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摩尼是老子的徒弟的理由（详细）
释迦摩尼是老子的徒弟的理由（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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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本人不清楚，只知道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道教融合了，其中一部分人（反对派）发表各钟杂说，这个很难考究，你可以参考一些当时的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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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好奇心是人类探寻未知领域的重要途径之一’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能有这个想了解的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间、有兴趣的话您不妨在百度搜一下会有所收获的阿弥陀佛在线看、下载去【 幻世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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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佛教传扬不易，所以常依附于黄老道教而行。佛教攀援道教老子大抵可以从东汉明帝时楚说起，《后汉书》说其“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黄老、浮屠可以共祠，除佛教初期为了阐教刻意依附老子（老子“我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和佛教重慈悲、戒贪、谦卑相同，可以比附）外，还和当时流传老子入胡为浮屠有关。《后汉书》之《襄楷传》所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老子化西胡品》引《太平经》云：“老子往西越80余年，生殷周之际也”（《太平经》撰成在襄揩前）。并且，这种说法，未必出自道教徒，极为可能是佛教初传，为求在中土流行，而刻意攀附。佛教攀附道教，混老子浮屠为一，自佛教传入伊始就是如此，似乎一直沿袭到汉末，汉献帝时牟融《牟子理惑论》中依然混佛老为一。到了三国魏末，鱼豢《魏略 西戎传》沿成其意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二十有九。”到了西晋惠帝世，道士王浮根据汉魏流传下来的传说撰写了《老子化胡经》。上述老子化胡的说法，从汉至西晋，少有佛徒提异议，然而自东晋中叶后，佛教的势力渐盛，不再须要攀附道教，于是开始反过来攻击老子化胡之说。《老子化胡经》成为佛教徒去之而后快的首要经典，而王浮也成了泄愤的对象。创作年代西晋作&&&&者王浮
《··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国、国、国皆并属。，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Buddha）。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Suddhodana），母云莫邪（Maya）。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昔元年，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伯闻、疏问、白疏间、、，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另《》载九年（166年）所上奏章中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1987年，地宫发掘出土了佛骨多枚。有人认为这些舍利明显不是来源于同一个体，提示历史上(释迦牟尼)佛可能不止一位，这或许可与《三国志·魏书》“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的说法相验证。桓王之时。岁次子一阴之月。