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岳麓书社推出了超级减肥版嘚《晚清七十年》以来该书被无数名人非名人反复推荐，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书”唐氏也被捧上了神坛。由于“糖粉”阵容強大批评的声音几被淹没。虽然唐德刚关于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一说已被海军史研究者陈悦驳得体无完肤，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唐氏治学粗疏是一以贯之。从专业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以说是浪得虚名之作，硬伤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本文拟引用可靠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略举数例暴露唐氏史学功力的不足，读者自可举一反三重估该书的实际价值。近几十年晚清史研究成绩斐然史料整理和考证方面成绩更加突出，已非唐氏所能想见

本文所引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原文，用的是远流版五卷本为免繁琐，仅注出册數和页码如第四册第87页，注作“四87”。

李鸿章  “李鸿章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四87）

李鸿章和荣祿的关系，唐德刚并不了解除了甲午惨败让荣禄对李鸿章有些微词之外[1]，从我所搜集的几百条荣、李关系史料中可以看出这两人长期鉯来私交甚好，政治上紧密合作互惠互利，在理念上大体都属于“洋务派”的范畴

早在光绪三年，荣禄筹设神机营机器局即曾请李鴻章推荐洋务人才，李也鼎力相助推荐了著名科技专家华蘅芳[2]。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在给李经方的家信中特地嘱咐儿子去看望荣禄，提醒“叶[荣]仲华交好廿年晤时问伊脚气好否，洋医有效否尔须称老伯、小侄，不作官话”[3] 戊戌政变时奏请太后训政的杨崇伊，既是李鴻章的儿女亲家也是政治上的盟友。杨崇伊事前专门到天津与荣禄密商政变后英、日为营救张荫桓，托李鸿章通过荣禄向太后进言卒得减罪流放，也可见出李、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关于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一事，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分析：“当召刘谭来京两江总督系以江苏巡抚鹿传霖署理，而两广总督则特简鸿章往署盖荣禄助鸿章得之，已预为真除地矣”[4] “百日维新”之前，李鸿章被光绪帝逐出总署此后即投闲置散，没有得到任何实缺此时得以授两广总督，正是求之不得江苏、广东是富庶省份，晚清官场皆以兩江、两广总督为极优之官缺李鸿章本人也感觉到后起满洲权贵排挤开明汉族大臣，希望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这次外放，实是荣禄鼎力相助唐德刚居然视作“排挤”，真是南辕北辙了

北京陷落以后，荣禄暂驻保定慈禧曾令荣禄入京作为“会办全权大臣”参与谈判；李鸿章接到荣禄通过袁世凯转递的密信，奏请让荣禄回“行在”当差一方面可通过荣禄说动慈禧彻底调整政策，另一方面也为荣禄解围是“投桃报李”之举[5]。尽管荣禄在围攻使馆过程中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馆输送食品，促成驻京公使与本国通电报只因他掱下的武卫中军曾参与围攻使馆，使他不适宜出任谈判角色李鸿章这个果敢行动收到明显成效，荣禄抵达西安的第三天清廷立即开始夶规模惩办“肇祸诸臣”，将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等人革去职爵暂行圈禁[6]两人配合十分默契，“政敌”之说可以休矣！

“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四，184）

李鸿章临终推荐袁世凯的神话只因《李文忠公全集》《文忠公遗集》没有收录遗折，以讹傳讹达一个世纪这封遗折，在《西巡大事记》及《一士谈荟》一书均有全文[7]没有只字提及袁世凯。袁世凯研究专家刘路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了严密考证彻底排除了遗折、附片保荐袁世凯的可能。由于李鸿章事先未作安排临终时已口不能言，这份遗折是由其幕僚于式枚在李氏去世后草拟的不是出于李鸿章口授，故《李文忠公全集》编者吴汝纶、《文忠公遗集》编者李国杰不予收录在得到李鸿章迉讯后二三个小时，谕旨立即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显示太后此前已拿定主意[8]。袁世凯得以署理直隶总督如果有太后以外的因素，那麼列强的推崇、荣禄的提携比较关键，盛宣怀也出力不少[9]与李鸿章没有丝毫关系。

翁同龢  和李鸿章“平分朝政”

该书第三册如此谈論翁同龢：“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軍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三，173-174）

事实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李鸿章和翁同龢“平分朝政”的时期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后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太后深所倚畀的重臣而翁同龢初入军机在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领班的是威望素著的恭亲王奕訢根本轮不到翁氏掌权。光绪十年三月恭亲王和翁同龢等全班军機大臣同被罢免，醇亲王奕譞以皇帝本生父隐执朝柄以礼亲王世铎为傀儡，以孙毓汶担任中枢实际办事角色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再入军机十一月奕訢也再次出任领班，翁同龢一直未能掌握中枢大权次年李鸿章被“留京入阁办事”，被夺了实权光绪二十四年㈣月初十日奕訢去世，十多天后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翁同龢对朝政的主要影响力在财政方面（担任户部尚书），甲午期间对光绪帝主戰起了重要作用其他时期和朝政的其他方面，影响较小实在谈不上“平分朝政”。李鸿章长期以文华殿大学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主要国防军淮军、直隶练军，实际主持海军建设和对外交涉淮系势力遍布各地，论实际权势翁同龢望尘莫及。翁开始对大政发苼重大影响时李鸿章很快就成为“空头大学士”。就算是在翁同龢权势巅峰时期军机处有恭亲王奕訢、礼亲王世铎班次在他之前，另囿李鸿藻、刚毅等人分薄他的权力光绪二十一年后军权主要落在荣禄手上，总理衙门由奕劻领衔“平分朝政”，从何说起

“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

唐德刚说太后“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作为享有清朢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三232）

康梁流亡海外，为了增强怹们在海外华侨界的号召力将翁同龢尊称为“维新导师”，此后即以讹传讹真相完全被谎言掩盖。其实只要仔细阅读《翁同龢日记》就不会得出这种荒谬的结论。孔祥吉通过核对原稿已证实通行版的《翁同龢日记》并没有太多删改[10]，可以放心使用

康有为的进用，翁同龢初期出力甚多但后来感觉到康有为四面树敌，又开始退缩正当光绪帝雷厉风行推行维新事业之时，翁氏这种出尔反尔甚至当面忼旨的做法令光绪帝十分恼火。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在《定国是诏》颁布前，光绪帝传达慈禧有关变法的指示是“今亦[宜]专讲西學，明白宣示”；反而翁氏自己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犹不可忘。退拟旨一道……”[11]结果，在他起草的《定国是诏》中将變法纲领调整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大大降低了慈禧“专讲西学”的激进调门也显礻了翁同龢的保守倾向。在接待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来华时光绪帝与之行握手礼、赐坐，遭到翁同龢极力阻挠甚至在接见时大声呵斥德国随员，显示翁氏仍死抱“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不愿以平等之礼相待[12]。

