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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抑郁症患者不足一成选择就医
北京安定医院病房走廊里，几名抑郁症患者正在散步。
北京安定医院，一名抑郁症患者隔着门对着记者的镜头做鬼脸。这里的大门一直是锁着的，只有医护人员才能打开。
入院治疗患者近八成可治愈；患者与医院、家人、社会难以结成“治疗联盟”，尚需形成合力对抗疾病
出院的日子终于到了，让刘月又期待又害怕，“在这里什么都不用想，出院以后很多事，怕自己面对不了”。
　　今年2月2日刘月离开北京安定医院。45天前，她抑郁症复发吃了100多片安眠药寻死，按正常药量，她每天只吃1片。
　　刘月求医的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收治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度抑郁患者。今年年初，新京报记者驻守这家医院，亲历了抑郁症患者治疗的全过程。对抑郁症，医学上已有一套有效的治疗体系。比抑郁症更可怕的，是人们对它的无知、恐惧和逃避。
　　不容忽视的是，出院以后，社会功能的恢复是抑郁症患者进入正常生活的另一道坎。当治愈的病人回到曾经的生活环境，需要把原有的价值观推倒重来，减少抑郁情绪的来源，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防止复发。这不仅需要医生，还需要家属和社会组成的“治疗联盟”。简单地说，就是拒绝歧视，给他们理解和关爱。
　　4% 抑郁症全国的就诊率只有4%左右。
　　90% 90%以上的患者根本没有治疗。
　　20% 近80%入院治疗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再没有复发。
　　住院后患者重新认识抑郁症，迈出自救第一步
　　抑郁症病房的一天，是从每天的晨检开始的。
　　“51床，张倩倩，17岁。学习成绩好，中考全校第一名，曾服药、抽血自杀，手腕有明显伤痕，目前抗拒治疗，防藏药、自伤、自杀。”
　　“59床，马兰，31岁。病人情绪低，害怕、焦虑。防藏药，防冲动，防爬窗。”
　　“40床，王淑珍，53岁。情绪差失眠，有拿煤气罐自杀的行为。儿子也患抑郁症住院。腹部和右手腕部有明显伤痕，防藏药、防外走。”
　　1月25日早上8点半，安定医院抑郁症中心女病区主任张玲和病房主治医生开交班会，心里有了底。昨天新增了7个病人，这对抑郁症中心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送来住院的患者多出现了自杀行为，病情严重，家属也照顾不了。”
　　“如果在（抑郁）症状初期及时确诊并得到治疗，他们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在张玲眼里，入院时间不长、刚大学毕业的王凡是比较典型的病例，他抑郁从高中就开始，却被当作神经衰弱治疗了7年，直到大学毕业才接受精神科药物治疗。
　　其间，王凡尝试做运动、看心理医生、主动诉说，症状却越来越重。去年开始，王凡不仅受失眠折磨，“精神一紧张就感觉皮肤疼痛，好像每个毛孔都被扎了一根针，每根针还有人不断在弹”。
　　“我特别想找人说说话，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能说到一起去。后来我经常幻想，身边有个人，我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告诉他，他把我想听的话都说给我听。”
　　王凡说，他不知道自己多长时间没有笑过，印象最深的是高中在全校的学生大会上，校长走到他身边问，为什么从来没看你笑过？
　　对于张玲和精神科医生来说，很多抑郁症患者，都缺少抑郁症的认识，没想到“不高兴”也是一种病。此外对精神科医院抱有偏见，认为来精神病院看病是件羞耻的事。“在这个过程里，病人康复的信心和最佳的治疗时机一起流失了。”
　　即便如此，安定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认为，这些患者还是幸运的。据国家权威部门最新的调查显示，抑郁症全国的就诊率只有4%左右。
　　“与90%以上根本没有治疗的患者相比，他们迈出了自救的第一步。”王刚说，实际上，抑郁症也被称为“心灵感冒”，像身体感冒一样，可以被治愈。“只有愿意自救的人，医生才能救他。毕竟患者自己才是决定是否走进医院，克服不良反应去接受治疗的人。”
