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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初期台湾传统佛教的调适与崛起
　　——二十世纪初台湾传统佛教五大法脉的形成
　　内容提要：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传统佛教的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苗栗大湖观音山法云禅寺、台南开元寺和高雄大岗山超峰寺五大法脉在调适中崛起，主要是因为台湾佛教与大陆佛教的法源关系，它们几乎都与福建鼓山涌泉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也和日据初期殖民者采取了放任的宗教政策有关。
　　关键词：日本统治初期台湾传统佛教调适发展
　　作者吴敏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研究员。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宗教一开始采取了放任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刚处于占领和镇压期，对台湾的宗教信仰和风俗民情须进一步考察，无暇顾及宗教。与占领台湾相同时，日本佛教也逐渐进入台湾，开始“宗教殖民”活动，其各宗派之间激烈争夺台湾佛教资源，引起了台湾民众的反感和憎恨。日本殖民当局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故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十八日，由总督府颁布了《本岛旧有之寺庙禁止成为内地（指日本）寺院之分寺案》训令①，禁止日本佛教各宗派将台湾佛教寺庙纳入其末寺体系。这是日本殖民者争取台湾民众的虚伪的宽诱政策。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下，心理产生了巨大变化，有些民众便投向佛门，传统佛教在殖民的氛围中得到了发展。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台湾传统佛教新道场的建立便应运而生。二十世纪初台湾传统佛教的五大法脉，在日据初期得以崛起。
　　一、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
　　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的开基人是善智上人和善慧大师。
　　善智上人（），内字常慧，基隆人。上人幼时即从家业经商业渔，成年后娶妻生子，一天突感人生之变幻无常，投拜当地斋教龙华派掌教代明宫张太空座下②，开始持斋念佛。三十九岁时（光绪十七年，1891），内渡求法，与妙密上人同往福建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正式出家，礼景峰老和尚为师，并住涌泉寺苦修三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善智与妙密相携返回台湾，在故乡基隆开始讲经说法，听者日众，于是便有了设场建寺的意愿。
　　善慧大师（），内字常宽，俗名江清俊，基隆人，祖籍福建汀洲永定县。大师宿植慧根，幼时异于常儿。十余岁时，日本占据台湾，时局动荡，大师遂依母郭氏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皈依斋教龙华派，亦礼基隆代明宫张太空为师。善慧大师加入龙华派后，经常到斋堂去听道，慧心日益增长。光绪二十四年（1898）善智和妙密来台湾讲经说法，善慧就朝夕亲近二师，成为忠实的听众和信徒，增长了对佛法的认识，坚定了出家的决心。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善智一道渡海到鼓山涌泉寺，祝发于景峰老和尚，受具足戒，法名善慧，与善智为师兄弟，并嗣法于志泉老和尚。