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章：应重视艾滋病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艾滋病，又称为“超级癌症”，它的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AIDS），人类至今尚无战胜这一疾病的有效武器。目前，艾滋病已遍布于全球的各个角落。我国艾滋病流行也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2000年报告的HIV感染人数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37.3%，而据今年11月13日在京召开的首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传来的消息，今年9月底报告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又比去年同期增加近70%！
　　这已无可辩驳地表明：艾滋病问题已远远不是一个医学问题了。社会各界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着手研究有关艾滋病的一系列问题。医药科学研究力争攻克这一全球性医学难题；社会学研究倡导站在社会的高度，密切关注与认真对待这一“社会顽症”；人类学研究从全人类生存安全与持续发展的视角，呼吁防治艾滋病；心理学研究也试图为艾滋病患者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一个安乐的精神家园。然而，我们在欣喜地看到这些学科都在关注艾滋病的时候，却遗憾地发现，在法治全球化与“依法治国”的今天，艾滋病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实在是太缺乏了。而这一不容乐观的状况直接影响到艾滋病立法的进程，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将不利于把艾滋病问题及时纳入法治化轨道。
　　因此，笔者呼吁：在艾滋病问题凸显的当代，在法治旗帜高举的今天，法学界也应当快速行动起来，重视艾滋病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
　　首先，研究艾滋病相关法律问题，是切实保障艾滋病病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
　　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健康人一样，也享有法律赋予他们的正当权利、合法利益与充分自由，比如，隐私权、名誉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以及言论自由等各种政治权利。况且有些权利（如隐私权、名誉权）在感染疾病的情况下又很容易受到侵害，因而更应当重视保护艾滋病病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权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这些艾滋病病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权利，屡屡遭到侵犯，比如，散布他人的艾滋病信息，猜测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途径，开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剥夺他们的就业权、受教育权等等。所以，艾滋病病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权利的保护问题，很值得认真研究。
　　其次，研究艾滋病相关法律问题，是科学调整艾滋病病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其利害关系人法律关系的迫切需要。
　　一个原本健康的人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难免会给其生活与工作带来一系列不便，纷繁复杂的人际交际关系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动，尤其是与其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关系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该患者或感染者可能是一个尚需父母抚养的未成年子女，与父母有抚养关系；可能是一位需要子女赡养的老人，与子女有赡养关系；可能是一名已婚者，与配偶有婚姻关系；可能是一名负债累累的债务人，与债权人有债权债务关系；也可能是一名在职职工与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还有可能是一个在校读书的学生，与学校有教育管理关系，等等，这些法律关系可能会因为主体一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发生一些变化，作为与艾滋病病人或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上述法律关系的人，也需要在尊重伦理道德规范的同时，严格依照法律来处理或解决这些法律关系。这种特殊性与复杂性要求相关法律必须与之配套，科学调整，而这恰恰需要法学工作者去加以研究。
　　再次，研究艾滋病相关法律问题，是防治艾滋病传染扩大，减少其危害性，以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利益的迫切需要。
