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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单位：中华财税网
文&&&&号：国发［1991］18号
颁布日期：
失效日期：
国务院《关于调整粮油统销价格的决定》
　　　　　１９９１年４月４日　国发［１９９１］１８号
　　６０年代中期以来，定量供应城镇居民的粮油统销价格一直未作调整，这对
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２年以后，为促进粮油生产发展，
国家多次提高收购价格，粮油购销价格出现倒挂，国家用于粮油的补贴逐年增加，
财政负担沉重，影响了流通和粮食企业正常经营，助长了不合理消费。
　　根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理顺粮油价格，
搞活粮油流通，促进节约用粮，减轻财政负担，决定从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起，
调整粮油统销价格。
　　一、适当提高粮油统销价格。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中等质量标准
品全国平均统销价每５００克提高０．１元；六种食用油（花生油、大槽芝麻油、
菜籽油、精炼棉籽油、菜籽油、豆油）实行购销同价，全国平均每５００克提高
１．３５元。其他粮油品种的统销价格也相应调整。粮油统销价格调整后，销售
价格尚来完全理顺，粮食购销价铬倒挂部分和粮油经营费用仍由财政给予补贴；
城镇居民口粮，口油继续实行凭证、凭票定量供应；居民结存的票证粮油，执行
调整统销价烙。
　　二、对职工给予适当提价补偿。为了使城镇大多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因
粮油提价受到大的影响，决定按照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给城镇居
民适当补偿。这次对职工及其家属的提价补偿纳入职工基本工资。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每个职工每月基本工资提高６元，企业单位职工各等级标准工资均提高６
元。对离退休人员、解放军和武警干部战士、大中专在校学生、民政优抚救济对
象以及其他需要补偿的人员，也给予适当补偿。具体力法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
下达。各地区、各部门均不得擅自提高补偿标准。
　　三、严格控制粮油提价连锁反应。为了尽可能缩小粮油提价的影响，各地区、
各部门在粮油价格调整期间要严格控制出台其他提价项目，不得“搭车”涨价。
各级人民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生活必需品价格，抓好副食品、日用工业品
的生产和供应，确保“菜篮子”价格的基本稳定。各级物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要加强物价监督检查和市场管理，对违反国家价格政策、哄抬物价的要严肃处理。
　　四、认真做好粮油供应工作，加强粮油票证管理。各级粮食部门要充分发挥
主渠道作用，切实做好粮油加工、调运和销售工作，保证市场粮油供应，防止出
现脱销，必要时可采取限购措施。要加强粮油票证管理，堵塞漏洞，防止趁调价
之机，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粮油和财政补贴。
　　五、切实加强领导，周密部署。调整粮油统销价格是深化价格改革的重要步
骤，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严格按照调价方案，周密计划，精心组织，认真落实。在
调价出台以前，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提高城镇居民定
量粮油销售价格宣传提纲》，结合当地情况，广泛深入进行宣传解释，采取内部
逐层传达的方式，做到家喻户晓。在调价过程中，要密切注意市场动态，及时解
决出现的问题，保证粮油调价工作顺利进行。
　　附：粮油统销价格调整方案
　　一、 粮食。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全国平均统销价格每五百克提高
一角。分品种价格，按照有利于逐步缩小购销价格倒挂的原则安排。各品种（中
等质量标准）全国平均每５００克提价金额为：面粉０．１元；粳米０．１５１
元；籼米０．１１４元；玉米０．０５８元。
二、食用油。六种食用油（花生油、大槽芝麻油、菜籽油、精炼棉籽油、茶
籽油、豆油）实行购销同价，全国平均每５００克提价１．３５元。各品种（中
等质量标准）全国平均每５００克提价金额为；花生油１．４９元；大槽芝麻油
１．５０元；菜籽油１．３１元；精炼棉籽油１．１７元；茶籽油１；４６元；
豆油１．３４元。
葵花籽油统销价格，也按照购销同价的原则相应提高。
　 三、地方管理的粮油品种。除中央管理的粮油品种以外，各地纳入计划内统
销的其他根油品种以及原粮、油料、玉米面的统销价格，参照相关品种的调价幅
度，由各地按照物价管理权限相应调整。毗邻地区要主动搞好价格衔接。
四、口粮、口油，军供粮油以外的平价粮油。非农业销售中尚未压销的各项
用粮，改按调整后的统销价格供应。供应农村的平价粮食，现按定购价或定购价
加费用供应的，价格维持不动；现按统销价供应的，改按调整后的统销价或定购
价供应。口油、军供用油以外的其他用油，没有压销的地区原则上改为议价供应，
个别地区确有困难，可执行调整后的统销价格，逐步改按议价供应。
五、地区差价。直辖市、省会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粮油统销价格具体安排，
由国家物价局、商业部另行下达。其他城镇的粮油统销价格，凡不安排地区差价
的，执行省会城市价格；继续保留地区差价的，原则上在现行统销价格基础上加
省会城市提价额确走，并核定全省城镇平均统销价格。
　　六、等级（品质）差价。各粮油品种继续执行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中等质
量标准品以外其他等级（品质）的价格，原则上按现行等级（品质）差率相应调
　　七、粮油制品、其他以粮油为原料的产品和粮油副产品价格。凡属口粮转化
的大众化粮油制品（馒头、大饼、油条、挂面、切面、米粉等普通米面制品），
在原料进价调整后的基础上，加合理费用和微利核定价格。其他以平价粮油为原
料的产品（酱油、醋、糕点饮食行业粮油制品等）销售价格按照企业合理经营，
价格从严掌握的原则安排。粮油副产品价格，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
具体情况安排。
　　八、粮油统销价格调整后的财务处理问题，由财政部、商业部另行下达。
　　九、尾数处理办法。为了方便群众，方便经营，方便核算，这次调整后的粮
油统销价格上每５００克保留到分，分以下“四舍五入”。在安排等级（品质）
差价、原粮成品粮差价、地区差价时，原则上每５００克差价不足０．０１元的
按０．０１元安排，超过一分的按“四舍五入”处理。
　　十、调整后的粮油统销价格执行时间为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按现行供应办
法在月底可以提前购买下月粮油的地区，提前购买的粮油执行调整后的价格。粮
油制品、以粮油为原料的相关产品的调价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十一、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粮油统销价格调整方案另文下达。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具体调价方案，报国家物价局、商业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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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估了的统购统销
