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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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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什么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职业话题，这也是一个公共话题。
这是一个关于真理的话题，这也是一个关于真谛的话题。
对于这个命题，有人希望得到标准答案，有人渴望永远的提问，由此来廓清对自身生命的认识，对病患、死亡意义的理解。
现代医学不仅有众多的技术目标，还有关于疾病、痛苦、残障、健康的社会共识，以及人道主义的崇高愿景。
医学是什么 本书目录
永恒的提问，永远的困惑第一章
医学的隐喻第二章
通过电影发现医学第三章
画布上的疾苦与医学第四章
文学中的医学领悟第五章
医学模式与研究纲领第六章
当代医学的精神困境第七章
现代医学的承诺跋
“诺亚方舟”是一条漏船？延伸阅读书目《未名?自然科学是什么》丛书出版后记
医学是什么 文章节选
《医学是什么》内容简介：这是一个职业话题，这也是一个公共话题。这是一个关于真理的话题，这也是一个关于真谛的话题。对于这个命题，有人希望得到标准答案，有人渴望永远的提问，由此来廓清对自身生命的认识，对病患、死亡意义的理解。现代医学不仅有众多的技术目标，还有关于疾病、痛苦、残障、健康的社会共识，以及人道主义的崇高愿景。
医学是什么 作者介绍
医学硕士，编审。现为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总编辑、社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有医学人文专著《敬畏生命》(江苏人民，2001)出版及专论二十余篇刊于《医学与哲学》、《中国文化月刊》(台湾)、《读书》、《健康报》等。近年在《中国医学信息导报》开设医学人文专栏，多次受邀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作医学人文普及讲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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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公安分局备案编号：北大医学教授王一方：中医是“如科学”
&&&&来源：&&&&
人民网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 马丽）中医研究者如何看待社会上“中医非科学”的声音，是否会因此有压力？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今天在人民网和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TALK科学-2015年度科技热点追问》活动上回应，“医学不是科学，中医也不是科学”。
王一方表示，科学、医学、技术在西方是三个不同门类，医学既是科学当中的一部分，又游离于科学之外。“医学准确表达是人学。现代医学也不完全是科学，传统医学更加没有那种完全科学化的东西。”王一方将之称为“如科学”，“如科学”是情感化的科学，因此在一百年前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是可能性的艺术”。
王一方认为，医学就超越于自然科学，因为它的对象是“丰富”的人，因此用纯科学或者科学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医学或者医学是有问题的。
(责编：马丽、赵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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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我的科普彷徨史
王一方 1958年出生，医学硕士，长期服务于出版部门，游走于科普与学术之间，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讲授医学人文与健康传播。科普新作有《白色巨塔――银幕上的苦难咀嚼与生命救赎》（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我的职业生涯里很长一段时间是做医学编辑（学术与科普并行），就是如今那群快乐的小松鼠的同党，套近乎的说法就是一只老一点的松鼠。不过，在我做编辑时，没有在一起交流破坚果心得、合力砸硕大坚果的松鼠会组织，况且本人破坚果的业绩也不如这群机敏过人的小松鼠，因此，实在不敢在他们面前摆谱，倒是有不少的彷徨需要细述。
