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瞎子去沈阳哪家医院治眼睛好 之后治好了 第一次坐火车回家 过半路跳火车死了 为什么

一个盲人被医生治好了眼睛,却在回家的火车上,在火车经过隧道的时候,跳车自杀了???为什么?_百度知道
一个盲人被医生治好了眼睛,却在回家的火车上,在火车经过隧道的时候,跳车自杀了???为什么?
我有更好的答案
对。他经过隧道时,以为自己又瞎了。不过奇怪的是,不是车厢里过隧道都开灯的吗?
有一些我不是满意,简直就是信口雌黄,乱篇乱造,不过我喜欢楼主那个问题.
这个问题跟答案看了好多次,我也想来回答的,想不到三楼的把原问题和答案都说清楚了。
呵呵~~~~~~~~~~~~~因为盲人过隧道时,见到车外是黑的,以为自己的眼睛又瞎了,绝望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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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共勉】给美国户口还送一个亿,这位中国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去? &&
ygd0327 发表在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342-1.html
  周兴和如同断然拒绝“老汪”们一样,也断然拒绝了美国七星集团公司副总裁戴尔先生一亿元人民币请他全家定居美国的诚恳邀请。“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陪同戴尔先生的金牛区黄忠街道办事处书记钟培松为此紧紧抓住周兴和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老周,好样的!”当然,也有朋友为他不值:“你傻到家了,别人是自己花钱买美国国籍还不容易,而美国佬出大钱买你到美国,你还冒啥子。国内发展如此艰难,你恋国,国恋不恋你呢?”可周兴和坚信国家会恋上他!其后,他也同样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加拿大政府谈判代表同样的友情邀请。
  周兴和的断然拒绝,让我不得不联想到电影《建党大业》强大的明星演员阵容中几乎一半的外国国籍的“中国影星”,出演的竟是中国最具政治意义的建党大业――我一直很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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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传奇人物的秘密档案。
  他,降生在川北农村一个风雨飘摇的地窖里,在苦难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他14岁结婚,15岁就为人父,稚弱的肩膀过早地挑起全家人生存的重担;他命运多舛起落沉浮,曾坐过牢,3次死里逃生,4次婚变,打过上百场维权官司,饱尝了人间冷暖和炎凉世态。
  他,只是一个具有小学文化、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青年农民,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以超常的胆识和毅力,历时数年历尽艰辛,攻克了国家耗时30年、耗资25个亿未能研制成功的科技难题,其成果被誉为“21世纪重大科技成果”,获得国家34项发明等专利,在国内外获得30多项个人荣誉。
  他,发明的新型绿色环保建材,与延续几千年的秦砖汉瓦、几百年的钢筋水泥建材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之被媒体称为“中国绿色建材之父”;他立志要在有生之年,致力于天下穷人住房问题。他发明的专利技术已在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用他发明的秸秆建材技术,完全不用钢筋水泥和传统砖瓦来修建房屋。从2001年至2003年,在北川、汶川、青川、彭州等地建设的1000余处房屋,在8级大地震中无一倒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他,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却走访过世界几十个国家,成为总统或首相官邸的座上宾,曾得到过两个国家总统、三个国家总理接见,埃塞俄比亚总统亲自为他建成的项目剪彩,并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奖”;2010年3月和2012年2月,他受邀随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分别出访北欧和美国;2008年,他的项目列入联合国 “千年阳光计划”向世界推行;2009年9月,联合国鉴于他发明技术转移对人类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授予他“杰出创新奖”。
  当今这个奇人,他的名字叫――周兴和。
----------------------------------------------战士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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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难 岁 月
  人,离开母体一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或许由于胆怯,或许由于惶恐,或许由于焦虑,面对即将走过的人生,无一例外地都是嗷嗷大哭。人生美好,但人生无常。无论帝王或是庶民,在每一个人生命的进程中,都必须面对死亡、疾病、贫穷、饥饿、苦痛、烦恼等问题的侵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地窖出生的孩子
  “这些年,不少来采访的记者都曾问过我,你童年时期记忆最深刻的事是什么?”汽车在公路上疾驰,周兴和说话间停住话头,陷入久久的沉思。良久,他抬起头来缓缓说道:“要说记忆最深刻的,或许,就是我出生时那个阴暗潮湿的地窖,就是我开始记事时那个挡不住风雨的草棚吧……”
  周兴和所言不谬。
  时值深秋,我来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三台县。
  三台,位于川北丘陵地区,原本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之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V王国都城就建置于此,此后历为州、郡、府之治所,唐宋时与成都齐名。这里既是交通“襟喉之地”,又是商品集散地和经济文化中心,素有“川北重镇、剑南名都”之称――然而,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自明末清初之后,这里却是极其贫穷和落寞了。
  周兴和的老家,坐落在三台和盐亭分界的一个山坳里,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连着山那边盐亭县的毛公乡,下山来就是三台县的三元乡。山下有条小河,叫魏河。千百年来,魏河两岸的人们,都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繁衍生息。
   1953年农历八月初八,周兴和就出生在这贫瘠的山窝里。他出生那年,天干地旱,过了处暑,炙热的阳光依然烘烤着这块龟裂的土地。他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个午夜,虽说已至仲秋,但家里依然又闷又热。
  他降生的地方,的确是山坡上一个装红苕的地窖。
  他家栖息的这个地窖,和北方人居住的那种冬暖夏凉的窑洞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四川农村,农民常在坡壁上挖出土洞,用来储存红苕洋芋之类的东西。由于南方多雨,植被繁茂,这种地窖夏天潮湿,冬天阴冷。遇到雷雨天,雨水就哗哗冲刷着洞口,像要把地窖冲塌;到了冬天,呜呜的寒风吹进洞里来,像要把人冻僵。
  在乡村,只有那种穷得不能再穷的人家才会在这种地方栖身。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家里真是一贫如洗。潮湿闷热的地窖里,只有一张用竹木搭起的床铺,床上铺的是干草,干草上只有一张破烂的草席,草席上只有一床破烂的棉絮。”时间过了几十年,周兴和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破烂的窖洞外,是用茅草搭的一个草棚,用以挡风避雨。茅草棚里,一眼泥灶,一口破锅,锅里煮的东西,大概和大户人家的猪食相差无几,更不要说和如今城里人养的猫狗食物相比了。”
  不过,日子尽管过得艰难,降生到这个破窖里孩子嗷嗷的哭声,还是给这个贫苦的家庭添了一丝生气,带来一丝喜悦,特别是老来得子的父亲,更是喜不自禁。
  周兴和的父亲叫周显文,是一个乡邻皆知的苦命人。
  循例,写人传记,至少要刨根问底上溯到主人公的八代祖宗,如若此人祖上曾在朝廷为官,或是社会名流,声名显赫,便可以此来证明主人公是出自名门望族。但,周兴和祖上是官宦人家还是贫家小户,是大富大贵还是穷愁潦倒,由于他父亲幼年失亲,他的家史已无从稽考――只是,他父亲对祖父的情形还是知道一些的。
  兴和幼年时,曾听父亲说过,祖父是个乡村医生,由于医术还算高明,在当地还有一些名气,辛劳一辈子,也有了一些积蓄。他父亲13岁那年,与外出行医的祖父准备回家过年,不料祸从天降,在川北大山里遭遇了土匪。土匪不但抢了祖父的钱财,还杀死了祖父和挑夫。年幼的父亲见势不妙,滚下山坡,躲藏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才逃过一劫。
  祖父死后,父亲无依无靠,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为了活命,无论寒冬酷暑,早晨黄昏,年幼的父亲端着一只破碗,手拿一根打狗棍,四处流浪以乞讨为生。饿了,就求人家施舍一个红苕或半碗米汤;困了,就蜷缩在破庙或钻进草堆。父亲一辈子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受尽世人白眼和富人欺凌――这一点,无疑会在年幼的兴和心中刻下深深的伤痕。
  兴和父亲稍大,一个农村草药医生见他实在可怜,这才收留了他,让他结束了讨口要饭的日子。此后,父亲在为这个草药医生挑担打杂之余,偷着学了一点草药知识和医药常识。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就靠偷学的这点本事维持自己的生计。
  1950年川北解放后,父亲才回农村分得一份土地。第二年,他的生计好了一些,经人说合,与兴和的母亲在这个破窖里组成了一个家庭。这一年,他的父亲已经51岁,到生下兴和这一年,已经是52岁了。
  兴和的母亲叫侯树清,出生在一个贫家小户里。她的前夫姓王,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死在了炮火中。但,他却为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的妻子留下了一双儿女。
  父亲没有文化,儿子生下后,按乡间规矩,他请场上的八字先生给儿子算过命。不知是那算命先生信口雌黄,还是故弄玄虚,他排完兴和八字,捻了捻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须,掐指细细一算,高深莫测地告诉他的父亲:这孩子出生的年辰属水,为“长流水”;出生的日子属木,为“石榴木”;出生的时辰是甲子时,相书上称为“海中金”。由此推断,此人既为长流水中之石榴木,一生命运波折起落沉浮,只不过木漂水中,倒还有惊无险;命相既为“海中金”,就不怕火烧雷劈水淹土埋。此人长大之后,为人诚信耿直义气仁慈,但胆大倔犟爱认死理。一番推论下来:此人此生虽有大灾大难,但也会有大福大贵。
  父亲闻言,又惊又喜,他既为儿子的未来担心,又为儿子的未来欢喜。
  儿子稍大,父亲请人给他取名“兴和”。至于他为何认可儿子这个名字,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既然儿子一辈子多灾多难命运坎坷,他祈求儿子再不要像自己这样受穷受苦,能够衣食无忧兴旺和平吧!
  兴和的降生,虽说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和生气,但让大人焦心的是,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母亲生下我后,后来又给我添了个兄弟。当时父亲已经50多岁了,母亲常年有病,在那种艰难的境况中,单是要喂饱一家人的肚皮,就够父母操碎心的了。”周兴和回忆道,“我那时人小,除了饥饿和寒冷,经常仰头呆呆望着我家住的那个黢黑破烂的茅草棚。寒风吹来,屋檐下几绺茅草在风里飘飞,棚顶上千疮百孔,整个草棚都在风里摇晃。小孩子胆小,我经常都怕那草棚被风刮走或垮了下来……每当那个时候,我就幼稚地想,等我将来长大了,一定给家里修一间像模像样的房子,也给世界上所有的穷人,都修一间不怕风吹雨打的房子!……”
  当然,这只是一个儿童天真的幻想罢了。
  农村穷苦人家的孩子命贱,除了生活上得不到温饱,生了病,也无钱吃药打针。说句刻薄点的话,基本上是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只要生下来的孩子不被饿死冻死病死,能够长大成人,就算得上是苍天格外怜悯的了。
  但,在兴和出生后的那几年,尽管他们的日子过得艰难,好歹家里还有点田土,能种些粗粮蔬菜填喂一家人的肚皮,父亲还能挖些草药赶场挣点小钱过日子,可到了他五六岁后,就接连遭遇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以至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家里的生存境况就更加艰难,甚至惨不忍睹了。
  冥冥之中似乎已经注定,降生在破窖这特殊之处的小兴和,随着他的第一声啼哭,就预示将要和贫穷与苦难为伴,就要和饥饿与寒冷相依,就要饱受未来生活的煎熬和磋磨。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或许,三元场上那八字先生为他算出的宿命,还是有几分道理吧!
