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说，我们这个村子里不少青年人，不甘心在农村当农民，拿锄头，挑猪粪，割稻子，总想离开农村，到很远的地方去另谋生路。走就走呗，只要走正路就好了。

我开始懂得父亲说的话，不论是哪一个人，离开农村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工作都可以，要走正路，不能走邪路。

村子里别人走什么路，我说不清楚，父亲走的路我是最清楚的。父亲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一辈子就是在这个古老的村子里的村路上走，在田野里的田埂上走，在家庭的院子里走，好像土地神把我父亲捆绑在这个村子里。

父亲每天走的路，呆板而简单。春耕时，他跟在牛的后面，扶犁耕田；秧田里秧苗长高了，他把一簇簇秧苗插到水田里，插秧时腰痛得直不起来，还是弯着腰插着秧苗。夏天的水稻长高了，父亲跪在水田里耘田，腿上叮满了蚂蝗，实在痛痒得难受，便走到田埂上，用手把一条条蚂蝗撸下来，腿肚子上是血，手上也是血。秋天稻子成熟了，他弯着腰把一筐筐稻谷挑回家来，颤悠悠的毛竹扁担，把父亲的两个肩膀，压得红一块，紫一块。冬天到了，父亲也不闲着，把牛粪、猪粪、稻草灰等肥料，一担一担的挑到田地里当作底肥，不能让土地板结，这样庄稼才能长得绿油油的。

我父亲走的是当农民的路。这条路大概不是父亲自己选择的，是命里注定的，因为我的祖父是农民，我的父亲也只能当农民。父亲常常在夜间的油灯底下哀声叹气：“当农民的，要使全家人都能吃饱饭，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全家人，靠父亲一个人在几亩田地上收割的稻谷，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常年的劳累使父亲衰老得特别快，他四十来岁的人，头发、胡子都花白了，背也驼了，村里的小孩子都叫他“老大爷”。父亲对我说：“当一个农民，苦是苦的，凭自己的劳动过日子，走的是正路。”

我一天天的长大了，七岁那年在我们村子里的小学读书。父亲摸了摸我的头，说：“你现在是一个读书人了，要好好读书。没有文化的人，就好像是一个亮眼瞎子；有文化的人，眼光看得远。你长大以后，到外面去干工作也好，留在村子里当农民也罢，要走正路，千万不能走邪路。走邪路的人，比臭狗屎还要臭。”

自从我上了小学，父亲看到我开始懂事了，就给我讲述我们村子里四个人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农民是不往外走的，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在农村种田，一直到老了为止。父亲说的这四个人，是地地道道的本村人，他们离开了我们的村子，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命运。父亲给我讲四个人的命运，是启发我，要我好好想一想，比较比较，长大了以后，要选择一条路，要走正路，不要走邪路。

父亲讲的是哪四个人的故事呢？

第一个人，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个青年农民，他姓刘，小名叫阿东。阿东在二十四岁那年结婚，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夜里，阿东 突然不见了，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不知道阿东的去向。阿东离开村子，跑到哪里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十年过去了，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消息，说是阿东上了四明山，参加了新四军。四明山距离我们村子不算远，有二百来里路，可阿东从来没有从四明山上下来过，也没有回到我们村子里与亲人会面。阿东的妻子想念自己的丈夫，不知道阿东是不是还活在人间，假如他还活着的话，他为什么这样狠心，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不要了。后来，阿东的妻子日思夜想自己的丈夫，好像有一个鬼魂跟着她似的，她整天喊着阿东的名字。有一天，阿东的妻子对村里的老人们说，她一定要到四明山去寻找阿东。村里的老人们对她说：“阿东是不是参加了新四军，你可以到四明山去找找看。但你千万不能对别人说，你的丈夫在四明山上当新四军，如果让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员知道，你会被砍头的。”

阿东的妻子带着女儿，到四明山寻找阿东去了。阿东的妻子和孩子，走了几天几夜，来到了四明山的山脚下。四明山那么大，这么高，怎么能找到阿东？她带着幼小的女儿，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到处打听新四军的驻地在什么地方。四明山的村民对她说，四明山上有新四军倒是真的，但新四军的战士们到处走，部队驻扎的地方是保密的，连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新四军驻扎在什么地方。阿东的妻子没有找到新四军，也没有找到阿东。她只好拉着女儿的手，从四明山脚下，一步一步走回到自己的村里。阿东的妻子走的时候，一路上是讨饭过日子才到四明山的。回来的时候，她也是一路上讨饭走回来的。阿东的妻子回到自己的村里，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天几夜。她的眼睛哭的通红通红的，脚上也打起了血泡。村里的妇女们去看望了阿东的妻子，都很同情她，对她说：“你一个人怎么能找到阿东呢，以后不要再去找阿东了，把孩子养大成人，也是你对阿东的一份情义。”

