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者说(2)――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特科成员
――访三次失去丈夫的特科老人周惠年
1．一个电话，引来一串故事
我的朋友张浩青，来电话约我写写她“哥哥”的母亲，说：“是位老革命，曾
经与革命母亲夏娘娘佯称婆媳，掩护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你写她最合适不过了。”
“你先说慢点，我有点糊涂了。你哥哥的母亲难道不是你的母亲吗？”“不是，
抗战初期，他母亲在武汉工作，既繁忙又不安定，就将他托付给了我的父亲，我父
亲便把他带到四川老家，给我奶奶当孙子，于是我有了这么一位哥哥。不过那时还
没有我呢。”
“原来如此。写老革命我很有兴趣，请告诉我她的名字。”“周惠年。周恩来
的周，贤惠的惠，年纪的年。”“有人要你写周惠年？”坐在一边的父亲显然听到
了电话的内容。“是呀，您也认识她？”“当然认识。1950年我刚到中央政治秘书
室的时候，她是室里的行政秘书，许多事归她负责，常打交道。不过也就一两年，
她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去了。”
接着，父亲告诉我：那时每月有一两个周末，他们几个初进中南海的单身汉，
就由周惠年带着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娱乐活动。而当他们到达时，苏联大使罗申通
常都到使馆门口来迎接，对周很尊重。因此父亲那时就知道，周是位资格很老的同
然而在父亲的印象里，周惠年有些过于严肃古板。当时政治秘书室的单身汉，
工作食宿都在中南海里，节假日出中南海，必须书面请假，说明出去的原因、会见
何人、该人的情况，然后交周惠年同意后拿到盖章的出门条。周惠年依据有关纪律，
对出门条控制得比较严，想出去的人不一定每次都出得去，于是不免有些怨言。
还未与被访者见面，我已经对她有一点了解了。
2．一个迟暮老人，在病榻上，却讲述着人生青春时期最诚挚的情谊
通电话后，浩青就催我尽快去见周惠年阿姨，因为84岁高龄的周阿姨，被诊断
为肝癌晚期，严重肝腹水，已经住院两星期，“再晚就见不着了。”
我随浩青走进病房，只见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静卧床上，床边吊着输液的瓶子。
见到我们，她神情没有显出什么变化，但她分明认出了浩青，断断续续地说：“前
天，铁映来看我了。在这之前，许云也来了。”
她说的铁映是李维汉之子。20年代末30年代初周惠年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
时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同周及周的丈夫时有过往。而后面提到的许云，则
是原湖北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郭述申的妻子。
1927年国共分裂后，河南柳林红枪会叛乱，驱杀共产党人。在此从事北伐宣传
的周惠年与党失去了联系。后几经辗转才找到党，适逢作为中央巡视员的郭述申到
河南。当时周不过十六七岁，又刚刚经历找党的险恶和周折，就向郭述申表示，希
望能跟党的机关在一起，怕再次与党失散。于是她被分配到中共信阳县委，因工作
同郭述申时有来往。
说到郭述申，仿佛引起病榻上的周惠年对那风雨如磐峥嵘岁月的无穷追溯，话
多了起来，尽管依旧断断续续并显得有气无力。“去年，听说郭述申同志去世的消
息，我很难过。他是看着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领导人。我和郭述申从1928年就
在一起工作，他给过我很多帮助，因此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
友间的生死之情。可能现在的许多人难以体验和理解这种情感了。这种同志战友的
情谊，不比那种男女私情，是特殊环境和特殊体验后才可能感觉和产生的。有一年，
我们乘飞机赴罗马尼亚访问。在飞机上，郭述申叫我坐在他旁边，老战友在一起叙
叙旧，多难得呀，可我却没有过去跟他谈谈。现在他去世了，了解我们那一段革命
历史的人又少了一个……”
烈士暮年，犹歌夕阳，曾经令我钦敬不已。而今我面对的这位老人，已经是耄
耋之龄，已经被诊断为肝癌晚期，死神正向她一步步逼近……可她思维中竟不曾飘
过一缕老死将至的愁绪，却还在回忆着老战友，娓娓诉说着人生青春时期最恒久、
最富有进力的战友情谊。
这是我第一次见周惠年，我没对她说一句话，可我的心已被深深地震撼：这就
是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
3．她参加革命的动机似乎很简单／她的所作所为，惹恼了未来的婆家
湖北、河南交界的信阳境内，有座远近闻名的鸡公山，山边有个叫潭家河的村
镇，周惠年就出生在这里。周家在当地尚属殷实之家，有几亩耕地，一片竹林，衣
食有着，便希望子女能知书达理。
不料，周惠年生下没几年，父亲就撒手人寰，家道急剧中落。可当女儿们到了
启蒙的年纪，母亲还是节衣缩食，送她们到学校念书。幼年的周惠年无疑是比较伶
俐聪慧的，读了3年书竞跳了两级，继而转入信阳女师附小，更为酷爱读书。然而，
就在这时，家中再也无力供她上学了，因而她对中途辍学的痛苦刻骨铭心。
在和母亲一起劳作持家的日子里，周惠年幼小的心灵中，不断生出种种疑问：
为什么有人披星戴月、整日劳碌，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为什么有人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却吃穿无虑，坐享荣华？为什么勤学苦读、成绩优良的学生却无力就学？
为什么无心钻研的纨绔子弟却能在学堂混日子……继而感到世道的不公，并因找不
到答案和无力改变现实十分苦闷。
1926年，北伐军打到河南信阳，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和参与北伐，信阳潭家
河镇办起一所补习学校。补习学校不收费，不仅使周惠年得到再次上学的机会，还
使她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学校教员周新宇、李正中等人，又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共
产主义ABC，俄国十月革命……
他们解答了周惠年心中久久的疑惑，并告诉她世道是可以改变的，可以使勤劳
的贫苦人得到温饱，使聪颖的学子能够读书，而这正是周惠年渴望的。他们告诉她
有两个致力于此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而眼下北伐战争的目的也在于此。
于是，她就参加了组织，投入配合北伐的工作，一切看来是那样简单。
她贴标语，组织集会，甚至登台演讲……她的这些举动，惹恼了未婚的婆家，
说“未过门的媳妇，整天在外抛头露面，太不成体统了”，还责怪她的母亲没管教
好女儿。可母亲却被周惠年的道理说服，毫不阻挠她的行动。于是，未婚婆家又逼
迫她母亲立即嫁女，并策划抢亲。
由于党、团组织的出面，周惠年终于摆脱了她早就不情愿的“娃娃亲”的纠缠。
此后，组织上调她到中共信阳县委所在地柳林，一面上学，一面搞北伐宣传。柳林
紧靠铁路，时有北伐军乘坐的火车经过，车上常下来一群群女兵搞宣传。看着这些
剪了短发、英姿勃发的女兵演讲、撒传单、表演节目，使周惠年那年轻的心激荡不
已，她也剪了短发，更积极地投身于北伐的宣传工作。
4．信阳红论会反叛／潢川暴动没有成功／有惊无险的第一次被捕
然而，革命并没有如周惠年最初的想象那样，随着北伐的推进，在漫卷的红旗
和翻飞的传单中，成功“顷刻就来临”。如若真是那样，共产党的历史也就不会像
今天这般可歌可泣了；那些视死如归、百折不回的共产党人，也就不会像今天这般
令人肃然起敬了。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清共”，屠杀共产党人。6月19日，信阳红枪会叛乱，
中共信阳县委书记周叙伦遇难，信阳中共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杀绝共产共
妻的共产党”，“杀绝放足、剪短发的共产婆”的嚣声四起。
周惠年同党失去了联系，东躲西藏地寻找组织。但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她深
知她会给收留她的人家带来杀身之祸，便逃往鸡公山，却碰到红枪会的人上山搜捕，
又赶忙逃下山。刚到山脚铁道边，就遇到接近革命的铁路工人周其恒。周说：“这
种危险的时候，你怎么还敢到处乱跑？一伙红枪会的人刚才还在这里抓人！”
正说着，恰有一辆火车开来，周其恒说：“你快上火车离开吧。”他举起信号
灯，示意火车减速。周惠年想：反正柳林是待不下去了，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组织吧。
便在周其恒的帮助下，跳上火车。
几经辗转，周惠年来到武汉，找到了介绍她参加革命的李正中。这时，汪精卫
“清共”在即，武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李正中对周惠年说：革命正处于危急关
头，你怕不怕？你是想回家，还是想继续干？周惠年表示既然宣誓参加了组织，就
绝不中途退缩，就是有再大的风险也跟着党走。
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以更血腥的政策捕杀共产党人。8月7日，中共中央在
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还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彼时重要任务。李正中找到周惠年，并偕她返