被低估了的统购统销不言而喻，统购统销在当代中国史里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人们还不时能见到其身影，尽管它已跟粮食没有什么关系。我研究统购统销，也已不止一次，时间跨度更有了二十多年。直到最近，才有了这一部书稿，并得以出版。可能有朋友会问，你有什么创意，有什么新的见解？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番介绍，或者说做一个导读吧。我的研究集中于统购统销的早期。“统购统销”是如何决策的（1953）？它的初期实施情况（给农民留多少口粮）？“三定”究竟是怎么回事（1955）？对这些问题，坊间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如“去货币化”（参见《财经》2016年第25期）等等。统购统销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就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本身而言，它是如何决策的，至今也没有满意的答案。但是在我来说，它的意义，从一上一下两个方面来看，还是被低估了。从上来说，它其实只是一个大的政治事件的一部分。所谓下，是就它的社会经济史的意义而言，有许多重要的问题也没有说清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历史的变革里，有一个“前30年”、“后30年”的说法。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就属于前一书系。我的研究重点放在所谓前30年的第三个阶段。在小书脱稿以前，我强化了关于土地改革的部分。是为前30年的第一个阶段。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对几十年来整个农村变革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再一个可能有重大影响的，就是统购统销的研究。尽管它才刚刚开始显露出来。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改变了传统的观点：一个土地改革，一个统购统销，都是在以前的集体经济史里受到轻视的问题。有很长时间，土地改革都是一个“史前史”，是以前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遗留问题”。这多少隔断了历史，后者则涉及到，“统购统销”与“集体化”，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更为重要……这样一些问题。“统购统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十年历史中的最后一个迷。“是谁决定了统购统销”？是我开始给这一研究起的名字。当然，我没有把整个统购统销的兴亡都写下来（那是不同的学问），而只是集中于它的决策，和最初几年的实施。我也明言，不再幻想依赖秘密档案，而依靠分析、判断和猜想，古人章学诚所说的“直觉”和“神解精识”。1953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里是一条分界线，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朝鲜停战，国家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按照惯例，接着就应该叙述“集体化”了。现在我却打算把“统购统销”提到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我以前都不是这样做的。不对吗？统购统销（所谓“余粮征集制”），在中共本来是不想搞的，搞，也可以说是53年的一个“突发事件”，不得已而为之。可是集体化呢？1950年围绕着东北，1951年在山西，早就发生过重大的争论，一直惊动毛、刘，中央还发表了一个有关（合作化）的决定。这就是我的根据。难道不是集体化在前，统购统销在后么。但是其他学者却有不同的意见。我的观点有所改变，还是在这次重新研究统购统销之后。在从新了解了许多基本史实之后，发现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如在苏联“老大哥”那里，集体化就是在后边的。先发生的是粮食问题，几次危机之后才下决心“突击”集体化。另据研究，日本人搞“合作社”，也是为了加强“出荷”；而且中共有那么多高级干部包括张闻天、陈云等人在光复后都去了东北，他们能不知道日本人那些事吗？所以说，在中国按这样的顺序也有其道理。对于“前三十年”中国农业的失败来说，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集体化么？过去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后来，才有了改变。统购统销这一方面的因素越来越被看重。因为一个是外沿，一个是内圈，显然，大的管着小的，宏观管着微观。比如说，如果从国家层面就规定了农民口粮不过三百六（北方，南方四百斤，均为原粮），农业社内部的调整（所谓“多劳多得”）不过涉及几十斤粮食而已。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我之所以长时间犯了“错误”，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了“农口”的太大影响。无论是邓子恢，还是杜润生（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无论是私淑，还是关门弟子）。这一脉的着眼点，都是在于“农村经济组织”，在于如何办好“农业社”；“粮食”，一大部分不归他们管，粮价也是如此。研究统购统销不能不从粮食的紧张局势、从有关的统计数据入手。人们偏好数字，偏好科学，这是时代的通病。可是当时官方公布的数据材料往往不能严丝合缝，有时又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好像涉及多大机密似的。有时则倾向于说得越紧越好，或窃喜能够大展手足，早日实行那套更为简便而严厉的措施？这时候陈云拿出了八条建议，八条可以说面面俱到。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把话都说全了。过去，大多数学者都把太多的精力投放在这八条的研究上。当然，其他史料太少也是一个原因。在八条建议中，绝大部分都认为还应该保持粮食市场和粮食贸易，哪怕是使用“预购”或是“认购”的方法。因为这涉及与广大农民的关系，与对待资本家剥削阶级不同；“征购”和“配售”这些名词又太坏，因为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曾使用过（所以后来改名为“统购统销”）。因此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所以说，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统购统销具有“突发性”的一面；而且在一开始，它与其他各项建议之间也不具有所谓“社会主义道路”与“非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别，而不过是在黑、黄两种“炸药”中间选择一个而已，二者同样都是“炸药”。当时有抵触情绪的，不但有基层干部，也有县、区两级干部，甚至还有省、部级干部，在中央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上，有人坚决反对统购统销，也没有给扣什么帽子，而基本上是各人讲明自己的不同意见。