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简历做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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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立军报道看媒体的八卦化倾向
从王立军报道看媒体的八卦化倾向& 导语“王立军声称在一些干部裤腰带上绑了定时炸弹”、“王立军13年前曾称要去美领事馆申请避难”、“王立军对部下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近段时间,此类标题充斥在各种媒体上,关于王立军的“猛料”不断被披露出来。然而媒体在抛出这些“猛料”时有不少是“三无”——无出处、无交代、无说明。如此“三无”式的报道,让人如何相信?
01 让读者无所适从的“报料”猛料只管抖,出处光溜溜一篇名为《王立军是如何炼成的?》、被定位为新闻评论的文章近日流传非常广泛。文章为了说明“(王立军)针对中高级干部,则是用特别手段掌控”的观点,给出了“王立军公开声称‘在一些干部的裤腰带上绑上了定时炸弹’”的证据。我们知道,新闻评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论据,因为论据不可靠的话,论证和结论就成了空中阁楼。所以为了显示论据的可靠,新闻评论中除了不言自明、众所周知、或者可轻易查证的论据之外,都应给出来源或者提供查证渠道。而上述“绑上了定时炸弹”一说,如果不是评论员自己调查得知的话,那就是引述了其他报道。可此文中既没有给出作者是怎么调查得到的,也没有给出引自哪里,我们在网上搜索发现这个说法只出现在此篇文章中,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无头论据”。更不解的是,作者在“绑上了定时炸弹”之后还跟了一句“前不久被曝光的雷政富案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诠释”。我们知道,新闻报道中有事实、评论、推测。其中推测是指作者提示A、B两件事之间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有强烈的关联可能,作者要通过“推(演)”关联可能,来“(预)测”因果关系。而此文作者并没有推演“绑上了定时炸弹”和“雷政富案”之间的关联可能,只是直接给出了预测。没有“推”只有“测”,就成了猜测,新闻报道中是不能有猜测的。类似“绑上了定时炸弹”这种“无头事实”,在最近关于王立军的报道中可谓俯拾皆是,难怪某门户网站一篇名为《王立军从警28年起底:以打黑起家喜欢大场面》的新闻跟帖中,被网友“顶”了2000多次的“热贴”就是——“这新闻就跟看故事会似的”。其实新闻报道中怎样陈述事实,是有世界公认的规则的,以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批准、英国报刊业起草的《英国媒体职业守则》为例,其中明确指出资料的识别应做到“政府、其他官方机构、商业、竞选机构或公众成员提供的材料应始终标明出处。真实事件的模拟和再现也应加以注明。利用库存资料时也应标明,不应冒充作为新的或原始资料。”——简而言之,就是无论自述或引述,都应标明出处,即便为了增强阅读性做整个事件的梳理还原,也要给出处。而之所以网友觉得前述新闻写得像故事会,就是因为作者为了增强可读性做了整个事件梳理还原,却疏于标注出处,让人不知道那报料是作者调查到的,还是引用其他报道的,甚或是作者自己编造的。爱用“知情人透露”,擅使“单线来源”,可靠性怎能不打折扣在另一篇广为流传的报道《“英雄”王立军》中,有两条被各媒体重点摘录的报料——“王立军13年前曾称要去美领事馆申请避难”和“王立军对部下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可这两条爆料是怎么来的呢?前一条是“一位知情人透露,1999年,当王立军接到‘三轮车夫案’的法庭传票时,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美国领事馆申请避难。”这种“知情人透露”是中国记者特别爱用的方式,但是新闻报道中本应极力避免爆料人不公开身份,因为不公开身份则读者无法判断爆料人的可靠性,所以《英国媒体职业守则》指出“允许被访者匿名应有足够的原因”。实际上即便有足够的原因不公开身份,记者也应就这一点予以说明,而不是简单地“知情人透露”就了事。后一条是“在一次重庆警局的内部会议上……王立军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这样的内部会议记者显然不可能参加,那么能获取内部讲话,要么是记者拿到了会议记录,要么是采访到了与会者,那么记者为什么不把通过哪种途径得到讲话内容写明呢?不写明,这又成了上述的“无头事实”。还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报道《王立军重庆治警术》,大量采用了一位化名为孙凌的重庆警察的说法。比如孙凌称,“王立军喜欢脚绑沙袋,沿市局15楼局长办公室两侧的小花园跑步,跑完后,50余岁的李姓警官匍匐在地上,替他解沙袋”。可匍匐是指身体贴在地上,解沙袋为何不是蹲着而是趴着,这有些奇怪。异常的事情需要特别的证明,那么只采访孙凌而不做多方印证够不够?何况,该报道同时指出王立军在重庆治警时处理了一大批人,搞得整个重庆警界怨声载道,王倒台后“民警们奔走相告”。那孙凌是不是“奔走相告”中的一员?孙凌岂不极有可能是利益冲突方?让利益冲突的一方讲另一方的作为,可信度有多高?为了表达主题“强说愁”一篇报道为了表达“(王立军)傲慢的开始”这一主题,提到“重庆女交警与兰博基尼的合影,也很快公布了出来”。但事实上重庆女交警与沃尔沃警车有很多合影,但并没有顶级跑车兰博基尼什么事。同样是上述报道为了说明“王立军喜欢作秀”的主题,指出王立军从不澄清“他妻女被黑社会残杀剥皮的传言”,因为“这种网帖应该更能体现他的英勇和视死如归”。但是稍微搜索下,2009年的新华网、中国周刊、2010年的人民网、2011年的人民日报几篇正面宣传王立军的稿件中,都有提到“王立军妻女被害确属谣传”的信息。这么多公开报道都澄清过了,还有必要指责“王立军从不澄清”吗?还有关于重庆打黑十大酷刑的报道。报道前两项酷刑给出了来源,后面几项却不给来源,这只能理解为,为了证明“重庆打黑确实黑”的主题,而生拼硬凑了。如果王立军风光的时候媒体不该去拍马屁,那么王立军倒台的时候媒体是不是也不该乱扣屎盆子?
