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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药物吃后可以很快致人心脏病发作死亡
心脏病知识简介
心脏病（heartdisease）是心脏疾病的总称，包括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冠心病、心肌炎等各种心脏病。临床实践表明，手部按摩是防治心脏病有效的辅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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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米·嘉妮丽 |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录及摘要
现代医学的最大悲哀之一，就是将心脏视为一个简单的机械压泵，而忽视了它的情感需求。这是现代人心脏日益脆弱的根源！
第一部分 血泵的传奇
第一章 不为人知的心脏
温暖和谐的社区生活比单纯的降低胆固醇水平或戒烟更有助于心脏病防治。“罗塞托效应”就是明证。在这个相互帮助的意大利移民社区中，人们抽烟，摄取高脂肪食物，但他们对心脏病几乎是免疫的。而一旦年轻一代放弃传统的生活习惯，缩进封闭的小家庭后，心脏病的发病率开始持续上升，直至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章 一颗脆弱的心脏
现代医学的一切手段都只是在关注人的物质身体，而不是人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就是80%-85%的诊断结果来自于病人的病情陈述。因此，现代医生的面孔越来越冷漠和僵硬，他们只相信仪器显示的证据，而不考虑病人的心情。
第二部分 心脏的语言
第三章 重重压力的迷雾
长期以来，人们十分重视饮食和运动对心脏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压力对心脏的影响。在压力状态下，我们体内会分泌出压力荷尔蒙，身体的这种应激反应会逐渐损害我们的血管，产生高血压、各种炎症以及血管损伤。换句话说，一个人心脏监测的指标都很正常，但由于压力过大，他也可能突发心脏病。相反，一些诸如想象、深呼吸、冥想和瑜伽等减压手段则是治疗心脏病的良药，它们能让血管放松，减少压力荷尔蒙的分泌。
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
为什么A型血的人容易罹患心脏病？为什么有50%的冠心病不是由肥胖、高胆固醇、高血压、吸烟、糖尿病等所致，而是由敌意的情绪引起？心脏病是愤怒、孤独等不良情绪的回声。因此，心肠好的人心脏才会好，而整日暴躁易怒的人容易患心脏病？
第五章 抑郁的风景线
心情不好，心脏自然就会不好。有研究指出，抑郁和焦虑都提高血压，影响心律，改变血液疑结状况，最终导致提高了体内的胰岛素指标与胆固醇指标。所以，抑郁症和心脏病总是以前一后，结伴而行。也许，爱才是治疗心脏病最好的药！
第六章 神圣的启示
人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着体内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压力荷尔蒙的分泌，而这些荷尔蒙则会导致高胆固醇和高血糖，从而诱发心脏病。所以，一位称职的医学不仅应该了解病人的心脏状况，而且更应该了解病人的心理。
第七章 持续不断的悲伤
对心脏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悲伤。在悲伤的气氛中，身体从交感神经系统中分泌出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使得心跳加速，动脉缩紧，因而出现某些心脏病的症状，如胸痛、气促和休克等。现在医学研究者已经明确地将悲伤列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
第三部分 超越心灵
第八章 心脏是一颗微型大脑
心脏不仅是一个压送血压的泵，而且也是一个智能器官，它有自己的神经系统、决策能力以及和大脑沟通的渠道。大脑和心脏孰轻孰重，这是个古老的话题。
第九章 宇宙之心
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心脏移植手术后，一些器官接受者会表现出器官捐赠者的一些个性。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心脏具有特殊的智能，能够处理身体和外界的各种信息，还是说明了心脏就是灵魂之所？
第十章 富于同情和关爱的医学
医学不仅是科学，也是一种爱的艺术。医生不能缺少精湛的医术，更不能缺少慈爱之心。有时候，医生的冷言冷语比血液里的胆固醇对心脏的损害还要大。
为什么A型血的人容易罹患心脏病？
为什么一些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的人会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
为什么一些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的人会突然具有了捐献者的某些个性和爱好？
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医学结论：医院有50%的可能性查不出你是否患有心脏病？这是一个令人惊讶、担忧、甚至恐惧的结论。果真如此吗？仔细想想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再看一看这组数据：
2005年8月18日，著名演员高秀敏因心脏病突发在长春去世。
2006年12月30日，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
2007年6月23日，著名相声演员候耀文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他们从来不去检查身体吗？不！我敢肯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定会经常去体检。关键是再仔细的体检也不一定能查出他们心脏存在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保护自己的心脏？
美国心脏病学的领军人物、著名心脏病专家米米·嘉妮丽博士在《心情好，心脏才会好》一书里，清楚地阐述了世界心脏病领域里的新发现——
现代医学的最大悲哀之一，就是忽视了心脏的情感需要，将其视为一个机械压力泵。
实际上，有50%的冠心病并不是肥胖、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血脂等造成的，其罪魁祸首是我们的敌意情绪。
心脏不仅拥有心理特征，会受到敌意、压力和抑郁的影响；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智慧，它自身的神经系统能够与大脑和身体的其他部位进行沟通；甚至心脏还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它渴望达成更崇高的目标。
治疗心脏病最好的药不是阿司匹林、斯达停舒和ACE抑制剂，而是爱、宽容和乐观向上的心情。……
毫无疑问，《心情好，心脏才会好》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全新的、多层次的、真真切切的心脏；让我们明白了对心脏危害最大的不是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血脂……而是压力、抑郁、愤怒、悲伤等敌意情绪。
这就是医院查不出心脏存在的某些巨大隐患的原因。因为再先进的仪器，也无法检测出你的精神状况与心情好坏。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对各项检测指标的细微差别耿耿于怀；相反，我们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倾听心脏微妙的语言，关心它的情感需要和精神追求。只有这样，我们的心脏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
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首席健康顾问迪安·欧宁胥评价本书所言：“这是一本极具个性的图书，其中既有最新的科学成果、古老伟大的医学智慧，还有亲身的体验……它能够改变你的生活，甚至挽救你的生命。”
第一部分 血泵的传奇第一章 不为人知的心脏
第一章 不为人知的心脏
温暖和谐的社会关系远比降低胆固醇水平或戒烟更有助于心脏病防治。然而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的医生像技术人员修理汽车一样进行着心脏手术，他们用机械工程学的原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却忽视了人的精神对心脏的影响。
当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克里普斯中心从事综合性医学研究工作时，我们向病人传授一种叫做“定向想象法”的治疗手段，病人将他们未来要面临的生活进行具体的想象。其实，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进行过这种被唤为“白日梦”的把戏了。
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遐想，勾勒出未来的远大前程。那时，我要住在一所带有游泳池的大房子里头，我从事的工作至关重要，对人类具有重要价值。
这就是我弯腰坐在布鲁克林区浮想联翩的内容。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特别喜欢待在这热气腾腾，简直有点令人窒息的社区。在这个街区里，每个人都知道你的隐私，而且，在星期三晚上，满街道都弥漫着意大利式海员沙司酱的味道，在星期五，就变成了炸鱼的味道。