白胡子冒出来的人，总喜欢唠叨一点上世纪的事儿。我入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传统科普的黄金时代，我当时供职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每年推出几本不同内容的“知识台历”（有城市版、农村版），居然有三五百万的发行量。我当时参与了台历的编写，负责医学与保健主题的撰稿工作，这算是我的一次科普“外遇”（当时我的主业是编辑大部头的医学教材与学术参考书，就内容而言，算不得是科普作品）。
我们编辑室里的长销书《家庭医学全书》一开印就是十万册，当时的社领导最发愁的不是市场，而是找纸张。不过，好日子没过多久，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知识宣导型科普书开始走下坡路。于是，社里负责科普的策划部门和编辑们开始挖空心思，思考着转型和提升（后来果然开辟了科学文化读物出版的新领域），“第一推动丛书”等一批新科普读物便应运而生，如今依然长销的《时间简史》就是其中的龙头书。
我当时已经转任版权部门，负责为这些译作签约海外授权。我清楚地记得，合同承诺海外版权人首印不低于5000册（在他们看来一个十几亿人的文明古国最起码应该首发5万册才合适），新华书店反馈的征订数只有300册，在新华书店包销制为主的市场环境下，这个数字实在凄惨，好在当时出版社的主政者力排众议，咬牙首印了3000册（不怕压库），才有后来的柳暗花明。
不久之后，我调任青岛出版社，也想在科学文化读物方面再试牛刀，于是与负笈美国的友人
聂精保博士联袂策划推出了一套“医学+思想+文采”的“柳叶刀译丛”，市场反响“仅次于一般”，最多的一本是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轻的科学》印刷了两次，总数过了万册大关，郁闷的是我最下功夫的一本《病患的意义》只印了2000册。
记得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力挺这套书，《最年轻的科学》他一店就进货1000册，令我好不感动，但是，万圣的力挺依然没有扭过市场下滑的大势，相当的一部分流入他一楼的降价书柜，低价揽客。有一回路过万圣书店一楼，眼见架上一排绿皮的《最年轻的科学》，足有20多本，自己的“儿子”自己疼，我于是全数买下送人，才三折，不抵进货价，心里暗自责备，是我“坑”了贩书的苏里老板。
后来，我又待过几家品牌出版社（偶尔还执掌过帅印），其中不乏传统科普重镇的出版社，但遇到科普选题的策划与引进，我总是要盘桓好一阵子，然后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唯恐被市场“戏弄”。
我担任中国图书商报副总编（先是主编，后来是督办《书评周刊》）时，不忘旧情，常常别出心裁，以科普书作头版头条，为科普书擂鼓助威。不过，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这类图书整体发行下滑的颓势，但是却培育了个别大红大紫的明星产品，加大了“马太效应”。
早年，《科学时报?读书周刊》连续搞了几届民间的优秀科普图书评选，我有幸忝列其间，还担任过一届评选工作的主委，感叹最多的还不是好书稀缺，而是明珠投暗，市场荒唐（一流图书三流的市场表现，而二三流图书却有一流的市场表现）。
市场的冰霜与荒唐确实令人心生彷徨
遇到科普选题的策划与引进，我总是要盘桓好一阵子，然后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唯恐被市场“戏弄”。
一套“医学+思想+文采”的“柳叶刀译丛”，市场反响“仅次于一般”，最多的一本是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轻的科学》印刷了两次，总数过了万册大关，郁闷的是我最下功夫的一本《病患的意义》只印了2000册。
感叹最多的还不是好书稀缺，而是明珠投暗，市场荒唐（一流图书三流的市场表现，而二三流图书却有一流的市场表现）。
以科普书作头版头条，为科普书擂鼓助威。不过，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这类图书整体发行下滑的颓势，但是却培育了个别大红大紫的明星产品，加大了“马太效应”。（事以愿违）
科普的道行与使命之间的巨大落差
对一位以科普为职业、为志业的人，市场的冰霜与荒唐确实令人心生彷徨，但真正把我从精神上拖入彷徨境地的还是科普的道行与使命之间的巨大落差。照字面上理解，科普就是科学真理的现代布道，科普作家本应该都是一流大师，握有绝对真理的科学知识，以通俗化的形式分发给大众。君不见坊间那些自负的科普达人，肆意宣称某种学说、行为是纯粹的科学，是超级真理，转眼间，某种学说和行为又被高调贬诋为伪科学，仿佛手中握有绝对真理的标尺，表现得自信满满，让旁人闹不明白究竟是理直气壮，还是无知无畏。
