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教语文二年级下册练习1_图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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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语文二年级下册练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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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炤泮，字耀宫，1899年生（家谱查证），东北抗日义勇军108将之一。祖籍辽宁省绥中县宽帮满族镇水口屯，东北讲武堂第十一期步兵科毕业，著名抗日将领，“九·一八”事变后，奉张学良将军之命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三路军阻止日军西进，先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三路军总司令，后任参谋长，将总司令一职让位于其部下石磐。石磐负伤后，王炤泮与张佐廷领导十三路义勇军继续战斗，多次重创日军，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与其同期毕业的著名学员主要有彭景文、赵承金、李钟奇、王作藩等[1]
王炤泮人物生平
王炤泮宗族起源 耕读之家
饱经战火的王氏族谱、王炤泮亲笔手迹
水口王氏宗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顺治八年。1651年，王氏祖先王福暹及其夫人由河北省乐亭县大王庄迁入今兴城县大寨乡药王庙朝阳寺西山坡的山腰处。王福暹的两个儿子王景隆、王景泰又于1675年迁到绥中县宽邦镇大河西村水口屯。王氏家族世代耕读，其祖训为：“读可荣身耕可富，勤能立业俭能长”。王景隆之子王世昌即是读书人，王世昌之孙王秉忠为处士，王秉忠之孙王鏣及王鏣之子王治升为满清年间宁远州六品附生和军功，王炤泮为王治成之孙，王宝林之子。其名字由来是：“炤”通“昭”，乃光明，明亮之意，“泮”是旧时学宫门前之水池，即砚池也。
王炤泮读书自强 上下求索
抗日义勇军将领王炤泮将军画像
王炤泮的家乡辽宁省绥中县宽帮满族镇水口屯位于绥中县的最北端，一脚踏三县，四面环山中间流水的小盆地里，距绥中城北八十里，西北两面乃建昌属地，有松树山南北纵卧，古洞山东西横亘。东面有绥中与兴城两县的界河——六股河，川流不息地奔向波涛汹涌的渤海湾。在秀美的山川环境里，他从小就养成了热爱读书，热爱劳动，热爱祖国的好品质，但是，在那战乱频仍的年代里，他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受到严重的破坏，全国的无辜百姓遭到残酷的蹂躏，就在家待不住了。首先，他说服了二老，其次说服其初婚不久的妻子高氏，远去交通非常不便，近百里的绥中城里读书。想要像其大伯父王沐林那样，教书育人，读书救国。因此他挥泪告别双亲并痛割房帏之爱，在外读书特别刻苦。1920年，他才刚满20岁，却能在全县毕业生中名列第五。毕业后，他本想去当受人尊敬的教师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但是他看到祖国山河破碎，家乡战火纷飞，他就没教上几年书，而毅然决然地先去吉林辽源开书铺，以求边赚钱边读书，以便通过读书寻求救国真理。最后，他终于从书中受到启发，选择了投笔从戎，放弃笔杆拿起枪杆这条人生之路。在经营了四年书铺之后，王炤泮北上黑龙江省拜泉县步兵第二旅马占山部当兵，步上了最初的军旅生涯，在那里，他不但学到了初步的军事知识，还认识了马占山，结识了郑桂林等好友。1928年王炤泮由二等兵起被提升为中尉副官，1929年经旅长王南屏举荐，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
王炤泮面见少帅 受命北平
抗日义勇军将领王炤泮将军泥塑
民国十九年（1930年）六月，王炤泮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深得其恩师王瑞华和少帅张学良的器重，并推荐其在该堂任助教。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消息传出，白山悲戚、黑水倒流，举国上下，神人共愤！王炤泮和东北讲武堂3000多名师生，莫不义愤填膺，但又不知何去何从，只好会和沈阳北大营王以哲的第七旅，共受不准抵抗之命令，挥泪撤出沈阳。与此同时日军飞机开始跟踪追击轰炸，直至追赶至沈阳东北五十里处的旺宾屯时，日军看到队伍开始分散，才停止了追踪。这时讲武堂教务处长王静轩带领一部分人到山里开辟抗日地区，其余人等因意见不统一而各奔前程，王炤泮班级的三十几名学员，都问王炤泮应该到哪里去，王炤泮对大家说：“我们去北平找张监督（即校长张学良）如何？”。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去北平找张学良，于是王炤泮带着三十几名学员绕过皇姑屯，到达马三家火车站。他们到达车站后，王炤泮立即给北平张学良将军拍了一封电报。电文曰：“我带领三十名学员由马三家登车去见副司令。”电报发出后，王炤泮找到站长，交涉车辆，站长当即答应了王炤泮的要求。
但是当王炤泮刚要走出站长室，便听见站长打电话给皇姑屯，问可否让王炤泮等人登车。对方答道：“不准。”站长又问：“他们要强行登车怎么办？”对方答道：“不停车”。王炤泮听了之后怒不可遏，即闯进站长室，将路标和红旗抢来，待火车经过车站时，他们用枪杆子打碎车窗的玻璃，爬进车厢，迫使火车停下，王炤泮立即派九名学员去火车头监视司机，然后命其余人等一齐登车，当时司机拒绝开车，同时日本飞机开始追赶。王炤泮只好和监视司机的九名学员用枪逼着司机开车，车开之后，日本飞机追至新民屯后不再追赶。
王炤泮等人出发之时，每人只带一支步枪，身无分文，饥肠辘辘，正在危难之时，他们庆幸的遇到了粮秣厂厂长叶乃忱。叶乃忱为张学良将军秘书处长，曾负责过粮秣厂的经营事务，以为东北军的军事后勤作保障。“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恰好叶乃忱在沈阳处理事务，事变发生后，他感到很突然，于是就混在逃难的民众中，乘火车回北平，恰巧与王炤泮等人相遇。叶乃忱见此情景，立即解囊相助，掏出随身带的几百元钱让学员们度过了难关，并顺利到达目的地——北平。
