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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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宣传资料
什么是艾滋病（AIDS）
艾滋病的医学名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英文缩写AIDS），是一种病死率很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是它的英文缩写“AIDS”的音译。它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所引起的、具有一系列复杂症状的综合症。
什么是艾滋病毒（HIV）
艾滋病毒的医学名称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HIV），它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人体发生多种难以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终导致死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有哪些不同之处？
艾滋病毒感染者是指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是还没有表现出来明显的临床症状，没有被确诊为艾滋病的人。
艾滋病病人指的是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且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临床症状，被确诊为艾滋病的人。
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携带艾滋病病毒，都具有传染性。
不同之处在于艾滋病病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临床症状，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外表看起来跟健康人一样。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展到艾滋病病人可能需要数年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
一旦感染艾滋病，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哪些危害？
艾滋病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可能成为艾滋病流行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艾滋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不可忽视的危害。
1、& 艾滋病对个人的危害
从生理上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旦发展成艾滋病人，健康状况就会迅速恶化，患者身体上要承受巨大的痛苦，最后被剥夺去生命。
从心理、社会上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旦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心理上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2、& 艾滋病对家庭的危害
社会上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种种歧视态度会殃及其家庭，他们的家庭成员和他们一样，也要背负其沉重的心理负担。由此容易产生家庭不和，甚至导致家庭破裂。
因为多数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处于养家糊口的年龄，往往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当他们本身不能再工作，又需要支付高额的医药费时，其家庭经济状况就会很快恶化。有艾滋病病人的家庭，其结局一般都是留下孤儿无人抚养，或留下父母无人养老送终。
3、& 艾滋病对社会的危害
艾滋病主要侵害那些年富力强的20-45岁的成年人，而这些成年人是社会的生产者、家庭的抚养者、国家的保卫者。艾滋病消弱了社会生产力，减缓了经济增长，人均出生期望寿命降低，民族素质下降，国力减弱。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将许多艾滋病人及感染者推向社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使犯罪率升高，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遭到破会。
4、& 艾滋病对儿童的影响
艾滋病使千千万万的儿童沦为孤儿，使千万无辜儿童被迫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经常忍受人们的歧视、失学、营养不良以及过重的劳动负担。
吸毒与艾滋病的关系
吸毒是传播艾滋病的温床。这是因为：（1）吸毒者常常共用针管、针头，引起艾滋病毒的血液传播。吸毒者毒瘾上来，常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凑在一起共用一副注射器，别说消毒，连最起码的清洗都来不及。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注射器就会被污染，艾滋病毒就会在其他吸毒者中传播。（2）吸毒者的性行为往往是很混乱的，这将引起艾滋病毒的性途径传播。（3）吸毒者的体质下降，身体免疫力差，也为艾滋病毒的感染和发病创造了条件。
感染艾滋病毒的三大途径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途径主要有三条：血液途径传播，性途径传播，母婴途径传播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终生具有传染性吗？
就艾滋病来说，从感染到发病死亡前都属于传染期。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将终生具有传染性。因为目前尚未发现任何一种药物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艾滋病病毒。
作为个人呢，如何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
（1）&&&&&& 不发生婚前性行为
（2）&&&&&& 不以任何方式吸毒
（3）&&&&&& 不轻易接受输血和血制品。（如必须使用，要求医院提供经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和血制品）
（4）&&&&&& 不与他人共用针头、针管、纱布、药棉等用具
（5）&&&&&& 不去消毒不严格的医疗机构或其他场所打针、拔牙、穿耳朵眼、纹身、针灸或手术
（6）&&&&&& 避免在日常救护时粘上受伤者的血液
（7）&&&&&& 不与他人共用有可能刺破皮肤的用具，如牙刷、刮脸刀或电动剃须刀
下列日常生活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
（1）&&&&&& 食物、饮水、空气
（2）&&&&&& 公共场所的一般日常生活接触，如同在一个教室上课、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的座位、扶手，办公室的办公用品，工厂车间的工具，以及影剧院、商场、游泳池等场所的接触
（3）&&&&&& 礼节性亲吻
（4）&&&&&& 礼节性拥抱
（5）&&&&&& 双方手部皮肤完好时的握手
（6）&&&&&& 公用马桶、浴缸
（7）&&&&&& 蚊虫叮咬
（8）&&&&&& 纸币、硬币、票证