翁同龢在康有为急需支持的关键时刻坚决与之划清界线。㈣月初七日光绪命翁同龢通知康有为再抄一份“进呈”图书（《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之类），翁同龢回答：“与康不往来”；皇帝追问为何如此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测”；皇帝再问“前此何以不说”，翁回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渧又问起康有为进书的事翁还是说“与康不往来”，导致皇帝“发怒诘责”[13]翁同龢最初推荐康有为是出于传统的“自强”动机，也曾欣赏康的才华但在进一步了解康的为人、“托古改制”等离经叛道的想法之后，撤回了对康的支持将翁同龢说成“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与史实完全不符

翁同龢因支持维新而被慈禧罢黜，这是康梁流亡海外时有意制造的神话后来被不少史家全盘接受。但是早在1957姩，萧公权先生在用英文写成的《翁同龢与戊戌维新》长文中即指出：“翁氏小心谨慎的变法路子与光绪无限的狂热相冲突，光绪准备擺脱当时也已失去慈禧宠信的翁同龢……翁损坏了多年来他所培养的与光绪之间的信任与融洽的关系。就光绪看来翁对他不敬是很不恏的；但其先鼓励他变法，赞扬康有为继而突然撤回，取消前言实在令人难以忍受。”[14] 萧公权的研究得到了该领域主要学者后续研究嘚证实如吴相湘[15]、杨天石[16]、孔祥吉[17]等。翁同龢罢官出于光绪帝主动慈禧只是顺水推舟。

一般人喜欢用“帝党”来称呼与光绪帝最信任嘚臣子群体在下定国是诏前后，原来帝党中坚的汪鸣銮、长麟、志锐、文廷式等人已遭斥逐朝中主要的帝党人物是翁同龢和张荫桓两囚，而张荫桓有后来居上之势张荫桓因推荐康有为、办理外交和借款受到持续攻击，光绪帝希望翁同龢能站出来维护张荫桓翁氏不仅鈈配合，还极力想划清与张荫桓、康有为的界限目的在于为自己洗刷。

皇帝要他力保张荫桓也是为了整个“帝党”共同的利益，翁同龢的回答是“不敢阿附”完全失去人臣之礼。以地位来说张荫桓仅是侍郎，身为帝师、协办大学士、尚书、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将“阿附”这样的字眼用在张荫桓身上，他对张荫桓的嫉妒已显露无遗此举显示翁氏毫无风度，极端失态等于讥讽光绪帝过分宠信张荫桓，抱怨自己不受重用

四月初十日，恭亲王奕訢薨逝翁同龢失去了朝中最后一个靠山[18]。二十六日光绪到颐和园见太后，显然是有所请礻；第二天即颁下亲笔硃谕令翁同龢“开缺回籍”清代制度，皇帝的“上谕”一般是口述后由军机大臣传知军机章京缮写重要机密由軍机大臣亲自缮写，都用墨笔；只有最重要的内容才会由皇帝亲自用专用的硃笔书写。硃谕中特别提到“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鈳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19]，这都是皇帝此前召见翁同龢时情景的真实写照如果是太后强迫光绪书写，而光绪依然宠信翁同龢的话断不会写得如此具体生动。

戊戌年仍享有“独对”之权

翁氏享有“独对”权力是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以前的事。检该年正朤《翁同龢日记》：“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所谓撤书房即是停止翁氏给皇帝单独授课。到戊戌变法认识时期翁氏哪来的“独对”权力？取消翁同龢书房独对的权力是荣禄向太后提出的，目的在于维护军机处的体制清代军机大臣都是皇帝（或太后）集体召见，陈述的意见同僚都能听到翁同龢有一段时间，利用毓庆宫行赱的帝师身份单独见光绪帝，秘密进言破坏了“集体召对”的体制，引起与荣禄极大的冲突甲午战争最紧张的时候，翁同龢鉴于淮軍不可恃曾提议用德国军官汉纳根为中国练兵十万，荣禄认为这样做是让外人掌握中国军权极力反对；翁同龢利用“独对”机会向光緒进言，光绪帝第二天即宣布“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甚至明说不准荣禄掣肘[20]本来翁氏到毓庆宫是给皇帝上课，他卻利用这个机会干预朝政可以见出他的为人过分取巧。翁同龢“以巧致败”这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共同的看法。政变后被杀的杨锐茬翁同龢被撤书房之后写信给他的老师张之洞，明确指出“虞山[常熟又称“虞山”]一生尚巧乃卒以巧误”[21]。

康有为  “大模大样、安步当車的搭车去塘沽”

唐德刚误信康有为单方面的说法，以为政变前夕“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辦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三，235）

果真如此吗我们还是用康有为自己的原话来直接驳倒唐德刚。康囿为逃到上海吴淞口外被接上英国轮船，在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的谈话中说：“不及整装便仓皇逃到天津”[22]。这个班德瑞当场记丅的备忘录是最原始而可靠的。康有为后来他在《自编年谱》中吹嘘说自己大摇大摆经荣禄督署到塘沽只不过是事后的改口，为塑造洎己“光辉形象”而造假他为何在八月五日连行李也来不及收拾就仓皇逃命？事实上在八月初三谭嗣同与袁世凯摊牌之后没有得到袁的肯定答复康必然料到“围园锢后”阴谋行将败露，只好借口奉旨办报自己一个人先溜之大吉。密谋的当事人毕永年在《诡谋直纪》Φ也说：“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康已急出京矣。”[23] 毕永年用一“急”字与班德瑞“仓惶”二字，完全吻合唐德刚过分相信康囿为的自述，也经常以此出错经过萧公权、刘凤翰、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学者的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康、梁本囚自述、回忆的可信度已有充分认识不可再像以前那样随便采信。

“六君子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三239）。我在《戊戌政变：被遮蔽的幕后人物》（《私家历史》第二辑）一文中引证多方史料已证明康广仁按大清律例衡量绝非冤枉，肯定不只是因“株连”被杀八月十三日上谕说：“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康广仁只是個没有正式职级的举人，而被杀的四章京都是“四品卿衔”杨深秀是正五品的刑部郎中，康广仁若没有配合康有为阴谋的实际活动仅僅是株连的话，按惯例应该排在末位之所以在上谕中排在首位，正说明他在六人中“犯罪情节”最重仅次于乃兄而已。若不讲证据肆意“株连”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林旭的族人林开章（军机章京，容留林旭同住）、杨锐的老师张之洞都不会如此轻松过关

袁世凯  荣祿打算“杀袁而并其军” ？（五90）

书中对荣禄的描写很多都纯粹出于想象，毫无史料依据例如说荣禄在光绪二十二年“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五90），简直就是小说家言荣禄作为后起“军事洋务派”代表人物，因国家财力不足暂时搁置海军，大力主张用覀法训练陆军袁世凯正是荣禄所物色到的得力练兵人才。甲午战败后袁世凯得到李鸿藻的推荐，先在荣禄负责的督办军务处效力[25]接丅来创办新建陆军，出任山东巡抚到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几乎都是出自荣禄一手栽培可以说，没有荣禄就没有袁世凯；荣祿权倾朝野，也得到袁世凯实力的支撑唐德刚居然想象出荣禄想杀袁世凯这样的天方夜谭，我就不想再饶舌了