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就生长在这个团结无间、然而却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社区里，那时我感觉自己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纪里一般。我的邻居们基本上都是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社区的风气非常传统守旧，简直就像意大利老家一样，后院攀援着玫瑰花，凉棚里种着葡萄树，人们穿着镶有蕾丝花边的礼服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我母亲不幸死于心肌梗塞以后，社区那种安全温暖的气氛，帮我安然度过了那些艰难时日。那时，我独自在词典上查阅着我母亲的死因：“心肌梗塞是一种由冠状动脉血液凝结而造成的心血管疾病。”即便看到这些，我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夜里，我用手抚着胸口，让心脏平静下来，压制住内心深处的恐惧——我担心自己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当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仍在跳动时，我是那么欣喜。我的心脏不像悄无声息的大脑或肝脏，它像鼓点一样强有力地跳动着。
我开始对心脏抱有莫大的兴趣，当我坐在自然科学课堂的后排时，我仔细地端详着那颗红色的塑料心脏模型，它可以拆解开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各种部位、脉管和瓣膜。
在周末读物中，我仔细地阅读着一幅描绘着圣母玛丽亚的画像。画像里头，她穿着一件玫瑰红色的衣袍，脸上蒙着蓝色面纱，在她的心脏部位，交织环绕着一束光线，好像她正在试图传达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秘密。
我还认真地观赏着一幅叫做《耶稣神圣之心》的画，这幅画挂在我祖母卧室中最醒目的位置。在画里，耶稣身裹一件白色衣袍站立着，红色的心脏上布满了一道道伤痕，头上带着一顶荆棘做成的花冠，四周燃烧着熊熊火焰。
在我看到和读到的东西里头，没有一样能够克服和化解母亲逝世带来的悲伤，心脏病的阴影贯穿和笼罩了我整个童年，那是带有神秘色彩的灾难性成分，以至于我从来不和别人谈论这件事。
我母亲去世时我就在现场，这件事把我们联系得更为紧密了，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抱有莫大的遗憾——那时我还太年幼，无法挽救她。
家族中别的成员都安慰和鼓励我，他们聚集在我祖母的房子里，每一扇涂着黑漆的门都通向一个非同寻常的亲密世界。无论我需要什么，总能在那里找到一处避风港。要是我饿了，我的罗丝阿姨就会为我做一盘香喷喷的通心粉。要是我孤独寂寞，我就打开乔伊·安表姐的卧室门，让珍妮斯·约普林Janis
Joplin，1960年代美国迷幻摇滚女星，堪称摇滚史上最伟大的女性，27岁时因吸毒而死。和“感恩之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与珍妮斯·约普林同时期的摇滚音乐人，“旧金山声音”的典型代表。那嘶哑狂热的歌声陪伴着我。当我需要建议或者寻找庇护时，我就蜷伏进祖母的公寓，那里虽然又小又挤，却是一个使人斗志全消的避世之地。
在我们的左邻右舍中，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与他人紧密相连——他们知晓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处的地方。这种和睦融洽的群体氛围使我体会到了一种温暖的安全感与维系感。群体归属感正是对心灵和心脏非常有益的一种氛围。
当时我毫无所知。正当我在布鲁克林长大成人时，科学家们正研究着另一群与我们相似的意大利移民，原因在于他们的心脏病发病率非常地低。外科医生史都华·沃尔夫博士和社会学家约翰·G·布鲁恩开展了一项针对宾夕法尼亚州罗塞托居民的长期考察，这项考察从1935年一直持续到1984年。
研究者发现，尽管许多罗塞托居民抽烟，摄入高脂肪食物，而且在板岩采石场中从事着危险的体力劳动，他们似乎对心脏病是免疫的，他们的心脏病发病率仅为全国平均发病率的一半。
那时，威尔士和英格兰人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地区，罗塞托早期的意大利移民被排斥在外，于是他们便开始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协同合作的文化。他们创造了一种社区精神，他们在一起庆祝各种宗教节日，在发生家庭事故时聚集起来磋商问题，他们一起融入到一个联系广泛而紧密的大社区中。
罗塞托与布鲁克林一样，街坊邻居也相互照应，一个屋檐下几代同堂，长辈们也是这个联结紧密的网络中的一员。教堂庆典、社区聚会和家庭聚餐把人们紧紧维系在一起，驱散了人们之间的隔阂与孤独。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罗塞托以稳定性、可预测性和一致性著称。人们都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头，吃过饭后，邻居们彼此串门。由于任何夸财耀富的行为都不受欢迎，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就泯灭了。有一条伦理准则至高无上：每个人都同意孩子必须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最后，研究者们认为“罗塞托效应”能够降低心脏病得病率，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社会网络、居民的相互联系、稳定性以及可预测性，这些因素是无法用实验室里的仪器测定的。
“人们在彼此促进提高，帮助对方。”沃尔夫说。他指出，紧密团结的社区氛围比降低胆固醇水平或戒烟更有助于心脏病的预防。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社会与文化因素在健康及心血管疾病预防中的重要作用。“贪恋生命”的假设，指的是一种生命渴求亲近另一些生命的倾向，这导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生活于人群中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幸福与健康。在历史的大部分阶段中，人类总是过着亲密的群居生活，一起联合起来生存下去。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渐渐散居开来，切断了彼此间的联系，那些联合会、行业协会、俱乐部等一度给我们一种社群联系感的事物已经消失了。
一项研究在加利福尼亚的阿拉美达县及芬兰的北卡莱利亚同时展开，研究人员花了5~9年的时间观察了上千名参与者。研究结果显示，和那些与外界交往广泛的人相比，那些孤僻而缺乏外界交往的参与者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疾病的可能性要大2~3倍。令人惊诧的是，这些结果已经排除了来自心脏本身的风险因素。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告的部分阻滞剂心脏病试验研究病例显示，那些孤僻和生活压力巨大的人，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病因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那些热爱社交和生活压力小的人。此外，一项为期7年的调查主要针对1000多名居住在夏威夷的日本移民进行。结果表明，建立顺畅良好的社交网络对预防心脏病卓有成效。这项调查排除了诸如高血压、吸烟等众所周知的不健康因素。
罗塞托的研究者预测说，年轻一代的罗塞托居民不会满足于他们父辈的价值观。这一预言果然奏效。当下一代罗塞托居民长大成人，接受大学教育以后，他们就告别了传统的罗塞托生活方式，更多地关注起物质上的成功。他们开始炫耀和攀比，竞相购买大排量汽车，搬到了郊区建立起独立的家庭。
当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回到罗塞托时，他们发现那里的环境已经变了——那种有助于预防心脏病的亲密无间的社区氛围已经消失殆尽。年轻人开车去街区外的商业区从事白领工作。不再像以前那个热闹的大社区一样，他们把后院用篱笆围了起来，一个个缩回了自己的小家庭中。
沃尔夫与他的同事发现，伴随着街区的社交活动变化而来的是逐渐增多的健康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罗塞托的心脏病低发病率已经开始逆转了，第一名45岁以下的心脏病患者出现于1971年。心脏病发病率持续上升，直至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个地区已经失去了它统计学意义上的独特性，罗塞托效应已成为历史了。
在布鲁克林的小小世界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
在我们的大街上，财富的累积就意味着散步的减少，还有雪弗莱车与别克车造成的塞车；我爸爸不再喜欢吃通心粉，而是转变成喜欢牛腰肉和蓝奶酪。家家户户的后院都用铁链和栅栏围了起来；上班族们离开邻居们去郊区工作。埃斯波西托老太太和科莫先生从他们孩子家里的卧室搬出来，住到养老院去了。
如果我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曾祖父母们，拖曳着他们笨重的农用器具，突然回到了我们家中，他们也许会非常吃惊，因为科学技术、自动化机器和各种休闲方式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大为震惊地看到我们在电视机前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而我们清洗衣服和碗碟的工作都是由机器代劳的。他们看到我们如此与世隔绝和静止不动的状态，肯定会非常不快的。
在20世纪，我们已经失去了生活中应有的许多身体功能和彼此之间的依赖——烤面包、搅拌黄油、生炉子、掸地毯，所有这一切都由机器代劳。清洗这样简单的家务劳动原来是那样的烦琐，它包括搓揉、拧干和晾挂，这些都需要花费一定的体力，但它们却能锻炼心脏功能。
相比于我们的先人而言，我们的生活过得更为舒适了——哪怕是短距离路程我们也开车而不是步行；我们坐电梯，不再爬楼梯了；黄油、冰激凌、奶酪这些过去用手工制作的奢侈食物，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事实上，一个典型的现代人花费在家务和工作的时间，只有19世纪的人的一半。但我们的心脏更加脆弱了。
在1900年以前，心血管疾病还不多见；人们更多地死于肺炎、感冒或肺结核。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延长了2倍之多。20世纪时，人们平均只能活40来岁，而到了21世纪，平均寿命已达77岁了。生命在可喜地延长，伴之而来的却是长时期丧失劳动能力和疾病缠身。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头号杀手，高居美国死亡原因的榜首，相比其他疾病，心脏病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