回河南信阳，筹措和准备那里的农民暴动。
1928年初，当中共豫东南待委组织策动农民暴动之际，周惠年调到了设在潢川
县的特委。然而，在时机并不成熟情况下强行发动的“潢川暴动”以失败告终，特
委书记汪厚之、委员龚逸情及包括豫东南各县县委书记在内的18位负责人壮烈牺牲。
周惠年随新组建的特委转移到潢川城北的一个大财主的院落，四周驻着国民党
豫军任应歧的部队。一天，因特委的两个人说话声音过大，被驻军听见，引来稽查
处的人盘问。
住在特委的特委秘书连理、周惠年等感觉事情不妙，迅速转移和销毁了文件。
正待人员撤离时，任应歧部的宪兵连已包围了院子，连理、周惠年、顾正菊三人被
捕。虽然没有拿到任何证据，连理还是在被严刑拷问后投入监狱；周惠年、顾正菊
因是女性，过了几次堂，没问出所以然，遂被软禁在宪兵连。
宪兵连连长田池生，是黄埔一期学员，思想比较进步，没有太难为她们，让她
们同他的老保姆住在一起。不久，顾被其在任应歧部当副官的亲戚保出。3个月后，
任应歧部调防，允许轻犯保释。恰逢在当地颇有声望的中共地下党员邱相顺到田池
生处，见到周惠年，便利用他的绅士身分，将她保出。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段历史成了一些人攻击她的口实，一口咬定“不叛变，田
池生怎么会放过你”？说来也巧，专案组到潢川调查时，田池生刚刚去世不久，作
为解放后潢川地区的统战对象，他临辞世前留下了一部自传，其中谈到他当宪兵连
长时，曾解救过两名女共产党员。
第一次被捕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周惠年经过这番非常的砺炼，斗争经验
也更丰富了。脱离了牢笼的周惠年，又回到中共信阳中心县委。不久，她被派往信
阳平民工厂，搞工人运动。
在平民工厂她发展了几名积极分子入党，并举行了一次成功的旨在改善工人待
遇的罢工。然而，当1929年“十月革命节”的夜晚，周惠年和几位工人党员贴标语、
撒传单时，被发现并暴露了身分。
信阳又待不下去了，她正准备转到其他县，中共中央与河南交通线的负责人严
丙宏找到了她，说是组织上要调她到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因为有了一段搞工运
的经历，周提出希望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严丙宏说上海工厂很多，去后由组织分配。
于是周惠年由严丙宏通过地下交通线护送到上海。
5．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迁回风声鹤唳的上海／周惠年就是在中央机
关屡遭破坏，地下工作者频被捕杀的时刻，来到上海／中共地下交通负责人吴德峰
家的“老妈子”／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电影中的地下工作太浪漫了
中共从诞生之日起，中央机关就设在上海。1926年夏，北伐军攻克武汉。张国
焘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提议中央机关应迁往革命的前沿和中心武汉，不要总在上海
的“亭子间”，对各地的革命和战争遥遥作书面指导。
鉴于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共对湖北和武汉的工作更趋重视，调项英、林育南、
罗章龙、聂荣臻等充实湖北区委；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恽代英、张太雷等也
陆续前往武汉；瞿秋白亦随后到达。但整个机关向武汉的迁移，却直到蒋介石在上
海“清共”，陈独秀离沪才完成。
可不久，宁汉合流，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千百，不使一人漏网”，对中共实
施更残酷的捕杀，中共机关在武汉难以立足。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政
治局会议。由于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彭湃、王荷波，候补委员周恩来、李立三、张
国焘、毛泽东、邓中夏等均在外地，与会者只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
顾顺章、罗亦农6委员。会议决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月底，迁移的计划开始实施。
当时上海正处在血裹腥弥之中，中央机关为何偏要迁往这风声鹤唳之地呢？这
主要是因为上海城市人口众多，成分复杂，流动性大，不查户口，租房方便，工厂
店铺林立，水陆交通发达，加之中央机关在沪经年，有众多关系，特别是上海“租
界”连片，华洋杂处，政出多门，军警分属不同系统的格局，都有利于党中央机关
隐蔽活动。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当时多数中共领袖心目中，苏联革命
模式的影响甚深，他们企盼着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这种胜利是以筹策
暴动夺取中心城市为标志的，他们的着眼点从未离开过城市。
中央机关有一套庞杂的班子，有负责会务的、有负责文秘的、有负责保卫的、
有负责与各地组织交通联络的……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上海形势超乎寻常的险恶，
军警如林，暗探密布，稍有不慎，便会遭遇不测。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颓唐甚至变节，
而变节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中共领导人的被捕和某些机关工作班子被破坏。
1928年4月，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
农被捕；1928年8月，戴冰石叛变，设在平凉中路西口的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被破坏，
10余人被捕；1929年8月，白鑫叛变，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候补委员、
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
总指挥张际春被捕，设在新闸路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破坏……
每当中共机关遭破坏，有关人员被捕，就需再调些人员进行补充，周惠年就是
因上海的中央机关遭破坏后，从内地调往上海的。由于中央机关屡遭破坏，在上海
主持工作的周恩来提出秘密机关社会化的思路，设立的机关要以工厂、商店、学校
等企事业单位形式做掩护，机关工作人员装扮成不同类型的家庭，利用各种合情合
理的保护伞。
周惠年初到上海，就住在中共负责地下交通工作的吴德峰家中。当时吴德峰夫
妇住在一起，表面上是一户阔绰人家，周惠年遂扮演“老妈子”的角色。
因为她初来乍到，需要有个熟悉环境的过程，并未承担多少在上海跑交通的工
作。同时一家就是一个工作站，有许多杂务要处理，而且假戏必须真做，所以整天
收拾房间、接待客人、买菜烧饭、洗洗涮涮，和真的老妈子也没太大的区别。
习惯于轰轰烈烈搞宣传鼓动、从事工运的周惠年，对此很不适应，何况在来之
前她就提出过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的要求。于是，她向吴德峰当面请求调换工作，要
到工厂去。不料，遭到吴德峰的严厉批评：“都到工厂去搞工运，机关工作谁来做？！
革命工作每一项都很重要，都是必需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
吴德峰的口气比较生硬，但周惠年感到他说的在理，便逐渐安下心来。不久她
担负了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员的工作。
在时下一些电影里，中共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多是西装革履、锦衣金饰，经
常出入灯红酒绿的舞厅、酒店，气派潇洒。可周惠年对我讲的情形，与之简直异如
天壤。当时组织上给周惠年的生活费，每天只有4个铜板，一月仅一块多大洋。
4个铜板，在上海也就够一副大饼油条钱吧，可她要维持一天的生计，以至入冬
了，她还靠几件单衣御寒。她默默地忍耐着，直到一天她冷颤瑟缩地与吴德峰、齐
元德会面，组织上才了解她的窘境，给她10块大洋，用来购买夹衣、棉衣。
对艰苦的条件，周惠年时常考虑通过自己的劳作来改善，也可减轻组织的负担。
闻知住守的机关附近，有一爿丝袜厂正在招工，周惠年去联系了一下，老板对她很
满意，说妥每月30块大洋。她高兴得不得了，一来可为组织解决一点经费；另外自
己有在工厂发动群众的经验，可借机开展工作。
她兴冲冲地向组织汇报请求批准，可吴德峰不同意。他说组织上交给她的工作
是看机关，如果她上工了，来机关联系的人员就可能吃闭门羹，容易耽误大事。为
了革命的需要，她放弃了这份很有诱惑力的工作，继续她一个月一块多大洋的生活。
6．调入周恩来亲自掌握的“特科”／特科三科的主要构成，是让特务和叛徒们
闻之胆寒的“红队”。周惠年隶属于三科／有些头几次执行任务的女同志，腿都有
数月后，吴德峰调到中共中央军委，主管交通总站的工作。周惠年也随之到军
委，在军委招待所，负责接待从苏区来中央的团以上干部。