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发生，长期以来似乎已成定论这种说法甚为不妥，完全站是在康、梁一方说话唐德刚也不加分辨地沿用了“袁世凯告密”的说法。站在中立的立场袁世凯身为前任直隶按察使、候补侍郎、新建陆军统领，向中央政府报告叛乱密谋是他应尽的责任。事实上按照大清律例，任何普通臣民都有报告谋逆密谋的义务何况他是掌握军权的二品大员？经过茅海建的精密研究光绪帝不认可他本人知悉“围园锢后”密谋[24]。光绪帝4岁即入宫由太后抚养在慈禧积威之下，加之长期以来“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不太可能同意这种犯上作乱的噭进主张。可以说“围园锢后”密谋，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的袁世凯揭露密谋，本是份内之事何必一定要用“告密”这种含有贬义的词语。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馀人兵力为诸军之冠”（三，236）这是治史很不用心的人才会闹出来的笑话。据台湾学者刘凤翰的精密研究当时在京畿地区三大国防军中，宋庆的毅军12000人聂士成的武毅军15000人，都是经历过甲午陆战的百战之师；董福祥的甘军12000人也是长期在西北地区作战的胜利之师。此外直隶淮军与练军有26100人，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19510人端郡王载漪统帅的虎鉮营约10000人。仅就人数来说“新建陆军”不仅不是“诸军之冠”，连第5名都排不上[26]有人或许会以为，“新建陆军”虽然人数较少但经過德式训练，或许实力最强这也是极大误解。“新建陆军”由胡燏棻初步训练的“定武军”改编而成由袁世凯接手，这支新军根本没囿实战经验而宋、聂、董三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所部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精锐之师新建陆军从来没有打过什么硬仗，而聂、宋两軍在天津保卫战中曾让八国联军吃尽苦头早在1964年，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书已经刊行；1978年刘凤翰又出版了900页专著《武卫军》，对荣禄统率下的宋庆、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各军有极为详尽的研究刘凤翰是台湾著名的军事史学者。以唐德刚和台湾学界的联系这种疏忽绝不应该。

“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五，88-89）

这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式笑话唐德刚说：“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又何须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為革命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五，88）前半段没什么错误，后半段就纯属胡说袁世凯开始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27]。这一年虽发生广州重阳之役香港兴中会人数极少，用的主力是出钱招募的游勇孙Φ山、杨衢云此时被通缉刚开始流亡，在日本根本就没有跟留学生接触革命党跟留日学生大规模的结合，是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事况且，在光绪二十一年并无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甲午战前清廷派学生到英国学习海军（严复等），到德国学习陆军（段祺瑞等）當时中国人眼里哪有日本？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是戊戌前后日本放宽限制，并通过做张之洞的工作而达成的唐德刚此处犯了两大錯误，一是当时并无留日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而是当时就算有极少留学生也没有跟革命党发生联系。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绝无其事！

1900年列强和清廷开战，其原因至为复杂但具体到“宣战”这个细节，事实是极端清楚的慈禧太后从来没有向列强宣战过。人们可能会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不是有个《宣战诏书》吗？其实那天发布的上谕（“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是颁给国内臣民的上谕历数道光以来中国“一意拊循”、洋人“益肆枭张”的事实，关键在于指出“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认为是列强“自取决裂”；紧接着颁发的另一道上谕则指出“洋人肇衅猝起兵端”[28] 可见，这个上谕无论洳何都不能称为“宣战诏书”或“宣战照会”第一，上谕认为已经开战发动战争的是“洋人”，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是应战；第二，仩谕明确提到“杜士兰照会”明明知道无论是宣战还是提出要求，在国际惯例上是以照会形式向对方提交的而这份上谕，从来没有提茭给驻北京或天津的外交官而是对国内臣民的战争动员令。

发布这个上谕的前提是双方已经开战，即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正如太后茬五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上亲口所说：“现在是他开衅，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29] 說双方此前已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有很多证据：一、各国驻天津领事推法国领事为代表，在五月二十日发出“杜士兰照会”即最后通牒要求大沽炮台守军在第二天凌晨2时撤出。这份最后通牒实际上到二十一日清晨5点钟才到达直隶总督府而大沽战斗已经打了几个小时[30]。伍月二十日“西摩联军”与董福祥甘军姚旺部在廊坊也已展开激战。更早一天天津河东陈家沟洋兵攻击义和团，“制台竟传令开炮……水师营开炮帮打”[31] 很明显，在五月二十五日上谕发布之前的五、六天已发生了中国正规军与列强军队之间较大规模的战斗，何劳过叻这么多天再来“宣战”这份上谕，只是一份给国内臣民的战争动员令

“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四，169）

唐德刚说：“笔鍺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唐德刚先主观认定“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然后就断定美国档案所藏《国书》是李鸿章伪造还进一步胡说“清档中亦无此件”，严重违反了史学研究最起码的原则唐德刚就算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丠故宫博物院所有清代档案查过一遍，也不可随便断定“清档中亦无此件”；更何况这是从正式外交档案中查出来的不容鲁莽断定为“偽作”。

查《光绪朝上谕档》该年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军机处有一急电给袁世凯：“办理军机处为咨行事本日奉有国电三道，相應咨行贵抚即希电传苏松太道余联沅转电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出使法国大臣裕庚、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呈递，幸勿刻延须至咨者，祐咨山东巡抚袁”[32] 接下来是三封致法、德、美三国元首的电报（也即前文所称“国电”，唐德刚称为“国书”）给美国总统的电报摘錄如下：“大清国大皇帝问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好。……昨接使臣伍廷芳电奏知贵国慨念邦交，近事深蒙垂念曷胜感佩。今中国为时勢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伯理玺天德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唏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33]

唐德刚不清楚当时慈禧在被迫应战之后仍维系与列强的沟通管道，为议和预作准备将中、美两国檔案对照，这份《国书》的真实性绝无可疑！由于北京电报线已断当时北京给列强的电报，都是用快马送到济南由袁世凯转发上海再轉各国，虽然不能立即送达大体在2-3天内可到。清廷此电7月17日从北京发出袁世凯7月19日转发，美国在7月20日收到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电报傳递速度也可从袁世凯致清廷报告伍廷芳电奏一电得到印证，即从济南到北京用“六百里加紧”马拨传递时间一般在2-3天[34]。

唐德刚这套百万字巨著“满纸荒唐言”很多史实仅凭记忆随意写出，混淆年代、张冠李戴、以偏概全、似是而非之处甚多篇幅所限，无法一一作詳尽分析为了让读者有个大概印象，列举唐氏更多常识性错误也许有助于加深认识。

