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_休闲阅读-牛bb文章网您的位置：&>&&>&“靠山”“靠山”（原作者：羊角岩）在鄂西南的大山深处，蜿蜒流淌着一条美丽的清江。清江中下游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是2007年初受到国务院表彰的“劳务输出大县”。全县43万土、汉人民，便有10余万务工人员分布在北京、广州、福建、山西、武汉等全国各地。每年春节过后，这支庞大的劳务大军便告别乡亲，携妻带女，搭车乘船，顺清江往东，汇入到全国蔚为大观的“打工潮”，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贡献。农民工无论是流入城市，还是参与国家建设工程项目，其主要的流向是非公企业，而其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比比皆是。如一些行业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多数农民工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其工资却不能正常足额领取；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比较恶劣；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这些问题，不仅直接损害了劳动者的生存权益，而且恶化了经济环境，威胁社会稳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极大隐患。目前农民工自发维权的收效非常有限: 第一，目前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仍然是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这使得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农民工进入城镇企业后的流动性、分散性特点，组织程度较低，缺乏集体谈判能力，而且不少农民工也缺乏法律常识和维权意识。 工会工作过去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传统工作模式，其工作重点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内部职工，以娱乐型、福利型为主，其主要的工作资源则是工会系统自身的资源。近些年来，由于“打工潮”的兴起和我国经济中非公经济成分的增长，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总工会和各级工会根据上级工会的要求和变化了的新形势，响亮提出了“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和“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要求，并有效整合工会内外资源，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在创建“农民工社会化维权新机制”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下面先请看笔者深入采访到的几个有代表性的维权案例。案例一：河南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14名长阳籍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鸭子口乡工会组织维权专班跨省千里解急难……已是深夜了，辛苦工作了一天的鸭子口乡工会主席黄其海已经入睡了，但他的习惯是人休息手机不休息，始终保持通话状态。这时，铃声响起。电话是古坪村党总支书记刘海波打来的。刘海波反映的一个情况是，该村十四名农民工在河南省西峡县西坪镇宛坪高速公路修路，去了十个月。在修路的过程中，村里的两个农民工何士朋、郑乾坤两人分别因工伤事故致残，老板不但不给补偿，连医药费都不解决；包工头拖欠民工的工资也一直没得到解决，现在工程处于收尾阶段，要不了三五天就结束了，大家预感到会有麻烦，如果到时候包工头撒腿一跑，这些农民工辛苦十来个月的血汗钱可能得不到手不说，连回家的路费都是个问题。刘海波说：“黄主席，此事当如何解决？我很担心，但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到河南去一趟，却觉得势单力薄，不知该如何着手哩。”黄其海关切地问：“何士朋、郑乾坤二人伤势重不重？是怎么受的伤？”刘海波说：“他们打电话来说的，不可能说得太详细。大致的情况是何士朋左眼失明，已鉴定为伤残六级；郑乾坤右手食指骨折。”黄其海听了心里顿时感到沉重。农民工在外地权益受到侵害的事情，说来也很普遍，几乎所有的农民工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过侵害。但是像何士朋这样导致了眼睛失明的情况应该是十分严重的了，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令人气愤；何况他们十四位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也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如果他们辛苦一年的工钱都拿不回来，可怎么办呢？农民工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在外乡举目无亲，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组织能力，基本上是一盘散沙，遇到这么严峻的困难，如果家乡工会以及工会维权工作站不能施以援手，谁来帮他们呢？这样想着，黄其海顿时睡意全无。一瞬间他想了很多。作为乡级基层工会和维权工作站，既无经费，亦无手段，维权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不过他想，工作再难，有了党委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一切的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而只要是为农民工维权的大事，作为工会主席兼工会维权站长，便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做。想到这里，他有主意了，在电话中沉着地对刘海波说：“海波，你别急，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时候，我们大家不能坐视不管，不能无动于衷，不能袖手旁观。我来请示党委政府，组建一个维权工作组――你当然要参加进来，迅速前往河南西峡县开展维权活动。”黄其海当即拨通了乡党委书记兼乡长丁志明同志的手机。丁志明认真地听了情况，当即表示严重关注此事，并赞同黄其海主席迅速组建工作专班赴河南维权的提议。黄其海提出，为了节省跨省维权的路费，人员要精干一些，主要由懂法律、对矛盾调处工作比较内行、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前往。黄其海的提名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许克家、镇司法所所长刘光周、镇法律工作者周乔，以及古坪村党总支书记刘海波，一行四人。第二天中午，黄其海在乡集镇上的一家餐馆里为赴河南维权工作工作组饯行。席间，黄其海对许克家、刘光周、周乔、刘海波四人说，你们是受党委政府和工会委托，赴外地开展农民工维权工作，责任重大。黄其海还说，到外地维权，不像在家乡，既无天时地利人和，又无人际关系的优势，而且经费也不充足，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我们所凭据的、无非就是法律武器依靠的是维护真理的决心。你们要与西峡县相关部门接洽好，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总之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重重困难，争取维权成功。维权工作组的牵头负责人是乡综治办主任许克家。他五十出头了，过去在乡里担任过乡纪委书记，分管过政法工作，是一个富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接到这个任务，许克家的心里颇不平静。根据他多年政法工作的经验，他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跨省为农民工维权的难度。到了外地，情况不明，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地方保护主义势力和黑恶势力相勾结，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而以他为首的工作专班，在本地还可以说是有职有权有位，但到了外地，不属管辖范围，专班成员跟普通老百姓也就没什么区别，一般人还真不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但是，共产党员讲的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怎么能够在困难面前当逃兵呢？想到这里，许克家说：“请党委政府和工会领导放心，我们工作组到河南西峡县后，一定会把握机会，寻求最好的维权途径，不负领导重托，努力维权成功！”法律工作者的维权活动一般都是要根据维权经济总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服务费的。法律工作者没有固定收入，维权工作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但是周乔明确地说：“这是乡党委政府和乡工会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虽然我明知此行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仍然以能受命参加此次维权活动而感到荣幸，我表个态，在此次维权活动中，不向农民工收取任何费用，实行法律援助。”工作组一行于下午四点钟赶到了县城。当时离下班只有一个半小时了，他们利用这有限的时间抓紧工作，刘光周和周乔到县司法局去汇报情况，并寻找法律依据；许克家和刘海波则受黄其海的委托到县总工会汇报了情况，并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总工会派驻河南西峡县维权工作组”的介绍信。开这份介绍信，许克家是有想法的，他认为外出办事，需要一定的身份，到关键时刻，名正言顺，而名不正则言不顺。刘光周和周乔到了县司法局，向局领导汇报了情况，当局领导听说他们将进行法律援助行动时，十分支持，马上请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帮忙研究法律依据。法律援助中心的几位同志经过会商后，认为应该以《工伤保险条例》和《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两个法律文本为法律依据，还帮忙从电脑上将这两种法律文本打印出来，让刘光周和周乔放进提包里。（原作者：羊角岩）当天夜间，维权工作组从宜昌火车站上火车，到达襄樊车站的时候，已是凌晨三点多钟。为了省钱，一行四人决定不再去旅社登记住宿，而是在候车室里的长条椅上苦熬，度过了天亮前最困的三四个小时。日上午，他们乘坐长途客车赶到河南省西峡县，又辗转乘车来到古坪十四位农民工务工的西坪镇。维权工作组在一家旅社住了下来。为了省钱，他们住的是每张床位才十块钱的旅社。这家旅社有三层客房，条件很差。房间里无洗手间，无淋浴，倒还能忍受，要命的是被子看起来又脏又臭，好像很多年没有洗过似的。