1930年秋，历时半年、涂炭中原大地的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立即腾出
手来，向中共武装割据的地区进行围剿。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之众，由江西省政
府主席鲁涤平指挥，对毛泽东、朱德为首的湘赣边界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
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对各武装割据地区的领导，及时了解各地反围剿军事斗争的
情况，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交通局，把军委交通总站和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
局，直辖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领导委员
会，吴德峰为局长。其任务是打通与各根据地的交通线，布置起严密的同全国联络
的交通网。
通过这些交通线和交通网，把各地的情况尽快通报中央，把中央的指示和新精
神送往各地；运送各根据地给中央的经费；护送各地赴中央的人员和中央派往各地
的干部，是交通局的主要职责。周惠年一度在苏区向中央送经费的联络点，把从根
据地送来的钱，转交吴德峰，再由吴上缴中央。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周惠年在工作中显示了她的忠诚和勇敢，因而她又
被调到更具风险的中央特科工作。特科的前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特务工作科，科长
是顾顺章，下分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打击土匪的土匪股。中共中央机关重返
上海后，特科改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是实际负责人。
此时的特科下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例如租住房、选择会议地
点、掌管财务等。
二科是情报科。它成立于1928年4月，第一任科长是功勋卓著的名将陈赓。他除
了任二科科长外，还是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的副手。二科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种
情报，及时掌握敌情，并对敌方的侦探机构进行反间谍工作。经陈赓的筹划安排，
一批忠诚勇敢的共产党人打入国民党的情报机构。钱壮飞成为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
查科主任徐思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成为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情报机构的实际负责人；
胡底成为国民党华北情报网的实际负责人；宋再生成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
治密查员。也是通过陈淞的工作，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务机构的特派员杨登瀛，成
为特科的内线。当时陈赓化名王庸，人称“王先生”。周惠年回忆说：“那时我们
常听说王先生、王先生的，后来得知他被捕了，可始终不知道他就是陈赓。因为很
多人都用代号称呼，例如夏采曦老戴个眼镜，就被称为‘眼镜’。”
三科是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亲自担任。三科的主要构成是令国民党特务和出
卖组织的叛徒闻之胆寒的“红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及其领导人的安全，例
如在会议期间进行保卫；劫持、营救被捕的中共领导人；镇压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
中共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
四科是交通科。科长是李强。主要任务是保障上海及全国各地的秘密交通线网
的正常运行，同时负责中共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报务。李强还是第一任台长。此外，
每当中央有重要会议召开，四科还要承担与会人员的护送和会议文件的传递工作。
周惠年到特科后，归属三科领导。她的具体工作是住看机关，保存武器，有时
为红队执行任务运送枪支弹药，有时传递有关行动的命令和情报。这些都是异常危
险的，因为当时隐藏和携带枪支弹药，在租界内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可判极刑；
若落在国民党特务手里，后果更不必说了。
周惠年回忆说：“那时我们去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先乘有轨电车，然后
进公园兜几个圈，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
或执行任务的地点。”据说有些女同志最初执行这类任务，腿都有点哆嗦，可周惠
年却从未犹疑过。用她儿子的话说：“从记事到现在，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我妈妈
怕什么。在她思维的词汇库里，仿佛就没有‘畏惧’这个词儿似的。”
7．谭忠余是三科科长顾顺章的老乡／蒋介石下令就地处决彭湃等中共领导人／
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叛徒白鑫除掉／白鑫再也没来柯麟诊所／10名红队队员潜入
范公馆附近／“东方第一大暗杀”事件中的主要角色
也是在特科，周惠年接触到后来成为她的第一位丈夫的谭忠余。当时，他已是
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三科科长顾顺章的副手。起初，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往来。
谭忠余是上海宝山县人，和顾顺章是老乡，原是一家米店的店员，有个妹妹在
纱厂做工。北伐战争期间，他参加了由中共在上海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从此
加入革命队伍。据周惠年回忆，谭曾是康生的交通员，并由他介绍入党。作为红队
的负责人之一，他参与了一系列惩治危害中共的叛徒和奸细的行动，其中最有影响
的，就是轰动一时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的行动。
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通过他的弟弟――在国民党军政部
任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秘密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为了邀功请赏，他把中共
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将于8月24日在设在新闸路经远里江苏省委机关开会的
消息，透露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经与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共同
采取行动，逮捕了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
员杨殷等5人。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也将白鑫一起逮捕，随即置于国民党特务的保护
之下，以防红队追杀。
中共5位重要领导人被捕，在中央引起很大震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于当晚即
主持召开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对彭湃等人的营救，并要求迅速查明被捕真相，
如发现叛徒，坚决予以制裁。
特科通过内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随即查出彭湃
等人被捕，系为白鑫出卖所致。并得知8月28日，彭湃等人将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的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解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当即下令特科全
体出动，在囚车经过枫林桥一带时，武装劫车救人。
8月28日清晨，一群电影摄制人员在枫林桥边拉开拍片阵势，过往的行人和小商
小贩也多于往日，他们都是红队队员装扮的。按计划，枪支将放在皮箱内，由“三
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用脚踏车带到劫车现场。可范梦菊迟到了，红队队员还来不
及清洗掉枪膛里的黄油，囚车已在森严的戒备中呼啸而过。
