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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校花校草，体验校园广场　　书评人：舒白　　　　年来校友同学相聚，谈起母校北大，每每有这样的叹息：北大越来越不像以前的北大了。三角地的拆除，26号楼的拆除，大张旗鼓的本科教学评估，还有一个个老先生先后的逝去，让我们无法阻挡地感受到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正在消失。现在走在校园里，光鲜亮丽的新楼房随处可见，然而这却似乎只能增加我们对已经消逝的风景的怀念。　　在北大110周岁生日到来之前，说起这些未免有些丧气。其实类似的话一直都有人在说，比我们更早的师兄师姐和老师们，在十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对北大的变化表达过他们的不满。对北大的不满似乎已经成为北大人的一种传统，虽然他们在外人面前又要极力维护北大的形象与声望。无论如何，我们常常习焉不察的却是，这种不满背后的批判精神和理想情怀，正是北大赋予我们的呵！　　这也正是为什么北大人在表达他们的不满的同时，却又会如此深情地用文字写下他们对北大的忆念。这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要以文字的方式，去小心翼翼地摸索、爬梳和整理北大留在他们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迹，去点亮那些火种，让微弱而温暖的光芒照亮他们前方的道路。这是每个人心中的北大，看上去有些虚无缥缈，或者琐碎零乱，不免夹杂着个人的想象，和有意无意的对某些事物的放大，然而却如此真实、确凿，比那些光鲜亮丽的楼房更加真实，因为它已然化入到每个北大人的生活之中。　　《寻找北大》提供给我们的正是这样的北大，编者是和我同年入学的朋友，作者中也多是自己的同学和师长，读起来令人感到无比亲切。如钱理群老师在序中所说：我们确乎要“寻找北大”，这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同时也是对理想、信念以至信仰的追求。北大在哪里呢？其实北大就在每一个北大人的心中，在这本书的每一篇文字中。或许每个人心中的“北大”各有其不同，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相互印证和生发的，让阅读时每每有“实获我心”的惊喜和惬意。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北大”，却又是属于每一个北大人的。　　这是北大的魅力，北大独有的气质，每一个曾经身处其中的人几乎都能清晰、准确地捕捉到它，识别出它。在我看来，这无法形诸可见的物体而只能诉诸于文字的“北大”，乃是北大绵延不绝的精魂所在。校园的变迁，风景的消逝，乃至种种打着其他名义而让北大人为之痛心的事件的发生，都不能毁坏它，只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它。这是书写北大、忆念北大的意义之所在，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年前年阅读《北大往事》时内心产生的激动，这是文字的力量。即使有一天北大真的变得面目全非，人们仍然可以借助于这些文字，寻找到那个真实的、充满着理想光辉的北大，并借着它的光芒来照亮周边的黑暗。　　北大人历来有书写北大、忆念北大的传统，它们往往是不同于校方典章的个人叙述，但毫无疑问，北大的光荣和生命是在这里。这本《寻找北大》乃是这个传统的最近的生成，相信每一个读者——无论他是北大人或不是——都可以从中找到真正的北大，真正的北大精神。　　　　（《寻找北大》钱理群主编 2008年3月 中国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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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所北大”很对！！！！　　　 Ooooo　　　　( 悠 )　　　　 )
/　　　　(哉/　　　　　　这篇写得蛮好哦！喝声彩！收藏了！　　另：郑重推荐阅读悠哉的启蒙小说《燕园梦》。它浓墨抒写当代北大人因启蒙而遭际的苦难，和中国知识分子在“红楼梦”（启蒙梦）破灭后的心灵苦闷。　　　　██████████████████████████████████████　　■　　　启蒙小说《燕园梦》又名《红楼梦》，它浓墨抒写当代北大人因启蒙而　　■　　■　遭际的苦难，和中国知识分子在“红楼梦”（启蒙梦）破灭后的心灵苦闷。　　■　　■　为了悠哉《燕园梦》的震撼问世 ，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苦苦等待了107年。　■　　■　　　悠哉《燕园梦》是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通过主人公殉难于启蒙事业，　　■　　■　《燕园梦》宣告了鲁迅开启的中国启蒙文学的终结。　　　　　　　　　　　　■　　██████████████████████████████████████　　　　　　
　　精彩书摘　　（以下文章均摘自《寻找北大》，钱理群主编，2008年3月 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钱理群　　　　　　还是先讲几个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 　　　　北大醉魂　　　　 文/朱靖江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杜甫
　　 　　北大从来都不是“最高食府”，正如北京从来不敢自诩为“食都”。饮食粗糙自不待说，学者固穷，学生们更是难得耍几个闲钱养胃。一年到头，就算下几回馆子，总逃不出几道“底价名菜”的套路。我友昂某，雅好会饮而阮囊羞涩，每每入席必以“麻辣豆腐”、“炝土豆丝”下饭。店主引以为常，常将菜量加大几分，以示关照。一日昂兄暴得百金，遂邀狐朋唤狗友，堂然落座。正待让小二将本店名菜细细报上，柜后的老板不待吩咐，早已殷勤地将两大盘土豆丝和豆腐送上桌来。 　　其实，北大酒风之盛，远过于食欲。三五好友夜半翻墙，翻出去的多是乘兴夜酌，摔进来的必已酒酣意足。尝闻某学兄午夜醉归，不识归路，爽性就卧倒在未名湖畔。杨柳岸，晓风残月，清晨醒来一头雾水，摘朵野花便自上课去了。又传某人平素木讷，唯酒后滔滔不绝，说的居然全是英语。杜甫传世的《饮中八仙歌》和民间传说里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加在一起，才有此君的滂然气派。最高妙的还是我友赵氏，一回因遭女友踢踏，悲从中来，遂邀鄙系酒桶蒙古霍氏以解杜康之忧。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霍氏既已二目迷离，赵氏仍是三口一杯，不动声色。其后两人又去乘兴散步，绕了未名湖二十几圈，蒙古老兄双腿酸软，赵氏却浑然不觉其累。霍氏欲回，赵氏便威胁要跳湖自尽。大约半夜三点，霍氏终于夺路而逃，不再顾及赵氏的死活。赵氏倒也没有跳水，而是施施然自己往回走去，鬼使神差地摸进了女教师宿舍。找准房间，开始狂敲班主任的屋门。据说该女教员吓得魂飞天外，但门既未破，这一音容想必是旁人的杜撰。赵氏恍然发觉走错，悠然回头，这一次终于径直爬回了自己的床上，一觉醒来，已经是传奇人物了。这桩公案播传甚广，直至后来赵氏与女友破镜重圆、又随女班主任信了基督教，仍不时遭人提及此事，譬如蒙古霍氏，便发誓此生不再与之共饮。朱子忝居北大，酒肉之业亦不敢落人后，一次弄来一整条肉狗，斩成大块，借来电炉，沽得美酒，欲与三五好友共食之。不料北大41楼的电力系统十分不济，在一层宿舍里还未开锅，就烧断了全层的保险丝。于是移师二楼继续烹煮，只是不免多了几位厚颜的食客。我们一直烧黑到了五层，才将这锅狗肉勉强炖成半熟，但静候分享朵颐之乐的酒肉之徒早已满坑满谷，噫嘻狗肉与酒，多乎哉？不多也！而人生之至乐，又有多少堪与北大暴徒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相提并论的呢？ 　　不独学生，先生们也常有此率性而为的草莽气。我师袁某，一日在课堂上宣称，倘有白酒一箱、蹄膀一盆、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套，他就可以三十天不下床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是否渊源于此，他没有明示，但鄙系酒品从此又高一筹却是不争的事实。