癔症” 之类。我曾见识过一院子“来访者”及其家属，甚至坐到了门楼下的石板上的场面。来找“老母娘”看病，一般都会带贡品，这类贡品我无比熟悉：一块煮了七八成熟的猪肉，叫“刀头”，几个苹果，一包油炸的面点。“轻症”一般是由个把亲属陪同，甚至是独自来。她们来的路上如果在地里看到了干活儿的姑姥娘，就正好把她喊回来。姑姥娘回来后打水洗洗手脸，和“来访者”一起把贡品摆盘放到书写有“五天老母之位”字样的牌位前，点上油灯，再用油灯点上一把香，在香炉里插好，然后再点燃三张特殊的“黄裱纸”，就算是给上天“送信儿”了。
姑姥娘和来访者一起等黄裱纸燃烧后的纸屑在黑暗的“治疗室”内徐徐落下，然后坐在一张特殊的“治疗椅”上她就会打几个很长的哈欠，接下来声音就变了，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是“老母娘”在说话了，我不会去插话或打扰，通常来访者和家属们都不会在意我待在治疗室内，而我待在那里的用意不过是等着法事快点做完，好及时地吃到苹果，为此据说我通常一等法事结束就赶快磕头，然后就去拿苹果了，“常客”对我都很熟悉，甚至会专门带一点零嘴儿给我。
你可能对“五天老母”是如何做“治疗”的感兴趣，我需要用回忆拼凑出一个大致的“流程”，因为儿时的我完全不是“观摩”乃至“学习”心理治疗的心思。以现代的视角来看，这种治疗大致是“谈话治疗”和“戏剧治疗”的结合。 针对“轻症”的典型过程通常是这样的，老母娘会首先以唱诵开始，唱诵的音调我极为熟悉但内容回忆不起来了，大致是她在天上如何已经被请唤，所以到这里来聆听一番究竟。接下来，“案主”就会口述她
（印象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年妇女，所以用“她”来代称所有了） 遭遇了何种困境，产生了何种苦恼。如果要按一个“精神病理学”模型来分类的话，无外乎“中邪”和“丢魂”，以及“被死去的亲人所想念”这三大类，而以最后一种为比例最大，所以清明节前后因这类议题来访的则更为频密。如果是最后这一种情况，老母娘会又经历一种状态的变化，然后以死者的口气说话。
这在今天我的大多数同行们看起来几乎不可思议，可是对于儿时的我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我甚至能回忆起当案主与死去的亲人对话时的生动真实感：“娘啊，我哩娘啊！”当我写到这一段时，耳畔又能回响起多个类似的声音。当没有完成的对话被完成，没有宣泄的情绪被宣泄，就是没有结束的告别被告白了。儿时的我往往能看到一个影子从我姥娘的身上脱出来，但是完全感觉不到害怕，也没有人觉得这种场合会引起一个小孩儿害怕，因为他们也完全不害怕。
当亡灵离去，接下来老母娘重新附体，便会以唱诵来总结这次“治疗”，我就知道这仪式快要结束了。当老母娘做完最后的交代，姑姥娘的就会又打一个长长的哈欠，平静地醒过来，然后恢复到正常的声音，并且睁开眼。就像从一个“完全性解离”的状态中出来一样，她对于刚刚发生的则全无意识。
如果当天不忙，姑姥娘就会和来访者及其家属们拉会儿家常，问问刚刚老母娘都说啥了，咋交代了？也会以一个农村妇女的视角叮嘱几句。贡品里头的肉，她通常会让对方包好了还拿回去，因为那时候在农村割一块猪肉还算是一件稍微奢侈的事情，但我通常是不乐意的。
如果来访者硬要留下，那当天我就可以美餐一顿。姑姥娘会把其中含肋骨的部分用酱油烧好给我吃，这滋味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通常，来访者会留下五毛或一块的“香油钱”，他们会自己打开供桌上的一个黑乎乎的罐子，把毛角儿放进去。我从来没见过里边的钱，也从来没见到姑姥娘清点过，但幼年的我的确打过这钱的主意，想要偷摸出一点，好去走街串巷的货郎那里买几个气球玩。但考虑到“五天老母”的厉害，我从未将之付诸过行动。