不过，这里可能潜藏着一个问题：好了！现在既然有了八条，那些数据什么的，就算考虑过了，都可以放下了吧！咱们别执迷这些，别老是数字，老是粮食，谈谈别的吧。话题当然有，最集中的一个，就是憋屈了好几年的“新民主主义”了。“新民主主义论”，什么都好，就是碍手碍脚，太受限制了。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已经有了权力，干嘛不使？不是已经制订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么？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公布实行呢？还要坚守什么“共同纲领”？我相信，这就是当时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内心想法。尽管很多人不一定有这么明确的意识。所以，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一旦有人开头，把“去新民主主义”的话说透，那种“痛快”，就不言而喻了！换句话说，当局欲望太高，野心太大。特别是内外交征，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国内各种项目急骤上马，追求几乎是无限的。可以说有多少粮食也不够用（所以有基层干部说，朝鲜停战了，粮食怎么越来越紧张了）。已经不能脚踏实地，走上了一味追求政治集权、经济统制的道路。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种种限制，不复能够忍受。从而走上了不断革命、改制不已的道路。在这种情势下，那些个粮食数据，如果还有一点点作用，也只能证明供给的捉襟见肘，而不能视为施政的分析工具了。而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想到，一旦实行“统购统销”，“新民主主义”的那点好处，就都丧失了。它不但带来了“去货币化”，而且农村的各行各业——各种小工商业、家庭副业、小作坊——都受到严重冲击。一开始还都跟粮食有关，后来就扩大到油料等方方面面……在所有这些地方，它都超越了土地改革，而且把一些事物固定化、扩大化了，也有一些，径直通向了人民公社，通向了共产。为什么杜润生回忆时屡屡对我讲，他当初不同意统购统销？这原因在哪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他不忍心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啊！为什么坚持“四大自由”，什么“不要两头落空”、“充分发挥小农的积极性”……话不点透还是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认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取向是一回事，承认“新民主主义”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存在许多合理的，带有“人情味”的、合乎传统、合乎普世价值，也合乎实际情况的因素（这点对照包产到户之后就很容易看明白），则是另一回事——有人把它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去也曾称之为“四大自由”（或“四小自由”）——正是通过对统购统销的研究，我们对此才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可以说，统购统销是“去新民主主义”的重要一步。所以我把它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把它作为“前三十年”的第二个阶段。正是它，破除了前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也开启了农业社的集体经济阶段。这种认识，也是以前所没有的。过去，邓子恢始终坚持“合作化”具第一等地位，又检讨说：我开始说私商改造、粮食统购是临时因素，我收回这个话，同志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不能三条并排。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合作化（1955年5月）。看邓子恢的话，对于统购统销是厌恶的，不像合作化，他真心以为那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但统购统销呢，不过赤裸裸地从农民手里抢粮罢了。不那么光彩。有了这段话，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杜润生为什么不赞成统购统销了。尽管一开始他可能也是不那么明确的。最近五年，“新民主主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它特别值得关心，不可掉以轻心。借用“党史研究”的语言，“建国初期”第一个大问题，就是“革命转变”问题，即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于新民主主义热，我认为，有几个疑点需要说清：首先，“新民主主义”与（眼下的）“初级阶段”，是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阶段）。恐怕不能互相替代，尽管二者表面上有些相似之处（如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新民主主义是朝向（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刚从那里解脱出来。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初级阶段则未必。新民主主义极度强化政府作用，初级阶段则反是。新民主主义是实行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初级阶段则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国民经济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全面过剩”的阶段——举凡苏联、东欧莫不如此，也无一不发生“改革”——这并不是“初级阶段”，而是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相反，新民主主义却可称为初级阶段）。尽管1953年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决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但具体说来，是年底的统购统销，以小撬大，通过它才入手解决了“去新民主主义”问题。不能认为当年新民主主义再继续实行多少年就“好了”，它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如对市场认识的缺位，即很难过去这关），拖下去（如曾经说过的十年、十五年），不但不能，反而会制造出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危机（如同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共产主义，在有些方面是格格不入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从“统购统销”研究中，却发现了新民主主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道理的、为农民需要的一面（不止邓子恢、林彪也曾主张“四大自由”）……换句话说：新民主主义虽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却与传统社会比较接近，具有较多温情的、带普世精神的东西。