　　与艾滋病有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就是“防治法”。在艾滋病的渗透范围愈来愈广、蔓延速度愈来愈快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和伦理道德的教化，当然可以有效地防止健康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但对于那些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来说，就不是单纯依靠道德教化就可以避免或控制其传染行为了，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完善的法律，不排除动用刑事法律，来有效地防止艾滋病传播与扩散，以保护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命健康，以此达到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利益的目的，这就需要加强艾滋病防治法方面的对策研究。
　　最后，研究艾滋病相关法律问题，也是回应“艾滋病全球化”的挑战，与国际社会一道把艾滋病问题纳入国际法治轨道的迫切需要。
　　目前，艾滋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全球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蔓延，平均每天就会出现近2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以说，艾滋病在地球上已经为所欲为、肆意嚣张，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艾滋病全球化”，这是对全人类的一个巨大挑战，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联合国为防治艾滋病而专门成立了一个协调性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各国也在加紧制定自己的法律，纷纷出台相关的政策，来抵御这一“超级瘟疫”的疯狂袭击。反观我国，目前虽然已出台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以及一些涉及艾滋病的传染病防治法、监测方案或检测规范等政策法规，但还没有统一的专门的艾滋病防治法律，一些地方零星的防治法规也显得粗糙有余、细腻不足，显然，这与我国艾滋病迅速增长的现实极不相称，所以，要与国际防治艾滋病立法接轨，必须注重艾滋病相关法律研究，为立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与艾滋病有关的法律问题很多，但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该着重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一）艾滋病宪法法律问题。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被誉为“母法”，它以“慈母”般的温情呵护着每一位公民。中国宪法也宣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个人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只不过是在生理健康方面遭到了破坏，并不能因此而受到谴责、冷落甚至歧视，更不能把这类人群置于法律的不平等地位。他们依然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履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国家和社会也应当保证艾滋病病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另外，鉴于艾滋病病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社会弱者容易遭遇不公正待遇的现实性特点，笔者建议，在研究宪法法律问题时，应关注“反歧视”条款写入宪法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的论证。
　　（二）艾滋病民事法律问题。应当说，与艾滋病有关的民事法律问题较其他法律问题更为广泛和复杂。首当其冲的恐怕要属隐私权与名誉权保护问题了，因为艾滋病毕竟是患者的隐私，一旦泄漏或者遭遇流言蜚语，可能会使艾滋病人或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到精神打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任皮奥特医生曾说过：“艾滋病病毒给感染者带来的羞辱感充斥到整个世界。”所以，隐私权和名誉权保护问题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民事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同时，有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婚姻家庭问题、债权债务关系问题、医患关系问题、输血感染问题、遗体捐献问题等也要纳入专门研究的课题。此外，对于有关传播艾滋病病毒尚不构成犯罪的人身伤害侵权问题、艾滋病医药科技的专利保护以及版权保护问题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艾滋病行政法律问题。由于各地卫生防疫部门检测出来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越来越多，再加之艾滋病病毒的隐形感染者遍布于健康人群中，所以，如何完善立法对这部分特殊人群加以管理、控制、安抚与治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比如，行政管理主体、管理权限、管理程序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问题，都是必须要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其次，为了有效地预防艾滋病病毒的继续传染与蔓延，如何整治高危地带、控制高危行为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娱乐场所的整治、吸毒贩毒的打击、献血供血的规范、婚姻生育的检查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对健康教育的管理等等，都是与艾滋病有关的行政法律问题，亟待加以研究。