  不过,纵观周兴和一生的际遇,却应了我们老祖宗孟子的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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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天下父母心
  山上的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山下的水清了又浊,浊了又清。
  日子尽管过得艰难,小兴和还是渐渐长大了。
  周兴和八岁那年,父母送他到学校去读书。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兴和的父亲虽不识字,但他早年要饭时,像所有的乞讨者一样,学会了不少要饭的顺口溜,也到过乡场大庙里听人念过不少戏文,他早年听到别人说的这些话,虽没有完全弄懂其中的涵义,但大概的意思他还是知道的。
  父母从小生活在贫穷艰难之中,他们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大字不识一个,这让他们一辈子吃尽了苦头,所以他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女也成为睁眼瞎子。这时已经解放好几年了,连老头老太也要到村上扫盲班去扫盲,何况正在读书年龄的儿女呢!所以不管家里再穷再苦,他们也要送儿女们去读书。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兴和背着书兜上学第一天,学校的老师就给大家念了这首颜真卿的《劝学》诗。那时兴和人还小,虽不能完全弄懂这几句话的良苦用心,但基本的意思他还是知道的。
  农村孩子上学不容易。学校在山那边盐亭县的毛公乡,无论寒冬酷暑,无论天晴落雨,他每天都必须沿着通往毛公乡那条崎岖的山道,翻过那座山,再下山来到学校上学,来回大概要走两个小时。刚开始家里还有点吃的时,他就带个红苕或包谷中午充饥;到后来,家里没有东西可带时,中午就只能喝几口凉水,饿着肚皮等着放学回家去。
  小时候,兴和是个比较内向的人,他整天沉默寡言,也不善言辞,不愿和同学们过多地交流。他们班上的同学,大多是农村孩子,家里虽说都不富裕,但比起兴和来,还是要好得多。夏天,兴和从来没有穿过鞋子,都是打着光脚爬坡上坎;冬天,衣着单薄的他,常常蜷缩在课桌下,冻得像只瑟瑟发抖的小狗。然而,由于他聪慧敏思,学习还算努力,成绩在班上不算落后,有时还受到老师表扬。
  父母虽都不识字,但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当然都望子成才,将来能有所出息。他们教育儿女的方法,除了信奉民间那“黄荆棍儿出好人”的至理名言外,督促儿子学习的方法更是别出心裁闻所未闻。
  贪玩是儿童的天性。放学后,为了下塘去洗澡,上山掏鸟窝,兴和有时做作业就难免马虎了事。父亲倒还好一些,反正他不识字,小兴和作业做得好坏,无论给他作何种辩解都能蒙混过关。但,只要他老人家听到老师或同学告状,小兴和就别想蒙混过关了,必然就要受到父亲惩罚。父亲惩罚他的方式,就是打他的屁股。为了打儿子的屁股,他还专门研究过打屁股的黄荆棍儿粗细。棍儿粗了,怕打折了儿子的骨头;棍儿细了,又怕起不到惩罚的目的。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吃饭的那种筷子粗细最为合适。同时,为了对儿子起到警戒和威慑作用,他老人家经常准备了10来根粗细不一的棍儿,放在固定的位置上,有备无患随取随用。
  相比起来,他母亲就显得比父亲精明多了。
  母亲虽不识字,可比兴和的父亲强多了,她自有对付能识字儿子的办法。那时的老师,都要求学生要写毛笔字。由于没有字帖,老师先在学生作业本上写一行字,然后学生照着老师的字再写。这种学生临摹老师字迹的方法,无论如何聪明的学生,都不可能把每个字的一撇一捺,写得和老师的一模一样――这就好了,每当兴和把字写完,他母亲就开始检查他的作业了。她虽不识字,但自然有她检查作业的方法,她别出心裁地用农村缝衣裳的棉线来当标尺,来量每个字一撇一捺的长短,看他写的字是否都和老师写的一模一样。如若有的字笔画写长了或写短了,在她心情不好时,小兴和就惨了,不但要被扯耳朵,还要被黄荆棍儿抽打。
  可怜天下父母心!
  兴和至今都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外出了,他做作业时就马虎了一些,母亲回来时已经很晚了,但她再晚再累也要检查儿子的作业。她不检查则罢,这一检查,周兴和就倒了霉。她依然用她有效的工具来量每个字的长短,测量的结果,兴和这天写的字,10个就有8个长短与老师写的不一致!
  这还得了!母亲检查完作业后勃然大怒,一下就走到床边,一把揪住小兴和的耳朵,大声责问他为什么作业做得这样马虎!兴和痛得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由于多次受到母亲这样的惩罚,他也憋了一肚皮的气,不由自主就顶撞了母亲几句――这下他就更惨了。母亲一只手扯住他的耳朵,另一只手就抓起父亲早准备好的黄荆棍儿,劈头盖脸就给兴和一顿乱打。兴和一边哭叫,一边辩解,可他母亲根本就不听他的辩解,反而打得更凶!
父亲见母亲打他打得有些过分,倒心痛起儿子来。他劝他母亲道:小孩家不听话,要打就打他的屁股,不要把他的耳朵扯聋了。谁知母亲闻言更是愤怒,她回过头来把气撒在他父亲身上:娃儿不听话,你还要给他护短!你老叫我不要扯他的耳朵,要打他的屁股。我问你,打他屁股?那屁股能听话吗!
尽管母亲没有文化,但她骂的话其实是没有错的,人听不听话,关键在于耳朵,关屁股什么事呢?
“现在想起来,父母望子成才的良苦用心值得理解。连香港有位著名的企业家都说‘孩子三天一打,打进清华’之说。我们当然更不能苛求没有文化的父母,对他们的儿子能采取更好的教育方式。”周兴和说道,“其实,如今我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要感谢他们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呢!”
寒风萧瑟,黄叶纷飞。转眼间,难熬的冬天又要到了。
那时,幼小的兴和在父母黄荆棍儿惩戒下,无非是偶尔遭受些皮肉之苦罢了,在那些艰难苦涩的年月里,留在他心灵中更刻骨铭心的痛苦,则莫过于空前的饥饿了。
----------------------------------------------战士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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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寒冷童年梦
  兴和至今也记得,这年冬天特别冷。
  那一天,放了学的小兴和背着书兜,又冷又饿地从毛公乡小学出来,艰难地爬上了回家的那条山道。他已一天没吃东西了,肚皮早就饿得贴着脊梁骨了。爬上一个小山坡,他眼睛发黑腿脚沉重,一路不断扶着路边的小树,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山顶上。
  云帐铅灰,风寒露冷。
  路湿苔滑,下了几级坡坎,他脚下一滑,险些摔倒。那条每天都要走过的林间小路,今天似乎变得特别漫长,好像没有了尽头。实在走不动了,他只好抱着书兜,在一个避风的凹地坐了下来,昏昏沉沉靠在一棵树干上歇息。天色昏暗,四处阴森森的,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只有刺骨的寒风呜呜地吹着,像有人在他耳边凄凄哭泣――是的,最近生产队里老是死人,经常都有大人小孩这样哭泣。
  良久,他抬头朝山下望去,只见荒草摇曳,雾霭弥漫,稀落的树丛间,掩映着几块高低错落的薄田瘦土。隆冬时节,草黄山瘦,田野杂芜,一派萧条的景象。原本该是社员们收工后吃饭时间了,然而一座座低矮的草房中,没有人声狗吠,没有一户人家房顶在冒炊烟。
  兴和那时虽然还小,但他也知道,解放没几年,这里也和全国一样,农村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先是办了初级社,然后是办高级社,到后来,又办起了人民公社,全体村民都将土地归公,所有牲口和农具也集中到了生产队。每天天不亮,上工的钟声一响,几百号人就大呼隆集体上工;到天色晚了,这才打钟收工回来。
  1958年,也就是兴和5岁那年,人民公社成立后,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家家户户连菜刀铁锅也收归公有,由生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到了吃饭时间,大人小孩就欢天喜地拿个大碗到食堂去开饭。
  刚开始,人民公社提出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食堂里大锅的菜,大甑子的饭,真是让社员们敞开肚皮吃,吃得大家眉开眼笑。然而好景不长,大概过了不到两个月,上头又掀起了“大办钢铁”运动,提出要“超英赶美,十五年超过英国”。这样,农村的壮汉大嫂们又被抽到公社“钢铁厂”大办钢铁去了,队里就留下些老弱病残,田里的庄稼无人种,地里的粮食无人收,连埋在坡上的红苕也无人挖出来。
  兴和还记得,就在这一年,无数的男女像疯了一样在对面山上打洞刨坑挖铁矿,砍了满山遍野的树木炼钢铁。一只大风箱,几根吹火筒,再用泥砖砌个“小高炉”,打着火把燃起火堆,烟熏火燎不分昼夜烧铁矿。到后来,这些人却一哄而散,只在山坡上丢下几坨咬不烂啃不动的狗屎铁,在荒草丛中日晒雨淋做着辛酸苦涩的“赶美超英”梦。
  神圣的科学殿堂,实在是容不得半点虚伪的亵渎。
  由于坐吃山空,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到第二年,在极度缺粮僧多粥少的境况下,要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转就日益艰难了。刚开始,公社领导还提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粮食不够瓜菜代”的吃粮方针。到后来,这个方针也不灵了,无论闲时忙时,吃稀吃干都不可能,社员们连吃瓜菜活命也不可能了。饥饿到了极点的村民,不管是树皮草根,甚至“观音土”,只要能填肚皮的东西都往嘴里塞。
  那几年,兴和他们生产队,以及附近所有的生产队,都不断在死人。据说有个队人死得太多,埋葬死人时竟找不到几个有劳力的人来抬!他们共同的死因只有一个:饥饿。
  周兴和同母异父的大哥叫王志发,由于常年饥饿营养奇缺,得了水肿病,全身浮肿,两条腿肿得流黄水,到后来连路也走不动了。那一天,到了公共食堂“开饭”时间,他一步一歇,拄着两根竹棒到食堂去“开饭”。可走到半路,实在走不动了,想停在一个土坡下歇口气。当人们发现他时,他眼睛死闭,再也叫不醒了,就这样被活活饿死了!这个王志发,死时还是个小伙子,年仅26岁。
  兴和这个年龄的小孩子,似乎稍微好一点,按当时生产队定下的规矩,他吃的是“甲等饭”。所谓“甲等饭”,就是一小碗不到20粒米、外加红苕藤红萝卜做成的“饭”。但,这对正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无非是让这些小孩子吊口气罢了。
  就在几天前,同村一个只有三四岁、名叫“王毛弟”的崽娃,因为实在太饿了,就去石坝水沟边捡一种叫“山螺蛳”的蜗牛吃。不知这个王毛弟捡吃了多少“山螺蛳”,吃后是又吐又泻发高烧。那时农村人得了病是上不起医院的。大人见此情形也束手无策,除了在坡上扯把草药煎水给他喝,唯有的办法就是拖。拖了几天,这个崽娃就拖死了。大人哭了一场,用草席一裹,掩埋了事。
  饿、饿、饿,小兴和与村上所有的人一样,天天都在饥饿中挨着难熬的时光。
  寒风依然呜呜吹着,暮色渐渐浓了起来。兴和的目光从远处收了回来,落在半山腰上一堆新鲜的黄土上――难道,今天生产队又死了人么?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不行,无论如何都要走回家去!