维权工作组稍事休息，下午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们跟农民工们电话取得联系，但农民工们要等到晚上收工后才能来跟工作组见面，在这段时间空档里，工作组走街穿巷进行走访，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各种社会关系。听当地人说，中铁某局项目部的经理姓苏，是红黑两道都吃得开的了不起的人物。晚上八点多钟，十四位农民工们都一起来到了这家简陋的旅社，来到工作组的房间里。大家的手都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农民工那个感动呵，真有一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何士朋、郑乾坤等十四位农民工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向维权工作组报告他们的情况：这批农民工是2007年3月底来到西峡县西坪镇宛坪高速公路建设工地的，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进行隧道衬砌。他们到现在已在工地上工作了整整十个月了。这十个月里，他们在一位姓朱的包工头手下做事，朱包工头据了解是一位没有资质，没有任何经济实力的社会人员，只是因为他跟项目部苏经理私交很好，便将这项工程的劳务转包到手。朱包工头只是给农民工们支付一部分必要的买菜买米的钱，而将工资一直拖欠着。农民工们已经多次讨要了，但朱包工头总是以项目部没有给他结帐为由来推托。何士朋的左眼失明的原因，是在隧道里用高压的布管喷水泥沙浆的时候，由于布管质量不好，何士朋用手去挠，结果被高浓度高压力且含有硫酸的水泥沙浆喷到眼睛里，硬是被硫酸水泥浆烧瞎了的。这个事故发生在5月底的一天。事故发生后，包工头不仅不送何士朋去医院治疗，反而还大声地叱骂他，责备他做事不小心。好在何士朋的哥哥何士龙也一起在同一个工地打工，便将弟弟送到西峡县人民医院住院三天，结果越治越糟糕，到第三天，左眼已由刚进医院时的能看到一点儿白光到完全看不清眼前事物了。医生叹口气说，我们这里医疗条件有限，你们转到市里的大医院去吧。何士龙一心要帮弟弟治好眼睛，便想尽办法，请家里打钱过来，将一起打工的兄弟们从家里带来的钱都集中起来，凑了两万多元钱，将弟弟送到了市里的大医院里。住院治疗一个多月，两万多元钱花光了，但左眼最终还是失明了。经法医鉴定，为伤残六级。何士朋住院治疗一个月归来，回来找包工头报销住院费，包工头惊讶地叫起来：“这么多钱呵？”包工头把医院的发票收去了，但却一直没给钱。住院期间，按工伤处理，包工头应该付给工资，但何士朋提到工资，包工头便一脸不高兴地挡了回去：“你没上班，哪来的工资？”就这样，何士朋受伤之后时间又过去了七个月、两百多天了，没得到任何的补偿不说，正常的医疗费用都没有着落。郑乾坤，是四月份的时候在施工中用手搬石头，被石头把指头砸成骨折了，经法医鉴定为十级伤残。包工头同样没有付给医药费，以及误工工资等。农民工真是弱势呀，在他们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还得委曲求全。朱包工头一直拖欠他们的工资，但他们谁都不能走掉，那些拖欠的工资像一根绞索套在他们的颈项里，且越缠越紧，让他们不能动弹。如果走掉，包工头更有理由拒付拖欠着的工资。而何士朋、郑乾坤两位更是走不掉，如果走了他们便什么都不可能得到了。于是，他们俩都是在身体并未痊愈的情况下便又带着伤残之身回到工地干活，为的是得到一份生活费。身为农民工，不干活从哪里能得到收入呢？农民工们在工地上买了米和简单的菜，自己轮流做饭吃，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而且劳动强度特别大。在用工方面，朱包工头与他们没有签定书面合同。维权工作组四人，听到这些含血带泪的情况无不为之动容，他们为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处境含着热泪了。农民工们说，工程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结束了。“我们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向家乡工会求助的。工程结束以后，如果包工头撒手跑掉，扔下我们不管，我们到哪里去找人呢？我们也没有权利限制人家的人身自由，也不可能从人家手里抢钱，犯罪的事情我们做不来却又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以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这么多人一年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我们出来便是为了挣钱，家里的妻子儿女可都等着我们带钱回去呀。”许克家等四人都说，我们既然来了，便一定会为维权工作竭尽全力的。农民工们走后，维权工作组连夜开会，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最后统一了如下意见。其一，认定何士朋、郑乾坤是工伤；其二，法医鉴定的手续合法有效；其三，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工伤赔偿办法，维权工作组认为何士朋、郑乾坤两人在住院和休养期间应享受工人待遇，其医疗费用、护理费用、营养费、误工费都应该由用工方全额报销。根据上述两个条例，他们计算出的何士朋赔偿标的为7万多元，郑乾坤的赔偿标的为1万元。其四，按《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主体单位是中铁某局项目部，所以维权工作组决定不找朱包工头，而是直接依法向项目部摊牌，进行维权。这天晚上，工作组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半钟。6日下午，工作组成员集体来到位于西坪镇上的项目部。当时项目部苏经理正在办公室，恰好遇上了。苏经理看了工作组出示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总工会赴西峡县维权工作组”的介绍信，并听说了工作组的来意后，傲慢地说：“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们把工程劳务发包给了朱包工头，农民工与朱包工头发生纠纷，你们要维权也只能找朱包工头，关我们什么事呢？我很忙，你们走吧。”许克家理直气壮地说：“根据《合同法》第272条关于建筑承包合同的规定有‘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第三人’之规定，你们将项目转包他人本来就是不合法的，合法的用人主体单位就是你们项目部，我们不找你找谁？如果你是懂法守法的同志，请不要推脱你的法律责任。如果你硬要说跟你无关，我们到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到法院起诉，都会直接起诉你们项目部。”苏经理理屈，只好说：“你们想怎么办？”许克家说：“按有关法律规定，我们提出三条要求。一是何士朋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加起来共计7万余元，希望落实到位；二是郑乾坤的上述费用共计是1万元应落实到位；三是你们拖欠的古坪农民工的工资应一分钱不少地全额到位。”苏经理黑着脸答复说，何士朋的医疗费可以考虑，但误工工资、护理费、营养费你们就别指望了，我们也不是银行；郑乾坤的手指出了点小问题，已经痊愈了，就免谈了；十四位农民工工资我们不是有意拖欠，业主单位还没有划钱给我们，什么时候划到帐上，我们也说不清楚，等我们的钱到帐后再给农民工结帐。双方的观点差距太大，苏经理推脱说，你们胡搅蛮缠，我一时跟你们说不清楚，这样吧，明天接着再谈，我现在有事要出去了。说完，苏经理竟然弃工作组四人不顾，安排司机开车外出了。7日一大早，工作组四人再次来到项目部，希望与苏经理进行第二轮会谈，但是苏经理却不在，也不知他是不是有意躲避。倒有朱经理的亲弟弟和一位律师在项目部里等候着。看看这种情形，工作组的同志都很气愤，对朱经理的弟弟说：“对不起，我们不跟你谈，你哥哥朱包工头不具有跟我们谈的资格，更不用说派你上来。如果项目部不愿意跟我们谈，我们将采取别的措施。”（原作者：羊角岩）这时，那位律师才站起来说：“你们别急，我受项目部委托来跟你们谈，我可以代表项目部。会谈的情况我会及时跟苏经理汇报。”许克家想，既然律师不是代表朱包工头，而是代表项目部的，那就接着开谈吧。于是双方人员在项目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坐下来，重开谈判。谈了一个多小时，律师只能按照苏经理给他私下交待的口径来谈，并不敢有所突破。会谈便再次陷入僵局。许克家站起来说：“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们还是得跟苏经理本人面对面的谈，请你转告苏经理再安排会谈。”律师跟苏经理通过话以后，苏经理在电话中勉强答应第二天上午接着谈。8日上午，工作组第三次来到项目部进行会谈。苏经理和他的律师两人在办公室等候。这一次，律师先开口说话了，他引用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人身伤害赔偿条例解释》，他的计算结果，是对何士朋赔偿和报销总额为1.5万元。维权工作组指出了其引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明摆着是工伤为什么要用人身伤害的法律呢？而且双方在计算结果上差距太大，不可能达成一致。苏经理强硬地说：“你们有你们的法律，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律，既然无法达成一致，那就到此为止吧，送客。”此次会谈又陷入了僵局。维权工作组的同志们心里着急呀，眼看会谈三次，事情却进展不大，现在差不多是进退两难了。简单地答复对方开出的条件吗？实在有辱使命，实在不甘心，这是大家不愿意接受的结果。那么，工作怎么样才能继续往前推进呢？经过一番争论，工作组决定下午到西峡县相关部门去登门拜访寻求支持，大家认为，只要在共产党的地盘上，总有主持正义的单位，总有主持正义的领导。那么，工作组现在要做的，就是向他们求援，主动争取他们支持。8日下午，工作组拿着县总工会的介绍信来到西峡县劳动保障局等单位求援。在劳动保障局，朱局长接待了工作组成员，听取了情况汇报后，朱局长热情地说：“我代表西峡县人民政府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我们认为，你们所适用的法律即《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是正确的，准确有效；而对方项目部适用的法律则是不恰当的。事情发生在我县境内，我为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向你们表示歉意。今天是周五，你们不急，下周一我带相关股室的同志随你们一起到中铁某局项目部座谈。”听到朱局长的这番话，工作组的同志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们相信，在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的支持下，这次维权活动一定会获得成功。工作组回到西坪镇驻扎下来。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饮食方面也极不适应，工作组的四位同志都生病了。许克家有一个结肠炎的老毛病，这会儿发展成痢疾，泻个不停，吃了药片之后仍不见好转。刘光周周乔两人火气上来了，满嘴的燎泡，牙齿疼得额头上冒冷汗，饭都吃不下去。而刘海波向大家报告，出发前带的路费已经所剩无几了，食宿方面的支出得进一步的节省。大家忍受着这一切，决定克服困难，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周末两天，是过于漫长了，好不容易熬到周一，即11日的上午，西峡县劳动保障局朱局长带队，一行五人来到西坪镇，跟工作组会合后，一起前往中铁某局项目部。