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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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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小勤，卫生政策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学教授
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的暴利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据《现代快报》10月25日报道，牙科诊所中一颗售价2500元的纯钛烤瓷牙，出厂价只需160元。
早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就有提案，揭露医疗器械市场的黑幕：一个国产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前不久卫生部传出消息，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将高值医用耗材纳入集中招标采购的相关事宜。但时至今日，措施仍然迟迟没有出台。有评论称，改革涉及太多的利益调整，要真正推动阻力重重。
“凡是招标中标的产品，基本都死定了。招标的药品、医疗器械、耗材，都在医院里推不出去。”近日，曾多次参与卫生部法规起草工作的卫生政策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学教授卓小勤，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直言，“这是一个太复杂、太沉重的话题。”
一个顶尖的骨科医生一年可以拿到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回扣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说中标产品基本都“死定了”？
卓小勤：用集中招标采购的办法，把采购权控制在zhengfu手里，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医院“以药养医”。但是，最终的处方权、使用哪款医疗器械的决定权还是在医生手里。因为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占有上存在差异，患者往往很被动，经常是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在广州打过一场官司，原告的老伴要做心脏支架，并在手术前与医生说好放3个。那个支架是记忆合金，很昂贵。手术过程中，医生突然出来问家属：“有钱吗？还需要放。”那种情况下，家属只好说：“救人要紧，你看着放吧。”结果最后放了17个支架！到底有必要放那么多吗？只有医生知道。
所以，医患关系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临床中，医生完全可以向患者介绍非采购招标的产品，并以“患者需要”为由要求购买这类产品。这样一来，采购招标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因为使用集中采购招标的药品，医生拿不到回扣，没有动力去推。这是导致集中采购招标屡屡落空的重要因素。
中国青年报：医疗器械价格虚高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链？
卓小勤：这个利益链的头两个环节，就是医院和生产企业。企业定价越高，医生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荐这个产品。产品卖得好，医院和企业都得利。很快大家蜂拥而上都来生产这个产品，这就使得负责产品流通的销售企业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强，这是第三个环节。第四个环节是媒体和广告商。第五个环节就是一些腐败官员。只有新产品才可以重新定价，所以为了定个高价，企业就不断申报新产品。这些都需要zhengfu审批。再往后，就是医生，通过回扣来获取经济利益。整个利益链的每个环节都会在医疗器械或药品的高价中分一杯羹。唯一的受害者就是患者。
中国青年报：利益链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卓小勤：这都是“以药养医”政策的后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医疗资源不足，国家就给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即在药品、医疗器械采购价基础上加价25%，作为医院维持发展的经费。这直接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
第一，市场得到信号，定价越高越好销。这是导致医疗器械价格和很多药价虚高的最直接原因。
第二，大家发现做药、做医疗器械赚钱，于是县县建制药厂、医疗器械厂，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复。这些企业要生存，就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虚高定价、给回扣。
这就造成整个产业结构的混乱。比如医药代表的本职是介绍新药品和器械，让医生能尽快掌握其用法。但如今医药代表的主要职能成了“做回扣”。前不久，一个业内的朋友跟我说，一个顶尖的骨科医生一年可以拿到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回扣。
针对个人的反huilu措施不能根治医生吃回扣
中国青年报：对于医生拿回扣，有关部门已经加大了监管力度。刑法把受贿罪主体扩大到医务人员。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
卓小勤：在一次全是医生的聚会中，我问大家怎么看“拿回扣”以及“检察机关反huilu”。大家说“很紧张”，但都觉得“法不责众”。还有人说自己主动退了回扣，有的说退了3万元，有的说退了5万元。他们就骂那个退5万元的：“你退那么多，别人会说我没退干净。”
我又问他们：“现在不敢了吧？”
他们说：“现在不怕了，有检察官的老婆都去做药了。”