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叼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始建悉昙十二文字。展转离合三万余言。广说经诫。求无上法。又破九十六种邪道。历年七十。示人涅槃。襄王之时。其岁乙酉。我还中国。教化天人。乃授仁义等法。尔后王诞六十年间。分国从都。王者无德。我即上登昆仑。飞升紫微。布气三界。含养一切。后经四百五十余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象。衣彩自然。 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仁祠精舍。接栋连甍。翻演后圣大明尊法。中洲道士。广说因缘。为世舟航。大弘法事。动植含气。普皆救度。是名总摄一切法门。《老子化胡经》不同于其它经文，它是佛教传入的历史产物。远在《化胡经》出现以前，东汉时社会上就流传着化胡说，当时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为了在中国立足，必须与信仰相结合，依附于黄帝、老子的神仙术，那时的人敬神时把黄帝、老子、佛陀放在一起合祭。后来的人根据《史记·老子传》里的话：“去而不知终所”加以生发，成为老子出关去化胡，这就是最初化胡说的雏形，以后就更为具体，《·西戎传》，“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顾欢传》云：“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武则天信道教，但却在政治上支持佛教。而其一出生就被道家术士袁天罡预言“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无疑在礼教盛行的当时，为幼年的武则天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武则天在十四岁到六十岁这一段时间，耳闻目睹了太宗、高宗的重道，并深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特别是在高宗时期和其子死后，武则天是重道的。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但是，武则天非老君子孙，又不可能将天水李氏祖先玄元皇帝尊为武氏祖先，自知与维护李唐政权的道教有冲突，肯定得不到道教的支持，出于篡权的政治需要，便疏远了道教，华夏诸教中只有儒家与五胡后的释教的底蕴可以与道家相衡，而武则天寻遍儒家典籍也找不女人称帝的依据，所以她可以选择的思想体系也只剩下佛教。武则天称帝前后，积极利用、支持佛教。佛教徒伪造《大云经》和利用《宝雨经》为她上台制造神话舆论，为其登基提供理论依据，立下大功。作为回报，武则天大力扶植佛教，佛教受到特殊尊崇，社会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声势日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的顾虑的正确，有的道士参与反武则天的叛乱，还有人伪造玄元皇帝“显圣&，、遣邬元崇传言“武后不可革命&。因此武则天在永昌元年(689年)不得已废黜了玄元皇帝尊号，仍称老君。；天授二年，下令佛教地位升于道教之上；长寿二年，停举子学习《老子》，改习她造的《臣轨》，这对道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事实上，武则天针对的目标并不是道教，而是李唐皇朝，她贬抑道教的目的是否定李唐皇室。如果不是道教和唐皇朝有着特殊的关系，不是有人借助道教阻止她登基，她就不会采取贬抑道教的措施了。武则天采取的贬抑道教的措施，都是与唐朝所采取的一系列尊崇道教的措施针锋相对的。综观她的一生，政治角色从她出生到皇后到皇帝的演变，与道的关系紧密相连。
她之所以采取佛先道后等抑道措施，完全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临时性措施。及至武则天的统治地位稳固后，她对佛道二教的政策便逐逝予以相应地凋整。如武则天于天授二年（691）夏四月“另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这就推翻了李唐道先佛后的一贯政策，但也禁止佛道互相毁谤，认为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规定：“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1]最后终于采取道释并重，不分上下的政策。武则天并非一味偏袒佛教，在根本问题立场上是站在道教一边。