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术后定期检查脑肿瘤术后标志物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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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检测在宫颈上皮内瘤变术后复发预测上的意义探究
文章导读:选择接受不同术式宫颈锥切术90例HR-HPV阳性患者,在患者术后2年内对患者进行HR-HVP检测,对患者HR-HVP检测结果在预测病变残留、复发中的临床价值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两组患者术前感染率比较(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术后6月HPV感染率显著低于术前(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PV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患者病变进展较少。术后持续感染患者宫颈病变进展率显著高于HPV转阴者(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患者术后HR-HVP检测结果持续为阳性提示患者手术存在病变残留或存在复发可能,需在CIN患者术后对患者进行严密随访,以保证在发现病变残留或患者复发后得到及时治疗。
  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是与子宫浸润癌密切相关的一组子宫颈病变,常发生于25~35岁妇女。其发病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持续感染密切相关,转化区是CIN及子宫颈癌的好发部位,通过筛查发现CIN,及时治疗高级别病变,是预防子宫颈癌行之有效的措施。CIN的治疗通常采取保守手术治疗,宫颈锥切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据研究显示,CIN患者宫颈锥切术后浸润癌的发生仍比正常人高出4~5倍,而危险主要源于病变的残留以及CIN的复发。研究显示高危型HPV感染在宫颈癌危险因素中占有很大比例。研究显示CIN与宫颈癌息息相关,同时CIN与HPV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证实。子宫颈锥切术包括子宫颈环形电切除术(loop electrosurgical excision procedure, LEEP)和冷刀锥切术(CKC),对CIN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在术后对患者进行HPV检测,对手术是否存在病变残留以及复发良好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对不同手术治疗CIN后的HPV消失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HPV在CIN手术治疗后的随访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在我院接受宫颈锥切术治疗的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患者90例,均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其中接受LEEP手术的患者45例。CKC手术患者45例,患者入院后均接受HC2法HR-HPV检测,检测结果显示,90例患者HR-HPV均为阳性,患者年龄28~52岁,平均年龄(40.5±2.3)岁,患者孕次0~5次,平均孕次(2.6±0.6)次,患者产次0~3次,平均产次(1.4±0.4)次。患者经阴道镜活检检查,诊断为CINⅠ的患者20例,CINⅡ的患者19例,CINⅢ的患者51例。以患者接受的手术方式为依据,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45例患者为LEEP手术患者 ,患者年龄28~51岁,平均年龄(40.7±2.2)岁,患者孕次1~4次,平均孕次(2.4±0.4)次,患者产次1~3次,平均产次(1.4±0.6)次。患者经阴道镜活检检查,病理诊断结果显示:CINⅠ患者10例,CINⅡ患者9例, CINⅢ患者26例。对照组45例患者为CKC手术患者 ,患者年龄29~52岁,平均年龄(40.9±2.3)岁,患者孕次0~5次,平均孕次(2.4±0.4)次,患者产次0~3次,平均产次(1.5±0.5)次。患者经阴道镜活检检查,诊断为CINⅠ的患者10例,诊断为CINⅡ的患者10例,诊断为CINⅢ的患者25例。
  病例纳入标准:有性生活史;检测结果无缺失;患者资料无逻辑错误。病例排除标准:子宫切除史;盆腔放、化疗史,妊娠状态;免疫抑制剂服用史患者。
  1.2 方法
  1.2.1 检测方法 采用美国Di-gene公司出产的第二代杂交捕获实验检测系统对高危型HPV DNA进行检测,与患者非月经期进行采样,患者于采样前3d内停用阴道栓剂,采样前1d禁止性生活。于患者子宫颈外口插入专用HPV取样器,并顺时针转动5圈,以获取患者宫颈外口鳞状、柱状上皮交界分泌物,将采样分泌物放入盛有保存液的小瓶中,标本放置于4℃低温容器中保存,以备HR-HPV DNA检测。采用96孔平板发对13种HR-HPV进行检测,检测原理:利用放大抗体捕获信号以及检测化学的发光信号。具体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操作步骤如下:①样本DNA双链在释放后分解为核苷酸单链;②DNA单链在于RNA探针结合后形成RNA-DNA杂交体;③特异性抗体会在微孔上固定RNA-DNA;④RNA-DNA在与结合了碱性磷酸酶的二抗结合后会将信号放大;⑤酶底物在碱性磷酸酶的作用下会发光,碱性磷酸酶含量的确定则以光信号的强弱为依据,碱性磷酸酶含量得到确定后RNA-DNA杂交体的含量也能得到确定。采用DML2000微孔板判读器对样本光信号进行测量,并以相对光单位(RUL)来表达。HR-HPV阳性诊断:HPV-DNA含量=检测样本 RLU/标准阳性对照RLU(标准阳性对照RLU≥1.0)。