第二天早上，王炤泮等人到了北平，在前门车站下车，张学良派其副官迎接。当副官把王炤泮等人领到行营后，张学良立即拉住王炤泮的手，抱头痛哭，泣不成声。并说：“你到底没有忘记你的老师，你到底来了”，然后又有些为难的说：“我有心不听蒋介石的命令，可是那样就会打起全国内战，就更糟了，国难家仇，真是让我痛心疾首啊”。
王炤泮等人到达北平七、八天后，陆续有东北讲武堂师生由东北去北平找张学良。不久，讲武堂在北平（黄寺）恢复，三十几名学员又入讲武堂，王炤泮留在行营参谋处任职。
半个月后，张学良将军找王炤泮谈话，开门见山的要求王炤泮回到家乡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三路军，王炤泮当时有些为难，并说：“现在兵源困难，青壮年不好招募，另外当地土匪也不好管理”。张学良听后不禁勃然大怒，大声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你身受国家栽培，却贪生怕死，不肯为国效力……想当年孙总理闹革命经过多少艰苦奋斗，总不退缩，而你呢？……”，在张学良将军的一番解释和训令下，王炤泮无言以对，便接受了任务。张学良立即给绥中、兴城、建昌三县县长一道公文：“绥、兴、凌（陵南，即今建昌县）三县，不日内由讲武堂王炤泮出关去你处组建第十三路抗日义勇军，你县要给以协助。”然后让以阎宝航、高崇民为首的抗日救国会，发给王炤泮抗日救国委任状，任命王炤泮为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十三路军总司令。（王炤泮的总司令委任状和张学良将军亲笔手谕以及总司令印章，为多人所亲见，比如王炤泮的学生，原宽帮公社老党委书记王玉崘就曾亲见，委任状为十六开纸大小，和奖状差不多，手谕为红格信纸，毛笔竖写，总司令的大铜印章，为方形，有小茶杯大小，上边有人头像，现在这三件物品下落不明。另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回忆：1932年春，彭振国由北平到热河陵南县黑山科，筹建军区总指挥部，收编辖区内的各部义勇军。首先收编了第十三路义勇军。第十三路义勇军是由张佐廷的哥哥（名字不详）在陵南一带号召民众组织的，当时张的哥哥任司令，石磐为副司令。因为与日军激烈战斗，张司令壮烈牺牲，石副司令受重伤回北平德国医院疗养，并锯去一条伤腿，由张佐廷继任司令[1]
王炤泮高举义旗 点燃烽火
十三路抗日救国义勇军司令部院落旧址
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上旬，王炤泮一行四、五个人携张学良将军亲笔手谕，由北平动身出关，先到绥中县秘密会见了绥中县长温继峤。当他送上公文说明来意时，温继峤说：“你奉张副司令之命来组建义勇军，是一种正义的行动，我一定支持你，老弟，我是赞成抗日的，我家在辽阳那里有些土匪，我常给他们写信，要他们抗日。你此番来，我一定帮忙到底。”当即由温继峤出面召集一些当地首脑人物开会，研究支持组织十三路抗日救国义勇军事宜，参加会议的有当地士绅，商会、农会会长，储蓄会长张凤阁及警察局长陈某。会议开了两天，大家表示一定会给十三路军以支持、协助。会后王炤泮回到家乡水口屯，在其家西厢房南端房顶上，高树第十三路抗日义勇军的大黄旗，招兵买马，安营扎寨。12月，北平抗日救国会又派来参谋长石磐来协助王炤泮，石磐带领部下八名来到水口，同时还有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来的三十多名大学生参加了这只抗日队伍，虽然他们说话为南方口音，听不太懂，但是这些人都很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和村中老少处的关系特别融洽，到年底，义勇军已达1200人，水口屯中住不下，就分别去附近的六家子，大河西，窝棚沟等屯去住，据说建昌县的鹿叫等屯也住了满炕的义勇军。
王炤泮家一共三十几口人，其中有三、四人在外工作，大当家人王沐林及二当家人王宝林均已过世，全家由三当家人王雨林主持。王炤泮的祖父王治成和其祖母朱氏老人虽然年过八旬，年迈体衰，但依然健在。此外王炤泮兄弟共七人，大哥王炤泉，四弟王炤融，七弟王炤然为王沐林之子，王炤泮为王宝林独子，三弟王炤运，五弟王炤勋，六弟王炤祥为王雨林之子。全院共有正房九间，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五间，三套大马车一辆，耕种土地70亩，牛马成群，猪羊满圈，可以说是人财两旺，家业兴盛的耕读之家。1931年10月上旬，王炤泮在其家西厢房南端插上了“第十三路抗日义勇军”大旗，就像一颗炸弹投入到了院落之中，村中男女老少顿时沸腾，此举更是遭到了其祖父祖母的百般阻挠，村里人都怕这个经过多年多人苦心经营的富裕之家毁于一人，亡于一旦，都认为这是祸起萧墙。其祖母朱氏老人说：“咱们这样的好日子，这样好的家，如果让你这样一弄，将来会是啥样了？”这时王炤泮解释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都没了，还谈什么家呀？”。之后，王氏家族的当家人王雨林立即站出来支持王炤泮，并逐个说服不赞成的人，王炤泮四弟王炤融，五弟王炤勋都是读书人，明白事理，并有爱国热情，也站出来支持王炤泮。就这样，绥中县城郊乡梁步瀛，建昌县大松木沟张佐廷，绥中县葛家乡二道房子的土匪头子缪质斌纷纷带领人马来投，不到一个月就招来700多人参加义勇军，全都集中在王炤泮家的院子里，最多的一天，院子里竟然停了27辆三套大马车，到了年底，义勇军达到1200人。
第十三路军的组成是这样的：
王炤泮为总司令，石磐为参谋长。下设五个团：
第一团团长梁步瀛（绥中县城郊乡东园子人，王炤泮初中同学）
第二团团团长缪质斌（绥中有名土匪，后投敌变节）
第三团团长张佐廷（土匪，建昌县大松木沟人，为王炤泮的老古亲）
第四团团长李昆山（李昆山为喀左县白草沟人，他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副司令，后因十七路义勇军总司令李芳廷投敌变节，李昆山便带其余部投靠了王炤泮、石磐的第十三路义勇军，被王炤泮任命为第四团团长）。
第五团团长李恩祥（兴城梨树沟门人，为王炤泮老古亲）
另设两个警卫营：
第一营营长王应武（宽帮二台子人）。
第二营营长朱福和（为王炤泮亲戚，为人忠贞，侠义好武，直属于王炤泮，建昌县朱家杖子人）。
另设特务连连长王炤融，（专司侦察敌情）。
王炤泮知张佐廷与北面土匪素有来往，便让其联络土匪，不久，张佐廷拉来三个土匪头子，大靴子，大同字，串地龙，他们各带数百人来归。
1932年4月，第十三路义勇军已发展到两千多人，在兴绥铁路沿线实行抗日，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辽西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一只劲旅。