比如对《老子化胡经》的问题。万岁通天元年（696),东都福寺僧惠澄乞除毁《老子化胡经》，武则天令朝臣详议。当时朝中有四位大臣认为化胡是实，为经不虚：道释同体异名，老君变化不测，即使史籍无据，但释教不异老君。于是则天于万岁通天元年六月十五日敕旨：“老君化胡，典诰攸著，岂容僧辈，妄请削除。故知偏辞，难以凭据，当依对定，佥议惟允......明知化胡是真，作佛非谬，道能方便设教，佛本因道而生。”居然认定“佛本因道而生”，可见她对道的信奉非浅。东汉时佛教在中国立足已稳，佛教为了自身的发展，必须摆脱黄老神仙术的影响，消除化胡说的印象，遂出现了《》，这是东汉时的撰写的，（明末疑此书为伪，近代、日本学者、法国学者马司帛乐等众多学者都认为是伪书）其中记述了释迦牟尼的身世、出家、成道、传教的事迹，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历史事实否定了化胡说。到了两晋时，佛道二教都有较大发展，道教为了抵御佛教对国人的思想的影响，双方在化胡问题上激烈争论。在古代佛教占地利优势可把一些汉地出产的佛经带去印度翻译成梵文再带回汉地，印度佛经在翻译时改编扩写，甚至可以更有针对性，这样就给人一种印象佛典都是佛祖所说，哪怕是印度人所伪造。后佛教势大，佛教指责化胡说为道教所伪，在那个华夷之辨宣扬血统优秀的年代道教也乐得接受。然而道教却因《老子化胡经》在后世屡遭劫难，历史上佛道辩论道教论败，化胡经占了大数，为历代佛教徒所讥讽。相反同是伪经，佛教造的《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释迦氏谱》等等，经历历代而不衰，甚至到了近代还有学者与学术屡屡引证当成史料。1、学者大都以为道教抄袭佛教，其实那是指六朝后的道教，六朝之前则并非如此，相反的，中土的佛教，则自始至终都是在袭取儒道之思想以发展自己，并壮大自己的声势。从东晋而后，尤其自梁以后，佛教转强而道教趋弱，此种情形一直延续至今，遂使人有佛教哲理高于道教这里的错觉。
2、学者习惯分道家与道教为二，以为一是哲学，一是宗教；事实上两者在战国时期已经融合为一。《老子》一书被道教徒用来做为修仙术，在战国时候也已经存在。基本上混合老子清净无为思想及吐故纳新术来说真人。文献见《文子 道原》《庄子刻意》《庄子 在宥》《楚辞 远游》以及汉朝张家山出土汉简《引书》、《河上公注》《论衡 道虚篇》、王阜《老子圣母碑》《老子想尔注》还有张陵以老子五千言为主要经典等。
3、初期的佛教传扬不易，所以常依附于黄老道教而行。佛教攀援道教老子大抵可以从东汉明帝时楚说起，《后汉书》说其“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黄老、浮屠可以共祠，除佛教初期为了阐教刻意依附老子（老子“我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和佛教重慈悲、戒贪、谦卑相同，可以比附）外，还和当时流传老子入胡为浮屠有关。《后汉书》之《襄楷传》所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老子化西胡品》引《太平经》云：“老子往西越80余年，生殷周之际也”（《太平经》撰成在襄揩前）。并且，这种说法，未必出自道教徒，极为可能是佛教初传，为求在中土流行，而刻意攀附。佛教攀附道教，混老子浮屠为一，自佛教传入伊始就是如此，似乎一直沿袭到汉末，汉献帝时牟融《牟子理惑论》中依然混佛老为一。到了三国魏末，鱼豢《魏略 西戎传》沿成其意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二十有九。”到了西晋惠帝世，道士王浮根据汉魏流传下来的传说撰写了《老子化胡经》。上述老子化胡的说法，从汉至西晋，少有佛徒提异议，然而自东晋中叶后，佛教的势力渐盛，不再须要攀附道教，于是开始反过来攻击老子化胡之说。《老子化胡经》成为佛教徒去之而后快的首要经典，而王浮也成了泄愤的对象。
4、佛教东传，有系统的译经大抵从汉末桓帝时的安世高及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开始算起。关于世传的《四十二章经》，吕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以为出自后人伪撰。安所译经以禅法闻名，支则以般若闻名。二人译经都假借了不少中土名相及思想。安《佛说大安般若守意经》中所言“清净”“无为”出自老子，而“守意”“数息”则与汉时道教的“守一”和吐纳导引有关。支则沿袭汉人严遵《老子指归》之说，以“本无”来说明般若的“空性”，引老庄“有”“无”之论入般若学中。经过西晋到东晋初的名僧名士交流后，不仅名僧的地位提高了，佛教的理论也因为得到玄学的弥缝，转而更为强大。