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改变三十年
学佛后，一个念头从我心底升起：我想给父母认错。
我的父母吵闹了几十年，前年六十多岁还离了婚。如今父亲又已再婚，他们已经没有和好的可能。但是，我希望尽孝力，让他们不再怨恨对方，希望无论他们用什么方式，都能平和安祥的生活，安度晚年。以前，一家人形如陌路，父母如仇人，姐妹不来往。在这种家庭长大，我也曾怨恨他们，做过许多他们也伤害自己的事。
&上个星期六，我把妈妈和姐姐请到我家里，我给她们磕头认错，我们都抱头痛哭。从那天开始，妈妈对我态度改变了，她会主动的关心我，握紧我的手。而小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妈妈能握着我的手，但我的印象中，她从不曾握过我的手。姐姐也不再动不动就发脾气。我很感动。
&第二天，我去找父亲，跟他促膝深谈，希望他和妈之间还存在的矛盾尽量宽容放下。并承诺他以后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帮助。当时他答应了。但第三天早上，他发短信给我，说不相信妈，不愿让步。我知道我的工作还没做到位，于是又去找他。这一次，我又给他磕了头，认了错，感动得他也哭了。
&之后事情发展很顺利，看到他们能互相谅解让步，我真的非常感动，佛法无边啊！只要我们用至诚至善的心去做事，事情会好得超乎我们想象！没想到我们家族之间三十多年的矛盾积怨，按照佛法说的去做，三天就解决了！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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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更好的答案
在 月 球 上 的 一 天
科技发展到了二十二世纪，科学家们终于制造出了一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宇宙飞船--“遨月一号”，而我则代表全人类去月球上遨游一天。
22世纪一年的7月16日，也是全人类第一次登月的时间。这一天，我穿着笨重的宇宙服，来到“遨月一号”宇宙飞船的门前。这时，许多人举着鲜花来为我送行，总统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的说:“祝贺你，希望你登月成功。”我激动地点点头。
16日7时30分，我坐在宇宙飞船舱内，正式起飞。随着一声巨响，“遨月一号”慢慢地飞上天空。
我驾驭着飞船，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月球。我打开舱门，踏上月球，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到处都是建筑物，环境非常好，树木丛生，百草丰茂，鸟语花香。这简直真是，嗨，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美丽的境界。我忍不住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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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不算北，也不太靠南，冬天不供暖着实冷得很，今年家里装了暖气，这两天下雨降温真正派上用场。中午吃过饭，暖气边沙发上窝着，和妈妈还有老公一起话家常，非常惬意。偶尔翻看一下朋友圈留言，然后就发现妈妈呼吸声均匀，靠在我身侧睡着了，紧紧握着我的手就这样睡着了，怕惊动妈妈，她靠着的这个胳膊我不敢动，用空着的一只手拿手机拍下这一刻，我知道即使不拍照，我也会一直记得这个场景。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睡得很安稳。前一日去旧宅整理院子，一只黄色的瓢虫不知何时停落父亲的肩背，我拍瓢虫的时候突然发现父亲的背影有些瘦小了，头发也白了大半，内心一刻的伤感，没有表露出来。