苏经理迫于压力，倒是在接到通知后在办公室等候，但当劳动保障局的几位股长捧着《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逐字逐句地念给苏经理听，并逐条向他解释含义之后，苏经理的脸上冷得刮得下霜来。他无奈且骂骂咧咧地说：“中央领导真的不懂工程，颁布这么些害人的条例！”朱局长提醒他说：“苏经理，你也是有身份的人，骂人可不对哟。”苏经理嘟囔着说：“我不是骂你的。”经过朱局长亲自登门做工作，苏经理做了一些让步，在对何士朋的兑现上，总额度提高到3万元（包括医疗费）。而对郑乾坤，他仍然是一毛不拔。上午只能谈到这里了，工作组的同志自然还是不满意的，离他们计算的标的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他们看到朱局长亲自出马也只能谈到这样子，在是不是继续往下谈的问题上的确有过疑惑。许克家和朱局长两人走到门外合计了一下，朱局长肯定地说，这样不行，还得想办法继续谈，要谈到我们大家满意为止。许克家这才定下心来说，只要朱局长觉得该继续谈，我们是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中午时间到了，苏经理假意挽留朱局长吃饭。朱局长说，我是来帮助他们维权的，情况特殊，今天既不吃你们项目部的饭，也不吃他们维权工作组的饭，我们自己安排生活。吃了饭以后，我们三方接着谈，你看怎么样？苏经理心里恼火，但也只好说，行，下午接着谈，反正再怎么谈我也是这个样子了，再没有多的钱可拿出来。大家分头吃了中餐，两点钟的时候接着进行第五次会谈。下午的会谈更艰苦，几个小时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而且苏经理火气上来，还拍了桌子，说，你们想到我这里撒野，没门儿，我什么事情都见过，可以奉陪到底，云云。而工作组组长许克家在临走时也颇有含意地说：“我们土家族人民豪爽直朴，你既不依法律，我相信我们的农民工也会有自己的办法来保障权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哟。”这天，工程已经完工了，农民工都已经没事可做了。眼看项目部可能撤走但他们却还没有拿到血汗钱的，都焦急地等候在项目部的门外。当工作组的同志们从项目部出来的时候，他们便迎上来了解情况。许克家将农民工中的领头人何士龙拉到一边，悄悄地交待说：“项目部苏经理他们态度恶劣，没有诚意，会谈基本上是破裂了。我们工作组决定采用非常手段，为了防止苏经理他们连夜撤走，请你们十四位农民工在晚上六点前进驻项目部。苏经理吃饭，你们也跟着吃饭；苏经理上床睡觉，你们也跟着他睡觉；苏经理要开车出门，你们就站在他的车前，不让他走。总之，要对他形成高压态势，他走到哪里你们就跟到哪里，不动手打伤他就行了。”何士龙担心地问，苏经理这人可是红黑两道都吃得开的人，我们进驻项目部行吗？工作组下一步怎么办？许克家说，放心吧，我们马上到镇政府去找镇里的领导和公安派出所报告情况，相信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工作组一行顾不上吃晚饭，迅速来到镇政府，恰好镇长在家。镇长姓李，他在宽大的办公室里热情接待了工作组。工作组向他汇报了情况之后，李镇长当即拨通了镇派出所所长的手机：“今天晚上项目部那边可能有点儿情况，你们派出所要保护好湖北长阳来的民工的安全。”派出所长在电话中承诺道：“镇长放心，我们马上做好安排。”临走时，李镇长好心地嘱咐：“听说苏经理那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你们要放精灵一些，自己保护好自己。有什么情况随时打我电话。”六点钟前，工作组一行回到旅社二楼的房间里，刚刚住下，听到外面有人在楼道里挨个房间查问长阳来的几个人住在哪里？后来他们敲开了工作组的门。刘海波开的门，看到外面有陌生人在问“你们从哪里来”时，刘海波机警地说：“我们是做香菌生意的。”外面那人后来到三楼上去查问了。工作组的同志都怀疑是当地黑恶势力派来的人，盯准了长阳人的房间晚上可能会挨打，或者下更大的毒手。为了确保安全免遭毒手，大家当即决定转移住所。于是大家悄悄地结了帐，来到离镇派出所很近且是由退休的司法所长家开的旅社里住下了。老司法所长听说了情况后，安慰维权工作组的同志说：“住在我这里，他们不敢乱来，绝对安全。”（原作者：羊角岩）与此同时，十四名古坪农民工于六点钟准时进驻了项目部，将苏经理堵在了办公楼里。苏经理虽然十分恼怒，却无可奈何。他悄悄地按了几条什么信息。半小时后，一辆卡车上满载着二十多个穿一色黑衣戴白手套的汉子，在离项目部约五十米远的街道上停下了。古坪村农民工们由于在当地务工长达大半年，便认识车上的一些人，知道他们是当地的一些流氓地痞，更知道他们是冲着这批进驻项目部的农民工来的。大家不由得紧张起来。心想，不定什么时候，外地的流氓地痞们就会开进项目部大打出手，农民工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一场恶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于是他们打通了许克家的电话，许克家说：“你们不要惊慌，暂时不要撤走，我们马上赶过来。”工作组四人迅速出发，边走边给李镇长再打电话求援。当他们赶到项目部的时候，看到镇派出所的一辆警车也赶到了现场。许克家放心了，主动迎上去与派出所长接洽，说明了危急的情况，并将一份农民工十四人名单交给所长，要求所长给予保护。所长冷静地说：“为了避免肢体冲突甚至流血事件发生，我们建议你们的农民工暂时撤走。”许克家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最担心的是项目部苏经理他们连夜跑掉。他们如果跑掉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们呢？”派出所长又出面跟苏经理进行了接触，苏经理向派出所做出了不会连夜撤走，直到将此事处理结束才考虑撤走的承诺。工作组这才决定听从派出所安排，将农民工们都撤了出来。12日上午，维权工作组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由刘光周和周乔两人来到项目部，继续会谈。另一路，许克家和刘海波乘车来到西峡县城郊区，费了很大的气力找到了业主单位宛坪高速公路公司。许克家们到来的时候，恰好公司庞经理在办公室里。他听了情况，认为长阳维权工作组的要求都是合理合法的，便笑着对许克家说：“你们放心吧，我们的工程还没有跟他们最后结账，他们跑不了的。”庞经理随手拨通了项目部苏经理办公室的电话，当时苏经理不在，是一位工作人员接的电话。庞经理问了他的姓名和身份，对他说：“请你转告苏经理，要以对农民工高度负责的态度处理好此事，不要将事态扩大了。”许克家感激地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难于奏效的事，您这么一发话，就有希望了。”当天下午，许克家们四人在项目部会合后，跟苏经理进行了第七轮会谈。这次会谈获得了成功，虽然也经过了一番唇枪舌剑的较量，但最终达成了协议：（1）何士朋伤残六级获得赔偿金计100700元。（2）郑乾坤伤残十级获得赔偿金2219元。（3）施工方付齐拖欠十四位农民工工资71153元。16日，项目部支付了全部费用174072元。17日，维权工作组与农民工们一起返回长阳鸭子口乡，乡党委书记兼镇长丁志明和乡工会主席黄其海在鸭子口渡口码头迎接他们凯旋归来。在工作组跨省外出维权的过程中，乡工会主席兼维权站长黄其海一直跟他们保持着电话联系，随时关注着事态进展情况。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乡工会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故事到处传扬。群众都说：“我们以后外出务工胆量足了，乡党委政府和乡工会都是我们的靠山哩。”2008年3月，法律工作者周乔获得县司法局“法律援助突出贡献奖”。案例二：在邻县五峰某砂石场打工的农民工工伤致残，黑心老板一毛不拔，大堰乡工会主席挺身而出讨回公道……楼道里有沉重的脚步声响起。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了大堰乡工会维权工作站办公室外的走廊里。当他的右手不自觉地抬起来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他的右手几根手指都切除了，只留下一根大姆指。他的右手整个显得秃秃的，像是一柄肉锤子。右手，是一个人生产生活的主要依靠的身体部件，如果右手指头都失去，那么，我们不难想象，这个人的生产生活将会面对多大的困难呵。谁看到这只手，谁的心灵都会缛患露缭庵卮浮摆放在走廊里的“工会维权程序示意图”宣传站牌吸引了中年男子的注意力，他走到示意图站牌前，仔细地研究着图中的维权程序，当他看到如果农民工在外地受到侵害，到工会维权站报告，然后维权站核实事实无误，便可启动维权程序时，紧蹙的眉头悄悄地松开了些。于是他走到工会维权站办公室门口，轻轻地用左手手指叩响了那扇门。乡工会主席兼工会维权工作站站长田志刚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访者。来访者是本乡邓家冲村人，名叫田明凡。下面是他的含血带泪的叙述。我在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关镇上的一家私人砂石场务工，当放炮员。我当放炮员多年了，有县里的公安部门颁发的《放炮员证》，技术上还是有一套的，不过到这家姓黄的老板开的砂石场来才两年时间。老板实力不错，在渔关镇上有一栋三层楼的住房，还有私家轿车，属于红黑两道都能吃得开的那种能人。老板平时对我们做工的人态度也还好，开始到他场里打工的时候工价才50元左右，去年以来随市场行情涨到70元，所以虽然工作辛苦，但我做得还算开心，每个月都能拿到一千多块钱回家。在黄老板砂石场里，没有召开过专门的安全会议，没有对我们进行过安全生产的培训，也没有手套安全帽等安全保护的用品，不过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因为这么多年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见出过什么事呀。但是日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祸事发生了。我在排哑炮的时候，哑炮突然爆炸了。我正在摆弄着哑炮的右手被炸得血肉模糊，人当时也被震错在地，几秒钟后才醒转过来。事后我在想，当时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幸好当时的药量不大，否则，我可能被炸死哩。砂石场里的人马上都知道了这件事，黄老板也赶到现场来了，看着我的手被炸成这样子，他有几分焦急，但说出来的话却是责备：“你怎么搞的？你当了这么多年的放炮员！肯定是你操作方法不当吧？”炸药雷管导火索的性能虽然人们已经掌握，算不得尖端，但是意外的情况总是会发生。特别是在排除哑炮的时候，雷管被埋在炮眼深处，凭肉眼是无法看到雷管的状态的，其成为哑炮的原因也要等到挖开后才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突然的爆炸发生，再好的放炮员又怎能幸免于难？所以，此时黄老板不是急切地关心我的伤势，而是责备我“操作不当”，让我实在想不通。但我想到我的伤势还要他拿钱治疗，便忍住疼痛也忍住了脾气，对黄老板说：“我手痛得厉害，您拿些钱我去治疗吧？”我没有想到的是，黄老板居然不肯拿钱，而是说：“你先自己拿钱去治疗，到底该谁出钱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我说：“我手里只有一点点买烟抽的零花钱了，请您给我治疗费吧。”黄老板坚持说：“我最近也手头紧张，你自己先想办法吧。”渔关镇虽然离我家的路程只有几十里路，并不算太远，但毕竟是另一个县了，我在这里虽然因为几年打工认识了几个人，但多数都是跟我一样的务工人员，他们手里哪有多少现钱？每个月拿到工资总是都及时地送回家去了。我看黄老板态度坚决地不肯拿钱，转而央求道：“算我向您借两千块钱行不行？您以后从我的工资里面扣。”事实上，我也还有半个月的工资没有结帐。黄老板无话可说了：“行，我借给你两千块钱吧，你打借条。