所以，直接针对医生个人的反huilu措施治标不治本，不能根治医生吃回扣。
但说句老实话，没有哪个医生愿意违法。我曾在一个国内著名的医学院教了一个学期的卫生法学实验课。这些学生提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拿回扣、收红包犯不犯法上。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即将走进这个行业，已经知道这个行业的潜规则了，也要抉择。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患者普遍有买贵不买贱的心理，这对医疗器械的暴利也起到助推作用。您怎么看？
卓小勤：病人是被动的，关键是医生怎么引导和教育病人。以输液治疗为例，很多中国老百姓觉得，生病只有输液才能解决问题，而西方老百姓都有一个观念：能口服的绝对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绝对不做静脉输液。这两种观念基本上都是医生灌输的。
一些国内的医生之所以灌输这种观念，也有个人利益在里面。一名乡村医生曾说，输液的好处非常大——如果给病人口服药，只挣一次的钱；如果让他注射，可以让病人反复来诊所，还可以收注射费；如果给他输液，能收更多钱，包括一次性输液器、穿刺的费用，输液过程中还可以加很多抗生素。这个就是利益驱动。
待遇问题不解决就没法根本杜绝医生吃回扣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们应如何解决医疗器械的暴利问题？
卓小勤：调整产业结构，砍掉那些低水平重复的企业。如果全国几千家制药企业最后只剩下30家，那么每家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大大降低，违法成本也会大大提高。此外，zhengfu监管也能真正集中，落到实处。如今，厂家多如牛毛，对监管部门来说确实也管不过来。而且，为了遏制zhengfu乱收费，法律又规定市场抽查检验不得收费，监管部门没有监管动力。于是，厂家觉得反正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被查到，都想“浑水摸鱼”。
中国青年报：还有人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医药分家”？
卓小勤：但医药一分家，医院的经济来源就断了。有统计显示，医院收入来源的70%~80%是来自于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加价。你把这个利益切断，而zhengfu又不增加投入，那医院就得倒闭，病人就更没地方看病了。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医疗收费，但怕的是药费没降下去，医疗收费又提高了，病人更受不了。
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形成了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疗体制。但要让全部医院都由国家背，不太现实，我们还得走市场化的路子。我认为，公立医院应该减少到一定数量，民营医院应由市场去调节。
我们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矛盾没解决，就是医务人员的待遇问题。如今，我们缺少一个让医生获得合理收入的正常渠道，这使得他们必然采取其他方式获得收入。现在一些名医的价值与其合法收入完全不匹配。待遇问题不解决，就没法根本杜绝医生吃回扣。
中国青年报：支持医生多点执业，是不是体现医生价值的一个办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3.5％的人支持医生院外行医合法化。
卓小勤：中国医院和美国医院有一个重要区别，美国有名的医生基本都是个体户，自己当老板经营医院。而中国的专家基本都集中在公立医院，因为只有公立医院才有高科技设备，专家如果离开这些设备条件，什么都做不了。
美国医生也依赖设备，但美国的医疗资源布局相对合理。美国有社区临检中心、社区影像中心，还有社区手术中心等。美国医生如果个体开业，可以利用社区的设备给患者做生化、CT、核磁等检查，不需要自己购买设备，甚至做手术也可以租用社区的手术室。病人如果需要住院，还可以租用病房。这样一种医疗资源布局使医生可以走出去，通过自己的技术和劳动获得合理收入，当然不屑于去拿回扣。
zhengfu应努力为医生创造个体开业的环境。这样一来，公立医院的专家如果拿不到合理收入，自然会考虑个体开业。这也能促使公立医院的工资结构跟着市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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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各位临床的爱友们赶紧改专业吧，多么诱人的收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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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呵呵，我就看看不发表意见，哥们，你想改行赶紧哈。要不老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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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我证实，一个顶尖的骨科医生一年真的收入真的可以过千万，不过医院给的恐怕也就20来万不够30万。
我不是眼红，我觉得他们真的值这个价，你想想，一个华南地区某个骨科专业的权威，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人，全中国屈指可数的拔尖人才（至少排名第二，我个人认为），没有千万的年收入，怎么配得起他的身份？按照做四年市长可以贪2个亿计算，他连市长都不如呢。