不要歧视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参与合作是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歧视不仅不利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还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疾病的受害者，应该得到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帮助。家庭和社区要为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营造一个友善、理解、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变高危行为、配合治疗，有利于提高病人及感染者的生命质量、延迟生命，也有利于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和维护社会安定。
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常见的歧视行为有：随意泄露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及生活史，将病人和感染者的病情、个人生活状态作为谈话资料，渲染或猜测，严重危害患者及其家属的身心健康，以不正当理由拒绝为病人家属提供社会服务，如购物、孩子上学入托、就医等等，蓄意对病人及其家属使用侮辱性语言和行为，包括故意破坏他们的财产和生活用具等，以不正当理由强迫患者家属搬迁或无理限制其行动自由。
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身心都由于疾病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折磨。目前，艾滋病尚不能为每一个人所认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歧视给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带来的是悲观、绝望和无奈。迄今为止的治疗尚不能根除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存在尚需克服的困难，而关怀是一副良药，关爱能鼓励不幸者笑对疾病，而对现在和未来，鼓起生活的勇气，以及与疾病做斗争的信心。预防控制艾滋病更需要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参与、关爱、理解、沟通可以使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医护人员合作，积极接受治疗。
红丝带的含义：
红丝带的来由：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视艾滋病为一种可怕的疾病。美国的一些艺术家们就用红丝带来默默悼念身边死于艾滋病的同伴们。在一次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齐声呼吁人们的理解。此时，一条长长的红丝带被抛在会场的上空……支持者将红丝带剪成小段，并用别针将折叠好的红丝带标志别再胸前。
红丝带标志：象征着我们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关心与支持，象征着我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和平的渴望，象征着我们要用“心”来参与与预防艾滋病的工作。
艾滋病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敌人，要消灭艾滋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培养预防艾滋病的社会责任感，需要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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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IE7.0以上浏览器陕西初步建成艾滋病防治机制 疫情呈低流行态势
陕西省往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活动现场。图由陕西省皮防所提供。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习红为市民带上红丝带。图由省皮防所提供。陕西省往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活动现场。图由陕西省皮防所提供。　　华商网讯（记者 王玲）12月1日，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目前陕西省艾滋病的发展态势如何?艾滋病最新感染人数是多少?陕西艾滋病防治情况如何?关注“世界艾滋病日”，不得不关注我们身边的这些问题。　　陕西省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于1992年发现　截止日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2098例。　　记者从陕西省卫生厅了解到的信息得知，自1992年陕西报告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截至日，累计监测各类人群共880万余人，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2098例，其中艾滋病病人849例，死亡380例。　　日到10月31日，陕西省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共计653人(按现住址统计)，其中艾滋病病人197人，死亡74人。男性556人，女性97人。其中本省籍569人(占87.1%)，外省籍流动人口84人(占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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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预防艾滋的组织有哪些
国家组织的便是当地的疾病防疫中心了（CDC），通过CDC可以取得准确的受认可的艾滋病预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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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患者资料：*性别：
陕西疾病控制中心、陕西省健康教育所、陕西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协会、陕西省艾滋病性病防治协会
疾病预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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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预防艾滋病基本知识有哪些
来自临沂市费县人民医院（二甲）
防止艾滋病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每次性交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体液的交流,一定用避孕套.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有些学校和组织都发放免费的避孕套.但是没有必要同时使用二个避孕套,反而容易造成破裂.吸毒者,绝对不可以和别人共用针具.艾滋病病毒不会通过空气,食物,水等一般日常生活接触传播.艾滋病的传播主要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有关,完全可以通过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而被阻断,是能够预防的.