王炤泮组建第十三路义勇军之时，虽然得到了当家人王雨林及其四弟王炤融、五弟王炤勋的支持，但其祖父王治成及其祖母朱氏老人都不赞成其出任总司令一职，都认为这样不但会引火烧身，还会牵连族人（水口屯至今全部姓王，无外姓）。1932年12月，救国会派来石磐担任第十三路军参谋长（王炤泮在1931年10月上旬出关之时，救国会便答应以后会派一名大学生任参谋长协助王炤泮，具体人选未定）协助王炤泮。石磐，字安全，1908年生，河北蓟县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毕业生。当时石磐年仅24岁，大高个，丰姿俊雅，性格率直，为人至诚，待人和蔼，并喜欢小孩，经常帮助村里人干活，深得王炤泮信任。由于石磐是外地人，无牵挂，王炤泮为了避免族人埋怨，于是向北平抗日救国会申请改委石磐为总司令，自己任参谋长，但王炤泮是实际指挥者和策划者。（1932年3月在一次攻打绥中的战役中，石磐下肢不幸为日军流弹所伤，截肢后便失去了对第十三路军的领导能力，于是石磐与王炤泮向救国会申请重新改委其部属张佐廷团长为第十三路军总司令，王炤泮仍任参谋长，但实际工作均由王炤泮主持）。
王炤泮立足未稳 惨遭袭击
对于第十三路义勇军的建立，日军深感忧虑，他们时刻寻找机会将第十三路义勇军消灭于襁褓之中。日军趁十三路义勇军立足未稳之时，曾经三次出动步兵和空军北伐，攻打和轰炸第十三路义勇军驻地。　　第一次是日（农历正月初八），日军步、炮、骑兵共1200人，携炮十二门，机枪数十挺及汉奸数十人前来围攻（这次围剿据说是伪满县长温继峤和汉奸张凤阁一手策划的，温继峤曾经表示过会对十三路义勇军帮忙到底，可是当日寇于日占领绥中时，他们两个却手举太阳旗，跪在火车站迎接日寇占领绥中，带头叛变），那天是王炤泮堂侄王英坦娶亲，没想到东岔沟汉奸黄领三向日本人告密，并中途退席。日本鬼子步兵和骑兵一齐出动，前来讨伐和轰炸，当时王炤泮和石磐立即带兵撤到西山和后山上，做好准备迎敌，当时有人藏在了地窖里，有人投奔其他各屯的亲友家躲灾避难去。结果飞机在山南杨树沟东山上，错投三枚炸弹后，飞到水口上空转两圈就飞跑了。日寇的这次进攻，虽然未使水口屯遭殃，但是王炤泮家为亲友准备的七口大肥猪，并做成的烧肉丸子等，全让狗给吃了，至今老人们记忆深刻。
第二次是日（农历正月初九）上午九点钟左右，天空中飞来了三架轰炸机，在水口的上空，左右盘旋，飞的很低。在远处看，连飞机上的日本红膏药旗，都看得非常清楚。当时吓得村里一个老奶奶向飞机高喊说：“飞机别炸我，我是鹿叫屯的，不是水口人呢！”就这样投下了33枚炸弹，而陆地上，日寇增援部队也来了200多人，到松岭梁岗上，打了一阵步枪和机枪后，被王炤泮和石磐等义勇军给予猛烈的迎头痛击。日寇也没敢下来，就夹着尾巴逃跑了，经过激战，日本鬼子死伤不详，只是见到阵地上鲜红的血迹成块成堆，药棉药布遍地皆是，而义勇军隐蔽在山后，没有伤亡。但不幸的是王炤泮前妻高氏，为了忙于掩藏有关抗日文件的材料，错过了逃生的机会，在其前房场石堆处被炸死。后由其胞弟高正清和王炤勋抬到屋中，弄的王炤勋白衬衫上很多血迹。在王炤泮家西厢房插义勇军大旗处，西南三间被炸毁，建昌县石门处的亲友吕兽医的大叫驴，在院内槽头拴着时，不能及时逃跑被炸死，被炸毁的房屋和牲畜无数。后经乡亲们归来抢救清理，发现西园子和东河套处，还有两枚臭弹未炸，像个小胆瓶大小，后被人扔到河套掩埋了，这是民谣：“日本飞机扔炸弹，专炸水口王炤泮”的当时场面纪实。
第三次是日（农历正月26日）的帽盒沟战役，日军出动三个骑兵团，向水口进发，西路团由绥中出发，奔高台堡，顺公路过宽帮，直指水口；中路团由绥中至长岭子经牛彦章、大路沟、东西台山、窝棚沟，指向大栗屯、水口；东路团由兴城出发，经碱厂、梨树沟门扑大河西。日军三个团形成一个包围圈，企图将十三路义勇军一网打尽，并狂傲宣称：“坚决消灭义勇军、一定活捉王炤泮。”日军第一个团到宽邦后与王应武部接触，王应武一面抵抗，一面派人向王炤泮告急。王炤泮接到情报后，将队伍带到西面山上，这时王应武已支持不住，也退到山上。王炤泮将队伍布置好，全部进入掩体隐蔽起来。日军主力进至南山后，在距离四、五里将重机枪架起，向屯里射击，并在机枪和飞机的掩护下向屯里发起冲锋。由于王炤泮事先做好侦查，把已有两千人的抗日义勇军分别埋伏在松岭山和鹿叫屯（帽盒沟北山后）的树林中，所以日军机枪射击约两个小时后，日军骑兵冲进水口屯，扑了个空，没有发现义勇军，遂既退出。然后王炤泮又将敌人诱入杨树沟和簸箕沟一带我军的包围圈，群攻猛打，打的敌人落花流水，狼狈逃串，串到大栗屯宿营。日军西路受挫，中路见势不好而蔫退，东路还未到达梨树沟门，就听说西路失败而退回兴城去了。入夜，第十三路军集合部队向大栗屯偷袭，但是因为火力差，被日军阻回。次日，西路团撤回绥中。[2]
王炤泮三打绥中 石磐负伤
日，石磐带队在绥中北部与日军某连队发生了激战，但是因为弹药不足，势渐不利，就派人回来求援。这时李昆山立即从各队中抽出一百名精悍手枪手，全部骑马去打接应。在队长串地龙（绰号）的率领下，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一鼓作气就把敌人压了回去。日伪军骑兵二十多人，见势不妙，慌忙逃回绥中城里。三汽车鬼子无机逃脱，就退到大黑沟的一个四角有炮台的大院里，负隅顽抗。这时义勇军的追击部队赶到，敌人在炮台上居高临下射击，义勇军集中火力向里猛攻，一直激战了一天，后来附近一个柴草垛打着了，敌人借浓烟掩蔽狼狈逃窜。此后、第十三路义勇军曾经三次出动出击，攻打绥中。
第一次主动出击绥中的时间是日（农历二月初九），王炤泮、石磐、李昆山带300多义勇军，于前半夜潜行到绥中城东南金家屯，而后在天将黎明前，王炤泮亲自带领二十多名精悍的战士来到火车站边，还没来得及散开隐蔽，“信发和”的门市前，有两个鬼子出来小便，他们立即冲上去，将两个鬼子抱住，先将嘴给堵上，然后捆绑双臂，带回金家屯驻地。石磐在车站西侧也抓了三个鬼子回来，经研究决定，已经达到了摸清情况的目的，就撤回水口了。虽然这次出击没有动枪动炮，但是却从鬼子的嘴里得知很多情况，也吓的其余日本鬼子连忙砍掉义勇军驻地周围的树木，拆掉好多民房，空出平地，挖起战壕，令鬼子们心惊胆颤。