在今天，科学确实是个好东东，于是，有人把它当金手指，发愿能点石成金，给人类带来福利满满和自豪多多，有人拿他当烛光，去照亮黑暗与愚昧的角落，有人拿他当钟声，去唤醒沉睡的灵魂，也有人拿他当尺码，去丈量世间的万事万物，还有人拿他当剑戟，去冲杀非科学的营垒……想想都有些过于工具化、力量化，很显然，他们尊崇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倡导力量型的科学）。
在我心中，科学是知识生命中的琴弦，有各自心灵化的演奏风格，可以演绎出无限的精神风光，因此，在科普境界上，我似乎更推崇笛卡尔的“沉思型科学”的路径（宣言是“我思故我在”，信奉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科学的本质不同于技术，是一种人类的“爱智”，科普也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
因此，尽管有人对科学知识的普及使命信誓旦旦，言之凿凿，我始终抱有一份愚钝，坚信手中没有绝对真理，时常怀有一份深深的敬畏和期待，希冀科学知音的辈出，如果没有心弦的拨动，没有心灵的感悟，或许知识越多，误解越深。一旦生米冷锅遇急火，“夹生饭”总是难免的。
我的彷徨与徘徊，一半源自遇事自责的性格，一半源自我的专业训练，我的学科背景是医学（中西参半），这门学科曾经被刘易斯?托马斯视为“最年轻的科学”，被罗纳尔德?穆森认定“不可能、不应该成为一门科学”，被奥斯勒描述为“不确定的科学和可能性的艺术”，百年来现代医学虽长足进步，并没有改变疾病谱的“三分”天下，三分之一的病不治也会好（自愈性），三分之一的病治了也不好（不治之症），三分之一的病能够得到治愈或缓解。即使是那些能治好的疾病，偶然性、不确定性的“无常法则”依然尾随着我们，难以百发百中。所以，史怀哲深情地告诫同行，我们永远也无法包治百病，我们必须做的只是情暖百家，抚慰百心，安顿百魂。因此，对于每一个科普人，在向公众宣讲医学（卫生科普）时，基调要更加平实，尺度更加谨慎，唯恐因为某人的狂言助长了公众对于健康的过度想象，对于医疗的过度期待，最终走向医疗观生死观的迷失。如今糟糕的医患关系一定程度上就是某些过度承诺的医学科普种下的恶果。
我究竟有怎样的科普底气与功力（依从绝对真理观的傲慢与偏见，与依从相对真理观的敬畏与谨慎）？如何超越知识论（本质上是超越过度功利化的追求）开展国民科普教育？至今依然困扰着我，令我神伤。我需要静思，需要补课，因此，两年前，我放弃俗务回到校园，希望经过一段时期的彷徨和徘徊，以新的姿态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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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方：医生的生死意识
王一方：医生的生死意识
摘要：我们常讲“向死而生”，体验过生死危厄与受过生死哲学熏陶的医生，可以更好地帮助濒死患者渡过生死峡谷，才会真正把发自内心的爱给病人，同时克服自身的职业耗竭。
　　本文整理自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6月18日在中国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CPOS）2016年学术年会&生死教育专场&的报告。
　　我的办公室有三十多本关于生死教育的绘本，没有一本来自中国，刚才罗点点老师（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创始人）带来的《小象布布》非常好。她在演讲中提出了几个问题，死亡究竟是冷的还是暖的？是快乐的还是残酷的？死亡应该讲真相还是讲童话？&&
　　我们在座的各位医生和护士，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死亡的讲述者，但是各位往往把自己摘出来，作为局外人去讲述。刚才外面的书展有一本是《怕死：人类一切行为的驱动力》，你们问过病人&你怕死吗&？又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今天，我想通过这个演讲，把大家拉回来，站在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死亡有关的问题。
　　从百姓意识的层面，死亡是什么？许多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死亡是一个黑夜直觉，是一个被害怕的对象。生和死互为参照系，没有死，何谈生？其实生和死这两者是一种对话，生是一个悠长的过程，死却在一瞬间寂灭；生命温暖有序，死亡乖戾无常；生包含着无限的希冀，死则陷入深深的绝望；生命多情，死亡无情。