国民党得知特科曾在枫林桥布阵劫车，十分恐慌，蒋介石急电就地处决彭湃等
人。8月30日，彭湃等即遭枪杀。消息传来，全党悲愤，周恩来亲自草拟了《彭杨颜
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以
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等文，号召人们“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
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同时明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特科又通过杨登瀛了解白鑫的行踪，侦知他企图逃往南京。周恩来指示不能让
其逃脱，制裁要坚决执行。白鑫自知必成红队追杀的对象，在国民党特务范争波、
范争洛等严密护卫下，深居不出。
9月初，白鑫突然出现在作为中共中央重要联络点的达生医院，原来他患了疟疾。
白鑫本与医院主管医生柯麟相识，但不知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在为他开罢药方
后，试图将白稳在医院，乘机发出消息，可狡猾的白鑫见柯麟离开诊室，随即不辞
柯麟经诊断，认为白的病尚需几个疗程才能好，特科遂策划在白鑫再次到达生
医院就医时行刺。然而，白鑫再也没外出就医，只是请柯麟只身到他的住所为其诊
治。时隔月余，杨登瀛传来确信，白最终确定将于11月11日逃往意大利避风。周恩
来决定，叛徒的死期就是他动身的那一天。
顾顺章、陈赓和谭忠余研究了严密的行动计划，由谭忠余等10名红队队员，在
白鑫住宿的范公馆附近，用手枪射杀白鑫，然后迅速撤离。
11月11日午后，由顾顺章亲自指挥，陈赓、谭忠余等潜入白鑫住所周围的弄堂，
分别装扮成小贩、修补匠、送衣人或过路者。入夜10点，公馆附近寂静冷清，两辆
车开到公馆门前，保镖和佣人搬运行李忙活了好一阵，可白鑫仍未露面。
约摸一小时后，有六七个人从公馆后门走出，白鑫也在其中，红队队员迅速扑
过去向白鑫射击。由于夹裹在人群之中，白鑫没有被第一排子弹击中。他顿时意识
到大难临头了，一面拨枪还击，一面狂奔夺路而逃。
白鑫的保镖随即开枪抵抗，看门的巡捕也前来护卫，一时枪声大作。枪战中，
负责保护白鑫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身中3枪，重伤倒地；其弟范争
洛连中6弹，当即毙命；巡捕中亦有人被打死。
三名红队队员对狂奔的白鑫紧追不舍，终于在他跑出20多个门院时，将他击倒，
其中一颗致命的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
白鑫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然未能逃脱中共特科的追杀，使整个上海震惊。
数十家报纸，争相报道白鑫被击毙一事。有的报纸还用红色标题大加渲染，称之为
“东方第一大暗杀”。
8．顾顺章碰上了“铲共专家”蔡孟坚／顾顺章最初以沉默相对，叛徒尤崇新指
认了他/“完了，完了，抓不着周恩来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康生具体部署了
顾顺章事件的善后处理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许多人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召开。连中央委员都
不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为左右中央的政治局委员。瞿秋
白、李立三、李维汉被逼出政治局，周恩来亦受到严厉批评。米夫连讥带讽地说：
“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从
此，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王明路线影响下，中共白区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机关在上海处境更趋险
恶严峻。而此时中共武装割据的苏区，尚未受王明路线波及，有一定的发展。
鉴于形势，中央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向红军和苏区，中央政治局迁往苏区。当时
议决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等到江西苏区，张国焘、沈泽民等到鄂豫皖苏区。
4月1日，张国焘在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护送下离沪。顾顺章原是上海南洋兄
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五卅运动中成为工人领袖。他入党后被送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
归国即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从上海到汉口的旅途在顾顺章的料理下安然无事。但抵汉口后，顾顺章打探到
原定歇脚的联络点，已受特务怀疑。他告诉张国焘，他就是一度在上海声名卓著的
大魔术师“花广奇”，许多人拜在他门下。因此他建议张住到一个跟他学艺的大商
人家，张国焘没同意。
此时，中共长江局和湖北省委，被有“铲共专家”之称的特务蔡孟坚侦破，中
共汉口地区负责人尤崇新已经叛变投敌。可顾顺章并不知道，他把张国焘交给鄂豫
皖苏区的交通员后，并未依中央的要求，立即返沪，结果被尤崇新指认。据说他被
捕时携带一箱变魔术的道具，因而有他在汉口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一说。
顾顺章被捕后，初以沉默相对，直到蔡孟坚把他的身分说得一清二楚，并反复
晓以利害，他才改变态度，要求立即见蒋介石，面陈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为此，
他出卖了中共驻武汉的交通站、鄂西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以及协助他
护送张国焘的地下交通员。继而他又要求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不要将他被捕消息电
告南京，而尽快将他解往南京。
无奈蔡孟坚等急于表功，没有理睬顾的请求，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了电，
报告捕获中共重要人物黎明（即顾顺章），并使其与国民党合作，提出全部肃清中
共中央机关的计划。当顾顺章于数日后得知蔡某的行径，急得击掌顿足，连叹：
“完了，完了，捉不着周恩来了！”蔡等不知何故，顾顺章这才告诉他们，国民党
中央党部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书是中共地下党员。
蔡孟坚向南京发报的时间，是4月25日周末的夜晚。而这一时间，有声色犬马之
癖的徐恩曾，向来是在酒吧间、夜总会度过的，通常由他器重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在
办公室值班。就在这时，钱壮飞连续收到6份来自武汉绥靖主任公署的绝密急电，顿
时引起了警觉。于是，他用李克农乘徐恩曾嫖娼时偷拍下的密码本，将急电的内容
译出一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电文中明明白白地写着：顾顺章已经叛变，并称能
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且不日即可被送到南京。
钱壮飞非常清楚顾顺章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职责，中央首脑的保卫工作，所有
反敌特的工作，包括自己和李克农等安插在敌人营垒的谍报工作，都是由顾顺章掌
握的。如果他叛变的情况不能及时上报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他知道徐恩曾在星期一前，不会回到办公室，必须抓紧这短暂的时间，把情报
送出去。他立即找到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要其连夜乘特快列车赴上海；自己则在南
京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在这一切停当之后，他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徐若加害
自己的家人，就将徐的所有秘密公诸于社会，随后他也前往上海。
刘杞夫于26日清晨到上海，立即找到李克农。李克农得知这一刻不容缓的情报，
却一时无法同负责情报的陈赓联系，便千方百计找到江苏省委，由江苏省委转告陈
赓，并报知周恩来。
27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随即召见了他，他亦向蒋倾筐倒箧，和盘
托出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蒋介石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
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赶往上海，会同英、法巡捕房，实施捕捉中共首脑计划。
然而，当28日凌晨，这一于人按照顾顺章所供，来到中共中央、中共电台所在