您好，以下预防艾滋病。1、 遵守法律和道德、洁身自爱、反对婚前性行为、反对性乱。2、...
艾滋病（AIDS）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它是由艾滋病病毒（HIV）引起的一种目前尚...
尽管艾滋病毒见缝就钻，这些病毒也有弱点，它们只能在血液和体液中活的细胞中生存，不...
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宣传教育工作，是目前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主要措施，也是大众媒介、...
余茂进&预防艾滋病建议：1，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是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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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500多人感染艾滋病 男男同性传播占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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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对帮助过他的人心怀感激
疾控中心人员在化验
工作人员进看守所进行筛查
防艾.关艾.抗艾
今年12月1日是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仍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在咸阳这样一个拥有500余万人口的三线城市，有一个500多人的群体，他们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本报以两位艾滋病患者真实经历为例，带您走进这个群体的内心世界，和行走在防艾一线的工作者们一起关爱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关注咸阳的防艾现状。
这是两个艾滋病患者的故事，他们一个是年近5旬的中年人，一个是年仅21岁的在校生。艾滋病将这两个原本毫无关联的人划分到了同一条战线上，他们互不相识，却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死亡，是最早想到却又最早被遗忘的一个词。在长期与艾滋病的抗衡中，他们清楚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结局。而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怎样活着。
一个没有“岗哨”的阵地
老王坐起身子，轻轻抬了下已布满疱疹、插着吊针的右手，他还在发着高烧，经过几天的治疗，体温一直没有降下来。他看了看站在门外低头不语的儿子，又扭头往窗外瞅了一眼，咸阳的雾霾天和他现在的心情一样，阴沉沉的。
老王的儿子20岁出头，几天前，他刚刚得知父亲患有艾滋病。这样的噩耗让他一时间还很难接受，他不知道如何和父亲谈起关于艾滋病的话题，所以只是低头站在父亲的病房外，双手捂着脸，半天不说一句话。他更不知道的是，在他得知这件事之前的3年间，父亲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痛苦。
2010年，被确诊艾滋病后，老王几乎不能正常务工。因为感染艾滋病，他身体的免疫系统已遭到破坏，3年以来，他经常疾病缠身。
就在一周前，渭城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对老王做回访时，他的身体状况还挺好的。而他现在的状况，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因肺部感染导致高烧，连续4天，老王的体温一直保持在39℃左右。短短几天时间，他觉得自己整个人仿佛都垮掉了，连说话也感到费劲。也正是在这样的恐惧中，在经过无数次的心理斗争后，他决定把这个隐藏3年的秘密告诉儿子。
2010年前后，老王发现自己开始频现口腔溃疡、疱疹等症状。不久之后，他去医院做痔疮手术，在术前检查中，医生发现他血液中含有HIV病毒（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这样的结果让老王不敢相信，他甚至有些愤怒，在他看来，这样的噩梦不该降临在自己身上。那一年，老王46岁，在各种数据面前，他接受了现实。他也顾不得悔恨，他以为只要能吃能喝，就能活下去。但很快，老王意识到，他把艾滋病想得太简单。随着免疫体统被逐步破坏，他开始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所困扰。