1993年6月，朱子与另一同道刘峻聚众大闹了九十五周年校庆的庆典。先是“五四”白天在三角地贴出覆满招贴栏的通栏海报，大书《精神的魅力》卷首语，既而操办了一晚的烛光摇滚音乐会，云集在东草坪高唱国际歌的学生逾千而遭校方整肃，社团“九十年代” 解散，两名主犯也在处分栏里风雨飘摇了三个多月。先生遂在北大外的饭店里请我们喝酒壮色。一众十人无不大醉，赤膊袒胸，摔瓶砸碗，高唱蒙古酒歌，吓得老板几乎要去报警，这才歪斜着骑回北大，路上摔过几回，都不记得了。自此每闻高渐离于易水鼓瑟悲歌送荆轲之刺秦，都忍不住慨然扼腕，回忆起那场醉饮。袁先生的终极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喝二锅头、啃猪蹄，醉乎梁启超先生墓前，咏而归”。我一直向往着这种境界，惜乎先生后来逐居夜郎，如此酒家之绝唱，不知几时可得实现了。 　　鄙系另一名师周旺生先生，平素温文尔雅，谦谦乎君子者也。然一次与学生在宿舍里新年饮宴，逸兴勃发，席间慨然说道：“待诸君毕业之日，请你们喝茅台。一碗酒，一碗肉，一碗干饭！”众人轰然称是，争向周先生狂灌二锅头，不多时便将他麻翻在桌案上，这才想起没人知道先生的住址。于是只好将他背起，在学生宿舍里转了一遭，最后放在了朱子的床铺上。接下来就是我终夜未睡，恭坐一旁，不时听先生在醉梦里发几句中国立法的牢骚了。周先生一直待我甚厚，不单将他的大著签名送我，还曾为本人遭整肃一事奔波不平。虽然我终究没能遂先生的心愿作他的研究生，但离校经年，却始终忘不了扶他回家的某一新年的第一个早晨。 　　我常怀念在北大时的烂醉。似乎离开以后，不独再也没有醉过，甚至连喝酒的兴致，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偶尔友人来聚，却发现一个个不是脂肪肝，就是肠胃炎，谁都不敢如在北大读书时那样烂饮狂歌、目中无人了。日子在庸常的岁月里流转，北大依稀还是，我们依稀却已不是了。
　　　　　　逃课记　　　　文/蒙木　　　　因为必须接受一年军训，本科加研究生，我在北大便与抗日同龄，这么些年，如果问我在读书方面受谁影响最大，答案似乎有些怪：汪曾祺。　　汪曾祺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北大人。他在西南联大上的学，清华也认为他是清华人。1992年，大概9月份这个样子，在五四体育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子里，人不多，仅仅属于中文系的一个小范围座谈。时任系主任的孙玉石教授主持。汪老头仰着大头，两眼很大，像鲁迅门前的枣树，直指着天空，似乎屋顶有一个洞通向更为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么大年纪的老头眼睛还很澄明，以至于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他偶尔咳嗽两声，想半天才说一句话：　　“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　　咳咳（干咳的那种）。　　“我想，第一要逃课。要逃课。”　　听众很安静。“咳咳，逃课。”　　孙主任紧瞅着汪老头，没有办法，因为汪老头的眼睛一直直指着屋顶以外的天空，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　　“当初推荐我留校，朱自清先生就不高兴，因为我老是逃课。”　　“咳咳。”沉默。　　“第二，想读的书就读，不想读的就不读。像列夫•托尔斯泰是很伟大，但我不喜欢，我就不读。我最喜欢的作家，首先是我的老师沈从文，还有契诃夫和阿索林。我反复读。”　　孙主任眉头不展，瞅着汪老头，毫无办法，只能任他讲下去。听众很安静。　　我并不知道孙玉石老师后悔不后悔那次座谈。此后我们同学逃课，似乎果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班上语言学的老师王洪君教授口碑极好，这倒并不是大家都折服于她的风度或学识，而是因为她上第一堂课就宣布：“按照校规，是要点名的，三次不到，成绩就不及格。但我从不点名。”我听了大概三四次语言学的课，感觉没大意思，此后便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逃课了。那时，我们三五周课堂不见人，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需要自己的人缘好一些。因为人比较多，即使点名，一般也是抽点。我们互相连环地替别人答“到”似乎是同学之间的应有之义。　　记得一次吕乃岩老师的课正碰上雨，他的课平时来听的人就很寥寥，这次就愈见少了。我有逃课经验，人多的时候，一般不会点名，而人少的时候，却是点名频发时段。所以这次我聪明地去为应卯而听课了，大概是第二次听课吧，实属难得。吕老师低头点名，连点了十多个人，居然基本没旷课的，他说：“这情形不对，答到的人要站起来一下。”哗啦啦，此后被点名的人一下子十不到一。当点名点到我一个要好同学的时候，我因为名次靠前，早早答“到”过，我想他当时根本没有抬眼看我呢，于是这一次站起来替朋友应了卯。点名过了一遍，吕老师说：“前面应该有没来的，我再重新点一下。”于是再次教室里响起了我的名字，我犹豫一下，便理直气壮地再次站起来，吕老师瞅我半天：“你是高立志吗？”“是啊。”我的无辜和吕老师迷惑的表情使得有人哄笑。“你不是高立志。”于是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叉叉。平时不听课，还好，极少有旷课记录，这次真的来听课，倒旷课了。此后我不曾再听吕老师的课。而结果，我的考试成绩也好像很过得去。 　　大部分老师都不会真的拿点名威逼学生。似乎有一次很蹊跷。记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中文、法律几个系在一教大教室里合着上。我们男生逃课经验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从第一节课就不要过早暴露实力，大家派代表轮流上课应卯。这样，在直觉上，我们的老师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最后考试，天知道，他们印试卷是按照一教座位印的还是按照什么印的，应该不是按花名册，结果居然卷子不够。于是政治老师说，没有试卷的人不要着急，我去其他系调试卷去。过了几分钟，一些同学问题解决了，但还是卷子不够。我们勤劳的老师如是者三。记得都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报告！老师我们还没有试题。”又有三个学生从角落里站出来。可怜的年轻老师脸色一下就不对了，于是又折出去调试卷。政治考试的结果是，我们班四十多人，十多个不及格。滑稽的是，这次不及格的女生占绝大多数。所以女生抱怨说：男生惹祸，女生背黑锅。　　逃课省下来的时间，消磨实在爽，就像偷来的瓜果着实甜。大家做什么的都有，不过那时候北大周围一片农村，娱乐单调，大部分同学都是睡懒觉，逛朋友，看闲书，听讲座，上图书馆，或者听自己感兴趣的课了。我在大三以后，基本上听课的不考试，考试的课不听讲。大三临结束，我的学分还差两个。有同学告诉我，新留校的吴晓东老师很好说话，他的课写篇关于象征主义的文章就行。我对波德莱尔、梅特林克等是比较熟悉的，在图书馆花两三个小时，草成一篇作业匆匆交上去。事隔多日，同学转告我说吴老师想见见你。我便到他25楼的筒子间去，吴老师瞅瞅我，温和地说：“看你很面生，是不是很少上课？”我稍微愣一下，如实回答说：“我没有上过课。”这让吴老师倒反愣了一会儿，“不过，关于象征主义的基本点，你文章里都有了，都有了。”我只能赧颜不作声，他接着说：“让你过来，因为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给你很高的分数。” 　　那时候图书馆（今天的老馆）二层南侧有一间“中文系教师研究生阅览室”，对本科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开放。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其中的一道风景是季羡林老头，季老每天一开馆不久就准时坐在最靠近大库的阅览室东南角，安安静静地读书。偶尔有熟悉的人给他鞠个躬，相互微笑一下，然后也迅速寻找自己的座位，各自安安静静地读书。这里出现吴组缃、林庚等人的身影绝不奇怪，也许他们都来过，只是我不认得罢了。那里有几架硬壳蓝皮的文学类图书，记忆里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选译”和上海译文出版社“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我读了其中大部分部头不太大的作品。　　