  1.2.2 组织学诊断 对于HPV阳性的患者进一步行电子阴道镜检查,阴道镜下对醋酸上皮和碘试验不着色区进行多点活检,对活检结果为CIN的患者进行高频电波刀子宫颈环状电圈切除术或冷刀锥切术,以各项诊断中级别最高者作为组织学最后诊断。
  1.2.3 手术方法 对HPV阳性诊断患者行进一步电子阴道镜检查,取醋酸上皮以及碘试验未着色区多点样本进行活检,若活检结果为CIN,则在患者月经干净后3~5d后对患者实施手术。以组织学诊断结果为各项诊断中最高级别标准。观察组手术方法:观察组患者接受LEEP手术治疗,病变范围用棉签采用5%碘化钾溶液进行标志,对于阴道镜检查效果较为满意的CINI的患者,切除范围需达到预定带边界,深度以5~8mm为宜。对于阴道镜检查效果不满意的CINI患者,切除范围和检查效果满意患者切除范围无异,深度以20mm为宜。无论阴道镜检查效果是否良好的CINⅡ、CINⅢ,切除范围都需达到移行带边界外侧的3~5cm,深度以20~30mm为宜。对照组手术方法:对照组接受CKC手术治疗,对肉眼可见病灶外0.5cm范围进行切除,一般锥高延至颈管2~2.5cm。
  1.3 观察指标
  对90例患者术后进行24个月随访,随访过程中主要对患者实施HR-HPV联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若患者HPV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或TCT结果≥ASC-US,则还需对患者实施阴道镜检查,并对患者宫颈可疑部位进行活检。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2年内HPV消失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子宫锥切术后病变情况。
  1.4 疗效评价
  患者术后治愈:患者术后2年内无CIN病变、复发;连续两次细胞学检查均正常且阴道镜检查无异常即认为无残留或复发,无论HPV-DNA检测结果如何;组织学证明存在任何级别的CIN均认为存在病变残留或复发。术后半年内细胞学异常且有组织学证实的病变为残留;术后半年内细胞学检查阴性,半年后才发生的经组织学证实的病变为复发。
  1.5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到SPSS19.0统计学软件中进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数据以[n(%)]表示,若P&0.05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组织学检查结果
  90例患者宫颈锥切术后残留或复发11例(12.22%),术后HR-HPV检测结果为阳性的28例(31.11%),阴性患者62例(68.89%)
  2.2 两组患者宫颈术前HPV感染及术后消失情况
  两组患者术前HPV感染、术后2年内HPV消除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患者术后HPV感染率显著低于术前差异显著(P&0.05),有统计学意义。
  2.3 患者手术治疗后HR-HPV情况与病变复发的关系
  结果显示,HR-HPV在宫颈锥切术后残留、复发的敏感性为100%(11/11),特异度78.48%(62/79),阳性预测值39.29%(11/28),阴性预测值100%(62/62)。患者术后HR-HPV阳性组与HR-HPV阴性组复发、残留发生比较差异显著(χ2=2.09,P&0.05)。
  3 讨论
  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可分为Ⅰ~Ⅲ级,大部分低级别CIN 可自然消退,但高级别CIN具有癌变潜能,可能发展为浸润癌,被视为癌前病变。CIN反映了子宫颈癌发生发展中的连续过程,此阶段是宫颈癌的重要防治阶段,而不同程度CIN的病变进展也各不相同。相关研究显示,约60%的CINⅠ患者病变会正常归转,而30%的患者病变会维持原状,约有10%的患者会发生高度癌前病变,侵润癌病变率为1%;确诊为CINⅡ的患者,病变逆转发生率约为40%,约40%的患者病变会维持原状,约有20%的患者会发生高度癌前病变,浸润癌,CINⅢ的病变率约为5%;诊断为CINⅢ的患者,病变逆转约为33%,病变维持原状的发生率约为55%,而进展为浸润癌的几率高达12%。同时,乌恩岳苏等指出,患者癌变进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相关数据显示,通常HPV感染至发病的时间较长,约15年进展才会发展成为宫颈癌,而患者HPV一旦进展为CINⅡ或CINⅢ,此时患者宫颈癌的发生率便会显著增加。相关数据显示,近年宫颈上皮内瘤患者年轻化趋势较为严重,能够保留功能的保守手术在临床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宫颈锥切术具有诊断和治疗的双重效果,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年轻患者而言,宫颈锥切术具有阻断、预防宫颈癌发生的重要作用。
  研究数据显示,随着现今临床中宫颈锥切术的广泛应用,仍有4%~16%的CIN患者术后存在复发的风险,需再次接受手术治疗。K Ulrich Petry等在对CIN手术治疗患者术后进行8年随访后显示,宫颈浸润癌发生率为0.058‰,而同期年龄调整人群宫颈癌发病率为0.85‰,张玉勤等研究显示,CIN患者接受保守手术治疗后浸润癌发生率仍是正常人的4~5倍,因此需对CIN保守手术患者进行术后长期随访。宋晶淼等研究显示,CIN保守手术患者术后病变残留以及复发多发生于术后2年内,因此CIN保守手术患者术后至少接受2年随访。