在此期间，在我的家中，我父亲约瑟夫也悄悄成为死于心脏疾病中的一员。他在我母亲逝世差不多10年以后，同样死于一次心脏病发作，使得我们余下的家庭成员更加惧怕这种神秘而阴森的疾病。
我的祖母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末，她是本森赫斯特那个旧部落里的最后一名成员。她是仅余的一个采梨果的人，只有她还会手工制作面条，而且，她还是一名知道街区里所有孩子教名的长者。
在她弥留于病榻的最后时日，现代科技的浪潮不仅席卷了我们的街坊邻居，而且还占领了整个医学领域。一度停止跳动的心脏在起搏器的帮助下会重新跳动起来。输氧仪把空气和氧气输入已经衰竭的肺部。人工输液使得那些无法进食的病人得以延活，但这些手段也同样延长了他们异常痛苦的濒死过程。现在，病人不再待在家中，身边环绕着家人和朋友，他们更多的是在一间无菌病房中结束生命。
我的祖母不需要这些延长生命的程序。她也许无法理解她心脏充血的病情——她狭窄的大动脉瓣膜使得她的心脏过度操劳，血液无法流畅，心肌也变得僵硬——但她却能情绪化地感知这一事实。她知道她的心脏像一座陈旧而迟缓的闹钟一样，逐渐地磨损衰竭了。
“我可不想死在医院里。”我祖母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她想留在她的公寓里安然地度过最后的日子，而非在一间摆满了滴答作声的仪器和静脉注射器的房间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些新的科技手段给我们的家庭造成了一种医学上的艰难选择，我们的祖先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局面。当那些医疗机构的治疗手段仅仅只能延长她的生命，而非治愈她的疾病时，为什么我的祖母只能离开她的公寓住到医院里呢？可是，和大多数面临如此困境的家庭一样，我们不得不屈从。
她在医院里做了全面的检查，依照这种治疗系统，任何症状都必须作出诊断。
我年迈的祖母却比那些运用输氧仪和其他医疗设备的年轻医生们更清楚这个事实——他们没办法治好她的病。她是对的。
她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得多。
“一切都变啦！”她向我抱怨着这个新世纪中出现的新事物。这话也是真的——在这个世纪里，还有什么没被发明出来呢？
她站在厨房水槽旁削土豆皮，经常三言两语地发表着对各种革新和进步的看法——月球旅行、拉链、原子弹爆炸、抗生素、电脑以及透明胶带等。
但是，伴随着这些新进步的，却是另一些我们很难估量的改变——随着人们之间日渐疏离与隔膜，布鲁克林不再是过去那个温暖的社区了。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改变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但却没有仔细考虑过它们对我们死亡方式的影响。
第二章 一颗脆弱的心脏
医生的手术刀能解剖人体的每一个部分，但却永远无法解剖人的精神。现代医学的一切手段都只是在关注人的物质身体，而不是人的灵魂。因此，有时候，心电图显示出的数据远不如与病人的一席长谈。但遗憾的是，现在医生的面孔越来越冷漠僵硬，他们只相信仪器显示的证据，而不考虑病人的心情。
作为一名心脏病医生，我花费了许多时间，才拥有了开明舒展的心胸。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就仿佛加入了一个秘密社会——里头有着属于自己特有的亚文化，有整套的语言、符码和等级，而且，不允许成员带入任何的个人感情。
这些事情，他们并不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但他们会慢慢地示范给你。
我刚刚就读医学院时，我们要上解剖课。在那天，50多名新生拥进了实验室。
只见明亮刺目的灯光，白刷刷的墙壁，甲醛的甜味弥漫四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排排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上面覆盖着尸布。
教授站在我们面前指导我们操作过程，但我根本没有细心听他的话，我满脑子都是那些躺在那里的尸体——他们曾经是别人的祖母、父亲或妻子。
我特别害怕掀开尸布，凝视着那些脸孔，看到他们穿破的耳朵、头上的卷发、脸上的皱纹，正是这些特征，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的解剖同伴卡洛尔和我分到了一具骨骼粗大的女尸。
轮到我们操作时，我把尸布拉开，两个人站在那儿，一言不发，盯着女尸仍然涂着珊瑚色指甲油的手指，那修整过的眉毛，她的左手手指上还有一圈凹痕，那里也许一度带着结婚戒指。
“天哪，我对这个女人可动不了刀子。”卡洛尔喃喃地说。
“为什么？”
“她的样子可像我妈妈了。”
我转过头瞅了卡洛尔一眼，她的脸色变得和我们要解剖的尸体一样煞白。
“好吧，我来操刀，你帮我念操作规则。”
卡洛尔舒了口气，打开了《操作手册》，“我们现在首先得切开她的颈动脉。”
我们就这么开始了，一步步进行着解剖过程。
我们就像个机械工，切开和肢解了许多器官，割下了一条胳膊，一块脾脏，一块心脏瓣膜，以至于尸体被大卸八块之后，躺在我们面前的女人逐渐消失了，变成了一堆器官零件。
上了几周的解剖课之后，我们切割和肢解了许多具尸体。到后来，我们几乎都忘了自己正在处理的尸体一度也是有呼吸的、活生生的肉身。
有一天，我进了教室门，看到一个男生肩膀上扛着一条人腿，缓缓地走着，这景象再也吓不倒我了。这事终于发生了——这意味着，我算是入行了。
不仅医学院的教学希望我收敛和掩藏起个人情感，许多病人也希望我们这样。
当我还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部当实习大夫的时候，我负责照管一名叫做安的女病人，她才30多岁，却患有严重的白血病。她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喜剧演员，性情活泼多变，神采飞扬。她和她丈夫是一对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当我巡察病房时，我总能看到他们头靠着头在走廊里玩填字游戏。我满心畏惧地看着安在几个月以内迅速地消瘦衰竭下去；刚开始，她那浓密卷曲的红发全掉光了；然后，她明媚的脸色也消失了，连眉毛也都脱落了。即便遭遇到如此非人的磨难，她还是显得相当地乐观向上。
“米米大夫，你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六个字母的单词，意思是‘预言家’？”有一天我帮她输血时，她问道。
“不，你得用你自己的脑子才行。”
她穿好衣服后走到了门厅，突然我听到她叫了起来：“ORACLE（预言家）！我想起来了！”
我真无法想象她从哪里得来的坚韧与勇气。
最后，她承受了许多次严酷的化疗之后，开始迎来了一线希望——她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了。安的化验结果正常稳定，她正在康复中。下一步，她将去斯隆·卡特灵医院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那天，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我看到安从康奈尔医学院部出院了。她瘦骨如柴，穿着蓝色衣裙，光着头，胳膊被丈夫搀扶着。这就是我要当医生的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就是现代医学的奇迹。
她的家人都在欢迎安的凯旋归来。我听护士站的人说，那个周末她家里开了一个晚会，全国各地的亲戚都过来庆祝。渐渐地，她消失在我的雷达监控仪上，取而代之的是别的络绎不绝的病危者。
几周以后的某一天，当我在一楼碰到安的丈夫时，我大吃一惊。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我还以为安早就去斯隆·卡特灵医院了。”
她的丈夫避开了我的视线，眼睛盯着墙上的一处污垢。他看起来胡子拉碴，精疲力竭。“安上周又莫名其妙地说起胡话来——我们不得不再把她送回来。”
我试图掩饰我马上猜测到的事实——癌细胞也许已经转移到了安的脑部了。
那天傍晚，我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走进了安的病房去看她。
“嗨，安。”我说道，摸了摸她瘦削的手臂。她奇怪地斜着眼看着我，好像根本想不起来我是谁，或者我是个什么东西。之后，她的病情迅速地恶化。她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和我们对话，她的眼睛满屋子打转。她丈夫坐在她身边，试着给她指示方向，但根本没有用。
我尝试着和她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尽量保持乐观与愉快，但看到我们曾经抱有那么大的希望的安如今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下去了。
我的脸部肌肉开始抽搐，这预示着我很快就要落泪了。很快，泪水充盈了我的眼眶。我拍了拍安的手，迅速走到了走廊外面。
她的丈夫跟在我后面，一副出离愤怒的样子。“你这样的表现太不职业了，这样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你的感情，就等于告诉病人他没救了。”他说。
这是我的一名同事曾经告诫过我的事情，现在，却从一名病人家属口中再次听到了。
这是个沉痛的教训，我把它牢牢记在心中。可我真的无法隐藏自己的感情。
在我内心深处，我开始把已经围起来的心墙再加上一层厚厚的砖。
在我读书和实习的那几年里，只有一个声音对这种冰冷漠然的医学原则进行了反驳，那就是我在康奈尔医学院部遇到的一名老医生。
他一头银发，有些驼背，口袋里揣着听诊器和反应锤，看起来像从上个世纪走出来的老古董。
那时，我相当自负傲慢，我在班上成绩排名第一。看着他，我心里嘀咕着：我精通目前最先进最尖端的医学技术，这个古怪的老家伙能教给我什么呢？
当然，我仍和别的实习生一样，跟在他后头，一个个地看望病人，他给病人讲一些笨拙的笑话，听他们讲一些又臭又长的奇闻轶事。
我不时地看看手表，希望能尽早结束巡房，这样我好赶紧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统计实验结果、撰写入学报告、填写化验单等，可那名老大夫却磨蹭个没完。
当终于看完了最后一名病人时，他摘下眼镜，一脸肃穆地看着我们。
“在我今天离开你们前，我要告诫你们一件事，这也是你们在医学院里学不到的一课。如果你能够和病人好好交流，让他们跟你说说自己的事，而你也真的在细心聆听，往往他们的诊断结果就出来了。但如果你总是打断他们，不理睬他们，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你们，你就需要做上许多化验才能得出最终结果，而且，你还有可能把明明就摆在你面前的答案给错过了。”