  天上飘起了雪雨。他扶着树干站了起来,感到很冷很冷,不由得又裹了裹破烂单薄的衣裳。此情此景,让他不但想起了躺在田角边饿死了的大哥,还突然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本连环画上的故事来。
  他记得,这本连环画的名字叫《卖火柴的小女孩》。书上的那个小女孩是个外国小孩子,她在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除夕之夜,光着脚穿着单薄的衣裳在街上卖火柴。因为一根火柴都没卖出去,她不敢回家,回家后怕被她的爸爸打。她的家,也像自己的家一样,挡不住风也挡不住雪。夜深了,天更冷了,小女孩躲在一个避风的墙角里,她快要冻僵时,划燃了一根火柴取暖;她快要冻死时,又划燃一根火柴。天亮后,人们发现这小女孩小手里拿着一束燃烧过的火柴,已经被活活冻死,被漫天的大雪掩埋了!
  年幼的兴和看完这个故事后,他很难过很辛酸。有一阵,他总是在想:这是一个多么可爱又可怜的小女孩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有钱的人,就没有一个善良的人来买几根小女孩的火柴呢?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在大雪天就不能有双鞋子穿呢?他们家和自己的家一样,为什么就不能有一间能够遮风避雪的房子呢?……
  是的,人的一生,刻在童年心底里的痕迹最深。或许,周兴和幼年时的这些遭遇,对他后来豪爽侠义,热衷于扶贫济困救灾救难,有着深刻的影响吧!
  天就要黑了,小兴和挪动沉重的双脚,沿着那条湿滑的小路,一步一步向山下走去――他不能像故事里的那个小女孩,在这无人知晓的地方饿死冻死。他要回家去,家里毕竟还有一堆柴草,会给他带来一丝温暖。
  后来兴和长大后,再看到这本书时,他知道了写《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的作家叫安徒生,是个丹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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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失学当农民
  艰难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挨了过来。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农村尽管还是生产队集体劳作,但随着公共食堂下放,各家各户房顶上终于冒起炊烟,可以自己开伙了。无论粗糠麦皮,还是苕藤菜叶,总算能自家烧火煮点吃的了。同时,各家各户还分了一点自留地,能够种点瓜菜充饥了。
  阿弥陀佛,周兴和他们全家除了王姓大哥饿死,其余的家人总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存活下来。
  在这场天灾加人祸的大灾难中,据四川年鉴数据统计,在这三年中,整个四川的人口不但未增加,反而减少了1000余万人――但不管无论如何,这场波及全国,特别是四川的饥饿惨剧终于告了个段落。
  然而,好景不长,那时的政治运动似乎没完没了,紧接着农村又来了个“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刚结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这场历时10年的空前浩劫,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开始, 后来又是红卫兵“革命大串联”,学校停了课,工厂停了工; 到最后又是革命左派们“文攻武卫”,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打得乌烟瘴气,弄得民不聊生。
  这些折腾,连地处边远山区的三台县也未能幸免。
  学校停了课,教室结蛛网,教书的老师都成了靠边站的牛鬼蛇神。周兴和当时只有13岁,也就无书可读了。
  父亲那时已经65岁,母亲也是病恹恹的,加之他们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生命便渐渐有些枯竭了。那时,生产队分口粮全靠挣工分,做够了工分才能分口粮;工分没做够的人家,生产队要你拿钱才能称粮。兴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不但挣不了工分粮,连分基本口粮的工分也挣不够,多年来已欠下队里不少超支款,每次只能再三求生产队赊口粮。这样的家庭,在当地显然是只能低声下气,最让人瞧不起的。
  兴和记得,那是一个有冷风和落叶的夜晚,父亲点燃煤油灯,迟疑了许久,终于对兴和说道:“兴和,我13岁时,你爷爷就死了,就自己讨口饭吃。现在我和你妈都老了,要扭不动了……今年你也是13岁,又是家里的老大,现在既然读不成书了,我看,就回生产队劳动,挣点工分,挣点口粮吧……”说完,父亲忧郁地看了他一眼,把头低了下去。
听着父亲那苍老喑哑的话语,望着斑驳的土墙上父亲那可怜兮兮在灯光下飘摇的影子,兴和心里一酸――老了,父母都老了,犹如两根燃尽油汁的灯草,随时都有被风吹灭的厄运。如此一来,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就要毫不留情地落到自己稚嫩的肩膀上了。已经老了的父母亲,是不可能养活自己一辈子的。
  “唔。”过了好久好久,兴和才含泪点了点头。灯光很暗淡,他父亲肯定没有看见他眼睛中就要溢出的泪水。
  兴和已渐渐长大,慢慢懂事了。这时,他想读书,梦里也想读书。在他的潜意识里,农村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可能跳出农门,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这个时候,他才只读了5年书,小学还没毕业,眼看就要扔下书兜,上坡和锄头粪桶打交道了。他不甘心,实在不甘心!但,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他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除了要理解父母的苦心,听从父母的教诲,分担家庭的负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父母没有文化,眼前只是一片墨黑。这一辈子,他们活得实在太可怜了。他们就像碾坊中的老牛,每天是又饥又渴拉着沉重的生活碾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着碾盘边上那个圆圈,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地走着自己人生的路子。
  几十年来,他们吃的是干枯的草,喝的是苦涩的水,眼睛上蒙的是黑布条。他们不知道碾坊外面还有蓝色的天空,天空中还有五彩的云霞,云霞里还有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鸟儿们还能无忧无虑地唱着悠扬婉转的歌。
  但他父母坚持要送自己的儿子去学校读书,严格甚至严厉地督促儿子学好文化,其实是很明智的。虽然,他们的儿子没能读到多少书,所学到的知识也很有限,但这些知识毕竟还是开启了儿子的心智,让他知道了许多他们那一代人不知道的事情。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他必然就会透过碾坊的缝隙偷偷去看外面的天空,便会看见天空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追寻和遐想的内容,便会生出缥缥缈缈许多五光十色的非分之想,便会回过头去看碾坊里蒙着眼睛的老牛,气喘吁吁挣扎着走圆圈实在太痛苦太悲哀,进而就会产生出拼死一搏穷则思变的念头来……
  感谢可怜而又伟大的父母!
  在父亲和他谈话的第二天,兴和就扛着锄头和社员们一起上坡了。那时的集体生产,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要上坡,到天黑了才能收工回家来。一个全劳力干一天记10个工分,10个工分大概值8分到1角钱。兴和年幼体弱,他干一天,大概能挣5到6个工分,能值5到6分钱。而且生产队还规定,每人每月至少要上26天班,未上够天数的人还要倒扣他工分。就连到了大年三十,社员们也要上坡去捞渣子回来填粪坑,家里粪坑的粪水达不到队里要求,也是要被扣工分的。
  从这个时候起,兴和小小年纪,就和队里所有的人一样,开始承担起繁重的体力劳动了。一出工,每天免不得就要下田栽秧打谷,上坡担粪挖土。夏天,田里烈日烘烤蚊叮虫咬;冬天,坡上寒风刺骨挨饿受冻。刚开始,他劳作一天后,常常是累得精疲力竭全身酸痛,回到家一头就想倒到床上,但他只能咬牙坚持着。
  难熬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挨着。
  但那时的兴和,每天肩挑背磨、吃苦受累都还罢了,叫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和家人在村上不但要受到别人的白眼,还要常常受到别人的欺负。
  究其原因,在兴和9岁那年,他家终于搬出地窖,从中山村3组搬到了1组,来到他母亲的祖母留下的房子里居住。这个组的村民几乎都是姓王,王氏家族在这里人多势大;而只有兴和一家是外姓,且又是老的老小的小,当然势单力薄。在那各家各户为各自生存的穷苦环境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们受到有的人欺负就是必然的了。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简单而复杂的原因,让还不谙世事的周兴和,更是过早地结束了本该拥有的少年生活,过早地承担起一个成人也难以承担的家庭生活重担来――在往后的岁月里,他即便不是挣扎在地狱,至少也是坠入到黑暗的深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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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时做父亲
  周兴和的父亲一天天更衰老了。
  他母亲身体也越来越是消瘦。近一两年来,她常常感到全身无力、胸口发堵、心慌气紧、吞咽困难,做什么事都力不从心了。
  这时,他母亲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她预感到了什么,出人意料的是,她在同兴和的父亲商量后,竟主动和村里一户王姓人家攀起亲来。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王家人商量了一阵,竟然同意了这门亲事!
  父母给周兴和谈的是本队的姑娘王琼华。
  周兴和刚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当他听到旁人议论后,感到十分意外和不解,他还远远不到婚娶的年龄啊!这一年他刚失学不久,在生产队才劳动了一年。
  “兴和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给你谈了门亲事,可能你已知道了。”当母亲和王家人把事情商量好后,她才告诉周兴和,“人一辈子就是那么回事,成家立业生儿养女。王家的条件比我们好,但人家没有嫌弃我们,愿意把姑娘嫁过来――我看,趁我们两个老的还在,听我们的话,把她接过门来吧。”
  周兴和低头不语。
  “像我们这种家庭条件,哪里还能东挑西选的。”母亲见兴和不做声,她接着对兴和说道,“你父亲年纪一天天大了,也不能上坡做活路了;我呢,这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你兄弟也还小,还做不得事。人家那王家姑娘,我们是看到长大的,人老实本分又勤快,接过门来还能帮家里做些事情呢!”