  现今国内关于CIN宫颈锥切术后患者病变残留、复发的预测文献较少,以关于CIN保守手术患者术后病变残留的文献居多,而国外也以宫颈锥切切缘状态对残存病变状态判断的文献居多,本研究通过分析HR-HPV感染与CIN手术前后的关系,对HPV预测病变残留复发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如果CIN患者在术后HR-HPV检测仍为阳性,则患者复发、残留均有较高的发生率。吴瑾等研究显示,切缘为阳性的患者复发率要远高于切缘为阴性的患者,本研究结果也显示,阳性切缘患者复发率显著高于阴性切缘患者(P&0.05),研究结果还显示,阳性切缘患者复发率显著高于阴性切缘患者(P&0.05)。蒙玉刚等在对患者随访过程中应用HR-HPV检测后结果显示,HR-HPV在宫颈锥切术后残留、复发的HC2检测为100%,Cheng等对更年期妇女宫颈锥切术后的HPV DNA检测结果与该结论相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HR-HPV在宫颈锥切术后残留、复发HC2检也测为100%,与之相符,我们认为HPV指标在宫颈锥切术治疗效果的检测中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接受何种保守切除术治疗的CIN患者,在患者术后对其进行HPV归转检测,继而将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患者划分为高危人群,并通过HPV检测的高敏感性和宫颈细胞特异度检测来尽量降低随访过程中的漏诊率,增加对术后HPV持续为阳性患者的随访频率、延长患者随访周期,以保证在发现病变残留或患者复发后得到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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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描述(发病时间、主要症状、症状变化等):宫颈癌术后两年,做肿瘤标记物全套,各项指标均正常,ca-724偏高,具体数值如图,需要注意什么或着需要进行什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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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3条医生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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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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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这种情况主要考虑是需要检查治疗的。意见建议:不必过于担心,可以进行预防治疗,定期复查就好,注意饮食运动合理化,祝健康。
职称:医生会员
专长: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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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你好,可能是属于术后稳定,也是问题不大的,基本是可以继续看医生检查试试,也是很重要,建议当地医生指导。
职称:医师
专长:妇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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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您好;你的情况手术后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放疗、化疗以及中医药治疗,且以中西医结合为治疗原则,祝您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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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肿瘤细胞的研究进展及其在宫颈癌的研究前景
  宫颈癌是女性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及死亡率位居第二的,仅次于乳腺癌。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宫颈癌在诊断治疗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大多数宫颈癌患者在初治两年内会复发和转移。据统计各种治疗方法总共约有35%会复发[1],7%~21%的会发生远处转移[1]。影响宫颈癌复发和转移的因素很多,但究其根源,这主要和外周循环肿瘤细胞(CTCs)有关。CTCs是指由于自身脱落或其他原因从原发灶或转移病灶进入外周血循环、淋巴循环的肿瘤细胞。目前尚无确切的检测肿瘤早期转移的手段,有效的早期干预不行,即使是高分辨率的影像学技术也无能为力。