原始佛教原本体论，经由支道林、竺法汰、道安等人，将玄学中老庄所言的道物、有无、本末、体用等本体论的探讨，引入佛教中，形成了中土佛教特有的佛教思想，而有别于印度佛教。到了刘宋时，佛教势力大盛，不仅可以和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抗衡，同时开始转而攻击道教，争夺宗教的主导权，《弘明集》中所见夷夏论、白黑论等佛道及佛儒等攻防，即在此时展开的。佛徒多谙熟中土文化，而当时人皆昧于印度风习文化，因而佛教徒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中土道经是伪造的，佛经翻译过来，是佛说的，是有根据的，不知道佛经第一次结集已远在佛死后100年至数百年之久，释迦牟尼本人并无撰经，佛经也是伪撰的。而时人对印度暗昧无知，因而每有论战，总是佛徒得利，其势力亦随之而渐大，慧安时竟然可以倡导沙门不拜王者。
5、道教的哲理在先秦原本已有很好的发展，到了魏晋之世，也还能兴起玄学热潮，但是，自佛教势力大盛后，才智之士转而投入佛教阵营者甚多，入道教者渐少；遂使道教哲理方面的论述日渐式微，只能以术法见长，逐渐形成了术多而学少。相反的，佛教的哲理受中土哲理影响甚深，也因吸取中土文化而强大。格义和玄学化的结果，是采道家之珠玉来装饰平凡之佛理，使化腐朽为神奇；这也是朱熹所说：“道家（道教）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效释氏经义之属。譬如巨家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的破瓮破釜。”佛教吸收中土文化，初期是为了传教所需，但到了六朝末期，甚至唐宋世，佛教已由站稳脚跟而到达极盛，却依旧袭用中土名相及道教法术，甚至抄袭道经的情形产生。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的佛教对中国人来说纯属异端，他们对宗教的理解仅限于天、祭祀诸神和神仙思想。对削发的外国僧人的异样面貌和烧香诵经之类的佛教礼仪一定感到奇怪。他们对解脱、彻悟、彼岸得救等佛教语言一窍不通，仅凭新鲜感和好奇心信仰如此奇异的宗教，简直无法想象、可以设想在传播如此陌生的宗教时，定会遇到许多摩擦抵抗，如同日本接受佛教时一样（遭到严厉的质疑和残酷的斗争）。但是出乎意料，佛教在中国传播异常顺利，并无任何反抗和摩擦。但据《汉法本传》（《广弘明集》卷一）记载，公元七一（明帝永平一四）年，诸善信等众道士对明帝尊重佛教感到不满，要求同僧侣比神力，结果声称入火不燃的道教经典投入火中时，顷刻化为灰烬，佛舍利却能发五色之光徐徐升空。于是许多道士、官员、女官纷纷出家。这是关于佛道两教之争的故事。但是当时尚无道教教团之类的组织，这类故事不过是佛道两教对立表面化之后，佛教方面为证明自己优越故意编造的。(除）此（伪造故事）外（早期历史）并无排斥佛教的记载，所以佛教才得以顺利传播。佛教为何能如此顺利地传播呢？
一般来说，某种文化现象——无论是宗教的或是别的任何文化现象——传入某地或外国，外来文化必须经过某种程度的改变，符合固有文化。外来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为方便传播起见，必须经过适当的改变，使之与本国文化相适应，否则很难理解。当接受的一方感到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非常近似或有亲近感时，方能接受，特别是自命中华的中国，这种倾向尤为明显。
试以后代为例。唐代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和拜火教，由于未作必要的改变以适应中国的宗教和中国习惯，而未能传播开来，最终便消失了、于此相反，摩尼教传入中国后，一开始便乔装打扮为佛教的一个派别，会昌废佛后又变成佛教的秘密结社，或采取道教的形式，北宋之后完全具备了道教的外观。《道藏》收进摩尼教典籍，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吧。与（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情况相反，明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派）能够传播开来，其原因全在耶稣会传教士的态度。了解中国人的保守及其思想的巴利查尼和玛拉.里奇（Matteo Ricci 中文名：利玛窦）感到，为方便传教，与其使中国人欧化不如自己中国化。于是他们一面学讲中国话、遵从中国人的礼法、过中国式的生活，一面传教。尤其是里奇（利玛窦）以中国人称之为“西僧”而感到荣幸，他还穿僧衣，自称西僧。后了解到人民看不起僧侣，而儒家受人尊敬，又脱去僧衣，改穿儒服，自称西儒，从礼节到日常生活皆是中国化，连教义也同儒教相结合，形成中国式的教义。