一九四九年的下半年，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的县城解放了。后来，共产党派来干部，到我们村里开展土改运动，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贫下中农，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的队员教农民唱歌。于是村里的青年农民，第一次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曲。

有一天，一辆汽车停靠在我们村子旁边的公路上。从汽车上下来两个穿解放军衣服的人，一个人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的；另一个是年轻的军人，腰上还挂着一支手枪。村子里的人都拥到村口，大家都高兴的呼喊起来：“我们村里的阿东回来了，阿东回来啦！”

那位年轻的解放军同志，搀扶着阿东，在村里乡亲们的陪同下，来到阿东的家里。阿东的妻子早就站在家门口，见到自己的丈夫阿东，她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使她高兴得晕倒在地。村民们含着热泪，把她扶了起来。阿东的女儿站在一边，转动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两位陌生的解放军叔叔。这时候，阿东的妻子对自己的女儿说：“快过来，这是你的爸爸，快叫爸爸！”阿东走过去，紧紧地楼住自己的女儿，呜呜地哭了起来：“爸爸对不起你呀，爸爸对不起你妈妈！……”

当解放军的阿东回到自己的家乡养伤，部队还配了一个勤务兵来护理他。阿东回到村里以后，给村民们讲了很多的战斗故事。阿东离开村子的那一年，他的确是到四明山参加了新四军。他在四明山新四军的根据地，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日本侵略者，打汪精卫的伪兵，参加过很多次战斗，立了好多战功。后来阿东随着新四军的大部队，投入了淮海战役，他亲自听过新四军领导陈毅的作战动员报告。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阿东在一次冲锋时被国民党兵的机枪子弹打断了一条左腿。阿东负伤以后，送进了解放军野战医院治疗，左腿的枪伤基本上治愈了，部队的领导让阿东回家乡养伤。阿东的战斗故事很多，可以写一本书。

阿东回到村子里休假养伤，这是我们村里的老百姓感到最光荣的事情。我的父亲对我说：“你看到了吧，阿东到四明山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今天的解放军，他虽然受了伤，左腿残废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可他走的是一条正路。全国解放了，有他的一分功劳，村子里的土改运动搞的好，贫下中农都分到了田地，这是解放军打下的天下，我们托共产党的福，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这是我的父亲经常给我讲的，第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们村子里走到外地去的第二个人，他姓张，小名叫黑牛。黑牛的父亲是农民，因为家里的田地少，养不活全家四口人。黑牛十七岁那年，经过黑牛父亲的一个亲戚介绍，把黑牛带到了杭州一个火电厂做工人。在旧社会，不满十八岁的人可以出去学徒当工人。黑牛的父亲想得是实际的，黑牛能在杭州找到一个有饭吃的地方就很好了，比在农村里吃不饱饭的日子总好过一些。

黑牛来到杭州火电厂当工人，干的是苦力活，每天卸煤、运煤。火电厂的一个大锅炉，一天要烧掉很多吨煤，全靠这些运煤工人，白天黑夜轮班搬运煤块。黑牛身体强壮，力气也大，三百斤重的一筐煤，两个人可以抬着走。黑牛在干活的时候，总是拿着一把大铁锹，火车拉来一节车厢的煤，他的大铁锹就挥舞起来，很快把一车厢煤卸在地上。他的脸上，除了一对白白的眼球外，全部是黑的，像一个黑脸包公。他的体力消耗大，一顿饭要吃一斤米，假如吃馒头，一顿要吃八个大馒头。同伙的工人们经常和黑牛开玩笑，称呼黑牛是“张大肚子”。黑牛总是笑呵呵地说：“饭总是要吃饱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后来，黑牛在杭州郊区的农村，找了一个农民的女儿做妻子。黑牛非常满意，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是农民，找一个农民的女儿当老婆，是最好的搭配。有钱人娶老婆，要“门当户对”，我找的妻子也是门当户对的。