　　面对抑郁症逃无可逃，对抗需付出清醒的努力
　　透过走廊门上镶着的一小条玻璃，张文和妻子孙亚两人一个弯腰一个跪地，希望看到女儿一眼。
　　他们的女儿张倩倩，3年前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某重点中学，同年开始有抑郁表现，三年后进入安定医院治疗。
　　但当主治医生建议安排见面时，他们却把两袋衣物交给护士，转身摆手拒绝。
　　“我们不敢见她，见了她一定会把她带走”，两人都已是一脸泪水。
　　女儿诊断出抑郁症以后，张文夫妇答应女儿会陪着她一起抵抗抑郁，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孩子经常买药，买针管抽血伤害自己”，孙亚说，住院前一天，女儿曾发信息向她求助“我今天感觉不好，你能不能早点回来”。
　　孙亚还是回来晚了，女儿见到她很开心，蹦跳着给她唱歌。等第二天一早，她推开女儿的房门，看见桌上、床上都是血。
　　张文说，女儿一直拒绝住院，还扔了医生开的药，“她说我背叛了她，因为我答应过不会把她送进医院，可是我怕永远失去她呀。”
　　在医生的劝说下，父亲在接待室与张倩倩见面。父女俩手握着手交谈，时而用手背抹泪。这时，母亲孙亚在走廊靠着接待室的门，坐在地上悄悄哭泣。
　　最后，张文还是没有抵得住女儿的乞求，答应她次日办理出院手续。虽然他们明白，这时候把女儿带回家，可能冒着失去的危险。
　　“如果他们（父母）真的痛苦，那我比他们痛苦一万倍。”张倩倩把病服袖子往上拨，露出纤细的胳膊。白嫩的皮肤上横七竖八地布满了刀痕，这都是她自己在痛苦时划的。“无论怎样，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希望他们负起责任来保护我。”
　　第二天，尽管主治医生反复劝说，未正式治疗的情况下出院对患者非常危险，张倩倩还是办理出院手续离开了。
　　“有的病人我们真的很想帮助他，但我们无法强制治疗”，主治医师马朝阳说，因为对精神病房的偏见和恐惧，有的患者刚住几天药还没起作用就出院了，有的为了唤起家人同情夸大身体不适、假装病情好转，有的约好复诊却再也没来过。
　　“医生只能尽力去做能力范围内的事”，张玲也认为，抑郁症除了临床症状，还有人格问题、心理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使抑郁症的治疗比其他疾病更为复杂。因此，对抗抑郁症，需要更多人付出努力。
　　患者制作“日历”：生命有挫折，那不是尽头
　　与张倩倩不同，程玲玲是自己要求来住院的。之前两次住院治疗的经历，让她适应了精神科病房的生活，平和地面对自己的疾病。
　　“你知道这个病有多难受吗？天天睡不着，脑袋昏沉沉什么都做不了”，程玲玲病重时曾一心寻死。
　　刚进医院那段时间，程玲玲迷上了“无抽”，“好比你做错了题拿橡皮擦擦掉一样，把不好的记忆给擦掉了”。
　　无抽，即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是目前抑郁症治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大脑内的神经递质之一5-羟色胺少于正常人。“无抽”相当于把大脑内神经递质分泌“格式化”，重新启动的神经递质代谢，让5-羟色胺等各种神经递质的水平恢复到正常状态。
　　“无抽”实施时先将患者麻醉，把两片金属电极固定在额头上，视患者身体情况通电2到8秒钟。
　　“感觉脑子跟喝了酒一样被灌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记得了。”程玲玲喜欢这种感觉，好像人生真的从头开始了。实际上“无抽”只会造成短暂的失忆，记忆会在几天之后慢慢恢复。这时患者情绪低落、想自杀的念头已明显减轻了。
　　医院每天的集体活动，每个患者都会讲述自己遭遇，也听到了很多别人的故事。
　　在一次集体活动中，老师发起话题，让大家自由讨论对“家”的感觉。一直拒绝治疗、不与任何人说话的马兰突然举手发言。
　　“家是吵架的地方，家里的人都是冤家”，马兰说，在家里所有人都怪我、不理解我，我都那么难受了他们也不关心。在家我就一个人，把所有帘子都拉上，谁叫门都不理。
　　为了安慰马兰，刘月讲了自己的故事。第一次治疗成功以后，她出去找了工作，遇到一个很爱她的人。他们结婚了。由于病情不稳定，一直服药的她无法生育。她觉得对不起老公，几次提出离婚。“每次他都耐心安慰，等咱好了不吃药了，不是还能生嘛！”
