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马脚”为何不叫“露人脚”

明太祖朱元璋自幼家境贫寒，幼年时还被送到庙里当过和尚，成年之后，与农民出身的马氏结为夫妻。

那个时代的妇女都是要裹足的，但马秀英在幼时深得养父母的宠爱，坚持不肯缠足，长了一双天足，生就一双大脚。马秀英婚后与朱元璋感情深厚，朱元璋封她为明朝的第一位皇后。 马氏当了皇后，深居皇宫享受荣华富贵，但对自己的一双大脚也感到无可奈何，每当与客人相见，总是用衣服的下摆或裙子将脚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

有一次，马氏乘轿到金陵(现今南京)街头游览，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将轿帘掀起一角，马氏搁在踏板上的两只大脚，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急忙把脚缩了回去，可人们早已看得一清二楚啦!

于是这件新鲜事传开来，轰动了整个京城，因为是姓马的露出了脚，"露马脚"一词便流传到今天，所以现在，对不便公开的不光彩的事的暴露，都称为"露马脚"。

寻救帮助为什么叫”借光“

“借光”这个词由来已久。据《战国策·秦策》记载，战国时秦国将军甘茂曾对齐国使者苏代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条江边住着不少人家，每晚，姑娘们都凑到一起做针线活儿。其中有一位姑娘家境贫寒，买不起灯烛，其余的姑娘嫌弃她，说她爱占小便宜，拒绝她来。

这位姑娘说：我虽然买不起灯烛，但是我每晚都比别人先来，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坐席铺设整齐，让大家一来就能舒适地做活，这对你们多少也有些方便。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觉得她的话有道理，便把她留下了。

后来”借光“便成为人们之间的礼貌用语。

“无巧不成书“是怎么来的

相传，施耐庵在写景阳岗武松打虎这回书时，横也写不好，竖也写不好，总觉得肤浅，没有神气，真是伤透了脑筋。

正当施耐庵十分苦闷的时候，书房外传来一阵吵闹声。施耐庵不由地放下笔，站起身来，信步到门口，往外一看，只见邻居阿巧正和一条狗在恶斗。

阿巧喝醉了酒，袒着胸，露着背，向那条狗拳打脚踢；狗也不示弱，一会儿扑，一会儿掀，一会儿剪，冲着阿巧乱叫乱咬。忽然，狗朝阿巧一扑，阿巧闪身一让，顺势骑在狗背上一阵狠打，那条狗顿时动弹不得。

施耐庵不禁看呆了，眼前似乎都是武松与虎搏斗的身影。刹那间，文如泉涌，施而庵赶紧回到书房，一口气写下了名传千古的武松打虎。他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妻子笑着说：“直是无巧不成书啊！”

从此，这句话便传开了。

为什么“解铃还需系铃人”

南唐高僧法眼，是中国佛教史上称为“法眼宗”（禅门正宗之一）的始祖。住金陵（南京）清凉寺。当时泰钦禅师（即法灯）也在清凉寺住，因他性情豪逸，不大管事，和尚们都瞧不起他。但是法眼对他却很尊重。有一天，法眼在谈禅说法之余，向众和尚提出一个问题：“一只老虎，颈项上系着一个铃铛，谁能把它解下来？”大家想来想去，谁也没有办法。恰巧泰钦来到，法眼就请他回答。他不加思索，随即答道：“系者解得（系铃的人能解下来）。”法眼满意，对大家说：“汝辈轻渠不得（你们看轻他不得）。”

这个故事，载《指月录》卷二十三《法灯》。

为什么高贵的女婿叫做“金龟婿”

金龟婿与唐朝官员的佩饰有关，唐初规定，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鱼符以不同的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鱼袋也是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能佩戴金龟或（金龟袋）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鸣金收兵”怎么不是“鸣银收兵”

是传自阴阳五行家的说法，古时以东西南北中来对应五行，即，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土。而由于古代科技不发达，则一般大战中日落前收兵。日落时，太阳正在西方，因此有了鸣金收兵的说法。即吹响落日的号角，战士回城休息的意思。

乱七八糟：是哪“乱七”哪“八糟”

“乱七”是指发生在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八糟”是指西晋时晋朝皇室内宫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给当时的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社会生活被搞得一团糟，后来人们便将这两次判乱联系起来构成了成语。

为何是“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

东西”一词是我们通常对一切物体的总称。因为古代通常把东西南北中与金木水火土相配，称为“五行”。有一次宋朝朱熹去会他的朋友盛温和，正巧盛提篮上街买东西了，于是朱熹便问他：“难道不买南北？”盛温和答道：“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凡属金类、木类的我这个篮子就装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火类、水类我这个篮子就装不得。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

过年为什么要给孩子压岁钱?

北宋神宗年间，某年春节夜晚，有个副宰相王韶的小儿子南陔，跟随大人在街头观灯游玩时，不料被歹人掠走，想勒索王韶一笔钱财。逃跑中正巧遇朝廷车子经过，南陔大声呼救，歹人放下南陔仓皇逃跑。后来，宋神宗得知此事后，就赐予南陔一些金钱，给他压惊，从此"压岁钱"在民间流传开来。

苏秦一直努力说服六国联合抗秦，史称"六国封相"。但苏秦在齐国的时候被刺客杀了，齐王为了抓出刺客，特贴出告示，声称苏秦为大内奸，刺杀苏秦者赏金千两。告示一出，立刻有四个上钩，声称是自己所为。齐王正恨刺客牙痒，怒：千两黄金每人二百五，顺便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砍了!

"犬子"本是司马相如小名，《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但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人们便争相效仿，谦称自家儿郎，用上了"犬子"一词。那么龟儿子呢?

为什么是上厕所、下厨房?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五行，五行分别对应五个方位。古代厕所建造在北面偏东的位置，厨房要建造在南面偏东。去南方时，习惯说南下(皇帝下江南)，去北方时，习惯说北上(北上抗日)。当要去厕所时要去院子的北面，所以说上厕所。当要去厨房时，要去院子的南面，所以说下厨房。

俗语为什么是不三不四?

古人称天为一、地为二。所以天地相加为三，三即成为整体的代表，比如：三部曲、三省、三思、三人行等等;而对于四则称之"周全"，亦有称心如意的意思，比如四大金刚、四大家、四体、四艺、四书等等。所以把"美好事物"之外的，行为不端的人统称为"不三不四"。

十二生肖为什么没有猫?

有民间神话传说用"鼠骗猫"的说法来解释这个问题，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古时无猫，猫原产于埃及，何时传入中国已不可考，民间传说则由唐三藏从印度带回(其实是汉朝)。所以猫在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十二生肖早就排完成定论了。而且，十二生肖中已经有了老虎这只大猫，所以小猫就不用值班了。

回复姓氏为什么要”免贵“?

在夏商周之时，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通志·氏族略》有云："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用来区别婚姻，同氏不同姓可通婚，同姓不同氏不可通婚。秦统一以后，姓氏合二为一。因姓氏还是贵者，所以往往要问"贵姓"，而有人问"贵姓"，才能回答"免贵姓某"。

风水位理学认为，逢本命年时，生肖守护神要去天庭参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述职，这时对人的保护就会减弱，妖魔邪祟就会乘虚而入，红色能够去灾辟邪。这与"过年"贴春联的来历也有关联，所以人们用穿红衣服，系红腰带来去灾辟邪，后来被人们发扬光大，连内裤袜子都要红色。

为什么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

汉朝，长安街上有个夫妻开的豆腐店，老板娘生得漂亮，风情万种,人称"豆腐西施",为招徕顾客，难免有卖弄风情之举，引得周围男人老以"吃豆腐"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调情，趁付铜板时摸摸老板娘的纤手等。后来，"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

早年，有父子俩开了一个小茶馆。知县白老爷是一个贪财好利的主儿，经常来白吃白喝。虽然父子俩受不了，有气，但也没办法。有一段时间老掌柜病了，小掌柜司炉掌壶。等老掌柜病好以后，发现县太爷再没来了。问其缘由，小掌柜一笑说："我给他沏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一说是元代蒙古人有个习惯，两人牵马相遇，要在对方马屁股上拍一下，表示尊敬。二是蒙古族好骑手遇到烈性马便拍拍马屁股，使马感到舒服，随即乘势跃身上马，纵马而去。三是蒙古人爱马，如果马肥，两股必然隆起，所以见到骏马，总喜欢拍着马屁股称赞一番。

百家姓开头四姓为什么是“赵钱孙李”?

明清文献记载，《百家姓》是宋朝初期，由一位吴越地区的儒家学者最先编辑。所以他用了当朝皇帝的姓氏为第一姓;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国王姓"钱";"孙"是宋朝皇族妻妾的姓;"李"是后唐皇帝李后主的姓氏。这就是《百家姓》开头四姓"赵钱孙李"次序的由来。

中国人为什么把说大话叫吹牛?

从前宰羊时放完血，屠夫会在羊的腿上割开一个小口，把嘴凑上去使劲往里吹气，直到羊全身都膨胀起来，用刀轻轻一拉，皮就会自己裂开。这叫吹猪或吹羊。如果谁要说可以把牛皮吹起来，那就是说大话了，因为牛皮很大，而且非常坚韧，根本吹不起来。所以"吹牛"就是说大话的代名词!

宋时宰相王安石中年丧妻，续娶了一妾名唤姣娘。老夫少妻的生活，使得姣娘私下与年轻仆人偷情。王安石知道后，本来火冒三丈，但一忍再忍，干脆在中秋节对诗的时候，诱使姣娘讲出实情，但姣娘一句"宰相肚里能撑船"让王安石深知其苦，即赐银千两，送姣娘与仆人成婚。

为什么是替罪羊而不是替罪狗?

圣经《旧约》：挪亚后有个叫亚伯拉罕的闪族人，他99岁得一子。一天，耶和华突然降临，要他杀子以撒献祭。以撒不知自己是祭品，跟随父亲上山，亚伯拉罕准备好一切，正将儿子放上祭坛欲动刀时，天使飞来拉住其手，不准他杀子，告诉他只是耶和华的考验，并改用羊来做为祭品。这就是替罪羊的来历.