供桌上还有一样法器，我都没有摸过一次，连老母娘也不常用它。是一块用红布和五色丝线裹的严严实实的惊堂木。印象中我只见过它被用过一次，但这一次比较奇特，也就沉淀在我的记忆里了，虽然已经不清晰。是个因为“中了邪”被五花大绑在一辆“架子车”上捆来的青年女子，换做今天应该被约束然后打针的，但当天怎么处理的我记不得了，能回忆起的就是这个惊堂木重重地击落在供桌上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我多年之后旁观藏传佛教的法会，所听到的大鼓的声音带来的感受类似。只记得这位年轻的女子，“治疗”结束后，居然是自己用为她打的水洗干净脸，和捆她来的家人一起步行回去的。以佛教的角度看，这或许是“息怀诛增”中的“诛”法？
然而，作为一位彼时的农村妇女，后来的农村老太太的姑姥娘，她对于佛教的体系近乎一无所知，对道教体系也不会多知到哪里去，她不认得字，终其一生大多数时间内居住在方圆五里的空间内，最远去过的地方只是郑州，也只去过一次，在动物园内见到了真正的狮子老虎，她回来后很愿跟人讲。她也想象不出地球是圆的，美国在地球那一侧，从我开始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以来，我也跟她说不清楚我的职业。只说是“作先生”，因为在我们那里，医生和老师都被尊称为“先生”，我做中医的伯父就被当地人称为“张先儿”。
姑姥娘懂一些农村草药的知识，我是受益者之一。回头来看，她曾经用过的用绞股蓝治疗感冒，铁篱寨 （后来的我因为感兴趣再一次确认实物，发现就是中药“枳实”）
治疗食积，用一种带血丝（应该是三氧化二铁）的石膏治疗发热，用艾叶和大蒜煮水洗澡治疗毒疮等等。她八十六岁的人生，没有住过院，甚至没有打过一次针！在她弥留之际，我也终于按捺不住，打算请村医来给姑姥娘打一点能量，好让她能再多呆一段时间，但是姑姥爷坚持拒绝了，“你姥娘一辈子身上没有一个针眼，为啥要走了让她受这个罪？”我们只能含泪听从。
在我生活在刘楼村那些年，无疑享受了很多福利。由于五天老母的声望，村子里和周围的人对姑姥娘都很尊敬，“治疗室”内挂满了锦旗，其中有些还是寺庙或道观所赠，上面不乏对五天老母的溢美之词，虽然姑姥娘一个字都不认识。村子里有很多人认五天老母为“干娘”，所以我会遇到一个老汉抱着一个孩子，对姑姥娘先喊一声干娘再让孩子再喊一声干娘的情形。由于这样的氛围，我也被乡亲们热情对待，零嘴儿从来不断，所以长大后我对各类零食一概无感。
但我对姑姥娘以及老母娘的感受，在我开始上小学之后就发生变化。正是在小学课堂上，我头一次亲眼见证了热胀冷缩现象，头一次看到了地球仪，也头一次听到了“封建迷信”这个词。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经验，开始不爱在暑假回到那个村庄，甚至一度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姑姥娘感到羞耻。即便是回到那个村庄，我也不在那间熟悉的治疗室里待了，当然我再也没有见过童年的我所自然地看到的一切了。
对此我感到轻松，整个学业期间，我都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因为这有助于克服那种我难以理解，同时也难以融合的神秘感了。大学时我选择了生物学，有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学数理化，又有一年半的时间都在泡实验室。直到后来，想以认知神经科学作为努力的方向，却阴差阳错地转向临床心理学，冥冥之中或许也是五天老母的指引吧。
直到多年之后，我跟自己在以色列的督导师、也是位老太太的丽雅·克莱因偶然提起我有一位“巫师外婆”，丽雅当时就评论到：“哦，那她对你影响必定很大！你看，作为精神分析师我们难道做的不是同一件事？” ， （她给“五天老母”的翻译是“Great Mother of Five Heavens”）
我才头一次意识到我居然在延续着姑姥娘的“治疗事业”。丽雅对我姑姥娘很感兴趣，说来中国一定要去拜访她，考虑到丽雅来中国教学时只住五星级酒店，我姑姥娘家的农村小院连卫生间都没有，只有典型的“茅坑”，我就谢绝了。但业师吴和鸣先生听说后表示要去拜访，我就答应了，因为吴老师是过过苦日子的人，不见外。