因此一般人视天主教为道教的一个派别或者近似道教的宗教，而部分知识分子则视其类似儒家，特别是墨家学说，从而理解并接受。很明显，明末中国人接受和理解的并非纯粹的天主教，应该说是变化了的、中国式的天主教。亦即中国人把天主教纳入自己的思维模式来理解，耶稣会传教士则对天主教作了或多或少的改变，以符合中国文化。（时至今日的基督教传播方式，依然走的还是混淆道教玉帝、儒家上天与基督教上帝的界限，以缓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情绪。）[2]后汉时期是怎么接受佛教的呢？后汉时期信仰的例子往往可举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桓帝。据说楚王英晚年（公元六五年左右）更喜黄老，学浮屠斋戒祭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楚王英传》）。桓帝（公元一四六—— 一六七年在位）于宫中立黄老和浮屠祠（同襄楷传）。《魏略》的作者鱼豢说佛经的字句与《老子经》即《道德经》极为相似。《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说佛经是道书之流（《西域传》）。还有，襄楷上疏建议桓帝在宫中祭祀黄老和佛，他说佛教清虚，贵尚无为，好生勿杀，省欲去奢，给予道家同样的评价。楚王英、桓帝也罢，当时的知识分子也罢，都认为佛同黄老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从而接受了佛教。
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如此看法和接受方式的原因，关于其背景，有如下解释。后汉时期人们之所以把佛教教义当作道家的，或者神仙方术式人物；把佛当作老子式飞行自如的金色神仙予以接受，据说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业已形成应当说是中国型的思想或者信仰，以此为媒介，换言之即把外国的圣者及其教义纳入中国人的思维型，同本来固有的教义、神、圣人加以对比进行解释的缘故。的确如此。
当时已有儒学，另方面，如前所述，既有视黄帝、老子为最高神者，也有相信实际存在的神仙对其特别崇拜者。此外尚有对天帝等诸神的信仰以及大体具备由此产生的宗教礼仪。学问也罢，认识方式也罢，信仰也罢，可以说均已形成所谓中国式的某种模式，加之存在着自命为比外国人具有更优越的思想，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便能简单接受外界的作为夷狄宗教的佛教。倘若接受，便只限于按中国人自己的模式，或纳入他们的框框加以解释和体会。
让我们思考一下。在中国，佛教刚被认识时，对佛教的信仰，也许被理解为近似对以天为首的诸神的信仰，首先是神仙思想、黄帝、老子的信仰。于是他们便把佛教当真一种神仙方术式的教义；把僧侣当作巫师或方士；把佛的存在当作近似于黄帝、老子；把礼拜、烧香之类的佛教礼仪当作方术来解释和领会。《庄子》的学说在某些方面与佛教学说有类似之处，可以想象对部分道家来说佛教较易理解。他们在解释僧侣和佛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历来对方士、黄帝、老子等的认识和信仰，感到佛教中也有类似中国的东西，从而接受了佛教。正因为如此，如前所述，楚王英。桓帝才把佛和黄老结合起来祭祀，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许把佛典认作类似道书加以接受的。
桓帝时代来中国的安世高是以最初的译经者闻名的，他精通五行和异术，人称道术大师，中国佛教的确带有神仙方术色彩。四世纪前半期，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人物、出身在库车的僧人佛图澄，也被视为术士（《晋书》卷二九），还有名为西王母的寺院（同卷一二九）。所谓西王母寺，无疑是祭祀西王母的寺院。可见即使是到四世纪，中国佛教中仍然能找到同神仙方术结合的痕迹。（时至今日也是如此，可以不客气的说，如果不是把佛、菩萨当神崇拜，佛教早就没有了历史踪迹）