  “我还小,人家要笑话……”周兴和嗫嚅着回答。
  “14岁了,不小了!”母亲理直气壮对他说,“解放前,人家八九岁接媳妇的多的是,十三四岁就当爹当妈了!看什么笑话?一辈子接不到媳妇,一辈子打单身汉,才叫人家看笑话呢!”
  “以后学校复课了,我还想读书……”
  “现在到处都乱哄哄的,还读得成什么书!就算学校复课了,哪个上坡做活路呢,一家人都喝西北风呀!……”
  周兴和那个时候还小,父母的这个决定,他至今依然有些不解:或许,父母是想借此讨好王姓大家族,和王家攀上亲戚后,将来在村上少受些欺负;或许,是怕他们百年之后,儿子无人关照找不到媳妇,像村上不少男人一样打一辈子光棍吧!
  这一年,周兴和才刚满14岁,王家姑娘才15岁。
  是的,他母亲说得没有错,在山区农村,男女早婚现象其实是司空见惯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双方家长谈好后,就顾不上儿子或女儿个人的感受了。那时,男女结婚也不一定非得要到公社去办什么结婚登记,双方家长商定一个日子,最后请来生产队干部和几个至亲至友,摆桌简单的酒席让大家吃一顿,然后男方把姑娘领进家里就行了。姑娘进了男方家,名正言顺就成了男方家里的媳妇,就和男方的小伙子住一起,就开始共同生活,生儿育女了。
  自然,这样由父母捏合成为夫妻的男女,特别还是少不更事的男女,是不能奢谈什么感情基础、情趣相投的,更谈不上什么“爱情”之类的东西了。让儿女们结合,在大人心目中无非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习俗,无非就是家族传宗接代的需要,承担起继承香火的责任罢了。
  “我嫁到兴和家时,大家都穷,周家也没给什么聘礼,他家里给我扯了两件衣裳,就把我接过门了。”时隔几十年,笔者在采访周兴和先前的妻子王琼华时,尽管她年纪已大了,但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
  就这样,没有什么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手续,王琼华就嫁到了周家,和周兴和成为事实婚姻,和他朝夕相处了。农村生活单调枯燥,山里天又黑得早,两个懵懵懂懂的少男少女住在一起,难免日久生情,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第二年春天,王琼华竟然怀孕了!
  人类繁衍生息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
  当王琼华怀孕后,让人焦虑的是,兴和母亲的病一天天沉重起来。兴和小小年纪既要上坡出工,又要照顾母亲和妻子,常常是起五更睡半夜。可更要命的是,为给母亲医病,那时家里已经到了一贫如洗的境地。到了冬天,眼看妻子就要生产了,可家里连仅有的一点粮食都卖光了,要生孩子的妻子吃什么呢?
  “我生大女儿时,是娘家给了我5斤麦子,我吃过两顿面条。”王琼华说,“到后来生几个孩子坐月子时,能有点红苕皮、包谷面吃就不错了。兴和是家里的全劳力,要上坡做活路,娃儿些又小,有点好的也要留给他们,就是叫我吃,我也吃不下去呀……”
  王琼华生孩子的时间,是1968年腊月。
  孩子呱呱坠地的哭声,虽说让周兴和有些手足无措,但对病中的母亲来说,或许还是个安慰吧。
  这时,王琼华才16岁,严格地说还处于生长发育的年龄;周兴和才15岁,也还处于懵懵懂懂的成长时期。可这对小小年纪的夫妻,尽管自己都还没完全长大,却要承担起当妈当爹那沉重的家庭责任了。
  天色阴沉着,从山那边吹过来的风,带着深深的寒意,孩子哇哇的哭声,在这个小山村里传得很远。
  “周家又添人口了,生产队明年又多了个分口粮的人,周家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了。”村民们听见孩子哭声,抬头望望周家住的那个清冷的山坳,如此说道。
  抱起襁褓中的女儿,听着孩子的哭声,完全还没有当父亲思想准备的周兴和,虽有几分欣慰,但更多的是无奈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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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漏偏遇连天雨
  周兴和的母亲就死于那个寒冷的冬天。
  她死时是1969年农历正月十八的早晨。
  这时,周兴和的大女儿刚出生40多天。
  母亲的病其实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刚开始她还能起床给一家人做饭,干点轻微的家务事。渐渐地,她开始不能吞食东西,就是吃点东西也不停往外呕吐。但她也是和所有的农村人得了病一样,采取的还是那个老办法――拖。在拖的过程中,全靠父亲上山扯把草药给她治疗。但这些草药全不管事。越往后,母亲的病越发沉重起来,逐渐地她不能起床,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连喝口水都很困难了。
  “兴和呀,你妈的病这样拖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呀!”兴和上坡时,队里的人都对他这样说――但兴和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但没当家,而且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呀!
  万般无奈,最后,父亲不知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终于在乡上信用社贷了点款,把母亲送进了医院。到了医院一查,叫兴和和他父亲绝望的是,她已经是食道癌晚期,无可医治了!哭天无路,入地无门,无钱手术,无钱住院,在医院待了几天,医院也不愿再治,最后他们也只好采取那唯一的办法――抬回家去拖!
  这其实就是让她躺在自家的床上,在万般痛苦的折磨中等死了。
  望着在病痛中备受折磨的母亲,兴和常常含着眼泪守在她的床前,心如刀绞痛苦万分。作为儿子,他恨自己无能,不能分担母亲的痛苦;恨自己无钱,不能送母亲到更好的医院治疗;恨老天不长眼,如此残忍地就要夺取母亲的生命――这时,他母亲才50多岁啊!
  屋漏偏遇连天雨。
  过了年不久,母亲终于拖不下去了,断了最后那口气。
  兴和至死也记得,他母亲死时的那种惨况:饱受病痛折磨、无药可医的母亲,已经面色焦黄骨瘦如柴了,只能是躺在床上没日没夜地呻吟着。到最后,她呻吟的次数越来越少,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父亲只能束手无策地守在母亲床前,兴和只能无言无望地守着母亲流眼泪。母亲临死时那绝望的眼神,那嘱咐兴和微弱的声音,永远像刀刻般留在他的心底。
  穷人的命真的就这么不值钱么!
  劳累一生的母亲,没过上一天吃饱饭的日子,就这样凄然地走了。
  埋葬母亲几个月后,按当地农村的规矩,周兴和当时已经独立成家,应该分家自己过日子了。就在这年四月间,小春还没收,在父亲和他的草药徒弟、兴和的师兄夏瑞安主持下,他和兄弟分了家。
  家是这样分的:兴和已经成家了,应该谦让兄弟一点,分得偏房一间;因为兄弟还没成家,为了将来能够找到媳妇,分得正房一间。这些年,家里欠生产队的超支款300多块,母亲医病贷公社信用社的300块,共计欠外债600多块钱,因周兴和是家里的老大,这些外债全部由兴和负责偿还。家里粮食只有两三斤,父亲和兄弟还要过日子,自然就不再分了。
  分就分吧,但这样的分法显失公平,兴和心里当然有看法――但谁叫自己是家里的老大呢?兴和抬头看了看苍老的父亲,再看了看年幼的弟弟,他的心里很酸涩很难过。他想起母亲临死前对他的嘱咐,想起母亲临死时望着他那可怜巴巴的眼神,他不再想争什么说什么。环视一遍家徒四壁的这个家,即使争,又能争个什么呢?他默默起身走到外面,坐在坝子边的石头上半天没说一句话。
  分家那天,一家人连分家饭也吃不起,兴和两口儿还无粮下锅,刚出生的女儿也饿得哇哇大叫。没有办法,还是等到下午生产队分了半瓢豌豆,兴和趁天没黑,把豌豆磨成面,掺了些菜叶才和妻子煮熟吃了顿晚饭。
  兴和分到的这间偏房,还不到30平米,阴暗狭小又矮又破,睡觉、煮饭、堆柴草全在一起,连两个人面对面过路都要侧着身体才能通过。房子破烂窄小,没有吃的用的,这些都还罢了,最要兴和小命的,是那欠下600多块钱的债务,不知要猴年马月才能还得清哪!那时,兴和拼死拼活上坡干一天活路,还挣不到1角钱;家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喂头猪,只能卖50多块钱!600多块钱,兴和算了算,要几十年才能还得清哪!对于年仅15岁的周兴和来说,这笔钱无疑就是个数不清的天文数字,更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在好多年里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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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不死的穷汉子
  天阴下雨,天色墨黑。
  天还没亮,周兴和打着火把,背着草药背篼,沿着下山的那条泥泞小路,跌跌绊绊朝三元乡街上走去――他要趁天还没亮,把这几天扯的草药背到场上卖了,再赶回队里上班。
  分家后,15岁的周兴和就独自承担起生儿育女、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来。15岁,如果按照年龄段来分,他还只是个少年;而今,城里像他那个年龄段的少年,说不定还在父母面前撒娇,动不动还要威胁父母离家出走,让父母打着灯笼遍天下去找呢!
  那时的农村人,除了上班挣工分,是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要想搞点副业,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同时,队的规定也不近人情,一户人家只能养一只鸡,一个人只能在自留地里种一窝菜。外出打工吧,不但无工可打,说不定还要把你当成“流窜犯”给抓起来;就是扯点草药卖几个鸡蛋,也会说你不务正业,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路线,没收你的东西不说,还要挨批斗。
  但,一家人总要活下去呀!为了活命,周兴和顾不到那么多了,他必须要冒着风险千方百计养活一家人。
  在妻子给他生下大女儿之后,接着几年,又给他生下二女一男。到周兴和23岁时,他已经是4个儿女的父亲了。这时,一家人不说其他,就是吃饭的嘴,连起来就有一尺长;这一家人在当时的境况下要生存下去,不被饿死冻死,就是难以想象的了。那些年,尽管周兴和和妻子没日没夜拼命地干,但还是一穷二白入不敷出,穷得有时连买斤盐巴、打斤煤油的钱也拿不出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家里点不起煤油灯,一个屋里黑咕隆咚的,天一擦黑,一家人就只能窝在床上。
  熬吧,熬!
  那时,他们全家人有一半的时间是吃两顿饭。所谓“饭”,其实吃的大多是猪食一样的东西。即便有点粮食,每次煮饭时只能在红苕叶或牛皮菜上撒上把包谷面或麦麸子。那时,他们全家6口人,10斤包谷面要吃20多天。兴和深刻地记得,1970年过春节时,大年三十中午,他全家人就煮了一顿油稀饭,大人小孩算是开了个荤,过了年!