如果当年坚持“新民主主义”，恐怕就难以达致“极权社会”。这不意味看着我们认同“新民主主义论”，无论是六十年前还是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除了是一种“策略”之外，如朱厚泽特别强调，它的一大问题是在政治方面，它仍然是那一套模式。我们应该将其不同层次区分开来。就老区的社会经济政策来说，当年没有新民主主义或类似的东西是不可想像的，也无法招揽人心（收揽人心，可能也是当今某些人鼓吹它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有策略性，过渡性的一面……到了一定时候，它一定会被新的阶段代替。在这中间，起到巨大作用的，恰恰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之谜》，香江出版社，2016.11（淘宝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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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到15位，小写英文数字或下划线组成，以英文开头
6-15位,可用英文(区分大小写),数字,不可用空格漁農自然護理署
魚 類 統 營 處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透 過 執 行 香 港 法 例 第 291 章 《 海 魚 ( 統 營 ) 條 例 》 ， 打 擊 非 法 批 銷 海 魚 活 動 ， 及 管 理 魚 類 統 營 處 ，以 提 供 海 魚 統 銷 服 務 ， 使 海 魚 能 有 秩 序 地 統 銷 。 是 一 個 根 據 《 海 魚 ( 統 營 ) 條 例 》 成 立 的 法 定 機 構 ， 現 時 經 營 共 7 個 魚 類 批 發 市 場 ， 為 漁 民 及 海 魚 批 發 商 提 供 服 務 。
海 魚 ( 統 營 ) 條 例
根 據 《 海 魚 ( 統 營 ) 條 例 》 ， 所 有 鮮 海 魚 （ 不 包 括 活 海 魚 ） 必 須 在 魚 類 統 營 處 轄 下 的 魚 類 批 發 市 場 卸 在 陸 上 及 批 發 出 售 。 任 何 在 香 港 水 域 或 陸 上 運 送 重 量 超 逾 60 公 斤 的 鮮 海 魚 的 人 士 ， 須 領 有 統 營 處 處 長 ( 現 時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兼 任 ) 發 給 的 許 可 證 。 任 何 人 士 違 反 上 述 規 例 ， 即 屬 違 法 ， 最 高 會 被 判 處 罰 款 10,000 元 及 監 禁 6 個 月 。
推 廣 本 地 漁 產 品
為 了 進 一 步 推 廣 本 地 優 質 漁 產 品 ， 魚 統 處 已 成 立 漁 產 品 加 工 中 心 ， 發 展 新 鮮 及 安 全 的 漁 產 品 ， 例 如 乾 貨 海 產 及&鮮 魚 肉 片 等 ， 並&建 立 本 地 的 優 質 品 牌 以 作 推 廣 。 除 了 來 自 捕 撈 漁 業 的 漁 產 品 外 ， 魚 統 處 亦 積 極 協 助 推 廣 來 自&本 地 「」下 的 養 魚 埸 所 生 產 的 漁 產 品。
漁 產 品 加 工 中 心
推 廣 本 地 的 優 質 品 牌
魚 統 處 亦 透 過 參 與 宣 傳 活 動 ， 積 極 開 拓 本 地 市 場 及 內 地&市 場 。
電 話 號 碼
統 銷 海 魚
覆檢日期 :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粮食局农村统销粮供应证
粮食局农村统销粮供应证
品种：粮票-粮票
属性：地方通用粮票，通用，年，江苏，，单张，无齿孔，，，，，
简介：农村统销粮供应证，包老包真，品相如图
商店【大观园】“粮票”目录下其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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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票 >> 粮食局农村统销粮供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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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答案（共1个回答）
〔摘 要〕 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始于在特定历史条件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它在实现保障向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这一初始政策目标的基础上，还承接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功能，成为服务于赶超战略的一种制度安排。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长期实施，对农村经济运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与加拿大牛奶、鸡蛋某些农产品行业协会的配额管理制度在农产品的计划生产、收购上有着相似之处，但制度背景、产生的动因和功能、计划管理的主体、实施范围的差异却导致了绩效的反差。　　建国初期，陈云在主持制定粮食流通方案时，通过对八种方案的比较，在“黄色炸药”和“黑色炸药”两种“炸药” 〔1〕 之间选择了统购统销制度，这既体现了政治家的智慧和胆略，也体现了经济学家求真务实的科学相关信息幼儿教师的暗示对幼儿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孩子特长教育的注意事项是什么？国学课程学习型社群，求推荐一个好的互动教学平台有哪些？优秀学生更容易产生哪些心理问题?触摸对孩子的好处是什么？从小接受音乐教育有什么好处呢？孩子为什会因为想象产生恐惧呢？有教育APP是互动教学类型的吗？超常青少年应该怎么培养呢？写不好作文母爱的力量熵这个概念晶体 导电本科生函授精神。学术界对陈云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思想做过较多研究。鉴此，本文仅从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就农产品统派购这一制度安排的动因、功能、对农村经济运行的影响等做一探讨，并将其与加拿大牛奶、鸡蛋等行业协会的配额管理做一比较，为进一步研究陈云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思想提供参考。　　一、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是服务于赶超战略的一种制度安排　　早期发展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和国家计划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最为稀缺，增加资本积累对于加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没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计划安排，仅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不可能迅速地积累尽可能多的资本和促进工业部门的扩张。