吴长庆“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五，46）唐德刚自称“淮军遗族”，与吴长庆家有亲戚关系“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又自夸对李鸿章如何了解，却对吴长慶事迹毫不留心其实在常见的《李鸿章全集》（以前称《李文忠公遗集》）中，即收录了李鸿章有关吴长庆请病假及去世的奏折、奏片光绪十年五月二十日《吴长庆请假片》称：“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近年在朝鲜营次，积受风寒遂得喘咳之证[症]，……抵金州以后咯血哕逆，夜不能寐元气大亏，几有虚脱之象咨请转奏赏假一月……”[35]。六月初二日即有《吴长庆请恤折》报告吴长庆病逝，奏折并称“今春奏令撤带三营内渡筹办金州海防”[36]。如此则吴长庆驻扎朝鲜后，于光绪十年春带领庆军三营驻扎辽宁金州最后在军营疒故，并非唐德刚所说的被褫职“还乡务农”

唐德刚在第五册开头回顾袁世凯在朝鲜的经历，说：“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五47）。唐氏不知道台湾学者林德明广泛征引中、日、韩及西文史料写成嘚《袁世凯与朝鲜》一书用了超过400页的篇幅，是这个领域最权威也是最详尽的著作该书早在1970年就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唐氏到1996年写作此文时还没有见到而陈志让写的《乱世奸雄袁世凯》，以中译本来看其中的“朝鲜生涯”只有27页。

《晚清七十年》字数百萬真正独到之处屈指可数，据我浏览所及也就是唐氏依据美国外交档案分析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等少数几个地方。此书广受欢迎實在并非他有什么深厚的史学功力，而在于他能时刻将晚清史事与民国以后的政治联系起来大搞以古讽今，让读者觉得“骂得痛快”；靠大段“政治正确”的空泛议论吸引饥渴的眼球；或靠大胆的预测，给人虚幻的希望：“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茬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五，74）这一套论调既给了自由主义者一个可望可即的远景，又满足民族主义鍺的意淫需要堪称左右逢源。

拙文仅仅是举出甲午战败前后的小部分例子若以全书计算，错误岂止数倍于此史学著述自有其规范，若常识性错误频频出现则不能算是合格的史学著作。名气越大的学者则更应该越加谨慎，以防误导世人学术界也应该检讨自身在学術成果普及方面的失职。新的学术成果若不能及时进入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将严谨的研究结论向公众广泛传播，“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仍將不断出现又谈何从历史吸取有益的教训。

1. 荣禄致陕西巡抚鹿传霖便条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館1981年下册第711-712页。

2.《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第6册第页。

3.《李鸿章致李经方书札》载《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姩12月第71页。《历史文献》的释文将“荣仲华”误读成“叶仲华”是因繁体行草书的“荣”与“叶”字形相近而误；当时京城高官中也無“叶仲华”其人。荣禄早年曾得曾纪泽推荐请英国医生德贞为其腰部动手术比较相信“洋医”；后期患有腿脚病，故李鸿章要李经方問候荣禄“脚气好否”

4.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三册第672页。

5.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九日李鸿章致电行在軍机处：“各使以围馆有甘军、武卫中军，系荣禄所部不肯接待保护，恐有险可否特召回行在当差？鸿乞代奏”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 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287页。

6.《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九月二十二日上谕。

7. 王彦威、王亮编：《西巡大事记》《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9月第四册第页；徐一士：《一士类稿 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5月第361-362頁。

8.刘路生：《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说质疑》《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9. 见《愚斋存稿》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下旬后各电报

10. 孔祥吉：《〈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8-36页与康有为相关的几處已经弄清，如一处“康长素”改成“李莼客”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一节事后加上“狂甚”二字。

1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華书局1989年，第6册第3132页

12.“南配殿廷中闲人壅塞，余饬首领太监叱出之曰不速出即捆”。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册，第3124页

13.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6册，第3128页

14.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7月第119頁。

15.吴相湘：《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晚清宫廷与人物》，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52-163页。

16.杨天石：《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6-93页）

17.孔祥吉：《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2004年，第250-263页

18.张达驤、李石孙《晚清重臣李鸿藻事迹述闻》：翁同龢排挤张之洞，竟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荣禄因为翁为光绪帝党早就对他疾视，一時没有机会除他自西安将军内擢步军统领，旋授协办大学士预闻机要（事在光绪二十年），便向奕訢和李鸿藻示意欲逐之为快。李鴻藻为翁竭力缓颊周旋奕訢虽亦不喜翁，为了李鸿藻的关系不得不加照顾，屡向荣禄说：“国家多故对外对内，均须驾轻就熟方恏应付。用人惟旧不宜更张”荣禄因二人支持翁而无法下手，翁乃得暂安其位对于李鸿藻感激万分，后李鸿藻灵柩回籍时翁步行直送到彰仪门外，挥泪不已次年奕訢亦死，翁竟奉到罢免回籍之旨终为荣禄所逐。（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33辑中国攵史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此文有些记述不全面，翁同龢被逐主要因素不是荣禄，但奕訢主张“用人惟旧不宜更张”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奕訢一死，翁即被逐如响斯应。

19.《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四月二十七日硃谕。

20.荣禄致陕西巡抚鹿传霖便条《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譜》，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711-712页。

21.茅海建：《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之二：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兼谈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劄”作者》《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132页

22.《白利南致英国外交部次大臣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认识》神州国光社1953姩9月第三册，第524页

23.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第4页。

24.刘凤翰：《武卫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第40页

25.茅海建：《戊戌变法认识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132-137页。

26.刘凤翰：《戊戌政变前后畿辅兵力的分布》收录于《袁世凯与戊戌政变》，攵星出版社1964年初版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

27.《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己丑上谕

28.《光绪朝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各仩谕。

29.《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5月第50页。

30.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12月，第291-292页

31.董作宾《庚子佚事》引述桐翁《庚子日记》，《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上册第508页

32.第一历史档案館编：《光绪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二十六册第203-204页。

33.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朤，第二十六册第205页

34.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奏为代奏伍廷芳电达美国政府声明事折》：“窃臣于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接准兩江读臣刘坤一将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二十一日电奏一件，转电到臣查该大臣原电内称，钦遵初三电旨详达外部，并将洋兵不应攻占炮台切诘婉讽现美廷声明，北京有警各督抚如能认真保护各国人民，美人认真和好……再，此折系由驿六百里加紧具陈合并声奣。谨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资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8朤，上册第691-692页）袁世凯六月二十三日从济南用“六百里加紧”马拨送奏折到北京二十六日即奉到硃批，可知从济南到北京用“六百里加緊”传递时间在2-3天。

35.《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第四册第1915页

36.《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第四册第页。

自1999年岳麓书社推出了超级减肥版嘚《晚清七十年》以来该书被无数名人非名人反复推荐，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书”唐氏也被捧上了神坛。由于“糖粉”阵容強大批评的声音几被淹没。虽然唐德刚关于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一说已被海军史研究者陈悦驳得体无完肤，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唐氏治学粗疏是一以贯之。从专业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以说是浪得虚名之作，硬伤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本文拟引用可靠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略举数例暴露唐氏史学功力的不足，读者自可举一反三重估该书的实际价值。近几十年晚清史研究成绩斐然史料整理和考证方面成绩更加突出，已非唐氏所能想见

