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 从改革开放的激情燃烧岁月里走来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图①为2017年3月9日，迟福林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

　　图②为2003年7月，迟福林带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在海南儋州市调研。均为资料图片

　　□　法制网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迟福林疾步走进房间，笑容可掬地招呼记者：“大家快坐、快坐。”他瞟了一眼茶几，对工作人员说：“快给大家拿水来……”

　　8月23日上午，《法制日报》记者与迟福林在海南省海口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会议室里见面。

　　窗外，初秋的椰城风景妖娆，一缕阳光穿透玻璃窗，停留在迟福林的脸颊上。

　　这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掌门人，先是快速翻看工作人员为他准备的材料，随后轻掷一旁，面带和蔼笑容，娓娓道出他所亲历的改革开放，他把这段经历称之为“改革开放激情燃烧的岁月”。

　　“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盛，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的。通过建言献策，助力改革发展，已成为我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在全国省份中，哪个最年轻？海南省。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海南建省、办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由此，海南实现了历史大跨越：从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省份，从封闭落后的国防前哨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在海南正式建省前的1987年10月，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的许士杰来到北京，他要网罗一批具有改革头脑的青年才俊，第一个便找到迟福林。

　　许士杰进京为什么首先找到迟福林？

　　事情还要从1968年说起。

　　1968年，迟福林16岁。他离开黑龙江省肇东市家乡，成为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一名学员，从此开始长达20年军旅生涯。

　　迟福林在沈阳当兵那些年，中国正在经历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许多积蓄已久的社会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喜欢思考的迟福林朦胧觉得，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需要一种变革。

　　带着这种朦胧的认识，1977年，迟福林进了北京，在国防大学先后任政治部宣传干事、马列基础教研室教员。1979年，迟福林又获北京大学进修的机会。

　　迟福林对记者说：“我真正研究改革开放的理论是从1984年开始的。”

　　那年9月，迟福林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开始专注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些重大理论研究，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深入研读西方经济学著作，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84年10月，在中央党校一次关于改革的理论研讨会上，迟福林做了一个发言，大胆地谈了一些改革开放方面的观点。不久，中央党校理论部成立改革理论学术小组，他被推举为组长。

　　迟福林关于改革开放方面的观点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1986年10月，他调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开始国家层面上的体制改革研究。“这个时候，我的研究视野全面打开。”迟福林说。

　　迟福林为何如此专注改革开放理论研究？

　　“小的时候，家里生活很困难，总想着有所改变。”迟福林说，“来到部队、进了北京才发现，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而是国家大事。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盛，是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的。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助力改革发展，已成为我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改革需要智库，出出主意，讲讲真话。如果我是个官员，就很难全身心投入改革理论研究”

　　迟福林至今还清晰记得许士杰邀请他来海南参与筹备建省时的情景。

　　“这是我人生一个重要拐点。虽然对那套穿了20年的军装依依不舍，还是痛快地接受许士杰的邀请。”他说。

　　有趣的是，1987年12月，迟福林带着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的调函来到海南，当时许士杰等人都出差在外，建省筹备组的一位领导及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接待了他，对他说，主要领导都不在，也没有人和我打过招呼，不知道你是干嘛来的。

　　无奈之下，迟福林只好先回北京。

　　虽然遇到这样的尴尬事，但他第一次踏上海南岛，就爱上这片土地，他说：“海南就像一张白纸，是中国改革最好的试验田，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出一些好文章。”

　　1988年年初，迟福林主持筹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36岁的他，成为第一个到海南报到的中央下派干部。

　　建省之初，迟福林便向省委书记许士杰提出：创办一个改革发展研究所，许士杰非常支持。后来，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来到海南，提出来在这个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正式建院，由国家体改委和海南省政府联合创办，是一个正厅级事业机构。

　　“咱们是搞改革的，能不能用改革办法来办院？”陈锦华提出，这正和迟福林的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建院半年后，中改院实行企业化管理，不要财政拨款，扔掉“铁饭碗”。迟福林本人也放弃“铁饭碗”，把自己的工资、社保等关系也放到了中改院，与大家一起创业，这也成为迟福林人生的第二个拐点。

　　从全省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变成一名学者，迟福林的选择引起了不小关注。

　　“什么都不要了？舍得吗？”有人这样问。

　　“改革需要智库，客观研究，多出主意。如果我是个党政官员，就很难全身心投入改革理论研究。”迟福林说。

　　迟福林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需要一批改革学者客观地从事改革研究，服务改革、奉献改革。如今，在他带领下，中改院虽偏于一隅，却放眼八方，建言改革，以“学术重镇”能量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研究重要基地。

　　“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践行者，亦是改革成本付出者。虽然受苦受委屈，虽然压力大如山，我从没想过撂挑子不干……”