黑牛成了家，对妻子说，我挣一点工钱，养活你一个人还勉强过得去，以后生一个孩子，用钱的地方就多了。妻子听懂了丈夫的话，她说：“我能干点啥呀？”黑牛说：“这样行不行，我们火电厂，每天要推出很多的炉灰渣，炉灰渣里有不少没有烧尽的煤核儿，不少家庭妇女都在那里捡煤核儿，你是不是也可以去捡些煤核儿回家，这样家里就可以少买一些煤饼和劈柴。”妻子不假思索地对黑牛说：“好的，我去捡煤核儿，反正我在家里没有多少事情，闲得把人都养懒了。”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黑牛每天到火电厂里去卸煤、抬煤；妻子提着竹篮子，到火电厂的炉灰渣堆里去捡煤核儿。黑牛每天下班回到家，妻子给他洗掉脸上的黑煤粉，黑牛也给妻子擦去白天捡煤核儿时粘在脸上的黑炉灰。夫妻俩人之间相互擦洗脸上的黑粉尘，面对面的笑着，相互之间都理解家庭生活的艰辛。

杭州解放了，火电厂里来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这位干部号召电厂的职工，要加快电力建设，扩大装机容量，开展劳动竞赛。火电厂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黑牛被评上了生产能手，又当上了煤炭管理科的副科长。

一九五O年国庆节，黑牛请假回到农村的老家，看望自己的父母亲。黑牛回到农村探亲，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来看黑牛，对黑牛说：“我们村里第一个工人归来了，工人阶级光荣。你当上了科长，是我们村里的新科状元。”大家围着黑牛，把他从头看到脚，搞得黑牛满脸通红，有些不好意思。

黑牛回到农村老家来探亲，我的父亲又对我说：“你看到了吧，黑牛从我们村子里走出去，多有出息，当了科长，还是一个劳动模范，他走的是正路。”我的父亲看人的标准很简单，凡是走正路的人，就是一个好人。

这是我父亲对我讲的第二个真实的故事。

我们村子里走到外地去的第三个人，她姓屠，小名叫桑桑。她的父亲也是村里的农民。母亲生下桑桑的时候，正好是采桑叶养蚕的季节，所以为自己的女儿起名桑桑。桑桑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好，农活和针线活都能做。因为桑桑家里很穷，桑桑16岁那年，她的父亲托人把桑桑送到上海当保姆。桑桑的母亲开始的时候不同意女儿去上海，过去她听别人说过，上海是一个花花世界，担心自己的女儿被坏人欺辱。但家里实在太穷，她只好同意把女儿桑桑送走，母女俩人抱在一起哭得好伤心。

桑桑来到上海，在一家有钱人家当保姆。桑桑当保姆不是看孩子，因为女主人有什么病，不会生孩子。女主人的丈夫在上海一家丝绸厂里工作。桑桑每天扫地、擦地板、洗衣服、倒马桶，每天早晨到菜市场买菜，给主人买来大饼油条当早点。桑桑手脚勤快，干活利索，待人接物有礼貌，相貌长得又漂亮，男主人和女主人都喜欢她。本来，桑桑只能在主人家干活管饭，没有工钱。后来，女主人每个月给桑桑几块零用钱。桑桑把这些零用钱积蓄起来，寄给农村的父母亲，尽点孝心，也让农村的父母亲放心，自己在上海当保姆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有一天，桑桑的女主人接到嘉兴老家的一封信，信中说女主人的母亲生大病，催女主人回嘉兴老家探望母亲。女主人急急忙忙回嘉兴老家看望母亲去了。女主人回娘家，家里只剩下男主人和桑桑两个人。一天晚上，男主人把桑桑叫到他的卧室，摸着桑桑的手，在桑桑的手指头上戴上一个金戒指，并说：“这个金戒指是我送给你的，千万不要让我老婆知道，我老婆回来的时候，你就把金戒指藏在自己的包裹里。”桑桑不敢接受这个金戒指，推来推去，一定要还给男主人。这时候，男主人抱住桑桑，把桑桑按倒在床上，她挣扎不了，也不敢反抗，男主人就把桑桑糟蹋了。从此以后，男主人趁着老婆不在家，每天晚上搂着桑桑睡觉。