齐景公非常疼爱庶子荼，有一次齐景公和荼在一起嬉戏，竟然口里衔根绳子，让荼牵着走。不料，儿子不小心跌倒，把齐景公的牙齿拉折了。齐景公临死前遗命立荼为国君。景公死后，陈僖子要立公子阳生。齐景公的大臣鲍牧对陈僖子说："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

“无尖不成商”被误解为“无奸不成商”。“尖”来源于古代用来度量的斗。古代米商做生意时.除了要将斗装满外.还要再多舀上一些.让斗里的米冒着尖儿。在那个时代.不能敦厚到这种程度的.就被公认为不够资格当商人。 后来由于人们道德素质的下降.“无尖不成商”慢慢就变成了“无奸不成商”。

这个成语最初是“狗皮不通”.狗皮没有汗腺.酷夏.狗借助舌头来散热这个成语就是以狗的这一身体特点而言。由于“皮”与“屁”谐音.对于文理通的诗文或不明事理的人.以屁贬之.意思更为鲜明。后来人们将错就错.约定俗 成地将 “狗皮不通”变成了“狗屁不通”。

这是一句民间骂人的话.实际上.这句话的原来面目是“忘八端”。古代“八端”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指的是做人之根本.忘记了“八端”也就是忘了做人根本.可是后来却被变成“王八蛋”。

现在人们说的“有眼不识金镶玉”其实是“有眼不识荆山玉”.这句俗语典出《韩非子·和氏》。里面所说的“荆山玉”就是出自荆山的和氏璧。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皮匠”实际上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代是指副将。这句俗语的原意

是指3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后来.人们把“裨将”说成了“皮匠”。3个下层的、在第一线上行军打仗的裨将.有时他们的经验和智慧集中起来.就比远在大寨里指挥、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来得有效。因此.“3个 臭裨将赛过诸葛亮”才是这句谚语的原意和原字。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出处是《卖油郎独占花魁》.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三十年河东“和”四十年河西"的由来

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率兵南征北战，为平定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唐明皇因而把公主许配给郭子仪做儿媳，并为他建造了富丽堂皇的河东府。

不久新宅添孙，全家上下高兴自不必说，但郭子仪的孙子从小在蜜水里泡大，娇生惯养成性，长大后挥霍无度，等到先辈们去世后，门庭渐渐衰落，没用几年时间，万贯家产就被消耗殆尽，他只好沿街乞讨。一天，他来到河西庄，想起30多年前的奶妈，便去寻访，庄前左右都问遍了，可是人们都说不知道，郭孙非常扫兴，天快黑了，这时，又走来一个农夫，他上前一打听，原来竟是乳母的儿子，他们一边说，一边走，一会儿就到家了。进入院宅，放眼望去，只见粮囤座座，牛马成群。郭孙不解地问：”家财如此富有，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劳作呢？”主人说：”家产再大，也有吃空的时候。家母在世的时候，率领我们发奋创业，才得这些家产。勤俭持家，其中乐趣无穷啊！”郭孙听后非常惭愧。主人不忘旧情，拘留郭孙管账，无奈他对管账一窍不通，主人不禁叹息到：”真是三十年河东享不尽荣华宝贵，四十年河西寄人篱下。”

从此，”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便传开了。

从前（现在也还有），杀猪宰羊，血放完了以后，屠夫会在猪羊的腿上靠近蹄子处割开一个小口，用一根铁条插进去捅一捅，然后把嘴凑上去使劲往里吹气，直到猪羊全身都膨胀起来。这样，剥皮的时候就会很方便，用刀轻轻一拉，皮就会自己裂开。这叫吹猪或吹羊。用这种方法对付牛，能让牛膨胀起来，那就是说谎。因为牛体形庞大，皮又很坚韧，皮下脂肪又少，要把整头牛吹胀起来，非有极为强健的横膈肌和巨大的肺活量不可，所以谁要是说他能吹牛，那就不可信。

互相争辩，为何叫“抬杠”

中国大陆的北方，很早就残存著一种习俗，那就是所谓的「抬杠会」--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这一天，由身强力壮的人抬著竹杠，上面有轿子，一个伶牙俐齿的小丑坐在里面。他们抬著竹杠和轿子在人群里穿梭，围观的人则和那个小丑随机式的比赛斗嘴，甚至用自认花巧的话来对骂。 时间一长，人们便把这种相互争辨叫做“抬杠”。

为何称年长女性为”黄脸婆“

因为古代女性所用的化妆品落后，一般所用的搽脸粉含铅，有毒性，长期使用会导致脸色变黄。所以年纪愈大的女性，受害时间愈长，受害愈深。故年长一些的女性就会呈现“黄脸婆”的症状。

“ 炎黄”分别指中国原始社会中两位不同部落的首领。炎帝姓姜，是炎帝族的首领。他们自西方游牧进入中原，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今河北省）。得到黄帝族援助，攻杀蚩尤。黄帝姓姬、号轩辕氏。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打败了炎帝族，由西北进入了中原地区。

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居住在东方的夷族、南方的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的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在当时中原地区的民族和部落中，黄帝族的力量较强，文化也较高，因而黄帝族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炎黄二帝就成为汉族的始祖。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丈二和沿摸不着头脑”中的“丈二和尚”是谁

一段古代传说，说的是在古老的苏州西园寺，风景优美，这里有座迷宫式的“八卦”罗汉堂。这座罗汉堂结构严谨，建筑奇特，总是引来游人驻足赞叹。据说，这座罗汉堂是当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和尚设计建造的，人们都不知道他的法号，便根据他的身材特点叫他“丈二和尚”。在施工建堂的时候，据说匠人们都迷迷糊糊的，因为“丈二和尚”没有把图样画出来，而且连施工计划都没有告诉大家。“丈二和尚”只是胸有成竹地像个工头一样领着工人们干活。他边干边指挥，干到哪里就要别人跟到哪里。一个“八卦”式的建筑，左拐，右扭，东弯，西曲，把瓦木工人们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以。因此，人们都说，摸不着“丈二和尚”的头脑。也就是说，弄不清他是怎么想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由来

这句俗语不是拿孩子去作诱饵！古代人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很多男人都学会了打猎。“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源自我国南方，它的本意是打一只狼常常要跑很多路，鞋子都跑坏了。要想打到猎物，就要舍得鞋子。而南方方言把“鞋子”读成“孩子”，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性的读成“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了。

李耳为什么叫老子不叫李子?

第一种说法，老子生下来就是白胡子白眉，耳朵又大，所以又叫老子又叫李耳。显然这种说法很科幻、很胡扯。第二种说法更贴切一些，李耳本来就姓老，名老聃，即李姓源于老姓。而且李姓渊于老虎图腾，苦县一带虎被称为"狸儿"，所以李耳只是"狸儿"的误传罢了。

佛家弟子为什么都姓释?

释姓是汉人姓氏之一，一般为汉传佛教出家人统一使用之姓氏，并未收录于《百家姓》中。中国出家人以释为姓，始于道安禅师。佛教初期魏晋沙门，以师为姓，故姓各不同。道安以为，根本道师乃释迦世尊，故"以释命氏"，后来他译《增一阿含》，有"四海出家，同称释氏"之语。

打呵欠这种行为一直困扰着科学家有两个原因。一是打呵欠似乎没有任何作用。但打呵欠的时候，如果你想抑制它，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抽搐，面部会因痛苦而扭曲，你感觉血液似乎要从鼻孔里涌出。同样困扰科学家的还有呵欠的传染性。看看，你刚打呵欠了吧?

为什么富家子弟叫做“纨绔子弟”

古代人上身穿的叫“衣”，下身穿的叫“裳”，裳，就是大裙子，走起路来，两腿呼呼进风，有钱人为了保暖，两条小腿各套上长筒袜，这种袜子叫做“绔”。更有钱人用细滑的丝织品做袜子，就叫“纨”。这也是“纨绔子弟”一词的由来。

为什么是男戴观音女戴佛

身为女子，世事烦扰，难免愁肠百结，佛的宽容大度正可化解种种愁绪，所以女戴佛指的并不是佛陀释迦牟尼，而是弥勒菩萨。男人多戴观音，是让男人少一些残忍和暴力，多一些像观音一样慈悲与柔和。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2012年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艾滋病病毒又叫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由于至今尚无特效治疗方法，更由于其传播渠道的隐蔽性以及最初的传播与高危行为密切相关，给艾滋病防治带来了种种挑战。

　　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多年的努力，艾滋病病毒在玉溪的传播得到相对有效的控制，尤其在高危人群的干预、母婴阻断项目等方面工作扎实，成效明显。而抗病毒治疗的开展，让艾滋病逐渐成为一种可防可控的慢性传染病。

　　我们也看到，虽然艾滋病疫情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防治工作仍不能掉以轻心。我市每年仍有新增感染病例，且呈现出由高危人群向大众传播的趋势，这使得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面对每个普通人都可能感染艾滋病的现实，消除歧视，避免动辄给感染者贴上道德标签显得尤为迫切。“请将他们看做普通的慢性传染病患者”，这是防艾工作者的心声，也是战胜这一疾病的前提条件。

　　只有零歧视，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才是实现零艾滋目标的关键所在。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一

针对娱乐场所的老板、经理举办的防艾培训收到较好的效果。 （红塔区疾控中心提供）

　　近年来，艾滋病病毒在玉溪的传播已由早期的以血液传播为主，发展到以性传播为主，并呈现出由高危人群向大众传播的趋势。这使得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早期针对重点人群进行干预即可取得明显成效相比，现在的传播渠道更为复杂，防治工作也更为艰巨。必须打一场防艾的人民战争，动员一切社会力量都加入到防艾工作中来，才能有效地预防艾滋病传播蔓延。

　　1994年，玉溪在一名外地服刑人员体内首次发现了HIV病毒。当时，距离人类首次在美国发现这种病毒过了13年时间。

　　HIV病毒，即艾滋病病毒，又叫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顾名思义，是一种会破坏人体免疫能力，导致各种疾病及癌症得以在人体内生存，最终导致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病毒。如果说它在外地服刑人员体内发现尚属偶然，那么1995年，玉溪首次在吸毒人群中发现11名HIV感染者，就让人不得不正视这样的问题：HIV病毒已悄然开始了在玉溪的传播蔓延。