2011年，老王因病在咸阳市一家医院输液，医生不同意他住院，“护士甚至不让我睡在病床上，用了医院的被褥，还要被多收取费用。”那次的治疗经历，让老王看清了现实。他开始意识到，身为一个艾滋病患者，自己可能要在未来面临许多无法想象的挑战。而被歧视，则是他须首先面临的心理挑战。事实上，从疑似患艾滋病到确诊，老王很早就已经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他努力挖掘着自己在过去的40多年的生活中，对艾滋病的理解，试图勾勒出降临在自己身体的病魔的大概轮廓，但他完全没有头绪。这样的“挖掘”也让艾滋病对老王心理上产生的压力发生着变化，这是一个从恐惧到崩溃的过程。
被确诊患有艾滋病后，很快，老王便在惶恐中等来了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那次深谈，他对艾滋病有了基本的认识，“他们说了很多，有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们告诉我，在之后的日子里，我的免疫系统将被逐步破坏，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容易感染疾病。我将会像在坚守着一个没有岗哨的阵地，随时都可能阵亡。”
一个“异样”的群体
老王今年49岁，5年前，他通过网络接触到一个新的名词——同性恋。离异多年的他开始在这个群体中寻找自己的“伴侣”。而他感染上艾滋病，也正是因为同性之间不安全的性行为引起的。
但在5年前老王并不知道，在咸阳目前所有的艾滋病患者中，性传播已是主要传播途径，而性传播中男男同性恋已占到了74.61%的比重。在以往艾滋病预防工作中，“男男干预”一直被视为重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据老王回忆，自己和妻子离婚已有十三四年了。那时，夫妻二人一直没有稳定工作，生活和工作都不顺利，经常吵架，“离婚也不是因为没有感情，就是觉得过不到一块了。”
人生已度四十余载，老王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性取向有异常，娶妻生子如同常人。直到5年前，他在上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志”聊天室，从此以后，老王开始了对男性同性恋的关注。他会在网上聊天室与其他人互动，也会参加“男同”的集会。
通过几次接触后，老王逐渐发现，像他这个年纪，与这个群体中其他人有着很大不同，“‘同志’之间谈不上情感的寄托，更多的只是对生理的需求。”
“想找个伴侣，几乎是不可能的。”老王说，男人和男人是没法在一起的，尽管也想找个固定的朋友相处。但他们都知道这种关系有悖常伦，是不能被社会所接纳的。有时相处起来，两个人越是陌生，就越是放纵。发生关系后是否继续联系，并不被看重。
和老王一样，小雷也是这个特殊群体当中的一员。不同的是，小雷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异于常人。这个21岁的大男孩阳光帅气，偶尔还有些腼腆，和人交流时脸上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在他的生活圈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同性恋，而感染艾滋病的事情，他更是死死地压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说到性取向的问题，小雷并不避讳。他说，自己有同性倾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察觉，“我有个堂哥，比我大两岁，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村子后面是座山，一到晚上会显得阴森森的。我胆子小，一个人睡觉会害怕，所以老抱着堂哥睡觉，慢慢地就有了这样的倾向。”
事实上，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小雷涉足并不是很深。从上大学开始接触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到和同性发生关系，他一共只和三名同性恋见过面，“发生关系也就有三次，我没有想到，只是3次就感染了艾滋病。”
在被确诊患有艾滋病的前两个星期，小雷一直处于惶恐和忐忑之中，经常整晚失眠。慢慢地，他学会了调解自己的情绪，把时间跟精力全放在学习上，生活过得充实，对艾滋病的恐惧也逐渐淡化了。
在小雷的生活圈里，知道他是同性恋的人并不多。但他一直没交过女朋友，这让身边的朋友为他着急，“我的同学曾想撮合我和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在一起，我多次给他们暗示过，但他们都没明白。”
担心不被接受，小雷一直没有勇气把自己是同性恋的事情告诉别人，“如果哪个月花钱太多，家里就会问我是不是谈女朋友了。家人其实也挺关心我谈对象的事，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我想，我以后大多是不会结婚的，再加上现在被感染了，这些事可能瞒不了多久，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要如何面对家人。”
