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礼，1948年2月生，中共党员，长期从事心脑血管疾病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2002年任天津中医学院（2006年更名为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20年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当脚下的红毯向人民大会堂延伸，当全国人民的目光汇成一束耀眼的聚光，当“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定格在人生的卷轴上，74岁的张伯礼心中涌出一首诗：“英雄重如山，荣誉激波澜。几朵小浪花，涛涛百千万。牺牲赴壮志，人民多奉献。抖擞决胜疫，全心为病患。”从一位平凡的中医，到代表全体中医药人受誉，他用五十余年的热忱践行着自己“贤以弘德、术以辅仁”的座右铭；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对人民许下的诺言。每个人都不禁好奇，一位被称为“人民英雄”“国医大师”“院士”的人，会拥有怎样的人生剧本？人们试图从他的成长故事里探寻出成功的秘诀。这个喜欢穿着蓝衬衫的中医人，袖口被磨得跑了线，黑皮鞋被穿得卷了边，走路时总是跨着大步子。他用这步子跨越着时代，踩着历史的琴键，从前辈手上接过振兴中医的大旗，为世界奏出属于中医的乐章。他总以波涛中的一朵“浪花”自比，这朵“浪花”激荡过中医药的法治强音，对抗过武汉抗疫战场的病毒风暴，润泽过万千患者的心田，奋进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征程上。它涌动着，奔腾着，昭示着这个时代为中医带来的蓬勃生机。今年春天，记者见到了这朵“浪花”，正如他所说，浪花虽小，却能激起波涛千万。2020年，张伯礼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一剂汤药，青年立下一生志向命运拐点在1979年的那个初春到来了。立春刚过，在天津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最后一天，一位年轻人蹬着自行车骑行了80里路，递交了自己的报名表。经过层层选拔，他成为了天津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首届中医研究生班14位学生中的一员，并担任副班长。天津中医学院第一届研究生师生合影，后排右一为张伯礼。“一位妙手回春的老中医，帮我树立了人生的志向。”尽管过去了50多年，张伯礼仍然能想起他定下人生目标的那个冬夜。1964年，16岁的张伯礼考入天津市卫生学校，4年后，他被分配到天津市大港区一所卫生院当医生。一个冬日的雪夜，一位年轻小伙突发急性肠梗阻，由于大雪封路，无法被送到40公里外的区医院进行手术。危急时刻，卫生院的一位中医大夫用一剂大承气汤解决了难题。“就那么几味药，怎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呢？我开始对中医感兴趣。”几年的自学和实践使他感受到中医的魅力。他又参加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学习，争取到脱产系统学习中医的机会。1973年末至1976年初，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医疗实践，并和几位同学组成研究小组，在中医治疗急症、热症、血症等领域取得较好疗效。他曾代表小组向到天津调研的原卫生部长钱信忠汇报并得到肯定。对于张伯礼学习中医的勤奋，熟悉他的人都记忆犹新。张伯礼曾经的同事、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党支部书记高云龙说：“他的宿舍，不到12点，灯是不灭的。”张伯礼的研究生同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吴仕骥说，“伯礼曾将《黄帝内经》通读了三遍，还写了大量详细的阅读笔记。”“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很多精华需要去发掘。钻进去越深，了解越多，这种感受越迫切。这一切只能化为力量，成为学习的动力，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抢回丢掉的时间，我们要努力干，拼命地干。”从张伯礼在研究生班开班那天的发言稿里，或许能窥见他努力的原因。“拼命地干”概括了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张伯礼的手稿。他的儿子张磊，幼年时期对父亲治学的刻苦印象深刻：“父亲喜爱读书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常常读书到后半夜。”对于他的求学精神，他的研究生导师、已故国医大师阮士怡曾经用“如饥似渴”来评价。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保存着一份张伯礼1974年的笔记手稿，这本《常用汤头摘录》记录了他用过的名方、对药以及自己的临证体悟。张伯礼的学生、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李霄介绍，这样的笔记手稿和研究记录，可以装满几十个箱子。吴仕骥回忆，有一次，张伯礼带上学术资料和生活用品，一头扎进实验室，很久没有出来。当同事发现他时，写满数据的纸张已经铺满了实验室的走廊。等他穿着棉服走出实验室，外面早已春光明媚。原来，这一“埋头”，就过去了一个多月。一次创新，求索中医药现代化之路很多人觉得，走上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道路，对张伯礼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他求新求变的态度在学生时代就已萌芽。工程学、药理学、统计学……在20世纪70年代，他的学习就已不局限在中医本身。到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旁听、蹭课成为他汲取其他知识的方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他筹建了全国第一个“中医工程研究所”。在吴仕骥看来，张伯礼一直是一个“思想开阔、胸有丘壑”的人。