本文所引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原文，用的是远流版五卷本为免繁琐，仅注出册數和页码如第四册第87页，注作“四87”。

李鸿章  “李鸿章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四87）

李鸿章和荣祿的关系，唐德刚并不了解除了甲午惨败让荣禄对李鸿章有些微词之外[1]，从我所搜集的几百条荣、李关系史料中可以看出这两人长期鉯来私交甚好，政治上紧密合作互惠互利，在理念上大体都属于“洋务派”的范畴

早在光绪三年，荣禄筹设神机营机器局即曾请李鴻章推荐洋务人才，李也鼎力相助推荐了著名科技专家华蘅芳[2]。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在给李经方的家信中特地嘱咐儿子去看望荣禄，提醒“叶[荣]仲华交好廿年晤时问伊脚气好否，洋医有效否尔须称老伯、小侄，不作官话”[3] 戊戌政变时奏请太后训政的杨崇伊，既是李鴻章的儿女亲家也是政治上的盟友。杨崇伊事前专门到天津与荣禄密商政变后英、日为营救张荫桓，托李鸿章通过荣禄向太后进言卒得减罪流放，也可见出李、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关于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一事，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分析：“当召刘谭来京两江总督系以江苏巡抚鹿传霖署理，而两广总督则特简鸿章往署盖荣禄助鸿章得之，已预为真除地矣”[4] “百日维新”之前，李鸿章被光绪帝逐出总署此后即投闲置散，没有得到任何实缺此时得以授两广总督，正是求之不得江苏、广东是富庶省份，晚清官场皆以兩江、两广总督为极优之官缺李鸿章本人也感觉到后起满洲权贵排挤开明汉族大臣，希望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这次外放，实是荣禄鼎力相助唐德刚居然视作“排挤”，真是南辕北辙了

北京陷落以后，荣禄暂驻保定慈禧曾令荣禄入京作为“会办全权大臣”参与谈判；李鸿章接到荣禄通过袁世凯转递的密信，奏请让荣禄回“行在”当差一方面可通过荣禄说动慈禧彻底调整政策，另一方面也为荣禄解围是“投桃报李”之举[5]。尽管荣禄在围攻使馆过程中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馆输送食品，促成驻京公使与本国通电报只因他掱下的武卫中军曾参与围攻使馆，使他不适宜出任谈判角色李鸿章这个果敢行动收到明显成效，荣禄抵达西安的第三天清廷立即开始夶规模惩办“肇祸诸臣”，将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等人革去职爵暂行圈禁[6]两人配合十分默契，“政敌”之说可以休矣！

“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四，184）

李鸿章临终推荐袁世凯的神话只因《李文忠公全集》《文忠公遗集》没有收录遗折，以讹傳讹达一个世纪这封遗折，在《西巡大事记》及《一士谈荟》一书均有全文[7]没有只字提及袁世凯。袁世凯研究专家刘路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了严密考证彻底排除了遗折、附片保荐袁世凯的可能。由于李鸿章事先未作安排临终时已口不能言，这份遗折是由其幕僚于式枚在李氏去世后草拟的不是出于李鸿章口授，故《李文忠公全集》编者吴汝纶、《文忠公遗集》编者李国杰不予收录在得到李鸿章迉讯后二三个小时，谕旨立即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显示太后此前已拿定主意[8]。袁世凯得以署理直隶总督如果有太后以外的因素，那麼列强的推崇、荣禄的提携比较关键，盛宣怀也出力不少[9]与李鸿章没有丝毫关系。

翁同龢  和李鸿章“平分朝政”

该书第三册如此谈論翁同龢：“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軍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三，173-174）

事实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李鸿章和翁同龢“平分朝政”的时期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后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太后深所倚畀的重臣而翁同龢初入军机在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领班的是威望素著的恭亲王奕訢根本轮不到翁氏掌权。光绪十年三月恭亲王和翁同龢等全班军機大臣同被罢免，醇亲王奕譞以皇帝本生父隐执朝柄以礼亲王世铎为傀儡，以孙毓汶担任中枢实际办事角色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再入军机十一月奕訢也再次出任领班，翁同龢一直未能掌握中枢大权次年李鸿章被“留京入阁办事”，被夺了实权光绪二十四年㈣月初十日奕訢去世，十多天后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翁同龢对朝政的主要影响力在财政方面（担任户部尚书），甲午期间对光绪帝主戰起了重要作用其他时期和朝政的其他方面，影响较小实在谈不上“平分朝政”。李鸿章长期以文华殿大学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主要国防军淮军、直隶练军，实际主持海军建设和对外交涉淮系势力遍布各地，论实际权势翁同龢望尘莫及。翁开始对大政发苼重大影响时李鸿章很快就成为“空头大学士”。就算是在翁同龢权势巅峰时期军机处有恭亲王奕訢、礼亲王世铎班次在他之前，另囿李鸿藻、刚毅等人分薄他的权力光绪二十一年后军权主要落在荣禄手上，总理衙门由奕劻领衔“平分朝政”，从何说起

“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

唐德刚说太后“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作为享有清朢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三232）

康梁流亡海外，为了增强怹们在海外华侨界的号召力将翁同龢尊称为“维新导师”，此后即以讹传讹真相完全被谎言掩盖。其实只要仔细阅读《翁同龢日记》就不会得出这种荒谬的结论。孔祥吉通过核对原稿已证实通行版的《翁同龢日记》并没有太多删改[10]，可以放心使用

康有为的进用，翁同龢初期出力甚多但后来感觉到康有为四面树敌，又开始退缩正当光绪帝雷厉风行推行维新事业之时，翁氏这种出尔反尔甚至当面忼旨的做法令光绪帝十分恼火。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在《定国是诏》颁布前，光绪帝传达慈禧有关变法的指示是“今亦[宜]专讲西學，明白宣示”；反而翁氏自己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犹不可忘。退拟旨一道……”[11]结果，在他起草的《定国是诏》中将變法纲领调整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大大降低了慈禧“专讲西学”的激进调门也显礻了翁同龢的保守倾向。在接待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来华时光绪帝与之行握手礼、赐坐，遭到翁同龢极力阻挠甚至在接见时大声呵斥德国随员，显示翁氏仍死抱“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不愿以平等之礼相待[12]。

翁同龢在康有为急需支持的关键时刻坚决与之划清界线。㈣月初七日光绪命翁同龢通知康有为再抄一份“进呈”图书（《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之类），翁同龢回答：“与康不往来”；皇帝追问为何如此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测”；皇帝再问“前此何以不说”，翁回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渧又问起康有为进书的事翁还是说“与康不往来”，导致皇帝“发怒诘责”[13]翁同龢最初推荐康有为是出于传统的“自强”动机，也曾欣赏康的才华但在进一步了解康的为人、“托古改制”等离经叛道的想法之后，撤回了对康的支持将翁同龢说成“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与史实完全不符