　　医生护士们都知道，以前老公特别疼爱她，夏天太阳那么毒，每次慰问日他都早来半小时。半个月前，刘月要在第二天出院，母亲带来一个消息。这次，老公提出离婚，她当场犯病，痛哭着要撞墙……
　　听了刘月的故事，程玲玲和身边几个病友都哭了，她们一起制作了一个希望日历，相互鼓励着熬过最想结束生命的黎明。简单的一张白纸，上面标明日期、星期、阴历的日子，下面不知道是谁写了一句话。
　　“生命有挫折，那不是尽头。只是提醒你，该转弯了……”
　　比抑郁症更可怕的，是久治不愈带来的绝望
　　护士王丽莉的每一个大夜班，都特别漫长。
　　安定医院抑郁中心的病房设施，与普通病房相似。只是在重症观察室，病床两边都安装了“约束腕带”。当病人有冲动、外跑、自伤等行为时，需要把他们“约束”在床上，等情绪平稳了再打开。
　　另外一点不同，是病房的门都没有锁，患者全部开着门入睡。护士每半个小时巡一次房，他们要看到每个病人的脸，检查睡眠状态。
　　夜间，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没有睡；有的凌晨一两点钟就醒了，只能望着夜等待天亮，或者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多数抑郁症患者受失眠折磨，护士必须掌握患者睡眠情况，第二天汇报给医生。
　　在没有敞开心扉之前，抑郁症患者的心里是个神秘的世界。护士长李金红介绍，对重症抑郁症的护理比其他患者更难。有的患者一心想要自杀，趁护士忙的时候，可能藏药、吞牙刷、把病服脱下来挂在洗手间的横梁上寻死，有时候挺可怕的。
　　为了防止病人自伤，带入病房的物品都经过严密的检查。每天早晚，护士站通过广播呼叫病人吃药。一名护士给药，一名护士查看。因为有的病人经常会做出喝水、仰头的动作，实际上把药夹在指缝，粘在牙床上。
　　刘月第一次自杀，主要原因不是抑郁，而是久治不愈带来的绝望。
　　“当时因为第一次搞对象分手，我什么都干不了，不说话一直哭。家人以为我是‘撞’到什么，带我到处去看都没好。后来我想反正也看不好了，不想再让爸爸妈妈跟着难受。”
　　近几年，抑郁症因名人患病和患者自杀新闻而受到关注。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也带着绝望的情绪，张玲每天反复回答一个问题：医生，我还能好么？
　　抑郁带来痛苦，但人们更怕深埋在传统价值观里的偏见。患上精神疾病就等同于“疯子”，是一张永远也摘不掉的羞耻标签。
　　“抑郁症这么一个能治愈的病，却背着沉重的社会负担”，王刚深感无奈地说，人们知道15%的患者最终走向自杀的结局，这里面有多少人接受过有效治疗，而另一条重要信息被忽视了，近80%入院治疗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再没有复发。
　　来自生活环境的诱因，成为抑郁症复发解不开的结
　　每天，都有治愈的患者出院。对新来的病人来说，她们是自己恢复的希望。但是摆在前者面前的是另一个问题，出去以后怎么办？
　　程玲玲治疗过2次，她母亲知道自己对女儿管教太严不利康复，但是50多岁的人改变性格谈何容易；“郁友”们也担心刘月，7次患病都是因为感情问题，只有29岁的她，以后还要面对感情；还有因高考升学压力导致患病的中学老师，出院后还会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这些来自生活环境的抑郁诱因，像一个解不开的结。想要赶走抑郁不复发，她们还需要面对一个考验——把人生观推倒重来。
　　在医院，医生能够帮助患者消除临床症状。但是出院后在每天的生活里，则需要自己强大的内心去消化挫折，调节情绪。这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更加困难，为了避免复发，除了药物维持治疗，这个过程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
　　王凡和父亲都看过心理医生，“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一直在强行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程玲玲也觉得心理治疗“没什么用”。
　　实际上，因为精神疾病不像治疗血糖、血压，没有一套直接体现病情的指针和数据。在治疗中医生的经验就显得特别重要。
　　由于心理医生的前期培养投入高，导致好的心理医生数量特别少。医院的号源少，私人诊所收费有的达到每小时1000元。而根据心理治疗的特点，患者必须持续、长期的治疗才会有效果，在经济、时间两个方面都很难实现。有的患者有条件治疗，但是没有遇到谈得来的心理医生，或者一次治疗见不到效果，就否定了心理治疗的作用。