第二次主动出击绥中的时间是日、19日（农历二月十七、十八）王炤泮、石磐、李昆山联络绥中、兴城、建昌三县各路义勇军，共商攻打绥中计划，郑桂林部也参与其中，大家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一可以站稳脚跟，迅速扩大队伍；二可以打通义勇军进关的通道，阻止日寇向山海关方向进犯，这时孙雨田领导的义勇军第三十三路军也来会师，又有些绿林武装纷纷来投，几路抗日队伍共五千五百多人，经各路义勇军领导人共同会商，决定乘胜攻打绥中，并公推十三路军总司令石磐为总指挥。于是石磐定于3月18日开始，兵分三路，同时下手。由孙雨田带领三千人，就地行动，攻打花营，截击锦州方面的援敌；宋吉普、单福臣率领部队五百人，攻打沙后所，阻击敌人向锦州方向逃窜；十三路军和十七路军余部二千余人，攻打绥中县城，郑桂林部由瓮泉山出发攻打沙河站和城西羊奶山的日本鬼子据点。王炤泮为了里外夹攻，争取县长帮助（温继峤曾表示过支持义勇军），于是派人给绥中县长温继峤送了一封信，告诉他今夜零时零分取绥中城，消灭日军，并让温继峤安定民心，勿使惊慌。没想到送信的那个兄弟毫无经验，他看到城门紧闭进不去城，就向守门的警察叫门，并声称有公文投递。守门的警察要他将函件由门缝投入，他就照办了。结果警察将信送给了张凤阁（已降日）。张凤阁获取机密后，便报告了日军。日军深信，立即在南门外筑起了沙袋掩体，并做了防御的种种部署。当王炤泮知道机密泄露之后，但无退意，他将一部分精悍的人分成五组，每组取一个日军驻地，然后全部人马自凉水泉子分东、西两路向南门外包抄过去。由西面出击的这一路，冲到了日军驻地，到了南门的东面，日军发觉之后，就凭南门的沙袋掩体向义勇军开始射击。守卫城墙的伪警察、保丁等也随之开枪，但他们都是朝天开枪。枪响之后，汉奸张凤阁来到城墙上指挥，他见此情景，大骂一顿，并夺过一支步枪，向义勇军射击。警察、保丁等人无奈，只得把枪口放低向义勇军射击。 义勇军遭到双层射击，而警察火力甚猛，义勇军支持不住，当时有二人中弹身亡，一是王炤泮的警卫员王有林（王炤泮堂叔），还有一个张姓的战士。
李昆山原与石磐商定3月21日夜分两路行动攻城，于是命令王老钧带二十余名矿工去绥中六股河（王八河）炸桥梁，扒铁路（这些矿工行动迅速，按预定地点，及时完成任务返回二道沟）。派郑大有、串地龙率部分人为先锋队进城先除掉岗哨。这时救国军大队人马刚刚进城。石磐、王炤泮正带队冲杀，李昆山在门口指挥，敌人出动两辆坦克来回扫射冲撞，城墙上的伪军也向下猛烈射击，战斗非常激烈。李昆山亲自到前沿指挥战斗。有人劝他到隐蔽的地方去，他说：“士兵冲锋更危险，当头的不能只顾自己安全，忘了弟兄。”在他的指挥下，一名战士机智勇敢地纵身跳上坦克，揭开顶盖用手枪打了一梭子，坦克里的机枪立即不响，掉转头逃了。激烈战斗到后半夜，攻入绥中县城，打死打伤日伪军九十多人，石磐等人一马当先，带队入城，大喊：“诸兄弟之从吾来者，皆志在救国，今时机已至，吾欲以身殉，光复绥中，不知诸弟兄肯与我前进否？”诸军士气壮山河，皆高呼愿随司令前进，以效忠党国，绝不愿与倭寇并存。”
没想到石磐冲至街心时敌军坦克也随之冲出，石磐不幸，下肢为日军流弹所伤，踝骨被打碎，幸有忠勇卫士李长海，晋步周等冒弹将其救出，王炤泮立即命人将石磐用门板抬回，经前卫、山海关送北平德国医院治疗，并截肢。
主帅受伤，军心动摇，加之敌人靠其武器上的优势顽固抵抗，义勇军为减少牺牲决定撤退。大队人马分几路撤退，王炤泮领着义勇军向凉水泉子退去，敌人用迫击炮、机关枪追击。李昆山也边打边撤，当离开城门口，撤至二台子时，天将黎明，队伍也已全部撤出。李昆山因不知炸桥的人早已完成任务安全撤回，他便骑马在路边巡视等候。听到大路上有人声，但声音不清，他误认为是炸桥人员回来了，迎上去就说：“你们才回来？”一搭话被敌人发觉，立即开枪，他中弹落马。卫兵王发等人正欲上前抢救，被敌人密集的火力打得抬不起头，只好滚着撤了出来。敌人尾随追击，一直到砬子山才甩掉了敌人。这时得知李昆山已壮烈牺牲，军中上下为之十分悲痛。
王炤泮最后撤至建昌韩家屯和杨树湾子。然后自己擦干身上的血迹，埋好了所有牺牲的亲密战友，总结教训，以图再战。
第三次是日（农历三月初四），王炤泮在总结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后，将部队交给了张佐廷和梁步瀛两个团长进行整饬，然后自己带素质比较好的朱福和的机动营一百多人，于四月十日前后，在金家屯住宿下来，多次偷袭绥中火车站的日本鬼子。先后抓住五个鬼子送往青龙县甘沟彭晓秋军长处。
第十三路军和日军先后的六次交锋（主攻和被攻），沉重的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也干扰了他们的整个侵略部署，阻碍和推迟了日军向山海关侵略的速度，更给以后各路义勇军，特别是我县第四十八路义勇军，提供了非常直接和宝贵的经验教训。[2]
王炤泮郑家天狗 从天而降
1931年12月下旬的一天，郑桂林带着四个彪莽大汉，突然来到王炤泮家中，王炤泮家人都不认识他们，只见他是个矮个，脸面微黑，穿着灰军服和布鞋，腰扎皮带，对人和蔼，便当又是不久前由北平抗日救国会派来的像石磐那样的大学生，来帮助王炤泮抗日的呢，因为此前，先后由广东，四川和湖南，河南等地来的三十多名大学生，都是来水口参加抗日义勇军，因此王炤泮家人都司空见惯了。但是这五个人，不像以前那些人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了，看样子都是当地人。经王炤泮介绍，说他叫郑桂林，不但是东北讲武堂时期的同学，还是他在黑龙江马占山部下当兵的同事，其祖籍为建昌县杨树湾子，距离水口不到四十里。
郑桂林，字香庭，报号“天狗”（取天狗吃日之意，以表自己抗日之决心），从小聪颖过人，其祖父为郑德喜，父亲郑连芳，均务农，家境贫寒，经济拮据。郑桂林读完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又于1913年春考入北平私立朝阳大学法律系。1920年春，和好友张俊坊在家乡牡丹江市办了一所宁安第二国民小学，自任校董，经过艰苦努力和苦心经营，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群众和师生为了感谢他，编了一首民谣，歌颂他说：“牡丹江畔出贤能，投资办学传美名。为国为民人皆敬，我们校董郑香庭。”“国民学校育新人，发奋攻读工理文，复兴中华青春献，感谢校董郑桂林。
郑桂林原是东北军的上尉副官，当他看到东北被日寇侵略，家乡沦为日寇的殖民地后，他就离开军队由保定到北平抗日救国会，领来第四路抗日义勇军副司令委任状，奉命前往黑山、彰武一带组建义勇军进行抗日。郑桂林出关后因与第四路军总司令耿继周不熟，就先来到绥中王炤泮处，他们不仅曾经是同事、同学、还是同乡（郑桂林祖籍在建昌县杨树湾子乡，距水口不过四十里）。后经王炤泮、石磐、郑桂林共同商议研究，郑桂林决定留在绥中抗日，不再舍近求远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王炤泮与郑桂林是同学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位于辽西走廊的绥、兴、建三县，是当时抗日的最前线，所以王炤泮决定把郑桂林留下来，共同在此抗日，这样第十三路军就不会孤军奋战，并且原来活动在朝阳、建昌一带的第十七路义勇军总司令李芳廷，已经投敌变节，他的副司令李昆山现已来到第十三路军任第四团团长，第十七路军已成空号，王炤泮建议郑桂林只需接替它在建昌等地组建新第十七路军就行，到时候只需和锦州警察大队，黄显生处长请示一下，更个名即可。1932年2月间，郑桂林把在建昌杨树湾子和药王庙乡所组建的义勇军三百多人，交由其参谋长金殿春指挥。而后，他就带独立营长邓文风、石兰田、李卓英等三百多人，由锦西和兴城县的三道沟及梨树沟门等地，来到水口第十三路军义勇军所在地，这时第十三路军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在王炤泮和石磐等人的领导下，曾先后打退了日寇的三次对水口的轰炸与围袭，当郑桂林来到水口就和王炤泮商议说：十三路军和十七路军是什么关系？