有重庆女警和沃尔沃的合影,但是没有和兰博基尼的合影02 这种八卦化未必是针对王立军,更像是媒体的“流行病”近几天的两则热门新闻更过分最近几天有两则热门新闻,一则是《太原官二代袭警调查:拼爹入警不上班工资照领》,报道中的一段话截图如下——
这段话中有两个明显的错误,一是李正源2008年毕业的话,实际应该是2007年参加考试,而李正源并非没有考试,他在2007年确实参加了山西省公安机关招考公务员(人民警察)考试,当时的考号为9036311,报考的岗位是晋中市公安局介西分局公安管理2职位。二是小井峪实际是街道办,不是乡。为什么记者会把这两点搞错呢?仅仅是疏忽吗?再看下面的截图——
由上图可知,这段报道涉及的内容记者根本没去调查,而是把早前论坛里一个帖文的内容几乎原封不动的搬过去,就成了自己的新闻报道。另一则新闻是《射阳一医院疑见死不救 家属跪求仍无人过问》。新闻写道:“男婴的姨奶奶闻乃玉称,孩子被送到医院后,她就要求医生做CT,但在CT室门外敲了20分钟的门,门才打开”;“记者调查得知,该医院直到12点50分左右才为死者进行了CT检查”。这条新闻引起网友对医院极大的愤怒,但是实情如何呢?请看下面的医院监控视频——
新华社记者赴射阳调查得到的这段视频显示:12点25分32秒,患儿外婆抱孩子走进医院。26分15秒,值班医生带着患儿走向CT室。26分36秒,患儿进入CT室进行检查。坚守事实可能是辛苦和平淡的,捕风捉影可能是省事和轰动的,但做新闻必须要采取前者一本杂志的封面报道或一份报纸的深度报道,动辄需要几万字来填充版面,想要记者把这几万字都写成句句有出处、字字可保证,那采访任务和写作任务之重可想而知。而且写出来的报道可能会艰涩平淡,读起来不过瘾——好比历史学家杨奎松所言:“左派嫌我太右,右派嫌我太左”。但是即便如此,做新闻也该事实优先,因为传递事实才是新闻的真谛。结语把新闻写得像故事会,这种做法多了,媒体就会成了“狼来了”中的孩子,等有一天自己真的拿到千辛万苦得来的猛料,也会被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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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回不去的故乡和无法落脚的城市
回不去的故乡和无法落脚的城市 15:26:43 & 蒋方舟/文&&&2012年快要结束,难道这就是末日到来之前的平静?全球迎来大选年,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四个要经历换届,重置乾坤,世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似乎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问题,历史处于节点,而生活在别处:韩国嘻哈歌手PSY演唱的“江南Style”的MV成了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音乐视频,在Youtube上有超过四亿的点击量,音乐一响起,世界就陷入愚蠢的狂欢,这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也预见不到的无聊。&激荡的2011分娩出的2012,与其说是宁静,倒不如说是把海啸强压成温吞暗涌的精疲力竭。疲惫的不只是连续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还有人们对宏大叙事的不关心,已经鲜有人再提起“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虽然还没有得到解答,可已经没人有兴趣回应。老百姓对公权力的兴趣,仅止于白头宫女话玄宗的八卦与猜谜,猜不到结局也猜不到过程,索性回家去看《后宫甄嬛传》。记者满大街堵截着行色匆匆的路人,追问道:“你幸福么?”讽刺的是,就连刚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都说:“我不知道。”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幸福的人儿总是相似,唯有不幸能够区分出彼此。权力腐朽的根源,分解成各路幽灵:高税收、养老金补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计生政策、公共交通等等,它们日益刺目地穿行于人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杀人放火金腰带,修路铺路无尸骸。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而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圣茹斯特,在1792年就早已慨叹过:“不幸的人民,是没有祖国的。”&&&民族主义下的蛋&&&2012年,是民族主义激化的一年。中国人板着面孔,大步行进,唱着爱国颂歌,手臂如铁锤在空中挥舞,呐喊着愤怒的话语。龙应台曾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如今,这话该重新问:“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今年我到北京某个小学讲课,无意中提到日本动漫,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忽然喊道:“抵制日货!”振臂一呼而全班云集响应,满教室的孩子都在高喊:“抵制日货!”“打倒小日本!”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有红色的标语,其中最醒目的就是“爱国”。“爱国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从牙牙学语的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时常挂在嘴边,不假思索。细想起来,“爱国”只能说是一种情感,如何上升成一种主义?与之类似的语词应该是“民族主义”。霍布斯鲍姆说,1848年之后,“政府”一词才特别地和民族的概念连在一起,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民族主义被一步步工具化利用,它是百试不爽的创可贴,作为解决内政问题手段的延伸。