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用逃课逃出来的时间随意泡图书馆，听讲座。　　毕业后我去见一些在高校教书的朋友，发现很多高校居然固定座位，固定晚自习，还一过11点就关闭大门。这样的大学和高中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多培养一些凡事必请示的好员工罢了。不过，这个社会的确更需要好员工，而不是有点独立想法的人。从谋生的角度来说，北大给我的未必是好处，不过她给我的黑屋子掀起一角，我曾瞥过一个世界，应该是自由而有尊严的。尽管还无力冲出去，但我可以向往着，甜蜜并痛地向往着。　　　　　　　　我曾“批判”王瑶先生　　文/洪子诚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夏末秋初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楼（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年间的那些部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派”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大跃进”。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四害”、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记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会聚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权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冲击”。记得，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恩、王瑶，他们有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任务”为什么交由我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论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由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这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人物”，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就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领导”“研究方法”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周扬总结“反右”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武器”，来寻求《史稿》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回南方的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不久，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为《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是的，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鲁迅”命名。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行字：“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但我却临阵脱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 　　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在“反右”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右派分子”的谴责。这篇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1958年初，他的评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文艺报》上。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厄运”。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多该上的课没有上，该读的书没有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长幼尊卑的界限，对待事情（学问也在内）的老实态度。在上五年级的时候，便集中补上一些必修课。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性质，把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归纳为若干专题，由几位先生轮流讲。王瑶先生讲四讲，记得有五四文学革命、鲁迅、曹禺等。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因此，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位。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过，承认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揶揄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复杂。课后，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在把“文革”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词，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预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挫折，我却没有老师的从容、沉着，我慌乱而失措。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缺少生活经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更让我难堪的是，批判会上，我被学生所“质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么“不让见毛主席”、“阶级路线”之类的可笑东西，是我那几年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浅薄的“时文”。而我们五十年代想要“拆除”的，则是王先生的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史稿》，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这是让批判者最终要回头来请教的著作。在王瑶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 　　　　　　融入我的大学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生活片断　　　　　　文/吴福辉　　　　　　1978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站坐上了北京大学派来接新生的车子。驶进长安街的瞬间，我的心少有的蒸腾飞翔起来。记得当时我暗暗立下个心愿：一定要对得起这三年，拼命学好这三年。可是住进了学校29楼，和同届的研究生一接触，我就傻眼了。因为他们的决心能把我衬托得无地自容，有的人的口号竟是：三年不看电视电影！对知识的这种饥渴般的感觉现在想来似乎仍贴在身上，难以忘怀。