早期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主张发展中国家实行国家计划，是因为这些国家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而主张政府对经济积极进行干预，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有限资源，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　　中国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政策选择上，与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主张不谋而合。围绕国家工业化目标，新中国选择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通过国家计划和对国民收入的一二次分配政策的调整，实现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与有限资源向工业化的配置和整合。其中，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就是实施国家计划和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政策工具之一。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是从粮食开始的。中共中央于日做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政务院于同年11月23日正式颁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办法》。1954年，长江、淮海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造成粮食大减产，同时，年度在非灾区又向农民多征350万吨粮食，发生了许多强迫命令和“购过头粮”等现象，加重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程度。到1955年春，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谈粮食，户户有统购。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5年3月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核减了粮食的收购任务，并决定对粮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制度。　　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业是传统农业，以役畜为动力，户均耕畜不足1头、耕犁只有约1/3张，农村基本上是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农业商品率极低，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49年只有209公斤、1952年也只有288公斤。 ① 这种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农业，在工业化战略起动之初，即显露出对工业化支持乏力的矛盾，1953年粮食等农产品供应紧张就是这一矛盾的暴露。1953年粮食“收购和销售两项比较，差额是多少呢?如果今年度销售到五百六十七亿斤，就比原计划多销了把八十七亿斤;如果收购比原计划减少三十亿斤，差额就是一百一十七亿斤。即使收购计划全部完成了，八十七亿斤的差额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1〕（p.205） 实际上，年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13.1%，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11.3%。在粮食等农产品快速增长下发生供应紧张这一问题，除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要多吃多留而少卖、私商抢购和囤积居奇扰乱市场而影响国家收购外，其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城市工矿区对粮食等农产品需求的过快增长所致。日，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一九五三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城市人民购买力提高的事实也是明显的。几年来物价是稳定的，工资收入比起解放初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最重要的是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全国就业人数又大为增加。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社会工资总量和城市人民的收入。正是由于城乡人民的收入增加了，才使产量增加了的粮食、油料、肉类、布匹发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1〕（pp.258～259） 那么，这种需求增长具体情况如何呢?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年3年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34.8%，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提高，由1949年的占30%上升到1952年的占43.1%;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扩大，1953年达28.34亿元，比1952年的16.89亿元增长67.8%;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到1952年的7163万人、1953年的7826万人，分别比1949年增长24.2%和35.7%;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2年的12.5%和1953年的13.3%。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的增加，加上当时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农民消费水平高出约1.5倍，都促使粮食等农产品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统购统销制度被扩展到其他农产品，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被视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长期实行，成为将有限资源配置到工业的一种政策工具，成为服务于赶超战略的一种制度安排。