2008年,北京奥运会把中国凝结成“荣誉的共同体”,四年之后,黄岩岛和钓鱼岛把中国凝结成了“仇恨的共同体”。&日,12艘中国渔船在中国黄岩岛泻湖内正常作业时,被一艘菲律宾军舰干扰,中方海监和渔政船前往解救时,引发中菲两国黄岩岛对峙。相对于菲律宾国内的平静——他们似乎更关心Lady Gaga在马尼拉的演唱会。中国人的一腔热血似乎显得有点尴尬。《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面对菲律宾,我们有足够手段》,文章义愤填膺地写道:“仁至亦有义尽的时候,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环球时报》的标题更是让人忍俊不禁——《菲律宾内心希望中国揍它,中国愿满足其愿望》。“黄岩岛事件”的无疾而终证明爱国青年只在乎过程,并不问结果。而他们尚未完全发泄的情绪,在五个月之后升级、爆发。8月15日,香港14名保钓人士乘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其中7名登岛。9月10号,日本政府通过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的方针,一周之内,民众走上了街头。&北京的抗议井然有序地简直可疑,《纽约时报》写道:“几位身着印有保钓爱国字样的T恤的青年说,服装和示威的标语均由公司组织印刷发放。不少游行的民众领到了一条特制的擦汗毛巾,沿途有人免费发放矿泉水。一位头上系着‘保卫钓鱼岛’红条的中年男子用电动自行车拉来两竹筐苹果,在路边隔离带外分发给示威的人们。”地方的抗议则失序地让人心寒,中国人堵了中国人的路,砸了中国人的车和商店。平日如冬天的蛇一样麻木贪睡的中国人,忽然在对同胞的战争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最让人难忘的画面是在西安游行中,一个年轻人奋力砸车,并用U形锁砸穿了西安市民李建利的颅骨。砸人者,90后,平时也会发微薄感慨:“悲摧的90后,90后的我们感觉到幸福了吗?”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让15-30岁的年龄段中常常存在大量的男性失业者,也就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活动的自然原因。——这应当给中国人以警醒。丧权辱国的近代史教育深植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内心,西方霸权、美国遏制、日本右翼是每一个中国成人脱口而出的敌人。当底层生活的不满不断积蓄,自身的屈辱与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叠加,便引发了连串的火山爆发,形成了难以控制的洪流。&“9•15”反日游行中时隐时现的毛泽东头像,暗示着权力游戏的博弈,野心家们不惧被自焚的危险,煽动着民意愤怒的火焰。几十年来,这戏码反复上演,我为鱼肉,谁是刀俎?&&&&最年轻的一代&&十五年前,罗大佑深情款款地唱道:“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回归十五年,无论是海风还是海潮,都无法保佑维多利亚港的平静。香港的愤怒从年初烧到年末,从将大陆孕妇称为“蝗虫”,到轰轰烈烈的反国民教育运动。香港作家陈冠中写道:“香港过去的六十年中,处在一个不断加大政治化的漫长过程中,回归十多年,香港其中一个最纠缠的问题,依然可以用这句话来归结:‘香港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香港往何处去,取决于中国大陆往何处去。台湾蔡英文把“用民主代替统一”的论调早已把球抛给了大陆,中央集权的年代已经过去,大陆早应该从无边天朝的帝国梦境中醒来,考虑如何改变自身。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规定学校在三年内推进国民教育科。国民教育,由于让“学生加深了解国情,确立自己的国民身份”的目的,而被港人称为“洗脑教育”。&8月30日,三名90后的香港学生开始绝食,他们在绝食宣言中难脱稚气地引用了北岛的《宣言》:“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十天之内,绝食发展成十二万人到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游行。政府最终让步:取消三年限期,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开课。&这场不啻为奇迹的斗争,组织者是个15岁的少年黄之锋,他说:“纵是四面受敌,我仍会坚持我的信念。”他的斗争精神让人生敬,斗争智慧更是让人汗颜。香港电影人岑建勋反思自己当年参加的抗议运动:“我当年做错一件事,就是当有官员来探望我的时候,我就和他握手,结果第二天所有报纸头版都是官员跟我握手的样子。但黄之锋没有这样,他非常清醒,不单拒绝了握手,而且还后退一步跟梁振英鞠躬,谁敢说这个孩子没有礼貌?”说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不只一个。7月的大陆,四川什邡一栋建筑的墙壁上,写着几个粗体字:“为了什邡人,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事件的起因是市民担心什邡钼铜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标语的照片传遍了互联网,接踵的是警民冲突血迹斑斑的照片。公权力的暴力虽然没有激化,但也无法维系和恢复制度本身的尊严,反而加速了统治权威和社会规范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青春热血的正当性。事件以什邡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钼铜项目而告终。《新约全书•以赛亚书》写道:“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询问、祈求、等待,等来的只能是一无所获和不断重复的命运。