　　这实际不是北京大学的特点，而是1977年、1978年中国所有学校的特点。因为已经十几年全国人民不读书或说只读《毛选》一本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只要传出明早有一本十九世纪的文学名作再版，就会天不亮在门口排起了长龙。这又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主要不论“政治身份”的学生进了校，77届、78届本科生（当时就知道有陈建功、黄蓓佳、黄子平等），加上78届的研究生，好多年的人才累积，聚于一堂。我后来问过我的同学，多半都是按所谓的家庭出身过去不可能“读研”的人。所以大家有一种解放感，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学习冲动存在。我现在还能找到的一张自拟的作息时间表，是早晨5时半起床，去未名湖跑步、读外语；上午7时半和下午2时半和晚上6时半是一日三次进图书馆；晚间12时睡觉。三年中几乎每天如此，周而复始，围绕着一塔（塌）湖（糊）图（涂）。　　可是北京大学毕竟有它的特殊之处。 对北大之所以是北大的独特感知，是从入学考试便开始的。当年宣布招考研究生，本来就是个“突发事件”。我决定报考王瑶先生、严家炎老师的研究生，是在这年3月30日见到报上放宽考研年龄到40周岁的新闻之后，4月4日即报名，5月3日获准考证，5月15日、16日、17日三天便到区教育局考场参加考试。哪里有什么复习？相信大家在这个“时间”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而中国现代文学方向需加考古代文学一张卷，要整整比别的学校多准备一门学科，这在全国仅此一家。在考场抽出古代考题时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单是甲题两道，乙题五道，丙题十道，你就能体会到它所包含的广阔程度。到考现代文学那天，看题的刹那间我竟有十几分钟呆在那里没有动笔！时隔三十年，今天回头来看北大的题目，仍然是惊心动魄。比如第一题问：鲁迅对自己的《呐喊》、《彷徨》有不同特色曾说过一些话（题里并不告说了什么话），请按此举出作品实例，谈谈这两个集子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何不同？看似不难，实际不要说必须在鲁迅的话上不卡壳，即便不能将鲁迅小说准确地放入到这两个集子的序列中去，一旦错乱，张冠李戴也就完了。所以我当时在草纸上是先仔细地小心翼翼地一篇一篇还原篇目，再答题的。还有一题也是引用鲁迅的话，总算告诉你了，说鲁迅说过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问同意不同意，然后结合文学史的具体情况，讲出五四散文成就或高于五四小说、戏剧、诗歌，或低于五四小说、戏剧、诗歌的理由来（按照我的理解，还要把握住鲁迅用词这“几乎”两字的分寸）。天哪，这哪里是四道题里的一题，差不多就是要掌握五四断代文学史的基本脉络呀。后来参加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复试，笔试题型和这一般无二，只是风格更深入、更阔大。如第一题是：在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性质的一些流行见解，试从新文学的实际出发，论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这是要看你对文学史性质的学术问题有无自己的看法。“流行见解”是什么又没说，是检验你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熟不熟，资料熟不熟。如果前面鲁迅谈《呐喊》、《彷徨》的话大家还有目睹耳闻的话，这个要是不知道可就真不知道了。最后你必得熟读《新民主主义论》，能把新文学的实际和毛泽东的理论对上号。当时的“解放思想”还没有达到后来的水平，此题像五四散文那样作反题自然不行，但那些“流行见解”实际上是胡适、瞿秋白、胡风的，与毛泽东不同，等于在启发你思考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起初就是大一统的。至于十个概念小题，竟然是从尼采到显克微支十位外国作家，要分别说明这些作家的国籍、至少一种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大致时期和对哪些中国作家或文学社团产生影响。占一分顶多占两分的小题，却要回答出现代文学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如此丰富的内容来。北大的博大精深，可见一斑。难怪后来我们六名被录取的同学到校，互相一碰分数，报纸上披露的全国文科研究生“状元”的钱理群，专业成绩才七十多分。我才六十分。参与判这600多名考生卷子的老师告诉我们，第一天判不出一张五十分以上的卷子，等到判出第一张时，全场轰动，竞相传阅。这张卷纸的答者就是现在的沈从文专家凌宇。　　等到进了学校，对于北大在学问上的大气便更有了领悟了。我记得第一次与导师见面，王瑶先生指导订学习计划，便告诫要注意读原来的报刊杂志，一可了解作家作品出现的环境、气氛，二可了解原始初刊的版本情况（后来版本有的经过改动），进入作家当初写作的实地实境。要造成“专业敏感”。读书时要思路开阔，觉得脑子里有许多题目，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有希望了。如果总是需别人出题目，那就糟了。这次谈话给我闻所未闻的印象。我们的学习主要是坐图书馆，至于听校内外的讲课、讲演倒还在其次。严家炎老师开出的书单，包括作品单行本、报刊、理论，足有几百部以上，洋洋大观。却并不硬性要求一本本读完。辅之于师生共同参加的“专题讲座与讨论”，倒是经常的。办法是一人准备，讲述，然后师生自由讨论，训练研究问题的方法。还要准备第一年结束时的学科考核，有笔试有口试，请外面专家给你作鉴定。这个比第三年的论文答辩还难。这些做法远不能概括全部，但回想起十多年后学术界逐渐流行起来的说法、做法，北大确乎是先行的。王瑶先生以严格著称，批评起学生来字字声声都砸在你心上，不留含糊。但私下里谈起感兴趣的话题，他会突然用浓重的山西口音丝丝地迸出连珠妙语，真比他的论文生动十倍。而且一句话没等你反应过来，他自己先笑起来。这笑还极富传染性。我还能记得先生的谈吐，比如谈专业的“敏感性”，说像打毛衣，不会织的着眼于好看不好看，会织的可就能看出上七针、下八针的织法来。谈到资料要积累，学术动态也要积累，打的比喻是好比后台不丰富（不妨杂乱点），前台演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还劝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说做的学问虽然是历史，不要以为后人、局外人就无从研究。历史往往是没有参加过这段历史的人研究的。因为当事者的经验、感情都太丰富，弄不好反而糊涂，等等，等等。这个学校就是这样迅速地将你推向学术前沿，并从中提高你的求知信心。一个人，大学时期真正学得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学习的自信心却终身受用。听着先生的这些话，你身上的一股学术之气和做人之气就陡然升起来了。　　什么是北大学风？我觉得系里的一大批老先生，我们的教师，他们的道德文章，就是具体的北大品格所在。不然，这个未名湖校园本来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凭什么会得沙滩红楼的人气、文气呢？1978年入校的我们有福了。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如四五十年代的学长一样，有幸聆听到那么多前辈的声音，但这批“国宝”一部分还健在，我们是最后一批听到他们教诲的学生了。我们进校时，沉钟社的剧作家、五四火烧赵家楼的先锋杨晦先生还是中文系主任，等毕业时系主任才是王瑶先生的同学季镇淮先生。毕业照相，还有杨晦、王力、朱德熙、周祖谟、林庚各位先生前来正襟危坐。吴组缃先生那天去社科院讲课，结果没有和我们留下合影，是学生的终生憾事。吴先生在系里声望高，他既是我们心仪的三十年代小说家，又是著名学者、研究《红楼梦》、《儒林外史》的专家。他也以严格闻名。系里流传他和王瑶先生讨论学位论文的字数，吴先生说只需写一万字，写多了谁看？他的名言之一是：说吴组缃是人，这没有新东西，虽然正确；说吴组缃是司机，可能是错的，但能引起讨论，最后才得出吴组缃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结论。可叹我们许多论文都是先生批评的“吴组缃是人”模式的。我至今后悔，当年乐黛云先生加入辅导我们的教师队伍之后，她曾经问我们谁愿意研究吴先生小说。可我怕挨他，不敢报名。