其实2014年的奔忙，心有点累，四年后终于回家过年的感觉真的挺幸福，也颇多感慨（09年夏天爷爷病逝，我匆匆逃离伤心城市去到上海，10年春节我买了初一的火车票赶回家；11年元旦后奶奶寿终，年前送走了奶奶，我独自回到上海靠睡觉和方便面度过整个假期；12年去了北方的婆家过年，温暖而平静，就是想爸妈；13年爸妈来上海陪我们过年，一个月妈就把我养胖十斤；14年春节放假那天姑爹病逝，守七错过回家机票，累而茫的两人留在上海过年。）。今天老公揉面发面，我们一起给爸妈做烤面包，快乐和幸福来得单纯而直接。自己长大了，父母也老去了，离家远越来越觉得不放心他们，就如从前他们担心我一样，心里总是牵挂。每次回家必翻看旧相片，三十年一晃而过，那么多的人和事，回想起来这么近又那么远，记不清的，不再想起的，还有不曾知晓的。有点桑感，我只是想说出来罢了。
引用地址：
：：：怕水的鱼：荒月：：小阿：小阿：9月：：我的语文教学三十年
我的语文教学三十年
一30年前,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个乡村联中工作。那里地处荒远,四面环山,学校位于山脚下,是村子东头的两排石头垒砌起来的有些歪斜的平房。4位公办教师,十几位民办教师,从小学到初中十几个班级。当我把一个柳条书箱、一床被褥放到前排房子的集体宿舍中的时候,心也踏实了下来。我对这里不陌生,因为它属于我的家乡——学校距我家4里路,我是从这里走进师范学校又回到这里的。走之前,我是民办教师,队里记工分,每月8块钱。现在我是公办教师,吃的是国库粮,1979年12月,给我定的工资标准是二十九块五毛钱。我也能像其他公办教师一样,拿出一部分工资交给伙食管理员,买来米面蔬菜,一日三餐,可以告别以地瓜为主食的岁月了。为了给我“接风”,老师们凑份子杀了一只青山羊。把办公桌对成餐桌后,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我深深地闷了一口“兰陵大曲”,酒入口腹,五味杂陈。两年前我走的时候,老师们给我“洗脚”送行,吃的是同样的肉,喝的是同样的酒。喝完“上工酒”,轻车熟路,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我教四年级语文,教的是《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一块银元》之类。每天孩子们日出而来,日落时整队唱着歌回家。同学们的书包装走了一天的喧闹,学校像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梧桐树,只剩下光光的枝杈,静静地伫立着,偶尔有吱吱喳喳的麻雀。民办教师们也随着孩子们回家了,家里还有农活等着他们。我们几位住校的教师批完作业,到小院进餐。紧邻学校的一所农民院落是我们的伙房,1个灶台,1张破旧的矮桌,4只板凳。一个专门为我们做饭的老光棍伙夫,享受民办教师的待遇,按乡俗,我称他三哥。光棍三哥拙于烹调,水平仅限于把生的做成熟的。不过,吃着院子里自种的黄瓜茄子,喝杯薄酒,高兴了作作“诗”,互相揶揄打趣一番,别有一番情味。山区的夜寂静漫长,煤油灯下,我们各忙各的。一位男青年教师,新婚不久,媳妇陪嫁了一辆自行车,每天下班后赶十几里路回家。偶尔不回,喜欢鼓捣自行车,擦擦灰,抹抹油,拆一回装一回,然后蒙头大睡。另一位中年教师,距家百里,山路阻隔,半年难回一次。他喜欢舞文弄墨。学校有份人民日报,报纸夹缝有个栏目叫做“闻者足戒”,百字短文,揭露些小小时弊。他于此寄予了希望,每天夜里烟雾缭绕中苦心经营,一百个字像一百块砖头,码来码去,第二天等着送报的到来。但最终寄出的稿子都泥牛入海。我则喜欢看看书,李白杜甫之类,写写日记。有时听到村里雄鸡高叫,对面床上的光棍三哥,睡醒了一觉,抬起头看看我还笼在煤油灯昏黄的光里,啧啧两声,鼾声再起。校长是一位50岁的矮矮的结实的男人,他家在距我们学校十多里路的镇(当时称“公社”)驻地。他经常到中心学校开会,顺便回家,在校时间不多。但我们每周六下午的例会是必开的。他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两腿悬在半空,说些旧故事,传达点新精神。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是“干嘛的讲嘛,卖嘛的吆呼嘛”,意思是我们是做教师的就要教好学。