一把锋利的“钝刀”
小雷得知自己可能患有艾滋病，是在今年的6月份。那时，他长了痔疮，去西安一家医院检查时，医生说他可能感染了HIV，并建议他找一家专科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医生的提醒让小雷心里忐忑不安。小雷说，从西安回来后，他在网上查阅了有关HIV的资料，得知当地疾控中心均可以检测。6月下旬，小雷瞒着所有人来到秦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检查。几天后，检测结果显示，CD4（T淋巴细胞免疫系统）不到180，他已被确诊感染了HIV。
拿着检查结果，小雷坐上了返回学校的公交车，他在角落里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尽管来之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现在，这个检查结果，对于他来说仍显得过于沉重。他望着窗外，心里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我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手里的检查报告被他攥出数道褶皱。
CD4低于350就得服药，否则将很容易引发机会性感染。这一点小雷是知道的。但因为马上就要放暑假，担心在家服药被亲友发现，小雷决定冒一次险，他没有按照疾控中心的要求去领取药物进行治疗。为此，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多次打电话催促他，但他未理会，他担心自己的秘密被别人知道，并遭到歧视。在他看来，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9月份返校后，由于免疫系统遭到破坏，小雷必须经常请假前往医院就医。这样的异常举动很快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每每有人关心或询问他的病情时，小雷总是以各种理由掩饰。
“如果说拼命的掩饰只是为了防止别人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的话，那么在医院，我就会像是一个没穿衣服的人，对于医务人员，我没有秘密可言。HIV三个字母就像是烙印一样，印在化验单上，同时也烙在我的脸上。”和老王一样，小雷第一次遭到歧视，是在医院发生的，这让这个曾经阳光、乐观的大男孩第一次感受到身为一名艾滋病患者必须经历的痛苦。
今年10月，由于身体不适，小雷前往西安一家医院做心电图。在排队过程中，他需要把检查单交上去，由护士来排号，“我把单子交上去后，护士看到上面写着HIV，她往我脸上看了一眼，然后把检查单放到了抽屉里。”
小雷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护士的这个举动是什么目的。一个小时后，一直没有被叫到号，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区别对待”了。由于还有一系列检查要做，他红着脸来到护士面前央求一番之后，才被“准许入列”。这样的遭遇让他感到无所适从，“遭到普通人的歧视，我仍能假装坚强。但如果医护人员也这样冷漠，我感受到的则是一种无助的绝望。”事实上，在咸阳像老王和小雷一样，患有艾滋病的有512人。而他们两人的遭遇，在这个群体中并不是个案，许多人都曾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老王说，艾滋病给患者带来最大的痛苦，除了死亡的威胁、病痛的折磨外，还有被社会抛弃的无助感，“这是最让人绝望的，这种众叛亲离的痛苦如同一把钝刀，在一次次刺入艾滋病患者的心里后，已变得无比锋利。”
一个“活着”的信念
为防止遭到歧视，和所有艾滋病患者一样，在被确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老王想尽办法隐瞒病情，除非患了大病，否则他尽量避免就医，“在小区里，有时遇见社区医院的大夫，我都不敢看人家的眼睛，我总觉得这些穿白大褂的人，一眼就能看穿我跟别人不一样。”
老王没有稳定工作，必须经常外出务工。但从今年开始，他的肺病反复发作，这不仅使他的病情无法继续隐瞒，也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干一两天活就开始高烧不退，干活赚的钱还不够看病的，但不去又有没经济来源。”
这样的无奈困扰老王已经两年多了，在这次住院前，他几乎天天待在家里，和儿子靠领取低保过活，一个月只有400多元，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混日子。
老王说，他曾想过自杀，想以一种简单的方式结束所有的痛苦。但每次从萌生想法，到付诸实施，到最后关头他总是会退缩，“也只有在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我才会清楚地看到，自己是多么渴望活着。”