　　（四）艾滋病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问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潜伏期是基本没有什么症状的，只要具备劳动能力，在保证不会传染给他人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从事一定的职业劳动，与用人单位建立或保持劳动人事关系。然而在现实中有许多用人单位对艾滋病存在严重偏见，对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职工给予不平等待遇，甚至作出免职、辞退决定，侵犯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正当劳动权利。于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择业、就业、务业以及失业等相关法律问题，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研究课题了。与之相联系的是，艾滋病病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社会保障问题。艾滋病诊治的医疗费代价是相当高昂的，单纯依赖患者个人是无法解决的，那么，相应的对艾滋病病人以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社会救济政策、医疗保险措施以及优抚规章，也应当在财政支出承受能力的限度内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体现国家和社会对这部分人的关爱和体贴。可见，艾滋病劳动与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也丝毫不能懈怠。
　　（五）艾滋病刑事法律问题。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性大、致命性强，一旦染上了这种病毒，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下，就意味着等待死亡。因此，对于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不能不给予严厉惩罚。在去年国务院参事室召开的有关艾滋病立法问题研讨会上，有专家学者建议设立“艾滋病传播罪”，对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明知自己带有此类病毒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故意使他人使用受自己污染的注射器针或输给血液等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对患有艾滋病的贩卖血液者应从重处罚；医务人员渎职，把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输给他人或者将携带艾滋病病毒思维人体组织、器官移植给他人，都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标明艾滋病刑事法律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所以，我们在研究艾滋病相关法律问题时，也不能忽视刑事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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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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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安徽法学》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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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美国24岁男星拍成人片染上艾滋病 - 法制奇闻 - 红潮网 历史故事网
美国24岁男星拍成人片染上艾滋病
&& 美国24岁青年伯茨（Derrick Burts），年轻俊朗，投身小电影业做明星，一心想赚快速钱兼能跟俊男美女们风流快活，谁知导致的却是场噩梦：他入行半年已染艾滋病，业界却并没有给予援手，任由他自生自灭。
　　中国新闻网据外媒报道，伯茨表现欲旺盛，曾在邮轮表演魔术五年，之后任职酒店接待员，不久又嫌弃工作过于无趣，今年3月投身小电影行业。他是双性恋者，拍小电影和同性恋片很放得开，片商因此称赞他前途无限，并指他月收入可达1.5万美元。
　　入行后，他才知道业内的黑暗。虽说小电影演员每月都要强制体检，但保障依然不大，因为除了拍同性恋片有时会用安全套，但拍一般的小电影，“你想用套，他们会立即换人”。
　　他第一个月体检已经验出感染上衣原体，第二月更是检验出了淋病和梅毒。对于这个行业，他明白“染性病无可避免”，但突闻自己染上了爱滋病毒，“先是震惊，然后是害怕。”
　　不是说强制体检吗，怎么会染上艾滋呢？原来按照行内惯例，同性恋片演员开镜前不用出示体检证明，他就是遇上艾滋演员自己却不知道，才就此感染的。更惨是业内医疗组织 AIM通知伯茨染病后，连他的电话也就不回了，更指出他是由于个人的私生活问题才染病。伯茨身受其害，却没人伸出援手，于是他勇敢地站出来踢爆黑幕，并呼吁强制演出小电影必须使用安全套。
内容编辑：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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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监区的惊心故事
发布： 09:26:55&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作者：■ 本社记者 李锐忠 ■ 马丽红 &