当时，我心不在焉，药物剂量、心脏病的警讯、肝病、肝炎，还有我治疗的病人脸上痛苦的表情，我脑袋里想的都是这些事情，因此我根本没把这位老大夫的建议放在心上。就算我认为他的话是对的，谁有那么多闲工夫呢？
在我任实习大夫的10年中，我的身体达到了超负荷状态。我严重缺乏睡眠，压力巨大，所以，我时常觉得自己好像在晕车或喝醉了酒，好像在一个漫长的梦里梦游一般。
那些日子里，我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试着让工作运行良好，不要出什么致命的纰漏。我整天忙于各种琐碎的事情，亲手照看陌生人的生命，甚至处理他们的尸体——他们的胸和脚，他们的胎块和腺体，他们各种稀奇古怪的血液指标、咳嗽和肿块。
但是，在重重压力下，我仍然时常回想起那名老医生的忠告。
在医学院时，我很喜欢和一名中年非洲裔病人华盛顿先生聊天。他是一名货车司机，和蔼可亲。他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颈部以下的身体部位全都瘫痪了。
由于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可怕与致命，华盛顿先生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病号。诊断结果表明他很快就要死去，因此，也没有人在他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了。
除了那个大大的英俊的脑袋和那对富含表情的眼睛以外，他全身都动弹不了。在我看来，他的眼睛好像聚集着他全身的气力。
当我停下来和他谈论他的病情时，他用那双充满雾气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因此，我无法不听他讲述他的太太制作甜土豆饼的好手艺，或是他在高中时的拳击课程。
有一天，他告诉我：“你知道，当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根本没人听我说什么，但在车祸以前，我完全是个健康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货车出了事故。我好几个月前撞了次车。我曾在急诊室做过全面诊断，医生告诉我没什么事——只是有点儿刮伤。可是，几周以前我突然就动弹不了了。我想，我的病情肯定和这次车祸有点关系。”
我看了他的化验单——那次车祸也记录在他的过往病史上，但没有人询问过他，更没有人把车祸与他现在的病情联系起来。
“你和别的医生提过这件事吗？”
“提过的，我试着跟别人讲的，可没有人注意。”
“好吧，”我告诉他，“让我好好查一查。”
我的主治医生是一名神经科医生，素来以傲慢无礼而闻名。
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在审察病历。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挂着明显的不耐烦。“有事吗？”
“我刚刚和603号病房的华盛顿谈了谈。他告诉我他在一次车祸时撞伤了颈部，从那以后就生病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次CT扫描，再好好看一看。”
那名医生摘下了眼镜，以便能威慑和吓唬到我。“华盛顿先生得的是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这就是他的诊断结果。他很快就会死了。他的颈部和任何车祸事故没有关系。”
就这样，我被他赶出了门外。
但我无法把华盛顿先生的样子从脑海中逐出来。我不断地想着他。那天晚上正好我值班，每当我经过他的病房，就能看到他独自一人躺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万一他是对的怎么办？”我问自己，“万一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是对的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好好做一次诊断呢？”
祖母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回响：米米，顾客永远至上。
如果华盛顿先生不是我的顾客，那么，谁又是呢？
我回头去找我的总住院医师，他正头晕眼花地忙于检查着成堆的化验单。
“听我说，我认为华盛顿先生很可能是一块金属片卡住了颈部，因此导致了瘫痪，他得的根本不是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可是，J大夫却不允许我去给他的颈部做一下检查。”
他的头抬也不抬地说：“那又如何？”
“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们现在马上把他送去体检，我们自己给他做CT扫描。”
我见过这位医生是如何治疗病人的，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但他和我一样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我只是一名实习生，在住院大夫中擅做主张是非常冒险的事情。
“让我再看看他的病历。”他说。
我看着他细细阅读了病历，他不时在一些特殊项目的化验结果面前停下来深深思索。最后，他把病历合上，发出了一声叹息。
“好吧，我们就试试看吧。不过，你的行为有可能让我丢掉饭碗，而且，你自己也会被医学院开除的。”
“肯定不会的。”我坚持说。不过，我心里也没有底，这只是我的虚张声势为自己壮胆而已。
凌晨2点时，我们把一架手术车推进了华盛顿先生的病房里。虽然已经是2点钟了，他还没有睡着，好像一直在等我们过来。当我们把他抬进手术车时，他把头拧向我。
我低声说：“我们这就送你去好好检查，华盛顿先生。不过，我们得悄无声息地进行。”
当我们把他推下大厅，朝CT室走去时，我满怀忧惧。我生怕那位主治医生或他的手下突然从那间黑黑的办公室里冲出来当场把我们逮住，幸运的是没有什么事发生。
CT扫描过后，我和总住院医师仔细地研究着结果。正如我猜测的那样，有一块金属片压住了他的脊椎。
总住院医师也忍不住笑了：“哈哈，看看，你是对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群医生被那位主治神经科大夫领着进行巡房，然后是例行的X光片检查。
每个病人的X光片一张张地打在投影仪上，我们讨论和研究着。
我特意把华盛顿先生的X光片放在最后一张，事先没有告诉那位主治神经科大夫。最后，投影仪上出现了这张X光片。
“这是什么？”主治大夫问道。
我说：“医生，这是华盛顿先生的X光片。我们把他送去做了颈部扫描。你现在能看到，有一片金属片压着他的脊椎。”
主治大夫站在那里久久地看着X光片，我看到他的下颚上有一块肌肉正在抖动着。我把视线投向总住院医师，只见他一脸苍白。
“我们马上去叫外科大夫来动手术。”
最后，主治大夫语气粗暴地说，然后转过身去，“今天就到这儿吧。”
几周以后，当我帮一名年迈的妇女输完血之后，总住院医师正从我们边上走过，他突然停下来看着窗外的停车场。
“米米，快来看看这个。”
我朝他走过去，透过污秽肮脏的窗玻璃看着外头。一名矮壮敦实的女人穿着一件冬季外套，正搀着一名黑人男子穿过停车场，向一辆撞得歪歪斜斜的货车走去：那正是华盛顿先生。那个女人到了货车跟前，她让他坐进了乘客座位，走到后面去把货车后箱打开了。
我口袋里的传呼机“哔哔”作响，我把手伸进去关掉它，看也没看一眼。我意识到我几乎无法喘上气来。那个女人回到了华盛顿先生身边，她伸出一只手握住他，华盛顿先生从轮椅里扶着腰，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米米，他们叫你马上去112号病房。”一名护士在后面叫我。我转过身去，总住院医师伸出手，紧紧地抓了我的胳膊一下。
“永远要倾听病人的心声。”我往大厅走去时，说道。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老教授的格言帮助我挽救了许多生命。
我跟华盛顿先生见面的金斯郡医院，和别的医院完全不一样。它坐落在纽约东部，简直就像一个第三世界的战场。当我20世纪80年代在那里工作时，那里仍然设有封闭式的肺结核防护区。
急诊室就像活地狱，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简直就像是痛苦的渊薮。在医院大厅里，你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西班牙语、各种土话，甚至是广东话。如果你想把那里的病人所受的各种伤害一样样地记下来，那就太令人震撼了：脑震荡，挫伤，服药过量，铅笔刀的划伤，冰刀挫伤，拳打脚踢的伤痕，手枪子弹造成的可怕伤口，数不胜数。
在那些一流的医学院里，一个医学院学生也许根本不用触碰病人，光是站在床尾，观察病人就行，自始至终双手都保持着清洁。但像金斯郡医院那样的市立医院太缺乏人手了，所以，我也被逼着亲自上阵了。
不过，这里也有好处，我能接受到最好的训练。坏处就是我整天都忙不过来，顾头不顾尾，经常得自己拿主意作决定。
对于市立医院来说，用一句来概括就够了：看着一处，做着一件事，教会一个人。
我第一天到妇产科上班时，去见我们的住院医师，她是一名20多岁的女人，神色憔悴，带着一副眼镜，口袋里塞着一叠厚厚的处方笺，我向她介绍了自己。
“用电线把这些女人都勾起来吧。”她指着走廊外头说道。
我很幸运地明白了她是什么意思——她是说要给那些女人注射催产剂，以便让她们快点把孩子生出来。
但是，当我在角落里看到一群群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时，我的脸色发白了。她们用痛苦不堪的呻吟和哀号来发泄所承受的磨难。
我之前从未给病人进行过静脉注射，但是怀孕的女人的静脉一般都又粗又大又松弛，很容易操作。
我靠近了我的第一个病人。她是一个西班牙女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挺着一只大肚子，活像一个圆圆的皮球。
“你以前生过孩子吗？”她狂野疯乱地问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死死攥住我的手。
“没生过。”我说道，在她的右臂上寻找着静脉。
她把我的胳膊抓得更紧了，看来，一轮新的子宫收缩又开始了。“哦，千万别生孩子了！”她尖叫道，拼命地拱着她的身子，差点把我拉翻。
我第二次试针时终于把针头插进了她的静脉，但别的病人比她更麻烦。当我把排在最后的女病人都注射完毕了，我全身上下都沾满了血，可是，打那次以后，我就学会给病人注射了。
吸毒病人就难对付多了。他们的静脉由于过多地注射海洛因，变得松弛而没有弹性，所以，我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把针头扎进他们的血管里。
一个星期六，我正在准备花一个下午时间给一个叫本尼的吸毒病人做静脉注射。本尼一度是个衣冠楚楚的登徒子，由于吸毒多年，如今已经濒临死亡。他形销骨立，毒瘾刚刚发作完，正处于肝火大盛的时分，不断地冲我吼叫着：“你这只母狗！给我滚出去！别再伤害我了！”