五个月后，善慧与善智同返台湾，在基隆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福建鼓山涌泉寺高僧妙密、善智二师回故乡台湾传教，曾驻锡于基隆化度四众，皈信者日益增多，于是建立一所远离闹市寂静幽雅之新道场便成为迫切的需求。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妙密上人不幸圆寂，建立寺院的任务就落在了善智和善慧二师身上。光绪三十一年（1905），大水窟林来发居士自愿献出基隆郊外自家茶园一甲余地，作为建寺用地，随即准备施材建筑。次年（1906）得到台湾总督府许可，即开始大兴土木，建筑主殿。此时，善智上人在课诵之后无疾迁化，建筑灵泉寺的重任就落在了善慧一人肩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善慧与信徒总代辜显荣、颜云年、许梓桑、许松英等为发起，受寺院建立并寄附金募集许可，”③很快募集到一万元，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大殿落成，举行了佛像安座开光典礼。根据其地形及林下泉水，时正应聘来台的鼓山涌泉寺性进法师为其取名为月眉山灵泉寺。
　　善慧法师任住持的最初几年，灵泉寺的建设仍在进行中，宣统元年（1909）于寺左建功德堂，内置地藏王菩萨，供奉长生禄位，用以回报众善信们对灵泉寺建设的支持和帮助；又于寺右建女客堂与客室四栋，以供男女信众来寺参诣休憩之用。宣统二年（1910）建前殿，包括天王殿、西归堂、报恩堂，用以安顿众信众和护法的长生禄位。民国元年（1912）又于天王殿左畔建讲堂，于天王殿右畔建禅堂。至此，具有中国传统佛教特色的纯正的禅宗丛林就形成了。
　　灵泉寺的建筑仿传统佛教寺院的构造，聘请大陆的名匠负责佛像的雕造。宣统元年（1909），善慧法师聘请了大陆福建鼓山圣恩老和尚来寺教授佛事道场的唱诵仪式，按照中国传统佛教的仪式举行法会。次年（1910）农历四月八日佛诞节，灵泉寺为在家二众信徒首次举办授戒会，三十余人受戒，开启了台湾本地授戒之先河。民国三年（1914），善慧师又两次内渡大陆，历游天童、普陀名刹，与大陆僧侣交流，请回佛舍利宝塔一座，永镇寺中。此年又为在家二众举办第二次授戒大会，于八月十五日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全台僧俗坐禅大法会，参禅者四十余人。灵泉寺与善慧法师的地位至此确立。
　　善慧法师与灵泉寺由于保持了传统佛教的特色，台湾大小寺庙纷纷邀请善慧法师作其住持，致使“凡与本寺声气相联各寺院，至逮僧规一肃，而诸檀越善信亦由是信仰渐多，岛人之宗教思想，于是乎凛然以兴矣”④，信徒的数量极速攀升。灵泉寺保持了中国传统佛教的体系，为台湾信众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使灵泉寺具备了坚实的信仰基础。
　　二、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
　　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位五股乡观音山腹，海拔三百余公尺，上负悬崖，下临深谷，形势雄壮。乾隆四年，闽人来此，建庙其地，曰凌云禅寺；因地处深谷尽处，又曰内岩寺，历代香火不绝。清代末叶，地方靡乱，时为宵小盘踞。刘铭传抚台，乃一火焚之，庙遂中辍。宣统元年春，三重埔信士宝海、台北富商刘金波、士绅林清敦等倡议重修，乃起工于当年之十二月，成于翌年十一月。庙貌巍峨，称台北之冠。”⑤