地，以及周恩来等人的住所时，均已人去楼空。原来，就在这两天的时间内，中共
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主要领导人的住所，统统按周恩来的部署，紧急大搬迁了。
懊丧不已的顾顺章，见此计破产，又千方百计设法在上海寻找他可能利用的关
系，因为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中，有许多他的家人和亲戚。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
共地下党采取断然措施，斩断了他可能联系的一切线索。据说，这项任务是时任中
央组织部部长的赵容（即康生）具体布置的，顾顺章的有些家人被杀掉了。
在这以后，谭忠余担任了特科三科的科长，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和锄奸
工作。也是在此期间，周惠年与谭忠余结为夫妇。
9．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李克农等人，被迫脱离原岗位／总书记向忠发被
捕／周恩来藏身于谭忠余、周惠年新建立不久的小家／谭忠余奉命对周恩来的原住
所进行监视／周恩来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虽然没有得逞，但他的叛变还是使中共地
下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正在营救中、马上即将出狱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
被他指认出来，枪杀于苏州军人监狱。6月，他带人在香港，逮捕了另一位中共早期
重要领导人蔡和森。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并已居于要害位置的钱壮飞、李克农、
胡底、宋再生等人，被迫脱离原工作岗位。原在敌特机构中为中共服务的重要官员
杨登瀛等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羁押。
中共中央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在上海坚持工作，无疑更增加了特科工作的责
任和难度。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刚调到特科不久的潘汉年
得到消息，立即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总书记被捕，马上布置营救，可不久又有向已叛变的消息传来。尚
不到一天，周恩来等对此将信将疑。向忠发知道周恩来住所，并有钥匙，如若叛变，
必会带特务前来搜捕。周恩来迅速搬进四马路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为了查证向忠
发是否真的叛变，周恩来指示特科三科科长谭忠余亲自带人监视自己原来的寓所。
谭忠余亲自带领一名红队队员，在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半夜时分，他们看
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周恩来的寓所，并用钥匙打开后门……很明显，向忠
发叛变的消息是确切的。当那队一无所获的人从周恩来寓所出来时，馄饨摊已经不
周恩来并未在都城饭店长住，在核实和确认向忠发叛变的几天里，他和邓颖超
暂时分手，躲避到了谭忠余和周惠年的家中。周惠年回忆道：周恩来来后，和谭忠
余同在大床歇息，她则搬出小床睡到另一处。由于风声很紧，周恩来只能昼伏夜行，
等天色昏暗后才化装外出活动。周惠年说：周恩来化装后像个日本人。有一次，周
恩来因事急匆忙更衣，结果把两只脚伸进一条裤腿里，逗得在场的人直乐。
向忠发是怎么被捕和叛变的呢？这与顾顺章叛变也有些关系。周恩来收到从钱
壮飞处传来的情报后，立即安排向忠发等中共领导迁往新居。可这个1928年非常偶
然地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早已丧失了革命意志，不理党务，与一个叫杨秀贞
的风尘女子姘居厮混，顾顺章曾为杨秀贞介绍了个女佣，供她支使。
虽说一网打尽中共首脑的计划落空了，但稔知向忠发习性的顾顺章认定只要找
到那个女佣，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向忠发。他最终找到了已和杨分离的女佣，经威逼
利诱，女佣供出杨可能于数日后到一裁缝铺取衣服。顾逼她尾随杨，探明杨的新住
数日后，杨果然到裁缝铺取衣服，女佣遂尾随其后，偏巧这一切被躲在杨住所
的向忠发看见了……顾顺章又扑了个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出于对党的最高领
导的负责，要向暂时同自己住小沙渡路。可6月21日，向非要见杨。周不得已同意他
们见面，但反复叮嘱不能留宿，可向无视周的警告，在杨处留宿，于第二天租车返
回时，被人指认逮捕。
未等特务动刑，向忠发就叛变了，并供出和杨秀贞住在一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
英。特务们随即逮捕了杨秀贞和陈琼英。她俩均遭受特务的严刑拷打。然而，杨秀
贞同中共党员陈琮英一样，始终没有吐露与中共的关系，还是向忠发出面要她说实
话。周恩来在后来得知这一情形时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由3人组成的中央特委只剩周恩来一人，许多较早
从事特殊任务的同志，被迫离开原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共武装割据地区。
在周恩来、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离开上海后，谭忠余也更难在上海立足，
于是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到鄂豫苏区工作。谭忠余到红26师任师政委，周惠年则
到了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她的主要工作是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向广大妇女
进行宣传，积极支援前线作战……
由于敌强我弱，红26师与驻守当地的国民党罗其江部周旋得异常艰苦。仅仅几
个月，红26师就在一次激战中，被罗其江的部队打散，鄂豫苏区随之丧失。原本公
开活动的谭忠余、周惠年，被迫转入地下。可在鄂豫地区，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很
容易暴露身分，于是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返回上海。
10．“革命母亲”夏娘娘／特务们被两个老太太糊弄了／周惠年住进了“婆家”
／康生也经常来住宿／康生说：革命成功后，您可以到中医研究会工作
几经辗转，谭忠余和周惠年于1932年初才到达上海。可谭忠余在上海还是难于
展开活动，中央遂派遣他到苏联学习。此时，周惠年的第一个孩子刚刚降生不足半
月，组织遂决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在一起，住守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
当时的中共地下党人，大概谁也说不清夏娘娘究竟叫什么名字，只是因为她的
女儿夏之栩管她叫“娘娘”，大家遂也跟着这么叫，从最早发展夏之栩参加革命的
陈潭秋、刘子通，到夏之栩的丈夫赵世炎，到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周恩来等，无一
从1922年夏之栩加入中共开始，中共在武汉的秘密机关就设在了夏娘娘家。自
此以后，夏娘娘便总是以一家之长的身分，住守着中共的某一个领导机关，并照顾
着机关部分人员的食宿。1926年底，赵世炎调到上海，后任中共江浙区党委第二书
记，夏娘娘等又从汉口搬到上海，她住的北四川路的一幢小楼，就是中共江浙区委
刚返回上海不久的周惠年和夏娘娘住到一起时，夏娘娘也是才从杭州回来。原
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到周恩来的寓所时，周恩来刚巧离开，邓颖超怕他得不到通
知而返回，就让也住在这里的夏娘娘和邓颖超的母亲留守，等着周恩来。当周恩来
得知消息后，已经来不及转移两位老人了。半夜特务们从后门入屋，曾经两度被捕、
经验已十分丰富的夏娘娘，跟特务们装了半天糊涂，使他们以为这是两个毫不知情
的老人。待特务走后，中共料定敌人还会返回捉人，迅速将两位老人送往杭州西湖
边的一座小尼姑庵躲避。
周惠年与夏娘娘以婆媳相称。此时的夏娘娘，已是年过六旬的人了，她的女婿
在5年前牺牲了；她的女儿数月前在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满洲里时被捕，生死未卜。可
老人却异常地坚强，没有流露一丝悲伤。和这样的革命老人在一起工作，周惠年感
到十分欣慰。
不久，夏娘娘的女儿获释，也调到上海工作。几个月后，恰巧和夏娘娘分在同
一个机关，偶尔能到家中，母女团聚。这样，周惠年得以和虽也年轻却已具有丰富
地下斗争经验的夏大姐相识。
然而，相聚的日子没过多久，夏之栩在外出时又遭特务绑架。当同志们把这一
不幸消息告诉夏娘娘时，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并没有多问什么，仍像以往一