　　“现在已经有了大量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只要配合治疗，大部分患者会在8到12周的时间里情绪恢复正常。”王刚介绍，好转的患者再接受9个月的维持治疗，病情稳定后逐渐减药、停药，最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尽管在医学上认为完全可能，实际治疗中却很少能实现。张玲介绍，有的病人怕产生药物依赖，情况好转就私自停药了，导致病情急速复发；有的病人病情严重时想住院治疗，住进医院刚刚好转就要回家，再次被外界环境刺激加重抑郁。
　　“我们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张玲每天要处理多个患者的出院请求，让她遗憾的是，因为对疾病的不了解和对医院的不信任，很多患者没有接受完整的治疗就出院，然后很快又被家人送回来了。
　　十几年前，临床医学毕业的张玲有很多选择，吸引她留下来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的，也正是这些病人。“有十几年（病史）的病人当时还在上学，现在已经是成年人和成功者，人生没有被抑郁毁掉。和患者一起战胜了抑郁，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应求访者要求，文中抑郁症患者和部分医护人员系化名）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瑶 吴振鹏 实习生 董兰兰
　　A08-A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抑郁症互助组织16年仍困在发展初期
抑郁症帮扶组织稀缺，活动缺乏专业指导及资金支持；公益示范项目起步遇阻
2月5日，北京海淀某饭店，阳光互助论坛的“郁友”们正在聚餐，在这里他们才能“脱下外壳”，畅所欲言。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无论病轻病重，每个抑郁症患者都想回归社会。这样一个缺少亲人关爱和社会理解的群体，非常期待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卸下压力，放松心情，并且在互助中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这也是尚善基金会、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郁今香等公益组织想要做到的。
　　线上社群、线下活动、互助小组，这些组织在不断地探索、发展，做着各种努力想为抑郁症患者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随着影响扩大，它们的困境也日益凸显，成员争执、社会环境、资金筹备、组织者专业性等，每一方面都有可能成为棘手的短板，让人感觉有心无力。
　　上海郁今香负责人老孙表示，抑郁者互助团体从2000年发起至今，仍处于发展初期。
　　从2000年“阳光工程爱心行动”发起，我国“郁友”互助渐露雏形，至今16年过去了，目前全国只有少数几家抑郁症互助组织，比较活跃的仅有阳光论坛、上海郁今香和杭州郁今香。
　　除了北京、上海较为活跃外，其余地区的线下活动时有时无，没有形成规模。
　　一个可以脱去外壳的地方
　　如果有一个抑郁症患者可以脱去“外壳”的地方，那就是“郁友”（抑郁症朋友）们开展互助活动的现场。
　　研究抑郁症的多名医学界专家普遍认为，郁友组织开展的活动，是帮助抑郁症患者“回归社会”的有效做法。
　　80后的曼文（化名）是一家科技公司职员，朝九晚五，生活简单规律，瘦瘦的她笑起来眼角弯弯，声音清脆甜美。
　　谁也想不到，曼文患有社交恐惧症，随后发展为抑郁症，经过数年药物治疗，目前仍在吃药调理。
　　渴望被理解，也渴望被尊重。在寻医问药的同时，曼文也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圈子”。几年前，她加入了“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结识了论坛负责人长风。在这里，抑郁症患者“抱团取暖”，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以“郁友”相称。他们会不定期组织“郁友”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包括散步、读书会、卡拉OK等形式。