　　上文中“信士宝海”，即宝海法师，俗名林火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皈依佛门，后往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并驻锡几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返回台湾，在自家宅院设立佛堂，从事弘法活动。史称法师“竭力传道。因缺资金，虽有开山之念，难遂所愿”。⑥宣统元年（1909），逢台北大稻埕富商刘金波父丧，欲为其父超度作功德，宝海和尚即到刘府，亲为其说法，度化其发心捐助建立一所寺院，以供养其亡父。于是，在原凌云寺寺址后数百步的悬崖上，开始建造新的凌云禅寺。“时工事费三千圆，悉由刘金波、刘金清醵出；林知义、邱连水、刘缉光等援助万端”。⑦不到一年时间，寺院总体构造完成。由于宝海和尚身体欠佳，无力大力发展寺务，故邀请自大陆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返台的本圆和尚经营寺务，此时本圆法师为月眉山灵泉寺的当家，接到宝海和尚的邀请后，欣然前往，积极帮助凌云禅寺的发展壮大。
　　本圆（），俗姓沈，基隆人，光绪九年（1883）出生。因读《楞严经》有感，萌出世之念，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7）十五岁时，礼基隆清宁宫住持释元精为师，皈依佛门。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妙密、善智二师自大陆涌泉寺归来基隆讲经说法时，本圆时年十八岁，专心致志听法师讲法，并发大愿心，远赴福建鼓山涌泉寺，依振光老和尚受具足戒。受戒后本圆并没有立即回到台湾，遍游大陆的名山大刹，参访各地的高僧大德，专心学习传统丛林的清规戒律，立志改革台湾佛教。本圆和灵泉寺的善慧法师同在鼓山涌泉寺受戒，可谓同门师弟，所以善慧法师建灵泉寺后，便邀本圆为灵泉寺首任当家。但本圆抱有远大志向，亦欲建一新型的佛教道场，以求独立发展。承袭宝海之位继任凌云禅寺住持后，本圆进行了大胆改革，对寺院建筑进行重新改建，对寺院管理也进行改革，确立了传统佛教的丛林戒律制度，决心将凌云禅寺重新建设成为台湾佛教的新型道场。
　　凌云禅寺在本圆法师的全力建设和精心经营下，寺务有了极大的发展，朝山香客日益增多，香火源源不断。本圆法师受大陆传统佛教清规戒律深厚，对寺院僧侣严格要求，不许食肉，不许带妻，不许在寺中住众，一切按照中国传统佛教秩序进行。本圆法师温顺的性情，端正的品行，深受众信徒的信赖和崇敬，这就使凌云禅寺很快发展成为一座能与灵泉禅寺相抗衡的新型寺院，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法脉体系。
　　三、苗栗大湖观音山法云禅寺
　　在日据初期崛起并形成的传统佛教五大法脉中，苗栗大湖观音山法云禅寺是最具中国传统佛教特色的寺院之一。此寺院的开创者觉力禅师，是五大法脉开创者中唯一一位由大陆福建鼓山涌泉寺来台发展的禅师。
　　清末渡海来台的汉人，为了开垦台湾蛮荒之地，常和台湾原住民发生冲突，双方有时争得不可开交，还屡动干戈，常常发生流血事件。这种事情直到日本占据台湾后，仍时有发生。据民国四十三年（1954）十一月出版的《观音山法云寺大殿落成玉佛开光纪念册》载：“距今九十余年前，前清政府开闢大湖的时候，由于土地之争夺，外来的汉民与原住的高山族之间，屡动干戈相杀。降至日本政府领台时，旧习依然，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处在战地边缘的人们，情绪恐惧，夙夜徬徨，亟待有精神资粮来弥补心灵上的空虚。”⑧于是，以吴定新为首的移台汉人便走遍大湖各山区，企图寻找到一方清静之地，建立一所寺院。苗栗东南隅的观音山，是一座左右合抱的山，恰似观音菩萨两旁的金童玉女，此处山涧清溪湍流，两岸茂竹翠密，是一处极佳的建寺之地。选择好地理位置，首倡人吴定新却不幸仙逝，其弟弟吴定连继承其兄遗志，上下联络官方士绅，多方鸠集人力财力，一切准备工作皆已就绪，只等有缘之高僧大德一到，便可开工建寺。