样，没有流泪，没有叹息，只是更加勤奋地工作。
从那天以后，周惠年发现夏娘娘晚上睡得更迟了。本来夏娘娘就有个习惯，只
要住机关的同志有一个还没有回来，她就会一面为同志们缝缝补补，一面为未归的
同志等门。而这些天，夏娘娘却常常戴上老花镜，在灯光下阅读吟诵诗词。看到这
种情景，周惠年心中不免屡屡生出对这位“革命母亲”的由衷钦敬。
当时周惠年和夏娘娘住守的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赵容（即康生），他每天都回
来得比较晚，有时也不一定回机关住宿。除了住守机关外，周惠年有时要完成由康
生布置的机要交通任务。
康生有个习惯，晚上回来再晚，也要把上海的晚报和外埠的报纸浏览一遍。当
他看罢这些报纸后，夏娘娘就把报纸上她认为有用的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小本子
上。她主要剪贴的是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中医药方和偏方。小故事是为了等
周惠年的孩子再大一点时讲给她听的；药方和偏方，是为机关的同志医治小毛小病
的。康生看到这个小本子后，曾在与夏娘娘闲聊时说：等革命成功后，建议夏娘娘
到图书馆或中医研究会工作。
11．谭忠余从苏联归国时，遭遇国民党的堵截／深受周恩来器重的李得钊／回
家也必须用暗号敲门／李得钊部署了对中共16000余件秘密档案的保存／他不露声色
地把秘密文件卷在书中，举起了双手……
自谭忠余赴苏联后，周惠年就与他失去了联系，在那种危险四伏的年代，一断
了联系就可能永远再也联系不上了。果然，一年以后，谭忠余从苏联返回时，因为
他带了一部电台，怕被国民党截获，就没有乘火车而是徒步偷越国境线，在与国民
党边防部队遭遇的枪战中壮烈牺牲了。
由于一年多没有谭忠余的消息，有人就介绍周惠年和她曾经相识的李得钊结为
夫妻。此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刚刚撤往江西中央苏区，新组建了
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为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
李得钊是浙江永嘉人，1924年入团，第二年春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冬被派往莫
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初，他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担任翻译，随同第
三国际代表回国。一年后，他到上海，先是从事宣传工作，后调到周恩来负责的中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军委改为军事部，周恩来任部长，李为军事部秘书。当
时各根据地的交通或情报人员来上海汇报军事斗争情况，有些是李得钊首先接待，
听取汇报，再向周恩来转述；李有钊还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方面的问题，提出参考
意见，深得周恩来器重。
4年前，周惠年到吴德峰领导的交通局后，便和李得钊打过交道。他们结婚后，
一度一起住在法租界内法国公园附近。临时中央撤离后，上海的环境更明显地趋于
恶化，每天李得钊离家前往在马立斯新村的上海中央机关，很难说晚上是否还能再
回到家里。所以，他们从刚住在一起，就相互约定了敲门的暗号、被捕后的假供词。
身为秘书长的李得钊，工作十分繁忙，既要接待从各地白区来中央请示汇报的
同志，又要同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安排护送部分在白区工作的人员前往
各红色根据地。李得钊时常一大早就离开家，很晚才能归来。
按秘密工作纪律，各人的工作情况是不能相互交谈的，即便是夫妻也不例外。
李得钊严守着工作纪律，从不吐露自己负责的各项事务。当临时中央赴江西中央苏
区时，中央秘书处档案库留在了上海，有关工作直接由秘书长李得钊领导。这个档
案库是1931年根据周恩来批示的《文件处置办法》建立的，周恩来提出要搜集和保
存文件，“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档案库至此已存有档案文献16箱，共16000余
件。李得钊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有关档案库的事情。档案库的管理人员也像他们的领
导者一样，虽几经交接，都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护卫着这批珍贵文献，直到上海
解放，将其完整地送交中央。
较长时期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斗争，李得钊已成为异常老练机警的革命者。
一次他外出，正在行走间，街道突然被租界巡捕封锁，对行人搜身盘查。而李得钊
随身带着一本书，书中夹有党的机密文件。紧急中他毫不慌乱，不露声色地把书卷
起来，握在手中，同其他行人一样高举双手，任巡捕们搜遍全身，却根本没在意他
手中的书。结果，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搜到，就放他走了。
每每在惊心动魄的历险之后，每每在疲惫的奔波操劳之余，新婚的小家庭，更
给人以可贵的温馨。李得钊性格坚毅，待人温和，博学多识，稍得闲暇，总爱读书
撰文。在险象环生的白色恐怖下，能同心爱的人一起分享如此充实的人生，周惠年
感到十分幸福，更欣悦而无畏地投入她愿为之献身的事业。
12．设在马立斯新村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已经处于特务的监视和包围中／特务
们在周惠年的住所，搜出了一袋文件／上海中央局职工部部长黄文杰，聘请了一位
能言善辩的律师／刚刚转移到新旅馆，特务们就又盯上了／她把襁褓中的信件和照
片撕碎，一点一点放进嘴里，和水吞下
最美好、最珍贵的，往往也最短暂。日晚，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
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马立斯新村中央局所在地，被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
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得钊等领导人，以及工作人员秦曼
云、仇爱贞。
仅在李竹声、李得钊被捕后一个小时，周惠年就在住所内听到急促的打门声，
未等她开门，一群特务已经破门而入。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周惠年毫无准备，
结果特务们搜出了一纸袋文件。
“这是什么？从哪里来的？”特务们似乎很得意。“这是我丈夫的朋友放在这
里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识字。”答词事先早背熟了。“你丈夫呢？”特务又
追问。“他昨天就出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周惠年依然
是早已经编好的词。“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他们不由分说，就带走了周惠年。
在关押处，周惠年坚持说自己是个没文化的妇女，对丈夫的活动和有关文件的
事一无所知。特务们没有她是共产党人的丝毫把柄，只好在关押一星期后，把她交
给法庭审判。她当时已经怀孕数月，挺个大肚子，腿脚肿得厉害，举步维艰。
当中共组织得知周惠年等将被交法庭公审后，积极组织了营救。担任上海中央
局职工部部长的黄文杰，花钱请了个擅辩的律师，为周惠年、仇爱贞辩护。经租界
法庭审理，周惠年、仇爱贞以参与赤色活动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
周惠年刚获释，就传来李竹声叛变，李得钊坚不吐实被解往南京的消息，未满
一年的新家庭又破碎了，而爱情硕果――腹中的孩子，再有两个月将呱呱降生，这
小生命将来是否理解父母为信仰舍生忘死的追求呢？
组织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周惠年，安排她和夏娘娘同住。9月里，刚分娩20天的
周惠年，就得到她们住所已遭特务注意的警报。她带着3岁的女儿、未满月的儿子，
和夏娘娘迅速转移到旅馆暂避。不料没过3天，巡捕房的警探就闯进了她们的房间。
这时，夏娘娘身上还带着一封党内的信件和一张赵世炎的照片，这些一旦落入
警探手里，她们的身分就暴露了。夏娘娘急中生智，抱起床上的婴儿，悄悄把信和
照片塞进襁褓中。警探们并没因未搜着什么放过她们，而把她们押往公共租界的泥
城桥巡捕房。
一路上，把夏娘娘悄悄举动都看在眼里的周惠年，心始终悬着，襁褓并非藏东
西的稳妥之地。到了巡捕房，周惠年抱起孩子上厕所，想乘机销毁信和照片。可厕
所里有人监视，没能得手。
马上就要进行提审了，情况十分紧急，夏娘娘向巡捕要了一杯水，抱过婴儿，
示意周惠年挡住巡捕们的视线，悄悄把襁褓中的信和照片撕碎，一点点放进嘴里，
和水吞下。证据消失了，可夏娘娘从此落下了胃病。
在关押一周后，她们又被送上了租界的法庭。法官看着她们又有老、又有小，
又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且不久前刚被宣判无罪，就打算再次将她们释放。但列席