　　时至今日，距离玉溪发现首例HIV感染者已过了18年。

　　由于至今尚无特效治疗方法，更由于其传播渠道的隐蔽性以及最初的传播与高危行为密切相关，给艾滋病防治带来了种种挑战。但防艾专家多次呼吁，艾滋病是一种可防可控的慢性传染病，1995年以来，玉溪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使其在玉溪的传播得到相对有效控制，目前处于中度流行期。

　　所谓中度流行是指艾滋病的流行态势相对严峻，但如果各项防控措施得力，仍可延缓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但如果措施不得力，艾滋病传播速度会更快、危害面会更广，甚至可能进入高流行期。因此，查出并截断一切感染渠道，将新增感染人数控制到一个较低水平，是当前防艾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2年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副标题是“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在这个艾滋病防控的重要节点，全民参与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

　　在高危人群中设置防艾层层屏障

　　艾滋病最早是在高危人群中传播的。自1995年玉溪首次在吸毒人群中发现HIV感染者、1997年在暗娼中发现HIV感染者以来，玉溪的艾滋病防治主要以吸毒者及暗娼为重点人群。

　　事实上，在防艾工作早期，因为有中英、中澳等项目支持，玉溪的防艾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以中英项目来看，其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在一区八县针对暗娼进行同伴教育，以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中英项目运行几年后，在暗娼这一群体中，安全套的使用率已达98%以上，大大降低了暗娼感染、传播HIV病毒的可能性。

　　另一个HIV感染的高危人群是吸毒者群体。玉溪早期的HIV携带者主要是通过吸毒人员共用针具感染。中澳项目通过宣传共用针具的危害性，采用美沙酮替代疗法以及针具以旧换新等措施，有效地预防了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的传播。

　　2007年，玉溪在男同性恋中检出HIV感染者，这一群体随之成为我市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个重点人群。

　　市疾控中心性艾科科长陈良告诉记者，男同防艾的难点在于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度还很低，导致男同愿意公开自己身份的人非常少，找到他们并且开展防艾宣传并不容易。

　　为掩饰男同身份以及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男同大都有现实中的妻子和家庭，一旦感染HIV病毒，家庭传播的风险随之加大。2008年之后，玉溪几乎所有的县区都在开展男同干预工作。通过干预，很多男同意识到使用安全套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在男同群体中，认知与行动往往是两码事。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大部分男同知道要使用安全套，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即便有这个认知，却未必有实际行动。”玉溪市卫生局防艾办主任矣成江告诉记者。

　　除了使用安全套之外，男同同伴教育小组的一个重要目的还在于通过宣传，让男同主动承担起预防HIV病毒传播的社会责任。当前HIV感染者通常在CD4细胞下降到350以下才开始抗病毒治疗，但通过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可将体液中的HIV病毒数量大大减少，从而降低传染的几率。目前，玉溪要求男同以及暗娼中的HIV感染者即使在CD4细胞高于350的情况下也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这种治疗就是预防的宣传，主要通过同伴教育小组展开。此外，通过宣传，男同被告知可免费检测HIV病毒，他们通过无偿献血来检验自己是否感染HIV病毒的情况也得到较好的控制。

　　仅防高危人群已经不够

　　但防艾工作开展至今，仅对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显然已经不够。

　　2002年，玉溪出现首例通过母婴感染的病例，标志着这一病毒已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

　　在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三条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中，目前，艾滋病病毒在玉溪的传播已由早期的以血液传播为主，发展到以性传播为主。以红塔区为例，去年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重估计占到80%以上，今年亦如此。“就全国、全省、全市的情况来看，艾滋病开始在大众人群中传播，使得我们传统的针对高危人群的干预已经不够了。”红塔区疾控中心副主任马懿告诉记者。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暗娼是艾滋病性传播主渠道不同的是，因为性行为是成年人中最为隐密的行为，其传播渠道具有多样性。玉溪市疾控中心性艾科科长陈良认为，针对高危人群的宣传教育深入开展之后，通过共用注射器吸毒感染、通过暗娼感染的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很多人可能是被情人感染，而不是小姐。”陈良说。

　　类似的观点得到红塔区疾控中心副主任马懿的认同。“不光是我们防艾工作者，就是其他机构、组织针对暗娼这块进行抽查或暗访，结果都反映红塔区暗娼的戴套率要到98%以上。出于自我保护，性工作者不使用安全套就接客的情况非常少。但红塔区每年报告感染者中仍有80%通过性渠道感染艾滋病。他们是如何感染的？这是一个复杂待解的问题。”马懿说。

　　由于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大众化趋式，使得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早期针对重点人群进行干预即可取得明显成效相比，现在的传播渠道更为复杂，防治工作也更为艰巨。“艾滋病的防治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仅靠专业的防艾人员已经远远不够。必须打好防艾的人民战争，动员一切社会力量都加入到防艾工作中来，才能有效地预防艾滋病传播蔓延。”玉溪市卫生局防艾办主任矣成江说。

　　防艾战争亟待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对于广大防艾工作者来说，2005年是我国防艾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国务院提出“打一场禁毒防艾的人民战争”之后，来自国家、省的防艾资金大幅提高，“四免一关怀”等政策得到落实。这一年，我市成立了玉溪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22个，基本涵盖了主要党政部门。从2005年起，市级财政划拨的防艾经费增至150万元，2012年增加到了300万元，加上中央和省级资金的支持，为全市防艾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玉溪究竟有多少HIV感染者？已知的感染者人数是否仅是冰山一角？2004年前，因为未实行实名筛查，除了针对高危人群的检测外，其他自愿检测者大多是匿名检测，即便检出感染者，他们是谁，来自何方往往也是未知的。从2004年起，云南省实行实名制筛查，此后，玉溪的HIV筛查已由之前的主要针对高危人群扩大到婚检者、孕产妇、手术人群，直至住院患者均要实行HIV检测，近年来检测人数每年逾10余万人次，至今玉溪共有110多万人次接受了HIV病毒的免费检测。实名制筛查以及筛查范围的不断扩大，迈出了预防艾滋病的关键一步。

　　在扩大检查范围的基础上，我市成功开展了母婴阻断项目，即通过婚检、孕检，筛查出HIV病毒携带者，在其怀孕、接生的过程中通过对孕妇实施抗病毒治疗，以及接生过程中的阻断措施，有效地避免了母婴传播。据矣成江介绍，目前全市每年实施母婴阻断的案例少则40多例，多则70多例，经过实施阻断，艾滋病通过母婴传播的几率控制在5%以下，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虽然玉溪的防艾工作成效明显，但面对艾滋病大众传播的新趋势，当前的防艾工作仍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艾滋病作为一种行为病，防治的关键是提高大众知晓率。但陈良坦承，目前的防艾宣传仍存在诸多盲区。让人比较忧虑的问题是近年来农村青壮年人口感染艾滋病的比重不断增加，就玉溪来看，感染者50%—60%都是农村人口。目前，我市主要通过建设主管部门对工地务工人员展开防艾宣传，但广大农村仍有诸多宣传盲点。

　　就防艾经费来说，目前一年10余万人次接受检测、有几百人接受抗病毒治疗、几十人母婴阻断、10余万人次的随访管理，还有大量的宣传教育、干预培训、关怀救助等等各项工作均需要大量的经费。要更有效地预防艾滋病，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

　　玉溪目前能实施管理的还有2000余人。这些人散落在各地，涉及各种人群及职业，每季度或每半年都要采血化验，找人、采血、送血需要人力与车辆，但目前没有专用的工作车，工作起来极为不便。此外，全市一线防艾人员有六七十人，多年来人数变化不大，但感染者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基层防艾的专业队伍亟待壮大。

　　今年市政府77次常务会上对防艾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意防艾经费由150万元增加到300万元，防艾人员编制增加，增加11辆专用血液运输车。这些措施一一落实后，对我市的防艾工作将是非常大的支持。

　　在多部门的合作上，红塔区近年来做出许多成功的尝试。如区妇联先后开展了暗娼、洗浴场所女性等的防艾宣传和干预，收到较好的效果。区妇联还通过妇女之家等组织，在某些吸毒者较多的社区实施困难群体帮扶，使吸毒人员或HIV感染者能自食其力，顺利融入社会。区工会今年以来请专家对女工开展了19场防艾讲座，并到工地进行了大量防艾宣传。区计生局则通过散布于最基层的计生员，对散住人口、流动人口进行防艾宣传。这些部门的努力，使红塔区防艾宣传的盲区逐步减少，初步形成了预防艾滋病传播的一道道社会屏障。

　　但对整个防艾工作来说，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还远远不够。“防艾工作不能留死角，每一条战线都要有人在做工作才行。”陈良说。他希望更多的机关、单位和企业都能加入到防艾工作中来，尤其用工人数较多的大企业，应及时与地方进行防艾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对于广大农村来说，管理工作下移已迫在眉睫。只有每个单位管好自己的人，每个人都规避高危行为，一道一道地建立防线，才能真正实现无新增感染人数的目标。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二

——来自女性感染者的报道

一名女性感染者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治疗

　　见到45岁的晓阳（化名）时，她正麻利地打扫着会议室。听到喊声，她笑着朝我走来，像一个生活简单幸福的普通女人。但她的故事，却因艾滋病而无奈又悲凉。

　　作为家中长女，晓阳曾经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十多年前，她的人生却因毒品开始改向。“那时毒品很好找，朋友圈子里，吸毒仿佛是一件很时髦、很好玩的事情。”晓阳望着窗外，回忆起当年那次错误的开始，有一刻的愣怔却转瞬即逝。毒品，是她人生种种不幸的源头。

　　此后，她和许多吸毒者一样，因为缺钱而以贩养吸，最终被判刑。在狱中，戒断毒瘾的晓阳开始思考自己的将来，她想要的，是相夫教子的平凡人生，而不是人鬼不如的吸毒生活。2003年，出狱的晓阳和男友结婚。2005年，37岁的晓阳终于怀孕，她觉得这是上天给她的礼物。她和丈夫兴奋地猜测着孩子的性别，憧憬着一家3口的欢乐，规划着孩子的未来。