我可是做好事救你的急了。”我含着泪，带着屈辱，用左手写了一份借条，并盖了指印。黄老板这才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并陪着我去拍了片子。医生说我的几根手指骨头都已粉碎了，他没见过伤得这么惨的，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几根伤了的指头切除，否则如果造成感染，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哩。我当然想保留下手指，没有右手手指，今后怎么生产生活呀？但是医生说得这样严重，我也只好同意把几根指头都切除掉。黄老板这时还是积德了的，他问我家里的亲人是不是能够在医院护理？我说，我家里有八十岁的老人，两个儿子都到外地打工去了，妻子也多病，家里哪里走得开呀，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喂养牲畜，十几张口哩。黄老板算是特意地开恩，他叹了口气说，也罢，让我家老岳父来医院照顾你住院吧，反正他退休后也没事在家里闲着。（原作者：羊角岩）于是我住院了。住院期间，我向黄老板借的两千块钱是远远不够的，便请人捎信给我妻子，她想法找人借了4000元钱专程送过来。看到我手上的伤，妻子的泪水像牵线似的淌下来。我住院期间黄老板只来看过我一次，那是在手术后的第十天。我借机向他提出医疗费用的事，我认为应该由他出钱，而且我还提了误工工资，我提出只要每天35元钱，自降了一半的工资标准，但是黄老板说，事故是由于你自己没照顾好你自己，现在你住院没做事，还想得误工工资？说不过去吧？由于不清楚最后黄老板是不是能够掏治疗费用――如果他不掏钱这些钱最终就是我自己掏，所以我便得省着点儿花，因此我在手术后伤势并未完全痊愈的情况下，只住院32天便出院了。住院治疗的费用共计5040元，再加上生活费，总支出约6000元。办出院证的时候，我的心在流泪，我觉得我的命运太苦了。我出院以后，顾不上多休息，仍然在黄老板的砂石场里务工。我必须上工呀，不上工我吃什么呢？但是由于我的手残了，再不能当放炮员了，而是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工资标准便降下来了，只每天二十到三十块钱不等。我一直心里觉得不平的就是医药费的事，我虽然法律水平低，但我认为应该由黄老板出钱，这钱他不肯出太说不过去了。后来这几个月里，我供他的两千块钱他早已从该给我的工资中扣除了，但医疗费的事却还没着落。他总是板着脸对我说，再别提这个问题了，提也没用。甚至，我知道黄老板为我们务工人员集体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我也找人打听过，黄老板至少得到了上万元的赔偿金。但是当我找他问到保险金的赔付时，老板竟然会说，保险是我掏钱买的，难道该赔付给你吗？他这话说的真混张，他当老板的出钱买意外伤害保险当然就是为我们做工的人买的，但现在我真的意外伤害了，他却要贪污掉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岂有此理。我气得真想朝他的脸上狠狠地砸一拳，但是我的右手残了，我连砸他一拳的能力也没有了。我曾经想通过法律程序来起诉黄老板，我找人问起，向律师咨询一次就要上千块钱的咨询费，打官司也得花不少钱，有时候是赢得了官司还得输钱，想一想，我也没这个打官司的胆量了，只得忍气吞声地作罢。我没读过多少书，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我也不懂政策和法律。但是，我觉得我的身体残了虽是命运中的事，但经济上我该得到赔偿呀，现在黄老板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对我们村里的村干部倾诉此事，村干部同情我，但他们也感觉到想帮忙使不上劲儿呀，他们管辖权限也就是自己村里的那么一块天地，还能管到外县去？但是村干部对我说，乡里成立了一个叫什么工会维权工作站，上次在乡里开会时乡工会主席兼工会维权工作站站长田志刚同志还在会上讲到了要帮助农民工维权的事，我看，你是不是去找一下田主席，请维权站帮你维权？我说，我不认识人呀，我一个普通农民工，找人家人家能理我？村干部说，不认识人没关系，你去找找试一下嘛，他门上挂有工会维权工作站的牌子，你找到牌子自然也就找到人了。田明凡说，田主席，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找到您的，您看，我的事情有没有办法可以维权？田志刚一边听着田明凡的申诉，一边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这天是日，田明凡受伤近四个月的时间了才找到维权站来。当田明凡讲完了上述情况，并热切地盯着他的眼睛，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满意的回答时，田志刚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我相信你所说的情况是属实的，幸好五峰县渔关镇此去不远，你先回黄老板那里上班，我把手头紧急的工作处理一下后，便来帮你讨个公道。我相信，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7月底的一天，渔关镇黄老板的砂石场里来了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客人。他，就是大堰乡工会主席兼工会维权站站长田志刚。他从2003年起担任现职。他是一个对工作高度敬业，有水平、善钻研、肯探索的老同志，在他担任工会主席的第二年，大堰乡工会即被评为市级示范工会，第三年即2005年成为省级示范工会。2005年8月，他在本乡有着“打工村”之称，农民工最为集中的赵家堰村成立了全县第一家村级“农民工工会”，并在当年腊月十九农民工回乡过春节期间召开了第一次农民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会上，田志刚动情地说：“外出农民工很苦，大家从事的都是诸如采煤、采石、采矿、建筑等体力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保护条件差的工作，而所得的报酬和保障却十分有限。在我们的调查中，与用人主体单位签定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只占2%。农民工被侵犯权益的情况相当普遍，但是很多农民工被侵权的事件都不了了之，因为维权难度之大人们简直难以想象。我们工会，就是要依法为农民工维权，为农民工撑腰。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的是，《劳动法》和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仲裁法》给了工会在为职工包括为农民工维权时制订了相当多的条款，维权工作是法律赋予各级工会主席的法定职责。所以，我们有了很好的法律武器，我们应该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理直气壮地为农民工维权。”此举得到了广大外出务工农民工的热情欢迎，他们说，“我们也有了组织，有了依靠。”与此同时，田志刚在乡里成立了全县第一家工会维权工作站，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维权是其重要的职责内容。维权站成立三年来，大堰乡工会维权工作站已接访过39起维权案件，其中受理案件19起。没能受理的多半是因为材料不齐全，侵权性质难于界定。而已经受理的19起案件，基本上做到了事事有结果，都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这19起已落实的维权案例中，其中处理伤亡事故9起，拖欠工资4起，工伤鉴定2起，职业病申诉2起，落实劳模政策补贴2起。所以，田志刚来到黄老板这里，倒也是胸有成竹的，类似这样的问题，他早已处理过一些了。田志刚出现在黄老板的办公室里，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黄老板颇有些愕然。特别是听到“维权工作站站长”的身份，有些疑惑，最后当他弄清楚原来来人只是一个乡里的工会主席的时候，轻松地说：“田大主席，我不是您的工会会员，您也不是我们五峰县的官呀。您找我干什么？”田志刚沉稳地说：“是的，我职务很低，也不是五峰的干部。我来找你，是因为我们乡的农民工在你这里感到被侵权了，投诉到我们维权站，他是我们乡出来的农民工，我来找你是要帮他维权。”黄老板哑然失笑了：“找我维权？您也没去打听打听？在渔关镇，有什么事情我不能摆平的？书记镇长，县里的局长，不少人都是我的哥们哩；讲黑道，更不用说，那都是招之即来的。您想怎么维权？我都可以奉陪。”田志刚说：“我不管你红道也好黑道也罢，我只认法律。法律是公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吧？如果田明凡的事情你不能主动地配合我处理好，我就会有我的措施。五峰县也有工会的维权机构。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维权，还有宜昌、湖北各级工会，还有各路报纸电视网络媒体，我不相信你黄老板就有这么大的能量，真能一手遮天？我还可以到法院起诉你。”黄老板有些怔住了。他在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还真应了这句话。田志刚说：“如果我来处理此事，你有诚心坐下来我们商谈一下处理意见，事情倒不必弄得这么复杂。你看，我俩能不能好好地谈一次？”黄老板没好气地说：“有什么好谈的？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他自己操作失误，与我没有关系。而我倒是很仁义的，他住院期间的生活，是我岳父照顾的，生活费也是我给的钱。他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钱，那是甭想。”田志刚说：“这件事在我看来，并不是他想不想或你想不想的问题，我们必须讲事实依法律来解决问题。如果依照法律，你应该拿钱，你想不拿钱也是说不过去的。如果法律说不该你拿钱，你自然不必拿钱。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原作者：羊角岩）黄老板感到了田志刚步步紧逼的气势，这才让田志刚坐下，并亲手给他递了一杯茶水，说：“好，您说，他自己操作失误，凭哪条法律应该由我拿钱？”田志刚看到黄老板有意听他讲话了，不慌不忙地说：“其实，黄老板以前的这种态度，是对法律不太懂的原因吧？法律说得很清楚，如果田明凡起诉，你是准输无疑，而且比我们商谈可能花钱要多得多。首先，田明凡在工作时间受重伤，这是工伤无疑。工伤事故，不管工人自己的责任大小，一律都应该由用人单位拿钱处理妥当，包括住院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如果评了残，根据残废的等级，用人单位还要承担残疾人将来的生活费用。这是关于工伤致残的法律规定。还有，你跟农民工没有签定劳动合同吧？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农民工务工时间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你每个月都要付给双倍的工资。如果拿这一条来起诉你，不光是田明凡一个人，你所有的工人可以联名起诉你，你能承受得起吗？”黄老板听着这些话，心里发虚，脸上冒汗。他悄悄地揩了一下脸上的汗，说话的口气已经有了改变：“法不法的，我们先不管。田明凡还不错，是一个能干的兄弟，他家乡的领导能够亲自为他出马，说实话我也很感动。这样吧，我们先到饭馆吃中饭吧，边吃边聊？”田志刚真诚地说：“黄老板这么说，我很高兴。这样吧，中饭可以吃，不过我私人掏钱买单。”黄老板说：“哪有这样的道理，到我们渔关来了，该我尽地主之谊请您吃饭。”田志刚说：“今天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所以我不能吃你的饭。