“我看到本尼今天又吸毒了。”我的朋友苏伊经过的时候对我说。
我看了她一眼：“你想管管他吗？”
“不了，谢谢。”她走过去，唱歌似的哼着说，“我还得去瞧瞧那些关在牢里的家伙呢。”她指的是那些住在医院里的囚犯，一旦有女医生值班，他们就会神秘地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
等我把针头终于扎进了本尼的静脉，开始给他输药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的脖子上都是他抓出来的斑痕，我还没吃午饭，周围都是一群令人恶心的、臭烘烘的病人。
我去休息了一下，上楼去洗了个淋浴，从医院的自动售卖机里买了点零食。半小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又对本尼的病房进行第二次巡房：只见他的一群朋友正围着他，笑得前仰后合，有个人正用手触碰着注射器的针孔。本尼已经折腾流汗了一天，可现在却靠着枕头，脸上挂着个乐不可支的微笑，嘴里的银牙闪着硬币似的亮光。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走进房间，大喝一声，虽然我已经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本尼的朋友们正在帮他进行静脉毒品注射。
我又花了好几个钟头对他进行了第二次静脉注射，虽然，这次本尼安分了许多。
几年后，我升为住院医生，手下还有两名女实习大夫，我们三个人共同负责整个艾滋病病区。病人给我们起了个“霹雳娇娃”《Charlie's
Angles》，又译《查理天使》，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一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主角为三个女警察。的绰号。因为我们像救生员救火一样在一间间病房里奔忙着，应付着各种突发事件。
艾滋病是一种免疫缺陷性疾病，因此，我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着自己这辈子想都没想过的潜在的感染可能：间质性浆细胞肺炎，隐孢子虫病，还有一些非常罕见的肺结核病。
然而，新病人仍然源源不断地涌进医院。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件最糟糕的事：我被传唤到急诊室里，却发现一个看起来相当健康的男人，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
“你是疲劳过度时才喘不过气呢，还是一直就这样？”我边用听诊器探听他的胸部，边问他。他才19岁，有一头干草般的浅褐色头发。
“一直都这样。”他脸色凝重地告诉我。
“好吧，我再做进一步体检，看看是什么原因。”
当我在显微镜里观察他的痰液标本时，我对他的病情已了然于胸，仿佛看到他的病历里已经写下了最后诊断结果：间质性浆细胞肺炎。
我让自己保持镇定冷静，回到急诊室里，告诉他，他患上了艾滋病；那时候，治疗手段还相当落后，这就意味着，他只能等死了。
在市立医院里，我整个人都被榨干了。后来，我转到了康奈尔大学医院部，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病人们拎着GUCCI当今意大利最大的时装集团Gucci生产的品牌。名牌手袋而不是提着超市购物兜来看病。可是，那些身份高贵的同性恋者与镇子那头的穷光蛋病人同样患有艾滋病。只不过，他们住在漂亮的病房里，窗外能看到东河流过的优美景色。
将近10年，我藏身在医院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适应了里面特殊的气氛和病房里的荧光灯，四处飘散的血腥味，以及医院自助餐厅里的牛排。我已经变成了一头实验室动物，习惯了终日与“哔哔”的仪器声和光线相伴，每天睡眠时间减至最少。
当我最终在康奈尔大学医院部成为一名助理住院大夫时，老教授的格言也渐渐被我淡忘了，我已经锻炼成一架坚韧冷硬的医疗器械了。
一天傍晚，我通知一名比我年轻一些的男同事半夜加班，他把头埋在桌子里流着眼泪哭诉：
“再加班我就要崩溃了！我要吃东西。我都快站不起来了！”
那时候，我们病房里有个女肺癌患者正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个男病人患有肾衰竭，还有个十几岁的少年同时患有单核细胞增多症和乙肝。
我可不会为这位同事耽误上哪怕两分钟的工夫，我发现自己极其憎恶他的脆弱。
“你今天晚上必须加班，你必须完成工作。”我转过身走了出去。
没多一会儿，我听到他的胶底鞋声急匆匆地跟在我后头。
“谁先来？”
“317房的柯蒂斯先生吧。马上给他做心电图检查。”
过了一阵，我听到我的同事在后面叫我：“我认为她想找个大夫谈谈她的诊断结果……”
但是，那时我已经走在去大厅的半路上了。我一边核实着病人的脊髓检查结果，拿起其中的一页细细地察看，想搞清楚隔壁那个病人在注射了吗啡镇痛之后，为什么还会呻吟个没完。
我不能慈眉善目，一味地软心肠；我变成了一名进行着生死搏斗的战士，疲于奔命。
“晚些时候再说吧。”我回答说。
第三章 重重压力的迷雾
长期以来，人们十分重视饮食和运动对心脏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压力对心脏的影响。在压力状态下，我们的体内会分泌出压力荷尔蒙，身体的这种应激反应会逐渐损害我们的血管系统，产生高血压、各种炎症以及血管损伤。换句话说，一个人心脏检测的指标都很正常，但由于压力过大，他也可能突发心脏病。相反，一些诸如想象、深呼吸、冥想和瑜伽等减压手段则是治疗心脏疾病的良药，它们能让血管放松，减少压力荷尔蒙的分泌。
每次当我被问及压力是否能引发心脏病时，我都会想到我的病人保罗。
住进我们的心脏脉管架桥室的病人，往往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比较随机：病人体检时发现了问题，就会对他们施以心脏导管手术，这种手术也称为血管造影手术。在心脏导管测试中，一条导管从腹股沟的动脉插入，一直通到冠状动脉的开端。我们将会把显影剂或别的东西注射进冠状动脉，这样一来，X光摄像机就能够对心脏部位进行拍照了。我通过电视屏幕，就能检测出心脏的运作状况。如果发现动脉堵塞住了，我们就会把一根支架插入患处，使得血管畅通。
另一种情况则是病人突发心脏病，直接从急救室送入了我们的心脏脉管架桥室。由于心脏病猝发，导致一根血管突然堵塞而形成血栓。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动脉血栓阻止血液回流到心肌，病人很快就会死亡。
我面临的病人大多数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并不是自发自愿地走进我的诊室，而是被人送进来的，脸色灰白，恐惧万分，对自己的存活率非常冷静，几乎不抱信心。
每年有25万人因心脏病而猝死——甚至有的人还根本没意识到他们患有疾病。
保罗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已经过了45岁，这些年来一直担任一家保健公司的CEO。他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工作狂，视不停地工作为乐事。
他身材魁伟，蓄着胡须，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西海岸反主流文化的成功者，能够把商业头脑与文化气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穿着BIRKINSTOCKS一种德国产的橡胶底休闲鞋。牌的休闲鞋时，与穿着商务套装一样舒适自在。他那把钢针似的头发在脑后扎着个马尾辫，脸色红润明朗，表面上非常健康，所以，他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毛病。
保罗肩负着整家公司的重任，事无巨细地掌管着一切事务，从公司的利润率到产品的摆放，他都事必亲躬。他时刻关注着香港金融市场货币的上下波动和华尔街股票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他的生命中根本没有停止工作这一码子事。传真、传呼和手机是他生活的主旋律。他是那种人——一边讲着电话，一边还快速浏览着《纽约时报》，或者在蹬着跑步机时，还不忘瞟一眼CNN的新闻节目。从他的从业背景来说，他应该意识到身体锻炼和减轻压力的重要性，但他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那些事情对他来说简直太过奢侈了。
他最近还攀登了一座一万英尺高的山峰，而且又有了一个小女儿，他觉得自己已经爬上了人生的顶点，任何事情都无法将他征服。
他让我想起一个人对我说过的话：“我以为死神根本不会降临到我头上。”
在我遇到保罗的那年，他的公司陷入了财务困难中。就在他心脏病发作的当天，他被叫去参加股东大会，要维护公司的业务决策以及减少亏损。
这无疑是一项压力巨大的工作。作为公司的代表，他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股东们生气地质问着他。保罗在重压之下往往游刃有余。然而，这次面对股东的质疑却有些不同了。当保罗站在讲台上时，他发现胸部正中好像压了块大石头，透不过气来，一阵阵恶心和头昏不断袭来。他松开了领带，试着忽略这种感觉，继续讲话。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资产价值下跌是全国性的资产暴跌的直接结果而已。”他坚持着挺立在讲台上，向听众展示着POWERPOINT幻灯片文件。
股东们继续发问，他开始汗流浃背，而且，左胳膊也不舒服。虽然保罗知道这是心脏病的典型征兆，他还是没有意识自己可能患有心脏病。他的心脏从来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因此，他认为自己很健康。
实际上，保罗的三根主动脉都出现了堵塞。他多年以来就血脂过高，这主要由许多因素综合造成的：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习惯、遗传因素、缺乏运动以及慢性压力，等等。血脂不断升高，使他的动脉日渐狭窄，减少了心脏的血液流量。
在动脉堵塞低于50%时，心脏病就发作了。在这个百分比之下，你根本没有任何表象病征。哪怕动脉堵塞了70%，往往血压检测结果也很正常。所以，如果听到一个人这周体检很正常，下周就死于心脏病了，这种情况一点儿也不罕见。如果动脉堵塞超过70%的话，就会像保罗一样出现胸闷、流汗、呼吸困难的感觉。
在那次股东大会上，他的病症才开始浮出水面。正是那时，许多问题汇集在一起，突破了临界点，形成了致命的一击。在重重压力之下，保罗的身体分泌出某些压力荷尔蒙，使得他的血压和心跳都急剧升高，导致他的动脉更为狭窄。肾上腺素正是一种压力荷尔蒙，它使血小板变得黏稠，血液的胆固醇水平提高。