　　法云禅寺的开基人是觉力禅师，引进觉力禅师的却是台湾妙果和尚。妙果（），台湾桃园人，幼时即聪明过人。日本占据台湾，时妙果十二岁，不得不辍学，加上其父及三个兄长的先后病故，妙果深感人世之无常，遂萌出家弃俗之念。光绪二十七年（1901），妙果十八岁，于家乡桃园大溪斋明寺皈依斋教龙华派。到宣统元年（1909），闻大陆鼓山涌泉寺禅师觉力于游历日本归途中来台湾，驻观音山凌云禅寺，妙果即前往参谒。宣统三年（1911），觉力再次来台驻凌云禅寺，妙果朝夕参拜，机缘颇深，故于当年即赴福建鼓山涌泉寺受具足大戒，正式出家。受戒后的妙果回到台湾，于观音山凌云禅寺修行。此时，一心要建立一所寺院的苗栗大湖耆绅刘缉光、吴定连等在观音山凌云禅寺遇到了妙果，一见如故，颇投机缘，决定合作共建一所新寺院，由妙果主持建寺规划，地方士绅大力协助支援。但寺院的住持，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妙果觉得自己的德行尚不胜任，于是便想到了师父觉力禅师，力邀师父出山就任新道场的住持。
　　觉力禅师（），俗姓林，福建厦门鼓浪屿人。禅师“自幼时感人生之病苦无常，年十九，游履鼓山涌泉寺时，投礼方丈和尚万善老人为师，取名复愿，别字圆通，号觉力”⑨。并于是年得戒于涌泉寺本忠和尚。光绪二十七年（1901），觉力二十一岁时，开始亲近戒师本忠和尚，研究戒律。光绪三十一年（1905），早先去南洋发展的鼓山涌泉寺方丈妙莲老和尚，召本忠去南洋共同发展，觉力禅师便随本忠到南洋，襄助老和尚建设极乐寺。数年后，觉力回到鼓山，并于宣统元年（1909）出外行脚参访，东渡日本归国途中顺道来到台湾，驻锡于有同参之谊的本圆法师创建的观音山凌云禅寺，首次与妙果见面。觉力返回鼓山后，不久便出任涌泉寺监院。清宣统三年（1911），觉力再到台湾，仍驻观音山凌云禅寺，并与妙果在这里与结下了师徒之缘，于同年召妙果赴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出家。
　　觉力禅师的来台，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时觉力禅师正担任着鼓山涌泉寺的“首座”，⑩鼓山涌泉寺住持“万善老人初不允，意谓台湾太浮华，此去一定还俗，以铁尺加之，欲置之死地……万善老人虽然不允，觉公师兄弟多人皆赞成公来台，乃暗中将行李代背下山，觉公则以网袋背七宝铜三宝佛三尊，向万善老人顶礼，拜别来台。”可见，但坚定的信念和与台湾佛教的机缘，终使他排除一切阻力，毅然渡海来台，将中国传统佛教思想和精神向台湾播撒弘扬。
　　法云寺的建设，由于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大量的人力，充沛的财力，住持觉力禅师的觅得，使建寺工程异常迅速快捷。民国元年（1911），“法云寺正式开工，妙果则重返鼓山，亲迎觉公来台，共负开山巨业。”觉公与妙果师徒等合作无间，吴定连、刘缉光等地方绅商出钱出力，鼎力相助，工程异常迅速。民国三年冬弥陀圣诞日，大雄宝殿即告落成。因寺在观音山嶺，上接云霄，居此山上，宛如高超凡境的最高地菩萨——法云地，法云寺名由此而得。
　　苗栗大湖法云寺的建立，适应了台湾当地民众的要求和心愿，在客观上，也有助于缓解汉人和原住民的关系。据传，法云寺建成后，每日的晨钟暮鼓，使当地的高山族原住民头痛欲裂，迫使他们不得不逃进深山之中。从此，此地不再有移住民与原住民绵绵不休的争斗和流血，故有“法云建而大湖平”的令誉，法云寺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胜地，进香拜佛者络绎不绝，香火旺盛。至此，苗栗大湖法云寺正式出现在台湾佛教的历史舞台上，在以后的台湾佛教发展史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四、台南开元寺
　　在日据初期的台湾佛教五大法脉中，只有台南开元寺是非新开道场。开元寺原是明郑时代延平郡王郑成功的避暑别墅，经其子郑经的扩建，作为其母养老休憩之处，名“北园别馆”。康熙二十八年（1689），第二任台湾巡道兵备王效宗向总镇王化行倡议将“北园别馆”改建为寺。此时恰逢大陆僧人志中来台巡锡，闻知此事，愿帮其募缘。一时之间，文武官员大行施捐，是年八月开始动工，第二年（1690）四月八日工程告竣，因其佛像庄严，寺宇宽敞，取名“海会寺”。乾隆十五年（1750），台湾巡道兵备书成发起重修，改名为“榴环寺”，又称“榴禅寺”。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府蒋元枢又进行了重修。