  辛酸苦楚,往事不堪回首!
  那时,大人小孩更没有衣服穿。他们连2角8分钱一尺的粗布也买不起,即使买回几尺,也只能用坡上一种叫“狗地牙根”的植物染上颜色,然后自己缝成衣裳穿。因为周兴和要出门赶场、上坡出工,不能光着身子,他一条粗布裤子穿了3年,疤上补疤达5层之厚;出门没鞋穿,他只好打光脚板,连6角钱一双用车轮胎做底的草鞋也买不起。周兴和如此,更不要说几个幼小的孩子了。
  “嫂子,那个时候,你们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还小,哪个帮你们照看呢?”采访时,笔者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问王琼华。
  “哪里有人照看哟!……”王琼华原本是个豁达的人,但问到这个问题,她却面露悲切之色,声音明显低沉下来,“那个时候,我和兴和都要上坡做活路,只是收了工回家煮点东西给几个娃儿吃。家里面就是大的照看小的,这些娃儿不管一岁半岁,都是自己在地上爬,只要不摔进粪坑、堰塘里淹死就行了……”
  家里实在太穷了,他们生下小儿子后,夫妻俩不得不忍痛将最小的女儿抱养给了别人。
“是啊,那时候有些事,简直不愿再去回想。”周兴和听了我采访他前妻的情况,他声色沉重地对笔者说道,“那时最要命的是没有吃的。几个孩子太小,饿得哇哇乱叫。我每次回到家,看到几个孩子像饥饿的狼崽一样,几双绿莹莹的眼睛都可怜巴巴地盯住你,那心头才不是滋味哪……我不能让孩子们饿死!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是上坡去偷!偷红苕、偷包谷、偷蔬菜,只要能吃的都偷回家,半夜煮给娃儿吃。前次我回老家,我对村里的干部说,我是用偷来的东西把娃儿喂大的……村干部说,其实那时为了活命,哪家哪户没偷过呀!”
  马瘦毛长,人穷志短。那时,无论是在生产队里,还是走亲访友,贫穷透顶的周兴和不是被人看不起,就是受到人家的嘲笑和奚落。
  走着瞧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周兴和尽管是个穷得叮当响的人,但他又是一个自尊心自信心极强的人。一次他和妻子带着儿女去探访他岳父母,嫌贫爱富的大舅子不但冷落他们,还当着众人的面挖苦和奚落他。当他得知大舅子明里暗里还在给王琼华物色介绍对象后,他气得脸色发青,发誓再不跨进王家一步!
  为了养活家人,从1968年至1979年期间,周兴和除了生产队的规定每个月必须劳动26天外,完全是靠一早一晚赶集做点小生意,每次做生意要经过中山村2组,那里有个神秘的山洞,听老年人说那里面住着财神老爷,周兴和回忆他每次做完生意回来,总是要到那里去上供。说来也奇怪,大部分时间上供后总会多赚几毛一块钱。久而久之,到至今周兴和回老家总会到那里去烧炷香许个愿。
  为了能还清债务,周兴和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此间,他先后种过蓑草,挖过草药,还悄悄拿到街上去卖,并将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一点医药知识,替人诊断治病。此外,他还冒着风险偷偷做点小生意,无论粮票布票,无论小鸡小猪,只要能赚钱的生意他就做。
为此,他被当地“群专组织”和公社革委会视为“走资本主义的毒苗”、“屡教不改的投机倒把分子”,他的钱财和物品经常被没收,还3次被挂黑牌批斗,甚至游街示众,使他一度在家乡臭名远扬,有家难归。
  苦难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1976年大年十五,周兴和的父亲在三元乡赶场卖草药回来,搭人板车回家,不慎从车上滚了下来,摔断了腿骨。由于也是无钱送医院,把他背回家后,用草药敷了敷骨折的地方,再用竹片固定起来。父亲也像他母亲一样,这时也只能躺在床上拖!
  周兴和含泪望着在伤痛折磨下的父亲,他除了内心的焦急和悲痛,真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嗷嗷待哺的儿女,伤痛折磨得皮包骨头的父亲,他谁也割舍不下呀!他只能在自己每天8两粮食中省下4两,熬成稀饭送到父亲面前,一口口喂给父亲。那在伤痛中痛苦呻吟的父亲,拖了不到一个月,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眼睛一闭,也走了。父亲走时76岁。
  “现在,每当我想起母亲和父亲临死时的惨况,我的心里就在流血啊,当儿子的我,太无能了!……”周兴和每当提到他的父母亲,他都自责不已伤痛不已。
山路依然泥泞,天色依然黢黑。走了一段路,火把燃尽熄灭了。周兴和背着草药背篼,摸索着往山下走去。这路实在是太难走了,曲里拐弯又窄又滑,烂泥时常遮盖脚背,兴和摔了好几跤,才走到魏河边上。但,天太早,过河船锁靠在河边,推船的人还没起来。周兴和看了看天色,唯恐上班前赶不回来,他脱掉满是泥巴的衣裤装在背篼里,两手举着背篼,就直接恿恕
  像这样拥拇问撕鸵丫遣坏糜卸嗌俅瘟恕
  时值初春,河水冰凉刺骨。兴和下水一步一步往河对岸走去,河水慢慢淹到肚皮,淹到胸口,尽管他咬紧牙关,但冰冷的河水还是像刀一样割着他的全身,他冷得牙齿敲着牙齿。好不容易,他才爬上河岸。一上岸,他全身抖瑟着,顾不得满身水渍,赶紧穿上衣裳朝坡上爬去。
  上了坡,周兴和回过头去,晨光初现,江天寂寥,风寒露冷。河对岸那条泥泞的小路,在山间渐渐隐现出来;冰冷刺骨的魏河,在晨曦中泛着幽幽的微光。看着眼前的一切,莫名其妙,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突然从他心底里顽强地冒了出来――“等着吧,如果我周兴和这辈子有时来运转的那一天,老子发誓,一定要在这河上修座大桥,把公路修到河对面家家户户门口去!”
  这个压不垮拖不死的穷汉子,他的这个念头,到底是白日做梦,还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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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以为,人的命运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可以把握的,通过自身努力可以作出一些改变;而另一部分则是飘忽不定的,个人自身则无能为力了。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许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笔者赞成道家“不可用心守,不可无意求;用心作相,无意落空;似守非守,绵绵若成”一说。
春江水暖鸭先知
  寒冷的冬天终于就要过去。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即使在川北偏僻山中的小山村,也可以嗅到一丝春的气息了。
   第一缕春风,来自遥远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这一年,小岗村的农民吃够了大呼隆生产方式的苦头,他们实在活不下去了,20多户村民冒着坐牢的风险,在一盏煤油灯下秘密串通后,在一张纸上按上了密密麻麻几排手印。他们作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决定:划分集体的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在当地领导装聋作哑默许之下,这股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迅速在各地农村悄悄蔓延起来。
  周兴和是个嗅觉极其敏锐的人。
  不甘寂寞的他又蠢蠢欲动起来。
  1974年初,由于他做草药、票证等小生意,又被“群专”组织没收了物品,在公社又被挂牌游街后,他这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分子”,更是在当地声名狼藉,连小生意也无法再做下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不做二不休,周兴和想了几天,他既没有抱石投河,也没有找人拼命,他怀揣几块钱,告别妻儿,一咬牙远走他乡了。走出家门,他睡车站,蹲屋檐,有时在外地打几天短工,有时在别处做点能挣钱的小生意,挣点钱后再偷偷回家给妻儿买点吃的用的。
  “中山大队的那个周兴和,不安心在生产队劳动,长期在外当流窜犯!对这样屡教不改的人,早就该专他的政了!”公社革委会领导在大会上把周兴和作为反面教育典型,他们指使“群专组”的人,“这样的人,要把他抓回来,不行就送到公安局关起来!”
  “那个周兴和,十四五岁就拖家养口的,也不容易。他不偷不抢,也没危害社会呀。”公社里有人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抓回来关起,他家里大大小小几个娃儿要吃饭,都饿死了啷个整 
  “那就勒令他限期回来,交给生产队劳动管制,不准乱走乱动!”
  到了1976年夏天,“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阶级斗争风声更是紧了起来。公社革委会通过各种手段,勒令周兴和回到了生产队,他们既要继续批判他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又要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不准他乱走乱动,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可桀骜不驯的周兴和,即使回到生产队劳动,他也不可能是个安分守己的角色。那时,生产队限制一个人只能在自留地里种一窝菜,按规定他一家5口人只能种5窝,他却别出心裁地将南瓜和其他菜苗嫁接起来,然后在嫁接处用土埋起来再生根,让瓜藤继续往前生长。结果,他种的一窝菜变成了无数窝,产量比其他人多好几倍。生产队干部来检查,那真是哭笑不得,然而争论一番也只好不了了之。你说,他到底种的是几窝菜呢?
  那时,农村还有一件说来令人不可置信的荒唐事:社员家里自己养的猪产生的猪粪,都要全部交到生产队,交不够数量的要扣工分!为了防止养猪户“偷”自家的粪,队里有时甚至在养猪户猪圈里做上记号。但,这样一来,自己家那点自留地里要施肥怎么办呢?周兴和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往粪坑里掺水、添渣、重做记号,他鬼点子多的是!他要保证自己自留地能用上肥料,多收一点瓜菜来填喂大人小孩的肚皮。
  被监督劳动的周兴和,这时似乎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生产队的干部对他真还无可奈何。
还好,山外终于有风徐徐吹到了魏河两岸。
  这风,夹杂着一丝大地回暖的气息。
  春江水暖鸭先知。
  不知是从哪一天的早晨开始,周兴和从生产队的大喇叭里嗅出了一点别的气味。那坡上的大喇叭,除了仍在继续叫着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外,也在反复叫着要“抓革命,促生产”了。再往后,从许多迹象中,周兴和隐隐约约感到农村有些政策快要变了。在赶场过河船上,有人谈论起了集体生产不会长久了,将来说不定土地还会划归各家各户耕种;谈论起了某领导在某场合说过,搞活农村经济不算投机倒把,个人搞点副业不算资本主义;特别是到后来,社会上竟风传起来邓小平可能要复出的消息!凭着直觉,周兴和感到属于他的机会就要来了。
是的,周兴和的感觉是对的。随着时间推移,农村合作化以来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到了1978年初,似乎开始慢慢松动起来:农民在自留地种菜不再限制窝数,养鸡养鸭不再限制只数,到场上卖点鸡蛋小菜,市管会的人也开始睁只眼闭只眼了。
夜深人静,这时的周兴和有些坐卧不安起来。有好多个夜晚,妻子和孩子们都睡了,他从床上爬了起来,一个人走到院坝里,坐在坝子边那块石头上,望着远处朦胧的山野,望着山顶上那弯游移的山月,一坐就坐到半夜。
  多年在外东颠西跑,他见的东西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说,就在这偏僻的山窝里当个循规蹈矩的农民,他家永远就只能在这里当贫困户,欠生产队的钱他永远不可能还清,家里大人小孩也只能是永远饿肚皮的命。即使将来上头政策变了,把土地划给各家各户耕种,自己和妻子就是拼死累活地干,最多就是能够买回盐巴煤油,全家人求得个温饱。但,那也只会像自己的祖辈一样,守着眼前这一亩二分地终老一生,孩子们一辈子也只能当农民,继续在这里受穷受苦――不行,只有离开山里,到外面去闯荡一番,说不定还能闯出一条生路来!