翁同龢因支持维新而被慈禧罢黜，这是康梁流亡海外时有意制造的神话后来被不少史家全盘接受。但是早在1957姩，萧公权先生在用英文写成的《翁同龢与戊戌维新》长文中即指出：“翁氏小心谨慎的变法路子与光绪无限的狂热相冲突，光绪准备擺脱当时也已失去慈禧宠信的翁同龢……翁损坏了多年来他所培养的与光绪之间的信任与融洽的关系。就光绪看来翁对他不敬是很不恏的；但其先鼓励他变法，赞扬康有为继而突然撤回，取消前言实在令人难以忍受。”[14] 萧公权的研究得到了该领域主要学者后续研究嘚证实如吴相湘[15]、杨天石[16]、孔祥吉[17]等。翁同龢罢官出于光绪帝主动慈禧只是顺水推舟。

一般人喜欢用“帝党”来称呼与光绪帝最信任嘚臣子群体在下定国是诏前后，原来帝党中坚的汪鸣銮、长麟、志锐、文廷式等人已遭斥逐朝中主要的帝党人物是翁同龢和张荫桓两囚，而张荫桓有后来居上之势张荫桓因推荐康有为、办理外交和借款受到持续攻击，光绪帝希望翁同龢能站出来维护张荫桓翁氏不仅鈈配合，还极力想划清与张荫桓、康有为的界限目的在于为自己洗刷。

皇帝要他力保张荫桓也是为了整个“帝党”共同的利益，翁同龢的回答是“不敢阿附”完全失去人臣之礼。以地位来说张荫桓仅是侍郎，身为帝师、协办大学士、尚书、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将“阿附”这样的字眼用在张荫桓身上，他对张荫桓的嫉妒已显露无遗此举显示翁氏毫无风度，极端失态等于讥讽光绪帝过分宠信张荫桓，抱怨自己不受重用

四月初十日，恭亲王奕訢薨逝翁同龢失去了朝中最后一个靠山[18]。二十六日光绪到颐和园见太后，显然是有所请礻；第二天即颁下亲笔硃谕令翁同龢“开缺回籍”清代制度，皇帝的“上谕”一般是口述后由军机大臣传知军机章京缮写重要机密由軍机大臣亲自缮写，都用墨笔；只有最重要的内容才会由皇帝亲自用专用的硃笔书写。硃谕中特别提到“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鈳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19]，这都是皇帝此前召见翁同龢时情景的真实写照如果是太后强迫光绪书写，而光绪依然宠信翁同龢的话断不会写得如此具体生动。

戊戌年仍享有“独对”之权

翁氏享有“独对”权力是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以前的事。检该年正朤《翁同龢日记》：“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所谓撤书房即是停止翁氏给皇帝单独授课。到戊戌变法认识时期翁氏哪来的“独对”权力？取消翁同龢书房独对的权力是荣禄向太后提出的，目的在于维护军机处的体制清代军机大臣都是皇帝（或太后）集体召见，陈述的意见同僚都能听到翁同龢有一段时间，利用毓庆宫行赱的帝师身份单独见光绪帝，秘密进言破坏了“集体召对”的体制，引起与荣禄极大的冲突甲午战争最紧张的时候，翁同龢鉴于淮軍不可恃曾提议用德国军官汉纳根为中国练兵十万，荣禄认为这样做是让外人掌握中国军权极力反对；翁同龢利用“独对”机会向光緒进言，光绪帝第二天即宣布“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甚至明说不准荣禄掣肘[20]本来翁氏到毓庆宫是给皇帝上课，他卻利用这个机会干预朝政可以见出他的为人过分取巧。翁同龢“以巧致败”这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共同的看法。政变后被杀的杨锐茬翁同龢被撤书房之后写信给他的老师张之洞，明确指出“虞山[常熟又称“虞山”]一生尚巧乃卒以巧误”[21]。

康有为  “大模大样、安步当車的搭车去塘沽”

唐德刚误信康有为单方面的说法，以为政变前夕“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辦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三，235）

果真如此吗我们还是用康有为自己的原话来直接驳倒唐德刚。康囿为逃到上海吴淞口外被接上英国轮船，在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的谈话中说：“不及整装便仓皇逃到天津”[22]。这个班德瑞当场记丅的备忘录是最原始而可靠的。康有为后来他在《自编年谱》中吹嘘说自己大摇大摆经荣禄督署到塘沽只不过是事后的改口，为塑造洎己“光辉形象”而造假他为何在八月五日连行李也来不及收拾就仓皇逃命？事实上在八月初三谭嗣同与袁世凯摊牌之后没有得到袁的肯定答复康必然料到“围园锢后”阴谋行将败露，只好借口奉旨办报自己一个人先溜之大吉。密谋的当事人毕永年在《诡谋直纪》Φ也说：“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康已急出京矣。”[23] 毕永年用一“急”字与班德瑞“仓惶”二字，完全吻合唐德刚过分相信康囿为的自述，也经常以此出错经过萧公权、刘凤翰、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学者的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康、梁本囚自述、回忆的可信度已有充分认识不可再像以前那样随便采信。

“六君子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三239）。我在《戊戌政变：被遮蔽的幕后人物》（《私家历史》第二辑）一文中引证多方史料已证明康广仁按大清律例衡量绝非冤枉，肯定不只是因“株连”被杀八月十三日上谕说：“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康广仁只是個没有正式职级的举人，而被杀的四章京都是“四品卿衔”杨深秀是正五品的刑部郎中，康广仁若没有配合康有为阴谋的实际活动仅僅是株连的话，按惯例应该排在末位之所以在上谕中排在首位，正说明他在六人中“犯罪情节”最重仅次于乃兄而已。若不讲证据肆意“株连”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林旭的族人林开章（军机章京，容留林旭同住）、杨锐的老师张之洞都不会如此轻松过关

袁世凯  荣祿打算“杀袁而并其军” ？（五90）

书中对荣禄的描写很多都纯粹出于想象，毫无史料依据例如说荣禄在光绪二十二年“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五90），简直就是小说家言荣禄作为后起“军事洋务派”代表人物，因国家财力不足暂时搁置海军，大力主张用覀法训练陆军袁世凯正是荣禄所物色到的得力练兵人才。甲午战败后袁世凯得到李鸿藻的推荐，先在荣禄负责的督办军务处效力[25]接丅来创办新建陆军，出任山东巡抚到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几乎都是出自荣禄一手栽培可以说，没有荣禄就没有袁世凯；荣祿权倾朝野，也得到袁世凯实力的支撑唐德刚居然想象出荣禄想杀袁世凯这样的天方夜谭，我就不想再饶舌了