核心提示:近年来，艾滋病不断挑战着人们的敏感神经。如果在“艾滋病”后加上一个后缀词“重刑犯”，相信人们头脑会自动搜索出一帧帧关于监狱的可怖画面。
&&&&&& &身患艾滋病的服刑重刑犯，让人心悸而却步。然而，广东高明监狱第十六监区的监管人员，硬是靠信念书写了令人赞叹的业绩。杨小哇是这群人的代表人物。1月23日，杨小哇走上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的颁奖台，成为首届&感动南粤&十大狱警的获奖者。颁奖视频在广东电视台播出后，人们为他那阳光般的笑容所感染。有观众说：这种灿烂笑容，既温暖了大墙内艾滋病服刑人员的心，也让大墙外的人感动。&
　　近年来，艾滋病不断挑战着人们的敏感神经。如果在&艾滋病&后加上一个后缀词&重刑犯&，相信人们头脑会自动搜索出一帧帧关于监狱的可怖画面。
　　1月30日，本社记者前往广东高明监狱第十六监区采访。听说这里关押着100余名艾滋病重刑犯，刑期均为15年以上；其中死刑19人、无期徒刑29人。对于体质稍差的服刑人员来说，刑期比余下的生命还要长。
　　高明监狱，位于佛山市远郊。随着城市扩张，繁华日益逼近这块神秘的人间 &禁地&。当记者经过&三重门&放行后，发现脑海中阴暗、潮湿的印象全被打乱，切换成了阳光下的篮球架、乒乓球台、绿草地以及服刑人员正在忙碌的身影......
　　杨小哇是第十六监区的监区长，他带记者参观第一管区的监舍。那里关押着数十名&一级病犯&。所谓&一级病犯&，是指他们已经进入艾滋病最终阶段，多种并发症状开始显现，有的皮肤溃烂、化脓不止，身体几乎丧失免疫能力。据杨小哇介绍，有些服刑人员连爬上床的力气都没有，只能靠警察和其他监友帮忙。
　　记者走近监舍时，三名服刑人员正蹲在门口吃饭，有鸡肉、青菜以及猪肉粥，还有汤，这是他们的午餐。第一间监舍，十多名服刑人员住在一起，他们身体瘦弱，但精神状态还不错。虽然监舍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但老旧的监舍被打理得非常干净，漱口杯摆得整整齐齐，没有丝毫的拖沓和混乱。
　　看到这样的情景，让记者感到了一种慰藉。
&我们是秘密工作者&
　　日，第24届&世界艾滋病日&那天，杨小哇被调至第十六监区任监区长，此前，他从事了十多年的教导员工作。
　　初来乍到，杨小哇以为，这里充满了绝望、焦虑、敌视和恐慌。据杨小哇统计，100余名病犯中只有10%的人与家庭有联系，其余的都已妻离子散。很多病犯得知自己身患艾滋病后，就像被宣判了&死刑&，有的甚至无法接受现实，当场就晕了过去。失去自由与健康，他们万念俱灰，自杀的想法蠢蠢欲动。所以，在这里一句话能挽救一个生命，一个动作也能拯救一群人。
　　初始，谁也不愿意理会这群病犯。继而，更多服刑人员开始轮番上演绝食、自杀、群殴时，每个警察都诚惶诚恐，每天全副武装。杨小哇回忆，那时候每天下班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衣服，然后将身体狠狠冲洗一遍，这样才放心跟家人交流。现在，对艾滋病有了正确认识和有效防范后，警察们都不会穿戴防护服，主要是为了让艾滋病服刑人员感受到他们从未被歧视。在这里，警察与病犯的接触均为零距离。
　　当然，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时时撩拨着警察的神经。
　　2010年8月的一天，王警官在一楼值班，突然听到二楼监舍传来一阵激烈的吵闹声，监控视频显示二楼监仓里，一名犯人手持铁片、满脸是血地嗷嗷大叫，狭小的监舍一片慌乱。王警官一个箭步跑上二楼，打开监仓铁门，冲到了这名患有精神病的罪犯李某面前，安抚当事人情绪，了解事发情况，隔离疏散其他犯人，顺势抓住李某的手，夺过铁片。
　　王警官回忆时仍心有余悸。事发现场罪犯李某满脸是血，情绪激动，不时还用手抹去蒙在眼帘上的血，然后随手就是一甩，血溅得到处都是。如果当时李某的血洒到了自己或别人的眼睛，情况就会十分危险。
　　记者了解到，一些病情较重的艾滋病犯由于免疫水平低下，很容易出现并发症，如大部分艾滋病晚期犯人都会出现皮肤溃烂，并发肺结核、肝炎等传染性强的疾病。这些传染病才是警察人身安全和健康的最大威胁，但作为带班警察，遇到服刑人员病发需要送医院救治，就是再危险也要硬着头皮上。
　　作为监区带头人，杨小哇不时会提醒同事勤洗手勤消毒，管教过程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冷静处理管教矛盾。如果身体有伤口，一定要包扎好，防止在与病犯接触过程中感染病毒。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杨小哇手指上还贴着止血贴。
　　&说的不好听，我们想买保险都没人愿意接。&杨小哇说。考虑到艾滋病犯专管警察职业的高风险性，监狱曾多次联系保险公司，想为警察多买一份特殊行业人群保险，但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听到是艾滋病犯监区的警察，一个个都掉头而走，不愿意做这笔很有可能赔本的生意。
　　当人家问起杨小哇和同事们的职业时，他们都会简单又形象地称自己为&秘密工作者&，怕艾滋病重刑犯这样重口味的词儿把人吓跑。
摸着石头过人生长河
　　2006年底，为集中管理艾滋病服刑人员，广东的艾滋病罪犯集中关押在乐昌、高明、东莞、女子监狱和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杨小哇说，乐昌监狱关押的是15年有期徒刑以下，而高明监狱第十六监区，全是重刑犯。这里因吸毒入狱的就占到92%，很多都是&二进宫&&三进宫&的累犯，重新犯罪率超过30%。
　　广东阳春籍艾滋病服刑人员李某，17岁时在深圳某物流公司当运输司机，月工资过万。物质富足后不慎染上毒瘾，后为毒资犯抢劫罪而被送进阳春监狱。2010年9月刑满释放后，被家人和社会歧视，开始疯狂报复，在短短一个半月里，先后参与抢劫、盗窃、强奸等作案4次，最终被公安机关抓捕。
　　对于累犯，杨小哇开始了他的思考与艰难探索，他认为艾滋病人最需要的是尊重。为此，杨小哇设置了四道关口。首先，第一关就是入监教育，先让各服刑人员正确认识艾滋病，认识自我。
　　高明监狱心理咨询师和心理矫治师多为女性。当服刑人员想和她们谈心时，双方总隔着一堵厚墙、一扇铁窗。这让很多服刑人员非常委屈，认为他们之间进行的是不平等对话。久而久之，他们再也不会找人谈心。