嘉庆五年（1800），水陆提督哈当阿见寺垣颓坏，重新加以修整，改名为“海靖寺”，此寺因其规模之宏大，成台湾唯一一座寺院，故重修后的海靖寺又改名为开元寺。清领台后至日据台之前，由于台南是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开元寺也就成为当时台湾佛教的核心。清领台后期及日据台初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移，开元寺走向了衰颓，当时的状况是，“僧徒四窜，寺宇颓落，钟鼓声沉，寺被强人所占与劣僧盗卖者有半”，几近半毁状态。与此同时，台湾北部新道场兴起，大有领引台湾佛教之趋势。与之相较，开元寺此时在台湾佛教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开元寺在清朝末期及日据初期时兴时衰，据文献记载，开元寺在日本占领台湾后几年里，其住持为宝山常青，其人劣迹累累，不但盗卖寺产寺物，帮助日本曹洞宗巧取租息，盘剥民众，还一反中国传统佛教礼仪，改穿日本僧衣，改用日本式佛教仪式，致使开元寺凋蔽不堪。宝山常青之后，继任开元寺住持妙谛、妙觉、义心、永定、玄精、传芳、成圆等，皆出身于福建鼓山系统，特别是日据初期在玄精和传芳法师的重整和修葺下，开元寺重新绽放光芒，宗风为之大振。
　　玄精上人（），俗姓蔡，台湾盐水港厅布袋嘴人，以其精通法术，性情直爽而被当地人称为蔡真人。日本占领台湾，上人时年二十一岁，因感台湾所有权之改换，不愿受异族人统治，便皈依斋教龙华派下，礼台南西港信和堂黄普宗为引证师。后又投台南开元寺圆顶，礼传芳法师为师，旋又前往大陆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研究佛法，修习禅理。明治三十六年（1903），返台后就任开元寺住持。上人上任之时，开元寺“寺宅圮坏，清景荒凉”，上人“乃矢志与永定监院协力重修三宝殿，大众一时群集，而重兴宗风”。开元寺在玄精上人修理整治下，寺貌焕然一新，寺规寺则也重新予以规范，使开元寺更具中国传统佛教的蕴涵。正当玄精上人欲更进一步重振开元寺宗风之时，却“不幸忽遭朴仔脚邓平暴动事件之诬累，受台南办务署召审，后幸无事”，但使玄精上人为此精疲力竭，只好离开台湾，远赴大陆，辗转来回，最后驻锡于泉州海印寺，并于此圆寂。
　　传芳和尚（），台南人。和尚性情忠直好义，曾到开元寺，听荣芳老和尚谈经说法，解人生之三味，遂觉人生无常，备受其累，便于光绪七年（1881）新婚四月之际，毅然辞妻别亲，远赴大陆鼓山涌泉寺，礼维修上人出家，于复翁老和尚受具足戒，隐居舍利窟修禅习法。道行圆满后，云游兴化府，驻锡于泉州崇福和承天二寺，后又返回涌泉寺。直至日领台湾大正二年（1913），和尚应台南开元寺监院成圆之请，回台就任开元寺住持。因其未入台湾籍，故形式上不能具名为开元寺住持，而以成圆挂名。即使这样，和尚仍励志改革开元寺的颓废风气，不但讲经说法，传授大陆佛教的精髓，开始开坛授戒，将中国传统佛教的仪式带入开元寺。关于其开坛授戒，《台湾日日新报》大正二年（1913）十月九日的报道记载：“台南市各寺庙僧侣多为半路出家，不知戒律为何物者。惟北门外开元寺，时有福州鼓山涌泉寺僧为该寺之住持。其寺内清规，较为严谨，然亦未常建设冥阳普利之戒坛。者番该寺监院僧本圆、永定、成圆三上人，拟请自鼓山归来之传芳禅师，于来十八日乘观音菩萨诞辰，传授优婆塞、优婆夷三皈五戒。先于十四日开堂忏悔，十五日传授三皈，十六日即为旧历十七日传授五戒，十七日演说十二威仪，十八日沾被甘灵，络牒圆满。”在传芳法师的大力整顿和改革下，开元寺的宗风为之大兴，开元寺的寺规也从此整肃规范。开元寺作为台湾一座古刹，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台湾传统佛教的一面旗帜。
　　五、高雄大岗山超峰寺