　　她很依赖郁友的组织，每隔半个月，她会主动参加抑郁症自助团体办的聚会，每次人数不多，但却能畅所欲言。同是抑郁症患者，他们之间交流没有掩护与障碍，“只有郁友之间才有的聊，和普通人说是对牛弹琴。”
　　曼文身边郁友的活动通常是聚会，一拨人在一起聚餐，说说彼此的烦闷和应对外界的方法。
　　“在这里你就不用带壳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郁友们互相安慰。
　　曲终人散的时候，在地铁站，郁友分手时，他们都会程序式地拍照留念，快门按动的那一刹那，没有人说“茄子”，所有人紧握拳头，高喊的是“抗击抑郁”。
　　分别的另一个“仪式”是相互拥抱，郁友们互抱的时间很长，每个人都用力拍打对方。
　　稀缺的帮扶组织
　　这样的郁友聚会多只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存在，患抑郁症18年的杨思明一直渴望郁友活动却不可触及。
　　他曾问过在运城医院的医生，得到的回答是，小城市少有这样的组织。
　　有一次，他通过网络知道了一个郁友的微信群，加进去后，每天忙完地里的活，他会拿手机跟郁友聊聊天。妻子认为，他越跟郁友接触病会越重，他也想忘了自己患有抑郁症这件事，终于有一次，他下定决心退了群。
　　可是痛苦并没有退却。他再想加入时，那个群已经满了。
　　“回归社会和家庭，拥有稳定的工作、和谐的人际关系及健康的爱，这是抑郁症康复的表现。”阳光互助论坛的组织者长风一直这么认为。他2003年开始负责阳光论坛，本身曾有十几年抑郁史，走出抑郁症阴霾的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亲身经历，帮助抑郁症患者们摆脱疾病的困扰。
　　近年来，论坛的成员不断增加，甚至一些外地的抑郁症患者也慕名而来。
　　专程从天津赶来参加活动的抑郁症患者张伟（化名）很认同这种互助的形式，但天津没有类似成形的组织。“不同地区人们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就全国整体来说，类似的组织还是比较少的，资源有些失衡。”
　　对于抑郁症群体来说，相关的帮扶组织并不多见。知名度较高的有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和上海郁今香心灵成长互助会。如抑郁症本身一样，每个帮扶组织成立的背后，也都有着令人悲伤的故事。
　　日，青年演员尚于博因抑郁症自杀身亡。次年的这一天，尚于博的母亲毛爱珍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促进抑郁症防治的“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力图宣传普及抑郁症防治知识，帮助更多人对抗抑郁症；“阳光工程爱心行动”则是2000年3月在北大发起的，是中国第一个抗击抑郁症的互助组织；“郁今香”创始人陈巍同样有10多年的抑郁史。
　　而作为目前国内较大的公益互助交流平台，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也仅覆盖了7万多会员。
　　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互助会数量都屈指可数，可以想见，类似的组织在中小城市更难找到。
　　组织者困境
　　线下活动也没有长风想象的顺利，他坦言，目前最活跃的也就北京、上海。
　　“吃饭是最有效的形式，大家可以边吃边聊，没那么拘谨。”提起这种互助形式，长风说，“我们没有严格的秩序，有些人聊着聊着就成了朋友。”但近年来论坛慢慢衰落，郁友转移到QQ群、微信群，目前微信群有700多人。
　　由于创办人外国国籍的身份，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一直没有注册公益组织。现在论坛挂靠在仁泽慈善基金会，长风说，这主要就是为了有合法身份，线下互动也是独立运作。
　　为了寻求新的互助形式，长风成立了北京阳光爱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互助小组活动资金主要来自心理咨询，公司也对大学生进行公益咨询，收取少量费用。