我们自觉落实着他的精神。虽然离家很近,周日、农忙我也不回家,实际是学校的常住“主持”。校长几天不在,我们也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随时应付好一些突发的事情。民办教师们老实忠厚,好指使。一次上级突然要来校检查,我们紧急忙碌一天,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空当处栽了成排的树苗,用白石灰把小树干刷得整整齐齐。教室的外墙上贴上“热烈欢迎领导莅临指导”的标语,结果获得好评。教室的前后是农田,村民们经常在这里播种耕耘。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学生们中间风传一种叫做“少女日记”的手抄本,内容淫秽不堪。我急忙召集班主任,迅速把那些“洪水猛兽”收回了一大摞。由于没来得及销毁,我把它们藏在我宿舍床席的下面,可是我上课回来,手抄本竟全部不翼而飞,我们又一次地去没收。渐渐地,校长在校的时间长了,教学交流的活动也多了起来。有时候周末跨学区听课,老师们要步行十几里、几十里,翻山越岭,观摩、讨论、联考,之后大家一起吃个大锅饭,交流一下体会,倒也很有收获,并且也越来越觉得老师们的业务水平需要提高。一次听一位老年民办教师上课,他提问一位女生回答问题的时候说:“前边的那位小妇女儿,你起来回答。”我愕然良久。一次例会上,校长传达新精神,强调了知识、学历的重要,并且说有个离职进修的名额。散会后,校长握着我的手说:“你是我的左膀右臂,但干嘛的讲嘛,我支持你进步提高。”于是,来这里刚满1年的时候,老师们又一次为我杀了青山羊。二1981年,进修1年回来,县教育局重新分配工作,我带着书箱被褥来到了我们公社的中学里。这里是我读高中时的母校,学校的一草一木都熟悉亲切。可这时候的母校,已由原来一个“村姑”出落得光彩照人了。省里第一次评定全省重点中学,我的母校名入其列。“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因为地处偏远,受冲击较小,学校的基本框架、教学秩序依然完整有序;而且,学校有远近闻名的校办工厂——水泥厂。校园倚山临河,与公社驻地若即若离;林荫里书声朗朗,机声隆隆。高考以来,学校的成绩逐年攀升,这在当时的中学里,自然一枝独秀,引人注目。评上省重点后,上级一下拨款20万元,钱花不完,校长愁得辗转难眠,一连起了4排带长廊的宽大教室,新建2排教师宿舍,学生宿舍的木板床换成钢丝床,教师的办公椅换成折叠椅,办公桌换成多屉写字台。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全县的优秀教师不惜坐一天的汽车,赶迢迢150里路,从县城来此执教。其中不乏劫后余生的名师,江苏的、济南的、青岛的,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全县的优秀学生也云集于此,农村学生能够卖掉部分粗粮,在校吃上白面馒头。每年高考结束,考进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榜名串串。在母校工作,校长是当年的老校长,不少老师是自己的老师,自然比较舒适。开始教初中语文,后来教高中。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32开本,书面朴素,选文虽然较多政治人物的文章,但也有不少传统经典的名篇。如《孔乙己》《祝福》《项链》,以及文言文《赤壁之战》等。名师云集,有模仿的榜样,也增添了压力。那时候课上得好,就是教师课文讲授得好。随着办公条件的改善,我有了一间单独的房子,备好课有了保证。夜里不再是煤油灯,而是电灯通明;虽然经常停电,但学校自备有发电机。借助漫漫长夜,把课文读得滚瓜烂熟。先自己感受、理解、领悟,然后到图书室查资料,对课文的理解尽量做到全面而深入。《十月》《当代》等杂志每期必读,新鲜的内容不断引入课堂。课堂上,不看教案,课文分析得清晰透彻,情节讲解得生动曲折,把意境阐释得充分感人,同学们听得入耳入心,学得津津有味。一次,学校领导突然进教室听课,过后大加赞赏。我也渐渐感觉自己正不断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甚至优秀的老师。