桑桑的女主人从嘉兴娘家回到了上海。女主人高兴的对丈夫说：“我妈妈的病治好了，心里想着上海的家，我就回来了。老公，你想我了吧？”男主人频频点头，说：“你回来就好，这些天我想死你啦！”桑桑站在一边，陪着笑脸，恭恭敬敬的给女主人倒茶。

隔了二个来月，有一天桑桑一个人趴在厕所里呕吐，红肿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女主人走过来问桑桑：“你有病啦？你先坐一坐，等身体舒服一些再擦地板。”桑桑说，我没有病，好像是胃里不舒服，总想呕吐。奇怪的是，这些天来桑桑每天呕吐，脸色蜡黄蜡黄的，女主人心里有些纳闷。男主人下班回家，女主人悄悄地问老公：“我回嘉兴老家的日子里，邻居的男人有没有到我们家里来过，桑桑好像是怀孕了？”男主人回答说：“不会吧，隔壁邻居是有一个男人，他白天都在上班，中午饭也在工厂里吃。晚上我在家里，哪里都不去的，好像没有男人到我们家里来过……。”女主人看到自己的丈夫说话吞吞吐吐，语无伦次，颠三倒四，预感到自己的丈夫有不轨之举。女主人追问自己的老公：“你说清楚，你是不是和桑桑睡觉了？半个月的时间我不在家，你还想找一个黄花姑娘玩一玩，是不是这样，今天你一定要把真话说出来，不然，我饶不了你！”女主人的丈夫只好承认自己的过错，央求妻子不要张扬出去，给他留一个面子。

女主人领着桑桑到医院检查身体。一个女护士拿着一张化验单递给桑桑的女主人。女主人一看化验单，轻轻地说了一声：“哎呀，桑桑真的怀孕了！”女主人把桑桑领回家来，气愤地坐在椅子上，对着桑桑破口大骂：“你这个小妖精，真不要脸，我们家给你白吃白喝的，还给你零用钱，你还勾引我的丈夫，你这个乡下佬，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女主人边哭边喊地冲上去，打了桑桑几个耳光。桑桑跪在地上抽泣着。男主人把妻子拉到桑桑听不到的声音的角落里，对妻子说：“老婆呀，这事情，我做得不对，不能埋怨桑桑，她是没有责任的，你不要打桑桑，要打你就打我吧！”

这些天来，桑桑虽然怀孕了，还是要擦地板、洗衣服、买菜，身体疲惫不堪，眼睛直冒金星，每天坚持着把家务工作干完。

桑桑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女主人坚持要桑桑离开上海，回到农村自己的老家。男主人对妻子说，桑桑怀孕了，没有脸回农村老家，村里的人会看不起她的，弄不好，桑桑会跳到黄浦江里自杀的。男主人的意见是把桑桑送到医院，把肚子里孩子拿掉以后再让桑桑回农村老家。男主人和女主人说的话，被偷偷躲在一边的桑桑全部听清楚了。

每天晚上，桑桑一个人在床上静静地躺着，苦苦地想着。她白天看到国民党士兵在上海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她想，如果上海有新四军就好了，自己一定要参加新四军，给新四军烧饭炒菜。她在想，我不能挺着怀孕的肚子回老家，村里人会嘲笑我的。她在想，在上海另找一个有钱的人家当保姆也行，但我现在怀孕了，哪会有人家要我呀。她在想，在上海也没有亲戚，去投靠谁呢？她想来想去，没有一条路可走。

桑桑打开自己的包裹，拿出男主人送给她的一枚金戒指。她摸着这枚金戒指，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自言自语地说着：“就是这枚金戒指害了我”。她想起在农村小的时候，妈妈说过，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地主，讨了两个老婆，大老婆和小老婆经常吵架，大老婆失宠，斗不过小老婆。大老婆受不了丈夫和小老婆的压迫，决定自杀，便把一枚金戒指吞到肚子里，金戒指重量大，把肠子压断，肠子断了，胃里肠里的东西流在肚子里，地主的大老婆就死了。桑桑摸着金戒指又想起妈妈说过的，地主大老婆吞金而亡的故事。

桑桑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夜间上海的街道上，霓虹灯一闪一闪的亮着，像一双双魔鬼的眼睛一样可怕。桑桑用右手端起一杯凉水，左手拿着金戒指往自己的嘴里一塞，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凉水，金戒指便吞进肚子里去了。桑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她感到自己的肚子痛得厉害，咬紧牙关，又张开嘴巴，再咬紧牙关，再张开嘴巴，嘴唇咬破了，鲜血流进嘴里，是苦苦的、咸咸的味道。她慢慢地睡着了，永远不会再醒过来，她就这样的死去了。