　　“很难找到适合的组织者，能力、精力都是问题。”长风说，公益组织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主要靠互助自助。
　　阳光论坛目前的组织主力是李林（化名），他是位双向情感障碍（躁郁症）患者，患病二十多年，40多次电击治疗，使他丧失了部分记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和他一起做这件事，让线下活动活跃起来。
　　运行较为成熟的北医六院抑郁症自助团体亦面临同样的情况，发起人梁舒（化名）介绍，自助团体里有10多个固定成员，但真正能称得上骨干成员和志愿者的并不多。
　　对此尚善基金会秘书长伍华介绍，目前资助的组织有阳光论坛、上海郁今香和杭州郁今香。
　　“阳光论坛曾经想做全国的站点，但是还没有做起来。”伍华说，摊子铺得太大，反而不好推广。
　　阳光论坛在赣州曾经做了一个“抑路奔跑”社群，微信群里达到400多人，但是一个多月就坚持不下去了。伍华分析，牵头人也是抑郁症患者，规模太大，患者往往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
　　上海郁今香公益组织的牵头人陈巍，曾被患者寄予过多期待，最终陈巍承担压力太大，导致病情反复，目前在海南休养。由于找不到对接人，尚善基金今年也就没法再资助“上海郁今香”。
　　缺少专业指导
　　部分抑郁症互助组织关注到国外的互助联盟模式，但是实际操作中因缺乏专业指导，甚至完全硬搬，最终导致“水土不服”。
　　由于负责人陈巍正在调养，目前上海郁今香的主要活动形式——互助小组正在调整中。
　　郁今香实际上是学习美国的DBSA（抑郁症与躁郁症支持联盟），引进它全套的理念。由主持人照顾到每个人，让大家打开话匣子。
　　上海郁今香目前负责人老孙介绍，抑郁群体在人际互动中容易钻牛角尖，现场很容易出现语言冲突。有些病友控场欲较强，想做主持人拿工资，但这样性质就变了。
　　更大的麻烦是抑郁症比较复杂，互助小组中大家共识不多，认知差异大。关于是否应该服药、药物的选择、对医生的评价、心理咨询的认可度、恋爱工作生孩子的理解上等都会有争议，甚至不同类型之间还彼此歧视，严重者争吵、打架。
　　“有段时间我没吃药也好好的，就劝其他人也不吃药，其实这是误导。”参加阳光互助活动的张扬（化名）说，他两次复发都是因为停药导致的。
　　“有一个专业人员在里面很重要。”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所长王向群表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成员都是兼职，各有各的工作，协会也没法儿去给自助组织做专业指导。
　　北医六院也有一个抑郁症自助团体，成立于2007年9月，由北医六院的资深主任医师指导，是一个面向抑郁症患者、患者家属的开放式团体。
　　北医六院主任医师王希林介绍，这种小组活动不适合太多的人，一般是20多人，就在多功能厅，大家一起坐坐，分享自己的经验。
　　医院给自助团体提供场地，所以不可能完全不管，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在组里，遇到需要医生解释的用药问题，医生就说。
　　2007年9月至今，每个月的第二个周六上午，北医六院都会有二三十名患者聚在一起互助交流，大家互相帮助，累计有千余名抑郁症患者从中受益。
　　“钱老大”仍是拦路虎
　　公益组织请专业人员指导，不仅仅是理念问题，还需要充足的资金。
　　阳光互助活动组织者李林透露，活动请咨询师需要给出场费，这个钱阳光还拿不出来。“平时聚餐都是AA制。”
　　事实上，北医六院的自助团体也面临经费难题，没有赞助，很多想法都无法落地。想找大学约谈举办讲座，想走进患者家里交流，想带着团体成员外出旅游，想做公众号扩大宣传……都需要资金支持。
　　发起人梁舒有个打算，希望在近两年内以自助团体的名义出书，她觉得书具有传承的价值，她特别欣赏卡耐基《人性的弱点》中呈现的以案例给人启发的写作方式。她想效仿这样的方式，讲述自助团体的故事，影响更多的人。
　　“钱老大”是这些互助组织最大的“拦路虎”，当初北医六院自助团体内部编写的小册子还是在王希林主任的帮助下印了200本。如今已经快要发完了，组织者说，“不敢再往外发了，因为没有经费再印第二批。”
　　“国外的教会和慈善团队会给自助团体一些资金支持，他们比较活跃。”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博士生导师于欣教授介绍，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有一民间组织beyond bule，主做抑郁症相关知识的宣传。他们会定期举办活动、建立网站、举办音乐节，甚至请明星代言。他们筹集到不少资金，又进行宣传教育培训等，非常成功。