　　超峰寺位于高雄县阿莲乡大岗山上，传其创建于明郑时，但史载是雍正九年（1731）。当时绍光禅师来此，见山势平缓，靠近海岸，极目远眺，心旷神怡；同时山上树茂林立，浸透灵气，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于是，禅师便于此结茅为庵，自修禅法，草建“超峰岩观音亭”。到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台南知府蒋允焄游此山中，见庙而喜之，遂发愿募款扩建，新创观音殿，并携一尊南海普陀山之观音菩萨安奉于此，改“观音亭”为“超峰寺”。到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北部新佛教道场不断兴起，超峰寺的僧侣欲寻出身于正统佛教的高僧大德来主持寺务，以求重振本寺。正在此时，台南开元寺的义敏老和尚和永定和尚师徒二人云游于此，看到此寺环境幽雅，但寺宇却几近毁废，心有不忍，于是发愿重建此寺。但义敏和尚性喜云游，不愿住寺，重建超峰寺的重任就落在了永定一人肩上。
　　永定法师（），台南人，性情温良忠厚，待人和善，自小具灵根。日本占领台湾的第二年，法师感人世之无常，便皈依斋教龙华派。明治三十一年（1898），法师二十二岁，于台南开元寺出家，礼义敏上人为师，其后便住于开元寺，曾担任开元寺监院兼住持。明治三十六年（1903），玄精法师由福建鼓山回到开元寺，按开元寺寺规接任住持一职，永定法师便辞去住持兼职，回复监院继续协助玄精法师重整开元寺。明治三十九年（1906），偶游大岗山超峰寺，便结心于此，便离开开元寺，受邀正式驻锡超峰寺，以其扩建开元寺的经验，大力推进超峰寺的重建工作，使超峰寺迅速崛起，成为台湾南部又一大型佛教新道场。
　　永定和尚之所以愿承担此一重任，一方面是由于其愿心大发，不忍此一佛教圣地流于毁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永定法师虽为开元寺监院，并兼过住持一职，但他不可能成为开元寺真正的住持，因为他没有到大陆鼓山涌泉寺受过戒，开元寺的寺规规定住持一职，要到福建省闽县鼓山涌泉寺修业，才能有资格。基于此，永定法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离开开元寺，正式驻锡大岗山超峰寺，开始重建超峰寺。从明治四十一年（1908）开始，永定法师重新修筑了超峰寺的塔堂，大正元年（1912），又增建了两廊为二阶，大正二年、三年，分别建成纳骨堂三大塔，超峰寺逐渐从颓废的状态走了出来。
　　大岗山超峰寺作为传统佛教一大道场，执行中国传统佛教仪规很严格。这时日本佛教各宗派已纷纷来台建立传教道场，日式佛教的仪规是允许男、女二众混住，这一现象也在影响着台湾的一些佛寺。正当此时，大岗山龙湖庵“先代住持开会尼师至超峰寺，欲礼永定上人，并发心带髮修行。然上人秉佛制，知僧尼不可同住一寺，乃另择今之现址，以竹片茅草结一庐，专供欲出家修行之尼众净修，其名曰龙湖庵。”可见其说明其为一传统佛教体系的寺院。
　　六、余论
　　日据初期，由于日本殖民者采取了放任的宗教政策，这就给中国传统佛教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台湾人民对大陆有着深厚的感情，其生活习惯一直遵循着中国传统的习俗，在宗教信仰上，也一脉相承大陆的传统信仰惯俗。这种惯俗已经深入骨髓，轻易无法改变。所以，在日本占领台湾，台湾人民需要精神寄托的时候，对传统佛教的信仰更加坚定，也更加迫切。适应这一客观要求，在大陆受戒的台湾本地僧侣和大陆来台僧侣的共同努力下，便发起了日据初期建设台湾传统佛教道场的运动。
　　这一运动的直接结果，便是二十世纪初台湾传统佛教五大法脉的初步形成：1900年，于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后回台的善慧法师创建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1903年，游学福建鼓山涌泉寺的玄精法师接任台南开元寺住持，重整开元寺；1908年，永定法师重建高雄大岗山超峰寺；1909年，于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并游学大陆十一年的本圆法师回台创建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1911年，出身福建鼓山涌泉寺的觉力法师应邀来台创建苗栗大湖法云寺。