第二天清晨，桑桑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起了床，没有听到桑桑的声音，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女主人便大声地喊：“桑桑！桑桑，你还没有起床？”屋子里没有听到桑桑的回应。女主人走进桑桑住的房间，只见桑桑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女主人一推桑桑，身体硬梆梆的，凉冰冰的，已经断气了。男主人和女主人惊慌万分，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知所措。这时候男主人走到桑桑的床边，打开桑桑的布包裹，翻动着桑桑的几件旧衣裳，就是找不到他送给桑桑的那枚金戒指，男主人心里明白，桑桑吞金戒指自杀了。

桑桑的男主人和女主人，为了掩人耳目，发了一个电报给桑桑农村家的父母亲。电文上写的是桑桑暴病而死。桑桑的父亲，向村里几家邻居借了一些路费，赶到了上海。桑桑的父亲，来到桑桑当保姆的那户人家。男主人和女主人对桑桑的父亲说，因为天气热，尸体不好保存，医院里也没有冷冻设备，已经把桑桑火化了，骨灰放在火葬场里，你就把桑桑的骨灰带回农村老家去。桑桑爸爸，我们对不起桑桑，十分抱歉。

桑桑的父亲捧着桑桑的骨灰盒，离开上海时，男主人给他买了火车票，还给了他一些钱。

桑桑的父亲捧着女儿的骨灰盒，回到了自己的村子里。第二天，桑桑的父母亲，把桑桑的骨灰盒，埋在村子旁边的一座山上，为女儿垒起一座土坟。桑桑的母亲哭着说：“女儿呀，你的命真苦，你为什么走得那么早！老天呀，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哪有老父老母给自己的女儿上坟的？”桑桑的父亲站在女儿的坟前，用两只拳头狠狠地敲击着自己的胸脯，哭喊着：“女儿呀，我不该让你去上海……。”

桑桑的骨灰下葬以后，村里的村民们心情都十分沉重，大家说，这么好的姑娘，年轻轻的就离开了人间。

我的父亲又对我说：“女人的命比男人的命更苦，桑桑走出村子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到村子里却变成了一个骨灰盒。桑桑的祖先都埋葬在村子旁边的一座山上，假如真的有阴间，阴间的老人们会照顾好桑桑的。”这一次父亲没有在我面前评论桑桑走的路是正路还是邪路，但我从父亲的话音中听得出来，父亲心目中的桑桑是一个正派的人，走的是正路，她就是走路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泥坑里。

这就是我的父亲，给我讲的第三个真实的故事。

我们村子里走到外地去的第四个人，他姓史，小名叫小虎。小虎的父亲是个农民，后来得痨病死了，留下妻子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小虎。小虎家的田地少，家境清贫，全靠他当短工、做长工养活母亲。小虎的母亲是一个小脚老太婆，她经常到山上去扒松树叶子当柴火。因为家里穷，小虎讨不起老婆，二十八岁没有结婚，还是一个光棍。村里的寡妇都怕小虎，小虎总要去调戏寡妇，假如那一个寡妇不满足小虎的要求，这个寡妇就要倒霉，被小虎打得鼻青脸肿。如果村子里请来戏班子演戏，小虎在戏场里东窜西窜，见到外村来看戏的女人，就去捏她们的乳房，去抓女人的下身。外村的男人站出来打抱不平，小虎就挥动拳头，把这些男人打得头破血流。

小虎除了给人家做短工、当长工以外，还经常去偷别人家的白菜、春笋、番薯、玉米棒、西瓜等东西。他把偷来的东西，有的拿回家，有的偷偷地挑到市场去卖，把赚来的钱用来打酒喝。小虎的嘴馋，有的时候到小镇的肉包子店里去吃包子，他吃了包子不付钱，并对店老板说：“我明年来付钱。”店老板不认识小虎，逼着他付钱，小虎几脚把店老板踢倒在地，自己就逃掉了。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小虎的为人，但谁都不敢说，知道他不讲理，野性发作起来，村子里的人就不得安宁。小虎的母亲也劝过自己的儿子：“儿子呀，本地本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不要去打架，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小虎不但不听母亲的劝告，还顶撞母亲：“你不要管我，有你一口饭吃就行了，别的事情你不要来阻拦我。”