因此,有效发现外周血中的CTCs不仅对肿瘤的诊断,复发和预后的判断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指导临床治疗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1 CTCs概述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奥地利病理学家Ashworth[2]首次报道了在1例因癌症死亡的患者的外周血中发现了类似肿瘤的细胞,并提出了CTCs的概念,此后人们对CTCs的研究逐步深化,近年来已经成为肿瘤研究热点之一。大多数进入循环的肿瘤细胞在短期内死亡,只有生命力强、高度转移潜能的CTCs存活下来,并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为转移灶。而外周血的CTCs能否形成远处转移灶与自身基因表达谱密切相关,有些CTCs在血液的剪切力以及免疫因子的作用下发生了凋亡;而有些CTCs能克服血液的剪切力及免疫系统的防御作用,最后发生远处转移。因此CTCs的转移能力是由自身因素、周围微环境及免疫系统等共同决定的。  CTCs状态对远处转移灶的形成非常重要。首先外周血CTCs细胞数目较少,其次分离相对困难,且我们对其外周血中的增值特性了解较少,这都限制了对肿瘤复发转移机制的探索。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CTCs的检测技术有了很大进步。目前CTCs检测包括富集和检测两步:常用的富集技术主要有免疫磁分选,密度、梯度离心和细胞过滤等。检测技术包括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免疫组织化学技术(ICC)、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和流式细胞术(FCM)等。由富集及检测技术相结合的分析技术即细胞检测系统在2004年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此方法可检测出乳腺癌等实体瘤外周血中的CTCs[3],且研究证实检测结果与RT-PCR方法具有高度一致性[4]。这为CTCs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技术平台,如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CTCs表面的特异抗体等。但目前CTCs检测仍面临着很多难题,如CTCs的间断性脱落,基因的不稳定性,这些因素增加了研究肿瘤复发转移机制的难度。  CTCs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乳腺癌、胃肠癌、前列腺癌和食管癌等多种肿瘤患者外周血中的CTCs都与疾病进展及不良预后有关。研究较多的是在乳腺癌,如Cristofanilli[5] 在做乳腺癌的临床实验中,检测177例转移性乳腺癌患者7.5 mL外周血中CTCs的数量,发现治疗前外周血中CTCs≥5较CTCs<5的患者预后差,经过统计分析显示CTCs可作为预后的独立因素,在治疗期间检测CTCs的动态变化能反映疾病的进展情况。实时定量RT-PCR检测食管癌患者CEAmRNA发现刚手术后的患者外周血中CTCs最多,提示外周血中CTCs可能与肿瘤的转移有关。但单凭CTCs并不能预测肿瘤转移,因为这些CTCs中的大部分不久就会进入自杀程序,只有极少数的细胞具有转移的潜能。
2 CTCs在宫颈癌的临床应用 2.1 宫颈癌CTCs的标志物
  外周血CTCs的检测的特异性取决于血清标志物的选择。不同的肿瘤类型有不同的肿瘤标志物,如乳腺癌[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CAM),细胞角质素8、18和19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MUC-1,HER-2],前列腺癌[EPCAM,前列腺特异抗原(PSA)],以及结直肠癌[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质素20,EGFR)]。它们均可作为标志物用于CTCs检测,如在患者外周血中检测到这些特异的标志物,则提示肿瘤的存在。  研究表明,99.0%以上的宫颈癌患者可检测到人乳头瘤病毒(HPV),HPV DNA的E6/E7基因整合到宿主基因并稳定表达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Liu等[6]在治疗前对60例宫颈癌患者进行HPV DNA检测,阳性率为20.0%(12/60)。Pao等[7]应用巢式RT-PCR技术检测15例Ⅳ期宫颈癌患者外周血的HPV16,结果显示HPV16的阳性表达率为86.7% (13/15),且13例阳性患者外周血的HPV16的检出率为92.3%(12/13),而HPV阴性者和正常对照组均未检测出HPV16的表达。据以上文献可知,患者外周血HPV的检出率为20.0%~92.3%,也提示宫颈癌患者外周血HPV16 mRNA的存在可作为检测CTCs的一个敏感指标。但由于并非所有的宫颈癌均有HPV16、18感染,如鼻咽癌、乳腺癌等也与HPV感染有关,所以将HPV DNA作为CTCs的检测有一定局限性。  同时,已有研究以鳞状上皮细胞抗原(SCCA)作为肿瘤标志物检测宫颈癌患者外周血的CTCs。如Duk等[8]采用酶联免疫检测,研究结果显示患者血清SCCA的阳性表达率为55.7%,且多因素分析SCCA可作为宫颈癌的独立预后指标。同时Stenman等[9]采用RT-PCR技术,检测了15例宫颈癌患者外周血中的SCCAs,其阳性率为40.0%,跟踪随访了2年后其中6例SCCA阳性者中3例复发,而9例阴性者有2例复发。综上所述SCCA将有助于宫颈癌的分期和预后判断。  