90后登场,最年轻的、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默认言论自由是基本权力,他们颠倒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位置,这哪里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胜利?&&回不去的故乡和无法落脚的城市&&今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表示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的百年进程。城市过快的碾压声音,压住了乡村的悲歌。乡村人口迅速的入侵,则掩盖了城市光鲜外表下的脆弱。&乡村的消逝是必然的。1989年之后,政府停止了对农村私营经济的支援,庞大的投入流入了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田地在逐渐荒芜,农村医疗如同鸡肋,学校教育溃不成军。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让农民落脚城市。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写道:“落脚城市流回乡村的金钱、知识以及受过教育的回归人口将促使乡下地区的出生率下降。”“城乡差距”不是教科书上一个冷漠的语词,而是每个农民日日夜夜要面对的生活本身。乡村不是地狱和罗曼蒂克的田园牧歌,城市则是真实幻灭的乌托邦。农村人来到城市,丧失的是世世代代的平静生活,换来的则是一代梦想的流失:一辈子没有买房的希望,甚至难有合法居住的权利。在困窘的城中村,永无力争上游的空间,承受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席卷的驱逐外来人口,扫荡棚户区的运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写道,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前夜,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的毁灭。社会上层的同情是缺乏远见的,一如他们过去的长期麻木。1789年,巴黎城内的人民过着富裕宁静的生活,而巴黎墙外的法国人,居住在类似城中村的地方,权益受限,收入微薄,最终导致了对巴士底狱的攻击,引发了蔓延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以上的例子给我们警醒,好的城市化该怎样做尚不得而知,但是坏的城市化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该预见到。当回不去故乡、也进不去城市的人们意识到,贫穷不是一时的,而是会伴随他们一生,乃至他们的子女一生的命运时,谁会为他们点燃的怒火买单?&城市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糟糕的?7月末北京的一场大雨造成79人死亡,其中一人死在二环以内。生者早已失语,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几个月之后,北京下了第一场雪,十八大揭幕。2270名代表参加盛会。太阳早已照常升起不知道多少遍,明媚了代表们的车驶过的街道,再也看不见暴雨冲刷过的痕迹。&&&中国有无好声音&“中国好声音”终于在选手演唱的爱国歌曲中落幕,老百姓等到了大结局。无论这个结局他们是否喜欢,都必须接受新鲜出炉的冠军。同样落下帷幕的,还有一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权力博弈大戏,这出戏囊括了港产警匪片的惊险、清宫戏的算计、莎翁剧的意外和国产电视剧的狗血,让观众吊足了胃口。并不是万人空巷,而是在街头巷尾传播着小道消息。该如何评述这场大戏的结果?与其说是《绿野仙踪》里“叮咚,巫婆已死”的皆大欢喜,还不如用《红楼梦》的判词来总结:“机关算尽太聪明,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每个人的命数都有了自己的落处,大屏幕上打出以一个雪白耀眼的“完”字,红幕再次拉开,新一班的演员亮相,下一出戏码该如何唱?中国是否还有好声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把反腐称作一场斗争。副总理李克强说,改革开放30年的红利已经用完,我们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民间对于改革的呼召则更是动之以情,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趁着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趁着你道歉有的人还会泪水涟涟,尽早切割历史问题另开张。”&没有人再去怀疑——历史正处于十字路口,就是现在。“改革”不再是领袖们在麦克风前铿锵有力的许诺,不是精英阶层关于“民主”“宪政”的争论,不再是意见领袖们声声唤不回的杜鹃啼血,而是洁净的环境,是安全的食物,是值得托付的童年,是老有所依的归宿。它是恢复井然的社会秩序,是恢复正常的人性与人心,是人们自愿自觉的克己复礼,是天下归仁。&(刊于《新周刊》,刊出有删改)
卫金桂:汉奸也代表民族形象
汉奸也代表民族形象 汉奸特征如何?“头发分两半,眼睛贼溜溜,鼻子顶翘翘,嘴巴甜溜溜阴险狡诈、老奸巨滑、贼眉鼠眼、贼头贼脑、`贼眉鼠眼。”这一回答看来颇合问者心意,心满意足的地“谢谢!”这些回答确实值得肯定,它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里经常看到的被格式化了的汉奸形象。比如在2006:“某些人是汉奸专业户,没别的意思,就是说演汉奸演得特别好”;“长的样,往那一戳就是汉奸。”话说到这份上,汉奸就成了另类:跟别的中国人完全不一样,拿现在的话说大概如转基因了。可汉奸显然是中国人生的。至今为止,很少有世袭的汉奸之家,这就说明,汉奸们的祖宗未必都是汉奸,他们子孙的长相也就未必是“戳那里活脱脱一个汉奸”,难道是为了迎合鬼子侵华,专门有选择地粗制滥造和有选择地精雕细刻出一个这样的特贡品?这样显然不可操作。说汉奸都长得这样,岂不是在专门丑化我们自己?汉奸也不是外国人教养的。影视作品展示的汉奸和侵略者的关系有比较固定的肢体语言表现形式,如鬼子总是猖狂的、自大的、狂妄的、节奏感极强的,死亡也是轰轰烈烈或血肉横飞的。而汉奸总是偷鸡摸狗的、猥琐的;烂醉如泥的、挺着脖子挨揍“哈伊!