小虎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当时的土匪强盗多，太阳一下山，天还没有黑，村子里的人就关门关窗，怕土匪进村来抢东西。有一年的一个黑夜里，一群土匪进了我们的村子，抢了有钱人家的金银首饰和值钱的东西，打伤了几个老农民，强奸了几个年轻的妇女。土匪撤退时，像一阵风似的飞跑，不知跑到哪座山上去了。

土匪出村以后，小虎不见了。村子里的人到处寻找小虎，人们担心小虎脾气不好，会不会与土匪争吵起来，被土匪杀掉了，把尸体抛进哪口井里？村里的人去问小虎的母亲，小虎的母亲说：“这个小畜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没有告诉老娘。”

村子里的老人们背后在议论，小虎会不会跟着那群土匪上山当土匪去了。自从那次土匪进村抢东西走了以后，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夜里，一个陌生人鬼鬼祟祟的来到小虎的母亲家里，秘密的告诉小虎的母亲，小虎已经跟着土匪上山去了，不会再回到村里来了。那个陌生人是土匪头子派来的，临走的时候还留给小虎的母亲几块银元。

后来，我们村里的人还听到不少有关小虎的传闻。小虎上山当土匪以后，成了土匪头子的得力助手。有一次，小虎拿着一把匕首潜入县城，捅死了两个国民党警察，夺走了两支手枪。小虎一个人挂两支手枪很神气，在土匪的“弟兄们”中，除了土匪头子以外，他最凶大家都怕他。小虎还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抢走了一个姑娘，当了小虎的老婆

几年过去了，小虎上山当土匪的事情，已经被村里的人淡忘了。最可怜的还是小虎的母亲，她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还要自己种菜、提水，捡柴火，生活过得越来越困难。自从小虎上山当土匪以后，很多年他没有与村里的母亲联系。小虎的母亲时常在想，儿子是活着，还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来看看我这个老娘呢。

有一天晚上，天上下着大雨，雷电响得特别吓人，村子里的狗叫得很凶，这时候来了一个打雨伞的陌生人，走进了小虎母亲的家。这个陌生人对小虎的母亲说，小虎已经被人打死了，尸体放在一座叫猪头山的路口上，是不是把小虎的尸体抬回来，埋葬在村子后面的山上。那个陌生人通知了小虎的母亲，趁着夜色匆匆忙忙地走了。

小虎的母亲一个人坐在家里哭嚎着。村里的人都赶到小虎母亲的家里，问小虎的母亲发上了什么事情？小虎的母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恳求村里的人把小虎的尸体抬回来。村子里的人，谁都没有答应小虎母亲苦苦的哀求。村里的人说，小虎虽然是本村人，他上山当了土匪，成为强盗，谁敢到猪头山抬他的尸体，搞不好村里会招来灾难的。

后来，从猪头山那里传来消息，小虎的确被人打死了，因为没有人去认尸，尸体是被野狗吃掉的。小虎是怎么死的？小虎在猪头山上当土匪，与土匪头子分赃不均打起来，小虎把土匪头子杀了，自己当上了土匪头子。

小虎当了土匪头子以后，他在猪头山上盖了一间临时住的茅草屋，养了两个老婆。夜里，小虎带着土匪下山抢老百姓的财物；白天，小虎躲在茅草屋里吃酒作乐。猪头山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每天要杀牛、杀猪、杀鸡，供给小虎等土匪们吃。这些土匪们吃了不付钱，还要“抓壮丁”，逼着村民们跟着土匪下山，土匪抢来的大米等重量较大的物品，要村民们帮助土匪把这些物品挑回山来。村民们对小虎的强盗行为忍无可忍，村民们秘密地组织起来，准备与土匪决一死战，把土匪杀掉或者赶跑。有一天夜里，小虎带着土匪下山抢财物，村民们拿着鸟枪、锄头、铁耙、菜刀、扁担，埋伏在山路两边。当小虎带领土匪们回猪头山时，村民们拿起鸟枪、锄头等作战工具，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了小虎等几个土匪，其余的几个土匪逃跑了。小虎就是被气愤的村民们活活打死的。

小虎死了，他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的村子里，成了一个异乡的野鬼。小虎母亲无依无靠，她提着一个竹篮，竹篮里放着一个碗，拄着一根竹竿，到别的村子讨饭去了。