对于老王来说，他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好憧憬的，简单的信念就是活着，坚持活下去。”活着，对于像老王这样的艾滋病患者来说，并不容易。由于经常生病，他必须时常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住院一天花费就近千元。为此，他借遍了姊妹们的钱。而现在，他已经无力承担治疗费。老王说尽管自己现在依然活着，但却是绝望地活着，“我知道这个病治不好，来医院也是白花钱。我只是抱着侥幸心理，挺过一关是一关。”
老王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两人家庭经济都不宽裕，但和老王感情很好。老王感染艾滋病的事，二人也是今年刚刚获知。如今，她们也几乎被老王的病给“掏空”了，接济给老王的钱，一次比一次少，“我知道连累了她们，现在我们之间话越来越少，一见面就是哭。”
姊妹们对老王不离不弃，让他又感动又内疚。一个人的时候，老王一想起亲人就止不住泪。不久前，老王在一次求医过程中，意外地收到了5万元的资助。那是一所社区医院的院长交给他的，“院长知道我的病情后，把钱给了我，他说他们治不了我的病，让我拿着钱，去别处试试。”这是老王患病3年来，第一次接受别人的资助。这笔钱在老王看来，不仅缓解了他的经济难题，更是一种人文关怀。而在此之前，他甚至不敢渴望他人的关怀，只能独自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
这一次经历，让老王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一个他曾经惧怕的“白大褂”面前流了泪，这不是他对自己“边缘人”身份的羞愧，更不是对生存的绝望，只因他得到了一份奢侈的理解与尊重。这也让他坚定了“活着”这个简单的信念。
本报记者陈雷柱吴萍刘军伟赵方
今年12月1日是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仍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在咸阳这样一个拥有500余万人口的三线城市，有一个500多人的群体，他们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本报以两位艾滋病患者真实经历为例，带您走进这个群体的内心世界，和行走在防艾一线的工作者们一起关爱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关注咸阳的防艾现状。
这是一群长期行走在防艾第一线的人，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在从事着一个高危的行业。在日常工作中，艾滋病患者是他们需要经常接触的一个群体。从惶恐到坦然，他们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心理恐惧。在整个咸阳，他们只有为数不多的30多名战友，却肩负起一个重要的使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以“艾”之名的白衣天使。但遗憾的是，咸阳目前还没有民间组织来从事防艾工作，这样的空白让工作在防艾第一线的工作者们显得势单力薄。
防控人员是陌生的“娘家人”
像很多艾滋病患者一样，老王和小雷在被确诊感染了HIV病毒后，很快就有人主动找上门。这些人是各行各业中与艾滋病患者接触最为密切的一群人，他们自称是艾滋病患者的“娘家人”。
小雷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之后，一直催促小雷接受治疗的是秦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控科科长孙月强。经过不断的沟通和游说，今年11月，小雷终于摆脱阴影，表示愿意接受监测，并已开始服药。这让孙月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以往的工作过程中，大部分患者都不愿意配合监测和治疗，这是他们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冯娟也是艾滋病防控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身为艾滋病患者的“娘家人”，她坦言，一开始接触到这项工作时，她很害怕。
2009年，冯娟进入秦都区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控科工作，这在旁人看来简直是一种厄运。那一年，她还很年轻。她大致知道接下来将会接触到什么样的工作。对于艾滋病，她是有些了解的，但她并不了解将要面对的形形色色的艾滋病患者，这样的陌生，让她感到惶恐。
“我们的工作要开展，首先必须得到患者的信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缩小和患者之间的距离，要去接触，去交流。”冯娟说，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她就像得了抑郁症一样，虽然艾滋病不会通过日常的生活接触传染，但她无法忽视内心对于艾滋病的恐惧。