最近还有研究用宫颈癌的相关肿瘤标志物来检测CTCs,如赵新玲等[10]采用RT-PCR法检测宫颈癌患者外周血中MAGEA3、hSTC1mRNA的表达,将肿瘤患者实验结果和临床病理结合分析发现,MAGEA3、hSTC1mRNA在早期宫颈癌和对照组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46.7%和0.4%和0.0%,差异有显著性(P<0.05),说明用宫颈癌患者外周血MAGEA3和hSTC1mRNA的表达来判断早期宫颈癌患者外周血中存在循环肿瘤细胞是可行的。陈鲁等[11]也应用RT-PCR检测了291例0~ⅡA期宫颈癌外周血的CK19mRNA的表达,阳性表达率为19.9%,结合临床病理资料分析,宫颈癌外周血CK19 mRNA阳性与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淋巴血管间隙受侵和深肌层浸润存在明显的相关性(P<0.05),所以可认为CK19 mRNA也可作为检测宫颈癌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的指标之一。2.2 宫颈癌CTCs标志物的探索方向2.2.1 上皮特异性细胞粘附分子(EpCAM) EpCAM常被用作CTCs的检测标志,因为它以多聚体的形式广泛表达于上皮组织表面。有研究显示在人的131种肿瘤中有98种肿瘤表达EpCAM,EpCAM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均呈高表达,如结直肠癌、前列腺癌、肝癌、乳腺癌、卵巢癌等[12]。严颖等[13]用RT-PCR的方法以EpCAM为标志,检测转移性乳癌外周血的CTCs,结果显示转移性乳癌患者的EpCAM mRNA阳性率在化疗前及第1周期化疗后分别为37.8%和42.6%,且转移生存分析显示第1周期化疗后EpCAM阳性的患者与EpCAM阴性的患者相比,中位病情进展时间明显缩短,分别为7.1月和11.1月(P= 0.013)。尽管目前无研究表明EpCAM在宫颈癌组织中高表达,但正常宫颈上皮有EpCAM的表达,且外周血细胞不表达EpCAM,所以它有可能作为检测宫颈癌CTCs的分子标志物之一,来预测宫颈癌的复发和转移。2.2.2 分子抑制因子(Id-1) 近期研究发现,Id-1在实体瘤如乳癌,前列腺癌,宫颈癌肿瘤中表达比对照组高,且上调程度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14, 15]。已有研究采用免疫组化和RT-PCR对上百例的宫颈癌,癌前病变和正常宫颈组织进行检测,结果显示Id-1的蛋白水平和mRNA水平在子宫颈癌组织中高表达,且Id-1的表达水平与肿瘤分化,淋巴转移,间质浸润等恶性行为密切相关。体外的实验也表明,HPV阳性的宫颈癌细胞株Siha和Caski的Id-1表达水平也高于正常宫颈上皮永生化的细胞株。从理论上可以考虑将Id-1作为宫颈癌CTCs检测的肿瘤标志物之一。但是不是其他细胞也有表达,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实验室研究和大规模的临床实验研究。2.2.3 游离DNA 游离DNA又称循环DNA,是一种无细胞状态的胞外DNA,存在于血清或血浆,脑脊液及滑膜液等体液中。Leon等[16]首先报道肿瘤患者外周血游离DNA水平高于正常人,同时研究发现Ⅰ期宫颈癌患者的血浆DNA水平明显高于正常组,说明血浆DNA水平的升高在宫颈癌的早期就已发生,提示血浆DNA水平有助于宫颈癌的筛查和早期诊断。但诊断的敏感性不高,如果与其他多种血浆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可进一步提高检测的敏感性。肿瘤患者游离DNA水平的检测可作为肿瘤治疗后预测复发的潜在指标。但由于游离DNA的微量存在,使得目前DNA的提取比较困难,再加上试剂昂贵,所以迫切需要建立实用性较强的检测方法。
3 存在问题和展望
  目前,对宫颈癌的复发和转移的诊断技术仍停留在传统的病理组织水平,而外周血CTCs的存在,作为无创性的指标检测将为宫颈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术后辅助治疗方案,以减少复发和转移,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实时定量PCR是目前检测血液中肿瘤细胞最为敏感、最为特异的方法。但该技术用于外周血CTCs的检测时要慎重,一方面可能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比如污染因素和引物设计不合理可能导致假阳性,以及CTCs的不间断脱落和肿瘤细胞的稳定性可能会产生假阴性。另一方面免疫系统对少数外周血CTCs有清除作用,所以未必都能检测得到。   标志物的选择是外周血中肿瘤细胞检出的关键。但在宫颈癌的研究中尚未发现真正特异的肿瘤分子标志物,且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较高的标志物也存在不同的说法甚至相反的报道,临床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但必须相信随着对宫颈癌CTCs研究的逐步深入,采用尽可能少且特异的指标联合检测宫颈癌的CTCs将对指导临床有重要的意义。比如根据外周血中HPV DNA,SCCAg mRNA, Id mRNA及EPCAM mRNA等的表达作为宫颈癌的联合检测指标,这将对筛选术前存在CTCs的患者,以及对这部分患者的术后辅助性治疗,提高宫颈癌的疗效,降低术后复发率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一想法需要有大量的样本得到临床证实。因此,宫颈癌CTCs检测的临床价值有待于开展大规模前瞻性随机的研究。4 参考文献[ 1 ] 曹泽毅. 中华妇产科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2 ] Ashworth TR. A case of cancer in which cells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tumors were seen in the blood after death[J]. Australian Med J(14): 146-149.