　　从社会意识的层面，死亡又是什么？（1）死亡是难题：人类无法彻底战胜死神，急救技术无法扭转死亡进程，家属无法接纳亲人死亡的结局，必然产生情绪暴动、心理休克，可能引发伤医事件，危及医护人员及医院安全。因此，院内死亡是恐惧、恐慌、恐怖（三恐）之源。（2）死亡是坏事、坏消息：告知坏消息是天下难事，它宣告生命的终结，活生生的个体不再存在，这一切都源自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生死意识，终结的是肉身的生命，肉身即将腐朽或焚化，从此天人两隔，不再相通，不曾眷顾的、非物质的生命形态。（3）死亡很神秘（无常）：猝死高发，原因不明，责任不清，容易无端受责。
　　一切死亡都是过错？
　　不久前过世的杨绛老人，105岁，她挚爱的先生钱钟书已经走了20多年，女儿钱媛也走了将近10年，上帝把她一个人地留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完成丈夫和女儿未完成的事业和爱。当她把该完成的事情都完成了，总归也要走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新闻报道里的用词却是&因病抢救无效&，应该是寿终正寝才对。
　　在技术或消费时代，无论多么高龄故亡都是这六个字&&因病抢救无效，这不是讣闻中的套话，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这也是医改难题，好像中国的患者都死不瞑目、死不得、死不起。
　　社会普遍认为，一切死亡都是病魔作乱的非正常死亡，都有抢救空间，都应该借助技术的力量予以抵抗和阻断。今天我们的社会里，似乎再也没有圆寂，没有寿终正寝，唯有高技术抗争。救过来，皆大欢喜，救治失败，无限遗憾，人财两空的局面更是无法接纳与平衡，所以很自然地归罪于医生的误治、失职和医学的无能。
　　我们的社会中似乎有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化生存（人机混合生命）的植物人状态，患者欲生不能，欲死不甘，家人与社会投入巨大花费，患者的生命质量和尊严却都低下。
　　中国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
　　从哲学上讲，死亡不只是一个生物学事件，而是一个精神事件、伦理事件。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苦难？如何面对诱惑（生与死，苦与乐）？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经常讲，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就是对生死、苦难和诱惑的思考太少了。
　　而这三大问题，仅凭人的认知与意志无法单独面对。如刚才罗老师所讲，我们需要童话，还需要神的眷顾，期盼神的降临，渴求神助才能淌过这三条河。中国人为什么怕死不怕苦？为什么在死亡与苦难之间选择苦难，秉持&好死不如赖活（苦难）&的理念？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医生所要面对的哲学难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还是太偏医学，太偏心理学，应该更偏宗教、偏灵魂。
　　有一个哲学家曾说过，&没有死亡自由的自由是不充分的&。战场伦理中，重伤员转移的时候日本军医在干什么？就是给你一枪，帮助你更快结束痛苦。
　　医学死亡：救助与拯救
　　死亡到底是点？线？面？还是体？今天我们讨论死亡，往往把它当作一个点，一个时间的点、空间的点，如果看成一条线，我们要做的工作就很多。看成一个面，看成一个丰富的体，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了。死亡逼近时应对的方法其实很多元化，不仅只有技术干预一种方式，应该还有陪伴、抚慰、见证、安顿、哀伤关怀、圣洁的归宿。为什么有的人到最后会？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陪伴，孤独到了极点。
　　人需要在圣洁中寻找生命的奇美，既然生命神奇、神秘、神灵，人类无法彻底驾驭，我们选择以圣洁面对，以情胜理，以虚（玄想）胜实（严酷）&&蝴蝶，莲花。这样我们就把精神的天花板抬高了，肿瘤科、ICU、急诊科、手术室的医生应该是天花板最高的，因为他们走出了单纯的救治，走向了生命的救赎。单纯技术的救治，给今天的医学带来了太多盲点和短视，带来很多很多不能解的问题。
　　独自捍卫自杀权利的&死亡医生&