　　怀孕5个月，她到医院做常规产检，期待胎儿健康成长。坐在走廊上等待结果时，孩子的胎动让她幸福得眩晕。“那时我以为，噩梦已经过去，美好的生活正在前方等着我。”但血检报告单上的“HIV阳性”却将她的幸福梦想彻底击碎，使她的人生再次坠入深渊。当复查确认结果出来时，“就像当头挨了一闷棍”，她瘫软下去。两名医生的搀扶和宽慰无法减轻她丝毫痛苦。她绝望了，甚至想到了死。“可死亡也是需要勇气的，而我，竟然连死的勇气都没有。”晓阳幽幽地说。

　　还没缓过神来，她又想到了腹中胎儿。医生说，可以实施母婴阻断，但仍有3%的传染概率。回到家中，晓阳每日以泪洗面，孩子要还是不要？要，如果是个艾滋儿童怎么办？如果不要，意味着她从此再无机会成为一个母亲。一个星期，她瘦了四五公斤。最终，晓阳颤抖着躺到手术床上，让胎儿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器械的每一次搅动，都像把她的心掏空再掏空。可她说：“我不敢拿孩子的健康冒险，我害怕那3%，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样承受痛苦和歧视。”

　　晓阳是被丈夫传染的。她丈夫1998年就已感染HIV病毒，但疾控人员上门告知时，却被他们一家拒之门外，艾滋病病毒就像颗炸弹在他身体里潜伏下来。2003年10月1日，强制婚检取消。年底，出狱的晓阳结婚，之后，HIV病毒在她身体里开始蔓延。知道真相的晓阳骂他、打他，却没法将病毒从身体里赶走。“要是当初做了婚检，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晓阳的言语中，有些微微的愤慨和无奈。

　　随着艾滋病以血液传播为主转向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病毒也由高危人群向大众人群扩散。女性因特殊生理结构和性地位中的弱势，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感染艾滋病病毒概率是男性的3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亚洲携带艾滋病病毒的170万名妇女中，有九成是被丈夫或男友感染的。中国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2011年在云南、重庆等省六个县市进行调查，云南抽样地区经配偶间传播感染HIV的女性是男性的6.6倍。玉溪市疾控中心提供的资料也显示，从2005年起，玉溪异性传播占比逐年攀升，成为一条触目惊心的上扬线。

　　李艾（化名）就是这条上扬线上的一个点。2008年，在孩子久治不愈并查出感染HIV后，她才知晓自己的感染者身份。与丈夫结婚前，不吸毒，生活安稳的她只相处过一个男朋友。这个毁灭性的打击一度让她无法接受。虽然丈夫安然无恙，但这更让李艾难以面对。她把自己和孩子关在病房，不愿再和外界接触。

　　她觉得自己走到了悬崖边，仿佛风一吹，就会跌个粉身碎骨。她想要逃离，带着孩子，到很远的地方去，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去。

　　孩子引产后，晓阳还没从失去孩子的伤痛中走出来，就发现婆婆像变了个人，对她冷言冷语，仿佛儿子的感染是件平常事，被儿子传染的儿媳却无法容忍。丈夫经历了这件事以后，干脆破罐破摔，复吸毒品。晓阳劝过、哭过、骂过，丈夫依然成为戒毒所的常客。

　　丈夫和婆婆的双重折磨，让晓阳想到了离婚。有人劝她凑合算了，离了婚，孤身一人，以后发病或者老了怎么办？找个正常人不可能，找个感染者还不如维持现状。晓阳却觉得，虽然因为艾滋病前路茫茫，但她不想随意处置自己的人生。她说她害怕留在那样的生活里，害怕自己的意志终有一天被磨平，害怕再走上吸毒的老路。她仍然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过自己想要的平凡人生。

　　离婚后，晓阳在外面租了间房，开始一个人的艰难生活。让晓阳伤心的是，自己是被丈夫传染的，婆婆却没有丝毫愧疚，反而说：“离了好，宁愿只抬一口棺材也不抬两口。”

　　如果说孩子引产、婆家背弃是戳在她心头的两把刀，家人对她的歧视和遗弃则直接将她的心撕得粉碎。晓阳走上吸毒之路最终坐牢，家人都视她为耻辱。即便她出狱后走入正途并努力生活，弟弟仍然换了电话，与她断绝联系。大年三十，她将病情告诉父亲，并说明传播途径和日常生活不会传染的常识。大年初一，她就看到自己的碗筷单独摆在了旁边的桌子上。继母劝父亲别这样，孩子会伤心的。父亲却说：“我都70多岁了，还想多活几年。”晓阳说，那一刻，她才知道什么叫撕心裂肺的疼痛。“外人歧视也就算了，可他是我父亲，我身体里流淌着他的血液，他怎么忍心这么说。”晓阳哽咽起来。

　　此后，虽同属一城，她却很少回家。逢年过节，在灿烂的烟火和满城鞭炮声中，她在出租房中煮碗面条，过一个人的节日。

　　郑静（化名）被结婚13年的丈夫传染后，除了对丈夫身体上的背叛感到伤心，也对其家人近10年的病史隐瞒和放任而愤怒。“就因为害怕我会离婚而不告诉我，不告诉我也就罢了，至少要保护我，可他们连这些都没做到。难道我的命就不算命？他们就没想过，我作为一个女人，染上这个病别人会怎么看我？”婆婆生活中处处小心谨慎，给他们分碗筷分水杯的细微动作，更让憋屈的她觉得“自己像被赤身裸体推到了门外，无处躲藏无处容身”。

　　据玉溪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科科长陈良介绍，早期的女性感染者多为吸毒人员。近几年，男人在外感染，又传给自己的女友或妻子，已成为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男人不仅自己付出代价，还把脆弱的女性牵连其中。通过婚检、孕检、体检查出的女性，90%以上都是性传播感染的。

　　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来说，遇到的痛苦、折磨、煎熬，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她们活着，却注定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郑静心理上的坎还没迈过去，因为药物副作用，半年时间里，她发烧、起皮疹、乳酸肝中毒反复住院治疗。这样的过程，服用抗病毒药物的感染者基本都遭遇过，可她们依然坚持着。“不吃药控制的话，几年就会发病。为了娃娃，再难受，我也要服药撑到他成人的那一天。”通过母婴阻断生了个健康宝宝的肖蓉（化名）如此说。

　　晓阳孤立无援，疾病在身，却没有向命运低头。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年纪又大，只能干点打杂的活，收入很低。加上每月领取的低保，仅能应付房租和日常开销。2007年，她CD4细胞过低开始免费服药进行抗病毒治疗。因为需要自己购买些辅助药减轻身体反应，她的经济越发困难起来。收入很高的弟弟，领着退休工资的父亲，却从未关注过她的生存状态。“现在也就是能填饱肚子，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应该注意的营养调理是谈不上了。”晓阳淡然说着自己的艰辛。

　　在痛苦的煎熬过后，她们开始勇敢面对生活。每个人都以女性的柔韧一点点抚平内心的伤痕。

　　郑静说，人都要走死亡之路，比起那些在天灾人祸中死去的人或癌症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算是幸运的，起码还可以控制病情发展。也许有一天，彻底治愈的药物能够发明出来。只要保护好自己也就保护好了身边每个人，她们对社会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不管十年二十年，活着就活好每一天。

　　“一年有四季，人也如此，冬天之后就是春天，这样一想，日子就好过了。”忙着赶回去上班的郑静说。

　　晓阳也说，虽然往事是痛苦的，虽然她没有住房，没有亲人，没有爱情，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她欣喜能靠双手养活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天，但我珍惜着每一次日落，期待着每一天的阳光。”

　　相比晓阳，李艾要幸运得多。查出感染后，她对丈夫说：“我们离婚吧。”可丈夫不同意，劝她想开点，有病治病，没什么大不了。还顶住压力，反过来劝说父母别逼他离婚。最终，善良的公婆接受了现实，依然像从前一样对待她和孩子。丈夫也经常对她说，你的病就是个慢性病，国家还免费治疗，比癌症幸运多了。高血压病人也需要吃药，可他们得自己掏钱，控制不好一样会引起并发症。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李艾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她说：“我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因为我的爱人没有抛弃我，我的家人没有放弃我。”

　　接送孩子上学、上班，李艾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如今，她的身体一年到头也没个感冒，孩子也和同龄人一样，一天天长高长大，快乐喧闹。但一想到孩子的将来，想到艾滋病可治疗却无法治愈的现状，痛苦与忧伤仍不时切割着她的坚强。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更让她无法从容。和李艾在一家休闲茶吧聊天时，在背景音乐声中，李艾的声音始终很轻很轻。只要有其他人经过，李艾就沉默起来，“在这个不够宽容的社会里，我只能如此保护自己和家人。”（记者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三

防艾志愿者：企盼世间有爱无“艾” 

红塔区美沙酮门诊成了IDU人群防艾志愿者活动的地点

　　他们是隐秘的群体，可能就生活在你的身边，是你的同事、友人、邻里；他们有的曾有不良嗜好、犯过错，或许他们根本没有错，只是众人爱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很普通，有着七情六欲，也像常人一样需要家庭、工作、自尊，当他们站到防治艾滋病的最前沿的时候，他们又显得那样勇敢而崇高。让他们做志愿者，以同伴带动同伴、影响同伴，在他们那个不为众人知晓的圈子里开展防艾工作，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甘当防艾前哨的志愿者

　　志愿者小祥，一件黑色的夹克、一双白色的运动鞋，让他看上去青春、阳光，如果不说年龄，记者很难想像到，他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

　　他是MSM志愿者小组的全职工作人员，MSM的汉语专业称谓是“男男性接触者”，通俗的称呼就是“男同”。他们小组以红塔区为核心区，辐射全市各个县区，共有核心志愿者10人，并在各县区设置联络员，除元江县外，每个县区均有一名成员，这个志愿者群体共有18人，都属MSM人群。

　　MSM志愿者小组在中心城区拥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室，房间不大，60多平方米，房间内有电视，可以供同伴观看防艾宣传片，有电脑，开通了互联网，小祥申请了一个QQ群，群内成员，以玉溪籍的同伴为主，共有450多人。通过这个QQ群，小祥可以高效、及时地宣传最新的防艾知识与动向，同时结识了不少同伴，为日常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他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网络干预”。这个工作室成立于2009年8月8日，挂靠在红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旨在帮助MSM人群增强性病、艾滋病防范安全意识，抑制其传播速度，提高MSM人群的生活质量。