“顾虑太多，心理压力太大。很多人说，这是危险行业，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了的。”那个时候，冯娟没有想到，在4年之后她仍然在从事着这项工作。现在的冯娟看上去从容、坦然，这是在无数次与艾滋病患者“亲密”接触后，所历练出来的。
冯娟所接触到的众多艾滋病患者中，有一位20多岁的女孩，她得知自己患病后，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跟外界接触，也不愿接受治疗。随后，这个女孩的干预工作，交给了冯娟。
冯娟已经不记得最开始那个月，她先后给女孩打过多少次电话。对方从一开始直接挂掉电话，到接起电话不吭声，一直到最后女孩愿意与冯娟分享内心的惶恐，冯娟一步步让自己走进了这个女孩心里，那次的经历让她觉得，被信任是一种幸福。
冯娟说：“艾滋病患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他们不敢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病情，而我们，是他们唯一能够倾诉和交流的对象，是他们的娘家人。”
与艾滋病患者的故事，在冯娟的经历中，还有很多。而像冯娟这样的工作者，在咸阳约有30多名，他们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接触着形色各异的艾滋病患者，以及大批易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如今，他们“艾滋病患者的娘家人”的称号已经逐渐被许多人认可，他们更希望能够走进患者内心，被他们看作真正的亲人。
没有执法权只能宣传引导
与冯娟的工作不同，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这样一批人，也长期战斗在“防艾”第一线，相比于“娘家人”，他们更像是“战士”。
艾滋病防治科是渭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2个科室之中的一个，这个科室由6人组成。工作中，他们主动联系疑似艾滋病毒携带者，催促其前往疾控中心抽血检验或领取药品，这些都是常规工作。更多时候，他们会乔装成消费者，出入各大娱乐场所或男同性恋人聚集处，向“失足妇女”、“同性恋群体”发放安全套，宣传防艾知识。戒毒所和拘留所，也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扫君营是HIV初筛实验室一名普通医护人员。几天前的一天，一大早她便和3名同事带着一次性针管和存放血样的器具，来到渭城区看守所，为11月份新入看守所的人员抽血取样。
这样的工作每两周或一个月就要进行一次，一方面是为了确认在看守所里，是否有艾滋病或其他传染性疾病携带者或患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逐步掌控高危人员的患病几率。
渭城区看守所内，等待抽血取样的嫌疑人，被管教逐一带至医护人员面前，一个上午，有100多人需要他们逐个抽血取样。
取样结束之后，检验人员将带着血样回去进行初筛。
如果初筛结果阴性，就基本排除是艾滋病携带者或是感染者的可能，但不排除他们是否存在高危行为。3个月窗口期之后，他们还需再一次检验。而如果初筛结果为阳性，得用另一种试剂再次检验。如两次结果相同，他们将以书面和样本的形式，上报市疾控中心，同时进行二次抽样。
除此之外，艾滋病防治科还有一名专门负责管理患者信息的医生，这个医生会把发生过高危行为的、被医院初步筛选出来、疑似AIDS携带者的人的信息上传。
随后，辖区内的防艾工作者会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第一时间进行血液检测，或接受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宣传和派发药物。
在艾滋病防治科所有人眼中，艾滋病患者与正常病患无异，就像医生与患者一样。可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男男同性恋”的年龄在逐年趋小，艾滋病患者人数在逐年上升。无奈的是，他们总是以官方的姿态去干预这些人的行为，却往往因没有执法权，致使最终的效果微乎其微。
宣传引导，是他们这些特殊的“执法者”们在工作中所能使用的唯一手段，而这些说辞，在现实中的作用，往往显得过于无力。
每年110万元只能支撑基础工作
正如扫君营所说，在防艾工作中，尽管疾控中心的许多工作人员为之付出了无数辛劳，但因为客观因素的限制，防艾工作虽取得成效，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据咸阳市疾控中心传控科科长张军胜介绍，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传播来进行扩散，这一点，在以往的宣传工作中，已被大部分人所知晓。而在近几年的努力中，母婴传播和血液传播在咸阳已经被杜绝，但性传播仍然是让所有人头疼的问题。
2012年，据陕西省卫生厅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10月底，咸阳市共有艾滋病患者351名，而这个数据在今年已经变成了512名。