　　日，人称&死亡医生&的美国病理学家杰克&凯沃尔吉安在密歇根州罗亚尔澳客市一家医院病逝，终年83岁。凯沃尔吉安是密歇根州的一名执业医生，1990年6月，他施行了其第一例自杀援助&&通过自制的&自杀机器&，将致命毒剂注入一名54岁老年痴呆症女患者的静脉。之后的多年间，凯沃尔吉安倡导&死亡权利&并协助约130名患者自杀，在美国引发广泛争议。电影《死亡医生》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和拍摄。
　　凯沃尔吉安曾4次被司法部分指控谋杀，其中3次被无罪释放，一次指控被判无效。为掀起安乐死的讨论，1998年，凯沃尔吉安将自己协助一名患者自杀全过程的录像送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60分钟》播放，随即遭到指控。1999年，他被裁定二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10年监禁，服刑8年后，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2007年6月假释出狱。
　　重获自由的凯沃尔吉安继续活跃在公众视线中，不断发表演讲、撰写专栏、参加电视节目胡须安乐死合法化。2008年，他作为底特律市的独立竞选人竞选国会众议员，以对抗&剥夺美国人选择死亡权利&的最高法院，但以失败告终。
　　凯沃尔吉安成了许多国家讨论医生职业精神时的典型案例，他的行为，到底是帮助病人，还是毁灭病人？如果没有战场伦理的启示，医生是不能够协助病人自杀的。战士在战场上痛苦不堪时，需要的是&兄弟，给我补一枪&，不愿意成为俘虏再去受虐待。
　　死亡催生医学救助观的重塑
　　救助是不是一个单向的拔河？拔着拔着就往死神那边去了，是否就是叛徒？在全人的医学观里，救助包括躯体干预、心灵抚慰和魂魄安顿。这是一条线，顺应、接纳，在患者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当然这是有法律条件的。
　　我最近在帮卫计委做一个项目，准备拍一个《百年医院》的纪录片，一共四期。国内大量的医院走过百年，我们有没有反思过，到底什么是医院？公元325年才有了世界上第一家医院，那个时候的医院干什么？就是慈悲、慈善、对死亡的抚慰，那个时候没有太多技术上的治疗。西方医学伴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施善）而滋生、，追求&疗身&与&疗灵&的统一，这一传统的淡化源自学科的分化，技术与财富的飙升。
　　医院其实应该有前院和后院，我们今天大量的医院只有前院没有后院，前院打针吃药做手术，后院是安顿灵魂的。我们今天怎样才能把&疗身&和&疗灵&结合起来？疗灵的两重功能，一是对患者进行信仰（生死观、疾苦观、医疗观）输送，二是对医者的信仰校正（医疗观、生死观）以及道德洗涤，行为自律。疗灵需要仪式感，包括病中的祈祷、生命终末期与临终的祈祷，以及通过仪式帮助病人宣泄哀伤，诗化、接纳死亡，眺望天国。
　　在病人最后的时节，通过亲情、友情动员，导入陪伴与见证程序，道别、道情、道歉、道爱，帮助病人给亲人留下爱的遗产（一封信、一张明信片、一个嘱托、一个念想、一个心愿等），化解心结，拆解篱笆，避免纠纷，甚至在病人活着的时候为他们举办追思会，预演道别。用爱的暖流去对冲死亡的冰河。
　　死亡教育，贯穿生命的全过程，必须从娃娃抓起。对于那些已经长大了的病人，我们应该走入病房，进行有品质的死亡辅导，缓解他们的恐惧、恐慌、恐怖。
　　醒悟：我们从来就不是局外人
　　我们在医疗活动中常常容易有一种他者身份，似乎我们是局外人、事外人，外在于、高于被救者。死亡面前，医生也是局内人、亲历者，救死者自己也会遭遇死亡，也害怕与死神狭路相逢。每天都在与死神周旋与搏击，但生死的豁达境界未必高于普罗大众。
　　他死：病人的死亡，只是技术的应对
　　你死：亲人的亡故，情感+技术的应对
　　我死：自己的死亡，灵魂+意志+情感+技术徘徊
　　医生理应对死亡有更丰富的体验，更深的理解，更洞彻的领悟，更豁达的面对，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医生的生死观也很苍白，很单薄，无法承受职业之重托。死亡救助技术的训练并不能自然提升死亡的认知，或出现娴熟与手、陌生于心的尴尬。但是，亲历死亡救助的过程可以丰富救助者对于生命、死亡的感受、体悟。也就是说，救助者也需要生死哲学的教化。
　　我们常讲&向死而生&，体验过生死危厄与受过生死哲学熏陶的医生，可以更好地帮助濒死患者渡过生死峡谷，才会真正把发自内心的爱给病人，同时克服自身的职业耗竭。
　　医生也是人，也会直面死亡。死神面前，医生也会脚发抖，心打颤，也会表现出恐惧、忧伤、沮丧、绝望，医生可能比普通患者更怕死。生命的末了，医生也需要陪伴、见证、抚慰和灵性照顾。
　　作为医者，我们今天的陪伴、见证、抚慰、灵性照顾，是未来人生节目的预演。我们生命上路时的身心需要，就是现在给予患者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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