血管凝块或结块就像是动脉内壁里的小疙瘩。当保罗高度紧张时，这些小疙瘩的表面开始爆裂，血液会被那些结块里黏稠的物质所阻，最后形成血栓，把动脉都给堵塞住了。
直到他开始觉得头重脚轻，无法进一步呼吸时，保罗才意识到麻烦大了。
“我不能马上就倒下来。”他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跌跌撞撞地下了讲台。他把领子纽扣也松开了，走进接待室，马上躺倒在地板上。
他的一名同事发现他不对劲儿，马上拨了911急救电话。
几分钟后，他被送上急救车，进了医院。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保罗·罗斯了，不再是一名保健大师，富有的投资者，以及自信满满的企业家了。他的身份很快转成了“男性白人，血压190/100，心率130”。在救护车里头，他戴上了氧气罩，证券投资组合和资产损益表在那一刻已经毫无意义了。保罗发现自己焦急地搜索着那些救护人员的脸孔，试着猜测出他们的想法与判断。他们的表情肃穆庄严，情况不容乐观。
救护车抵达急诊室后，保罗得知自己的病情非常严重。主治医生检视着他的体检结果，低沉地说：“你的病情有可能会让你的妻子变成寡妇。”原来，保罗的一根左侧下方的主动脉发生了一处严重堵塞。听到医生宣告他的病情之后，保罗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画面：妻子怀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站在他们家的门厅里，孤苦无告。
医生马上对保罗施行了血管肉瘤切除手术，他们把一根顶端连着小气球的导管插入他堵塞住的动脉，然后，气球缓缓地充气，使得血管张开，抚平了血管壁上的结块。48小时之后，他就出院了，但更严峻的事情还在后面。
一周以后，他来到我的诊室，脸色仍然苍白，身体不断地颤抖。他身材纤细的妻子也抱着孩子跟来了，那名小女婴有着一头褐色的卷发，一双和保罗一模一样的眼睛。
得了心脏病以后，再面对一名陌生的大夫，那感觉有如与上帝会面一般。那个陌生人清楚你身体的所有状况，也知道原因何在，而且还掌握着你未来的命运。毫无疑问，像别的病人一样，保罗来到我的诊室里，慌乱紧张得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
但是，我很明白心脏病的治疗需要医患双方的配合，它不仅仅取决于医疗技术。如果想进一步改善病情，我这个医生角色就不止于关注疏通动脉或修补破损瓣膜的技术层面了。病人自身也应全力以赴，参与到治疗中来。
虽然我是心血管方面的专家，阅读和研究过大量的技术文献，目睹过几百例不同的病例，但病人比别人更清楚自己的身体；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才是自己身体的专家。
我的大部分病人都无法彻底了解他们心脏的实情，所以，我总是借助于一些更直观的图像资料来向他们说明问题，我会向他们展示每一处病灶的图表。保罗看着图表，我特意在图表上把他的三处堵塞的动脉用阴影标示出来。
“我还是难以置信……”他盯着图表说道。
保罗其实存在着许多罹患心脏病的高危因素，我通常把这些因素称为“六大重负”。他有高血脂、体重超标、血压偏高、高密度脂蛋白值过低——通常来说，高密度脂蛋白是一种好的胆固醇。他很少运动。最糟糕的是，他患有糖尿病，而且有吸烟的习惯。
但是，他的血压测试结果却一直显示他有代谢综合症，这让他一直忽略了自己的糖尿病。以下四项指标中只要有三项，这些症状就会出现了：男人过粗的腰围、高血压、低高密度脂蛋白值以及高甘油三酸酯值，而保罗四项占全了。
我画了另一幅动脉图像，向保罗解释说，一些有害的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体积非常微小。这些细小的微粒很容易进入血管壁，黏附在那里，形成结块。这些微粒往往伴随着高甘油三酸酯值和低高密度脂蛋白值，在男性中，50%的心血管疾病均与此有关。我准备帮助保罗从改善饮食和药物治疗两方面入手。
我的病情陈述太冗长了，保罗明显有些不耐烦。
“好吧，”他说，“让我听听我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得把你的饮食习惯改变过来。简单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和糖里含有大量的甘油三酸酯。”
“可我从来都不吃那些东西呀。”他分辩道。
我开始向他宣读那些通常含有高糖分的食物：“蜂蜜、百吉饼、椒盐卷饼、大米、饼干、白面包、马铃薯、酒精、曲奇饼干、蛋糕、糖果、爆米花……”我看得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这些食物都包含什么成分。
“从现在起，你得吃低糖食品，以便降低你体内的胰岛素水平，你得把你的体重控制在平均值左右，要把所有致病因素都剔除出去。你必须天天吃足够分量的蔬菜，还要保证摄入Ω—3不饱和脂肪酸，嗯，三文鱼和鲑鱼中都含有这种物质。”
我告诉保罗不再饮用果汁，转而改喝水和草茶；保罗也不能再吃诸如菠萝、木瓜和芒果这样的热带水果，我建议他吃苹果、浆果、桃子、梨和李子等低糖水果。
最后，我让他看了一份叫做《里昂心脏学研究》的医学报告，这是心脏病研究中最好的营养学报告了。医学研究者们针对法国600余名曾经遭受过一次心脏病袭击的高危男女心脏病人，进行了一项为期四年的跟踪调查研究。研究人员建议近一半的参与者采取地中海式饮食模式，摄入大量的水果、蔬菜、橄榄油和青豆。那份医学报告深深地震撼了保罗，因为这些采取了地中海式饮食模式的患者再度患上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几率都大大降低了。
但是，保罗还有一个难以摆脱的高危病因就是压力，现在，他不仅担心他的工作，还为自己的病情忧心如焚。
我在一张纸的左侧写下这些高危病因，右侧则记下我们要达成的目标。这时，他却不耐烦地轻轻晃着腿，摸索着手机，他沮丧焦虑的心情毫无掩饰，相当明显。
“这怎么可能呢？我还不到50岁！我已经在吃深海鱼油了啊，而且我还服用Q10辅酶，这本书里提到的抗氧化剂我一样都没拉下。”
“可你是个工作狂，保罗，”他的妻子轻轻地说，“我不认为你吃的那些保健食品能抵消掉你的问题。”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从不停下来稍作休息。你就像一架运作过度的引擎，从来没有停止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坐下来，好好吃点东西。”
哪怕就在他妻子说话的当儿，保罗也还在忙着接听手机。“天哪，我得先接这个电话。”
他站起来，在诊室里踱着步，对着话筒大声嚷着：“查克，我早就告诉你价格低于30块时就要抛出……我不在乎！你马上查查道琼斯指数，股市才刚刚开盘……”
每次我看到一名新病人时，我总是意识到这是一名活生生的病人，而非一种疾病坐在我面前，他们有着各种复杂的生活背景。保罗的面具剥落下来，让我瞥见了他那圆滑的举止背后的东西。他烦躁不安地抖动着的双腿，他红彤彤的脸庞，他焦躁的一举一动，这一切都让我洞察到他真实的一面。
在他打完电话之前，她的妻子和我没再作声。然后，当他转向我们时，他好像明白过来他刚才的行为正好向我们示范了他患上心脏病的原因。
“保罗，你得狠下决心了。”当他再次坐下来时，我告诉他说，“你现在站在一条铁轨上，火车快开过来，就要撞上你了。你可以原地不动，也可以马上离开。你自己来决定吧。”
保罗把手机扔在桌上，凝视着他的女儿，她好像受到了暗示一样，马上开始张开嘴哇哇大哭起来。
“老天，我居然没注意到，她已经开始长牙齿了……”保罗说。然后，他真实的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坐了片刻之后，他的头低垂下来。
“我要离开铁轨。”他喃喃地说，“请帮助我吧。”
长期与高度压力为伴的人群正在日益增多。运动员、演员、外汇交易员等，这些人群整天都陷于高度兴奋与紧张中。
心理学家认为这些人的性格非常坚韧而有弹性，因为他们能在高压与高要求中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遇到需要他们一展身手的场合，他们能分泌出使他们发挥良好的压力荷尔蒙，到了夜间，这些压力荷尔蒙又会降至正常水平。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却会对压力有更深的反应，只要我们醒着，身体就会自动产生压力荷尔蒙。生物钟让我们从睡眠中清醒，在整个白昼，我们的体内都会分泌出压力荷尔蒙。按响汽车喇叭、工作期限的迫近、响个不休的闹钟，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的心脏跳动加快。如果血液在外来压力的作用下猛地涌进心脏，我们的身体就会发出无声的呐喊：“失火了，请注意！”长期慢性的应激反应会逐渐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产生高血压、各种炎症和血管损伤。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在我们熟睡之时，我们才有可能完全摆脱压力。
像保罗这样一个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如果不能躲在衣柜里，或者干脆把自己藏在一个塑料球里头，他应该怎么减轻压力呢？
方法之一，便是要认清使自己处于亢奋的顶点、血压急剧升高的高危致病因素，然后，尽力避免这些因素。保罗承认，哪怕是在银行排队或电话占线这样简单的事，也会使他的心跳加速。
保罗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措施，让自己面临压力时能够控制住焦虑的情绪。
研究表明，一些诸如想象、深呼吸、冥想和瑜伽等减压手段对心脏疾病的防治都有良好的效果，它们能让血管放松，减少压力荷尔蒙的分泌。
但是，对于保罗来说，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如果你整个人都活在重压之下，你将如何应付呢？
当我第一次遇到保罗时，我注意到他的一系列似曾相识的举动，好像我以前在哪里遇到过似的。整天埋首于书本，工作强度过大，对一切都抱有怀疑态度。很聪明，意志坚强，但对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却视若无睹。为什么是他提醒了我这些呢？
整个星期，我都在思考着这件事情。当我在雾蒙蒙的浴室镜子里打量着自己倦怠不堪的脸时，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了由衷的羞愧。
当然，我自己也是如此。
在我过去的30多年生命中，我努力地出人头地，我的神经整天绷得紧紧的，缺乏运动，而我自己的心脏情况也并不妙。
许多年来，我过着医生典型的生活方式：工作时间过长，到了吃饭时间就在护士站里塞几口曲奇饼干或比萨饼了事，一天里惟一的活动就是穿过停车站走向自己的汽车。
我狭窄的心胸与短视使得我远离了本森赫斯特的世界，医学院的教育又深深地把我塑造成另一个人。我自己的胆固醇值比我的一些病人还要高。心脏病曾像一条汹涌奔流的长河一样，冲击和破坏着我的家庭。不管我承认与否，这条长河的支流也在冲刷着我。