直到一次听他讲小说史，阶梯教室里满坑满谷，盛况空前，系里资深职员深恐校内学生抢不着座位，出来要求限制旁听，吴先生毫不客气地加以阻止道：“在北大，从来没有拒绝旁听生的历史，我们今天也不能！这是北大的校风，北大的传统！”我后来在散文《一株遒劲独立的老树》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说：我心里一热，顿时觉得吴先生的“铁面”在眼前融化了。以至这些年下来，先生讲的小说史课已经淡忘，惟独这几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越加鲜明。我自认是那天，才走入北大的！　　其他引领我们认识北大的老先生，还有如林庚。林先生讲课最有风采，观点深刻，吟诵动情，连板书的书法都堪称达到化境。林先生的住所就在我们29楼之北，每日去图书馆穿行燕南园，林宅是必经之地。有时我们路过，忽听得一声高亢、苍凉之音破窗而出，我们凝神伫立，不敢有任何侵扰，同学间互相递着眼色：这是先生在唱歌哩。非中文系而引人注目的老教授是朱光潜。朱先生天天在燕南园附近路上跑步。他人瘦且小，跑动时一条腿拖在后面，颇费力。这样一个跑步的老人我们早就见到，却不以为意，他太普通太朴素了。直到乐黛云先生指点我们，才知道就是《西方美学史》的作者、哲学系的朱先生。我还有更意想不到的遭遇。因校内淋浴太过拥挤，一个喷头下面恨不得有五六个头在等待，我有时就跑到海淀镇的澡堂去。这样，一次我就以最童贞的方式遇见了朱先生。先生其时已是耄耋之年，并没有家人陪同，他就这样毫无声息地来到公共浴池。他自然不认识我。我就这样无声息地享受着与先生共泡一池春水的幸福。后来我听说他的海外学生因朱先生八十高龄还挤公交车去参加政协会而愤愤不平。每次我都想，他们还没有见过先生在滑滑的浴池里是如何清洁自己的呢。抛开应不应该如此不论，我由此悟到金子是不必像玻璃那样发光的道理。我亲眼看到了越是大学者越是朴素无华的一道风景。　　我的进入北大，纯是“高攀”。同学都具名校本科学历，两个北大，两个人大（有一个是北大新闻系进，人大新闻系出的），一个华东师大，只有我压根没有读过正规大学。那年中文系收了两个特殊生，古代文学有个工学院毕业的，现代文学就是我。年龄我又较长。宿舍202室四个人，两个1939年生属兔，两个1945 年生属鸡，大家自我解嘲说是“鸡兔同笼”。后来有人将这一届中文系的三十多名研究生按组归类，起了绰号，我入的组居然号称“四大长者”。导师叫别的学生（后加了个海外生）皆直呼其名，如赵园，如温儒敏，只有两人享受特别待遇叫老钱，叫老吴。我最初不适应北大，因为我的性格，因为我长年接受“驯服工具”的教育太深。第一次被导师安排写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论文，写出的东西王先生只给了一句话“你就是把《小说月报》读得细了一点”。我知道，自己对“五四初期小说批评”的思考太平庸了。同学们都来“送温暖”。正在作郁达夫研究的温儒敏便对我说，文学批评的题目很好啊，不要灰心继续做。所以后来我改做左翼和京派讽刺得了奖语，出第一本集子《戴着枷锁的笑》时还是把此篇收入做了个纪念。钱理群的研究精神成了我暗中努力的目标。他基本功扎实，思考成熟，鲁迅研究已经成书，但他不满意，好像要从头写过。他会利用时间，什么时候读什么书都有规律。午睡前、晚睡前我一歪头就见对床的他在浏览新买的杂志，读得飞快，一目十行的，过后发现他都读进去了。他不依仗才气，照样勤奋，比谁都用功。为了准备第一年学科的总结性考试，他和我们在宿舍里互相发问如做游戏，比方问《新潮》是哪年创刊的？《死水微澜》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是谁？等等。我的藏书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焚毁了，现在一个月30元的生活费，要拿出十元买书已经十分吃紧。我是参照老钱的购书方案减去期刊影印本、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制定出来的。海淀书店来什么书了，走廊里有人一吼就赶快行动，常常弄到山穷水尽、捉襟见肘的地步，并引以为乐。赵园不受人家随意鼓动，她买书读书都有自己一套主意。起初我拼命补看现代作品的时候，她却安心地细细地重读鲁迅。她的才华是显然的，我向她偷学如何专注于感受作品，偷学她文字的灵动，最有心得。凌宇是湘西人，身上有可爱的少数民族血统。他雄强、执拗，正好可以补我不足。我们后来天天听他讲沈从文，他讲起沈从文来就没完没了。在诸同学中不算博闻却能强记，擅背诵诗文。我们这批人最早给《十月》写稿子，是他联系的。陈山当年是个孜孜研读诗歌的秀才，收集资料不遗余力，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去搞了电影史。总之，那时北大的物质生活是清苦的，但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也没有功夫觉得。我渐渐沉浸在我的这些天才同学当中，吸取我的大学给我的营养。学习之外，直接的政治生活不多（虽然社会上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与大学生贴得近的是选举区人民代表，竞选的学生打出“出版言论”或“东方女性”各种各样的纲领，着实热闹过一阵子。也下过一次乡去参加夏收，好像谢冕、费振刚、裘锡圭等老师都去了，他们有的当时还是讲师。我们没有多少娱乐活动，中文系的学生自然还去看电影，或者是自己拿个凳子看操场的露天电影，奢侈一点的就到海淀工人俱乐部，在那里观《小花》，正是刘晓庆、陈冲、李谷一当红之始。看女排比赛需早早把凳子放到全研究生楼唯一的小电视室里，让想看又不敢看的理科学生眼热。足球胜科威特，男排获亚洲赛区第一时，校园里都自发形成狂欢活动，席子、垫子、笤帚统拿来当火把点了。国家、民族的长期积弱，转化成激情爆发出来。我和我年长的同学混在年轻学生人流中间，也感到了一股类似“五四”的热力。　　王瑶先生的书斋妙语极多。某次，不知怎么谈起一个人与他母校的关联，他放下他那有名的烟斗从容道来：如果毕业的学生名气比学校大，学校就积累你的名气成为名校；反过来，学校的名气就输送给你了（大意）。我不知道先生是否有意鼓励我们做出大学问，也不知听众中其他同学作何感想。我当日就悟到：我将永远浸透在母校的光芒和温煦之中了。　　　　 写于日京城小石居　　　　迟到的异端　　　　朱靖江　　　　我几乎无法回想十六年前的自己：瘦削的身板上披挂着藏青色的大风衣，头发乱蓬蓬地撅在额前，眼镜后面是一张自以为沧桑得要命的年轻面孔。和那些误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曾误以为我们或能在一个信仰迷失的年代里，搅混北大的一潭死水，让一曲异端的歌谣自此流传——虽然时至今日，那些真真假假的异端早已湮灭，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歌谣倒的确是流传了下来。在我们险些被从北大一击出局的前夜，同伙许秋汉写下了一首忧愤的曲子：“让萤火虫在黑暗的夜里放把火”，伴随着酒瓶掷出窗外的破裂声，他曾在一间黑黢黢的宿舍里唱着，“让我在烛光下唱歌”。十多年后，这首名为《未名湖是个海洋》的时代挽歌居然成了北大舞台上青春无敌的大合唱，让缩在观众席中的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的北大终究是一场十六年前的旧梦，只够自己在烟气腾腾的家里偶然回想。那个时代的愤懑、张狂和波希米亚式的放浪形骸，几乎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话语屏障，阻隔着我对于往事的客观描述。与洋溢着物欲气息和网络符咒的新世纪相比，我们身处的北大多少残存了一些20世纪80年代的乌托邦气质，又适逢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与人文精神的触底反弹，因此在90年代的前几年，以学生社团为主导的北大校园文化竟显得有些离经叛道。　　三两年间，正统和非正统的北大新社团狼烟四起，山头林立，打着学术、摇滚、延安思想、气功、国情调查等五花八门的旗号，每天都在三角地的布告栏中彰显他们的力量——虽然在那个年代里，破烂的招贴板上张贴的内容远比今日更为火爆，隐约嗅得出危险的味道，但“整饬校园环境，拆除三角地”的伟大念头还从没有被摆在台面上。老牌的“五四文学社”也正是在那个时候（1993年）才把海子的忌日定为“未名湖诗会”的正日子，而北大诗人们遽然摆脱了校园文化的青涩滋味，从诗艺和做派上都明显江湖孟浪了起来。　　90年代初期那段骚动不安的校园史，或许部分源自年间对北大新生军训一年政策的反作用力。严苛漫长的军政训练没能让“奉公守法”成为北大学生内化的行为准则，倒让不少正处在反抗期的青年男女愈发憎恶被束缚、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以致于我所在的法律系不得不经常举行“遵纪守法大会”，拉一些违规的学生上台给大家“作报告”。