　　于是，为每天能及时掌握服刑人员的情绪变化，监狱特地在每个监舍门口挂了一块&心情晴雨表&，分别用头像表情标明&高兴&&一般&&低落&三种情绪。这样，杨小哇就很清楚地掌握了每名服刑人员的心理状态。一旦发现不好的苗头，他就与之面对面谈心，倾听他们的烦恼，&有时候，一念之间就可能挽救一个生命&。
　　第二关是&入监训练&。白天，艾滋病服刑人员会在习艺劳动区内进行劳动改造，这里同样讲究成本效率、投入产出。业余时间，监区每天都会组织服刑人员参加体育锻炼，如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入监训练&尤为重要，患病的服刑人员开始出现免疫能力下降时，皮肤容易损伤，伤后出血不止。适当的体育锻炼能够减轻药物的副作用。
　　第三关是积极吃饭，配合治疗。 在2009年&世界艾滋病日&那天，监区艾滋病服刑人员提出要过属于自己的&节日&，并通过绝食的方式向监狱提出改善伙食、医疗待遇等要求。由于担心不进食会进一步降低他们本来就很低下的免疫力，警察只能把饭打好，放在监舍里。杨小哇说，他们不停地提要求，但其实不会饿肚子。在监控摄像头里，服刑人员偷偷地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该如何管理这个特殊的罪犯群体，确保他们安心服刑，没有经验可循，监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除了吃饭，就是吃药。艾滋病患者需要长期依靠药物维持。每次监区发放的抗病毒药总有人扔掉。于是，杨小哇让警察看守好每名服刑人员，药必须吃下去，以保证其CD4细胞指标（一种免疫细胞，艾滋病病毒攻击对象是CD4细胞）。否则，谁也救不了。
　　据高明监狱统计，第十六监区累计艾滋病服刑人员共400余人，7年来死亡率一直控制在4%左右，2012年只有一名服刑人员死亡。据介绍，很多医院担心医生会感染艾滋病，都以各种理由拒绝接受艾滋病人手术，只有广东省人民医院和内部系统的司法警官医院才接受治疗。因此，当一名艾滋病重症犯在广州住院，需要三名警察看护。警力配比本来就低的十六监区，杨小哇只能让自己日夜连轴转。
靠&小米加步枪&
　　高明监狱始建于1957年9月。杨小哇工作的第十六监区，住房均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有的墙壁开始剥落。因墙体不牢，太阳能热水器无处安装，至今警察只能靠分发热水瓶给服刑人员使用。
　　杨小哇告诉记者，十六监区警察的平均年龄为34.6岁，最年轻的是1984年出生的小曾，也已经在这弹丸之地上扎根5年了。有次，一个新来的警察实在受不了艾滋病监区的恶劣环境，翻来覆去睡不着，三更半夜爬起来给高明监狱的政治部主任打电话，哭诉着要求换岗。后来，经过杨小哇劝说留了下来，一干就是好几年。现在经过锻炼的这支年轻队伍，没有一个警察要求换岗的。
　　杨小哇笑言：&我们虽然是&小米加步枪&，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困难大家一起上。&
　　林宏军，十六监区副监区长。从警校毕业13年来一直在监区一线工作。先后荣获全国监狱劳教系统先进个人称号、广东省司法行政系统抗非先进个人和省直监狱系统岗位排头兵等荣誉称号。
　　与林宏军同一个办公室的刘健，也荣获司法部先进个人称号。
　　林宏军说：&用放大镜看，服刑人员个个都有毛病；用显微镜看，服刑人员个个都有闪光点。&在杨小哇、林宏军、刘健等人的工作铁柜里，装满了自己掏钱买来的牙膏、牙刷、香皂等日常用品，向十六监区的艾滋病服刑人员免费赠送。每个服刑人员在生日的那天，都会得到一份生日蛋糕。虽然蛋糕小了点儿，但是杨小哇和他的团队们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做起，让他们的关爱更容易进入服刑人员的内心世界。
　　曾在十六监区服刑的贺某入狱时，当得知自己被HIV感染后，终日无言，生与死就在一念之间。
　　杨小哇在巡查中发现这小伙子有文化。后来通过两次近距离接触，贺某向他敞开了心扉。原来，他曾经是一所大学的讲师，后来因职务犯罪入狱。
　　在贺某即将出狱时，杨小哇和林宏军得知贺某想去从事公益事业。林宏军当时给他提议，多去参加艾滋病的公益宣传活动。贺某出狱后，曾为监管人员写过感谢信，并打电话问候这个团队。他在信中说，自己已经树立信心，会坚强地活下去，将运用自己所具有的学识，投身于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业当中。
　　在这里，十六监区始终遵循&隔离不隔绝，重视不歧视&原则。当艾滋病服刑人员父母拿到其儿女病危通知书说&生与死，都交给监狱&的时候，杨小哇仍然没有放弃，积极帮助这些人治疗，鼓励他们配合治疗，好好活下去。
　　杨小哇于1月23日走上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的颁奖台，成为首届&感动南粤&十大狱警的第一位获奖者。后来颁奖视频在广东电视台播出后，有些以前的老同事打电话来问：&喂，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怎么还没有换岗啊？&
　　&有没有想过离开？&记者问道。
　　&没有。在这里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干起工作来有成就感、责任感。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杨小哇后来向记者强调：&领导不让我走，我是不会走的。&说完，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这种灿烂笑容，消融了艾滋病服刑人员冰冷的眼神，也温暖了这里每个人的心灵。
　　记者走进监狱时，带了一支笔和一个采访本。出来时，带出了一张2013年春节活动安排表。这张表上显示着，杨小哇的除夕夜又将和这里艾滋病服刑人员一起度过。
　　不过，监区的春节活动也很热闹。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醒狮采青、跑圈、钓金鱼、抽奖等满满的15项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农历正月初五。
　　在这里，惊心而动魄的故事还将不断发生，从而感动着接受改造的每一位艾滋病犯人。
　责任编辑: 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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