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顶尖是什么意思？一堆人里可就那么一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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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如果医生光明正大能有上千万的收入，这收纳这个医生的医院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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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没本事，不眼红，心如止水，钱多是祸水，睡觉不踏实，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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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 &人说红颜是祸水，人说钱多是祸水，唉，俺宁愿是祸水，也不愿意没本事还要去眼红别人年入千万啊！！！！！可惜俺即不是红颜也不是钱多，可是俺即便如此也还是睡不踏实啊。这社会不理想！
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卓小勤先生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和律师吗？( 09:53:25)转载标签： 齐鲁电视台孕妇之死卓小勤临时采血理解错误杂谈 分类： 星辰评论&&
在笔者发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卓小勤竟然对卫生部规定如此理解》一文之后， 有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指出卓小勤先生的头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卫生 杂志》副主编，卫生部首席法律顾问，著名法学专家”有问题，并且给我留了几个链 接（请见文后）。我看了之后发现已经有人怀疑卓小勤先生的身份并且进行了查验。 由于精力有限，笔者只是复查了卓小勤先生是否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以及律师的情况。 首先，在中国政法大学网站上，在“教师队伍”一页上可以根据教师姓名进行搜 索，搜“卓小勤”，没有。为了防止搜索功能有问题，我查了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 院的网站（其他一些院系网站打不开），在我查过的院系教师信息里面也没有找到他的名字。之所以从搜索法学院开始，是因为在早一些的文章中，卓先生的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也就是现在的法学院。 此外，我也在中国期刊网上以“卓小勤”作为作者姓名搜索了相关期刊文章，搜出来的最近一篇《生命代价的启示》引发的法学思考，《中国护理管理杂志》2007年第2期，2008年第2、3期《中国医药法制》杂志上也有两篇文章，但未提及作者单位）他的文章，作者单位为《中国医药法制》杂志社，并未提到中国政法大学的事情。而进一步搜索一下，发现卓小勤先生2005年第3期《中国护 理管理》杂志中“住院病人管理制度之我见”一文中作者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之后 的文章（更晚一篇可以查到单位信息的是2006年第7期《中国护理管理》杂志中“公示 告知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 一文）作者单位为《中国医药法制》杂志社。因此，根据我搜到的信息，卓小勤先生很可能在2006年就不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了，而在《中国医药法制》杂志社工作。 那么，是否齐鲁电视台采访卓先生的时候把卓先生的单位弄错了呢，我认为有这种 可能。不过，我又查到另外一个信息，即卓先生毕业的咸宁医学院优秀校友巡礼栏 目中，2008年第6期（发布时间为5月20日）的《优秀校友巡礼:法学专家卓小勤》一 文，里面介绍卓先生为：卓小勤 男,我校1982届校友，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卫生法制》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卫生部法律顾问，著名律师。这与齐鲁 电视台的介绍基本一致，因此齐鲁电视台记者弄错的可能性比较小。至于这些头衔 咸宁医学院和齐鲁电视台到底是否向卓先生确认过，还是就是卓先生自己介绍的， 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在首都律师的网站上上，笔者以姓名或者单位都未能查到关于卓先生律师资 格的任何信息。 关于“卫生部首席法律顾问”，在搜索引擎上搜到的全是卓先生，不知道卫生部就只 有一个首席法律顾问？似乎不太可能，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卫生部就无此职务。 其他的信息，囿于笔者精力有限，未能一一查证，如果笔者所查信息不够充分，也请予以指出。
本文涉及到的网站和链接：
网友给我留的帖子：
1、/publicforum/content/law/1/114603.shtml
2、/bbs/read.php?tid-47945.html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信息：http://www./ch/101696/
咸宁医学院报： http://www.news./list.asp?id=3835
首都律师： http://www./bjlawyers2/index.jsp
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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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小勤，卫生政策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学教授
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的暴利问题正 ...