旁听的国民党公安局的官员不同意，提议引渡，结果租界当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13．和博古夫人张越霞在同一间牢房／在襁褓中就懂得争取自由的婴儿／顾顺
章投敌后娶的妻子，也被关在苏州反省院／顾顺章的可卑结局
她们被送进了上海市公安局，据周惠年回忆，当时江青也被捕关押在此。这里
的食宿条件非常恶劣，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烂菜帮，有时饭里还能吃出锈铁钉、
死耗子。上了年纪的夏娘娘不久就病得很厉害，她的手、腿脚因长年的劳作和风湿
症，痉挛麻木，生活无法自理，讯问时，都是看守们架着她走。
第三次被捕的周惠年，既要照顾一个3岁的女儿，一个未满月的婴儿，还要服侍
夏娘娘，还得不时接受刑讯，加之恶劣的食宿环境磨难，她也病了，眼睛肿得几乎
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她没有屈服，顽强地活着，她非常清楚，只有她坚持住，才能
保障其他的人生存。
国民党当局从她们身上一无所获，却又不甘心将她们释放，就把她们转送到南
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这里，周惠年的牢房曾和李得钊的牢房挨得很近。同
牢房博古的妻子张越霞悄悄告诉她：你的丈夫就关在斜对面。她这时眼睛依然肿得
什么都看不清，可她还是按照难友所指的方向使劲遥望，虽然她没能看见李得钊，
但她相信李得钊看到她了，她由此凭添无穷生存的勇气和信心。
然而，当她的眼疾稍好后，李得钊早已被迁移到别的牢房，她再也没能看上她
丈夫一眼，但她现在能看清她的难友们了，有些难友是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她们
互相关心，互相勉励。
数月过去，被捕时才20多天的婴儿，已经半岁了。也许是由于营养不良，也许
是由于渴望阳光，他总不停地啼哭，哭得肚脐突出。看守被哭闹吵得难耐，就厉声
吆喝周惠年制止孩子哭闹。周惠年说：他这是要出去，到牢房外面他就不闹了。
看守们不信，就把她母子放出牢房。说也奇怪，一出牢房，孩子果然停止了哭
啼。为此，看守们不得不给周惠年延长了一点放风的时间。难友们都夸这孩子：这
么小就知道通过斗争赢得自身的权利。听着难友们的说笑，周惠年心头掠过丝丝欣
1935年夏季，周惠年和夏娘娘等又被转送到国民党苏州反省院。这里的食宿条
件比上海、南京要好一些。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刑讯，国民党主要是试图通过
政治劝说等软手段，使共产党人变节或声明脱离中共。
在这里，周惠年看到了叛徒顾顺章的妻子。顾的这位妻子，是国民党特务闻知
顾原来的妻子张杏华被杀后，为了笼络他而给他介绍的，叫张文琴，年轻貌美。顾
顺章叛变后，因指认和协助国民党特务抓捕了中共的几位重要领导人，而且在劝降
中共上海中央局数位领导人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颇受陈立夫重用。但顾看不起
自己的顶头上司徐恩曾，并对徐压抑控制自己十分不满，暗中同军统头子戴笠勾搭；
还发牢骚说国民党、共产党都有缺陷，要组建一个新团体。这都是中统所不能容忍
的，于是徐恩曾以顾顺章组建第三党的罪名，派人将他枪毙了。
在苏州反省院，有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敌人的软硬兼施，在悔过书上签了字，
背弃了昔日的信誓。因此，监狱方面很想在夏娘娘、周惠年这拖儿带女的老媪少妇
身上下一番功夫，使之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意愿“省悟”。无奈这因革命而组建的
“家庭”祖孙三代软硬不吃，依旧以被捕时的那一套言词相对。反省院的官员和看
守们气急败坏地称这“一家”四口为“老共产、中共产、小共产、未共产”。
囚禁的生活是令人窒息的，但被关押的坚定的共产党人的信念却是一致的。放
风的时候握一握手，交换着信任勇气；隔着牢门相对一望，传递着关切真诚。他们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特殊的环境下，结成战斗的集体。这个集体，能使每一位成
员，永葆旺盛斗志，充满乐观豪情。因此周惠年感觉到：她并不是孤军，一个人、
“一家子”同敌对的营垒抗争，团体、组织依然在她身旁。
成年人对囹圄的磨难，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而这种磨难对天真烂漫的孩子，
就显得异常残酷。政治囚徒们之所以成为囚徒，正是为了明天、为了孩子们不再受
今天的磨难，因此他们都竭尽所能地呵护、保护牢笼中的孩子。
当时廖梦醒的丈夫共产党员李少石，也被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作为岳母的何香
凝，时常通过某些关系，送进些衣物、食品、营养品。其他一些共产党人的亲属，
有时也会送来类似的物品。好像事先都有约定似的，这类物品都立即转送到有孩子
的牢房。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惠年就心潮难平地说：“我的孩子，不是我一个
人抚养的，他们的营养稍得改善乃至生存，全靠的是难友和集体。”
14．拒绝反省院的“天天读”／“宁愿战死在前线，也不能被炸死在监狱”／
反省院长自做主张，让政治犯们自行疏散了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面通知周惠年，李得钊在南京军人监狱病死了。周惠年听
到这一消息，既感突然又异常悲愤，当即指斥李得钊是国民党迫害死的，并拒绝参
加反省院的“天天读”（即院方强制天天读三民主义的书）。
后来，周惠年才知道：李得钊的肺病在监狱恶劣的环境下日益恶化，连续高烧。
而监狱方面根本未予认真治疗，误诊为疟疾，给他服了大量金鸡纳霜，因药不对症
致使其死亡。
就这四五年内，周惠年两次结婚，又两次失去丈夫。和每个丈夫在一起生活时
间都不足一年，而且是在锋霜刃雪、腥风血雨之中度过的，这种凝结着战友生死之
谊的爱情，就更令人魂牵梦索，刻骨铭心，因而对她的打击就更沉重。可在当时的
环境下，又不容她把悲痛流露出来。
今天，当看到她瘦弱的身躯时，我真难相信其间竟蕴藏着那样坚强的意志。后
来，当我听完了有关她的故事，我理解了，她们那一代的许多人，为了实现谋取更
多人幸福自由的信仰，不是都奉献了很多，并把个人的痛苦深埋在心底吗？和周惠
年在同一牢房的夏娘娘不也是如此吗？
周惠年没有讲她是如何平息她心中的悲痛的。许多年以后，她给这两个孩子改
了名字。大女儿改名叫“小余”，以纪念她的生父谭忠余；她儿子改名叫“李钊”，
以纪念他的生父李得钊。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周恩来代表中共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
揭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历史新一页。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国民党陆续释放了
一些在押的政治犯。
然而，合作抗日的消息，并未立即为苏州反省院的政治犯所知。不久，经中共
的努力营救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苏州反省院释放了几个政治犯。随后，时局发生重
大变化的消息才传进来。于是，在押的政治犯们开始了要求出狱参与抗战的斗争，
但反省院方面迟迟不放人。直到日军的飞机轰炸苏州，政治犯们掀起更高的斗争浪
潮，强烈提出“宁愿战死在前线，也不能被炸死在监狱”的口号。院长遂让政治犯
迁往东山自己家中，躲避轰炸。
到东山后，江南的形势更趋混乱，反省院长不得已同意政治犯们自行疏散。周
惠年和夏娘娘等经商议，决定随韩宝春到他在江浙交界的故乡暂避，再图同组织联
周惠年记得宣布疏散那个漆黑的夜晚，政治犯们担心院方变卦，连夜迅速开拔，
难友们一路相互扶助。夏娘娘身体不好，走不了路，全靠男难友背着。那是隆冬时
节，可据说背夏娘娘的人的汗水，从棉衣中渗出，把夏娘娘的棉衣都浸湿了。周惠
年则拖儿带女，跟着大家一起走，要没有相互间的扶助，她们老的老，小的小，寸
步难行。讲起这一段，周惠年感慨万分，她说难友情是最真挚感人的。
15．与曾经聘请律师搭救她的黄文杰邂逅／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宗亮，经不住女
友的劝说而变节／只有当牺牲来临，才可以喊“共产党万岁”／他从南京中央军人
监狱，按出了陶铸等人
就在周惠年他们离开东山不久，刚刚从南京军人监狱获释的夏之栩，匆匆赶到
了苏州反省院，但那里只剩下空空如也的院落。她几经寻访，才找到了东山，又得
知母亲和周惠年等已经去了浙江。夏之栩又趋往浙江韩宝春家中，见到母亲和周惠
年。经一番商议，她们决定前往武汉与党组织接头。
在武汉，周惠年遇到了刚组建的中共长江局组织工作负责人黄文杰。身材魁梧
的黄文杰看上去不像是人们意想中的广东人。1925年，进黄埔军校才数月的他经苏
联顾问鲍罗廷推荐，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4年后因成绩优秀、俄语流利，被分配
在苏联伯力、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
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部分稍早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被迫调离，
中共又从其他地方调了一批干部潜入上海，黄文杰即在那时到上海。他经常在法租