　　记者的提问进入重要环节：在海南推行改革之初，阻力大不大？有没有人找麻烦？

　　“改革就是打破各种利益束缚，冲破既有阻力。”迟福林语调铿锵，神情严肃。

　　停顿片刻，迟福林说：“我来海南后，陪着省委书记许士杰进行调研，我发现海南的基础特别薄弱，发展程度严重落后，连国有企业都是小作坊式，主要是些橡胶加工厂、椰子水加工厂、火柴加工厂。海南要发展，出路在何方？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1988年，我们提出了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结构。”

　　在海南，股份制改革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当时的分歧很大，股份制改革究竟是私有化还是社会化？是化公为私还是聚集社会资本搞建设？

　　在省政府会上，一位领导站起来质问迟福林：“你这样拿社会的钱来搞股份制，不是化公为私吗？”

　　迟福林闻听拍案而起，大声说：“用社会集资的钱来推动海南建设，海南严重缺钱的情况下只能这么办，这不叫化公为私，应该叫化私为公！”

　　迟福林向省主要领导汇报，职工自己拿钱买企业的股票、支持企业建设，怎么是私有化？与其说是“化公为私”，不如用“化私为公”概括可能还更为客观。这是因为，设立内部职工股能够提高职工对企业的信心，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搞活企业。

　　迟福林还记得，当他开始在海南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之时，不少人认为他要踢翻别人饭碗，声称要“赶走迟福林”。

　　“我时常也会有一些顾虑和担忧。”迟福林坦言，一则，改革意味着要突破既有体制机制，可能会受到指责；二则，心中没底，一旦改错不好收场；三则，没有给自己留后路，恐怕无路可退。

　　担忧归担忧，但研究改革、投身改革，是迟福林从北京到海南所选择的事业，为了这个选择，他几次拒绝重回北京工作的机会。

　　“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践行者，亦是改革成本付出者。虽然受苦受委屈，虽然压力大如山，我从没想过撂挑子不干……”

　　说者动情，闻者动容。

　　“作为学者，直谏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始终以‘直谏中国改革’为使命”

　　作为一家民间智库负责人和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为改革开放频频建言之事众所熟知。

　　“把自身价值与谏言改革的时代责任结合起来，服务改革，奉献改革。”这是迟福林的口头禅。

　　时间久了，朋友送他绰号――“迟改革”。

　　从最初“特别关税区”到后来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海南自贸港”，迟福林参与了几乎所有海南区域发展规划的制订。他始终以“直谏中国改革”为使命，紧扣改革主题，坚持问题导向进行改革理论研究，不断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建言献策，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等建议。

　　“你也不当官，还经常奏折子。”有人调侃迟福林。

　　“作为学者，直谏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迟福林说。

　　为改革开放建言，不是坐在书斋里拍拍脑袋，而是需要扎实的实地调查。

　　刚到海南第一年，迟福林就走遍全省各个角落。现在，带队赴基层调研成为他的必修课。

　　从2004年开始，迟福林提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观点，并建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这项建议便源于大量的实地调研。

　　2003年7月，迟福林到儋州做土地调研时见到这样一户人家：一家三口人，妻子生病，儿子痴呆，残疾丈夫靠一条腿赶牛犁地，生活十分困苦。无奈之下，这家人向当地政府申请救济补助，但是，3个月只拿到5元钱。

　　这对迟福林触动很大。他逐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改革发展，在总体上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后，我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短缺时代。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是不是应该尽快建立起来？”在中央召集专家学者讨论“十一五”规划时，迟福林建议。

　　这一建议引起中央领导重视。

　　3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当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

　　30年前，迟福林来到海南，就是为了实现“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

　　30年后，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在当天走出会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亲历了海南30年发展的学者难掩激动之情，一度哽咽。

　　为落实党中央部署，海南省政府批复中改院牵头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迟福林再次踏上为新时代海南乃至中国改革发展建言献策之路。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提及此事，迟福林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采访结束，记者请迟福林为《法制日报》写几句寄语，他爽快地答应了。他拒绝使用记者准备好的A4白纸，选择了印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字样的信纸。

　　寄语不长，31个字，他却三易其稿，原因：自认为表述不准。一丝不苟，是迟福林投身改革、研究改革数十年间形成的习惯，也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行为准则。

　　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鲜花与荆棘并生。一个改革者和改革谏言者，决不能计较自身得失，要大胆试、勇敢闯。迟福林就是这样一个人。

　　海南30年发展是我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性缩影。实践证明，海南省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昔日贫瘠落后的海角天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了完成这一跨越而付出智慧、汗水的，是一批共同怀着改革理想和情怀，而大胆试、勇敢闯的改革者。迟福林，就是这批改革者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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