  不成功便成仁。周兴和骨子里就是那种宁折不弯、倔犟如牛的秉性。
  远处山坳里透出一丝晨光,近处的竹枝草叶轻轻地摇曳起来。既然大地就要回暖,自己还像一只蛤蟆一样,蛰伏在洞里干什么呢?
  周兴和站了起来,深深吸了一口早晨这清新的空气,他跃跃欲试,蠢蠢欲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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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初露尖尖角
  1983年初春,周兴和野心勃勃来到三元公社。
  他向公社领导提出,要组建“三台县东风建筑工程队”。
  “什么,你要组建建筑工程队?”新来的公社领导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接过周兴和办企业的申请书看了又看,疑惑地望着眼前这个年轻人。
  “是呀。”周兴和回答他,“你看报上成天都在讲,沿海地区都在大办乡镇企业,这该是政府支持鼓励的事呀!”
  “支持鼓励是回事,目前,我们公社还没有人开过这个先例呀!”公社领导放下申请书,接着说道,“你知道要办一个建筑工程队,需要具备哪些资质,通过多少部门批准么?”
  “这我知道,需要具备的资质有工程技术人员、资金来源、股份确定、公司章程等。”周兴和答道,“办营业执照需要建委、工商、税务、安全等12个部门盖章。”
  “你既然知道这些,那你具备了哪些资质,又怎么去办这工商执照呢?”
  “这些都不要领导操心,由我自己去办就是了。我只要以公社的名义去申办,到时你们就只管按规定收管理费就是了。”
  “这……”公社领导依然疑惑地望着周兴和,他思忖了一下,半天才犹豫着说道,“办乡镇企业,这个事政府倒是大力提倡的。但……这样,你可以先试试。你如果能把执照办下来,我们再研究这工程队是否挂靠在公社吧。”
  得到公社领导首肯,周兴和就开始风风火火地运作起来。
  这一年,他还不到30岁。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周兴和也和当地农民一样,分得了承包的土地――说来也奇怪,中山村这个地方,人还是那些人,土地还是那些土地,可包产到户后,当年全队的粮食增产就近两倍!而且,农民种地也并没有像先前那样,每天起早贪黑在坡上劳作,反而有了空闲时间。周兴和家里和其他人家一样,也逐渐开始吃上了饱饭。过去人吃的红苕藤和牛皮菜,逐渐都让给猪吃了,到后来,连猪食里也能添几把包谷面了!
  由此可见,人间的饥饿固然有天灾的原因,但更有人为的祸害呀!
  求得了温饱,周兴和便在农闲时间,开始正大光明地在三台、盐亭、绵阳等地做药材、香烟、生猪等小生意了。几年下来,让他松了口气的是,他不仅还清了生产队的欠款,还有了一点积蓄。他手里有了一点小钱后,便买来自行车、租来拖拉机开始贩卖树苗、木材、水泥、砖瓦等物资,做起生意来。
  或许周兴和原本就是做生意的料。发展到后来,他已不再满足于在本地小打小闹,他的眼界已经逐渐扩大到成都、重庆、西安、兰州、西宁等大中城市,他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修房建屋、承揽工程的领域了。
  由于受沿海大办乡镇企业的启示,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想把事业做大,就必须先有自己的企业。周兴和考虑了一段时间,作了一些准备后,率先在当地提出办建筑工程队的申请来。
从公社出来,周兴和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跑工商、税务等部门,申办起营业执照――这个过程很复杂很曲折,恕不赘述了。
  拿着盖满12个大红印章的营业执照,周兴和把它放在了公社领导面前,这着实让公社领导吃了一惊,对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少不得多看了两眼。
  “真还看不出,中山大队那个周兴和还有些板眼,这么复杂的事,连我们办起来也困难,竟然叫他给办成了!”公社领导问旁边的人,“听说他家原来就是种庄稼卖草药的,不应该有什么社会背景吧?”
  周兴和要办乡镇企业啦!这个消息一夜之间就传遍了三元乡――丢下锄头当工人,是这个贫困山区农民们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事啊!
  但,年纪轻轻、无权无钱的周兴和,他有本事把这个企业办好么?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面对周兴和,有人恭维,有人怀疑,有人观望,自然也有人妒忌。
  是的,申办了执照只是企业开办的第一步,周兴和眼前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像他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建筑队,所有的成员都是泥腿子,如何揽来工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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殚精竭虑揽工程
  如何去揽工程,周兴和其实早就谋划好了。
  那一天,周兴和与爱人王琼华的姐夫严忠伦、大舅子王安全提了十来只大公鸡,背着两只狗腿,以及城里人喜欢的干豇豆等山区土特产,坐车来到省城成都。下了车,他们径直来到省政府。省政府森严肃穆,站岗的士兵拦住了他们――几个土不拉矶的农民,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们说明来意,让工作人员有些疑惑的是,他们开口就要找省计经委的张大春主任!工作人员细细将他们询问一番,将信将疑拨通了张主任的电话。可没想到的是,不到10分钟,这个张主任竟亲自跑到门口接他们来了!
  这个张主任,别看在省政府还算品高官,但他与山里的农民,却有着不同一般的特殊关系。原来,这个张主任,先前也和兴和他们一样,是个山里的农村人。当年,他考上了大学,因为家庭困难没有路费学费去上学,周兴和爱人的姐夫严忠伦,就利用早晚时间在山上偷割蓑草卖,5分钱1斤,将卖得的10多块钱全部交给了他上学。这个张主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省政府工作,后来还当上了计经委主任。但他不忘旧情,为感谢当年曾资助他的严忠伦,还时常寄给他一些粮票布票和旧衣物等――难怪,他听说此人专程从老家赶来看他,就迫不及待跑出来接他们来了。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张主任一进接待室,看见那十来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以及那一大堆土特产,他皱起了眉头,二话不说,就把他们人和东西带到菜市场,亲自替他们叫卖起来。市场上的人,哪里见过这么鲜活的大公鸡,都争相上前购买。兴和多次叫二姐夫去制止他们,可没有办法,这个张主任和买鸡的人们根本就不听他的。鸡称完,大家就准备付钱离开了。
  “大家先不忙付钱,我有几句话,听完后你们再付钱。”周兴和终于忍不住了,他急中生智大声对众人说道,“我们是从三台县来的农民,我们老家出了个大学生,如今在省里工作,家乡的父老乡亲委托我们带这点礼物来看他。鸡是自家养的,狗也是自家喂的,干豇豆也是自家产的。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既然他不愿接受乡亲们这点人情,我们又不是做生意的,那我们就把东西放在这里,愿拿的拿,愿抓的抓,这些鸡愿跑就跑,愿飞就飞,我们只好回老家去了!”
  买鸡的人们一听这话,一下都愣住了,不由自主放下了手里的东西。停了停,有人说话了:“哦,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原来进了城就不认乡亲了呀!……”
   “你们这是、这是……”张主任此时倒还有嘴说不清了,“乡亲们那么困难,好不容易才喂这些鸡,我实在……”
  最后,张主任只好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让周兴和他们将东西送到了家里。但当周兴和他们一提到要让他介绍工程时,张主任却一口就回绝了:“乡亲们有什么困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一定帮忙。但,介绍工程这个事,是有严格纪律规定的,你们不要让我为难。”
无论周兴和他们好说歹说,张主任绝不答应违背他的工作原则。
“张主任,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你。我知道你是怕我们把事情搞砸了,给你带来影响。”夜已经很深了,周兴和见张主任始终不开口,他最后充满感情地对他说道,“你知道,我们山里的农民,现在虽说有口饭吃了,但经济上实在太困难了,好多人家连称盐打油的钱都拿不出,眼巴巴地就盼着出来做点事,挣几个小钱――你就当给家乡的人做件好事吧……”
张主任依然低头不语。
  “我们了解到,康定最近要修跑马山公园,我们刚创业,就只想承包点公园的土石方,或者修点上山的路。”周兴和接着说,“这都是些力气活,你知道,我们农村人下力气是没有问题的。”
  张主任这才抬起头,认真地听下去。
  “如果你还不放心,我们就跟你到基建办公室去,就像狐狸跟老虎借点威,不需要你明确介绍,我们跟他们直接谈。退一万步说,就是我们把工程搞砸了,你可以说根本就不认识我们……”
  “那样做,我不是太虚伪了么!”张主任终于松了口,“这件事,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就这样,周兴和顺利拿到了修建康定跑马山公园一部分土石方工程,以及一条上山小路的合同――可,当他回到公社,令人遗憾的是,公社党委经过研究,竟然不同意与周兴和的工程队合伙去承担这项工程!
或许,有人嫉妒,在背后放了冷枪,给公社领导泼了冷水;或许,公社有的领导对周兴和的过去还心存疑虑,对太年轻的他还不太放心。总之,周兴和因为势单力薄,没有资金,没有队伍,没有经验,初出茅庐就遭受了挫折,最后这项工程只好不了了之,遗憾地放弃了。
但,周兴和在商海中的公关能力,这时已开始初步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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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人篱下太无奈
  “大漠黄沙,望瘦天涯。几片黑色的羽毛,抖落于祁连山下。目之所及的无非是,断壁残垣枯树昏鸦……”这是一个诗人对西北荒凉景象的描绘。
  而今,周兴和来到甘肃高兰县的心境,比这位诗人描绘的还要荒凉,还要焦虑,还要悲哀。
   “这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是1985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周兴和一起床,就听到工地上几个工段长卷起工人们的工资,甚至饭票逃离工地的消息!
  “兴和,这个事你要赶快想个办法呀,要马上把他们追回来!不然,这里的工程就要泡汤了呀!”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马经理此时已经完全束手无策了,他焦急地要周兴和赶快去把这些人追回来。
  “这种事,你该早点采取措施呀!”周兴和说。
  “我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可没想到这些人最后会这样干哪!”