学校年年辉煌,工资待遇也有改善,我每月已经有50元的工资了,买了收音机、自行车。周末青年教师聚在一起,或到河岸的树林里漫步,或到近处奇秀的山峰流连,甚至骑车百里到滕州县城逛逛。逢镇里大集,到熙熙攘攘的市场买些日用品,不时一起打打牙祭,喝喝刚兴起的啤酒。生活虽然惬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老师的“终身大事”成了问题。一个偏僻的山区学校,汇集了几十位男青年光棍教师,且越积越多。他们寻找配偶的最基本条件是“吃国库粮”。是啊,既然考了大学走出农村,就不想再找一个农村媳妇,背上沉重的包袱,机关出身的更是如此。学校有几位“文化大革命”前分来的大学生,他们最终落户当地,和农村姑娘成家,教完课还要去锄地、播种、收割,繁重的劳动让这些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白面书生狼狈不堪。男大当婚是硬道理,可是哪里有那么多“脱产”的女青年呢?学校分来的年轻单身女教师凤毛麟角,又多已名花有主;县城的女孩不愿意嫁到这里来,免得落个牛郎织女的境况。一个小小的乡镇,三五个机关,未婚女孩总共不超过10个,即使都嫁给老师,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何况,她们不愿下嫁给一个教书的。银行的管钱,粮所的管着“皇粮”,供销社的可以走后门买点紧俏商品,学校老师能做什么呢!渐渐地,青年才俊们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了,他们的目光开始翘望遥远的县城。我也成为一个“大龄青年”了,和他们一样焦虑,尤其轻易不敢回家。回家后叫伯伯的已经一大群,家里乡亲们热情地关注着:“什么时候领着脱产的姑娘回家呀。”好在是自己的老家,人头熟,帮忙的多,今天见一个,明天相一个,开始都难成正果。但功夫不负苦心人,最后终于划拉了一个自己满意的,于是结婚成家,心有归属。光阴荏苒。1988年,得了一个机会,去兰州参加一个全国语文教学研讨会。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见了些鼎鼎大名的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在虔诚地观摩了他们的课堂教学、聆听了他们的报告后,感慨唏嘘,知道自己离一个优秀教师还相差太远。一天,一位50多岁的语文老师生病,到一个很远的部队医院诊治,诊断是患了肝癌,结果没能活着回来。接着又有一位老家在西安的老师,回家过年,死在手术台上。接连两个追悼会给学校蒙上了沉重的阴影。他们都是外地人,家庭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时备受折磨,家庭负担沉重。自然,山沟的医疗条件也是造成他们英年早逝的原因。慢慢地,每年暑假人事变动的时候,老师们便惶惶不安起来,要求走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人改行从政,有人挤进县城,有人调回原籍,学校的辉煌渐渐暗淡下来。眨眼已是10年,学校由鼎盛开始衰落,同事们渐渐云散,我想我也该换换地方了。三1990年秋季,我也拿到一纸调令,挤进了县城一所中学。校长接过调令,不知我什么来头儿,破例分给我两间筒子楼房。我把行李铺好,就算在县城安了家。说是家,还是我一个人,妻子孩子还在乡镇;想把妻子调进县城工作,却难于上青天。我一边求人调动工作,一边教课。周六坐车回家,周日晚上赶回。把家务摆脱给妻子,自己落得个清闲,教课、读书、思考。那时候高考备考复习资料很少,于是自编自印,学校有钢板、铁笔、蜡纸。每天课后我都在吭哧吭哧地和钢板较劲,然后自己去教导处印,滚油泥,翻页,再滚,一两年下来,字刻得越来越漂亮,我成了油印高手。可是刻字着力的中指起了疙瘩,有些变形。教材还是老教材,我已经熟练了,开始有余力把目光撒向学生,课堂上观察学生的思考动态,逐步改进教学的思路和方法。夜里,回到宿舍,开始整理自己积累下来的思考感受,敷衍成文。1993年,在一家大型语文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教育局设立教研室,配备了教研员,教学教研活动越来越规范有序。我参加了县里举办的课堂教学比赛,讲课的时候,瞥见校长在教室门外徘徊。