彩色的风 发表于
似乎有些夸大吧！上千万？
专家称顶尖骨科医生1年可拿上千万元回扣
说得很中肯，学习了，期待有一天我能拿到合理的收入，不用偷鸡摸狗的赚这昧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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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网络的真实性不是写出来就是真的哈。
就象方舟子说中医是垃圾一样是他说了算的。
有些东西看看就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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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靠回扣,外科靠手术” 医生该挣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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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岭杀医案发生后，温州医科大学学生举办“以爱之名，塑人塑心”为主题的“行为医塑”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提升医德、增进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理解。
最近，频频发生的伤医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忧虑。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医生劳动价值在就医费用里没能体现，是导致医患矛盾的内在症结。与其批评医德缺陷，不如多反思医院体制的功利性问题。
日益加剧的医患冲突，倒逼“深水区”的医改提速发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目前，我国医生的收入情况如何？怎样建立适应医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医生价值如何实现，成为医改的一个核心问题。
　“内科靠回扣，外科靠手术”
——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医生收入来源，除了医院薪酬外，还有回扣、红包和“走穴”等隐性收入
医生收入，一直是医改中的敏感话题。隐性收入不好统计，医院发的钱有多少？
今年两会前，钟南山对广州市所有三甲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医生账面上的平均年薪是4.6万余元，但实际收入19万余元。中间的差价，主要来自医院自身经营。
“如果每月不保证1万元奖金，骨干医生就跑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骨科主任说，作为事业编制人员，医生的基本工资不高，每月二三千元，奖金占大头，除月奖外，年终奖还有二三万元。
业内人士透露，北京日门诊量1万人次左右的大医院，发给一线医生的平均年薪约18万元，科主任为25万—30万元。
当然，医院和科室效益不同，医生收入也有差距。比如北京二甲医院病人少，医生年薪10万元左右。内科心脑血管病人多，要常年服药，比儿科、中医科等收入高。
事实上，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医生收入来源，除了医院薪酬外，还有回扣、红包和“走穴”等隐性收入。
“医生不管有意无意，只要开了我们的药，一律给回扣。”北京一家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说，医生开药，不仅为医院创收，还可自己获益。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大医院可赚取药品15%的加成，而药厂私下给医生的回扣通常占药价的10%—30%。
据统计，大医院药费占医院收入的50%，小医院约占60%。药品回扣因此成为多数医生灰色收入的主力军。
“内科医生靠回扣，外科医生靠手术。”该医药代表介绍，以往，许多人做手术，给主刀医生、麻醉师、手术室护士送红包，几成心照不宣的规矩。今后，即便不收红包，外科医生照样可以从检查和耗材上获取回扣。眼下，各种医疗设备、器具，特别是一次性耗材，回扣甚至高于产品的价格。
对于知名外科大夫来说，“走穴”也是笔不菲的收入。
“首都机场常现‘周末医生’的身影，他们行色匆匆，彼此碰面，相视一笑，心知肚明。”圈内人士介绍，北京知名三甲医院的外科主任经常外出会诊，一年收入最高能达几百万元。
“医院薪酬加隐性收入，大医院医生收入不低。比如北京某三甲口腔医院正畸科医生，平均年薪20万—30万元。广州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年均收入有三四十万元，科主任普遍上百万元。”一家医药企业负责人说，目前，国内收入最高的医生主要是神经外科、脊柱外科和心脏外科大夫。
但是，级别低的住院医师和基层医生，年薪较少。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强调，北京大医院住院医师没有处方权，拿不到回扣，月薪仅2000多元。社区医生每月只有四五千元，主治医师晋升副高很难，基层医疗机构没有正高职称。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基层医生，收入更低。
　创收加剧医患矛盾