另外，我知道我并不仅仅有心脏病的遗传基因。我耗尽所有的时光来证明我的个人价值。我与我生长的那个社区里的女孩迥然有别。我比她们更有出息，我很独立，享有充分的自由，受过良好的教育，不需要依靠和倚仗任何人。
我是一名专家，一名医学工作者，一个年轻的成功女人。我的知识很渊博，掌握着许多问题的答案。我了解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我的心脏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这难道不对吗？
但正因如此，我也处于万钧重压之下。
我总是随时待命，对付应接不暇的病人，还要承担起许多义务和职责，参加各种会议。在我给病人做心脏搭桥手术时，经常还有另外一个病人在诊室里等候着我。我感觉到自己身负10万斤的重担，这种感觉让我紧张万分，几乎喘不上气来，好像严重缺氧一样。
我在医院玻璃中打量着自己的倒影，一头短发，挂着听诊器，那模样活像一头恐怖片里被人围猎的动物一样。
我了解那些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结果：高血压与精神紧张一样，都会诱发心脏病；美国高血压研究中心报告称，75%～90%到保健医生处就诊的患者均有血压紊乱的症状；玛约医学研究所认为，心理性的高血压将成为未来心血管疾病的主要诱因。
我所读的指称高血压与心血管疾病有关联的报告，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其中一份报告测定出，他们用来做实验的55名男子在突然浸入冷水时，血压值均会受到影响，胆固醇水平会迅速增高。与时间相关的工作压力，竞争激烈的流水线作业，劳累过度，责任增大等因素都会导致胆固醇水平的上升。比方说，每个月，会计们往往会周期性地发生胆固醇增高，尽管他们保持着规律的饮食习惯，但在每个会计年度的末尾时，他们的胆固醇水平会达到顶峰。
我比谁都清楚这些研究资料，而且，我还经常向我的病人列举这些研究结果和统计数据。即便如此，一层疏远的隔膜还是在我周围笼罩着，使得我感到自己与病人远远地隔开。同时，也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幻觉，好像我掌握着所有问题的答案，因此，我自己是个从来不会生病的金钢。
于是，当我仍在斯克里普斯中心工作时，一些转变悄然发生了。其中之一便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过去所接受的医学教育使得我更像一个专门进行疏通工作的高科技水管工，而不是悬壶济世的大夫；我被训练成一名坐等心脏病人上门的大夫，而不是预防疾病的医学从业者。
我刚到斯克里普斯中心时，我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因此，我根本没有想到一名五年前接受过心脏架桥手术的病人还会因动脉再次堵塞而就诊。我只是简单地再次帮他进行搭桥手术，就此了事。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感觉到仿佛有人在心脏脉管搭桥室里设置了一扇我看不见的旋转门，让我的病人一次次重返我的手术台。
我的日程表就像我的通讯录一样；我很喜欢我的病人，但是我与他们之间靠得太近，以至于失去了一些分寸。我不仅能记住我每周日程表上的病人名单，而且，我还能在我们做心脏造影术前，就预知到动脉堵塞的再次发生。
当我对一名挂号处的职员说到这件事时，她耸了耸肩：“知足吧，我们忙得很。”我明白她的意思，这倒也是真的，我们的职责就在于救治病人。如果没有人生病的话，我们从哪里挣钱吃饭呢？
但是，即便是动脉搭桥手术，也同样产生一个全新的问题。当我们用气球和支架撑开一根动脉时，有些病人的动脉居然会做出受到损伤的自动反应，然后，开始相应地进行自我修复，使得动脉再次变窄。
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的困境，那就是进行心瓣手术后动脉再次出现狭窄现象，这往往是由动脉内的受损组织形成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几率接近20%，有时候还会反复出现。我们发明了一种阻止这种现象的手段，那就是把一种微量放射性元素——铱192放入动脉里。这种手段由保罗·特尔斯特恩博士率先引入，在心血管手术里堪称进步巨大。在今天，我们拥有了外裹着抗生素的心脏支架和化疗辅助，于是，我们在99%的程度上可以防止受损组织的形成。但是，我感到我们对一些事情仍然蒙昧无知。为了搭桥手术的成功而阻止身体自身的修复功能，这好像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进一样。我们阻断了心脏自身的治疗修复功能，而不是学会怎么去驾驭它。
尽管在我们的努力干预下，在2002年间进行了100多万例的心脏搭桥手术，50多万例的胸腔手术或搭桥手术，心脏病仍然是美国的头号杀手。公众每年把大量金钱花费在胸腔手术上，可即便是在我们万分努力终于使得病人赢来一线生机后，我仍然气馁地发现那些稍有好转的病人高高兴兴地躺在床上啃着烤牛肉三明治，上面还浇着厚厚的一层蛋黄酱。
有些医生和护士的态度是：“他们生着病呢，由他们去吧，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可是，如果在医院里采取这样的态度，就等于默许病人：“吃这些食物对你没什么影响。”
尽管许多问题我给不出答案，许多治疗手段我还掌握不了，但我的病人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就诊。
我有一名45岁的女病人宝拉，她患有心绞痛。她向我咨询如果不服用安眠药她就无法入睡该怎么办，还问我不吃降压药就能控制血压的办法。听了她的问题，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找不到答案。
当那名上了年纪、衣冠楚楚的男病人费德里克先生承认说，服用降压药导致了性功能减退，如果他还想继续过性生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时，我比他坐在一旁的妻子还要窘迫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在一次病房巡察中，我问我的病人梅正在服用哪些维生素和营养剂，她把一口袋东西抛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我的草药茶。”
我把口袋里的小瓶子挨个看了一次，里头的药剂包括：猫爪藤、黑升麻、蒲公英、水飞蓟——一半的东西听起来都像是在路边随便采来的玩意儿。
“你打哪儿知道这些东西，又是怎么知道服用方法的呢？”
她耸了耸肩。“我的朋友告诉我的。我自己又上网查了查。”
“为什么你不改用降脂药呢？”
“我不想再吃药了——那些药都有副作用。”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名受过教育的、睿智聪敏的女子，居然更愿意服用这些辅助性药物，而不是我依据自己多年行医经验所推荐的药物。
有一天下午，我在圣地亚哥大街上的一盏红灯下停下来，居然发现我自己的一名病人罗杰正踱出一家街边小店，一边走还一边抻着衬衫。
我抬头看了看店面招牌，上面写着中文。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只不过是去那儿找按摩师而已。红灯亮了，罗杰看到了我，向我高兴地挥着胳膊。
他来复诊时，我正在检查他的化验单，他说：“上周我去做治疗时碰到你了。”
“治疗？”
“对啊，我去叶医生那儿做针灸，我觉得真的很有效果；他来美国以前是北京的一名中医大夫。他还会气功呢。”
还是让他走吧，我心里想。如果有人说他居然去一名来自北京的大夫那里看过病，你还有必要帮他检查吗？
“你说说看，怎么会有效果呢？”
罗杰咧开嘴笑了：“他和我谈了很久，说我体内的压力失调，他帮我调和清理我体内的真气，真气是人体的精华。”
站在我那窗明几净的诊室里，我试着想象出罗杰所去的那间简陋的小诊室，里头摆着许多没经过消毒的银针。我对这种治疗手段持有复杂的态度，既有典型的西方人的怀疑主义精神，也夹杂着一丝敬畏与谦虚，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
我像个被抛弃的怨妇一样，开始有一种直觉：我的病人纷纷离我而去，寻求更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的治疗手段，那些手段采取的技术与工具都远胜于我。
我不赞同这些疗法，并不是因为我对它们毫不了解。我只不过不想让我的病人见了我之后，吓得把装着草药茶的口袋偷偷藏在身后。我想搞清楚我毕生接受和从事的这种医学训练究竟还有哪些缺陷。
我去查阅了相关资料，无比震撼地看到2002年时的一项政府调查：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使用精神疗法来配合身体治疗。这些疗法从深呼吸和改善性的肌肉放松一直到催眠术、定向想象法和冥想等，无所不包。
资料还显示，去传统医院就诊的病人却有所减少；病人心甘情愿地从衣兜里掏出上亿美元付给那些根本没有正规医学院文凭的半吊子大夫。
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医院里尽是这样的病人，他们从一家非个人的医疗机构里转到另一家，重复陈述着他们的病情。在我为急诊病人忙得团团转的时候，真的很难对那样的病人产生任何共鸣和理解。
毋庸置疑，传统西医在许多方面都相当出色。我们尤为擅长处理急性病和身体外伤。如果你突发心脏病，你需要的是赶紧进一家正规医院的急诊室。
当我对那些资料抱有疑虑时，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替一名最近患上心脏病的54岁男人进行心脏搭桥手术，在这以前，我已经重复进行过好几千例这种手术了。
隔天出院后，他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到我办公室。
“直到上个星期，我还以为我自己挺健康的。”他告诉我的秘书说，“可现在我在做第六个疗程的治疗，而且，我的动脉里头装着金属支架。我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你们有没有援助组织？我想和他们谈谈。”
当我的秘书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每天要做10个支架手术，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这儿可没有什么援助组织。”我一边说着，一边填着病历表，并像往常一样，在任务繁重的手术单上签字。
但是，不久之后，我站在一家汽车经销商店前，目睹了这一样一幕场景：一名机械师正朝着一位顾客的车篷弯着腰，殷勤地向顾客解释着他的汽车故障问题，有多少种处理方法可供选择。显而易见，那位机械师花在一名顾客的车子上的时间，可是远远超过了我花在一名病人身上的时间。