我知道,他关注着我,也关注学校的名誉。结果我得了第一名。接着我又参加了市里的教学比赛,又得了第一名。这一年我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县报和省报先后登了照片和事迹。进城转眼3年,托了不少人,妻子的工作调动依然没有消息。我也习惯了,每天早餐一包方便面,午饭晚饭自己做着吃。买了一个电火锅,烹点花生米;热油炸辣椒炖出一锅红亮的辣椒汤,再把白嫩的豆腐放进去炖好,加一把青菜,一锅汤菜,色香味俱全,吃得很饱。有时候香味引来单身的同事入伙,喝上两杯,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有时候,有家院的同事热情邀请,也就顺势去蹭吃蹭喝。学校要盖教师宿舍楼,有资格住房的要交一万元钱。我想着以后家搬过来,应该有个像样的房子住,虽然一万元对我来说还是个天文数字,但还是东挪西凑把钱交上了。一年后,终于拿到了70平米房的钥匙。不久,又拿到了妻子的调令。妻子工作有了着落,孩子上学也安排好了,我深出了一口气。1994年一个夏日周末,我去教研室开会,完了又和朋友喝酒,日落西山的时候才醉意朦胧地回家。进门发现客厅里坐着两位年长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介绍后知道,他们是市一中的校长和书记,走了200里路程,早早就赶到,等了我一天了。问我是否愿意到市一中工作,我们学校和县教育局的说服工作他们来做。我看着两位干巴巴的嘴唇、疲倦的脸色和渴望的眼神,轻轻地点了点头。只是妻子和孩子有些不乐意,她们刚刚熟悉了工作和学习环境,我们分开4年才刚刚团聚了不到3个月呀。四学校的一辆小拖斗车,载着我和一只书箱、一床被褥,进了市一中的大门。方砖铺地的干净的道路,路旁一盆盆地开着正盛的一串红;一排排合围粗的白杨树,遮天蔽日。林荫里坐落着办公楼、体育馆、图书楼、教学楼,前面是400米跑道的体育场,铁丝网围拢的硬化的球场。群楼后面,一片精致的花园,长廊迂回,雕梁画栋,杨柳依依,荷叶田田。校长一边介绍着校园,一边把我介绍给遇到的学生和老师。老师们儒雅和善,同学们活泼靓丽又彬彬有礼。欢迎宴后,回到宿舍躺下,想,我到了一所硬件软件全国一流的学校,一切都那么美好。只是我又开始了单身的生活。单身的好处,是自己有充裕的时间。课余逛书店,读书,写文章。各地的教改实验也在开展着,什么“单元教学法”“训练式教学法”之类。省教研室、中语会、青语会相继成立,教学教研活动也一波又一波,如火如荼。我积极参与其中,学校大力支持,常常得到名师名家的指导,不断地执教公开课、观摩课、比赛课、录像课,好评多多。自己在锻炼中不断领悟提高,把语文课上得实用又活泼。朗读,思考,启发,点拨,把学生领进诗文的天地,徜徉于人文的意境,在训练中落实基础,在熏陶中积淀素养。荣誉也纷至沓来,“市十大岗位明星”“省级拔尖人才”,省语文“教学十佳”,省“教学能手”,不一而足。偶有闲暇,校园走走,广播里正播放着热播电视剧《潮起潮落》的主题歌:“天蓝蓝,海蓝蓝,拉起锚,撑起船……”学校东临浩淼的沂河,徜徉河岸,回味着《论语》曾晰的话:“风乎舞雩,浴乎沂,咏而归。”白天的热闹过后,晚饭我又打开电火锅开关,继续辣椒炖豆腐;早晨起来,继续一包方便面。学校领导当时答应帮助调动妻子的工作,可是落实起来困难重重。他们不断地作着努力,但路路阻塞难通。我每两周回家一次:校门口坐个三轮,赶到长途车站,到家要经过四五个小时的颠簸。这个市是个新兴起的商业城市,是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商贾云集,长途车站熙熙攘攘,如一个繁忙的码头。除定时长途班车,个体的中巴像一条条游鱼来回穿梭。穿着青色灯笼裤的健壮男人,把着车门,大声吆喝,招徕顾客。热情地把你拉上汽车,然后继续打转。“给我张车票吧。”一次上车后,我说,学校答应报销我来回路费。“一会儿一定给。”车终于开动,走到中途的时候,天色早黑了。“给张车票吧。”我催促。“要什么车票!一脚把你踹下去!”灯笼裤一吼,我噤若寒蝉。心想,怎么这样对待一位“全国优秀教师”呢?周日晚返校,演着同样的故事。教师节到来了,关系单位纷纷送来“节礼”。市长来了,要召开教师代表座谈会。校长抓住机会,请领导帮助解决教师两地分居问题。市长说“这个,当然,当然”。但是,又一个教师节来的时候,情况依旧。