哈伊”后不敢嘀咕一句接着去卖命,连死因都多是龌龊的。二者截然不同的气质和修为,证明汉不会是外国人把中国孩子偷回去教养成后放回来咬人的。那么我们在讥讽谁?读中国文字,经常遇见的一句话就是爱国主义是渗透到我们血液里的一种深厚情感。但客观事实却实实在在敲击我们的门牙。自打外敌入侵中国开始,就有举世数目最大的汉奸群和带路党,他们缺失道德感和民族责任心的身影生生不息,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于是就把土生土长的这群败类打上特殊标签,企图与自己撇清关系,强调他们不是正宗的中国人,是身心俱丑的民族败类,是极个别。这么说来,才貌双全的汪精卫、风流才子胡兰成、舆论操控行家陈公博、少年才子周佛海、旧体诗名士郑孝胥、学术大家罗振玉……都不该是汉奸,倒该代表中国形象了,因为他们不符合汉奸相,却具备许多优秀的外貌与才智。平和些看,汉奸是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外国人撤走时,极鲜带着汉奸同行。他们死的死伤的伤,绝大多数反正,表示要悔过自新从新做人,然后大家一同继续在中国生活,埋在这块土地上。为何有那么多汉奸,又为何那么容易反正,以及对汉奸形象符号化的着力,倒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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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青杨:教育公平的意义远高于户籍地域之争 因为其实,他们的命运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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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接待”令谁最受伤? 文/一川清流&内蒙古某县城以温泉著称,分管外宣工作的副县长对记者说,年底了,很多部门要过来参观考察、检查验收。有一天,他接待了十来批客人,大多数来的人都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温泉,他一天陪洗了八次,整个人都快泡虚脱了。最后一次他都没有更换衣服,直接就在温泉池子里等客人到来。(2012年12月20日《京华时报》)按理说,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一个堂堂副县长,竟被原本好处多多的温泉折腾到如此苦不堪言的程度,真的令人不可思议。温泉再好,一天到晚泡在里面,超过了人体的忍耐极限,便会物极必反。而与一天陪洗8次澡快要虚脱的这位副县长相比,某县接待办主任一个晚上赶8个饭局的场景,其痛苦指数恐怕并不逊色。表面上看,一天陪洗8次澡,一晚赶8个饭局,很风光,很时尚。可是这种光鲜的背后,却是这些陪同者一肚子的苦水。一位县委书记抱怨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不论哪路神仙来,我这县委书记只要在家都得接待,一晚上吃四五顿饭是常有的事情,即使这样,深夜回到家里还要再啃馒头,因为每到一场都要敬酒,哪有时间吃饭?!”显而易见,县委书记一个晚上赶四五场饭局受尽折腾尚且是“常有的事”,那么你一个副县长一天陪洗8次澡,你一个接待办主任一晚赶8个饭局,不更是“常有的事”?可是话说回来,在有着几千年酒文化传统的中国官场,如果不经过“酒精考验”,如果没有一天能陪洗8次澡,一晚赶8个饭局的基本“素质”,能被安排到如此重要岗位吗?甘肃天水市接待办那条“接待就是生产力”的醒目标语,不就是“中国式接待”最好的诠释吗?本来,正常的工作接待无可厚非。然而稍稍考量一下一天陪洗8次澡,一晚赶8个饭局这种“中国式接待”,确实很“特色”。估计这种“特色”,肯定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稀缺资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陪洗,陪吃,陪……吉尼斯纪录非中国莫属。试想,这天底下还有比“中国式接待”更荒谬、更“特色”的吗?由此,人们不禁这样追问:“中国式接待”到底是如何炼成的?对此,其中的原因肯定很多,但究其根本,愚以为都是不受监督的权力惹的祸。那位一天陪洗8次澡的副县长这样无奈地说:“来的都是上级领导,不陪不行,接待拉近感情。”事实说明,这些基层官员“舍命陪君子”所陪的,并非真君子,而是魔力四射的权力。因为这些不受监督的权力,掌握在“君子”手中。不然,谁能“傻”到一天陪洗8次澡,一晚赶8个饭局的程度?正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所以才有“中国式接待”等种种乱象,堪比宇宙黑洞的“三公消费”才在人人喊打声中愈批愈勇,不仅没有任何收敛迹象,反而再呈愈演愈烈之势,中央曾经下发的一百多道禁止公款吃喝、反对奢侈浪费的“令箭”,到头来还是落了一地“鸡毛”,“中国式接待”的内容和形式依然不断创新,尤其是酒文化,更是被“三公消费”浸润得“特色”洋溢。比如,坊间如是概括酒文化的俚语可谓俯拾皆是:“会喝一两的喝二两,这样朋友够豪爽;会喝二两的喝五两,这样同志要培养;会喝半斤的喝壹斤,这样的哥们最贴心;会喝壹斤的喝壹桶,回头提拔当副总;会喝壹桶的喝壹缸,酒厂厂长让你当。”“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姑娘呸呸呸,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去找纪检委,纪委说:该喝不喝也不对,我们也是天天醉。”无数事实一再警醒人们,“中国式接待”已成滋生腐败的重要土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9.1%的受访者直言我国当前公务接待问题严重,91.6%的公众认为公务接待成为腐败温床。故而可以说,公务接待不仅侵吞了纳税人的血汗钱,必将耗尽国家的财力物力,更重要的,则是远离了民心,最终摧垮法制建设体系。而最受伤害的,还是政府的信誉;最受威胁的,还是执政之基。所以破除“中国式接待”魔咒,确实是执政者面临的一项十分严峻而又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
陶短房:资金外流:会“血尽人枯”么?