某一年初春，吴老师和我以及我的妻子去了我的家乡，并且拜访了我姑姥娘。我原以为她面对这样一个来自大城市的教授，会有一星半点的不自在，实情是完全没有。她进入了老母娘的状态，回答吴老师感兴趣的问题。老吴试探着问：“是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五天老母”回答说是，老吴紧接着问，“为什么选择秦桂荣为替身”，“五天老母”毫不犹疑地回答：“她人好呀！”。访谈结束，老吴留下了一个事先下载了很多豫剧的随身听作为礼物，姑姥娘很喜欢，老两口天天听，还经常提起来，在姑姥娘弥留时刻，我问她记不记得吴老师，已经不能说话了的她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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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真万确，姑姥娘是个好人。她行过的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坐在弥留之际的姑外婆床榻前，我同姑姥爷询问，姑姥娘作为老母娘的替身所帮助过的人们。“北到长葛，南到南阳，西到洛阳，东到许昌”，“数不过来，以前县里中医院的老先生们，碰到这些病，都会跟她们说，这是邪症，得到刘楼找老母娘看才中哩，好些人都是这样，都是人家医院正规先生介绍来哩”，“八十年代，人家说要抓巫婆神汉哩，没有人敢找你姑姥娘的事儿，天天都在家坐着，该干啥干啥，把你姥娘抓走，人家排队要找老母娘哩咋弄？”，“好些年了，长葛有一家，他孩子好好地就不会走路了，他把拖拉机卖了给他孩子看，四处看都看不好，后来打听到老母娘了，当天来走的时候这孩子就走着回去了，后来这孩子到深圳打工，坐到你表弟开的的士上了，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老乡，一打听原来就是当年那个不会走路的孩儿。”微弱的灯光下，我就听姥爷一桩桩道来，而弥留中的姥娘也是在听着。
我回忆起另一件事，这已经是我开始上学了，暑假又回来住。某一天午后，一个妇女拎着面袋子敲门，说是附近剧团上下来唱戏的，粮断了就来找老乡们借一点。姑姥娘听后就接过袋子给她装了满满一瓢。到了傍晚时，突然听到外头有妇女哭声，我们都开门出去看，只见村子里一个男人把这妇女托在地上踢打，周围有人围观。姑姥娘连忙止住问原委，那打人者说这女的是个骗子，挨家挨户说借粮，转手就又换个理由卖出去了。边说就又要打，姑姥娘就护住了，问“闺女你是有啥难处了？”那妇女便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不过内容我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姑姥娘和姥爷一起把这妇女护送到了村头。
我小时候学到了一首诗，“小小一粒米，来之不容易，吃饭要小心，不要掉饭粒”，便背给姑姥娘听。可能是由于这诗实在太简单，她就记住了，并经常用来要求我们不要浪费食物。“麦从种到收，再磨成面，多不容易？”耳畔仍能回忆起她朴素的教诲。不管我长多大，回到这个农村小院时，都会自然地恢复不掉饭粒，不剩饭的习惯。写这些回忆的时候，正见证了因为疫情好多朋友纷纷屯粮，想到经历了1940和两个饿死人的时期的姑姥娘，心中感慨万千。
长大以后，我回那个农家小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偶尔看到来访者，也没有兴趣进去听听。毕竟现在带着眼镜的一个学生样坐在那里，也够奇怪了。院子里当年的一颗高大的皂角树已经不见踪影，两棵香椿树倒是枝繁叶茂，无花果树也硕果累累，只不过习惯了吃大号的土耳其无花果的我，嘴里也没有口水了。
老母娘当年的来访者群体，很多都已经长眠于地下，而在孩童时期被认到老母娘门下做干儿子的年轻人，也会在打工归乡的时候，遵从长辈们的教诲来送上礼物寒暄几句匆匆就走，完全不记得当年老母娘曾经帮助他们把因为受惊而丢了的魂儿叫回来的过往了。随着岁月一年年的过去，姥娘也日渐衰老，我们都知道，终有一别。