　　于欣介绍，在beyond bule活跃的十余年间，维多利亚州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由不到20%提高到了45%。
　　2008年左右于欣去那里学习考察，当时beyond bule想跟国内公益组织对接，但国内的都太小或者不够专业，最终没能对接上。
　　上海郁今香老孙介绍，美国不少抑郁症患者除急性期住院，一般都在社区康复，社区内精神健康方面的社工进行服务。
　　他说，社工有些是志愿者，专业度高的由政府出钱聘请，也有教会、基金会付费的。回到国内自助团体，患者就比较可怜了，不管是什么疾病的病友自助组织都还在发展初期。
　　公益示范难见疗效
　　自我认识、分享经验、推广公益、免费治疗——一些“政府公益示范项目”试图通过专项资金的方式将抑郁“良药”分享给更多人，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自2012年起，中央财政每年拨付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救助抑郁症群体公益示范项目”获得2015中央财政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C类）专项资金拨款人民币100万元，项目将在云南省15个县市对约1000人进行抑郁症的筛查、诊断。
　　对于项目的运行，承办方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秘书长崔丽丽表示，中央财政并未指定具体项目内容，只对项目实施区域有规定。
　　选定西部后，他们开始了数月的调研。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找医院，最终确定了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对曲靖市及区县的抑郁症患者进行筛查，确定援助对象，由医院进行治疗并免费派药。
　　未曾料到，麻烦接踵而至。崔丽丽说，项目出发点是好的，当时考虑到抑郁症群体自杀倾向严重，承办方专门请专家创作了歌曲《宽心谣》，想要去推广，结果却事与愿违。
　　由于与医院合作，协会自身的优势难以发挥，想要进行的文化类治疗，例如歌唱疗法、体育疗法、艺术疗法最终未能顺利实施。
　　对于对接医院来说也是个麻烦，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杨主任表示，在前期筛查阶段，患病较轻的抑郁症患者，可以用唱歌疗法的方式缓解，针对重度抑郁症患者，就需要药物治疗了。
　　由于当地经济条件及路程的限制，最终，大部分患者只去治疗一次，项目就结束了。加上协会的优势不能发挥，这个项目今年自然就没再申请。
　　为公益组织提供资金帮助的尚善基金会，对此有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尚善基金会秘书长伍华介绍，从2000年“阳光工程爱心行动”发起，我国“郁友”互助渐露雏形，至今16年过去了，目前全国只有少数几家抑郁症互助组织，比较活跃的仅有阳光论坛、上海郁今香和杭州郁今香。除了北京、上海较为活跃外，其余地区的线下活动时有时无，没有形成规模。
　　上海郁今香负责人老孙表示，国内病友互助仍处于发展初期，抑郁症患者整体动力差、康复因素复杂，导致抑郁症的互助团体运行困难。
　　A10-A11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赵力 实习生 董兰兰 刘思维 巩妍欣
上次去北医六院人家说我是精神分裂，说有对自己腹黑的想法的人都是精神分裂，这种说法也太严肃了吧？
看过动画，漫画等二次元文化的人多少都会有腹黑方面的想象力，难道都是精神分裂吗？
上次去北医六院人家说我是精神分裂，说有对自己腹黑的想法的人都是精神分裂，这种说法也太严肃了吧？
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精神问题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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