打那以后，我不断地想着那名病人的请求。我从来没有替病人设身处地地思考过，“身体里放了一片小金属”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每天要与心脏支架打无数次交道，早就司空见惯，可是，支架对病人来说，它影响了他们的生命进程。
有人说：“当你需要老师时，老师就会出现。”一点不假，正当我正处在转折点时，迪恩·奥尼斯医生邀请我加入他的研究组。迪恩·奥尼斯医生是第一位主张心血管疾病可不经由手术而依靠其他手段治疗的外科大夫，他认为调节饮食、加强锻炼、瑜伽、冥想以及一些援助手段对心血管疾病都有疗效。
从内心深处，我仍然很难接受病人可以不通过医疗硬件及外部介入手术而进行治疗的观念。但是，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医疗观念已经有所转变，这种转变并非来自于美国心血管研究协会，而是来自于病人本身。我很赞同开展一项“多渠道生活方式——心脏改善试验”的项目。
当我们开始这项计划时，我们对外招聘了一名护士，罗妮·金小姐。她是一名执证护士，在特别护理方面拥有20多年的经验。她对构建于东方医学基础上的气功治疗有一定了解。
在面试中，她给我们讲她用接触式疗法来治疗ICU病人的经历。但当她谈到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时，我却心不在焉。我觉得自己分成了两半，一半仍然在坚信着我所接受的传统医学训练，我既在里面受益匪浅，又同时感到它的不足之处；另一半则开始慢慢倒向那种病人明显非常满意的替代性疗法。我很难驱散心中的疑云。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喊着：经络！气场！这种东西怎么能是科学的呢？
我花了10多年的时间在医学院里接受教育，难道最后是为了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吗？但是，罗妮态度平和而自信，因此我们雇用了她。
有一次我从病人那里感染了病毒，患上一场重病，这让我改变了立场。
当然，疾病感染在我的工作环境里习以为常，但我自己从来没有遭遇到这样的不幸。我好像是个铁打的人，体格强健，从来不会倒下，病毒与细菌无法侵蚀到我。但是，突然之间，我就病倒在床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全身乏力。我的淋巴结肿胀，喉咙发炎，几乎没法吃东西。
就像保罗一样，如果我不病倒，我还会站在医生那个高高的位置俯视病人。只有生病以后，我才能体会到作为病人的感受。这更迫切地提醒了我，其实每个人都随时可能得病。
我整整一周动弹不了。一周之后，我拖着病体勉强着去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时，碰到了罗妮。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一定生病了。”
“没错。我拖了好几天了也没能好一些。”
“我们去治疗室吧。我帮你查一下你身体的气场。”
“我可不认为我体内会有什么气场。”我强辩着说，但还是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进了治疗室。
这一刻我体力不支，因此我的抵触情绪与怀疑无法再占据上风。像我的病人一样，我想感觉舒服一些，我才不在乎这些治疗到底有什么含义。
在治疗室里，罗妮让我躺下来，开始“扫描我的气场”——她是这么说的。
不一会儿，我开始发现接触式疗法不像我认定的那么简单，身体、意识和情感等诸方面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气场。那些气功师认为在健康人的体内，真气是和谐有序的，一旦发生疾病时，气场就会被破坏而导致紊乱。
“你体内的能量与内气已经失去平衡了。”罗妮在我上方绕了几分钟，喃喃说道，“我帮助你清理一下体内的内气吧。”
“好吧。”
我等着她触摸我，但是她的手却没有碰到我的身体。实际上，她的双手距离我的头顶始终有几英寸之遥，然后，慢慢地移向我的脚部。
我闭上眼睛，好打消心中的疑虑。然后，我的脑袋停止了思考。时间好像停止了。我从悬崖中跌入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境界中。
我的感受难以言表——那是一种非常舒缓放松的感觉，好像有一道强烈的光芒把我全身都笼罩起来了。
我不是那种能静静躺上五分钟无所事事的人，更别提还要躺一个小时了。然后，我发觉一圈温暖的气环包围着我，一股电流从头到脚贯穿了我。
我忘记了睁开眼睛。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我只是存在着。
当罗妮最后跟我说“起来吧，治疗做完了”，我睁开眼睛，难以置信地发现自己恢复了活力。我的头脑清晰明朗，起身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恢复到平稳有力。
“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我只是帮你清了清内气。”罗妮煞有介事地说。
在我的气场遭到阻塞之后，我的观念开始有所开放了。我觉得不能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病人了。我把我的疑虑抛于脑后，毅然参加了奥尼斯医生的研究项目。虽然我还像以前一样坚持我基于实证的观念，但我开始反思自身，把怀疑科学的视角投向了自己。
我以参与者而非领导者的身份坐在这个研究小组里，倾听着心脏疾病给病人带来的困扰与折磨，听着医生一贯以来对病人采取了多么威慑与自负的态度。我一直吃着意大利辣香肠比萨，可现在我变成了素食主义者。我开始练习瑜伽，试图让自己心境清明，什么都不想，但偶尔那些外念还是会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杰克逊先生的电解试验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明天我还得做多少个支架手术呢？我付清住房按揭了吗？”
我跟着我身边的病人比划着瑜伽动作，她曾经两次遭受心脏病的袭击，在进行冥想时她念着“噢……”的瑜伽语音，面容平静祥和。我从医生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彻底走下来了，每个病人都成了我的老师。
当我看到病人是如何调节他们的压力时，我也开始在自己身上效仿了。我告诉我的秘书：“从现在起我要立一个规定：别给我预约太多门诊。从这周起，我吃完午饭后要休息一会儿，我午休的时候，希望没有人打扰我。”
我的秘书看着我，好像我神志不清。即使我工作过度，精神崩溃或者干脆得了心脏病，也没有我暂停工作给她的震惊更大。
我开始抽出时间，从那个全封闭式的心脏实验室里走出来透气。我像一只土拨鼠一样，呼吸户外那带着盐味和海水泡沫的空气。我运用上瑜伽课时教的呼吸训练，深深地把这些清新的空气吸到腹部，这样的深呼吸就像一只狗在劳累过度时的喘息一样。
这些改变是一种释放。我感觉到了身体核心的存在，好像一块重重的石头从我的肩上卸了下来。我的工作压力仍然很大，但我已经能避免铃声一响我就飞奔过去的情形。没有人再能这样要求我。我得自己把握自己。
而且，我慢慢地而且坚定地与我的病人一道，看到了实际效果。我发现自己更加强壮有力，睡得更香了。最后，我的胆固醇水平未经药物治疗也降低了，从320降至了99。
罗妮和我都为病人和我们自己的提升与改变感到振奋。我们开始考虑应该把两种疗法更好地融合起来——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其所长，补其所短。这最后促成了斯克里普斯中心的综合性治疗手段的应用，这将结合了最先进的医学科技手段、营养学以及一些基于可检验结果的选择性辅助治疗手法，比如针灸、冥想和瑜伽。
把这些简单明晰的道理说清楚并非易事。当我坐在保罗面前，解释说如果他想延长生命的话就必须对生活方式进行大幅度调整时，我感觉到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我仍然存活着，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幸运的是，对于保罗提出的许多特殊问题，我都有直截了当的回答。为了改变他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雇用了一名私人训练师。为了减轻体重，他对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彻底的改变。
但我没有办法开出一个他最终必须事事遵守的复杂处方，我告诉他：“没有人时时盯着你，你得自己改变自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部分——他真的能摆脱以往压力巨大的生活方式吗？保罗痛下决心，退出公司的一线事务，开始以咨询顾问的形式参与公司事务，让他的助手来处理那些无关紧要的日常琐事。他自己从那个红得发烫的位置退下来了，他原先担负的责任真的也就消失无形了。他把缰绳松开了，然后，回来了。
对于像保罗这样热衷于权力支配的人来讲，这真是里程碑式的转变。
最后，他和他的家庭搬离了加州，搬到了东部的一家农场，开始过田园生活。在那里，他培养了一种具有古老情调的爱好——拉大提琴，而且，他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家庭上，在那以前，他曾因为工作完全忽略掉了家人。疾病的随时发作使得以往的生活和价值观变得毫无意义了。
像保罗这样由于疾病发作才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的病人，心脏病仍然是一个随时可能再发作的警讯。
当他躺在推往急救室的手术车上时，保罗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些惊恐万状的脸正在盯着他，这时他发现他不再顾虑利润率和股票价格，反倒回忆起30多年前看过的一场话剧《我们的小镇》里面的某些场景。
在话剧里，一位死于难产的妇女爱米丽，决定重返她的前世。当她在12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时，她惊讶于父母的年轻与美丽。她惊异地发现原先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欢乐也好，悲伤也好，都有着无限的意味。
最后，她痛苦地感受到浮生若梦，人生苦短，于是，她要求再度回到墓地里。
“他们无法理解我。”她对墓地里密如星斗的灵魂说。
保罗现在宣称他罹患心脏病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几个月过去后，他发现和爱米丽以及其他刻板的统计病例不一样，他自己从这种转变中获益良多，那真有如天赐的礼物——他可以从纷繁杂乱的生活节奏中摆脱出来，把电话拔掉，把电脑关掉，听听音乐，张开双臂去拥抱他平凡而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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