如果你肯给我面子，我私人掏钱请你吃饭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请你吃饭，那我先告辞了。”黄老板慌了，连忙说：“行，一切听您的安排，您买单我吃饭。”田志刚说：“吃过饭后，我们把田明凡请到场，我们三人进行座谈，好不好？”田志刚请客，饭菜当然比较简单一点，但吃饭的时候，宾主间气氛已经比较融洽了。饭桌上，田志刚还提到意外伤害保险金的赔付问题，黄老板解释说，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很忙，还没来得及跟保险公司联系理赔的事，不过田主席亲自上阵，一切都好说，我随后抽时间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等保险公司的赔偿到位后，我会主动地跟田明凡座谈，保证他能满意，保证他的权益得到保障，所以，下午您可先回大堰乡，这边以一个月为限，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既然黄老板说他会主动地跟田明凡座谈，直到田明凡满意为止，田志刚便决定给黄老板一个表现的机会，且看他自己怎么谈，于是他决定下午返回大堰乡。临走前，他对黄老板特别强调说：“田明凡是一个弱者，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向我们乡工会维权站投诉的，所以你要向我保证，不要计较他投诉这个事，要让他继续在你这里打工，挣一份辛苦钱、血汗钱。”黄老板也爽快地说：“行，我这人最讲义气。看在您田主席的份儿上，我保证不计较他，并尽力优待他，照顾好他。”田志刚临走时，单独与田明凡进行了谈话，详细地对他交待了跟黄老板谈判的标的问题，他要求如果谈判不能达到目的，应及时地向乡工会报告，而田志刚将再次到黄老板的砂石场来督办此事。田志刚回到乡里后，一直耐心地等候着田明凡的消息，但是田明凡一直没有跟田志刚回话。到了八月底，眼看快到一个月时间了，田志刚便主动打电话给田明凡，问起处理结果。田明凡说，黄老板一直忙，很少落家，两人还没正式开谈，而黄老板解释的原因是他还在找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理赔结果还没有出来。田志刚有些生气，担心黄老板是在耍弄自己，当面应承，等他回乡后则有意拖延，拒不落实。于是事前没有跟黄老板联系，便再次乘坐长途客车来到了渔关镇，将黄老板堵在了砂石场办公室里。黄老板看到田志刚再次来到，而且是在上一次约定的时间将到的时候，脸上有几分尴尬，连忙张罗让田志刚坐下，说：“我真没想到您为了一个普通农民工的权益的事情这么认真。正好我刚跟保险公司对话后，有了一个结果，他们答应赔偿1万元。我下午将田明凡通知来，正好您也在，我们三个人将赔偿方案座谈会一下，好吗？”下午，田志刚与黄老板、田明凡三人在砂石场办公室里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形成了以下赔偿协议内容：田明凡住院医疗费用约5000元，全部由黄老板承担。田明凡住院和休养期间，按两个月发给误工工资，计4000元。保险公司赔付的1万元意外伤害保险金，等资金到位后应付给田明凡本人。四、黄老板另行赔偿田明凡一次性伤残补助（含营养费）6000元（条件是一次性伤残补助补助到位后，田明凡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找他的麻烦。对此，田明凡表示同意）。以上各项报销、赔偿费用共计25000元。这个结果，田明凡十分满意，甚至有些出乎意外。在下午座谈之前，他根本无法想到会有这么圆满的结果，他自己在内心设定的目标大致上是包括住院医疗费报销在内共拿回来1万元钱就知足了。在他自己苦苦地跟黄老板交涉了数月无果以至完全绝望之后，在他流尽了痛苦和辛酸的泪水之后，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找到素不相识的乡工会维权工作站，竟让拖了半年时间的问题迎刃而解了，而且可以算得上是丰收。在《协议书》上双方当事人签了名盖了章，田志刚则作为公证人身份也签了名。此时，由于保险公司资金尚未到位，而且黄老板自称当时资金周转十分困难，希望能宽限两个月时间。他跟田志刚和田明凡商量：“我先打欠条，最迟在年底前结清全部25000元钱。”2008年元月25日，田志刚陪同田明凡来到黄老板砂石场，这天黄老板心情愉快地给田明凡兑现了欠条，将25000元全部结清，让右手伤残的田明凡回家过上了一个虽然在上一个年度里身心都受到重创，却内心踏实的春节。新的一年开始了，田明凡仍然在黄老板的企业里打工。当笔者采访田明凡时，田明凡欣慰地对笔者说，通过维权，不仅达到了让老板赔偿的目的，也改变了他在老板心中的地位和形象，老板知道他现在不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有家乡的工会组织在时刻关怀着的。老板现在对他事事都比较关照，他家里前不久搞简单装修，黄老板还主动地提供车辆免费调运原材料，帮他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田明凡觉得很满足，虽然右手残疾了，但他对生活仍充满信心。案例三：包工头卷款逃跑，参加“水潜线”输电线建设的71余名安徽、四川、河南籍农民工滞留资丘无法返乡过春节，资丘镇工会维权站成功追讨51万元工资……连日来的大雪，给清江岸边的苍茫群山披上了皑皑银装。电视新闻节目里，人们看到敬爱的温总理正不顾自身安危地赶往重灾区湖南彬州，慰问因遭遇五十年不遇的冰雪灾害而受困的人们，亲临前线指挥抗灾救灾的战斗。2008年元月18日上午，资丘镇工会主席兼工会维权站站长向正凤刚刚上班，来到他在二楼的办公室，用抹布将办公桌整理干净，然后将几本厚厚的法律书摆放到案头，准备学习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向正凤五十出头，在镇里算是一个有资格的老干部了，但他却爱学习、肯钻研，特别是随时补充自己在工会工作中用得着的新知识。门外的楼道里响起了一阵嘈杂声，向正凤没怎么注意。镇政府机关是一个随时会有基层干部群众来办事的地方，嘈杂是一种常态。这时，有人在敲向正凤的办公室门了。敲门声很轻，似乎透着几分胆怯。向正凤开了门，一看，门外的楼道里站满了人，而且都是不认识的人。向正凤在镇里工作几十年了，全乡的干部群众认识不少，即使不认识的人至少也会面熟，但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人却都是陌生人。从他们的穿着打扮来看，都是农民的装束，有的人衣服上还沾满泥团。好些人衣衫单薄，冻得打哆嗦。（原作者：羊角岩）向正凤有些奇怪地问：“你们找谁？有什么事情？”他面前的一个人操着安徽口音问：“我们看到您的办公室门前挂着‘资丘镇工会维权工作站’的牌子。敢问您就是镇工会主席吗？”向正凤点点头说：“是的，我叫向正凤。”对方说：“我们可找到您了。我们这些人是在您们镇里架设水潜输电线的农民工，分别来自湖南、四川、安徽三个省份。我们遭难了，我们71个人的50几万元工资被包工头张老板卷走了，想请您帮忙维权。求您了！”向正凤知道，水潜线是指从清江上游恩施州的水布垭电站到江汉平原潜江县的500KV高压输变电线。这条线的走向是沿清江向东，经过镇内的柿贝、五房岭、资丘等村。此项目是由湖南省输变电公司承建的，该公司在资丘镇上设有项目部，不过因工程已经结束，项目部已经撤走，人去楼空。凭着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向正凤明白，工程项目建设接近刹尾时，如果不加以防范，最容易出现包工头卷款跑掉的事情。农民工来自天南地北，各自为阵，差不多是一盘散沙，工程结束后各走各的，不容易凑成团，不容易再聚到一起，所以包工头不怕农民工，将来即使有个别农民工能找到他，包工头也只需要拿出他那一份钱来，包工头赚下的还是大头。向正凤过去听说不少的包工头就赚这样的昧心钱。现在水潜线也正好出现这种事。这件事应该由谁来管呢？是不是应该由工会维权站来管？农民工们似乎猜到了向正凤在想什么，急切地说，他们找项目部，项目部已经撤走；他们找了镇政府的协调工作专班的同志，人家的回复也是工程已经结束了，协调办的职能也就结束了，再说欠工资的事是农民工和包工头之间的事，他们无法管也管不了。找包工头吧，农民工们只知道张老板是四川人，却不知他的家住在何县何村，几天来农民工们打他的电话，电话已经停了机。农民工们简直一筹莫展：“向主席，如果您也不管我们，就没有人可以管我们了。我们都不能回家过春节，说不定还会有人冻死饿死，甚至做出犯罪的事来。”工会维权，过去在向正凤的观念里，主要是给本地在外务工的农民工们维权；给外地农民工维权，这倒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不是属于自己的工作范围？资丘镇工会维权工作站自2006年9月成立以来，倒也接受过一些农民工的维权案件，但主要是为本地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服务，而且，像这么多人的群体被侵权以及这么大的数额，向正凤的确还没有经历过。工会维权站，难处很多，没有足够的工作经费，没有执法权，手段十分有限，维权工作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向正凤思考着，怎样帮他们维权？能不能成功地维权？还是先弄清楚情况再说吧。于是，他热情地将他们让进狭窄的办公室：“请你们先说说情况吧。”挤了一屋子的农民工，挤不进来的更多的人只好站在门外。在他们七嘴八舌的诉说里，向正凤大致弄清了情况：湖南输变电公司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将此工程的施工分包给四川某运输公司，四川某运输公司又将该工程转包给一位姓张的包工头。工程结束，项目部廖经理他们撤走之前已将农民工工资都如数付齐给了包工头张老板，但张老板卷款跑掉了，在这里做了大半年工的71位农民工工资没了下落。“向主席，救救我们吧，我们大半年的辛苦钱、血汗钱，我们怎么办呐。”“向主席，从昨天中午起，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都饿着肚子哩。”“我们家里有病人、要过年钱，年后学生要上学，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在这里举目无亲，您就是我们大家的亲人了。”这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而且发生在春节前，如果处理得不好，甚至饿死了人，那就是天大的灾难。但是，能不能克服困难成功地维权，对于向正凤来说，的确是一种挑战。向正凤没有过多地思考维权的难度，工会主席兼维权站长的职责，以及对于黑心包工头的一腔义愤，使他拍案而起：“这还得了，太不像话了。我来帮你们试试看。你们先到镇上的旅社里住下来等候消息吧。”一位湖南口音的五十来岁的农民工说：“我们身上一浑儿（分）钱都没有了，旅社里哪里会收留我们呢？”向正凤想想也是，笑了，连忙说：“没关系，我来安排你们，跟我来。”向正凤带他们来到镇上的山城旅社。旅社老板是熟人，向正凤对他说：“你先安排铺位让他们住下来，然后多煮些米饭，再做些土豆片、懒豆腐给他们充饥――他们都好几餐没饭吃了。我马上来帮他们讨工资，如果讨到了，自然有钱结帐；如果讨不到，这些费用我自己掏钱结帐，不会少了你一分钱的。”旅社老板放心地说：“向主席安排的，我们照办就是。”向正凤又嘱咐一位读了高中的安徽农民工小余说：“你负责迅速造一个《欠薪花名册》，把它汇总一个数字。”很快，旅社做好了简单的饭菜，农民工吃得狼吞虎咽。边吃饭，小余也让按照有张老板签字的各位农民工的完工单把欠薪数字汇总起来了，欠薪总额为51万元。边安排农民工食宿，向正凤边思考讨薪该从何处着手，同时他通过多位朋友终于查找到项目部廖经理的手机号码。项目部廖经理向正凤过去见过，但打交道不多，不熟悉。回到办公室，向正凤拨通了廖经理的电话，先向他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接着向他通报了目前71名农民工因包工头张老板卷款一走了之而滞留在资丘镇上生活无着落、无法返乡过春节的严重情况。向正凤说：“作为镇工会主席兼维权工作站站长，为这批农民工维权是我当仁不让的职责，所以我已接手为这批农民工维权的案件。现在我要向你表达我的观点。