　　MSM人群为何成了艾滋病侵害的对象？小祥为记者总结了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MSM人群很难组建家庭，感情难以稳定，所以更换性伴侣的频率较高；其二是这一人群安全套的使用率非常低，远不及“小妹”（特指女性性工作者）的高，近期调查统计不足40%。小祥的工作也大致围绕这两个因素来展开。

　　小祥的工作大致是这样安排的：早上9点开始工作，电话较少，但头天电话预约的同伴会上门找他咨询。他除了要做好常规的防艾宣传，还要发放免费的安全套，讲解安全套对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性，建议同伴降低更换性伴侣的频率，同时做一个HIV自愿咨询检测，在工作室可以做试纸检测，如果是静脉采血，则要到疾控中心，可以免费做，且能享受20元的交通补助，小祥会全程陪同。这样下来，一个早上的时间都用在接待来访者上。白天，午休也很少，有人会找上门来咨询。最热闹的是晚上，来访者会多一些，常常交流到很晚，深夜一两点临睡前，他总要上QQ群里看看同伴们的动向和留言。而每一周，他还要花两个晚上外出，到MSM人群活动较为集中的地方发放宣传单和安全套。每个季度，要搞一个小型的联谊活动。每年的8月8日，他会在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组织一次周年纪念活动，今年参加活动的男同达110多人，如果不限定人数，还有好多人要参加。这些活动都成了他们开展防艾宣传的绝佳时机。

　　小祥平常就住在工作室里，房租费、水电费等都由疾控中心支付，因为是全职志愿者，小祥每月可以从疾控中心领到1000多元的工资，除去生活费，所剩不多。但他还是很乐观，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小祥说，疾控中心每年在志愿者工作上要投入很多资金，他们的工作室虽然不可能产生经济效益，但一定会创造更多社会效益来回报社会的。

　　前久，福建的一对男同公开结婚，小祥一直在关注，心里非常羡慕。记者问：“你有稳定的伴侣吗？”小祥迟疑了片刻说，马上就要四十岁的人了，家里一直在催他成家，每次，他只是在敷衍。他非常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伴侣，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只是现在还不能如愿。

　　同伴的信任是最大的幸福

　　同心小组也是在红塔区疾控中心指导、帮助下开展防艾工作的一个志愿者群体，共有3个专职人员、5名志愿者。同心小组联络的人群，有一个专业称谓，叫做“IDU”，翻译过来就是指静脉吸毒人群。小荣是这个小组的专职人员之一。

　　小荣也曾经是IDU人群中的一员，有10多年的毒瘾，戒毒所进了3次。2010年，听一位志愿者说，在服用一种叫美沙酮的药物后可以控制毒瘾的发作，在家人的鼓励下，他勇敢地走进区疾控中心美沙酮门诊。服药见到成效后，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成了一位宣传防艾知识的志愿者。

　　现在小荣几乎感觉不出自己与正常、健康的人有何不同，家庭和睦、子女乖巧、身体无任何的异样。每天出门，妻子还会问一句，身上的钱有没有带够，这类关切的话语成了他工作的动力。每天早上8点多，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区疾控中心门诊服用一种红色的药水——美沙酮，一次五块钱，可以控制24到36个小时。服药后，他骑上摩托车开始一天的工作。

　　小荣负责的是城北片区，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吸毒人群中发放安全、清洁的针具，回收他们手中的旧针具，并发放防艾宣传册、安全套，劝他们去美沙酮门诊喝药。他对吸毒人员的分布、生活规律非常熟悉，出门之前，他会打电话联系，没电话的，就只能碰运气。由于有着同样的经历，保密工作做得好，并且从不做出卖同伴的事，北片区的IDU人群对他非常信任，也乐意配合他。进入同伴家探访、宣传，小荣称之为“外展”，事情不多，却很繁琐，他每到一家，几乎都要不厌其烦地讲，针管不能与人共用，不能多次使用，有传播艾滋病的风险，如有需要，随时可以找他联系，以旧换新。一个月下来，由他发放的安全套少则700多只，多的近1000只，收集来的旧针管有密密麻麻的几大盒子。小荣说，回头看看现在吸毒的这些人，就是当初自己的翻版。帮助别人也没有那么伟大，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自己心里也会踏实一些。特别是同伴的信任，那是他最大的幸福。

　　小兰也是同心小组的志愿者、专职人员。她从1996年就染上了毒瘾，10多年来一直不能自拔，吸毒吸光了家里的积蓄，有一段时间，她还在街上卖过海洛因的零包，以贩养吸，后被公安机关抓了，判过刑。家人为她伤透了心，上学的女儿在学校受到了很大伤害，2008年，丈夫与她离婚，带着女儿去了上海。她一直觉得对不住家人，对不住女儿，2010年，在小荣的介绍下，她走进美沙酮门诊服药戒毒，从此走上了一条自新的路。

　　工作中，她和小荣是好搭档，虽说是女人，工作起来却一点不胆怯。她说，防艾是她的工作，抢救同伴也成了她的工作。有时见到吸毒过量的同伴躺在地上，没有呼吸、没有脉搏，已经休克的样子，就是男人见到也会害怕，可她却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一般打这种求救电话的同伴家属，都不愿打120，首先想到的就是志愿者。遇上这种情况，不管白天黑夜，她都会带上疾控中心配发的盐酸纳洛酮注射液，赶到同伴家中，打上一针，一小会儿，“病人”就会苏醒过来。今年的8月、9月，她已成功地救活了两个同伴，这让她非常欣慰。目前，小兰已经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尽早与女儿修复逝去的感情。

　　同心小组的专职志愿者，可以从区疾控中心那里领到一份工资，工资不多，要养家还很难，不过小荣和小兰对自己现在的状态很满意，家人、朋友对他们已经恢复了信心。小荣很希望社会、政府、企业能更多地接纳那些已经走上自新之路的IDU同伴（尤其指那些坚持服用美沙酮的同伴），给他们一个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一个融入社会的机会。他一直想纠正世人的一种错误逻辑：“不吸海洛因，就没必要喝美沙酮；喝美沙酮，就一定在吸海洛因。”他认为，这是错的，医生可以证明，他与同伴的经历也可以证明。

　　让他人在我身上看到明天

　　小雅，一个平静、彬彬有礼的女人，她所在的防艾志愿者群体称为春芽小组，这个小组有6个人，都是HIV感染者，成员很不固定，有的人走了，有的又加入进来。

　　这个小组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每周的周四、周五，协助医院的医生向同伴发放免费的抗病毒药物，赠送免费的安全套。每月的20日，还要发放低保。同时说服同伴每个季度做一次常规肝肾功能检测，过去这项检测是全免费的，从今年开始，由于感染者增加，经费紧张，就只能免除60%的费用，有人为了几十块钱就不愿意再做定期检测。实际上，小雅的工作远不止这些，她说，最难的就是向同伴解释药名、医生的专业术语；告诉他们服药要按时、按量、不漏服；还要说服有抵触情绪的同伴配合医生做常规检查……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很多本来无法沟通、交流的问题总能迎刃而解。

    小雅喜欢上网与人交流，也喜欢看书，她常常把学到的知识与身边的同伴交流，如服药有何副作用、哪些食物更有利于健康、国际上又有哪样新的疗法问世、国内有哪样新药物问世……她把自己的经历、知识与同伴分享的同时，同伴也从开始的不信任，发展到现在的关系非常融洽。

　　小雅不愿意透露做这项工作可以得到多少报酬，只是说，要是有项目支持，报酬会稍微多一点。但她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做志愿者的，即使没有报酬，她也愿意一直做下去。作为一名志愿者，她最大的幸福就是让其他人在她身上看到明天。而她自己也是满怀希望的，一条关于艾滋病新药问世的新闻常常让她兴奋好几天。（记者 蔡传斌） （文中提及的志愿者均为化名）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四

母婴阻断：让艾滋妈妈拥有健康宝宝 

健康的新生儿为艾滋家庭带来希望 刘建明 摄

　　一个呱呱坠地的小生命，为一个家庭带来无限的希望。对于艾滋病感染者家庭来说，一个健康宝宝降生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如果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孩子难逃被感染的命运。随着艾滋病母婴阻断技术推广，通过孕期服药、产时入院规范分娩、产后人工喂养等程序，使艾滋病母婴传播变为可以预防。作为艾滋病防控重要的一环，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自2006年在玉溪开展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上百名接受艾滋病母婴阻断的孩子中鲜有被感染的案例发生。

　　艾滋病夫妻的健康宝宝

　　30岁，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小江在2008年8月再次怀孕，到红塔区妇幼保健院做孕检时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如五雷轰顶，整个人都瘫软在地，精神恍惚。”还在悲痛之中，更加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经检查，小江丈夫和上二年级的大女儿也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由于对艾滋病的不了解，只觉得一家人死期马上到了，一拨接一拨的打击让小江想放弃腹中的孩子，并了结自己的生命。想着自己的家庭，想着尚未出生就即将夭折的孩子，想着懂事乖巧的大女儿，小江以泪洗面。

　　希望出现在医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介绍之后。红塔区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告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坚持用药，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只要注意预防，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传染”。最令小江振奋的是，医生说，只要进行艾滋病母婴阻断，就有非常大的几率生下健康的宝宝。

　　能有健康的宝宝对这个一家三口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家庭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于是小江选择继续怀孕，接受医院的预防母婴传播服务。她首先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病毒药物，降低血液中艾滋病病毒的含量，降低胎儿在母体内的感染风险。临产时到区妇幼保健院隔离病房分娩，专业的医护人员选择合理的分娩方式安全助产、防止产时损伤性操作，避免婴儿在分娩过程中感染。孩子出生后，由医护人员立即清洗新生儿皮肤、鼻腔、口腔、耳内、眼内、气管、胃内分泌物并喂下抗病毒药物。孩子出生以后，由于母乳喂养和混合喂养都会增加婴儿感染的几率，因此国家免费提供奶粉实行人工喂养。之后便是为期18个月的随访、检测，18个月后检测新生儿体内的HIV抗体就能得知是否感染。经历18个月的漫长等待，检测结果显示，孩子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阻断成功！得知结果的那一刻，小江全家悲喜交加，激动得恨不得给每位提供帮助的医生都磕个头。