各在何地驻扎为营？怎样相处等，王、郑开始主张，抗日不分先后，合在一起抗敌就行，但怕手下兄弟们不同意（主要是第十三路军第二团团长缪质斌不愿与郑桂林部合并），只好各树旗帜，各驻营盘，都来绥中，都上前线，王炤泮在水口，郑桂林在范家，形成犄角之势，团结对敌。就这样郑离开水口，先到大王庙拜会邓全惠这位号称“善人”之家（他是邓文风的家族伯父，原是奉系退伍军人，家很好过，又在当地很有声望和影响）。经邓的关照和支持，郑桂林很快就在其山南的半拉山子李秉钧家，传达了北平抗日救国会命令和讲些抗日救国的道理，日，继王炤泮之后，郑桂林在范家建立了绥中的第二支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郑桂林为司令，邓文风为副司令，金殿春为参谋长，下辖三个统带部，分别由吴金铎、刘品三和张耀东为统带，每个统带部下辖三个旅，每个旅长分别由郎子臣，高锡伍，马青山、杨尽忠，谢宝昌、陈甲三、陈瑞卿、胡景元和王国瑞等担任。护卫营长为刘明和。谢宝昌是建昌瓦房沟人，刘明和是兴城三道沟人，都离绥中北水口不过十多里，并都是王炤泮的老乡和老古亲，由此可见王炤泮部与郑桂林部关系密切，融洽。日，十三路军与郑桂林部十七路军联合，第十三路军在王炤泮的指挥下，2000多义勇军第三次从宽帮北水口出发，由王炤泮、石磐、李昆山统率负责，兵分三路攻打绥中县城的北、东、南三面，郑桂林部由瓮泉山出发攻打沙河站和城西羊奶山的日本鬼子据点，结果由于泄密，十三路军失利而归，郑桂林部由大台山直插车站，经过激战三小时，毙敌30余人，当时控制了车站，但由于义勇军已成孤军，并阵亡7人，伤2人，不得不退。此战义勇军虽然失败，但却是两路义军第一次联合，主动出击日本侵略者，意义非凡。日和13日，郑桂林和王炤泮两次联合攻打绥中城，第一次缴钢炮三门，第二次打死日军联队长小林三郎。在1932年6月左右，第十三路抗日义勇军与郑桂林部第十七路义勇军合并为第四十八路义勇军。所以当时有人说王炤泮是绥中地区抗日烽火的点燃者，郑桂林是绥中地区抗日烽火的助燃者，郑得王之助如鱼得水，王得郑相帮如虎添翼。[2]
王炤泮缪匪叛变 疯子追杀
1932年六月中旬，王炤泮与郑桂林正是联合作战，同仇敌忾的时候，两军内部不断出现内讧，互不服气，争权夺势，明争暗斗，威胁长官，比如第十三路军第二团团长缪质斌与郑桂林不和，不愿与郑桂林部第十七路军合并，便把王炤泮绑到村头的一棵杨树上要打要杀，扬言说：“如果你要将第十三路军合并给第十七路军，交出兵权，我不但不听你的指挥，还要枪毙了你，然后我另立山头，自己打郑桂林去”。缪质斌为胡匪出身，后经手下人再三说服力劝，王炤泮才算脱险了事，转危为安。这时王炤泮看到县长已经叛变，十三路得不到支持，于是他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只好去北平向张学良请示，希望能将两路义勇军合并。可是前两次张学良将军却因戒烟而痛苦的在地毯上打滚，不能面谈。后来张学良将军同意第十三路军与郑桂林部第十七路军联合作战，但要保留番号，于是王炤泮将第十三路军的指挥权于1932年6月交给了郑桂林，但十三路军番号没有撤销，其总司令为张佐廷。从此后十三路军配合郑军作战，偶尔，张佐廷总司令也会带领十三路军小股力量攻打锦西，阜新等地，配合其他各路义勇军，如第三十四路刘纯起等部作战，四十八路义勇军从此也成为辽西地区义勇军三大劲旅之一。
土匪缪质斌威胁王炤泮不成，就叛离了义勇军，离开了十三路军去打郑桂林去了，后在和尚房子及二道房子一带，被郑军打败，逃窜到宽帮小杨树沟里大地主朱汉臣家避风，后被郑军19旅高疯子等人追来，他又逃到绥中县城附近投降了日本鬼子，当了大汉奸，但是恶霸朱汉臣不知好歹，还想用自己的炮楼和枪炮及其雇的佣人们来抵抗高疯子等义军，结果被义军轰倒四周炮楼，最后冲开大门，屠杀朱家满门18口，当时只有一妇人因她说是来的客人，才带个小孩跑出来，算给朱家留条后。现在有名的老朱大坟圈，宽帮地区的老人都知道，就是土匪缪质斌和高疯子的罪恶，也算是大地主朱汉臣的报应。[2]
王炤泮天狗联王 伙会被打
日之前，郑桂林想由宽帮西边，西岔和东岔等地路过，到水口和大河西等地与十三路军会合，再去梨树沟门，共同攻打兴城的日本鬼子去。但郑桂林到达东岔小东沟后，即遭到当时地方联合的“伙会”阻截，不让义军通过，非逼义军从南黑水河洼走，义军没有办法，只好开枪打死所有会首王子岐，侯福廷，贾相臣和小东沟的高明远，还有石嘴子吕德润，马德成，后烧毁民房十多间，后在王炤泮的接应下，才算把郑桂林和郑军接到水口，大河西来。[2]
王炤泮少帅下野 天狗蒙难
郑桂林部在激战四方台和鲍庄子后，又于五月下旬接连打退日军，偷袭小胡口，及反攻高岭站的日军窝点。这几次战役都打得激烈而残酷，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日寇连遭重创。日，热河失守后，少帅张学良引咎辞职、被迫下野。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解散北平抗日救国会，于是张学良指示王炤泮撤销第十三路军番号，将其交由郑桂林指挥撤入关内，然后转入地下工作。于是王炤泮立即去青龙甘沟会见了郑桂林，他们办过交代之后，王炤泮返回了家乡，因王炤泮为教员出身，遂隐匿到西平黑水汀化名再次当了教员，教书育人去了，然后王炤泮以书面形式继续向张学良汇报绥、兴，建三县的政治及局势，至此东三省全境沦陷，并成立了新的傀儡政府——伪满洲国。
第十三路军和并到第四十八路军之后，由郑桂林领导，带进关内，以图再起。当他们听说东北军长何柱国失败，山海关失守后，他们就聚集全军来到山海关和九门口，大战日军。经过从日由大毛山口和山神庙入关后，直到4月15日的四十多天中，义军在九门口和义院口的长城内外，共激战有十五次之多，尸骨成山，血流成河。郑桂林之第四十八路军在长城保卫战之后，于日，奉命撤到天津马场，接受东北军驻军长官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的领导，并改编为东北军的正规军，临永警备暂编第一师，并以“裁弱留强”为名，把郑军缩为一个旅，含三个团和一个教导队，何应钦还要把郑桂林调到南方“剿共”去。还要把地方交给何柱国管辖。郑桂林对于何的改编极为不满，就去北平找张学良，但此时张学良已经被迫下野，出国考察去了。郑桂林当时没有办法，就于7月20日在马厂起义，先由其副参谋长郎耀坤秘密拉出七百人，再由他和参谋长胡芷春先后拉出八千多人，先去打下任邱县，后去保定城周围打游击战，边走边打边寻求出路。先后途经大城，高阳，河间，宣化和张家口等十八个城市，历时二十五天，辗转行程一千四百多里，最后好不容易的来到张家口，站下脚来。