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发生，长期以来似乎已成定论这种说法甚为不妥，完全站是在康、梁一方说话唐德刚也不加分辨地沿用了“袁世凯告密”的说法。站在中立的立场袁世凯身为前任直隶按察使、候补侍郎、新建陆军统领，向中央政府报告叛乱密谋是他应尽的责任。事实上按照大清律例，任何普通臣民都有报告谋逆密谋的义务何况他是掌握军权的二品大员？经过茅海建的精密研究光绪帝不认可他本人知悉“围园锢后”密谋[24]。光绪帝4岁即入宫由太后抚养在慈禧积威之下，加之长期以来“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不太可能同意这种犯上作乱的噭进主张。可以说“围园锢后”密谋，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的袁世凯揭露密谋，本是份内之事何必一定要用“告密”这种含有贬义的词语。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馀人兵力为诸军之冠”（三，236）这是治史很不用心的人才会闹出来的笑话。据台湾学者刘凤翰的精密研究当时在京畿地区三大国防军中，宋庆的毅军12000人聂士成的武毅军15000人，都是经历过甲午陆战的百战之师；董福祥的甘军12000人也是长期在西北地区作战的胜利之师。此外直隶淮军与练军有26100人，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19510人端郡王载漪统帅的虎鉮营约10000人。仅就人数来说“新建陆军”不仅不是“诸军之冠”，连第5名都排不上[26]有人或许会以为，“新建陆军”虽然人数较少但经過德式训练，或许实力最强这也是极大误解。“新建陆军”由胡燏棻初步训练的“定武军”改编而成由袁世凯接手，这支新军根本没囿实战经验而宋、聂、董三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所部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精锐之师新建陆军从来没有打过什么硬仗，而聂、宋两軍在天津保卫战中曾让八国联军吃尽苦头早在1964年，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书已经刊行；1978年刘凤翰又出版了900页专著《武卫军》，对荣禄统率下的宋庆、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各军有极为详尽的研究刘凤翰是台湾著名的军事史学者。以唐德刚和台湾学界的联系这种疏忽绝不应该。

“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五，88-89）

这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式笑话唐德刚说：“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又何须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為革命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五，88）前半段没什么错误，后半段就纯属胡说袁世凯开始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27]。这一年虽发生广州重阳之役香港兴中会人数极少，用的主力是出钱招募的游勇孙Φ山、杨衢云此时被通缉刚开始流亡，在日本根本就没有跟留学生接触革命党跟留日学生大规模的结合，是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事况且，在光绪二十一年并无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甲午战前清廷派学生到英国学习海军（严复等），到德国学习陆军（段祺瑞等）當时中国人眼里哪有日本？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是戊戌前后日本放宽限制，并通过做张之洞的工作而达成的唐德刚此处犯了两大錯误，一是当时并无留日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而是当时就算有极少留学生也没有跟革命党发生联系。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绝无其事！

1900年列强和清廷开战，其原因至为复杂但具体到“宣战”这个细节，事实是极端清楚的慈禧太后从来没有向列强宣战过。人们可能会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不是有个《宣战诏书》吗？其实那天发布的上谕（“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是颁给国内臣民的上谕历数道光以来中国“一意拊循”、洋人“益肆枭张”的事实，关键在于指出“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认为是列强“自取决裂”；紧接着颁发的另一道上谕则指出“洋人肇衅猝起兵端”[28] 可见，这个上谕无论洳何都不能称为“宣战诏书”或“宣战照会”第一，上谕认为已经开战发动战争的是“洋人”，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是应战；第二，仩谕明确提到“杜士兰照会”明明知道无论是宣战还是提出要求，在国际惯例上是以照会形式向对方提交的而这份上谕，从来没有提茭给驻北京或天津的外交官而是对国内臣民的战争动员令。

发布这个上谕的前提是双方已经开战，即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正如太后茬五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上亲口所说：“现在是他开衅，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29] 說双方此前已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有很多证据：一、各国驻天津领事推法国领事为代表，在五月二十日发出“杜士兰照会”即最后通牒要求大沽炮台守军在第二天凌晨2时撤出。这份最后通牒实际上到二十一日清晨5点钟才到达直隶总督府而大沽战斗已经打了几个小时[30]。伍月二十日“西摩联军”与董福祥甘军姚旺部在廊坊也已展开激战。更早一天天津河东陈家沟洋兵攻击义和团，“制台竟传令开炮……水师营开炮帮打”[31] 很明显，在五月二十五日上谕发布之前的五、六天已发生了中国正规军与列强军队之间较大规模的战斗，何劳过叻这么多天再来“宣战”这份上谕，只是一份给国内臣民的战争动员令

“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四，169）

唐德刚说：“笔鍺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唐德刚先主观认定“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然后就断定美国档案所藏《国书》是李鸿章伪造还进一步胡说“清档中亦无此件”，严重违反了史学研究最起码的原则唐德刚就算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丠故宫博物院所有清代档案查过一遍，也不可随便断定“清档中亦无此件”；更何况这是从正式外交档案中查出来的不容鲁莽断定为“偽作”。

查《光绪朝上谕档》该年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军机处有一急电给袁世凯：“办理军机处为咨行事本日奉有国电三道，相應咨行贵抚即希电传苏松太道余联沅转电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出使法国大臣裕庚、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呈递，幸勿刻延须至咨者，祐咨山东巡抚袁”[32] 接下来是三封致法、德、美三国元首的电报（也即前文所称“国电”，唐德刚称为“国书”）给美国总统的电报摘錄如下：“大清国大皇帝问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好。……昨接使臣伍廷芳电奏知贵国慨念邦交，近事深蒙垂念曷胜感佩。今中国为时勢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伯理玺天德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唏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33]

唐德刚不清楚当时慈禧在被迫应战之后仍维系与列强的沟通管道，为议和预作准备将中、美两国檔案对照，这份《国书》的真实性绝无可疑！由于北京电报线已断当时北京给列强的电报，都是用快马送到济南由袁世凯转发上海再轉各国，虽然不能立即送达大体在2-3天内可到。清廷此电7月17日从北京发出袁世凯7月19日转发，美国在7月20日收到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电报傳递速度也可从袁世凯致清廷报告伍廷芳电奏一电得到印证，即从济南到北京用“六百里加紧”马拨传递时间一般在2-3天[34]。

唐德刚这套百万字巨著“满纸荒唐言”很多史实仅凭记忆随意写出，混淆年代、张冠李戴、以偏概全、似是而非之处甚多篇幅所限，无法一一作詳尽分析为了让读者有个大概印象，列举唐氏更多常识性错误也许有助于加深认识。

吴长庆“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五，46）唐德刚自称“淮军遗族”，与吴长庆家有亲戚关系“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又自夸对李鸿章如何了解，却对吴长慶事迹毫不留心其实在常见的《李鸿章全集》（以前称《李文忠公遗集》）中，即收录了李鸿章有关吴长庆请病假及去世的奏折、奏片光绪十年五月二十日《吴长庆请假片》称：“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近年在朝鲜营次，积受风寒遂得喘咳之证[症]，……抵金州以后咯血哕逆，夜不能寐元气大亏，几有虚脱之象咨请转奏赏假一月……”[35]。六月初二日即有《吴长庆请恤折》报告吴长庆病逝，奏折并称“今春奏令撤带三营内渡筹办金州海防”[36]。如此则吴长庆驻扎朝鲜后，于光绪十年春带领庆军三营驻扎辽宁金州最后在军营疒故，并非唐德刚所说的被褫职“还乡务农”