有一点必须注意，即中国人视佛为类似黄帝、老子的存在；视佛教、佛典为类似神仙说、道书来接受的，不能认为是他们主动理解和接受的，必须经过一番引导。对此我的看法是，仅管是臆测，也许少数僧侣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佛教，讲解佛教时结合了中国的信仰，从而较易为人们接受。（或许讲解者本身就不清楚佛教是反一切恒常存在的基本教义）否则会由于太不一致而难以说明。（即使是今天，对于广大信众来说，佛、菩萨如果没有道教神仙的不死术与神通，那就没有任何吸引力和存在意义）据冢本善隆说，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自然首先要求了解教祖释迦。这样，解释释迦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释迦比作近似当时人们广泛信仰的黄帝、老子神仙式人物。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以为释迦同黄帝、老子是相似的神仙加以接受。楚王英、桓帝等把黄老浮屠结合起来祭祀即为其表现。从这种联系出发，人们一定认为佛典同《道德经》及其它道书有关。总之，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佛教方面有意采取的态度造成了中国人视佛如黄帝、老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的老子化胡说。[2]老子话胡说简称化胡说。老子化胡说是巧妙利用《史记》老子传中“......而去，莫知所终”之句编造出来的。它说，老子写了五千余言后去胡，即印度，成为释迦——或召释迦为弟子——教化胡人，因而佛教是老子提倡的，换言之，佛道两教同源。再则，老子去印度成为释迦，从其转生说看，自然佛教是道教的组成部分，至今有的书还这么说。记载化胡说的是《老子化胡经》，通常认为《化胡经》是西晋祭酒王孚编造的，——从“祭酒”两字看，王孚也许是五斗米道系统的道士，但具体情况不详。据说他每次与僧人帛远辩论皆败北而大发雷霆，于是编造了化胡说的故事，以期骂倒佛教，但据柴田宜胜的研究，化胡说是根据佛教方面的造作编造的，但就连柴田宜胜本人也认为《化胡经》的作者是道士。总之，化胡说也罢，《化胡经》也罢，学术界普遍认为均是道教方面为了轻视佛教而编造的。情况果真如此吗？在《化胡经》出现之前早有化胡说，因此有必要弄清化胡说形成的时期。
如前所述，襄楷于公元一一六（延喜九）年向桓帝的上疏中有这么一句：“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是在文献资料中看到的有关化胡说的最早资料。另据《魏略.西戎传》记载，老子出关经西域去印度教化胡人，释迦是老子的弟子。但不知此说始于何时，因此其形成的时期不得而知，既是给皇帝的上疏中写的，必须有充分根据。附带说明，襄楷是后述倡导太平道的于吉的弟子。倘若是他们自己提出的，上疏中不会用“或言”之类的说法。这样说来，化胡说无疑早在公元一六六年前后，就在不属于太平道人们中广为流传了。从上述情况可以认为化胡说是在太平道成立之前，相当于二世纪初期，即顺帝（公元一二五———四四年在位）即位前后提出的。
最近有种说法认为，尊神仙为祖师的宗教性集团，很早以前已经大量出现。但我说的道教式宗教集团即通常说的道教教团，在二世纪后半期，不妨说只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个集团。如后所述，两集团先后成立，太平道稍早，大约在顺帝时代。前面提到的太平道人物襄楷向桓帝讲述化胡说就如讲述他人的事情一样，所以化胡说与太平道无关。此外，从其内容和特点看，也无必要提出化胡说这一佛道同源论或老子转生说来轻视佛教。（此时的中国尚未完全接受佛教特有的化身、轮回说。佛教方面很有可能通过中国特有神仙变化说进行改造，用神变来模糊早已被神话的老子和佛陀的界限，方便传播佛教特有的化身、轮回等思想。从襄楷上疏相当谨慎的用“为”字而你不是用“化”或“变”字来看，佛教教义尚且未深入人心，中国人只是认为老子去了夷狄进行教化，是夷狄人把老子认为是佛陀，而不是变身为佛陀。）总之，出现化胡说时尚无道教教团，道教方面即使想提出也不可能提出。提出化胡说的时期即使往后推延，道教方面似乎也无必要提出，不能认为是道教方面（后来）提出的。（就）认为道教方面（开始就是这一观点的创造者）有意造作化胡说用以轻视佛教的，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若是如此，提出化胡说者当为佛教方面。如前所述，中国人在了解有关教祖释迦的知识时，佛教方面就把释迦比作同黄帝、老子不相上下的神仙式的人物进行说明。将该说明引申一步，便把释迦同老子等同看待，或视为同一系统，若再将两者结合起来，人们对释迦便感到更为亲切，同时也满足中华意识，（更能进一步把两者视为同一人的不同变身）从而得以顺利布教。将两者结合的最好媒介是《史记》老子传“......而去，莫知所终”这句话。因此我认为化胡说是某位佛教徒提出的说法，作为顺利布教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化胡经》的第一位作者可能也是佛教方面的人，不过后来道教方面利用它恣意编造，结果屡遭佛教方面攻击。确定化胡说的真伪成为了后来佛道两教争论的焦点之一。