除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外，1953年和1954年又分别对油料、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并自1954年起对生猪等其他农产品先后实行了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即派购制度。1957年8月，国务院在《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中进一步明确，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包括:烤烟、黄洋麻、苎麻、大麻、甘蔗、家蚕茧（包括土丝）、茶叶、生猪、羊毛（包括羊绒）、牛皮及其他重要皮张、土糖、土纸、桐油、楠竹、棕片、生漆、核桃仁、杏仁、黑瓜子、白瓜子、栗子，集中产区的重要木材，大麻、甘草、当归、川芎等38种重要中药材，供应出口的苹果和柑橘，若干渔业集中产区供应出口和大城市的水产品。随着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建立并逐步得到加强，还加强了对农村市场的管理，在农村流通领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调节，从此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基本上不复存在。　　二、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预期目标的实现及其对农村经济运行的影响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在实现保障向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这一初始政策目标的基础上，还使其承接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农产品相对价格较低的时期。据调查，1950年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指数，比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31.8%，比1936年提高45.3% 〔2〕 。新中国成立后，在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剪刀差”仍然存在，并时有扩大。延续了30多年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实际上成为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一种制度保障，即通过对主要农产品实行国家垄断，限制城乡集市贸易，严禁民间的长途贩运，以低价收购农产品，从而顺利获取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工农产品交换中实现农业资金向工业资金的转移。据专家测算，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幅度扩大44.92% 〔3〕 ，年从农业部门聚集的净积累为4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30.9%，年为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　　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还承担起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消费、工业原料消费的数量分割的分配功能。因为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具备这种功能，在农产品短缺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前作为生产者的农村居民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消费更多的农产品，而是不得不向城市居民提供口粮和为工业提供原料，因而在农产品消费水平上总体上农村居民远低于城市居民。　　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实施，既保障了农业向工业提供所需要原料的供应，又保障了农业剩余大量向工业转移的实现，为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到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比1952年增长了15.9倍，年平均增长11.5%;发展起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78年的75%。从保障农业向工业提供所需要原料的供应和农业剩余大量向工业转移的实现看，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实施达到了其预期的政策目标。　　但是，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长期实施，对农村经济运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农产品低价统派购制度使工农产业价值交换和流转关系失衡，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削弱了农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其次，农产品统派购和限制农村集贸市场的制度安排，排斥了商品生产、市场机制。政府用计划控制取代市场机制后，经济运行缺乏内在的自动调节机制，农民不能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信号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致使农村资源的流动和重组受阻，各地的比较优势无从发挥。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切断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致使农村经济形成结构单一的产品经济的封闭体系。　　第三，在实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后，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也成为把广大农民留在农村、留在农业的制度保障，因为对城市居民实行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定量供应，农民进城既得不到就业岗位，也得不到农副产品的供给，使农业富余劳动力失去了自由进入城市系统的机会和可能性。农业富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到非农产业，农业规模经营难以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以致农民增收难、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变得更加艰难。　　受上述因素影响，加上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对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挫伤，工农业发展失衡。年工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比为5.5∶1，这一增长速度比大大高于国际工业化初中期工农业增长速度2.5～3∶1的比例。　　