事实上，艾滋病患者数量每年都在增长，这一点张军胜并不意外。他所担心的是，如何让增长的速度降下来，“艾滋病不同于其他传染疾病，它几乎谈不到治愈率。因此如果要让这个逐年增长的数字变少，从理论上讲，必须将新感染的人数控制在艾滋病患者每年的死亡人数以下。但这一点，咸阳目前的情况还无法达到。”
张军胜说，目前咸阳艾滋病预防工作的核心仍是性传播，“但这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极大。因为它所涉及的两个主要的高危群体，在生活中极为隐蔽，这也给我们的干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张军胜所说的两个高危人群分别是“男男”同性恋和“暗娼”。在平日工作中，他们想要找到这两个群体，哪怕与之接触的人群，难度都非常大，“即便偶尔运气好，找到了他们。也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这样工作就无从开展，宣传教育都很难进行，监控检测就更无从谈起。”
“因为无法治愈、干预困难、意识底下，在今后，艾滋病患者的数量将逐年增多，艾滋病防治及干预工作的工作量也将越来越大，需要的人力也将随之增多，所涉及的经费需求也将越来越大。”张军胜说，咸阳目前每年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经费约有110万元。在这部分费用中，有10万元来自于地方财政，另外100万元属于国家支出，“而这110万元在咸阳，只能够支撑每年艾滋病防治的基本工作。”
张军胜所说的这些基本工作，大致包含有发现、干预和治疗3部分，“宣传教育、检测咨询、高危人群监测、重点人群筛查、美沙酮药物治疗以及安全套的免费发放等，这所有的工作一年持续下来，110万元就所剩无几了，想要开展其他的工作往往会受到经费的束缚。”
这些被经费所束缚的“其他工作”，主要是针对健康人群所开展的，尤其是目前仍未感染的高危群体。事实上，想要减缓艾滋病患者的增长速度，高危群体是张军胜等人首先要考虑的，而针对这群人所开展的工作，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引进民间防艾组织时机仍“不成熟”
目前针对高危人群防艾工作中，经费问题在咸阳虽然是一种限制，但在现阶段还不是主要矛盾。就像扫君营所遇到和张军胜所提到的一样，立场的不同，导致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很难与这部分人群进行沟通，在以往的工作中，他们频频碰壁。
“要解决这个难题，其实还可以考虑民间组织的力量。”张军胜说，目前在国内的许多城市，防艾工作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呆板走向生动，实际效果也明显增强。
查阅国内各大城市的防艾模式，不难发现，民间组织已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和事务。
由于艾滋病高危人群中，有些行为是非法的，如卖淫、吸毒等，政府部门与这类人群进行沟通时难度较大。而非政府机构却能凭借自身的优势，比较容易接近这些特殊人群，从而做出很多政府难以做或不便做的事。
此外，民间组织群众性强，运作灵活，不需要层层审批，因而效率较高。在许多城市，已经成为防艾工作的生力军。
民间组织对于防艾工作的贡献，在国内很早就有先例。2000年，国内一家民间组织曾与美国一家基金会开展了中国农村首次大规模的艾滋病预防宣传。仅在湖南省就举办了3000期基层网络组织培训班，培训会员400万人次，使艾滋病的预防知识在湖南省570万会员中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
随后，他们又在河南一个县城开展了为25万个家庭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的项目，制作了各种防艾知识宣传手册和读本，通过7000个会员小组，分发到的25万个家庭，形成群防群控艾滋病生力军的局面，营造了有利于防治艾滋病的社会氛围。
遗憾的是，咸阳目前还没有民间组织来从事这项工作，这样的空白让工作在防艾第一线的工作者们显得势单力薄。在张军胜看来，民间组织在防艾工作中，将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不管是外来的民间组织，还是本地的民间组织，他们一旦活动在咸阳境内，将对咸阳的防艾工作其到促进作用。
事实上，外来民间组织的进驻需要当地的项目支持，而本地民间组织的产生需要本地的社会氛围。而这两项条件，目前在咸阳仍处于“不具备”和“不成熟”的状态。
“这些东西在任何城市都需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张军胜说，咸阳目前的防艾形势来看，是否急需民间组织的介入仍有待商榷。但在未来，随着防艾知识的不断普及，社会氛围的日渐趋好，早晚会有这样一支生力军出现在咸阳。
本报记者陈雷柱吴萍刘军伟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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