第一，请你们迅速为这71名农民工支付51万元工资；第二，这批农民工滞留资丘镇期间的食宿、误工费用，以及他们回乡的路费，都应该由你们承担；第三，如果你们不能很妥善地处理此事，我将迅速报告县总工会、市总工会，我有可能会代表农民工到你们湖南来依法起诉你，而且我还会请求新闻媒体支持我们――说不定会成为轰动全国的典型案例哩。我相信，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件事就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解决。第四，此事不可能久拖，限期两天，两天内如果你们无动于衷，没有明确答复，我就得采取措施了。”廖经理委屈地说：“向主席，此事责任并不在我们。我们项目部已经把该付的钱全部支付给张老板了，不信，我可以马上将我们跟张老板的结算清单和划款单传真给您过目。”向正凤理直气壮地说：“此事你不用推脱，我只找你。”“为什么？我认为，这是农民工与张老板之间的事，应该由农民工们去找张老板要钱。您凭什么硬要往我身上推？”“廖经理，不是我硬要往你们身上推，我说话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筑类合同不能分包转包，你们多次转包本来就是违法的。你们项目部才是用人主体单位。再说，张老板的卷款跑掉，首先要追究的也是你们监管不到位所致。你说，不找你找谁？不管这里面的主客观原因如何，反正你有责任先将农民工的工资落实到位，让他们尽快返乡，过上一个平安详和的春节。至于你们湖南省输变电公司怎么向张老板去追索，那是你自己的事，我可以不过问。”“向主席，我也委屈呀。即使您说的有道理，可您替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已经付了一遍钱，还得再付一遍？我们可亏大了。”向正凤笑笑说：“亏大了？我看你这个当经理的人并不懂法律，也不会算帐。我知道你们的工程没有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而按照从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如果我们按这个标准来起诉你，那你就不是支付51万元，而是102万元了。”（原作者：羊角岩）廖经理显然有些紧张了，诚恳地说：“您说的这法律规定我还不太清楚，您稍等，我们研究一下，尽快给您回话。”这天晚上，廖经理回话了，他在电话中诚恳地对向正凤说：“我们确实对一些法律问题没弄清楚，感谢您的指点。没说的，我马上赶到资丘镇，把此事妥善处理好。只是请您暂时不要将情况上报。”向正凤说：“这没问题，只要你们能及时将此问题解决好，我们不会上报。”第三天下午，廖经理带着财务人员冒着大雪从湖南赶到了资丘镇。他首先来到向正凤办公室，听了情况，并对向正凤说，请您放心，我们是专门来处理此事的，一定处理到令您满意为止。两人商议，晚上连夜召开欠薪农民工座谈会，请农民工推选六名代表参加会议。晚上，还是在向正凤办公室，小余等六位农民工代表平心静气地坐下了。廖经理发表讲话：“我首先代表我们项目部向三省71名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道歉。包工头张老板恶意卷走农民工巨额工资，情节十分恶劣，稍后我们将通过法律手段向其追索。尽管不是我们直接欠大家工资，但是我们监管不到位，给大家造成了经济上、精神上的损害，责任由我们来承担，在此，特请求大家宽谅。所欠大家工资，明天上午将由我们的财务人员全额为大家兑付到位，大家因在资丘滞留而产生的误工工资、食宿费用，以及回乡路费，全部由我方承担。在此，我还要特意向资丘镇工会主席兼工会维权工作站站长向正凤同志表示感谢，由于他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对我们的及时指导，避免了我们犯更大的错误以及出现更大的损失。”农民工代表都十分满意。向正凤也对廖经理及时纠正错误，并且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支付给农民工表示欢迎和感谢。第二天上午，廖经理的财务人员为农民工兑付了工资。中午，他在山城旅社设宴款待了全体农民工。下午，廖经理带着这批农民工乘“清江号”客轮离开资丘镇。他对亲自来到码头上送行的向正凤说：“请您放心，我已托人在宜昌购买了火车票，我将亲自把这批农民工送到宜昌火车站，送他们上车返乡，让他们安全返乡过好春节。”“呜，呜――”汽笛鸣响了。向正凤披着一身雪花站在码头上，挥手跟农民工们告别。这时，小余首先在甲板上向向正凤屈膝跪了下来，接着在他的身后，一大排农民工都“扑通”地跪了下来。农民工们的感情是纯朴的，他们用自己最原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无法表达的感激之情。向正凤不禁热泪盈眶……案例四：榔坪镇境内高速公路建设某工段。包工头因亏损逃走，欠下三省58位农民工100万元工资，镇工会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圆满成功地维护农民工权益……晚上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明老板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对秦林说：“我出去一下，到榔坪镇上去。”明老板是沪蓉高速公路榔坪镇境内某合同段的一个包工头，武汉市人，50多岁。他于2004年底进场，在江汉路桥公司项目部下面分包了一段土建工程项目，主要是公路路面的开挖和填方，以及公路挡土墙的修建，其工程总量为690万元。他进场后，就近在榔坪镇长丰村三组青年农民秦林家租了几间房，供他和手下的十来位施工人员居住和办公。秦林有些奇怪：“这么晚了，还去做什么呢？您该休息了。”明老板说：“几个朋友约了，要去宵夜。”沪蓉高速建设期间，过去一到夜间便黑灯瞎火的榔坪镇变得夜生活丰富起来，镇上成了一个灯火辉煌的不夜城，一些歌舞厅、洗脚城、餐馆都是日夜不停地接待顾客，特别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和他们的客人。所以，当明老板说去宵夜，秦林便没有往深处去想。明老板发动了他的一辆有些破旧的桑塔纳轿车，车灯“刷”地亮起来，这使2008年元旦前夜的寒冷夜色顿时有了生动明亮的感觉。桑塔纳就地打了个倒车，然后蹿上了房前的国道，往榔坪集镇方向开去了。第二天，便是2008年第一天了，一直到太阳落山，秦林没有看见明老板的人影儿，这才在心里画了一个问号：“明老板该不会是跑了吧？”明老板在秦林家里住了几年，秦林除了租给他住房，还在明老板手下做事，带着十几个本地的、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农民工给明老板帮忙搞一些土建小项目。明老板陆续地付些工资，但也会拖欠一些工资，到此时，秦林自己的记帐本儿上记录的是，明老板拖欠了他大约16万元的工资。这些工资并不是秦林一个人的，他还得付给他手下的那些工人。秦林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可怕。包工头因亏损跑掉的事件，在榔坪镇内的工地上已经出现过三四次了，而且秦林大约知道明老板的工程有出现了亏损的迹象，出现亏损后无法给农民工们兑现工资，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秦林连忙打明老板的电话，电脑语音提示竟是“关机”。秦林急得跺脚。秦林家原来有2.4亩田，全部被高速公路征用了，连小菜田都没剩下，含青苗费一共才补了3.5万元钱。秦林房子年久失修，漏雨，现在正在整修房屋，加隔热层，这笔补偿金也就用光了。除了房屋，他所有的积累也就是在明老板手里做工的七八万块钱。如果明老板跑掉了，他就一无所有了。这还不算，他还得给他手下的十几个农民工结帐。如果明老板跑了，秦林是跑不掉的，这意味着他倒欠着人家的七八万元钱的工资，即使把房子抵上，怕也给人家兑现不了这些钱。而且他想到自己并无一技之长，将来一家人靠什么生活呢？“明老板跑了。”消息像一阵风，数十个为明老板做工的农民工都知道了。大家迅速围拢到秦林的家里，心急如焚。大家七嘴八舌地盘算了一下，在为明老板做工的58位农民工中，除23人为榔坪镇本地人外，其余35人都为广东、福建两省以及本省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的农民工，而明老板所拖欠的工资总额（含砂石料等原材料款），为整整100万元。明老板手机关机，怎么办？为了找到明老板，人们分成几拨，到镇上的宾馆、餐馆、美容美发厅找了个遍，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出去找他的人都回来，碰了头，明老板还是无影无踪。这时，大家才基本确信明老板真的跑了。2008年元旦这一天，这批农民工就是在一种气急败坏的情绪中度过的。天都塌下来了。眼看要过年了，这么多农民工等着钱回家过年，春节后学校开学则家家都要给学生学费。如果包工头跑掉了，如果拿不到钱回家，一年来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第二天，农民工们围拢到在榔坪集镇租房办公的江汉路桥项目部。他们对项目部的负责人说：“农民工欠薪问题，中央的温家宝总理都亲自过问，你们不会想当全国坏典型吧？包工头明老板跑了，我们只找得到你们，我们的工资只能找你们讨要了。”项目部的负责人则答复说：“你们是明老板请的工，自然应该由明老板给你们结帐，与项目部没有关系，你们还是去找明老板吧。”这样说着，便将这么多农民工推了出来。农民工退了出来，聚集到秦林家里，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现在找不到明老板，唯一的出路就是找江汉路桥项目部，于是大家隔天再到项目部。找了好几天，把项目部负责人也找烦了，回复说：“你们找项目部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你们的情况，只有明老板才清楚，谁知道你们跟他的用工情况？谁知道他欠你们多少钱？无凭无据就凭你们用嘴说？项目部早已跟他结帐680万元，基本上跟他结清了。”农民工们也到镇工会维权工作站上访。榔坪镇工会主席李绪福接待了大家。秦林、潘兰洲等农民工代表强烈要求镇委镇政府和镇工会帮助农民工维权，并情绪激动地说，如果不帮忙解决，大家将打着标语和横幅到县政府上访，甚至去北京找温总理上访。作为镇工会主席兼工会维权站长，李绪福十分同情农民工们的处境，他得知农民工反映的这些情况后，将大家迎进办公室，详细地了解了情况：（原作者：羊角岩）福建省农民工解军涛，修理机械工，35岁，已婚。大约在去年十月，他带着他的妻舅一起来到工地打工，做了四个月后一直结不到工钱，妻舅提出要到别处打工，而他决定留下来边做工边等候结帐，为了让妻舅满意，他只好从自己的银行卡里取出了4000元钱存款来给妻舅垫付工资。后来，明老板给他结过一部分钱，但还欠他4400元。广东省农民工向红阶，带着12个广东兄弟来到明老板手下揽活儿，大半年时间了，明老板也陆续给过他们一些生活费，但大部分工资却一直拖欠着，到现在累计达到了12万元。他带的这些广东人替明老板做护坡，起早贪黑地做，大家都说广东人做事吃得起苦，但再吃苦结不到工资也是枉然。最后一段时间向红阶他们没办法了，粮食蔬菜都是向当地农户赊的，房租也欠下上万了。租房老板要扣他们的行李，甚至多次提出要赶他们走。但是他们手里没钱，走不了呵，也无法转到别家去住，而且他们眼巴巴地等着钱回家过年哩。省内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民工俞德汝，55岁，巴东县野三关向阳桥村人。爱人住院急需转院到宜昌做胆囊切除手术，开始住在榔坪镇医院，要准备一万元，工地欠他七个月工资共5900元，这几天他正火急火燎地到处借钱却借不到，急得直掉泪。覃万朴，当地农民工，六十出头的老人，也被欠着4770元工资。他在工程上负责打钻，前年底开始，搞了一年多时间。这个家庭，十分困难，他妻子患严重高血压，每年的药费就是两三千。儿子则是个又聋又哑的残疾人，三十多岁的人了，却没有生存能力，生活尚难于自理。覃仕群，真叫可怜。他也是本地农民工，五十多岁，是一个跛腿的残疾人，而且身体多病，行动不便，只在明老板手下揽点零活。他家里很穷，上有七八十岁的父亲，下有两个没有婚配的儿子。明老板欠着他20000元钱，主要是工程堆渣打砸了他家的房屋的补偿款，再有约2000元是他的劳务工资。