“选毕业论文选题时，我们大部分学生都选择对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但伯礼选择了舌底诊研究，在当时开了先河。”就连阮士怡都劝张伯礼选择自己本来的专业方向。但当时，张伯礼对舌诊研究着了迷，经过反复思考，他还是向导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张伯礼认为，过去中医舌诊只靠眼睛目测，自己希望做中医诊断的客观化研究。得到导师的同意后，张伯礼一头扎进了研究里。那时候，照相机还不普及，为了拍摄患者的舌象，他拜师学习摄影，还开拓了舌象色度学、红外热象学研究领域，组织研发了色差式舌象仪等多种仪器。张伯礼在实验室。中医舌诊现代研究，开启了张伯礼探索中医药现代化的大门。“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并不落后。”在中医药创新的道路上，张伯礼一直没有停下脚步。他以心脑血管疾病为重点，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高黏滞血症的系统研究，筹建了高黏滞血症检查室，并进行了相关病理生理及中药作用机制研究。他诠释胸痹“阳微阴弦”，明确脾肾虚损、痰瘀互结为冠心病核心病因，开展首个中医防治冠心病大规模临床循证研究。在血管性痴呆治疗中，首创划分平台期、波动期及下滑期的分期证治方案，显著提高了疗效。张伯礼在指导实验。他组织研制了具有辨证论治特色的中风病急性期综合治疗方案，并进行了前瞻性、随机对照的临床验证与评价研究。他总结中医临床病证特点，提出“湿痰浊饮”类病说，建立了湿浊痰饮类病证治体系。他率先提出了“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战略，对30个中药大品种进行二次开发与产业化研究，在全国推广后，培育了名优中药大品种群。他带领团队进行组分中药研究，创建了国内首个组分中药技术工程中心，开展中药数字化分析及组分中药配伍优化研究，构建了6万个中药组分和化合物的实体物质库，使中药研发由单纯经验上升为基于经典的组分配伍优化设计，用现代科技方法研制了多个组分中药，二次开发了一批经典名方，同时促进了中药产业的升级换代。2011年，张伯礼在吉林研究药材。“他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创新的思维、严谨的态度、扎实的研究。”曾负责国家973项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这样评价自己昔日的助手。一颗仁心，为百姓开出济世良方2020年春天，湖北省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头顶的日光灯高悬，照得方舱医院的黑夜也宛如白昼。在这里，张伯礼做回了那个最简单、最纯粹的身份——医生。“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主持研究制定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是他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时，国家对他的认可。或许，英雄的成长是从平凡中来的。在一周三次的门诊诊室里，在一张张开具的处方里，在一次次对患者的叮咛中。张伯礼在坐诊。有时，那双温暖的手能传递出希望的讯号。武汉新冠肺炎康复患者韩威时隔两年多后，仍然难掩激动。他说，当时，母亲因新冠肺炎去世。在方舱医院，自己一度想放弃。在低谷中，是张伯礼那双温暖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鼓励他坚持下去。后来，韩威才从新闻里得知，因为劳累，张伯礼在医院摘除了胆囊。但他不知道的是，术后第三天，张伯礼就将外套拉链拉得高高的，藏住里面的病号服，参加了抗疫视频会议。也是这双手，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面对患有淋巴癌的患者马占魁，掏出兜里所有的钱，紧紧握住患者的手，嘱咐他不要中止治疗。他的学生、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博士黄明说，有时这双手搭在患者的“寸尺关”上，患者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有时，那双仁爱的眼能观察到微末的细节。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的旧楼没有电梯，张伯礼看到有些患者腿脚不便，主动提出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做自己的临时诊室。当研究人员为患者拍摄舌象照片时，他会为患者准备一副眼罩，避免闪光灯伤害患者的眼睛。有时，那颗慈悲的心能提供不竭的动力。“无论张老师有多忙，这么多年来，一周三次的门诊，是他对患者的承诺。”他的学生、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杨丰文说。“宁愿自己苦，也不能让患者白等。”出差在外，为了准时赶回天津出诊，他曾经在绿皮火车上站了一夜。为了更好地服务贫困山区的患者，张伯礼还让自己刚留学回国的女儿加入学校博士团志愿者行动，奔赴甘肃等地帮扶。“父亲把患者看得很重。”张晗说。黄明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参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前一晚，陪同张伯礼住在京西宾馆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原来，是一家中国企业想邀请张伯礼为海外患新冠肺炎的员工诊疗。陪同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婉拒了。张伯礼得知后，立刻为患者远程会诊，他说：“还有什么事儿比救人更重要呢？”在他心里，患者永远是第一位的。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记得，当最后一批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走出方舱医院，泡面里蒸腾起的水汽弥漫在张伯礼的眼镜片上，与热泪混在了一起。什么是英雄？“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是他用行动给出的回答。