郑桂林率部经千辛万苦，于日到达张北地区，本想找到冯玉祥将军，但没料到冯将军已经被迫下野，回山东泰山去了，全华北地区都有宋哲元接管。宋奉蒋介石之命严格控制郑的抗日活动，只给每人发一个臂章和每月一个银元的生活费，并派往张北县城驻防，不给任何理由。郑军思想波动，总想打回东北老家继续抗日，但宋哲元知情后，就强迫其改编为“抗日同盟军独立师”，郑部上下都不同意，就想摆脱宋的控制，去投奔张北抗日名将吉鸿昌与方振武去，宋发现后就百般利诱，硬性的对郑进行缴械了。郑桂林万般无奈，最后突围，但是伤亡惨重，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去找吉鸿昌。
郑桂林由张北突围后，于日到察哈尔东部独石口，终于见到了吉鸿昌和方振武，总算是找到了归宿，他们相见，一见如故，欣喜异常。没过几天，就于9日在云州堡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五支抗日队伍，分别是吉鸿昌、方振武，汤玉麟，刘桂堂和郑桂林，并组成新的抗日队伍“抗日讨贼联军”。他们先后打过怀柔、承德和北平等地，使得日军和宋哲元、何应钦的反动军队受到沉重打击，但是由于日寇和何宋的反动部队合起来夹击，最后使这支抗日讨贼联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失败。吉鸿昌、方振武下野，郑桂林再次无家无国，无奈又去天津找冯玉祥，可怜我们的抗日民族英雄，偌大的中国，竟无容身之地，真是咄咄怪事！
郑桂林从云州堡出发，带领三名卫兵，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潜回平津等地。本想再去找冯玉祥和吉鸿昌二人，以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但没想到抵达天津法租界后，不但没有见到冯、吉二位将军，反而听吉鸿昌的夫人胡红霞讲：冯玉祥不在，吉鸿昌已被捕入狱，你我都已被盯梢，赶快离开这里。郑感到非常茫然，只好悻悻的又取道折回英租界，一家旅馆暂躲一下，再图后计。
郑桂林寻找冯、吉二将军不遇后，正想找共产党求援，但又没想到驻北平蒋介石的族孙蒋孝先，和其宪兵队第三团特务队给秘密逮捕，当即把他引渡到北平，听候蒋介石和何应钦发落。
郑桂林被引渡到北平后，郑的部下曾千方百计的寻找其下落，并想尽办法营救，但因郑桂林被南京政府定为“反蒋要犯”，均未成功。日，郑桂林以“反蒋”，“图谋不轨”等罪名。将其秘密
杀害于北平天桥附近琉璃厂。终年四十四岁。
郑桂林被害的六十年，其抗日功绩一直被埋没，更令人不平的是在“文革”期间，因他曾经报号“天狗”（取天狗吃日之意，以表明自己抗日之决心），而被打成影射“红太阳”之罪，株连其全家，特别是其子女郑勤等住进牛棚受罪，真是颠倒黑白，令人发指。直到1987年元月，辽宁省政府正式颁发文件，追认郑桂林为革命烈士，1988年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2]
王炤泮困惑归隐 教书育人
日，热河失守，张学良将军引咎辞职，被迫下野。而在此之前，王炤泮四次去北平督军府，面见张学良，亲自请示少帅面授机宜。而前两次，正赶上张学良将军因戒烟而痛苦的在地毯上打滚，不能细谈。后两次，张学良将军面有难色的对王炤泮讲，“现在蒋委员长不让我们正面抵抗，即使是国难家仇也没办法。当然，如果不听蒋介石的，和他对着干，我也不怕他，但是那样就会打起全国内战，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不能去干那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宁可接受下野指示出国考察，也不能和他对峙，我在沈阳易帜归附于他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去抗日吗？至于你们以后该怎么办，就暂时见机行事，待我以后回来时再说吧”
此后王炤泮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眼看东北大势已去，他已孤立无援，只好撤销了第十三路义勇军的番号，将其交给好友郑桂林指挥，退入关内。然后化名隐退去了西平黑水汀教书，以行韬晦之计，等待东山再起。
在伪满时期，日寇一直想抓住王炤泮，每当有日本人路过时，王炤泮为避免麻烦，就去附近的石洞里躲起来，有时候没有饭吃，学生们就偷偷的去给送点吃的。1937年，王炤泮恩师王瑞华出任伪满锦州民政厅长和省长，从此王炤泮受到了恩师王瑞华的庇护，王瑞华明令指示县长温继峤，不准加害王炤泮，允许其恢复原名回到家乡附近的大栗屯教书。从此，王炤泮每天骑着大灰叫驴风雨不误的跋涉在水口与大栗屯之间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其间山路险峻，崎岖难行。王炤泮此时选择化名归隐和教书育人，既非投敌，也非变节，他没有背叛祖国和人民，他是在最后没有办法时，才选择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教育后人要读书自强，不去当亡国奴。
1951年，王炤泮受审之时，被迫承认曾经投诚伪满县长温继峤，正是为了保护其讲武堂恩师王瑞华。
王瑞华是兴城人，祖籍是锦西连山，大王炤泮八岁，很有学识，并有正义感。王炤泮在东北讲武堂深造时，深受其恩师王瑞华和少帅张学良的器重。张、王对他的栽培和知遇之恩，令他终身难忘。“九·一八”事变后，王瑞华曾跟随李杜参加了哈尔滨保卫战，日本侵略者占领哈尔滨后，为逃避日本人监视，曾潜住哈尔滨极乐寺为居士。1937年，王瑞华出任伪满锦州民政厅长和省长，直到伪满垮台为止。但是他本人并无劣迹，处处维护锦州百姓，并敢于和日本人作对，深受百姓爱戴，比如当他看到副厅长（日本人）为非作歹，曾用木头瓣子追打他满街跑。伪满国务院开会，各省省长均要参加，当总务长官武部六藏讲话时，其余省长都侧耳静听，唯有王瑞华趴在桌子上睡觉，还打呼噜。日本大官极为气愤，一看是锦州省长王瑞华，就问他为什么睡觉。王瑞华说：你们日本话我听不懂，就得睡觉。有一次王瑞华视察，看到农民送的出荷粮很多，就问过秤的，你父亲是干什么的？过秤的说：是农民，王瑞华又问：你爷爷是干什么的？过秤的说：也是农民。王瑞华便说，今天来交粮的都是你爹你爷，你得好好答对他们。伪满康德十年，由于日本配给粮不够吃，打算给锦州百姓的粮食里掺加橡子面，于是向省长王瑞华请示，王瑞华当时没有表态，翌日，王瑞华邀请日本人大会餐，在食物里掺加了橡子面，日本人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王瑞华说：“你们日本人都吃不了，为什么让我们锦州人吃？”锦州人因此没有吃上橡子面。其他轶事可参见兴城文化学者赵序初老先生《伪满省长王瑞华轶事》。八路军解放锦州后将王瑞华作为铁杆汉奸，战犯逮捕后，锦州百姓曾跪地求情免杀，同时王瑞华也给人民和八路军做了些好事，比如他曾帮助八路军去北平和朝阳等地，接收原在他手下的蒙古军队头，来顺利归降我方。[2]