去年的一天，接到家人的电话。说老母娘传话了，准备带姑姥娘走。我很是愕然，因为不久前通电话，那头的姑姥娘还中气十足呢，我觉得姑姥娘起码得活到一百岁。但我们都知道，五天老母不会是随便说说。这几十年来，老母娘一直保障着整个家族的平安，但是传出这样的话我们都不太接受。于是赶紧连视频过去看看，姑姥娘仍旧是中气十足的样子，但是也的确说需要我们做准备，我只好打哈哈说老母娘吓唬你的，叫你多吃点好东西。挂了电话，转给我母亲，问我准备的一床陀罗尼被找找在哪里，母亲说已经找到了。
过了几天，又接到电话，说当天出门在院子里正走，腿一软就走不动了，回来躺倒床上就下不了床了。我就赶紧买飞机票，让家人在飞机场接着我就直接回了那个熟悉的小院。而到家就发现，前来送别的已经有几批了。握着姑姥娘的手，泪水开始在心里流，这双手曾经抱过初生的我，曾经无数次做饭给我们吃，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力气。 我回去那天，她还能讲半句话，第二天就只能两个字，第三天就只能一个字，第四天就只能点头或摇头了。正如生命的前半段，一个字两个字一句话两句话的长起来，而临终之时，就飞速般的减下去了。
我能在她仅有的话语和神情中，看到她对我们的不舍，但是并没有对死亡的恐惧。 他们老两口从来没有害怕过死亡，大概是他们六十多岁的时候，相中了一棵粗大的桐树，就解了板放到门口下。“一副厚的给你姥爷，我要薄的就中了”姑姥娘时常说，有时候就坐在棺木上说。而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两幅板材早已朽坏不堪，我们便合计着一定要买最上等的棺木。
寒风中，我和三舅披上厚衣服去看坟地，我们走出几乎半空的村庄，走过曾经熟悉无比的田塍，三舅开始给我讲：“小沛，你知道不知道，咱家这块地方，是很恶的风水，尤其是路南这一片”，三舅给我讲路南这几十户所出的各种意外，的确如此，几乎一家都不放过，除了姑姥娘家。“小沛你信不信，这都是因为老母娘在咱家坐着哩，保佑着咱哩。”我点点头，我当然信。五天老母的声音我无比熟悉，永远都不会忘却。而且我也坚信，即便是姑姥娘走了，老母娘也会继续护持她弟子的亲人们。
我在家陪伴状态一日不如一日的姑姥娘，也同亲人们回顾她将近走完的一生，也见证那些甚至从浙江专门回来见最后一面的人。姑姥娘的眼神日益黯淡下去，在某一天开始水米不进了。由于我们已经接纳不打针的决定，就只能等着老母娘来接她。而我不得不因故需要返回深圳，我不敢同弥留中的姑姥娘言明，但从眼神中看出来她已知晓。她艰难地转过头目送我从里屋出来，泪水一下子就流满了我的脸，姑姥爷送我到门口：“你姥娘就这了，老母娘啥时候来接她她啥时候走，你也别难过了。”高铁从许昌站发出，而我不断地回望。
到家第三天的子夜，我做了一个极为清醒的梦。在梦中我就知道，这是姑姥娘要走了。我黑暗中坐起来，拿着手机，一边等消息，一边默念观音心咒和度母心咒。早上六点多，收到消息，一时间百感交集，洗手去菩萨前上香，希望观音菩萨和度母能护佑姑姥娘的灵魂。因为在我内心里，五天老母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化身，有求必应。
姑姥娘出殡那天，我让家人拍视频给我，我把门关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静静参与。当我听到钢钉被用力打入棺木的声音，心头不由得一阵抽痛。永别了，姥娘！我看着我们精心为她准备的老柏木棺被吊到车上，接下来是熟悉的唢呐声。这唢呐声，儿时的我无比熟悉，因为姑姥娘需要去给去世的人做法事，而我也会去看，我亲眼见她送走过不少人，但是她走的时候，没有巫师给她送行了。巫的时代结束了，五天老母还会寻找下一个化身吗？唢呐声中，我看到棺木被缓缓放到已经挖好的墓穴中，一铁锹又一铁锹的土，将棺木逐渐覆盖，最后是一个小土丘，普普通通的，如同大多数中原农村的乡野中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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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结束在北京的教学工作，从首都机场乘飞机返回深圳。