附带说一句，波尔.伯里在敦煌发现的《老子化胡经》残卷有一段说老子转世为摩尼，这与佛教的情况一样，是摩尼教徒为在中国人顺利布教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因此不妨说化胡说和《化胡经》都曾被各种总结教团利用过。[2]印度佛教究竟于何时传入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传说，但仔细推究，这些传说并无可靠的证据，多是佛教方面杜撰出来美化自己的，以达到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之意。不过它们早已在历史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必要作一分析。以下所列，按传说所言之佛教传入的时间先后排列。
1.三代以前传入说
《山海经·海内经》开篇即说：“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宗炳在其《明佛论》中引此语，说明三皇五帝之时已有佛教传入了，他说：“‘爱’、‘偎’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固亦闻于三五之世。”(《弘明集》卷一)释迦牟尼的生活年代，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公元前565年至前485年，而各种关于释迦牟尼生活年代的其他说法，也大致在这个年限的上下一百年左右，但三皇五帝时代，却是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了，况且天毒(即天竺，今印度)之国也不与朝鲜同处在东海之滨、北海之隅。此说之非是显然的。
2.周朝时期传入说
《周书异记》中载，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国王曾感知到佛陀出世的异相，这种说法在唐僧法琳的《对傅奕废佛僧事》中曾引用，而法琳此书又被收入《广弘明集》传世，因而在佛教界内影响很大。但《周书异记》是一部伪书，大致成书于南北朝时期。
3.孔子时期传入说
《列子·仲尼第四》中说到，孔子就已经深知西方的佛为大圣，能“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孔子是春秋末年人，生活的年限大致是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而佛教开始向外传播的年代是阿育王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远远晚于孔子生活的时代。然这一说法广为佛教界所引用。
4.战国末年传入说
此说见于晋人王嘉的《拾遗记》，此书载有一位据说是一百三十岁的印度僧人在燕昭王七年(前305)持瓶荷锡来到燕都，并施行异术的说法。但这一时期的印度佛教尚未北传出境，此书原文也多佚失，是南朝萧梁时代的萧绮收集补作的，书中所记，多诡怪离奇之事。
5.齐晋时期传入说
宗炳在《明佛论》中根据佛图澄关于临淄(今属山东省淄博市)有古阿育王寺遗迹的说法，而认为“有佛事于齐晋之地久矣哉！”至于古阿育王寺是在何时兴建的，法琳有个说法，是在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见其《对傅奕废佛僧事》，《广弘明集》卷十一)，这一说法也是不可信的，但从中也反映出中国佛教对阿育王的尊敬。
6.秦朝时期传入说
法琳在《对傅奕废佛僧事》中说，道安和朱士行的《经录》中讲到，秦始皇时，有释利防等十八位外国僧人持经来化秦始皇，秦始皇不听，并把他们囚禁起来，夜里有金刚劫狱，救出僧人，秦始皇这才因恐惧而稽首称谢。从时间上看，秦始皇时代，阿育王已派人传教，但尚无确凿史料证据来证明秦朝和孔雀王朝有过交往，另外就算有来往也不一定是佛教。且法琳所引的这种说法，首见于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一，不过费长房并未说明此说是出于道安和朱士行的《经录》，不知出自何处。如果道安的《众经目录》中有这种重要事件的记载的话，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史作品就应该注意到了，但像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和慧皎的《高僧传》中都未提及。朱士行的《经录》则是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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