我的父亲又对我说，小虎好吃懒做，为人不正派，吃不了当农民的苦，走上了当土匪的路。不走正路，偏要走邪路，恶有恶报，最后成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野鬼。

这就是我的父亲，给我讲的第四个真实的故事。

我的父亲，给我讲了村子走出去四个人的故事，四个人各自走各自的路，四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命运。父亲对我千嘱咐，万叮咛，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话：做人要走正路，不要走邪路。

我是我们村子里走到外地去工作的第五个人。我离开农村，在大城市里读了很多年的书，大概是我们村子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在我参加工作的前夕，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向父母告别，向亲属辞行。我临走时，妈妈看着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说：“海阔洋洋，忘记爹娘！你何时才能回来看看你的老爹老娘？”父亲对我说：“走吧，路途上要多加小心，到了工作单位，要给家里多来信。”父亲久久地，目不转睛的望着我，我从父亲含泪的眼神中看得出来，父亲对我寄予多大的希望！

我走上了工作岗位，来到一个大城市工作。开始时，我对城市生活不太习惯。城市里听不到此起彼伏的雄鸡喔喔的啼叫声；城市里看不到农村那种袅袅的炊烟；城市里见不到村前池塘里那一群群游弋的鹅鸭。还有，我的乡音在城市里消失了，这里没有人和我讲家乡话，可我在梦境里，还经常与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讲着家乡话。

我学的专业是治理江河、改造江河，让千百条江河之水，去灌溉良田，发展航运，修筑水电站，发出水电之光。这就是我的理想，这就是我选择的人生之路。童年时代，父亲给我讲的我们村子里四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萦绕在我的心里，耳畔经常回荡着父亲的声音：做人要走正路，不要走邪路。

我走的路，是治水之路。为了治理祖国的江河，江河之水流到哪里，我就和同事们走到哪里。背着行装，跋山涉水，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小川。中国的千百条江河，在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者们的开发、改造之下，已经描绘出一幅为民造福的宏图。

人生之路是很长很远的，人生之路是曲折、坎坷的。我看到过的江河，没有一条是笔直的，总是弯弯曲曲的；也没有一条江河之水是平平静静的，总是波涛拍天，水急似箭，冲出群山峡谷，闯过急流险滩，奔向遥远的大海。人生之路也不就是这样吗！

“要走正路，不要走邪路”。这是我父亲经常在我面前说的一句话。父亲一辈子是在一个小村庄里度过的，他只看到村庄上空的一片蓝天，其实头顶上的一片蓝天是很小的，他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大世界是一个什么模样。

每个人的理想，就是每个人自己要走的路。但每个人的理想，会随着当时的历史、文化、信仰等诸类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有的人，在选定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的人是有的；有的人，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走，走着走着，方向就偏了，就歪了，就邪了；有的人，在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邪路上走，走着走着，走进了黑暗的深渊；有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走不出自己设置的怪圈，于是，哀声叹气，停滞不前，没有一个前进的目标。是的，不同的人就是这样在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坚定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容易的，但也是很难的。在我们水利电力战线上，在我的同事中间，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大禹的子孙，应该为人类造福。因此他们在开发江河、改造江河的事业中，埋头苦干，钻研业务，不计名利，自我牺牲，谦虚谨慎，一生中干出了一番有益于人民的事业，成为劳动模范、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但也有少数人，工作不负责任，出了工程事故；有的人，贪污腐化；有的人，把保密科技资料卖给敌对国家，成为投敌叛国的败类。这些走邪路的人，最后戴上了手铐，走进了牢笼，或者在一声枪响中结束了生命，成为千古罪人。

心里的路，对每个人来说，是有好多条路。这就是“纷纭的理想，繁多的路”。我农村的父亲来信对我说：你在工作岗位上干得还不错，拿了不少工资，住进了大房子，出去开会坐小汽车，到外地出差可以坐飞机，还当上了先进工作者，但你的路还没有走完，还没有走到“船到码头，车到站”的终点，你选定的路，是一条正路，一定要一步一步走下去，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走回头路，千万别拐到邪路上去……。

父亲总是在我的人生路上，为我敲响警钟。警钟长鸣，使我清醒。我的父亲终究是一个农民，他对人生的理想、人生道路的知识懂得是不多的，可我爱听父亲的话，他的话里散发着泥土的清香。我在想，民以食为天，在泥土里能够长出金色的庄稼，泥土是最纯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