　　而后小江一家人也积极配合治疗，丈夫和大女儿都开始服药控制病情。同时医生还介绍小江参加了“彩虹之家”爱心小组活动。在小组活动中认识了很多艾滋病病友。大家相互交流，相互鼓励。小江说：“现在已经把艾滋病看做是一种慢性病。”为了健康宝宝和全家人的幸福，得知染病后已两年不下地的小江决定要靠自己的劳动，夫妻俩共同努力过上美好的生活。如今小江丈夫在外打工，小江自己种植了5亩玉米，养了500多只不喂饲料的土鸡，逢年过节，这些鸡每只可以卖到200元左右，目前一家人已经衣食无忧。

　　艾滋病给一个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通过母婴阻断得到健康宝宝的家庭也算劫后余生。记者从红塔区妇幼保健院了解到，像小江这样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经过母婴阻断成功生下健康宝宝的，红塔区就有60多例，全市则有上百例，目前全市仅有两例感染。

　　2002年，玉溪出现首例母婴感染的病例。目前，母婴传播是玉溪15岁以下儿童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

　　母婴传播途径分三种，分别为宫内感染、产时感染和产后感染。感染艾滋病的孕妇，在妊娠期可通过不同途径将病毒传播给胎儿；在分娩过程中，胎儿接触含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宫颈和阴道分泌物会被感染；产后产妇乳汁中含有艾滋病病毒，因此母乳喂养也会引起感染。据资料显示，艾滋病病毒母婴自然传播的概率在发展中国家为25%~35%，其中，分娩时传播的概率约是15%，经母乳喂养感染概率又会增加10%~15%。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想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极其困难。

　　母婴阻断工作于2006年在我市推行。作为我市最早实施母婴阻断项目的医生，红塔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汪华有着丰富的母婴阻断工作经验。她告诉记者，如果确认孕妇感染艾滋病，医务人员会详细分析目前的感染状态，向孕妇提出终止妊娠或继续妊娠的意见。如果选择继续妊娠，助产机构会按照《云南省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提供免费的干预措施。通过孕中服用抗病毒药物，产时入院接受助产机构规范的分娩措施，产后给予婴儿安全喂养指导与帮助，防止艾滋病病毒通过母亲传染给婴儿。同时医疗保健机构要做好艾滋病感染母亲及所生婴儿的信息保密工作，要对婴儿实施抗病毒治疗，做好随访及新生儿的体格检查，并按照国家预防程序，进行预防接种。

　　目前艾滋病防治工作在我市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母婴阻断工作也在进一步深化。在母婴阻断工作中，早期的检测发现是阻断成功的关键。目前在民政部门进行新婚登记的人群需要参加婚前保健，进行婚前咨询并实施免费的艾滋病检测，怀孕过程艾滋病检测也是一个必须的项目。通过广泛的筛查，找到需实施母婴阻断的人群。玉溪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施家有告诉记者，2012年1—9月，我市已经对打算结婚的18612人进行了HIV抗体测验，检测率达99.86%；对全市接受产前保健的29103名孕妇提供了免费的HIV抗体检测。对所有HIV阳性孕妇提供艾滋病母婴阻断，对需要继续妊娠的阳性孕产妇抗病毒药物服用率达100%，所生婴儿抗病毒药物应用率达100%。

　　自2011年6月起《云南省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开展“三病”整合母婴阻断工作, 怀孕后孕期首次到医疗保健机构作产前检查，或孕期未接受HIV、梅毒和乙肝检测的孕产妇，可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HIV、梅毒和乙肝试剂的检测一次。由于传播途径相同，因此母婴阻断不仅可以针对艾滋病，也可以对乙肝、梅毒进行阻断。

　　在母婴阻断工作开展的同时，对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关怀也在开展。自2008年以来，区妇幼保健院定期开展“彩虹之家”爱心小组活动，为阳性HIV孕产妇提供一个心理支持和相互交流的平台，并由专业医务人员对他们进行相关知识的指导和咨询。通过爱心小组活动及母婴阻断知识培训，与HIV感染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让他们在活动中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宣泄情感，减轻他们的无助感及孤独感，从而获得信心，对生活充满希望。

　　据汪华介绍，由于红塔区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各级各类的预防艾滋病工作考核中均名列前茅，区妇幼保健院被选定为首批全国母婴阻断工作项目区，并被确定参与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云南省HIV—1阳性孕妇抗病毒治疗和预防HIV—1母婴传播试点项目研究工作。七年来，已成功让上百个艾滋病感染母亲得到健康的宝宝。

　　据了解，目前我市在预防及控制艾滋病工作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随着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改变（以性传播为主），一些普通家庭开始需要面对艾滋病感染以及艾滋病感染后生育的问题。目前，即便在发达国家，母婴阻断的失败几率也仅能控制到3%以下，而云南省的失败几率则为5%左右。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但对是否要生下可能感染的孩子是一个家庭两难的选择。

　　汪华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一对年轻夫妻到区妇幼保健院孕检后显示女方HIV抗体呈阳性、男方正常。出于对检验结果的难以接受，连续几天，二人带着十几个亲友一起挤到医生办公室，气势汹汹地对医生进行质问、理论。汪华说，成为患者家属撒气的对象心里很难过，但面对患者家属的焦虑、惶恐还是只有耐心地劝导、安抚，等待复检结果。复检结果最终确定女方感染。一家人态度随即360度大反转，马上请求医护人员进行相关的干预。医务人员告知感染艾滋病病毒孕妇易发生自然流产，胚胎停止发育、早产、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及围产儿死亡等。同时由于妊娠本身造成感染艾滋病病毒孕妇的免疫功能处于抵制状态，使妊娠期发生机会性感染概率较大，导致并发症几率增加，并加速艾滋病病程。服用抗病毒药物还会引起疲倦、恶心、呕吐等副作用，为此男方不想要孩子，而女方坚持留下，两家人在找医生多次询问后，最终决定进行母婴阻断。成功生下了健康宝宝。

　　由于目前很多市民对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认识仍然有限，孕早期（怀孕12周以前）孕检的意识缺乏，目前很多孕妇到20周左右才到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孕检。汪华说，及时发现感染的孕产妇，尽早提供干预措施是母婴阻断高成功率的关键。“孕早期服用抗病毒药物和临近分娩期再服用抗病毒药物效果是不一样的”，她认为，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另外对接受母婴阻断的流动人口，用药监测及随访是目前的难题之一。因为一旦失访，婴儿有可能通过母乳而受到感染。

　　汪华说，下一步红塔区将建立以妇幼保健院为中心，有助产资格的医疗保健机构组成的覆盖全区的母婴传播阻断网络。对乡（街道）卫生院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使乡村卫生工作人员在基层发挥良好的宣传效果，增强群众防病意识。此外，将对全区相关医疗单位的妇幼专干、妇产科医生、护士进行培训，培养基层防艾队伍，发挥三级保健网络优势，切实做好全区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

　　在关怀艾滋病感染者的时候，经常进行助产手术的医护人员却存在职业暴露的风险。在玉溪市妇幼保健院，一位医护人员告诉记者，自己为多位艾滋病患者进行过助产，对待艾滋病感染者，不歧视、不区别对待是最基本的工作原则。但是经常性的职业暴露，使得自己有难以言状的压力。这位医护人员告诉记者，在进行助产时，血液和羊水飞溅到眼睛里在所难免。每次发生类似情况，就需要在暴露发生后2小时内服下抗病毒药物，到疾控中心进行职业暴露评估，根据暴露等级不同选择不同的预防方案。“因为工作关系，我基本每三个月就会去抽血检测看是否受感染。”这名医护人员说。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五

“站街女”：防艾工作新难点

早上9点就有“站街女”站在巷子里拉客

　　她们蹲守于城市的某些角落里，时刻寻找着目标。因为特殊的拉客方式，她们常常被冠以“站街女”的称谓。

　　2010年全国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后，她们从发廊里走出来，站在了街道上从事卖淫活动。警车一来，她们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警车一走，她们又站到街边。因为害怕被抓住，她们即使对防艾工作者也保持着深深的警惕。在艾滋病防治日，玉溪日报记者走近这个群体，了解她们的生存状况及背后的防艾新难题。

　　“站街女”的生存状况

　　11月21日晚，记者在一位男性友人的陪同下，将车辆停在红塔区某街道的偏僻处，佯装等人。20时左右，只见一辆汽车放慢速度驶入，一名身穿红色超短裙浓妆艳抹的女人靠了过来，向车内的驾驶员招手：“老板，要不要玩一次，价格很便宜的。”“什么价？”“快餐50元，过夜的话200元，不过要等到12点以后才去，现在去要加钱。”

　　据记者观察，如果交易谈成，这些女人就会把客人带到附近的出租屋内或同客人离开去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在这条街道两边以及附近灯光偏暗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类似打扮的女人站着或坐在街边巷角。

　　为更好地了解这个群体的生活，11月22日上午9点，记者以隐蔽采访的方式采访了在红塔区某街道‘站街’的甲小姐。对于自己的过去，甲小姐并未避讳，她告诉记者，她来自四川，今年35岁，从事这个职业已经有4个年头了。

　　“一次收费50元，生意不好的时候30元、40元也做。生意好时一天能接到20来个客人，不好时也有五六个客人。现在这段时间公安查得紧，一般我是早上开工，到下午6点左右就回去了，不然被抓到很麻烦的。现在只要一看见穿制服的我们就躲起来。”甲小姐说。

　　当记者问及这个行业安全套使用情况如何时，她告诉记者，她一般都要求顾客带套的。“我怕得病，为了多赚一点钱得病了划不着。不过听说附近有几个年纪大的，只要加钱不带套也行。”甲小姐说。

　　记者随后辗转采访到了现在在这条街开旅店、曾经是“鸡头”的张锡明（化名）。据他介绍，这条街区附近的‘站街女’年龄段主要集中在20至45岁。“2010年前这里管得没有这么严，都是由‘鸡头’租一个背一点的铺面，开个美发店，‘小姐’在店里一排一排地坐着就有生意了，每家美发店里少的有五六个‘小姐’，多的有10多个‘小姐’。当时疾控中心的经常来我们这里发些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宣传材料，还经常组织培训、体检什么的。”张锡明说。