3年后,学校看看没有办法办正式调动,只好临时安排妻子来一中工作,给了我一套90平米的楼房,调动从长计议。我终于又一次结束了吃方便面的生活,只是妻子为自己的职评晋级之类而忧虑。不知什么时候,学校新置了电脑,面对这新鲜玩意,我一窍不通。时间不久陆续增置了多台,有了计算机房。年轻的老师们活跃在里面,查资料,敲教案。但我因为无知,所以有畏,终于敬而远之。但是自己写的稿子,不断请青年教师输入成电子文稿。街面上也有了打字复印的店铺,于是自己写的文章、教案之类渐渐都存入了一个薄薄的方形的磁盘里去了。1997年,我参加了一次全国课堂教学比赛,抽签课题是《祝福》。我沿袭自己的风格,课上得自然、朴实、厚重。在我前面上课的老师,却在讲台上走上跳下,挥舞双手,像在指挥一场大型音乐会。结果我只获得了二等奖。反思中我在寻找着自己的不足,也在为中学语文教学而思考。这一年,我被评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又一个教师节到了。市长召开教师代表座谈会。会上一中校长说,我们学校有的优秀教师,两地分居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市长说,这个好说,市里一定帮助解决。校长说,人已经走了。五2000年新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我躺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行李架上放着我的书箱和衣物。车到济南的时候,正是夜半子时,广播里悠悠的钟声,唤醒了熟睡的旅客。我一直醒着,听着钟声和着车轮前行的节奏,品尝着“跨世纪”的滋味。半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和我素不相识的校长打来的。校长问:“可否愿意来这里工作?全家户口、妻子工作、孩子上学、住房,学校都能解决。”我没有即刻答应,找到了我们学校的校长说:“我喜欢我们的学校,我爱人的工作关系是否还有可能解决。”校长说:“已经用尽了最大努力,看来希望不大。”“那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他听完调动方向和学校的条件后,沉吟半晌,说:“好事,支持你走,调动中有什么困难我来帮忙。”于是我今夜躺在了火车上。几年前,“孔雀东南飞”的潮流就已兴起,后来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出台了利用自己的优势吸引人才的政策,这些早有耳闻,我并没放在心上;最终动身的原因还是来自俗人俗念:妻子的后顾之忧要考虑,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上大学的问题不能不顾及。一边办着调动手续,一边喝着一场场的送行酒,最后一场是和在市里工作的我的当年的学生。喝完酒,几十个人还每人凑份子给我作盘缠。虽然这时候我的工资已过千元,虽然已经工作了半辈子,但我的存折上的数字是零,所以我进京带的“家底”就是学生送的一万元钱。夜色阑珊、曙光初显的时候,我走出北京站。草草吃了口早点,没有洗把脸,就背着行李赶往学校。八点多钟我把行李放在了校长办公室里。校长有点奇怪地看着我,我说“我是某某某”。“喔,喔”,校长若有所悟,“少年老成,少年老成啊”。校长只在一些杂志和材料上见过我的照片,而我的年龄和相貌之间一直有十年的距离,再加天气冷,身上裹着个棉大衣,又洒上一路风尘,难民模样,土得掉渣,难怪在校长意料之外了。学校把我安排在一间平房里住下,临时没安排工作,让我装修一下分给我的一套住房,办一办余下的手续。一切就绪后,已过了春节,一辆厢式卡车把几件旧家具和我们全家拉进了北京。六北京春天的风真大啊,不时沙尘弥漫,天暗地昏,出门一会回来,人简直成了土人。清明的日子,夜晚华灯齐放,高处光彩烁烁,环路上光流渺渺,如梦似幻。入乡必须随俗,饭店里要个炒蒜苗,服务员端上来的是一盘炒蒜薹,于是知道了北京人称蒜薹为蒜苗。装修的师傅说你去买个一字改锥,买来后原来是螺丝刀子,于是学着说一字改锥。不过也经常产生阿Q一样的困惑,城里人为什么叫长凳为条凳,为什么把葱花切成长段呢?媳妇见舅姑。我讲了一节公开课,后来听说是唯一一次课后学生自觉热烈鼓掌的。