  “好吧,我去追就是了,但能不能把他们追回来,我可不敢打包票。”周兴和想了想,跳上一台卡车,就往兰州火车站追去。
  工地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早在周兴和预料之中。
  1984年,周兴和组建的“东风建筑工程队”,加入了“三台县富顺建筑工程公司”。又是他四处奔走,通过一些关系,承揽到甘肃兰州高兰县的一项水泥厂建设工程。当时的工程造价为790万元,相当于今天7000万~8000万元,应该是一项很不错的建设项目了。
  工程落实后,周兴和回到三台县,当即给公司马经理建议:由于这项工程施工质量高,工期又紧,但公司的技术力量太弱,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奇缺,很难胜任这项工程,应该到其他建筑公司多聘请一些技术人员参与这项工程。同时,第一、二期工程的利润,要让这些技术人员多获得一些。这样,表面上好像吃了点亏,但在两年时间里,就可以为我们培养出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来。这些技术人员,将来就是公司的一笔财富。
  可这马经理不但不懂管理,还自信而又自负,把建筑这样的工程项目,当成像在农村修房造屋一样简单,当成组织一群村民们修个堰塘那么容易。他完全听不进周兴和的建议,于1985年初,不切实际地组织起近200人的建筑大军,大造声势说支援大西北建设,敲锣打鼓为这支大军送行。这让周兴和暗暗叫苦:在这200人的队伍中,只有7个人是砖瓦工和钢筋工,其余的人都是刚放下锄头粪桶的农民呀!
  靠这样一群人,就要去承建水泥厂这样大的工程么!周兴和这时是寄人篱下,人微言轻,公司领导根本没把他的建议当回事!
  这样荒唐的事,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这支浩浩荡荡建筑队伍,登上向北的火车,过秦岭,穿秦川,进西北,大部分人都还是第一回坐火车,一路上大家都情绪高昂欢天喜地。可到了高兰县工地一考核,这些人所报的钢筋工、砖瓦工连一点基本的常识也没有。
  这时,公司领导完全还可以采取紧急补救措施,马上组织这些人学习、培训后再上岗。但习惯了在农村大呼隆种庄稼的领导,坚持要让这些人员边干边学。领导不懂管理,工人不懂技术,这个团队就像一群放出蜂巢的马蜂,各行其是乱飞乱蜇。由于工地管理混乱,时间不长,有的工人就将破铜烂铁、板车内带等偷出去卖钱,半夜跑到附近农村偷吃地瓜水果。进而,有些人还跑到农民家去偷鸡摸狗,在附近惹是生非打架斗殴。
  这样混乱的局面持续了不到半年,由于工程质量屡次检查都出现问题,不久前,工地上就传出建设方要勒令停工的消息――这下好了,几个工段长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一番密谋,如今竟卷起工人们的一点工钱,脚下抹油想溜之大吉。
  这样的队伍,其实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呀!
  还好,周兴和赶到兰州的第二天,就在火车站找到了这几个卷款欲逃的工段长。
  “我说你们几个蠢猪呀,怎么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跑了呀!”一路上,周兴和早想好了对付他们的办法。多年在外应付各种突发的情况,他不但具备了处理突发事件的智慧,还练就了比较好的口才。见到逃走的几个人后,周兴和并不着急,他只是不疾不缓地对几人说道,“马经理是贷款到这里来搞工程的,他才希望你们这样干呢!你们不知道吧,马经理早就通知公安机关,在进站口等着抓你们,说你们是卷款潜逃!”
  “是么?”几个人听周兴和如此一说,不但没跑,反而都主动凑了上来。
  “我清楚,你们现在带走的只是一点小钱,更多的资金不在你们身上。你们这一跑――那好了,马经理的贷款和工地上的亏损,就会全部算在你们头上,你们就是满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呀!”
  几个人听周兴和这样一说,都面面相觑起来。
  “伙计们,你们想得太简单了!今天就算你们跑了,跑到别处去打工,当然暂时可以逃避。但,你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庙么!马经理肯定会通过公安机关,去找你们的父母和爱人算账,难道你们就忍心让家里的人不得安宁,在家乡造成不良影响么!”周兴和态度很诚恳,他关切地接着对他们说道,“你们就算住旅馆,走的时候也要给店老板打个招呼,被子枕头是否齐全,连这么点规矩都不懂,可惜你们还在社会上闯荡了这些年!”
  周兴和不轻不重的一番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让这几个人当即紧张起来。一时间,他们显得束手无策,进而还相互埋怨起来。
  “其实你们也不用紧张。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马上去买几样工地上需要的工具,带回去主动找马经理说理去!就说这几天你马经理不在,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到兰州去买工具去了,好早点把工期赶上去。”周兴和主动给他们出主意道,“这样,你们还可以给他说,我们拼死拼活给你干,你还污蔑我们卷款潜逃,我们到底卷了你多少款?叫他说清楚――这样,你们不但钱不退,还要找他报销差旅费哩!”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就这样,这几个人不但服服帖帖跟周兴和回到了工地,一路上还给他说不完的好话。
   但,令人遗憾,甚至悲哀的是:周兴和承揽到的这项工程,才干了不到半年,由于多处工程质量不合格,最后被建设方勒令停工了!工人们干了几个月,不但没拿到工资,连回家的路费和伙食费也没有。领导一走了之后,许多人爬货车或混客车,躲在车上厕所或座椅下,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四川。回到家里那一刻,许多人衣衫褴褛,一身污浊,头发比女人的还长,比流浪要饭的叫花子还可怜!到了家门口那一刻,儿子见了父母,妻子见了丈夫的那副狼狈相,不少人一句话都没说,就抱头痛哭起来!
  外出打工的农民兄弟们啊,难怪后来连温家宝总理都要亲自替你们讨要工资!
  周兴和在干这项工程中,他费力淘神弄得心力交瘁,可公司连差旅费、生活费都没给他报销,半年多时间不但没挣到一分钱,反而负债达4000多元!这,让他深切地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无奈和悲哀,从此更坚定了他个人创业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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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里糊涂进班房
  秋阳西斜,把周兴和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
  “这里面的规矩你都听明白了吗?”身着公安制服的狱警板着一张脸,见检察院的人把周兴和送到看守所来,他们给他交代完这里的规章后,打开周兴和的手铐,“进去好好悔罪,等着审查结果!”
  两个狱警带着周兴和七弯八拐走过两道铁门,来到一间狱室前,打开门将他塞了进去。随后,身后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从这一刻起,周兴和就和外面的空间完全隔离起来,彻底失去自由了。
  狱室里光线很暗,周兴和从强烈的日光下走进这阴暗潮湿的地方,眼睛一下还没适应过来。他闭了闭眼,一股汗臭尿臭的气味冲进他的鼻孔。良久,他睁开眼睛,这才看清里面的一切。狱室里空荡荡的,除了门口有个尿桶,靠在里边地下草铺上,横七竖八或躺或坐着六七个人。这些人大都衣衫污浊,面色苍白,头发胡子蓬乱,他们见狱室里又进来一个人,都用惊诧的目光望着他。
  少顷,一个面善的年轻人见周兴和站在那里无所适从,这才从草铺上爬了起来,从旁边拖过一张草席,挨着他的草铺铺好,又从他肩上接过被子放在草席上,周兴和这才在牢室里安顿下来。
  这是1988年9月。
  周兴和记得,他进去时,快过中秋节了。
  “你是犯了哪样事进来的呢?”那个年轻人见他呆呆在草铺上坐下,关切地问他。此时,满狱室里的人都直勾勾地望着他,想听到他的回答。
  犯了哪样事呢?周兴和想了想,还真不好回答。他环视了众人一遍,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实话,他稀里糊涂被弄进来,到这时他还没想通,自己到底犯的是哪条罪呀!
在甘肃高兰县的工程搞砸了后,周兴和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还拖了一屁股债。无可奈何,他在那建筑工程公司待不下去了,只好又回到农村。他先是在老家种桑树养蚕,同时把自留山的茅草铲掉种蓑草。那一两年,他和妻子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刚开始这些东西勉强还可卖些钱,可后来随着国家经济调整,丝绸行业越来越不景气,蚕茧收购价越来越低,有时甚至还卖不出去。蓑草的价格,更是越压越低,到后来基本不值钱。
  这期间,尽管他出去做了几回生意,但都是赔钱的买卖,有一回他出去买棉大衣来卖,由于轻信朋友,还被人骗了,连本钱也没收回。如此,老债新债加一起,又使周兴和再次跌入债务的深渊,让他又喘不过气来。债主时常上门催债,坐在家里不走,有时弄得他连家也不敢回。每次债主上门,都由王琼华给人家说不尽的好话。
  这期间,王琼华的大哥见周兴和折腾这些年,没有什么起色不说,反而又欠一屁股债,他多次劝妹妹王琼华改嫁,并还给她物色了另外的婆家。但这时王琼华还是没有嫌弃落魄的周兴和,她说: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周兴和现在是有困难,但我要照顾几个孩子,不能离开这个家。
  到了1987年初,屡战屡败穷愁潦倒的周兴和,他还是不甘心就此罢休。过了年,他带上家里卖肥猪剩下的56块钱,又出门闯荡去了。出去后,他和三个朋友在盐亭县合伙做木材生意,他们从大山里买来木材,卖给外面的木材商或加工厂,从中赚取差价。
  周兴和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跟这几个朋友只做了两趟生意,就窥见了其中的商机。他对几个朋友说,我们应该改变经营策略,对运木材的驾驶员不能太苛刻,山高路险白天晚上,驾驶员长年奔波很辛苦,不要在他们身上舍不得花钱,招待他们的伙食要好一点,有了利益要均摊。比如,驾驶员每运一趟木材,就给他们100~200块钱的辛苦费,我们只要求他在木材空隙处,多装50~80个菜板,这笔钱就够他们的生活费和辛苦费了;另外,在汽车大梁下面,多装10副床枋,每副可赚30多元,10副床枋赚的300多块钱就是纯利润了。
  可几个朋友认为他们资格老,对周兴和的这些建议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我们是老板,是拿钱请驾驶员运木料,驾驶员理所当然就该按我们的吩咐去做,他不想干,我还不想请他呢!