[ 3 ] Riethdorf S, Fritsche H, Müller V, et al.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a validation study of the CellSearch system[J]. Clin Cancer Res, ): 920-928.[ 4 ] HeloP, Cronin AM, Danila DC, et al. Circulating prostate tumor cells detected by transcription PCR in men with localized or castration refractory prostate cancer: bone metastases and with survival[J]. Clin Chem, ): 765-773.[ 5 ] Cristofanilli M, Garcia-Saenz JA, Maestro D, et al.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survival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J]. N Engl Med, ): 781-791.[ 6 ] Liu VW, Tsang P, Yip A, et al. Low incidence of HPV DNA in sera of pretreatment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J]. Gynecol Oncol, ): 269-272.[ 7 ] Pao CC, Hor JJ, Yang FP, et al. Detection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mRNA and cervical cancer cell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metastasis[J]. J Clin Oncol, ): .[ 8 ] Duk JM, Groenier KH, de Bruijn HW, et al. Pretreatment serum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a newly identified prognostic factor in early-stage cervical carcinoma[J]. J Clin Oncol, ): 111-118.[ 9 ] Stenman J, Lintula S, Hotakainen K, et al. Detection of squamous-cell carcinoma antigen-expressing tumour cells in blood by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in cancer of the uterine cervix[J]. Int J Cancer, ): 75-80.[10] 赵新玲, 卢爱妮, 廖予妹. 早期宫颈癌外周血MAGE_(A3)和hSTC_1 mRNA的检测及意义[J]. 中国现代医生, ): 13-15.[11] 陈鲁, 高永良, 冯建国. 临床早期宫颈癌外周血CK19 mRNA的表达[J]. 肿瘤防治杂志, ): 56-58, 61.[12] Kimura H, Kato H, Faried A, et 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EpCAM expression in human esophageal cancer[J]. Int J Oncol, ): 171-179.[13] 严颖, 程建平, 邸立军, 等. 转移性乳腺癌上皮特异性细胞粘附分子(EpCAM) mRNA阳性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及其临床价值[J].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 275-280.[14] Fong S, Itahana Y, Sumida T, et al. Id-1 as a molecular target in 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 cell invasion and metastasis[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 .[15] Yu DS, Hsieh DS, Chang SY. Increasing expression of GST-pi MIF, and ID1 genes in chemo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cells[J]. Arch Androl, ): 275-281.[16] Leon SA, Shapiro B, Sklaroff DM, et al. Free DNA in the serum of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effect of therapy[J]. Cancer Res, ): 646-650.(收稿: 修回:)(本文编辑:刘慧芳/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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