这里的学生耳朵刁,不喜欢批评,敢于表现,但一旦接受了你,就接受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缺点和批评。这里的家长不会请你吃饭,会的是给你提要求,希望多关注和表扬他的孩子,善于给学校打电话或写信,要求换掉某老师。但他的孩子接受了你,他们就接受你;孩子敬慕你,他们也心怀感激。同事们习惯各人自扫门前雪,白天忙忙碌碌,少有交流,放学各自回家,假期邂逅,形同路人。但熟悉了解了,也能结成“君子之交”。在这里终于见到了另一版本的教材,大32开本,按照能力层级划分,高一文言读本,高二文学读本,高三文化读本。也按体裁组织单元,有课前提示,有阅读分析和思考练习。用了20年的旧教材,见到新的版本,自然觉得新鲜,但新鲜过后发现很多不足——理想化,进入高三,文化读本被弃置一边,罗嗦的阅读提示之类,显得臃肿繁杂。厚厚的6本作文教材缺少实用价值。吃了鸡蛋还能经常见到母鸡,有机会和教材编者交流,提出修改意见,他们注重一线教师的意见,虚心纳下,因为教材与经济利益连在一起了。后来,我也成了教材的编者之一。宫中桂树摇动,人间阵阵春风。一股教育教学新思想、新理念的强劲之风自上而下,扑面而来。时代需要创新人才,不得不改。和外国教学现状差距太大,要迎头赶上,必须“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学校设施、教师理念素养等一时难以见功,就先从课程教材改起。于是“标准”和教材同时出炉,各家教材蜂起,眨眼间多年来一套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荡然无存。十年树木,百年树“材”,一套经典的教材需要多年多人打磨,但多种新教材“婴儿”短期内还是呱呱坠地了。自然,新教材定然有许多先天不足,但相信有了模样,慢慢会成长健壮起来。传统的经验否定得多了些,但近两年都在反思沉淀。也许任何一种改革,都需要进三步退两步吧。自己有幸赶上了这一波潮流,参与教材编写,和著名学者教授共同谋划,启发收获良多,久之,也觉得自己很像专家了。新世纪伊始,气象万千。薪水逐年增长,除了国拨工资还有“结构工资”之类,渐渐地有时能拿到“一个数”了,当年领“二十九块五”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数字,简直是犯罪。学校一边拆,一边建,院子水泥地换成砖头,再把砖头换成大理石,每个假期回来,都好像进了一所新学校。学校周围环境也日新月异,今年是荒地,明年起高楼;昆玉河上今年独木桥,明年高架路。我终于学会了电脑的一般操作。学校有“机房”,办公室里配了两台电脑,自己也买了电脑,后来学校每人配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现在又换了配置更新的笔记本电脑。有了电脑,去图书馆的时间少了;电脑备课、做课件,上课板书少了;内容丰富了,形象生动了,但也少了点什么。不知哪天开始,北京的房价水涨船高起来,开始一平米三千,次年五千,眨眼间六千。面对纷纭变化的形势,头昏脑涨的同时,自己的胆子也在膨胀,带了存款折里的一点数字,跑到银行大笔贷款,下狠手买了一平米八千的房子。正忐忑不安中,房价突然翻到每平米一万六了。世事变化急遽,让人难以捉摸。股民们昨天还意气冲天,今天突然颓然沉寂了。眼前金融危机又来了,经济的发展是否也走三步退两步呢?……匆匆乎三十载,踏遍青山人已老。出校门,进校门,但走出的校门后来都没有再进去过。想念最切的时候没能回去,朋友们也就渐渐淡了念想。后来有机会回去,又怕人事已非,“儿童相见不相识”。听说,当年在联中时给我们做饭的光棍三哥已去世多年,我工作10年的高中母校,早已平房变楼群,但辉煌没能延续。曾经用上火车前1个小时的空档,打车在市一中门外转了一圈。时光如水,但梦境中经常出现30年前又前的情景:我们村一排低矮旧草房,泥坯做腿,木板为桌,锅底灰刷的黑板,我手执木条教孩子们读“a—”“o”—“e—”,教室门口站着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责任编辑: 朱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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