他家的房屋本来在高速公路红线外，房子小，家徒四壁，但尚能安身，明老板的工程因为堆渣打砸了他的房屋，要他搬家重新建房，当时明老板说：“现在我手里没钱，你先搬，我随后给你钱。”本来两万块钱就不可能建成一栋房子，而且就是这区区两万块钱，明老板也一直拖欠着没给钱，他的一家人现在还居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覃仕群说起此事便会痛哭流涕。镇工会主席李绪福合上笔记本，皱着眉头，满脸严峻。工会维权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如果在这么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中不能挺身而出发挥作用，“不如回家卖红薯”。但是，这件事从何着手呢？想了想，他很快有主意了。对农民工们说：“我们共同努力来维护大家的权益，下面我们分头行动。我来向镇委镇政府领导汇报此情况，并与镇高速公路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高协办）、司法所、派出所等单位联系，大家共同来关注此事。同时根据我掌握的情况，我知道明老板没有跟大家签订劳务合同，大家手里无凭无据，恐怕不好办，大家还得到武汉想办法去找一下明老板，如果不能当场要回工资来，至少也得与他对帐，然后让他开出欠条。”春节到来前的那个时期，正是中国南方部分省市发生五十年未遇的特大冰雪灾害，全国人民正奋力开展抗冰雪救灾工作的关键时刻。按照李绪福的要求，农民工自由组合，分三组前往武汉，根据有关线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明老板的家中找到了他。其中农民工向东、谢双全运气最差，因为冰雪天气，宜黄高速路上出现了大面积塞车，他们租的面包车在潜江路段被堵了两天，又冻又饿，这一趟光是租车费就花了2000元。明老板的家在很远的郊区，是一栋二层楼房，房子已经比较陈旧了。明老板见农民工们找到了他家，再没有躲避，但是他说：“反正我现在亏损成这样子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看着办吧。”说到财产和存款，明老板说：“我一分钱存款都没有，车也卖掉还债了，如果你们看得上我的房子，倒可以考虑，给我们一家人留一间房能住，其余的你们看着办。”可是，远在武汉的房子，对这些多个省市的农民工来说，有什么用处呢？农民工们万般无奈，有脾气也撒不出，只好让明老板据实开出欠条。明老板爽快地跟各位农民工核对了工程量的帐单，给每人都开了欠条。说到还款期限，明老板也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反正我亏光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给你们。”农民工们电话跟李绪福取得联系，李绪福在电话中说：“你们拿到欠条后，即可撤回来，我们来跟江汉路桥项目部讨要。”农民工们将与明老板核对后的欠条进行汇总，并造出了花名册，其总额为99.8万元。李绪福将情况及时上报到镇委镇政府，镇委书记兼镇长覃小玉、镇人大主席程刚都高度重视，指示由镇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邱克俊牵头成立农民工维权工作专班，其主要成员，由工会主席李绪福、镇综治办主任覃春文、镇矛盾排查中心主会宋明早、镇高协办主任郑中池、秦明洋、镇司法所所长熊传标、镇司法所所属法律工作者刘帮环等组成。维权专班于元月12日将江汉路桥项目部王副经理等人请到镇人民政府二楼的一间会议室进行座谈，参加会议的还有秦林、潘兰周、覃虎军等农民工代表。座谈会是由邱克俊主持的。作为镇委副书记，邱克俊有一种骑在夹墙上的感觉，一方面，沪蓉高速公路是国家西部开发的重点工程，镇委镇政府有责任竭尽全力保障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为高速公路建设创造最好的社会环境。而且，从人际环境来讲，高速公路若干个项目部设在榔坪镇，在他们的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来头都不小，跟他们比较起来，当地党委政府的职位最高也只是一个科级，人微言轻。但在维护高速公路建设进程的同时，党委政府又还要维护一个地方的稳定，尽力协调各种社会矛盾，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社会动荡，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样复杂微妙的关系，邱克俊的开场白说得既明确又带着含蓄得体：“我们请江汉路桥项目部的负责同志来到镇政府，与农民工代表一起，就贵项目部所辖的明老板出走，遗留下数额高达百万元的农民工工资不能兑付的事件进行座谈。镇委镇政府认为，这是一起十分严重的事件，已经在社会上，在农民工中间，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而且眼看就是春节放假，各地农民工都要回家过年的特殊时期，处理好这件事越发显得重要和紧迫。如果事态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影响工程正常进程，影响榔坪镇社会稳定。我们想请求江汉路桥项目部在此问题上对我们给予支持和配合。”轮到项目部的负责同志发言了，他的说法是，上百万元之巨的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但是这些钱并不是项目部与农民工之间直接发生的往来，这些农民工也不是由项目部请来的，用人主体是明老板本人。所以，我们项目部的同志虽然也感到着急，但是爱莫能助呵，建议农民工直接找明老板本人去要钱，要不到钱的话，应通过法律手段到武汉去起诉明老板，我们项目部从道义上积极支持你们的维权行动，需要我们支持的我们会尽力配合。项目部代表的发言，将责任基本上推脱掉了。工会主席李绪福不慌不忙地拿出早已翻开并折好了页码的《合同法》，说，《合同法》第272条关于建筑承包合同的规定有“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第三人”。贵项目部不仅违法地将工程分包给明老板，而且明知明老板是没有任何资质的社会人员，现在造成了明老板发生亏损，无能力兑付农民工工资严重后果，我们不认为项目部没有责任。我们希望项目部不要推脱责任，而要真心诚意地解决问题，否则，如果因此扩大事态，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后果，项目部将要承担法律后果。（原作者：羊角岩）邱克俊强调说：“是的，李主席说得对。如果项目部可以不顾法律原则，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那么我作为党委副书记，虽然人微言轻，虽然没有手段可以采取什么强制性措施，但是我也可以代表这58人的农民工群体到省高速公路指挥部，甚至到省委、省政府、省总工会有序上访。我就不相信，这么严重的事件上级领导会坐视不管。请你们认真地考虑这件事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吧。”一席话，掷地有声，理直气壮。江汉路桥负责人最后说，我们回去后向一把手经理及时汇报，商量一个办法后再向你们维权专班回复。邱克俊说：可以，但是此事不可能久拖不决，我们希望贵项目部两天内应该有一个处理意见。两天后，项目部杨经理亲自找到邱克俊、李绪福等专班同志商量：此事件对于项目部来说，也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而由于业主单位高速公路指挥部的资金到位不及时，造成项目部春节前的资金调度也很紧张，所以需要商量的是，“我们项目部再困难，也要想办法调度一部分资金为农民工兑付一部分工资，算是替明老板垫支。我们打算先垫付47万元。兑付的办法，是先将广东、福建等外省外市的农民工工资都结清，榔坪镇本地农民工工资则等春节后我们再来商量解决办法。比如春节后我们可以支持农民工集体起诉明老板进行追讨。”这天已经腊月二十了，邱克俊李绪福等同志看到项目部主要负责人态度诚恳，而且积极地落实了差不多半数的资金，剩余资金全部垫付出来确有难度，便也爽快地应承：“行，我们同意先兑付47万元，剩余53万元工资等春节后再作处理。”项目部负责人提出要求说：“因为钱的总量不够，我们项目部想委托高协办代表我们来处理这笔钱，并确保做好农民工工作，确保春节前后项目部不受到农民工的围攻。”邱克俊跟高协办的负责人郑中池、秦明洋二同志商量后，答应了项目部的要求。47万元钱迅速由项目部划到了高协办的帐户上，腊月二十五，广东省、福建省和恩施州的农民工们高高兴兴地领取工资回家与亲人团聚了，他们将会过上一个愉快祥和的春节。而剩下的本地23名农民工，经过高协办做工作，除家庭特殊困难的农民工借了部分现金用于春节期间开支外，大家都同意春节后再由镇委镇政府和镇工会维权工作站出面协调解决。春节前，维权工作专班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重大胜利。春节上班后，维权专班将此案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邱克俊于正月十三（2月19日）即召集专班人员办公，并通知江汉路桥项目部于次日再次座谈，积极争取事件得到迅速解决。20日上午九点，仍然在镇政府二楼会议室，仍然是春节前那次座谈的原班人马。邱克俊首先对项目部春节前顾全大局，拿出47万元资金来保稳定的举措表示了肯定。他接着说，余下的53万元资金，也是不应该久拖的事情，今天请项目部的同志来，就是要商议余下的资金如何落实的问题。项目部的同志仍然认为，矛盾发生在明老板与农民工之间，春节前项目部为了保稳定，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剩下的部分，应该由农民工来起诉明老板，通过法律程序来妥善解决。农民工起诉明老板，项目部将给予支持和配合。农民工代表秦林、潘兰洲等人情绪激愤，他们说，明知明老板是没有支付能力的，项目部还要我们起诉他，即使我们农民工胜诉，恐怕也难以得到及时足额的赔付。明老板作为没有经济、没有资质的社会人员，为什么能从项目部分包到如此工程量的工程项目？项目部难道没有责任？难道可以推脱干净？邱克俊按照春节前座谈时引用的法律条文来支持农民工的观点。他说，即使是起诉追索，也应该由项目部来起诉追索。项目部在此问题上存在异议，他们坚持认为，项目部与明老板之间只存在结算关系，而不存在债务关系，不能由他们来起诉明老板。有些争论是一时不会有结果的。因此几位农民工代表强硬地说：“如果项目部不能真诚解决此问题，我们农民工也会有农民工的做法，我们将进驻工地，如果项目部的施工受到影响，可别怪我们事先没打招呼。”对于这样的话，项目部的同志当然也是很不乐意的。他们的工期要求也是十分紧张的，压力很大。这时，法律工作者刘帮环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项目部划53万元资金到高协办的帐户上，作为此事件后期处理的保证金。邱克俊表示赞同：“这倒是个办法。反正保证金在高协办帐户上，农民工放了心，他们不会阻碍施工了；而我们政府包括维权专班也不会随便动用你们的费用。”项目部代表为了确保施工进程不受阻碍，只得同意了此方案。但他们还是强调，应该由农民工直接起诉明老板。这次座谈，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项目部同意支付53万元保证金到高协办，进一步地起到了稳定农民工人心的作用。53万元保证金到了高协办帐户上，应该说维权专班心里便踏实了。但是，事情总不能这样搁着，得往前推进，直到将农民工工资都装进他们的口袋里，存进他们的存折上，才算完哩。因此，邱克俊、李绪福们就此事专门打电话给业主单位省高速公路指挥部设在恩施的第二工作站站长左发春同志。左发春站长十分重视此事件，在电话里认真听取了维权工作专班的工作进展情况。听完后，他充分肯定了镇维权工作专班的做法和成绩，并表示，尽快安排时间专程赶到榔坪镇来，与工作专班、江汉路桥项目部、农民工代表三方人士一起进行座谈，进一步协调好此事，确保农民工利益不受损失，确保他们余欠的工资尽快到手。没过几天，左发春站长来到了榔坪镇。3月1日，左发春站长出面召集三方人士进行再次座谈。