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体制在这一时期迅速瓦解，也让更多非主流的边缘文化进入北大学生的视野之内。除了法国学校的艺术电影、歌德学院的文化讲座之类西洋舶来品，除了正当红的摇滚乐队如黑豹、唐朝和眼镜蛇之外，《流浪北京》、《我毕业了》、《北京杂种》之类的地下电影开始鬼祟流传，而聚居在相隔北大不远的圆明园村落里的流浪艺术家群落，也用他们贫困、混乱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那一时期北大校园的文化气质。　　2005年末，中国《美术观察》杂志在其视角宏大的《30年美术大事记》中以编年体的体例记述：“（1993年）12月3日，应北京大学‘九十年代社’之邀，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露天现代艺术展。”在画家们自己整理的《圆明园画家村大事记》中，对这次画展描述得更加详细：“由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九十年代’出面邀请、经北大团委批准，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了《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引起北大及社会各界的反响，被称为‘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这也是近几年在全国高校中举办的首次较大规模的艺术展览。当时大多数‘圆明园画家’都参加了展出。”　　北大三角地的露天画展被公认为圆明园画家村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以至于不少曾经参展后来发迹的画家总要在艺术履历上记它一笔，但“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却注定是此路不通。北大的新文化在推倒南墙之后，迅速追随着时代浪潮向教育产业化转型，而昙花一现的“九十年代社”也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唯一对它做过漫画式回忆的，是一篇流传在互联网上的文章《我在北大的土鳖文学青年生涯》。　　“‘九十年代’为北大民间校史留下了大批具有昆廷•塔伦蒂诺气质的素材。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个大谈维特根斯坦的和尚，让他在北大的讲坛上舌战群儒，弘扬迷宗的欢喜大法；他们以提高校卫队的文化素质为名，骗取校方的信任为校卫队进行文化补习……”如今已是北大副教授的作者胡续冬用他一贯泼皮恶搞的语言风格调侃着，“得亏有这个鸟组织，俺才见识了一大批的鸟人。1992年底该组织捣鼓了一次现代艺术展，把还未到鼎盛时期的圆明园画家村一帮蓬头垢面、歪瓜劣枣的前卫中青年们弄到了北大三角地，以致于三角地的柿子林快成了这帮艺术家的虱子林。”　　翻检旧账，1992年10月开张，第二年5月解散的“九十年代”在它短暂的存活期还是干了几票有价值的阵仗。时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萧蔚云教授曾受邀开讲“香港立法风云——兼评彭定康限制法案”；沉默数载的台湾哲学家陈鼓应教授也在他重返台大之前，由“九十年代”邀请演讲了“古典文明与现实生活的对话”；中国社科院的金灿荣先生登台纵论“从克林顿上台看中美关系”；当然还有胡续冬在文章里提到的大谈维特根斯坦的和尚：广济寺的纯一法师来讲说“禅与九十年代”。那些演讲在今天的北大或许不再会引发轰动，但彼时的北大多少有些草木皆兵。　　这个“鸟组织”曾经狂热地抗议北大学生会张罗的校园选美活动，抵制每天清早必须围着校园西墙晨练的“早操票”制度，呼吁高傲的校图书馆增加本科生的借书额度，还自费印发1500多份调查问卷求证北大的前途与积弊，“九十年代”甚至“胁持”了新当选的学生会主席团在蔡元培像前鞠躬致辞，为蒙灰已久的铜像擦洗尘埃……最终，在北大九十五周年校庆的当夜，它用一张摹写了《精神的魅力》卷首语并贴满三角地布告栏的通栏海报，和一次喧腾热烈却被多重读解的“烛光草坪摇滚晚会”，在狂欢的最高潮宣告了它自爆式的终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名为“九十年代”的社团，是北大校园里一个学生气和草莽气都十足的行动组织，它或许只能出现在北大理想主义传统断裂的90年代初期，回光返照般地在燕园的雪地上撒点野。“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谢冕先生在《精神的魅力》开篇写下的这段文字，成就了我们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行为指南。虽不成功，至少我们尽力地“勇锐”过了。　　作为“九十年代”的始作俑者之一，我在离开北大的许多年里一直缄口不言。它短暂的存在像是一根扎入手指的芒刺，被随手拔除之后自然万事大吉。北大校园的大拆大建也不断地磨损我对往事的追忆：曾经四处漏风却举办过无数次学术讲座的老二教变成了设施先进却如迷宫一般复杂巨大的新二教；图书馆前的大草坪缩水一半，也少有人再坐在上面弹琴鼓噪；而曾经搅动过无数是非的三角地，也在老房子拆没、柿子林伐净以及百年纪念讲堂开光之后，终于被视作历史的阑尾，彻底摘除掉了。　　但偶尔走进北大的学生宿舍区里，望着依稀如旧的灰色砖楼和那些匆匆掠过的年轻面孔，又能想起当年那些被热血、理想和二锅头顶得双眼发红的“九十年代”老友们，听到木吉他铿然的旋律，也会恍惚看到十六年前某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蹬上一辆破自行车的我在校园的街角一晃而过，溜出西校门，朝向通往圆明园画家村的乡村小路悠然地骑去……　　　　　　草坪音乐记忆　　　　文/胡续冬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在饥饿的时候哼哼，我和这些歌最自然、最亲切也是最和谐的相逢场合是北大的草坪。先是在老图书馆东侧的大草坪，后来大草坪上要盖新馆，我们发动的“保卫草坪”活动（在《北大原创音乐20年》里被隆重封禅的前校园音乐人许秋汉还曾经为此写过一首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的《保卫草坪》）未取得成效，又移师到了委曲求全的静园草坪。我很难想象，像《星期天》、《未名湖是个海洋》、《长铗》这样的歌如果离开了草坪移植到室内的“盛典”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十年前，在我的大学生活中，“草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它具有双重的功能，一重功能相当于今天的MSN，而且还是一个肉身版的MSN，大家吃完了饭有些兴奋，要祈求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就在草坪上陆续“上线”，好友们互相社交一下，陌生人们互相搭讪一下，然后就愉快地“下线”，社交完了的回宿舍继续发呆，搭讪成功了的找个稳妥的地方去办该办的事情。另一重功能，说玄乎点，就相当于今天的“神六”，载着大家飞呀飞，在充满猥琐和无奈的求学生涯中尽可能不猥琐、不无奈一下，把低眉顺眼的心境发射到一个俯瞰寰宇的狷狂的高度。这两种功能的实现往往都离不开所谓的“校园音乐”，对于第一种功能，音乐保证了社交的友好氛围和搭讪的由头（或者说“前戏”），对于后一种功能，有一类音乐似乎是专门为它而生的，离开了这些音乐，我们就根本无法挣脱我们缩头生活的紧身龟壳，比如说，如果没有许秋汉的《未名湖是个海洋》，我们对北大又爱又恨的深情可能会变成肉麻的口水或鸡毛蒜皮的牢骚，如果没有许秋汉的《长铗》，我们可能很难挖掘出我们身上和上古时代隐秘相连的孤愤和旷达。专写这类音乐的歌手则似乎是专为草坪而生的歌手，离开了在草坪上引领我们的气血和神思直冲云霄的氛围，他们就会像哈利•波特失去了扫帚，完全找不到自己的气场。所以，许秋汉、陈涌海、石可、张力之类的“草坪族”即使不在所谓的“盛典”上出现而仅仅只在唱片里露几嗓子，也会从魔法世界跌落到麻瓜世界，他们在草坪上具有无穷魔力的嗓音在唱片里险些沦为过于狡猾的编曲、过于职业的伴奏的点缀品。《未名湖是个海洋》这首歌在十年前和今年先后录制出来的两个版本都无法和许秋汉的头发没有中年早谢以前的任何一次草坪即兴版相媲美，离开了草坪，未名湖或许注定是个干涸的海洋，或者如我的学生、音乐人张力所言，“未名湖是个刘海洋”，一个向特殊年代威严的巨兽脸上泼硫酸的版本。　　