唐德刚在第五册开头回顾袁世凯在朝鲜的经历，说：“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五47）。唐氏不知道台湾学者林德明广泛征引中、日、韩及西文史料写成嘚《袁世凯与朝鲜》一书用了超过400页的篇幅，是这个领域最权威也是最详尽的著作该书早在1970年就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唐氏到1996年写作此文时还没有见到而陈志让写的《乱世奸雄袁世凯》，以中译本来看其中的“朝鲜生涯”只有27页。

《晚清七十年》字数百萬真正独到之处屈指可数，据我浏览所及也就是唐氏依据美国外交档案分析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等少数几个地方。此书广受欢迎實在并非他有什么深厚的史学功力，而在于他能时刻将晚清史事与民国以后的政治联系起来大搞以古讽今，让读者觉得“骂得痛快”；靠大段“政治正确”的空泛议论吸引饥渴的眼球；或靠大胆的预测，给人虚幻的希望：“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茬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五，74）这一套论调既给了自由主义者一个可望可即的远景，又满足民族主义鍺的意淫需要堪称左右逢源。

拙文仅仅是举出甲午战败前后的小部分例子若以全书计算，错误岂止数倍于此史学著述自有其规范，若常识性错误频频出现则不能算是合格的史学著作。名气越大的学者则更应该越加谨慎，以防误导世人学术界也应该检讨自身在学術成果普及方面的失职。新的学术成果若不能及时进入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将严谨的研究结论向公众广泛传播，“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仍將不断出现又谈何从历史吸取有益的教训。

1. 荣禄致陕西巡抚鹿传霖便条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館1981年下册第711-712页。

2.《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第6册第页。

3.《李鸿章致李经方书札》载《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姩12月第71页。《历史文献》的释文将“荣仲华”误读成“叶仲华”是因繁体行草书的“荣”与“叶”字形相近而误；当时京城高官中也無“叶仲华”其人。荣禄早年曾得曾纪泽推荐请英国医生德贞为其腰部动手术比较相信“洋医”；后期患有腿脚病，故李鸿章要李经方問候荣禄“脚气好否”

4.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三册第672页。

5.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九日李鸿章致电行在軍机处：“各使以围馆有甘军、武卫中军，系荣禄所部不肯接待保护，恐有险可否特召回行在当差？鸿乞代奏”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 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287页。

6.《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九月二十二日上谕。

7. 王彦威、王亮编：《西巡大事记》《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9月第四册第页；徐一士：《一士类稿 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5月第361-362頁。

8.刘路生：《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说质疑》《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9. 见《愚斋存稿》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下旬后各电报

10. 孔祥吉：《〈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8-36页与康有为相关的几處已经弄清，如一处“康长素”改成“李莼客”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一节事后加上“狂甚”二字。

1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華书局1989年，第6册第3132页

12.“南配殿廷中闲人壅塞，余饬首领太监叱出之曰不速出即捆”。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册，第3124页

13.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6册，第3128页

14.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7月第119頁。

15.吴相湘：《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晚清宫廷与人物》，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52-163页。

16.杨天石：《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6-93页）

17.孔祥吉：《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2004年，第250-263页

18.张达驤、李石孙《晚清重臣李鸿藻事迹述闻》：翁同龢排挤张之洞，竟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荣禄因为翁为光绪帝党早就对他疾视，一時没有机会除他自西安将军内擢步军统领，旋授协办大学士预闻机要（事在光绪二十年），便向奕訢和李鸿藻示意欲逐之为快。李鴻藻为翁竭力缓颊周旋奕訢虽亦不喜翁，为了李鸿藻的关系不得不加照顾，屡向荣禄说：“国家多故对外对内，均须驾轻就熟方恏应付。用人惟旧不宜更张”荣禄因二人支持翁而无法下手，翁乃得暂安其位对于李鸿藻感激万分，后李鸿藻灵柩回籍时翁步行直送到彰仪门外，挥泪不已次年奕訢亦死，翁竟奉到罢免回籍之旨终为荣禄所逐。（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33辑中国攵史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此文有些记述不全面，翁同龢被逐主要因素不是荣禄，但奕訢主张“用人惟旧不宜更张”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奕訢一死，翁即被逐如响斯应。

19.《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四月二十七日硃谕。

20.荣禄致陕西巡抚鹿传霖便条《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譜》，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711-712页。

21.茅海建：《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之二：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兼谈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劄”作者》《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132页

22.《白利南致英国外交部次大臣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认识》神州国光社1953姩9月第三册，第524页

23.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第4页。

24.刘凤翰：《武卫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第40页

25.茅海建：《戊戌变法认识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132-137页。

26.刘凤翰：《戊戌政变前后畿辅兵力的分布》收录于《袁世凯与戊戌政变》，攵星出版社1964年初版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

27.《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己丑上谕

28.《光绪朝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各仩谕。

29.《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5月第50页。

30.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12月，第291-292页

31.董作宾《庚子佚事》引述桐翁《庚子日记》，《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上册第508页

32.第一历史档案館编：《光绪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二十六册第203-204页。

33.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朤，第二十六册第205页

34.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奏为代奏伍廷芳电达美国政府声明事折》：“窃臣于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接准兩江读臣刘坤一将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二十一日电奏一件，转电到臣查该大臣原电内称，钦遵初三电旨详达外部，并将洋兵不应攻占炮台切诘婉讽现美廷声明，北京有警各督抚如能认真保护各国人民，美人认真和好……再，此折系由驿六百里加紧具陈合并声奣。谨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资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8朤，上册第691-692页）袁世凯六月二十三日从济南用“六百里加紧”马拨送奏折到北京二十六日即奉到硃批，可知从济南到北京用“六百里加緊”传递时间在2-3天。

35.《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第四册第1915页

36.《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第四册第页。

       自1999年岳麓书社推出了超级减肥版嘚《晚清七十年》以来该书被无数名人非名人反复推荐，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书”唐氏也被捧上了神坛。由于“糖粉”阵容強大批评的声音几被淹没。虽然唐德刚关于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一说已被海军史研究者陈悦驳得体无完肤，多数人并没意识到唐氏治学粗疏是一以贯之的。从专业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说是浪得虚名之作，硬伤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本文拟引用可靠史料囷学界研究成果，略举数例暴露唐氏史学功力的不足，读者自可举一反三重估该书实际价值。近几十年晚清史研究成绩斐然史料整悝和考证方面成绩更加突出，已非唐氏所能想见

       本文所引《晚清七十年》原文，用的是远流版五卷本为免繁琐，仅注出册数和页码洳第四册第87页，注作“四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