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反过来又成为工业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一方面，农产品增长缓慢，不能满足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人口的快速增长的要求，使得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进而使对城乡居民实行严格的凭票供应局面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就低，对工业品需求拉动不足。　　三、我国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与加拿大某些农产品行业协会配额管理比较　　加拿大的牛奶、鸡蛋等行业协会对其成员也实行配额管理。以牛奶为例，根据法律授权，奶农协会统一对所有成员生产和销售的牛奶实行配额管理，协会对农场生产的超出配额的牛奶不予收购，农场主也不能自行销售牛奶，这种农业组织化及其内部实行的按配额计划生产和销售的管理方式，提高了农业组织化程度，减少了市场交易费用，避免了生产过剩和农场主之间的恶性竞争，实现了有序销售和价格稳定。　　在农产品的计划生产、收购上，中国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与加拿大农产品行业协会的配额管理制度有着相似之处。中国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其初始的政策目标只是计划收购和销售，即在市场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因国家调控手段失缺而未建立起宏观体系之前，通过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和销售，可以保障农产品短缺条件下的有序供给，有效解决了当时发生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现象，进而保证了国家工业化的顺利推进。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实际上也承担着对生产的计划管理的功能。但中国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对农村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与加拿大农产品行业协会的配额管理促进行业发展和实现农民增收形成反差。造成这种绩效反差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制度背景不同。加拿大农产品行业协会配额管理制度，虽在行业协会内部对成员的生产与销售实行配额管理，但它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运作的，资源的配置仍以市场调节为主，可以较好地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中国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排除了市场机制，发生政府失灵现象难以避免。　　二是制度产生的动因和功能不同。在买方市场和竞争激烈的条件下，以实现卖方共同的利益和整个行业的发展为目标，加拿大的农场主自发组建起行业协会，并在组织内部实行按配额进行计划生产和销售，这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实现农场主增收和整个行业发展的目标，加拿大农产品行业协会还承担起游说政府和在组织内部实行行业自律等功能。中国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是在卖方市场和供需缺口日益增大的条件下，以保障工业化快速推进所需原料供应为政策目标，后来又赋予其低价征收农产品的分配功能，这是由政府做出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　　三是计划管理的主体不同。加拿大农产品行业协会全部由同行业农场主组成，配额指标由农场主自己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因而能够很好地实现农场主的利益。中国实施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后，农产品收购计划及价格均由国家统一制定，农民是被动参与者;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政策取向以及自行销售家庭副业产品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遭批判的情况下，农民只能接受农产品被低价征购所遭受的利益受损。　　四是实施范围不同。加拿大农产品行业协会发育较充分，几乎每个农产品都有专门的行业协会，但只有牛奶、鸡蛋、鸡肉、小鸡、火鸡等少数农产品行业协会实行配额管理。因为实行配额管理需要具备一定条件，从产品特性看，必须是可供选择的替代产品有限，供给价格弹性大的产品;从管理看，行业协会有能力执行其配额和其他管理规定，成员也必须愿意为停止生产和对系统实施管理与管制付出相应的成本。换言之，只有少数农产品适合实行配额管理，而大多数农产品不适合实行配额管理。中国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一开始只在粮食上实施，但后来日益扩大，几乎包括了所有农产品。到1978年，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总额中，国家按计划牌价统购、派购的比重高达84.7% 〔2〕 。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实现供给与需求平衡，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是计划生产与销售，也可以是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计划生产与销售管理的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计划生产与销售管理的运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这也是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兴起与发展的因素之一。　　〔参引文献〕　　〔1〕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210页。〔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编《农产品成本和价格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3〕严瑞珍等:《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见《生存、改革、发展》（1988），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4〕《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对属于统购、派购范围的重要农产品实行由国家统一规定或由国家指导规定的计划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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