  有人说农民一般都目光短浅,太精于算计,都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因而他们常常看到的只是眼前的鸡毛利益,算计的都是分分厘厘的小钱,时常做些因小失大的事情。所以说,他们绝大多数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周兴和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但他却具备了一般农民所不具备的另类素质,那就是:诚信、大气和睿智。
  同时,他给几位生意伙伴建议,为了赢得市场,争取更多客户,应该薄利多销。别人一立方木材卖430元,我们就只卖410元。还有,由于当时很多人不太懂木材体积计算方法,要与林区的人搞好关系,买木材时要求他们在头部退后1~2米量尺寸。这样算下来,一立方就要多出0.3立方米木材,一车10吨木材就可多赚1000元钱。可这几个人依然自恃高深,根本就不把周兴和放在眼里,把他的这些建议当做耳边风,不置可否。
  志不同道不合。后来,周兴和只好和他们分开经营,连最后做两笔生意的利润他也没要。
但,周兴和和几个朋友分开后,他哪来做生意的本钱呢?他这时采取的方式是,利用别人的资本。比如3车木材只能卖到12000元,他让出资人赚够了应该赚的,超出部分才归他所有。这种生意当然有人愿意干,大家互惠互利皆大欢喜。由于周兴和的诚信和勤奋,很快他就赢得了盐亭、三台、绵阳等许多木材商的信任,销售渠道十分畅通。短短三四个月时间,他个人已盈利5万多元。
  与此同时,原先和他合伙做生意的3个伙计的经营状况,却是王老二过年,越过越艰难了。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屈尊“下矮桩”找到周兴和,要求还是共同经营。
  周兴和这时做出了一个既正确又错误的决定:同意再和他们合伙经营。他这样做,当然出于朋友义气,他是感念当初出来时人家曾帮助过自己,现在大家应该有福同享,他这样做自然在社会上会赢得好的声誉;但,原先的合伙人都是些自视清高之人,根本就没把你周兴和放在眼里,这些人是“武大郎开店”,只能是自己比别人高,而今你周兴和不但要和他们平起平坐,反而处处要超出他们一头,他们心理上能平衡么?他们就能心服口服听从你的调遣么?
  周兴和忘记了古人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诽之”的至理名言――而今,他自己酿就的苦酒,要由自己喝下去了。
  周兴和被弄到这里来,其实就是这些人把他推进了一个陷阱呀!
   天慢慢黑了,狱室外甬道上的灯亮了起来。失去自由的周兴和连晚饭也没心思吃,他躺在草铺上,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脑际间始终有个问题在盘旋:自己到底违犯了哪条法律,会被检察院的人抓起来,被关到这里来呢?还有,检察官说自己给人送了钱,不错,自己是给人送了钱,但就是送点钱,难道就犯了这么大的法么?另外,送钱的事,只有自己几个合作伙伴知道,是哪个人去告发的呢?……
  周兴和百思不得其解。
  夜已经很深了,旁边的几个牢友鼾声大作起来,周兴和躺在草铺上辗转反侧,始终睡不着。直到天快要亮时,他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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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的学校里
  坐牢,周兴和这一辈子连做梦也没想到。
  父母亲一辈子尽管穷途潦倒,但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宁愿饿死冻死,也是绝不会越雷池一步的。父亲在的时候,尽管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经常教育周兴和的一句话就是“毒人的药不吃,犯法的事不做”;还有一句就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平时,周兴和见到戴大盖帽的公安,似乎还有几分胆怯;路过公检法机关门口,他连头也不抬一下,心想我周兴和又不犯法,这辈子也绝不会和这些地方打交道――可,你不想和他打交道,他却要找上门来!世事的变迁,那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
  周兴和刚进监狱时,他心情烦躁到了极点。从小他虽说生活艰难,经常挨冻受饿,但他却拥有自己的自由。他能上山捉蝴蝶,下田逮泥鳅;他能下街去赶场,上坡去打柴。哪怕就是前些年,公社“群专”的人几次批斗他,但也没有正经地把他关进牢房呀!
  这里,吃霉米睡地铺倒还罢了,房间狭窄空气污浊也罢了。最使人难以忍受的,就是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除了铁门上那个可怜的窗洞,四周全都密不透风,高墙和铁门把世界上所有的阳光空气都与这里隔绝起来。牢室里,白天无光,夜里却有灯。同时,关押在这里的人,天天还要无缘无故被人喝斥,屙屎屙尿都要请示报告――失去自由的滋味,真他妈比被人一枪毙了还难受啊!
  我到底犯了法律上的哪一条呢?周兴和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他感到满腹的委屈、冤枉、烦躁,有时甚至愤怒起来!
  “党的政策你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刚进检察院时,检察官给他交代政策,“你到这里来,就要老老实实把问题交代清楚!”
  “我除了在地里做庄稼,就是正正经经做生意,不晓得犯了哪样法,你们要叫我到这里来。”检察官的问话,让周兴和摸不着头脑。
  “我们也不想跟你绕圈子,你给人行贿的事,把它交代清楚!”
  “行贿?”周兴和更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他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行贿”这个犯法的词儿。
  “就是你给人家送了多少礼,送礼多少钱。”检察官见他一脸诚实,确实不是装痴作哑,才把法律条款拿给他看。说实话,他在看那法律条文时,上面的“贿赂”两个字,他还不认识。
  “送钱?行贿?”周兴和想了想,懵懂知道了这个词的涵义,但他还是忍不住又问,“送礼就是送礼,送钱就是送钱,怎么又和‘行贿’拉扯在了一起?说实话,逢年过节,我经常都给亲戚、长辈送礼送钱,难道都犯法了么?”
  “跟亲戚、长辈送钱送礼是一回事,但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这送钱送礼又是另一回事!”检察官说着说着严厉起来,他提高了声音,“你别给我们兜圈子了!说,你到底给哪些人送了钱?送的数额是多少?”
  周兴和这一下终于醒悟过来:自己给人送钱,既然都犯了法,那收了他钱的人,肯定更犯了法。如果自己把他们说出来,他们不是也要到这检察院来坦白交代么!人家在生意上帮了自己的忙,送的钱虽不多,但人家没来敲诈自己,是自己自觉自愿送人家的;如果把他们交代出来,让人家丢掉官位丢掉饭碗,那不就是落井下石,太不仁义太不义气了么!
周兴和是个倔犟的人,他认准了的死理,就是十条牯牛也拉不回来。想到这里,无论检察官再怎么问,他都缄口不语了。
  “你想包庇这些人是不行的,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检察官严厉地对他说道,“我们是能够调查清楚的!”
  周兴和抱定了一个宗旨,任随你怎么发问,他都一言不发。
   “你这个人还真是顽固。”最后,检察官不想和他费口舌了,递给他一张《收容审查证》,“在这上面签上名,按上你的手印!”
  于是,周兴和被送到了看守所来。
后来周兴和才知道,原来,那三个生意上的合伙人投靠他以后,他们共同经营才5个月的时间,到1987年8月,他们 四人已经每人分得17万利润。照道理,生意做好了,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可偏偏却生出莫名的意外来了!一个和他同做生意姓李的朋友,为人奸诈心胸狭隘,他串通其他两个合伙人,共同告发了周兴和行贿的事情――好啊,周兴和进了监狱,他们自然就除掉了生意上最强悍的竞争对手,就可以轻易垄断此地木材销售的天下了!
  商场上波云诡谲,陷阱丛生。初涉商海的周兴和,由于他的义气和善良,让他栽了个大跟斗!
  天黑了又亮了,天亮了又黑了。沉闷、枯燥、憋屈、愤懑,失去自由的日子真的太难熬了,日复一日就呆呆地看着不明不白的日光,从墙壁的这边慢慢移到那边,然后在昏暗的灯光下,闭上眼睛做着无数浑浑噩噩光怪陆离的梦。
  进来一段时间后,检察院的人再也没来提审过他,狱室里的犯人见新来的这个人整天沉默寡言,也摸不透他的底细,所以也并没有欺负他。既来之则安之,过了大约半个月,周兴和才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心境才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心情平静下来的周兴和,有一天,他不知是哪神经发了岔,突然非常强烈地想读书!算起来,他失学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他拼死累活,流离颠沛,哪里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书呀!这几年,每当他看见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上学时,他就想起自己苦涩的童年和少年,除了对那些上学的孩子充满羡慕,他更多的是感到一阵阵辛酸――而今在这牢房里,虽说诸事不如人意,但寂寞清静,百无聊赖,这是多么好的读书机会呀!
  想到这里,他突地翻身从草铺上坐了起来,走到门洞边,向管理人员报告了自己的要求。
  那时,监狱里尽管没有图书室,但有关党和政府政策方面的政治书、为教育改造犯人的法律书还是有的。周兴和首先选定的就是学习法律书。在那里,他利用这难得的时间,从早到晚如饥似渴地学习起《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诉讼法》等各种法律来。通过系统的学习,久而久之,让他大开眼界,甚至还兴奋不已。
  “我还真要感谢那位让我坐班房的朋友,如果不在那特殊的学校呆了将近一年,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在班房里,我认真系统学习了法律知识,使我从一个法盲成为比较精通法律的企业家。”2007年6月,周兴和在四川大学的讲坛上,他提到这段难忘的经历,他告诉同学们,“法律这东西,就跟用电一样。如果你不懂电,它可能烧死你;反之,它就可以为你服务。法律也是一样,你不懂法,就可能触犯法律;反之,你可以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也可以打法律的擦边球,来跟司法腐败分子走‘猫步’!”
  就是这段难忘的牢狱生活,增强了他的法律意识,使他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孜孜不倦学习和钻研法律知识,2007年他还破例获得法制专家证书。
  除了学习法律,为了消磨时光,周兴和开始用圆珠笔学习画画。画人物、画山水、画静物,前后画了50余幅画。令人惊异的是,他在这方面竟具备较强的天赋,无师自通。笔者今天所看到的,他在监狱画的那些素描,完全可以和刚进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媲美。
  在监狱里整整待了11个月,到第二年秋天,他的问题终于审查清楚。说起来,无非就是一个不懂法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给人送了一点钱就是了,所以他被司法机关无罪释放了――但,他刚跨出高墙,他婚姻的危机却已在酝酿之中了。
----------------------------------------------战士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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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经曰:同船过渡前世修。
  这其实告诉了人们一个浅显的道理:大千世界,尽管芸芸众生熙熙攘攘,但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缘分一说,就不能简单归结为唯心论了。有的人相处几十年,却形同陌路;有的人却一见如故引以为友。尘世的姻缘,恐怕讲究的还是个缘分吧!
深明大义结发妻
  周兴和背着铺盖卷走出看守所大门。
  时值初秋,空气好不清新,天空好不高远,阳光好不灿烂!他抬头看了看久违了的蓝天和白云,看了看远方的山峦和绿树,眼前竟有些眩晕。当他收回目光朝前望去,眼帘里映出一个熟悉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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