王炤泮应杜公召 效忠校长
王炤泮在伪满阶段，可以说生不逢时，有志难伸。未遇共党，遗憾终生。
日的一天晚上，他正在大河西土围子(日本鬼子搞的集家并户后的部落)里，突然来了四个穿便衣带短枪的人，叫他不要怕，只是要他跟着去绥中走一趟。至于干什么，等到那就知道了，总之不是坏事。然后不容分说，就这样连夜胁迫到绥中的道院和道德会（现在的绥中三中，原来此院分东西两个四合院：东为道院，西为道德会），而后稍作休整，就有驻绥第十三路中央军的司令石觉和绥中头号大地主王涤生，还有国民党部书记李经久，商大荣陪同去见奉蒋介石之命出关，来接受绥中的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杜问他：“你就是东北讲武堂的王炤泮吗？现在请你出来就任绥中县的保安大队长，配合县长王清政（王涤生）把绥中县维持好，让蒋委员长放心。”当时王炤泮很犹豫，并心有余悸，不愿就任，但杜聿明接着又说：“我知你是张学良将军老部下，你是愿听他指挥的，现在告诉你，张将军现在贵阳，不久就会出来官复原职的，最近委员长还派人去看他，并给他 送去一只金壳怀表。张将军将来出山后，你不就有希望了吗？”王炤泮就是这样勉强受命，被留在绥中当了一年多的保安大队长，后因王涤生被排挤。关里的周炎来当县长，他们因权势之争，甚至动起了机枪来，再加上王炤泮手下的中队长等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罪大恶极，他已难控。后来上级又派来一个叫韩伯义的关里人，来代他大队长，王炤泮就成了配角大队副。他见在绥中被排挤没法再干下去了，就撤到锦州铁路警察处，当庶务科长去。后来他又奉命会绥为李宗仁建军，当过几天空头团长未成，绥中就解放了。这几年王炤泮不但没有等到张学良再次出山，而且还因为这段历史，被判了徒刑，真是让他有苦难言。日，王炤泮因参加反动组织（指国民党），反革命、反人民，初审被判死刑。但是后来经查，王炤泮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与策划的具体罪恶材料，故减刑为五年，后因在狱中表现良好，提前三年被释放。就这样，王炤泮本想再跟张学良将军干一番大事业，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但无功，反而有罪，真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壮志未酬身遭害，英雄死后难瞑目。[2]
王炤泮叛徒告密 起义失败
王炤泮将军长孙王钟岩先生在祖父坟前留影
王炤泮在绥中受到周炎的排挤后，就撤到锦州铁路警察处，当庶务科长去了。其间他曾想带队投诚起义，并派人到解放区二道房子与当校长的四弟王炤融取得联系，求八路军去高台堡接应一下，但其四弟错把信件误投给罪大恶极的朱德武手中，被朱德武告密而失败。日晚，由于朱德武的告密，共产党员潘凯、于海生在大王庙被国民党绥中县保安队中队长吴名俅捕获，潘凯、于海生双手被钉在车厢板上，仍然大义凛然，对敌怒目而视。潘、于二人被押到绥中县后，又被当作共产党要犯解往沈阳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潘凯因伤势严重，在开往沈阳的火车上避医、绝食，死在沈阳国民党集中营里，时年33岁。于海生被押到沈阳后，任凭严刑拷打，闭口不吐一言。绥中县地主恶霸联名要求，将于海生还押绥中。于海生在狱中仍然坚持斗争，王炤泮为其提供了越狱的锹，镐等工具，以希望能够挖穿牢房，但不幸的是于将要成功时被敌人发现。1947年1月于海生带着手铐和脚镣被押赴羊奶山刑场。临刑时，他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刽子手让他跪下，他不但不跪，反而大骂国民党县长周炎，在高亢的口号声中，于海生的鲜血洒在了绥中的土地上。时年27岁。王炤泮从此在官场上和战场上也走到了尽头，被国民党管制。新中国成立后，因王炤泮曾在国民政府绥中县任过职，而被判入狱，尽管他本人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没有任何罪恶，不但没有参与过策划剿共，而且还协助过于海生越狱，并且还抗日有功，但是还是被判了五年徒刑，后因在狱中表现良好，两年后释放。在王炤泮受审之时，王炤泮因各种顾虑，并没有吐露自己曾经协助于海生越狱的事。
王炤泮晚年曾说：“因为我参加过国民党，被判过刑，又被化为富农成分，我开始对共产党也不太了解，所以我有各种顾虑，我以前的各种口述和交代，有很多难言之隐，恐怕哪句话说错了，说我不老实。比如对温继峤隐瞒我的抗日历史的事（笔者注：这里指温继峤在其所著《绥中县辛丑“九·一八”变后大事记》中多次提到郑桂林、石磐、李昆山为“匪”，而对王炤泮只字未提，因为他曾经表示过会支持王炤泮的十三路义勇军，并且一帮到底。可是后来他却投敌，不但不帮助王炤泮，还为王炤泮的抗日活动设阻，如王炤泮曾多次想从绥中登车去往北平，面见张学良，温继峤不但不给与帮助，还不准王炤泮在绥登车，怕影响他当日本官，王炤泮没有办法只好绕道去秦皇岛和北戴河登车去北平。几次都侥幸没被日本鬼子抓去，因山海关等车站画影挂像悬赏缉拿王炤泮。故温继峤在其所著的《绥中县辛丑“九·一八”变后大事记》中，对王炤泮只字未提，因为他如果在其著作中称王炤泮为“匪”，则会牵扯出他曾经为匪的后台，他当时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在伪满时期，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保护王炤泮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却因此而抹杀了王炤泮的抗日功绩），我就不敢直说，怕说出来，说我与汉奸同谋，罪上加罪。当别人问我和郑桂林的关系时（笔者注：由于郑桂林于1933年被密戮于北平，王炤泮此时尚不知郑桂林已壮烈殉国），我也不敢直说，恐怕牵连挚友，实际上我后来和郑桂林都是团结合作，并肩作战，共同抗日，可以说是亲密无间，哪次打绥中都是少不了我的，特别是在日寇攻打鲍庄子和四方台时，我就在绥中城外围，不断地和日寇打游击战，牵制和配合第十七路军，让日寇首尾难顾，不得安宁。大王庙枪击伪派出所所长蔡恩堂时，我就在旁边。后来我想说实话，向党交代真情，但我就有顾虑了，怕说我也是通奸或汉奸，会加重罪行的，至于我的抗日活动，事迹功绩等就不再去计较了，我的一生只知抗日救国，哪知会走错路呢？只要不降我大罪就行，还讲什么功绩呢？再有我想说投诚起义以及为于海生提供越狱工具的事，又怕说是我光捡好听的说，不说坏的，到后来我可明白些政策了，但是又怕他们说我是为了想翻案，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找到共产党。”[2]
王炤泮拦截惊马 为民殉难
王炤泮将军晚年照片