资金外流:会“血尽人枯”么?& &&“中国资金外流为世界发展中国家之最,并将危及经济成果和社会稳定”,这一新闻自12月17日起赫然出现在国内外诸多媒体上,令人怵目惊心。资金就是钱,钱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泉”,意即“流动、流通”,如周身血液般在经济体内循环不息,经济体才能得到充足的养分和均衡的发展,倘如新闻中所言,中国资金源源外流,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便宛如失血一般,一旦“血尽人枯”,后果必然不堪设想。问题是,真的会如此么?&并非新闻的新闻&此次作出这一论断的并非官方或重要跨国非政府组织,而是一家名叫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研究、游说机构,其主要研究课题,是“发展中国家逃税、犯罪及腐败非法所得去向”,通俗地说,是一家研究“洗黑钱”和如何对付“洗黑钱”的游说机构。按照GFI在12月17日所提交的报告,截止2010年的10年内,总计约5.9万亿美元非法资金流出约150个发展中国家,其中以中国为最。报告称,2010年一年,中国非法资金流出总量就达4200亿美元,截止2010年的10年间总计流出2.7万亿美元,接近全部150个发展中国家总额的半数,远高于第二名马来西亚(2010年流出640亿美元,10年间累计2850亿美元)和第三名墨西哥(2010年流出510亿美元,10年间累计4760亿美元)。报告还称,10年间上述国家非法资金外流的来源,61%为亚洲,15%为西半球,10%为中东、北非国家。事实上这一新闻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近年来类似、甚至更激烈的说法比比皆是。如今年11月,胡润百富宣称,他们估计中国千万富翁资产的19%已“流落境外”,有海外分析家根据胡润百富提供的公式,结合渣打银行数据,认为仅今年3季度,就有高达800亿美元资金滞留或流失境外。还是这家GFI,今年10月的另一项研究报告称,“大笔资金”未经政府许可或申报从中国流向境外,过去11年间非法外移资金达3.8万亿美元,且从2000年的1726亿美元,增加到6029亿美元。该报告称,此现象“令人严重质疑中国经济的稳定”、“就长远而言将令社会、政治和经济正常运转难以为继”,并认为尽管这些资金中究竟有多少是腐败或犯罪所得不得而知,但大笔资金外流,不但意味着逃漏税情况严重,也代表着贫富差距扩大。至于小道消息就更多了,别的不说,光“贪官带走的钱”或“富豪移民带走的钱”究竟有多少,就是笔说法无数、一个数字比一个数字更吓人的糊涂账。&何以外流?&必须承认,的确有相当资金流出境外,其性质是“黑钱”,目的是转移非法所得,或偷逃税款。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曾出台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其中引述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管,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1.8万,所携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是迄今所披露“腐败资产外逃”最大的数目,尽管纪检委随后表示“数据绝对不准确”,但综合其它较可靠版本,“腐败资产外逃”涉案金额也应有千亿人民币规模。当然,涉案人流亡在外,未必等于涉案资金也全数转移出境,事实上有不少已侦破、审结的外逃大案,嫌犯外逃多年,但赃款却有相当一部分仍滞留国内。移民的富翁所带出去的资金自然也不是个小数目,在各移民主要接收国纷纷上调投资移民资金门槛的情况下就更可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仅就移民过程中所流失的资金而言,这笔钱是“白钱”,属于合法外流,可包括在诸如胡润百富等的“资金流外”总额中,但不应被计入GFI的“黑钱流出”总额。另一部分外流资金,则是从境内通过非法渠道流出境外,从事投资、理财等活动,或单纯存入海外账户的钱,按照各方的说法,这笔钱才是“资金外流”的“大头”。这些钱并非都是贪官、移民富豪或“黑社会”所操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合法经营的单位、个人,他们中有些人已移民海外,有些人却一直在中国境内经营、生活。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虽已移民,却仍然“过中国时间,赚中国钱”,且越是富豪、这样的人比例越高。那么,这些为经济目的流出境的资金为何要流出,又何以要如此“不见天日”?原因是复杂的。一些中国富翁在原始积累阶段存在不少非法经营的“原罪”,惟恐“秋后算账”;一些人抱着“狡兔三窟”、“多买一份保险”的心态,把一部分资金放到海外,以分散风险,防止政策变卦;还有为数不少的企业、个人,出于避税、赚取优惠政策,或配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指标完成等种种目的,把资金转移到“避税天堂”,注册一个“外企”,再摇身变作“外资”,堂皇杀回境内投资、赚钱。此外,中国是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初创,不仅品种少,规模小,且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近年来因经济形势的需要,政策在适度从紧和适度宽松间反复变化,令不少私人、甚至单位资金选择“出洋冲浪”。然而中国是存在外汇管制的国家,经营活动用汇有严格报批程序,私人换汇一年上限仅5万美元,这对于上述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外流”需求而言,显然都是杯水车薪,正因如此,见不得光的“非法外流”就大行其道。&资金外流的“血管”&不论胡润、渣打或GFI,都表示中国流出资金的主要去向,是境外“避税天堂”或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而资金外流的主要手段,则是在贸易单据上做文章。GFI10月的声明中曾“认为”,中国外流资金中有8成多,是以企业虚报进口价格的手段转移出境,即在进口中故意虚高报价,通过多付货款的方法转移资金;而香港“财讯快报”根据渣打和胡润百富估算所作的分析,则认为外流的主要方式是企业虚报出口价格,即明明出口的货值较高,但发票上却显示低价,其中差价则滞留境外不归。