我一直坚信，一所没有面积足够庞大的草坪的大学是一所失败的大学，一个没有许秋汉之类的骑着吉他（和女孩）满天飞的音乐人的草坪是一个失败的草坪，而一段没有傲气酒气腥臊气草莽气杂糅的草坪音乐记忆的求学经历，则一定是一段失败的求学经历。幸好，我的求学经历还不算失败。我自己在脑海中存储的个人版“北大原创音乐20年”始终带着大草坪被刈草机修剪过后的迷人的青草气味，在气味中浮动的那些为我带来美妙音乐的人完全不受“北大”二字的身份限制。有两位进入不了《北大原创音乐20年》这张唱片却曾经一度与我啸聚在北大草坪上的非北大裔人士一直和许秋汉一起排在我的北大草坪音乐记忆的前列：一位是长期居住在圆明园的资深音乐人张慧生，他是上下几代北大音乐人的吉他老师和挚友，几年前他离我们而去，去得如此仓促，没有留下任何歌曲的录音，他谱曲的海子的《九月》已然成为我们时代的《广陵散》；另一位是我的挚友马骅，2002年的夏天，他还在静园草坪上弹唱他写的极富童趣的《青蛙》，弦动欢声起，曲终人不见，两年后的夏天，远在云南梅里雪山教书的他不知被澜沧江水带向了何方。　　　　　　老钱、老朱与我　　文/涂骏　　　　见过老钱的人一定觉得老钱好玩，头大如斗，秃顶，笑眯眯，像弥勒佛。他儿童时演过《三毛流浪记》里资本家的阔少爷，有一场被欺负了哇哇大哭的戏。老钱以研究鲁迅知名，在北大常年开鲁迅与周作人比较研究课。有一次课上老钱说：“我不能和老伴一起去买东西，我老是和服务员争论闹矛盾，害得东西买不成，老伴怨我。比如北新（北大三角地的一个商店，已被拆），我每次去，都觉得售货员他就是阿Q，我是小尼姑，老被欺负，他要用手指弹我的脑壳。我就要反抗，一反抗，不欢而散，东西不买了。”大家哈哈大笑。下课后，经常是一帮人前呼后拥，跟老钱去饭馆蹭饭。　　老钱在北大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常被警告，老钱却一直很乐观。有很多人认为，老钱热情有余，理智不足。老钱本人对这话也有些认同：“我的朋友汪晖就曾经说我，你研究鲁迅，鲁迅是非常悲观的，但你的气质却和悲观差了十万八千里。”老钱顽童般呵呵一笑，眉眼挤成了一线。　　老钱前几年退休，渐有悲观的体会。他虽然有些眷恋北大这个地方，但也乐于退休，因为他对北大已经不抱希望，不如归去。临退休前的一次讲座上，有人送上条幅及花篮：老钱一路走好！老钱笑：“好像给我送终。”退休之后，老钱想，在大学里教鲁迅思想已经迟了，因为进来的学生们已经被中考、高考这些考试制度扭曲了，应当到中学生里讲鲁迅。他就到南京师大附中开课，为了适应中学生的处境和理解力，他精心设计了讲义，比如从鲁迅和周海婴的关系讲起，讲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这是困扰中学生的重要问题。他发现，这样讲效果很好，学生们爱听，课堂很活跃。但是有一天，学生告诉他说：“钱老师，你讲的很好，我们爱听，但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要考大学，我们愿意先考上北大，再去听你讲课。”　　几个月前，“我们文学社”庆祝建社十周年，请老钱来座谈。老钱笑哈哈地给我们讲他“文革”时候的事，念他当年写的豪情而可乐的诗篇，依然是童心未泯。不过偶尔他的脸上也会闪过一丝自嘲和感伤。他对中学生也不抱希望，他说：“假如说我自己做事情的热情和努力是一百分，我所产生的效果却很小很小，我的贡献只有零点零零几，小数点后面几位。不过没关系，我对自己说，好歹是个正数，正贡献，只要是正数就行……”老钱又呵呵一笑，眉眼挤成一线。　　年青一辈的学生或许觉得老钱已经落后于时代，理想和抱负如堂吉诃德般可笑。我觉得老钱做了什么都不重要，我所认识的老师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老钱的独一无二的特性：集顽童和长者于一身，对年青人永远是支持，是鼓励，是同情，无论年青人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多么轻狂，多么可笑。　　不理智乎？一种一以贯之的风格就是理智。　　朱青生和老钱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年龄上要晚一辈，身材高大挺拔，步伐敏捷。戴自制的大黑框眼镜，手腕上一块简易电子表。他有着很高的理智天赋，听过他课的人会深深地感受到理性的魅力。他教艺术史，每次课都如同讲演，展开丰富的架构，若干条线索穿行，而自始至终他都不会有丝毫的散漫和迷失，这种严格的控制力我没有在其他老师身上见过。　　老朱1987年从中央美院调来北大，1990年去德国海德堡大学读艺术史，1995年回国。在海德堡期间，为了练习德语并提高思维，他每天六点钟起床，读两个小时哲学。给他上课的德国教授时常带一块巧克力，在班上提问逻辑问题，谁答对了就得巧克力，巧克力每每被老朱吃到。老朱笑言：“他问的问题只有两三层逻辑，我研究过佛经，其中的逻辑层次细到有十几层，你想想我得他的巧克力是不是小菜一碟。”老朱离开北大时对送他出去的老师说：“我五年后回国。”五年后他果真信守诺言，在离开的日子回来了。　　我晚一年进北大，没有见到1995年的老朱，据说他当时上课，穿轻便的西装，胸口上别一朵小花，把课堂上学艺术的女孩们迷得要死。我也见识了很多老朱的趣事，有一次课堂上一位同学起身离开，快走出去的时候老朱叫住他，“同学，你能把离开的理由告诉我吗？”被问的人张口结舌。老朱在考试上也别出心裁：“你们有的同学如果实在很厌烦考试，想不考试就拿到学分，也不是没有可能，你写封信给我论证你不能考试的理由，我可以考虑。”过圣诞节时，老朱送班上的同学每人一张自制贺卡，上面写着：“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这后来成了他一本书的名字，书名之长冠绝古今。　　老朱做现代艺术，做到了儿子身上，他给儿子起名朱元璋。老朱曾经给桂林市长写信要求在桂林山水中挑一座小山漆成红色，以质疑绿色环保观念。老朱说：“绿水青波之上出现一座红色的小山，其实也很美是不是？”有反对者说，用油漆漆山会把山上的生物比如蚂蚁杀死，老朱真漆了一座巨石，长期守望，拍下了昆虫在红石头上聚居交爱的录像和照片。又有反对者说，油漆散发有毒气体，会污染环境。老朱回答说，你们家里的碗橱都是用油漆漆的，也没有看见谁被毒死。　　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元旦，老朱把我们艺术协会一帮人邀到体育大学附近的一个农家院，这是他租下做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在这个院子里给我们讲了三天课，陈明艺术的种种问题，谈了七个专题，最后谈到人生的寂灭。大家都很兴奋，一个个听得醺醺然，渴了喝喝茶，饿了煮点粥，困了就横七竖八地打地铺。非常难忘的三天，魏晋风流，其如此乎？　　老朱有时也感慨今天的中国人文化处境的艰难。老朱说，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在文化上真正有所创造，一要懂希腊语，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二要懂梵文，才能真正了解印度对中国文化有过的影响；三要多懂几种作为现代汉语语源的外语。更要精研古汉语，懂甲骨金石文字。老朱说：“未来五十年，中国仍是处于译经时代。”意思是五十年内我们不可避免仍是西方文化的学习者。一次聚会，老朱向我们举杯：“我和你们约定，二十年后我们一起来翻译《伊利亚特》。”　　最近见到老朱是在一个讲座上，结束讲座时老朱说：“归国带回艺术发展最前沿的策略规划和方法，我常常给北大提教学建议，给校长写信，十二年过去了，可惜我的想法还是不能实现，但我还是年年提议，成了不合时宜的人。中央美院的院长最近对我说，你还是归队吧，到我这里你可以按你的想法做。我有时也想归队，但是我又想，就像今天这样一个讲座，你们听了如果会心里一动，觉得受了启发，和没听不一样，就为了这么一点不同能在北大实现，我想我还是愿意继续坚持一下。”　　至于我本人，我在北大的经历微不足道，本科毕业时我考了社会学系的硕士，受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影响，入了社会学的门。自那以来已经七年。我更愿意谈谈我在北大认识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不是北大人，他们漂在北大。北大的一个奇特传统便是有许多流浪者在这里栖身、听课、交友。他们比北大人更自由，因为他们无需经过万里挑一的严酷高考进北大，他们听课却不需要强迫自己，觉得不好就走人，他们也无需应付课程考试。这些人中有的人有非凡的才华，非凡的性格。　　我的一个朋友外号石头，从河北来到北大，身无分文，住研究生楼的自习室，晚上等别人自习走后，他在长桌上铺点东西，躺倒就睡。他的所有家当装在一个纸箱子里，黑糊糊的枕头、被子，还有一套海德格尔选集。我们认识后，他常和我大谈尼采，他说高中时就对哲学入了迷，整天泡在新华书店里把哲学书看了个遍。