　　他向记者透露：自2010年全国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后，这些铺面就全部关闭了，这些“小姐”就从美发店里走出来，出现在固定的几条街巷的路边和拐角。“她们当中很少有红塔区本地人，主要以湖南、湖北、四川人为主，少数也有玉溪其他县份的，基本上24小时都有人在街边蹲守着。”

　　从1994年玉溪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10多年间，玉溪的艾滋病已从血液传播为主发展到性传播为主，且感染者呈现向农村发展、向老龄化发展以及向青少年发展的态势。作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之一，“站街女”的客源主要是哪些人呢？

　　“来这儿的客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小的不到20岁，老的六七十岁的都有，有些看着像学生，回头客主要是30到40岁的中年男人，还有那些从农村来玉溪打工的。”与甲小姐一起“站街”的乙小姐告诉记者。

　　2012年5月，72岁的朱洪（化名）因生病住进了医院，在医院进行体检后确认老人感染了艾滋病。老人没结过婚，是一位五保户，没有吸毒史，当医生问及感染途径时，老人坦承，找过几次“小姐”。

　　“郭水能（化名）去世的时候是86岁，他是在头一年住院时发现感染了艾滋病。郭水能曾说在老伴去世后，他有过多次性生活，而就在查出艾滋病的前一个月，他都还有过一次性生活。”红塔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如是给记者介绍红塔区年龄最大的感染者郭水能的情况。

　　“我是被老公感染的，2005年查出来，他去年死了。现在只要一想起他在外面乱来再把病传染给我，我都不想活了。”今年56岁的感染者吴大妈告诉记者。

　　“一般老年人都是通过性传播感染，而大部分老年人感染艾滋病都是男性有不良性行为，感染了艾滋病后又传染给自己的性伴侣。”红塔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道。

　　11月16日，玉溪市疾控中心性艾科主任陈良在玉溪老干中心礼堂举行关于老年人性艾滋病的讲座中介绍：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季报显示，50岁以上的老年艾滋病感染者累计报告人数达到21732人，超过全国感染率的12.1%。“这些老年人最显著的特点是丧偶、老伴去照看孙子孙女导致两地分居，以及随着配偶年老失去兴趣。而在选择娼妓时他们往往会去找一些比较低等的暗娼进行性交易，而且由于年纪大，生理功能退化，他们还会要求暗娼提供口交等特殊的性服务。这些特殊的性服务传染艾滋病的概率往往要比普通性交大得多。”陈良说。

　　“我从事防艾工作20多年，刚开始玉溪的农村是一片净土。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向城市，他们打工挣钱，其中一些人在有生理需要的时候往往都会去找低等暗娼，感染后自己又不知道，回家时又感染了妻子。”陈良告诉记者。

　　不仅是老年人和农村外出务工者，一些高中生和大学生也是近年来艾滋病感染高发人群。“他们不懂事、年纪小，也比较缺乏防范意识，而且经济条件有限，在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时候，有一小部分人就会去找低等娼妓，而这种经历会让这些孩子受到艾滋病的威胁。”红塔区妇联的工作人员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这些相对隐蔽、流动性强的低等暗娼正成为艾滋病防控的新难点。

　　“2010年以前这些暗娼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聚集场所，我们疾控部门对这些场所在防艾方面都会做到全覆盖，无论是组织‘小姐’进行体检、发放防艾宣传材料，还是发放避孕套都一直在开展。这个特殊人群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是乐于接受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对于她们的防艾工作一直开展得不错，当时这些‘小姐’的艾滋病新增感染率不足1%。”玉溪市疾控中心防艾科主任陈良说。

　　11月23日晚8点30分，记者同派出所民警驾驶警车来到红塔区某条街道。车刚驶入街口，只见站在街边的女人飕飕飕像风一样，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警车在街上绕了一圈，街边巷角并没有发现“站街女”的踪影。“我们公安部门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以前这附近有好多美发店都从事卖淫活动。2010年后，这些场所全部被关掉了，店是没有再开起来了，可卖淫情况依然存在。她们站在街边巷角拉客，我们公安人员一来，她们就全消失了，等我们一走，她们又出来了。由于取证难，我们的工作也十分难开展。”这位民警告诉记者。

　　今年8月中旬，记者曾跟随红塔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到中心城区某酒店的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和防艾宣传材料，1个多小时就把准备的宣传材料和安全套发放完毕。“这些娱乐场所一般都有‘小姐’存在，我们每月会定期发放安全套、宣传资料，开展防艾方面的知识讲座，并且组织人员体检，这些固定场所的防艾工作我们一直开展得不错。”红塔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该名工作人员介绍，从2010年加强“扫黄打非”后，没有固定场所的“站街女”的防艾工作就变得很难。“因为没有了固定场所，‘站街’的情况就比较突出。她们流动性很大，对疾控中心人员也变得十分抵触，不愿意来参加疾控中心组织的防艾知识讲座及体检。我们定期发放避孕套和防艾宣传资料，她们只要一拿到这些东西，转身就走，根本不愿意和我们过多交流。”

　　“公安来我们只要躲起来就没事，即使当街被抓到，只要不承认，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乙小姐说。

　　当问及对疾控部门的看法时，乙小姐说：“我干了好几年了，以前在一个‘妈妈’的店里，也参加过疾控中心组织的防艾培训和体检，现在出来‘站街’了，就没有参加过了。他们的人会来发避孕套及宣传材料，不过我不愿意和他们有过多交流，现在抓得这么紧，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和公安是一伙的。”

　　“以前疾控中心定期来发避孕套和宣传材料，我们都会拿着，避孕套发给‘小姐’，材料我们会看看，也会给‘小姐’看看。他们通知有体检和讲座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小姐’过去参加。现在不行了，自从店关了以后，我和这些‘小姐’就没什么联系了，只知道她们现在很散，我和她们也只是偶尔见面搭个话而已，疾控的人想找到她们还是比较难的。”张锡明说。（记者 郑云华）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六

像对待慢性传染病患者那样对待他们

——来自防艾工作者的心声

李连学在给娱乐场所服务人员抽血检验

　　从玉溪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开始，防艾工作者的脚步就从未停歇。在“谈艾色变”的社会环境里，作为与艾滋病直接接触的人群，HIV初筛检查、阳性告知、季度随访、CD4检测、行为干预，一个个专业名词见证他们的工作轨迹，却无法呈现他们遭受的艰辛。他们平淡于种种付出，却欣喜于点滴收获。是他们用一颗真诚的心，感动着无数的感染者和病人；也是他们，为消除社会歧视努力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份工作更多的是艰辛

　　初冬的夜晚，玉溪街头已经有了丝丝寒意。红塔区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科的十几名工作人员却在这样的夜晚奔忙于各个娱乐场所。他们此行不为狂欢，而是工作。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他们要对娱乐场所服务人员进行抽血化验。按照《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要求，这样的HIV检测必须每半年进行一次。

　　李连学和同事晚上7点到达某娱乐场所，却发现光线暗淡的房间里仅有一张桌子可供操作。一人登记，一人给管子编号并协助李连学穿刺，抽血工作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条不紊开始。扎皮管、穿刺、松皮管、处理针头，这样的动作一再重复着，没有停歇。很快，李连学头上开始冒汗。有人半开玩笑地“威胁”说：“李医生，你要好好帮我扎的，不然你扎我几次我也扎你几次。”有的感谢他“一针见血”，送他口香糖吃。光线实在昏暗，同事只好用手电筒给他照明。晚上10点，当天的工作终于结束。收拾好50多份血清和材料，还有垃圾，他们便走出此时已音乐震天的会所。

　　1997年1月，李连学因机构调整来到红塔区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科，成为玉溪最早从事防艾工作的人员之一。1996年，红塔区在吸毒人群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面对整个社会的恐艾情绪，李连学没有丝毫犹豫。他说，大家现在恐惧艾滋病，就像几十年前恐惧麻风病一样，可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既然做了，就要做好。有了这个朴实的信念，他一坚持就是15年。15年中，他没有休过一次公休假。“事情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还没想公休的事，就到年底了。”2008年部分人员下放乡镇管理前，全区几百名感染者和病人，他都能叫上名字，熟悉情况。

　　“李医生是又当爹又当妈，需要抗病毒治疗的，他一个个亲自送去交接给医生。感染者有什么事都找他，当时小灵通幸亏是包月，否则光电话费都够他受的。”说起李连学，同事张应留这样评价。他记得，最初全科只有三个人，加班成为工作常态。

　　邓家国2008年初开始防艾工作。“说实话，开始我非常抵触”，在红塔区研和卫生院的办公室里，他坦白地说。因为是研和人，他担心遇到熟人没法开展工作。果然，名单交下来，里边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亲戚。他希望亲戚把病情告知妻子，对方立马跟他翻了脸。第一次到朋友家随访后，朋友给他打电话：“今天你们来就算了，下次再来，来一个放翻一个，来两个放翻一双。”一个老人，查出感染后，邓家国陪他到市里做CD4检测，以便判断免疫力高低和是否需要抗病毒治疗。可老人跟他吵了一个多月，说如果6个月后没死，就证明血被骗去卖了，要赔偿名誉损失。

　　娇小的陈黎跃2007年毕业后在玉溪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科工作。作为全市“艾滋病确证实验室”的检测人员之一，目前她和同事一年要对全市16个初筛实验室送检的阳性血清进行HIV确证检测及感染者的CD4检测。此外，她还负责咨询工作。极大部分求询者都是担心性传播的人，他们总是把高危行为的每个细节说出来，生怕有遗漏让医生不好判断。开始，她觉得每天听这些话要疯了，“当时还不习惯，现在已经完全‘脱敏’。干我们这行必须‘脱敏’，不然没法跟高危人群交流，更别提行为干预和健康教育。”曾经因此抑郁的陈黎跃笑着说，与“脱敏”相比，歧视更让人伤心。“那人在得知我做艾滋病检测工作以后，再也不近距离跟我说话，即使我不小心离她近了，她也会一下跳很远，我碰过的东西她再也不碰，有什么事情商量也要隔着两张桌子。不过我现在想开了，那是因为她不了解艾滋病，而消除社会歧视正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从事防艾工作的每个人，几乎都面临职业暴露风险。李连学有伤口的手沾到了病毒血清，陈黎跃进行确证检测时血清溅到脸上，一名护士给感染者抽血时针头戳到手。他们忐忑却依然前行。