　　在上述法脉或寺院的开创者、住持中，几乎都与福建鼓山涌泉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灵泉寺的开创者善智法师和善慧法师、凌云寺的开创者宝海法师和本圆法师、开元寺的住持荣芳法师和玄精法师等都是在涌泉寺受的具足戒，法云寺的创建者觉力法师则直接出身于涌泉寺，与其共创法云寺的弟子妙果法师也在涌泉寺受戒。唯有超峰寺住持永定法师未到涌泉寺受戒，但其师义敏同样是在涌泉寺受戒。所以，日据初期台湾传统佛教五大法脉，都属于福建鼓山涌泉寺的末派。这从1933年至1936年日本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编的《台湾在来の佛教》油印本中可见一番：“直到领台（指日本占领台湾）前后，由于对岸福州鼓山寺往来的僧侣频繁，现在（指1934年前后）分布在全岛各地的僧侣，主要是当时（指明郑及清）来台僧侣的子孙。虽然台湾全岛僧侣约三、四百，终究是分属于全岛五大寺院。所谓五大寺院，是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基隆灵泉寺、新竹法云寺、台南开元寺、高雄超峰寺等。虽免不了多少有例外的，但此等几乎全部是福州鼓山寺的末派。若从宗派别而观之，则只有二宗派：临济宗和曹洞宗。”
　　不仅如此，这五大法脉在其后的宗教活动中，一切仪式都是按照大陆丛林的规则执行，如寺院的建筑结构仿大陆丛林之样式建筑，灵泉寺的建筑甚至请来了大陆名匠林起凤负责。寺院的戒律仪式等亦仿大陆丛林之规范，灵泉寺初步建成后，善慧法师便邀请大陆鼓山的圣恩老和尚来台教授佛事道场的唱诵仪式。凌云禅寺的本圆法师不但禁僧侣食肉娶妻，甚至不许带客留宿。超峰寺的永定法师严格执行中国传统佛教禁男、女二众混住的规则等，都是按照中国传统佛教的仪轨行事。五大法脉还不断邀请鼓山涌泉寺的高僧大德来台传戒讲经，更从大陆请回佛像佛具等，完全成为大陆传统佛教的直接移植。在佛理教义和佛学思想方面，也继承了大陆传统佛教的思想脉络，如禅、净双修，曹洞、临济兼有等。
　　日据初期，传统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崛起并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台湾一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皆源自于大陆，灵泉寺等五大佛教道场的建设，主要是受台湾信众的委托和要求促成，五大佛教道场的源流和体系也系自大陆福建鼓山涌泉寺。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的开创者觉力禅师以身为福建鼓山涌泉寺的法师到台湾开创佛教新道场。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占据台湾，台湾被迫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不管台湾人民是否愿意，事实已经形成。如何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存，是台湾人民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信仰佛教是在精神领域逃避殖民统治和约束的途径。故日据初期的台湾，佛教信仰成为趋势，佛教新道场的建设成为时代潮流。这种趋势和潮流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发生，故存在着如何调适现状与形势的问题。灵泉寺等五大道场的创立和发展，就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既与大陆传统佛教保持佛教仪式及教理教义和法脉上的传承关系，又与日本佛教保持一定的联络关系。五大法脉在形式上既有中国传统佛教的雕像布局，又有日本风格的建筑和绘图；在内容上既保持着中国传统佛教的教理教义和唱诵仪式，又夹杂有日本佛教的个别仪式；在讲经说法上，既聘请有祖国大陆的高僧大德来此讲解佛典，诠释经义，又邀请有日本的和尚宣讲佛经。