——医院创收导向加上医患沟通渠道不畅，导致医患失信。一旦发生医疗差错或者意外，双方就易“擦枪走火”
日前召开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上，上海市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许速介绍，2012年，上海公立医院在岗人员的平均收入为13.95万元，是当年社会平均工资的1.95倍。钟南山所做的调研揭示，2013年广州医生年均收入，比社会平均收入高2.8倍到3倍。但是，医生收入中，政府支付的比例不到1/4。“这表明，医生收入水平相对合理，而收入来源不够合理。”
医院为维持运转，制订多项业务指标，包括扩大病床、多看病人等。“近年来，北京各大医院纷纷扩建，医院内的大楼已盖得基本饱和。”一名多年给北京三甲医院供货的药商介绍说，由于外地患者多，北京大医院的年收入持续攀升，北大人民医院、望京医院等许多医院皆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医疗任务明显增加，会带来很多问题。”钟南山指出，稍微有点名气的医生半天时间要看50个病人，像打仗一样，以致患者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哪有时间沟通，怎能没有怨言？再比如，有的医院把一个手术分解成多个项目收费，甚至麻醉也被分成多项收钱。
由于药品和耗材价格虚高，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偏低，本该靠技术吃饭的医生，却靠卖药、用设备等来生存。北大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举了一个例子。做一个胃癌手术，一般需要3位医生、2名护士和2名麻醉师，历时约3小时的努力，手术费只有几百元。怎么弥补收入？只好加耗材。有良心的医生加码时会有度，看重经济效益的医生就加得多。有些耗材在国外售价仅200美元，到了中国可以翻几倍。
“一些胆儿大的医生，用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一名医药代表介绍，一种新药打入医院后，他们要寻觅几个这类医生做“枪手”，推开该药的销量。
“利益驱动下，不少医生出现过度医疗行为，即使有医保报销且有效的药物，也会开出不能报销的药物；即使诊断明确，也会要求病人做更多复杂的检查。”业内人士分析，医院创收导向加上医患沟通渠道不畅，导致医患失信。一旦发生医疗差错或者意外，双方就易“擦枪走火”。
以药养医的隐患，多在大医院引爆。“大医院看病难，挂号长、候诊长、看病短。大医院看病贵，检查多、处方多、药费多，是医患矛盾的‘火山口’。”钟南山说，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资料表明，全国超过70%的三甲医院发生过医患暴力冲突。最近出现的伤医、杀医事件，主要出现在大医院，尤其是在大医院的门诊、急诊、手术中。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既伤害医生，更有损患者。
寻回“白大褂”的魅力
——让“以技养医”取代“以药养医”，理顺医药价格，挤掉药品、设备和耗材等费用水分，还原医疗技术服务价值
“抛开医生搞医改不会成功。”钟南山强调，深化医改必须调动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
“调查显示，我国八成以上医务人员认为医院薪酬与自己的付出不匹配，感到劳动价值得不到尊重。”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黄洁夫说，平心而论，医生们着实不易。本科医学生需要读5年，博士医学生需要读8年，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在发达国家，医院将60%以上的支出用于人力成本，而我国这一比例只有20%左右。有人于是把“灰色收入”视为合理补偿，但是损害了信誉和形象。
“医生价值如何实现，是医改的核心问题。”钟南山表示，没有公平合理的利益机制，缺乏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劳动收入，医者难以静心，患者也难以安心。
“了解医生的真实收入，让医生靠技术吃饭，拿阳光薪酬，才能唤回‘白大褂’的魅力。”刘玉村认为，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为破解难题指出了方向。今后进一步推进医改，理顺医药价格，挤掉药品、设备和耗材等费用水分，还原医疗技术服务价值，使“以技养医”取代“以药养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表示，这些年来，我国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目前约达6%，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18%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三甲公立医院平均每家年营业收入为20亿—30亿元，全靠政府投入不现实。
“一个现象值得反思，民营医院的医生普遍不收红包。原因不是他们的医德更高，而是他们的医疗服务由市场定价。”黄洁夫指出，市场是台超级计算机，深化医改的关键是社会办医。应放开医师自由执业，由市场决定医生的价值。只要医疗服务价格涨了，医生开方量自然减少，这是市场规律。
对于医疗服务涨价，温建民认为，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险，可减轻患者负担。首先，基本医保负责“兜底”，比如北京5家医院的做法，40元的挂号费，只需患者掏2块钱，其余由医保报销。此外，单位可以给职工买一部分医疗保险。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患者再购买商业保险。