我有时给他讲诗，有一次念了首顾城的诗给他，他仔细品味，慢吞吞地说：“这人像水一样，他的命运是归向大海。”我听了大惊，对他的原始洞察力深感诧异。又有一次他看到海子的名篇《亚洲铜》，看了又看，问我：“你说亚洲铜是指什么？”我摇摇头。他说，就是指月亮吧，“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这是唯一一块埋人的地方”，中国人都死在月亮上了，你看，那么多诗人迷恋月亮，没什么人喜欢太阳。　　我问他高考过没有，他兴奋地说考过，考了零分，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成就。因为他痛恨高考制度，觉得考试吞噬了一代代少年人的青春。后来我去他河北家里玩，他父亲告诉我，这孩子让我们烦恼透了。从小到大成绩很好，总是考第一，但就是不好好听课，上这个课他要看那个书，经常逃学，跑到山上玩，要不就是躲在玉米垛里看书。中考之后，有个高中派车子来接他去上学，他没上多久，就回来了，人家老师在上面上课，他把书啪往桌上一摔，站起来说：你讲得不对。老师很尴尬，说那你上来说说，他又不说。他老这样，老师很没面子，学校没办法就不要他了。他就上了市里另一个高中，上了几个月他又不干了，不上课，整天泡在市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里看书，书是看得很多，和那里的人都混熟了，别人都认识他。后来参加高考，我和他妈对他还是满怀希望，陪着他考了三天，给他买健力宝喝，我们就喝白开水。考完了问他怎么样，他笑笑说：可以。成绩下来时我懵了，16分，怎么考也不能考16分哪，就是我去考也不止这个分数啊，是不是卷子改错了。我就去教委查试卷，查一份十块钱，查了以后教委的人对我说，确实没有错，你孩子就没答什么，你还是回去问问他自己吧，钱我也不收你了，你都这么难过了。我给气的，他也就答了个作文，还没按题目答，自己写了个赞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文章，得了16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这孩子，现在都三十岁了，在我们这儿人家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他自己挺自信，在北大转悠，还找过季羡林。　　石头在北大住了半年，被保安轰走，住到香山。后来我也搬去，我们各租一个小屋，在一起好几年。他一到晚上就兴奋，说脑子里像风一样转，写长篇小说，抨击考试制度。他对食物的要求很简单，爱吃土豆，认为土豆品质最佳，因为怎么烧都一个味儿。我们饭后一起散步，我给他读海子的《黑夜的献诗》：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他长长地慨叹：青春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爱这些人。和他们相比，北大人不算什么。　　然而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他人是对自己的成全。我经过七年的跋涉终于在社会学上找到了方向感，常常想起老朱的译经之约，勉励自己以学术为业，常常想起老钱对年青人的拳拳之心，告诫自己不要荒废了青春，常常想起朋友石头的特立独行，醒觉人生之路何其宽阔，狭窄的学院外大有洞天。以此纪念北大，并反思北大吧。　　　　　　“严”上还要加“严” 　　文/洪子诚　　　　上世纪70年代初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时候，互相起绰号成为一种风尚。给黄修己先生起的绰号是“雄辩胜于事实”。这并不是说黄修己不尊重事实，而是强调他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口才，能言善辩。严家炎先生的外号其实不必费事，他的名字本身——“严加严”，或“盐加盐”——就已足够。不过，黄、严两位先生的这两个绰号都没有流传开来，或是太长，或是读音上不能和原来的名字区分，虽说“严加严”很能概括严先生的性格。 　　但是严家炎不久便获得一个绰号：“老过”。“老过”是过于执的略称。50年代过来的人，许多都知道《十五贯》这出昆剧。剧里的知县过于执，在审理熊友兰、苏戍娟一案中，不做调查，不重证据，凭主观臆测，就要拿熊、苏二人问斩。“过于执”当时成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代名词。称严先生“老过”，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绰号其实含义颇为复杂：既有执着、认真、严谨、严肃的成分，也有固执、迂、认死理、难以说服的因素。严先生应该知道这个称呼不都是在表扬他，但他也不生气，总是微微一笑。所以，“老过”很是流传了一段时间。 　　说到这个绰号的根据，可以举个小例子。有一天，我们班去挖稻田的排灌渠。由于严先生一贯的认真、细致，便被委以质量检查员的重任。到了中午，我们各自负责的一段相继完成，准备收工吃饭。这时，“老过”拦住了我们，说是有许多质量不合格。他的意思是，水渠的“渠帮”按规定应该是45度，可是有的只有四十二三度，有的又快50度了。一边说，一边用三角尺量给我们看。他说的倒是事实。但是，又不是在造飞机、做导弹，要那么精密做什么？更主要的是，个个都累得够呛，饥肠辘辘，一心只想快点回去吃饭。便七嘴八舌来说服他。任凭你人多势众，不管说出天大的理由，他纹丝不动，坚持要返工。看见我们不想动弹，他自己便干了起来。我们本来理亏，无奈只好也跟着干。看他从远处铲来湿土，修补坡度不够的部分，还用铁锹拍平，抹得光可鉴人，不由得又可气又好笑。水一来，还不是冲得稀哩哗啦的！ 　　我和严先生是同事，但不在一个教研室，交往其实并不很多。有时单独谈些问题，却不都以愉快告终。原因主要是，我虽然也教书，也做“学问”，但是对“学问”什么的，不很认真，也不是看得很严重。这样，处理起来就有马虎、随意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失误也就难以避免（附注）。这必定和一丝不苟的“老过”发生矛盾。记得第一次见他的面，是1958年读大二的时候。当时在“大跃进”，轻视古典、蔑视权威，是那时的潮流。虽说我们古代文学史只学到两汉，现代文学还没有开课，也已经有足够的胆量去集体编写戏曲史和现代文学史。严先生当时在中文系读研究生，指导我们年级的现代文学史编写。有一天，把我叫到中文系资料室，批评我写的郁达夫、叶圣陶两节的初稿，材料看得不够，不少评述缺乏根据。我当时虽然没有说话，却颇不服气，忿忿然地想，都什么时候了，还“材料”、“根据”什么的。1988年在北戴河，也有一次不很愉快的谈话。我们都在一个“文学夏令营”里讲课。一天傍晚在海边散步，谈起“文革”期间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我说，郭的立论，明显是呼应、迎合毛泽东尊李抑杜的。严先生立刻反问，有什么根据？有材料吗？我顿时语塞。我一直认为这是个理所当然的推断，要什么“根据”和“材料”？！便争辩起来，而且相当激动，接着便沉默不语。当时在一起的还有诗人任洪渊。他一定很不满意：本来，吹着海风，看海浪拍岸，多好；这不，把诗意破坏得荡然无存。 　　严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上的贡献这里不用多说。当然，他的有些学术观点，我也不很赞同。譬如对姚雪垠的《李自成》的赞誉，譬如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其实，严格说来，我不是怀疑他对金庸武侠文学史地位的设定，有疑义的是那种评述的方法。虽说金庸的武侠被人誉为沟通了雅俗，填平了“精英”和“大众”的鸿沟，不过，用那样的“过”于严肃的心情、态度，用那样的“写实小说”的成规作为尺度，来对待、品评这些小说，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至于我自己，因为金庸的多部作品总是看了开头就看不下去，所以在评价上并无发言权。但我总记着严先生在北师大演讲时说的话：金庸小说读不下去，说明你有心理障碍。好在家里有金庸全集，而我很快就要退休，会有充足的时间来面对自己的心理，调整、检查在阅读习惯上的偏见。　　　　
　　北大的确各人有各人的!!!悠哉的启蒙小说《燕园梦》浓墨抒写当代北大人因启蒙而遭际的苦难，和中国知识分子在“红楼梦”（启蒙梦）破灭后的心灵苦闷。　　通过主人公殉难于启蒙事业，《燕园梦》宣告了鲁迅《呐喊》开启的中国启蒙文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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