然而在本质上，这几大法脉应该是继承了中国传统佛教的衣钵和精神。如到了日据中期，在教界和学界发起的“台湾佛教振兴策”中，署名台南蔡南樵在其所撰《台湾佛教振兴策》一文中，就建议：“各寺院，照支那福州省城鼓山定例，晨钟暮鼓，每日上殿，课诵三回。寺内分掌事务，男女分别，不得混杂。如若无故，幼妇少女不许宿泊于寺院。凡为僧侣，要实行戒律的佛教，以造成无上之人格。研究法相的佛学，以修本分无伪的思想；皈依净土的佛法，以建立真实不虚的宗教；修持真言的佛学，以显露同体大旨。”该文撰写于日本统治台湾已三十年的时候，并发表在由日本人发起创办的《南瀛佛教》杂志上，敢于提出这样的建议，说明台湾民众对于传统佛教的痴情和深信。传统佛教在日据时期能够在台湾延续和发展，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民族情结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台湾传统佛教，不但掀起了新道场建设运动，僧侣的自身修养和知识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寺院经济，也由明清时期专为亡者祈求冥福的单一途径，逐渐转变为募化、讲经、供养、建立纳骨塔、设立佛教基金以及为亡者祈求冥福等多种途径。寺院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动着传统佛教在当时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为日据时期台湾传统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注释：
　　①温国良《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第179页，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民八十八年（1999）。
　　② 张太空，俗名赐欢，法名普汉，时任基隆地方斋教龙华派掌教。斋教龙华派阶级分九品：空空、太空、清虚、四偈、大引、小引、三乘、大乘、小乘，太空即属九品阶级中的第二级。
　　③台湾社寺宗教刊行会编《台湾社寺宗教要览（台北州1卷）》附录灵泉寺条，台湾社寺宗教刊行会，昭和八年（1933）。
　　④《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四年（1915）六月十七日。
　　⑤台北县文献委员会编《台北名胜古迹志——凌云禅寺》第111至114页，台北县文献委员会，民四十四年（1955）。
　　⑥⑦台湾社寺宗教刊行会编《台湾社寺宗教要览（台北州1卷）》附录观音山凌云禅寺条，台湾社寺宗教刊行会，昭和八年（1933）。
　　⑧释禅慧《觉力禅师年谱》第136页，三慧讲堂出版，民八十六年（1997）。
　　⑨⑩释禅慧《觉力禅师年谱》第119页，三慧讲堂出版，民八十六年（1997）。
　　释禅慧《觉力禅师年谱》第135页，三慧讲堂出版，民八十六年（1997）。
　　释禅慧《觉力禅师年谱》第133页，三慧讲堂出版，民八十六年（1997）。
　　朱其昌《台湾佛教寺院庵堂总录》第441页 ，佛光出版社，民六十六年（1977）。
　　郑卓云《台南开元寺沙门列传》，《南瀛佛教》第九卷第八号第30页，昭和六年（1931）。
　　转引自王见川《略论日据时期的台南开元寺》，《圆光佛学学报》第280至291页，民八十八年（1999）十二月。
　　引文见王见川《略论日据时期的台南开元寺》，《圆光佛学学报》第282页，民八十八年（1999）十二月。
　　《大岗山龙湖庵护国千佛大戒同戒录·大岗山龙湖庵沿革》第3页，民六十六年（1977）十一月。
　　台北州在来佛教调查委员会编
《台湾在来の佛教》
引文参考释慧岳译文。
　　蔡南樵《台湾佛教振兴策》，《南瀛佛教会会报》第三卷第三号第15页，大正十四年（1925）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