《 人民日报 》（ 日 17 版）
(原标题：“内科靠回扣,外科靠手术”&医生该挣多少钱?&)
本文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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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光鲜与尴尬，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亦是如此。在日本，医生正在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职业尴尬。在日本，被尊称为先生的职业主要有议员，教师，律师和医生。由于医生社会地位高，收入高，受尊敬，医学部一度成为日本大学考试竞争中最激烈的战场。目前，日本拥有80所医科大学，医学部定员数为8000余人。其中，私立医科大学29所，其余为国立和公立医科大学。录取分数最高的是东京大学医学部。高收入背后的艰辛医学部的教育年限全部是6年制。而且在日本所有的大学中，医学部的学费堪称“最贵”。国立、公立大学6年的学费总额为350万~360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是20多万元；私立医学部6年学费为2000万~近5000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约130万~300万人民币。此外，书籍费和生活费另算。然而高昂的学费却算得上是“价有所值”，执业医生的的收入和地位一直位列日本各行业的榜首。国民平均年收入为400万~500万元，开业医生的平均年收入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平均2086万日元。医生毕业后，研修期间初期年收为500万~800万；研修后期为800万~1200万；研修结束后，进入大学附属医院，收入大约在700万~900万。大学附属医院，特别是像东京大学这样一流的大学出来的医生，社会地位高，而工资却相对较低。相反，私立医院的医生收入相对高一些，平均年收入大约在1000万~1500万，进一步如果取得了专业医师资格，会达到万，院长的收入大约是万左右。单从收入上看，这比在医科大学行医要多，在大学任职的医学教授收入也只有1200万~1400万。据说，东京大学教授工资收入最低。收入最多的是自由开业医生。如果选择自己开业，一般年收入在2000万~3000万左右，高者达到5000万~6000万，美容外科等院长可以达到5000万~7000万日元。不过，这份“黄金收入”并不好赚。就在2004年，日本实施了“新人医师初期临床研修义务化制度”，即医科大学毕业考取医生执照后，要在指定医院进行临床轮转2年。学业可以说近乎是8年，周期较长。“医生荒”与政府对策日本医学生定员设计也不尽合理。1970年，政府计划将医学部的定员由当时的4300人增加到6000人，并且保证每个县都有一所医科大学。该项举措导致1970年到1981年的12年中，日本增加了33所医科大学，定员数达到8360人。政府对社会需求数量的预估也有问题。1986年政府在计划预测报告中指出，“2025年将有一成过剩”。同时为了节约培养医生的花费（在日本，培养一名医生，国家需要投入1亿日元，约600万RMB），日本对医学生人数进行了计划性削减，当时的目标是到1995年为止削减10%，结果是1993年定员为7725名（实际削减7.7%）（如下图所示）。1997年政府根据上述情形还制定了进一步削减目标。实际上，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医生数量不足的问题（厚生劳动省估计缺少14万人）。预计的失误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上对医生的社会需求量，多数以人口比来计算的。每千人口需要几名医生这种形式，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社会老龄化加重。老年人均就医次数比一般人高几倍，而且诊疗时间长，这就导致医生数量相对不足。OECD国际合作开发机构在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千人口数中，医生人数为1.50人，美国为2.46人，英国2.81人，德国为3.84人，意大利4.10人，而在日本，每千人口数的医生仅为2.21人，在国际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日本医疗还面临着医师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在诸多学科中，如皮肤科、泌尿科、眼科和骨科医生正在逐年增多，而外科、产科医生由于诉讼风险大并且相对辛苦，人员总数一直在减少。而且，在日本女性医生占医生总数的18%，很多女性结婚后特别是分娩后，上时间脱离医生职业，这也导致临床医生更加缺少（如下图所示）。对此，在政府要求下，各医科大学在不增加学部数量的基础上，由原来的每校100人定员扩招10%，加上定向培养，现有医科大学的招生数量达到近120名。然而，考虑未来的供需关系，各大学经营方及医科大学协会对于政府的扩招要求，一直持消极态度。在日本，医生为终身制，没有退休期限。老医生还没有退休时，又有新医生不断补充，据估计，2025年日本医生数量将达到32.6万人，达到供需平衡，日本的“医生荒”也会逐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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