这种做法适合转移大宗资金,且手段隐蔽,很难察觉,即便察觉也不易处理。然而必须看到,由于种种原因,这类手法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一直在采用,甚至一度是中国官方外贸机构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操作手法,目的是打破国际封锁,获得更灵活的外贸空间和手段,如今形势虽然不同,但采用这种方式操作的资金,并非都是“黑钱”,更非都是单方面“失血”、“流出”——事实上只需将步骤颠倒,就可很方便地让境外资金“输血”、“流入”。除了这条广为人知的“大血管”,密如蛛网、无所不在的国际地下钱庄,也是换汇、流汇的重要渠道,目前许多国际地下钱庄已可做到“全球通存”,即只消用自己人民币账户向指定人民币账户汇入人民币,就可在自己海外外汇账户收到对方汇入的外币,整个过程有时只需十几分钟。中国不仅实行严格外汇管制,且人民币至今不能自由兑换,外贸活动和海外投资活动存在许多限制和障碍,客观上造成不少企业、个人需要频繁、大量在境内外大手笔转汇、换汇,且无法求助于手续繁琐、效率低下的官方正统换汇、流汇渠道,这就造成上述“血管”客观存在的必要性。必须指出,不管“大血管”、“小血管”,都不是单向的,而是既有流出,也有流入,这不仅因为许多钱本就是要汇回国内,或以外资形式在国内投资,更因为国内金融、投资市场同样“内外有别”,许多真正的外资希望以“内资”面目,进入“外宾免入”的市场投资。&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GFI是专门研究“反避税天堂”和“反黑钱”方案,并向“买主”兜售这类方案的智库,其研究成果,是为支持其一贯坚持的“卖点”——各国政府应加强互通税收信息,完善反洗钱立法,改善法规防止通过匿名实体隐匿资产转移,确切地说,其论点的关键,一是支持美国2011年底公布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截至日,居住在美国境内、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外籍美国绿卡持有者,需在日前向政府申报;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二是支持美国对海外公司、及在境外有关联交易的会计师事务所、银行等机构提出客户信息披露要求(不久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向涉及中资股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中概股“看门人”提起诉讼,则是另一种施压的方法),其论点具有一定倾向性和目的性,且缺乏实际数据、资料佐证,不加辨析地采信并不科学。不仅如此,GFI以资金11年来大量流入作为“严重质疑中国经济稳定”的论据,却回避了这11年()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稳定11年的基本事实,其客观性也要打一些折扣。但必须看到,提出“资金外流问题”的并非GFI一家,且既有官方机构也有非官方机构,既有境外机构也有境内机构,资金外流现象客观存在,赃款、黑钱的外流,情况也是存在的、严重的。即便是“有进有出”,不至造成“血尽人枯”的局面,但这种“体制外循环”的大量、普遍存在,不论“流入”、“流出”,都会造成大量税款流失,且这种“体制外循环”的肆虐,也会增加金融风暴的杀伤力,成为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血尽人枯”的警告绝不应掉以轻心,国际间加强税收、金融、反洗钱等方面的合作是大势所趋,但前提是互相尊重、互通有无,而不应成为单方面施加、强金融霸权的借口。还应警惕另一种倾向,即因过于担心“资金外流”而质疑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放缓金改步伐。应明确地认识到,当前的金融体系缺憾(尤其人民币国际化步骤的长期停滞不前),同样是造成“体制外循环”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这一“梗阻”,让许多本来可以“见光”的外汇流动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改革是硬道理”,是解决许多棘手问题的出路,这一规律,在“资金外流”问题上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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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龙:公安局长王立军怎么成了全能教授
公安局长怎么成了全能教授?公安局长怎么成了全能教授?何龙& & & & 一个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的公安局长,却成为29所高校的热聘人物。在这29所大学里,他有教授、硕导、博导等等头衔;他所涉猎的领域,既有与他相关的刑侦、心理、法医、法学,颅面鉴定,也有与他职务和专业无关的人力资源、资本运营、哲学、书法、美学、服装设计、建筑学等等。如此多才多艺无所不能,连亚里士多德都要自愧不如。  不排除一些人因为特殊原因无法考大学,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才,在某些领域卓有建树;也不排除有人像韩寒那样,无法忍受应试教育而不愿上大学。但我们看不出这个公安局长在如此之多的领域都具备教授、博导的学识和学术成就。他之所以被诸多高校聘请,显然是因为他的职位和光环。  冲着职务和光环而争相聘请某人,当他们的职务旁落光环暗淡时,就将面临争相“消磁”了。据《南都周刊》报道,那位公安局长犯事之后,北京邮电大学官网就悄然撤下两个月前那场聘任仪式的所有记录;四川美术学院、大连海事大学的校园网上,关于这个局长教授的报道也已消失;浙大医学部清空了2011年4月的一则题为《医学部主任段树民院士带队赴重庆市公安局交流访问》的校园新闻;重庆医科大学研究生导师列表中,已不再见到局长导师的名字。  如果聘请局长教授名正言顺,那么无论他现在如何沦落,他的学者身份和学术地位仍在,大可不必“位去茶凉”,立即擦洗他的痕迹。