界内活动，所以周惠年和他见过面。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黄文杰参与了发动工人和广大群众组织义勇军、
敢死队、情报队、运输队、救护队，支持、协助驻沪国民党19路军抵抗日军的作战。
因此，上海中央执行局组建后，他担任了职工部部长。
第一任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后，盛宗亮接任书记。可不久，盛宗亮
亦被捕。据有关材料记载，盛宗亮被捕初期很英勇，拒不吐露自己身分。国民党特
务遂向顾顺章求教。顾告以盛对其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于是国民党当局立即将已
经叛变的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劝盛自首，这一招果然奏效，盛宗亮经秦劝说变
盛宗亮叛变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不久为书记。此时，国民党
当局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的“前方剿匪，后方也剿匪”行动，大肆搜捕打击中共地下
活动，黄文杰领导的上海地下党处境非常险峻；但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活动。
为了支持各个根据地、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从政治上打击敌人，
黄文杰亲自主持制定了炸毁南浔铁路、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的计划。经过周密的运筹，
上海中央局派出得力人员，潜入同情中共的国民党江西德安地区专员莫雄那里，在
莫的掩护下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后因形势变化，在一切都准备停当后没有实施。
1935年2月，在国民党当局的一次大搜捕中，黄文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
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30余人同时被捕，上海地下党组织基本被
摧毁。在关押处，黄文杰要求所有被捕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和党
的机密，只有在牺牲之际，才可喊“共产党万岁”。
国民党的法庭判了黄文杰15年徒刑，将他囚禁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和周惠年
的第二个丈夫李得钊在一起。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八路军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后，
黄文杰很快被保释出狱，留办事处负责组织工作并兼管营救被监禁中共人员工作。
日，他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接出了陶铸、曹瑛、赵希愚等人。
同年10月，驻南京的办事处迁至武汉，改为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周惠年等出狱
人员，随黄文杰等办事处人员同往武汉。不久，中共中央派王明、周恩来、董必武、
叶剑英、邓颖超等组织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又称中共长江局。黄文杰初任组织
部副部长，后任长江局秘书长。
此后，黄文杰常以特派员的身分，前往广东、湖南等地工作，参与了长江中下
游、华南地区的中共组织的组建和机构设置的筹办工作。1938年春夏期间，时任十
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湖南衡阳主持举办南岳游击训练班，请精通俄语的黄
文杰来协助工作。他将苏联出版的苏联游击战术教材，统统译成中文，供叶剑英使
用，丰富了教学内容。
在湖南期间，黄文杰收到在国民党152师政治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黄集发的来信，
信中汇报了冯白驹被捕后海南岛琼崖地区的斗争情况，并提出到中共控制区工作的
希望。黄文杰认为他留在国民党军中从事地下活动，更为有利，就复信进行说服，
并告诉他如何同叶剑英、廖承志等联系。后来在敌营中的黄集发侦知了国民党152师
企图吞并琼崖抗日武装的预谋，立即设法通知了叶剑英、廖承志，中共及时做出对
策，保持了这支抗日武装的独立。
黄文杰为党的事业不辞劳苦忘我工作的精神，赢得了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周惠年
的爱慕，他们结了婚。
16.在日军进入广州城前夕，黄文杰才离开／周恩来把黄文杰召回重庆／黄文杰
的葬礼，周恩来、查必武、邓颖超等都到场了
结婚并未使黄文杰的生活安稳，反而因形势的发展变化，他更加忙碌了。和前
两个丈夫在一起时一样，周惠年与黄文杰也是相见时难别时频，很少能过上正常的
夫妻生活。
1938年仲秋，为了应付广州即将沦陷的危局，黄文杰又一次以特派员身分前往
广州。他一抵穗即与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召集紧急会议，做出省委机关迁往粤
北；成立中共西南、东南特委；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分片领导；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
新带领部分党员从事地下斗争四项重要决定。直到日军进入广州城前几天，才撤往
粤北，并在韶关组建了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以领导广东各地的抗日战争。
这年年底，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写信要黄文杰到重庆接受新的工作。由于
紧张和劳累，黄文杰染病在身，且非常虚弱。但他还是在听到召唤后，和周惠年历
尽艰险辗转到渝。
此时，周惠年已经怀有5个月的身孕，她看黄文杰经常奔波于各地，工作如此紧
张，整个时局又处于动荡不安状态，感到生儿育女大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几年间她
两度失去丈夫，生育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了父亲，便不禁油然生出这个孩子是否也
会有一天成为孤儿的忧虑。她不愿再面对这残酷的可能，就与黄文杰商量，做掉胎
中的孩子。
黄文杰与周惠年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妻子的想法十分理解和尊重。于是，
周惠年怀着异常复杂和沉重的心情，做了堕胎的手术。此后不久，她和许多在重庆
工作的干部，根据组织的安排，分别登上几辆摇摇晃晃的汽车，向陕北进发。
周惠年终于到了延安。延安天高云淡，不似重庆时有迷雾和阴霾。这里是中共
控制的地区，不必像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那样，要把自己的信念、把喜怒
哀乐都埋藏在心底，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
不久，她被送到设在大殿沟的中央马列学院，成为马列学院的第六期学员。她
又一次得到她幼年时就渴望的读书机会。自从投身革命后，她就无暇认真地读书了。
在苏州反省院，倒有时间，她在那儿读了《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此外院方只提供
“三民主义”的书，她未能学习更多的知识。在马列学院，她才较多地接触到革命
的理论，这种学习生活令她欣喜和满足。
1940年中秋，本是依中国传统家人团圆之时，可周惠年却蒙受了感情历程的第
三次打击。原本患有肺病、又饱受监狱折磨的黄文杰，由于积劳成疾染上伤寒。一
天，日军飞机轰炸重庆，他在又潮又阴冷的防空洞内躲了很久，受凉发高烧，经抢
救无效，不幸逝世。
消息传到延安，周惠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然而，让她稍感慰藉的是，
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黄文杰献身革命的一生。尚在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
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为黄文杰送葬；《新华日报》、《群众》均出专版纪念
“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叶剑英在其悼念文章中，称赞黄
文杰“做事负责认真，有骆驼般精神”。
从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周惠年就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回到延安
后，曾经两度在重要场合，表扬过周惠年，高度评价她当年在白区的地下工作和她
为革命做出的默默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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