　　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们

　　因为最早的防艾宣传多为“恐惧性宣传”，图片视觉冲击强烈，加上传染性和“超级癌症”字眼，导致社会大众谈艾色变，充满恐惧和偏见。这也使艾滋病群体产生强烈的戒备心理，使防艾工作者的随访管理工作困难重重。

　　邓家国记得，他刚接手时，有个女性感染者非常抵触他是当地卫生院的人。第一次见面，对方故意跟他约在哨坡南陵园公墓，而且只允许他一个人去。当天下午5点，他准时等候在公墓里。自此，对方充分信任了他，有什么事情都会打电话。“只有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们，用爱来感动他们，他们才会给我们充分的信任。”这不仅是邓家国的心声，也是采访中所有防艾人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李连学的手机24小时开机提供咨询。2002年，一名女性感染者想生个孩子。尽管没有先例，他仍然指导并帮助联系医院，从而成功实施了我市第一例母婴阻断手术。术后，李连学又将手术床上的被褥拉去焚烧处理。虽然很累，但看到健康的宝宝和感染者幸福的笑容时，他觉得一切都值了。也是依靠母婴阻断生了一个健康宝宝的肖蓉（化名）记得，当她怀孕后查出HIV阳性时，觉得天塌了，是李连学告诉她可以母婴阻断。之后，李连学帮她联系红塔区妇幼保健院，加上补助的900元，生孩子自己只花了700元钱。“都是托李医生的福，现在娃娃好好的，一样都不愁了。”除了这样的特殊补助外，为了尽可能帮助患者，使他们树立生活的信心，李连学又和同事一起，帮部分家庭困难的人员争取到低保并由他经手发放。一名感染者说，服用免费抗病毒药物，需要辅助药物减轻副作用，这部分得自己承担，常年累积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现在有了低保补助，至少一半的费用有了着落。

　　因为真诚，邓家国在随访中了解到一名感染者有困难后，帮助申请800元母婴困难补助，一家人从此视他为亲人。一名感染者发病在外地治疗，还经常打电话给他。

　　红塔区李棋卫生院的杨玲芳说话平和温柔，却将每年片区随访率、CD4检测和配偶检测均保持在100%。据红塔区疾控中心副主任马懿介绍，在这三项日常工作中，最难完成的是配偶检测。因为要感染者配偶参加检测，就意味着必须告知配偶病情。许多人担心家庭破裂，对防艾人员提出的这一要求非常反感和抗拒，甚至不惜持刀威胁。杨玲芳和搭档却以真诚和女性的细致，让当初连地址都不愿填完整的感染者做到了100%配偶检测。杨玲芳说，感染者抗拒很正常，可他（她）一个人扛着压力，对家人说谎也很累，告诉了配偶，如果对方检测后没感染，是幸运；如果感染了，两个人一起努力。她也跟配偶做工作，希望她（他）以家为重，理解并支持对方。正是有了这些努力，有个感染者在她告诉妻子后，开始还怨恨她，随着妻子的理解支持，他最终很感激。

　　期待社会多一份理解和宽容

　　早期，因艾滋病感染者多为吸毒和卖淫嫖娼人员，社会开始给这一群体贴上道德标签。如今，艾滋病的流行已从高危人群向大众人群扩散，许多感染者本身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在承受这一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时，更惧怕的是社会大众的有色眼光。李连学介绍，红塔区最初发现的感染者，吸毒人群占98%，经过禁毒和针具交换，发病率大幅下降，性传播则上升到82%。而对于感染者的歧视，使很多感染者无法对家人启齿，近年来很多感染者基本都是夫妻一对一对发现：一方检出HIV阳性后，配偶来检测均已感染。

　　在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的HIV咨询室里，患者来到门口，总会不自觉地看看周围。医生王燕说，有的患者墨镜、帽子全副武装才敢来，尤其在单位工作知识层次高的人群中更为明显。因为社会歧视，患者才会如此谨慎。“生活中有很多比这个更恐怖的传染病，大家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恐惧，就像以前歧视乙肝病人一样。”

　　邓家国也表示，乙肝的主要传播途径和艾滋病是一样的，都是血液传播、性传播或母婴传播，为什么大家不歧视乙肝却歧视艾滋病呢？其实，艾滋病虽无法治愈却可以治疗，多数感染者通过抗病毒治疗控制CD4，就像高血压病人吃降压药控制血压一样，在他们发病前，都是慢性病人。王燕介绍，患者CD4细胞低于350后，只要坚持进行抗病毒治疗，按时按量服药，三个月CD4细胞数量就能有很大提高，半年后体内病毒不再复制。杨玲芳负责的人员中，甚至有从2000年查出感染后，到现在12年依然保持较高的CD4细胞，身体健康不需要服药的例子。

　　因为社会歧视和对个人选择的宽容度不够，更多的危险开始潜伏在我们身边。记者采访的两名女性婚后被感染，此前她们根本不知道丈夫有艾滋病，“因为公婆不让他说”。结果，儿子成家立业愿望得以实现，却拿她们的健康做了交换，甚至可能换来一个全家三口或四口人都是艾滋病的结局。这样的家庭，在玉溪还不是个例。一名吸毒感染者，父母和本人都拒绝随访治疗，之后还娶妻生子。没几年，妻子被感染去世。今年中秋节前，他自己也死了，留下个染病的5岁孤儿。“这是个悲剧”，杨玲芳遗憾地说。

　　陈黎跃接触的一位男同，父母明知他的性取向，也知道他感染HIV，仍然逼着他娶妻生子。她多次打电话跟其父母沟通，对方最后干脆不理。基于传宗接代思想和害怕社会舆论压力，这种情况在男同身上普遍存在，而男同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更高。

　　社会歧视的另一个危害，是让患者产生报复心理。此前各地媒体有过多次艾滋病人针头戳人报道，虽然大多杯弓蛇影，却印证了这一现象的存在。而随着艾滋病向大众人群的扩散，我们身边可能就有感染者，但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个普通人。他们更加珍惜生活、幸福和健康，渴望社会能像对高血压或糖尿病人一样对待他们，获得尊重、理解和支持。

　　马懿说，艾滋病的传播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有足够的病毒数量和接触时间，符合三个传播途径之一，才有一定几率感染。一般的同桌吃饭、握手、飞沫根本不会传染艾滋病。

　　“如果有一天大家对这个病都释然了，我们也就成功了。”杨玲芳期盼地说。 （记者 陶晓兰）

　　女人生孩子承受的痛苦，十月怀胎，是新生命的诞生，但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承受着男性难以想象的痛苦，不仅是生理，还有心理上的折磨。下面就跟小编一起了解一下女人生孩子承受的痛苦。

　　女人生孩子承受的痛苦1

　　阵痛是为了把胎儿向子宫外面挤压，所出现的因子宫收缩而产生的阵发性疼痛。最初是每隔30-40分钟阵痛一次，大约5-6个小时以后，变为每隔10分钟左右阵痛一次。等到有规律地每隔10分钟痛一次，就表明即将临产，这个时候要赶紧联络医院并送产妇去医院(有过分娩经历的产妇每隔15分钟痛一次)。

　　破水是指包住胎儿的卵膜破开，羊水外流。一般来说破水是产程开始之后才发生的，但也有发生在阵痛之前。破水之后阵痛就会开始，要及时去医院。

　　分娩征兆(见红)子宫口稍微打开一点，该处的胎膜与子宫壁剥离导致少量出血，称为见红。从见红到阵痛开始的时间孕妇各不相同，察觉到出血一定要和医院联络(出血症状也有可能不是见红，是其他危险情况的征兆)

　　女人生孩子承受的痛苦2

　　女人一直说生孩子很痛苦，但是有多少痛苦，男人一直无法理解。母亲节早些时候，一个组织邀请男性体验分娩的痛苦。一名男子自告奋勇说，他爱人初次分娩的时候，在他手前臂上留了两排清晰的牙印。他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测试疼痛分为十级，结果只到五级，他便开始颤抖，自己扯下了测试装置。最后，他说，如果他和妻子交换，那么他的手臂上不仅会有牙印，我猜肉也会掉出来。

　　这种不寻常的疼痛可能会让一些母亲忍受长达12个小时，甚至在剖腹产之后，她们的腹部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很多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这种疼痛。但是在身体上的痛苦之后，还有两种痛苦等待着母亲。

　　2、失去自我的痛苦

　　一位母亲说她以前在一家外企工作过，福利待遇很好。在生孩子之前，她会在有时间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购物，照顾她的皮肤，做瑜伽。但是自从孩子出生后，她每天都在孩子身边，因为没有人照顾孩子，她辞掉了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刚开始很兴奋，但后来觉得，整天都在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原来熟悉的朋友也慢慢疏远了，越来越觉得孤独，心情会变得低落，觉得迷失了自我。

　　有了孩子后，许多选择做全职妈妈的女性感到孤独，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幸福。他们与社会脱节,整天生活周围是孩子,孩子长大了,很难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心理差距会越来越大,这种失去自我的痛苦,是渗透在生活中,对女性产生深刻影响。

　　3、 不被理解的痛苦

　　一次在通信营业厅做生意，有很多人排队，都是坐着的，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一直站着，不时地看一下排队的号码，显得很着急。过了一会儿，丈夫好像来了，没说两个字，就开始吵架，说“每天没本事，拿着电话还会弄丢，真是白活了。”还骂了一句，女人当时哭了，抱着孩子吼了起来，“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东西你试试，不就是丢了手机，你骂我干什么，别做了！”哭着把孩子抱走了。

　　在女人的心里，最痛苦的就是这种不理解，还是从丈夫那里得到的。自己的付出得到的不是尊重和宽容与帮助，而是不顾原因的指责与诋毁。许多女人熬过了前两段，但由于第三段的疼痛而垮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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