人民大学敢在监狱里给黎元江答辩博士论文,你们盛情聘请的教授导师刚进监狱却翻脸不认,如此匆忙地撇清与他的关系,不正说明当时聘请他理不直气不壮?  大学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本应是培养独立思考精神、产出良好价值观念和思想品格的地方,但这样的教育传统已经被世俗功利所取代。现在高校里的一些领导和教师,媚官媚商还媚星。那些在重要位置上有一官半职的官员,那些有点名气的富商,那些文体演艺明星,在高校里如果没有一些头衔,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成功人士了。  实际上,许多大学已经成为名人会所,唯独缺少真材实料的学术明星。他们通过聘请成功人士做客座教授名誉导师,既可沾光又可得到某种好处,至于受聘者有没有与高校相匹配的学术资格并不重要。  高度行政化矮化了高校的学术精神和学者尊严,严重的精神缺钙,导致高校热衷于傍高官傍大腕傍大款,这无论对学生还是对社会都是一种负价值的灌输和传导。当那些被傍的人犯事之后,高校的管理者又匆匆忙忙移除他们留下的聘书、题词、讲话等等记录,就再次强化了成王败寇世态炎凉的功利价值观。  过去我们常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现在桃李树下的小路已成大道,只是这个大道已变成通向国外学校的长途。父母们为何不惜花费巨大舍近求远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求学?原因很简单,国内的学校不能为他们提供满意的教育。这种教育抽去了思想、学问和创新的丰实底座,剩下的就只有跪拜和仰望了。——公安局长成为全能教授,就是对高等学府的极大讽刺。
洪巧俊:贪官与情妇的奇文轶事
贪官与情妇的奇文轶事贪官与情妇的奇文轶事&&& •洪巧俊12.18&5年前,写过一篇《建议编一本&贪官奇文轶事大观&》的文章。不知有人编了没有,如果还没有,那就把书名改一改,改做《贪官与情妇的奇文轶事》,这样改标题更加具体,更加吸人眼球,当然该书会更加畅销,卖得更火热,赚得更多。相信明年的作家富豪排行榜的第一名,一定是该书的编著者。当然出版这样书是有积极意义的,一是真实地反映了反腐的战果;二是该书可成反腐败活的教材,让更多官员看后有警示作用,看看这些贪官都是倒在女人的裙子下。记得在《建议编一本&贪官奇文轶事大观&》的文章中,我列举了“另类收藏”家、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原副局长李庆普,在他的储藏室里4个带有密码锁的铁皮柜中,存放着记录自己每次跟女人发生两性关系全过程的日记本95册,日记本里每隔几页用纸包卷的则是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女人的毛发;“学者型官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为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运用进修时学来的MBA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等贪官的奇文轶事。但这些奇文轶事远没有最近发生的惊奇而精彩。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最近一段时间,似乎官员与情妇的奇文轶事多了起来。多了起来,是网络举报看准了时机。比如对雷政富的举报,是选择在十八大之后,因为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这给举报者增强了信心,再就是雷政富的保护伞都倒台了。从微博举报,到雷政富被免职,也就三天的时间。这种雷厉风行地查处是不多见的。这说明反腐力度在加大。雷政富的不雅照,是很有故事性的轶事,据报道,雷政富任垫江县委书记。垫江县土石方工程大都由其弟雷政奎承包。此外,垫江县的路灯、绿化等工程也全部由雷政奎承揽。而那些建筑商只能吃雷政奎的“剩饭”,或者到雷政奎门口“讨饭”吃,这就激起了建筑商们对雷政富的仇恨。于是建筑商招募美女,训练好美女进行“公关”,只要有了不雅视频,就能从雷政富手上拿到工程,拿不到工程,就曝光他的不雅照,让他倒掉。那时雷政富不但没倒掉,倒是拍摄不雅照的雷政富情妇与那名建筑商倒掉了,被抓进监狱,受牢狱之苦了。雷政富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倒在微博上,倒得如此突然和迅速,让他措手不及。这就是雷政府的不雅照轶事。说了轶事,再来说奇文,奇文的作者是山东单增德在奇文(如此写道:三年前,写了《贪官须警惕情人上电视曝光地下情》,一天看到两位局长倒在女人脚下的新闻。山东淄博市张店区水务局长鲍振华与情人赵某相处一年多之后,被情人在电视上曝光,赵某在电视节目中展示了一系列的证据,如内裤,卫生纸等等,并将两人的隐私毫无保留地进行了介绍。而湖南衡东县水利水电局局长吕军与该县工商局一女子在衡东宾馆开房休息后,女子从宾馆走出来时突然倒地身亡。我当时觉得很奇,两位倒下的局长都带“水”,不知是被大水冲了龙王庙,还是女人真的是祸水?总之,他们都把自己“淹没”了。吕军做梦也没有想到与女子开房后,女子会猝死,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虽然女子没有像那邹城电视台播音员死在副市长的床上,但却死在“房”前。所以官员要保持高度警惕,一不能让女人死在自己的床上,二不能女人死在“房”前,一定要让她们走到自己的家里,那就万事大吉。贪官与情妇的奇文轶事非常多,有好事者进行了归纳:比如数量奖: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团结奖:福建省周宁县县委书记林龙飞,他同时与二十二名情妇保持性关系。更有创意的是,他在一家酒店大摆群芳宴,让二十二位情妇在房间里彼此见面。席间,林龙飞宣布,今后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芳宴,奖励30万元给最美丽的情妇。。之外还有素质奖、学术奖、管理奖、逻辑奖、告状奖、明星奖……每个奖项都有贪官与情妇的奇文轶事。贪官的奇文轶事太多,无法一一列举,编著一本书,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知有不有人编著,我愿无偿提供手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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