左发春站长发表意见说，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到位，这是温家宝同志重点关注的工作内容，是工程建设中的政治任务，我们千万马虎不得。我代表指挥部感谢榔坪镇委镇政府镇工会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请项目部的同志换位思考，给予理解。江汉路桥项目部的同志还是强调，应该由农民工起诉明老板，最后以法院判决为准。在这种情况下，左发春站长拍板了：“农民工千家万户，哪里有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去起诉？而且起诉后明老板没有能力兑付，农民工工资问题仍然是得不到解决，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此事江汉路桥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即使起诉也应由江汉路桥去起诉，望项目部不要再推托了。我看，是不是请项目部给一个起诉明老板和解决问题的期限呀？欠薪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了。你们说，一个月怎么样？”左发春站长的话，对于项目部来说，成了一种很大的压力，这是不言而喻的。项目部资金调度、工程结算等，都由指挥部掌控着哩。项目部经理只好表示同意：行，我们争取一个月内圆满解决此事。邱克俊抓住机会说：既然项目部的同志表过态了，我们请你们出示一份承诺书，以便让农民工们放心，我想这个要求不过份吧？项目部经理尴尬地说：不过份，不过份。3月1日由左发春站长直接召集的座谈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座谈结束时，还形成了一份由在场主要成员签字的“会议纪要”。纪要中规定，“在一个月以内由项目部负责进入司法程序，而不管结案不结案，项目部都要确保支付农民工工资余欠款。” 邱克俊和李绪福担心着项目部的一个月为期的承诺到时候能否算数，便安排法律工作者刘帮环去项目部，要求项目部按3月1日的座谈纪要写出一份书面的承诺书。事实上，项目部在3月1日当着左发春站长而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承诺，所以，当刘帮环去项目部落实此事时，项目部经理并不是太情愿写承诺书。刘帮环据理力争，希望项目部能够慎重地维持座谈会的成果。经理无话可说，便让项目部的法律顾问来代理起草“承诺书”。法律顾问起草的文字里有“等人民法院审结后，以判决为依据进行清偿”的内容，此时也来到项目部探听信息的几位农民工便不依了，大声吵嚷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刘帮环对对方的法律顾问说：“要不，我来代你们起草几句话，如果你们看过后能认可就签字盖章。”（原作者：羊角岩）刘帮环替项目部写了一句话：“我部于日交长阳县榔坪镇高速协调办的伍拾叁万元，只限于支付明老板与潘兰洲等23人的农民工工资。”笔者前往榔坪采访时，刘帮环得意地向笔者讲起他代拟的这句话里微妙。他说：“我很巧妙地把他们套进来了。你别小看这一句话呀，从法律手续上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确认了债务转移，即由江汉路桥承担了明老板的任务和责任；二是对53万元的债务进行了确认，三是约定了53万元保证金必须用于支付欠潘兰周等23人债务，专款专用，限定了这笔钱的支出范围。”项目部经理们到此时还认为他们前几天划到高协办的53万元保证金是不能随便动用的，而现在从他们的承诺文字中已经写明了限定这笔钱只能用于清偿农民工工资的内容。当刘帮环屏气凝神地看着项目部经理们拿出公章签字盖章而没有注意到设下的文字陷阱的时候，心里一定乐开了花哟！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想见，律师、法律工作者是多么注意“文字游戏”呵，很多的胜利或许就从“文字游戏”中得来。或许自从项目部对刘帮环3月4日的那段话盖章后，便开始后悔起来，并一直为此不安。4月3日，在约定的一个月时间快到的时候，项目部给镇维权专班写了一份《情况汇报》，明显是想推脱责任，否定“承诺”，提出“恳请不要在我部起诉明老板开庭前将我部交纳的53万元保证金兑付出去”云云。邱克俊让刘帮环代维权专班起草的“回复”中说：“你部应按承诺书中所言履行代为清偿的义务，并从你部转入高协办的帐户中支付。”“根据3月1日办公会议精神，你部应于日将欠款支付给相关债权人，而现已逾期，为确保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以人民法院尚未审结为由而迟延履行给付义务。”4月15日，经过省高速公路指挥部二站站长左发春同志再次出面招呼，项目部最终同意将已转入榔坪镇高协办帐户上的53万元全额兑付给所欠农民工工资余款。至此，在榔坪镇委镇政府和镇工会维权工作站的努力工作下，经过长达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经过多方协调、多轮座谈，明老板所欠三省58名农民工的百万元工资案终于圆满结案，维权工作大获成功。而一直到5月7日，江汉路桥项目部才在武汉某法庭立案起诉明老板。透析上述几个生动的案例，笔者对“农民工社会化维权”新机制大致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了。在县总工会采访时，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熊虎同志进一步地将这种新机制作了如下概括：其一，创新组织模式，夯实维权工作基础。县总工会成立了“县农民工帮扶维权中心”，配备了三名工作人员，健全了《主席接待日制度》、《县农民工权益维护中心法律援助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等工作制度，开通了12351农民工维权热线电话。全县11个乡镇相应挂牌成立了“乡镇农民工维权工作站”，由各乡镇工会主席兼任站长。在会员发展上，提出“哪里有农民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的思路，加大了在新建企业和非公企业中的建会力度，全县工会组织达到612家，会员达到36131人。其中全县还在31个村建立了村级农民工工会组织，吸纳9856名农民工加入了村级工会组织。其二，发挥政治优势，创优维权工作环境。县委常委会每年集中听取一次县总工会关于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汇报。县政府与县总工会每年召开一次由劳动保障、司法、公安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充分发挥工会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利用提案、议案等渠道为农民工维权问题呼吁呐喊。这些，为争取农民工维权政策环境，形成舆论监督氛围，起到了很好的借势、借力的效果。其三，广借部门资源，形成维权工作合力。工会自身没有执法权，但是工会有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搭建的良好工作平台，有《工会法》赋予的法律责任和社会地位，使得工会有着与社会开展广泛的联合的可能性。县总工会每年召集一次由县委分管领导参会督导，由劳动保障、经济商务、安全、公安、司法、矛盾排查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等十五个部门参加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会议”，有效协商解决了一批劳动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遇到需要集中力量解决的个案时，工会组织随时与上述部门取得联系，上下联动，各方配合，内外协调，启动维权程序，处理和化解了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2007年以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工会系统为58起1569名农民工清欠工资及养老保障金452.9万元；协调处理农民工伤亡事故25起，为38名农民工及遗属追讨伤亡补助352万元；为15名农民工协调落实伤残补助金31.2万元；为28名农民工落实职业病政策。其四，强化制度建设，推动维权关口前移。深入推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促进了企事业单位职代会和厂务公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各乡镇通过召开区域性职代会，推行了与企业签订以工资集体协商为重点的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部分企业签订了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推动了农民工维权工作关口前移。其五，加强培训教育，增强自身维权能力。长阳各级工会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2795人次，职业介绍649人次，走访慰问农民工2760多人。免费为1650多名农民工发放劳动安全、法律法规书籍。由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探索农民工维权社会化新机制取得一定成绩，在全县广大农民工朋友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长阳农民工喜欢对人们说：“我们在外打工不孤单了，工会是我们的硬靠山。”在对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县总工会主席王平昌同志进行采访时，他在认真回顾了近几年全县农民工维权社会化新机制建设过程中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不回避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从事农民工维权工作起步时间不长，感到此项工作很具有挑战性，任重而道远。进入新型维权机制视野的仅仅是大量侵权现象中显现出的那一少部分，有些是矛盾激化了才受到社会的关注。有许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虽然受到了侵害，但他们多选择了沉默或逃避，而这类隐性侵权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侵权状态，如企业内的工资、工时、劳动强度、劳动安全卫生、职业病防护、规章制度的合理性等等。由此来看，社会各方了解的、关注的、致力解决的维权问题都是在劳动者实在无法忍受、并将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显性侵权事件。由于工会的属地管理体制决定了赴外地为农民工维权食宿交通费用高，取证困难，工作难度较大。 不少农民工自身素质低，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使侵权行为具有滋生的土壤，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级工会组织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王平昌最后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不管有多艰难，我们将沿着已经探索出的农民工维权新机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创造新的业绩。”欢迎您转载分享：热门休闲阅读好评休闲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