1967年农历2月19日晚5时，王炤泮与其四堂弟王炤融，五堂弟王炤勋在河东头的下面，生产队部前边的地里，为生产队搂捡地里的小石头，准备春耕时，突然一辆大骡马车，由地南头向北惊跑，眼看就要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王炤泮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手拿铁锹，向前挺身迎去，才使大车未翻。车马受阻后，立即停住，马车上的人得救了，但他老人家却被撞到，躺在血泊之中，当人们走上前去营救他时，他的脖子已经被撞倒胸腔里去了，经抢救，勉强活了九天，于同月28日寅时，与世长辞。笔者写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停笔沉思，他是光荣伟大的抗日先驱，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被评为英雄或烈士呢？难道因为他后来被迫投入国民党当保安司令吗？，如果是这样，那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当时还梦想着跟张学良，干一番爱国爱民的事业，他的动机不坏，他没有投敌变节，说他人品不好，他对人民有罪恶吗？直到今天，笔者没有看到任何材料报道过这方面的事实，也没听任何人说过他有劣迹或被人唾骂的口碑。他不是因为刑事而犯罪，而是处在当时的那种特殊环境下，他没有找到共产党。千古功臣，功亏一篑。
王炤泮相关史料
1、水口之役：农历正月十日，日军步、炮、骑约千二百人，携炮十二门，机枪数十挺，及汉奸数十人前来围攻，是时义军五百余人，驻于绥中水口。石磐闻讯后，以众寡悬殊，恐难与敌，乃令各军伏于要隘，己身携参谋长王耀宫（王炤泮——李文喜注），团长梁步瀛，潜伏前方侦查，与敌骑相遇，乃将其诱入重围，义军遂起邀击，敌以中伏。即行引退。义军以子弹不继，亦退去。是役，毙敌五十余人，获三八式步枪十二支，子弹千余发，义勇军无一伤亡，士气大振。次日，敌复来攻，敌机将参谋长王耀宫家炸毁，王之夫人殉难，义军为保存实力计，乃退驻陵南（今建昌县——李文喜注）一带。[3]
——摘自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一日《中央日报》
2、帽盒沟之役：农历日，（十三路）义勇军八百余人驻于绥中帽盒沟，日军步、炮、骑约700余人，及伪公安队300余人，宵夜来袭，为义勇军预先侦知，石磐乃将其部队伏于山中，己立于山头指挥，令人将敌军诱入，义军乃起而围攻。日军以地理不熟，进退失据，大败而退。义军乃进行追击，此役毙敌余人，朱福和营长夺敌三八式重机枪一架，子弹二千余发，战马两匹，敌旗一面，义勇军无一伤亡。此役后，日军对义军大怀戒惧，对石氏畏之如虎。[3]
——摘自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一日《中央日报》
3、1932年正月，王炤泮带领200多名义勇军在松岭子和帽盒沟北山一带排开战场，准备迎击敌人。日寇虽有洋枪洋炮，但因地势不熟，未敢深入，只是在六家子南山和冰沟附近迂回。当两军相对，距二三里时，鬼子的步枪，机枪，火炮一齐开火，义勇军亦给予猛烈还击。战斗非常激烈，整整打了一天，我方伤一人，日方伤多人。是否有被击毙者不详。战斗结束后，发现在敌战场上遗留下很多血迹和包扎绷带。[4]
——摘自《辽宁抗日风云录》
4、击毙野田大尉：义勇军第十三路军与日军激战于绥中西北芦窖（今建昌县境内鹿叫——李文喜注）大房身一带，自晨及午相持约5小时许，于炮火隆隆中我义勇军奋勇杀敌，日军死伤逾30名（陵南和尚房子赴绥中卖梨车九辆全为抓去运伤死日军），野田大尉亦死于是役，我方受伤者仅一人云。[3]
——摘自日《救国旬刊·第4期》
5、绥中车站之役：是时绥中车站信发和栈内，驻有日军六十余人，为义军侦知，（十三路义勇军）石磐乃命工兵将站西杜家屯铁路拆断，站东六股河桥炸毁，是日夜，石磐乃亲率手枪队及骑兵第一营营长吴国卿，沿途匍匐前进，伏行至日军营前，骤起突袭，冲入院内，日兵不备，失措惊呼，露体而逃，日军死于弹下者二十余人。次日，日援军至，行至六股河桥，日军车忽脱轨，覆车六辆，义军以战略关系，亦退去。[3]
————摘自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一日《中央日报》
6、绥中之役：义勇军获胜利（指十八日绥中车站之役）后，军容日盛，各地志士嬴粮影从，增至三千余人。石氏乃谋归复绥中，与十七路（李昆山部）联络，乃集其部属，诚曰：“诸公之从吾来者，皆志在救国，今时机已至，吾欲以身殉，光复绥中，不知诸弟兄肯与我前进否？”诸军士气壮山河，皆高呼愿随司令前进，以效忠党国，绝不愿与倭寇并存。于是乃围攻绥中四昼夜，卒以义军之奋不顾身，于21日夜将绥中攻下，而敢死队队副阎一鸣冒死将日军营门诓开，击毙日军数名，石磐一马当先，率队入城，不意行至街心，日军坦克冲出，石氏足部为日军流弹所伤，幸赖其忠勇卫士李长海、晋步周等冒弹将其救出。义勇军以战略关系，乃退去。是役、毙日军九十余人，义军仅死十余人云云。石氏尚有部属二千五百余人，驻于陵南（今建昌），仍不时出与日军抗战，及到处袭击，惟该路义勇军所缺乏者为子弹与枪械，国人若充分予以接济，必大有可为，不患吾民族无恢复东北之力量，否则，械弹用尽，将何以作长久之抵抗？国人幸注意及之。[3]
——摘自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一日《中央日报》
7、第十三路军在绥中北部被日军围困，李昆山率队赴绥中，解十三路军之围。随后，李昆山乘胜追击，于三月四日袭击绥中县城，日军龟缩城中顽抗，李昆山毙敌一部后，主动撤出战斗。[3]
——摘自《热河革命史稿》
8、联合攻击绥中：第四十八路及第十三路联合攻击绥中，苦战两昼夜，将日军击退。日军携钢炮二门，正欲由纱帽沟逃往绥中，被十三路二团二营朱福和部迎击。尽数毙命，钢炮及步枪均被获。[3]
——摘自《东三省义民血战记》
9、1932年春一天夜间，第十三路义勇军在王炤泮、石磐的率领下，与第四十八路义勇军郑桂林部联合，兵分三路攻打绥中县城。石磐等人一马当先，郑桂林很快攻到西门。王炤泮、石磐带领的两路人马从东、南两个方面向里攻打，激战四小时，直打到次日拂晓，未能攻入。日军伤亡情况不详，义勇军有三人战死。[4]
——摘自《辽宁抗日风云录》
任学亮．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团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王祝坦．《学省斋漫录》卷八·绥中抗日烽火：学省斋漫录出版社，2005
李文喜，陶国慷．《义勇风云》．香港：环球出版社，2011：165
胡淑英，李秉刚．《辽宁抗日风云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