飞机平稳飞行后，机长介绍说，我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这是一架新型的飞机，可以飞得更高更平稳。我并未有多在意，等到我开启了面前屏幕的巡航模式时，居然发现，此刻飞机就在我的家乡上空——没错！分成三瓣的嵩山！或许这条细线就是汝河！汝河？那就是我故乡的河。就是我读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地方。天呐，我姑姥娘就长眠在这里，这几天家里在下雪，想必坟头也会被白雪覆盖，盖着我准备的陀罗尼被的姑姥娘，会感觉到冷吗？会思念我们吗？她在五天老母那里都好吗？我在内心不断地问，不断地捻动着手中的念珠。想起她当年总是说：“等着俺大外甥长大了，开着发飞机来接他姥娘！”而我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她也不会坐上任何一架飞机了。
2012年，在博士论文《心理治疗的哲学研究》的致谢里，我专门写了一段：
“笔者要特别感谢我的姑外婆秦桂荣先生，她作为巫医工作了半个世纪，直到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的老太太，是我走上心理治疗道路的第一位导师。尽管她无法阅读这篇论文，但是论文思想的源头是从她的心里流出的。希望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博士论文有一章，是我把一篇即兴演讲稿的整理稿原封不动地放进去了。答辩时，有委员提出异议，说这一部分为什么一篇“参考文献”都没有。我只好坦白说这就是即兴演讲，而且全部论文都是这个即兴演讲的展开而已。尽管存在争议，答辩主席杨鑫辉老先生力排众议，给了这即兴演讲的部分非常高的评价，说“很精彩！”
以尽可能现代的视角回顾她的“治疗”，我总结出三点，第一，强烈的直觉；第二，对直觉的虔信；第三，没有防备。 当然这三点都有点“洋气”，生前的姑外婆如果听到这三点，估计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是我发现做到这三点实在太难，从我开始有“科学”视角以来，一个世界的大门就向我虚掩了。一个日益知识丰富的大脑，逐渐覆盖在了我童子般的心智上。 这使得对于我姑姥娘而言，无比自然的疗愈进程，在我这里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勉强接近。冥冥中我所熟悉的那种力量在继续对我召唤，我越来越接纳自己作为巫的后人，继承巫的传统的事实。
我虽然接受了多个学科的系统训练，脑子里是各种现代化的知识。但处在这个日益科学化循证化的临床心理圈子，却日益感到孤独。因为我知道这些漂亮的数据和证据，既不是疗愈的充分条件，又不是疗愈的必要条件，我见证过完全与此无关的疗愈，开各种“学术”会议的时候，望着花花绿绿的脑片子，鳞次栉比的图表，排山倒海的参考文献，不容置疑的专家观点……我时常会感到恍惚。疗愈，真的是如此这般吗？
孤独中还是能遇到气味相投的人，除了领我入行的吴和鸣老师，在佛学方面对我有很多启迪的徐钧老师，后来我还遇到王浩威老师，感觉一见如故但又说不清缘由，某天一起喝了点酒聊天，才知道他的外婆也是位巫师，难怪我们会成为忘年交。又遇到杨蓓老师，她的从容淡定，也会让我想到我的姑姥娘，尽管味道并不一样。有人说我身上有种少年老成的淡定感，我想这可能就是生命的早期，在旁观无数次的原始疗愈仪式中，逐渐被植入生命核心的体验吧。
带着老母娘给我的坚定感，我将延续姑外婆走过的路，人们说四十不惑，我虽然还没有到四十岁，但在这一点上已经坚定了。
谨以此文，纪念秦桂荣先生。
一个病毒肆虐，人心惶惶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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