一副铁胆，为中医拼出一块阵地2003年春天，在张伯礼的记忆里浓墨重彩。19年后，当中医药全面参与抗疫受到全国乃至世界认可，他总会想到那一年自己在“非典”（SARS）隔离病房外面，为中医争取的机会。那时，一位西医院院长的亲戚感染了SARS，经治疗后仍不见好转，情况危急。“试试中药吧。”他开出方子煮成汤剂，悄悄让院长送到隔离病房给病人服用。而当时，天津的抗疫还未允许中医药参与。几天后，好消息传来，服用中药后，病人退烧了，病情明显好转。天津市领导决定，让中医介入治疗，张伯礼担任天津市中医治疗SARS总指挥。2003年，张伯礼（左4四）参加天津市医药界应对“非典型肺炎”专题学术研讨会。从试着把第一剂中药送进病房，到筹建起“中医红区”，从编撰10万字的《非典专辑》到最终形成的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SARS中医治疗方案》收录，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他一直在为中医争取阵地。2020年，在武汉，他提出中医整建制接管方舱医院，担任江夏方舱医院名誉院长。26天，这家方舱医院实现了“零死亡，零转重，零感染”的目标，创造了历史。2020年，张伯礼（左）在抗疫战场。“战疫后，别忘了中医药！”“给中医一块阵地，就打赢一场战役！”“发展中医药，是在给整个中华民族争生机！”“以西医的标准考核、评价中医，是错的！”“望有关部门对中医高看一眼、厚待一分！”他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声字句铿锵。2021年，张伯礼（左二）在抗疫战场。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15年，他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建言献策，提出近百项议案和建议。中医药法这部法律，也凝聚了张伯礼的智慧和汗水。在很多同仁眼里，一向温和慈祥的“老张”只要遇到“中医的事儿”就会变得有锋芒和棱角。他说，这是因为我对中医爱得深沉。一生奉献，让中医薪火传承不息“他的大家风范深深吸引着我”，这是张伯礼第一次见到阮士怡后，写下的感想。张伯礼（左）与导师阮士怡（右）。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医德医风，他也同样传承给了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2002年，他担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我做校长，就要做称职的校长。”他先后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及徒弟（师带徒）近300名，多数已成为中医药界的骨干力量。他是润物无声的“园丁”。“我的工资够花了，所有获奖的奖金都用来培育学生，这钱就用在刀刃上了。”2009年，张伯礼将自己获得的各类奖金数百万元捐出，设立了“勇搏奖学金”。每年初冬，他就购买一批棉衣，发给贫困生。为了保护学生的尊严，他还叮嘱“款式需不同，要悄悄放在学生床头，不搞发放仪式”。在很多人眼里，他对学生的大方和自己生活的简朴形成了强烈反差。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治医师戚经天回忆，自己刚入学时，在校门口遇到一位蹬着自行车排队买煎饼的老人，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他们的校长。黄明说，领取“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时，他穿的还是前些年买的旧西装。他是指引航向的“灯塔”。即使过去了很多年，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保和依然感激这座“灯塔”。1988年，他成为张伯礼的研究生，张伯礼在学术上的严谨苛刻，他至今难忘：“毕业论文不但文字要修改，逻辑关系要修改，甚至标点符号也要修改。”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张俊华说，在兼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和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那几年，是张伯礼最忙碌的时候。由于在京津两地奔波，短短几年，他的公务车就跑了50多万公里路。但即使很忙碌，他仍不忘紧抓学生们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药科大学读博士时，因为第一学年在南京上课，老师每次授课都要奔波，我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他。”令常艳旭没想到的是，老师主动给他“开了小灶”。“有一天晚上10点多，老师打电话喊我过去，整整两个小时，他掰开揉碎给我点拨指导。”常艳旭说。“坐下来会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考，进了实验室能科研。”是他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他是甘于奉献的“人梯”。“只要是为了学生好的事，他就会忘了自己。”杨丰文说。有一次，学校买进一台仪器，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反复测试。张伯礼拒绝了学生们的抽血请求，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他说：“我是实验室负责人，应该抽我的血。”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医生张宜滨记得，自己跟着驰援队伍到达武汉那天，风雨交加。“张老师坚持赶到驻地给我们鼓劲。”张宜滨说。每到毕业季，每一位毕业生都能与这位老校长合影。即使天气炎热，他也坚持在体育馆站上一整天。这种“坚持”的原因，很多年后，学生们才在他的手稿中发现端倪。一位学生在整理手稿时，从里面掉出一张发黄的剪报，上面写着“要给毕业生一个仪式”。张伯礼希望，在踏出校门的那一刻，他们能永远记住，做一个对中医药事业有用的人。每当晚霞爬上天空，拥有短暂独处时间的张伯礼总会来到学校的如意药岭走一走。“桑榆不叹暮，药岭有志远。”他写下的这句诗，贴切地描绘了他此刻的心境。微风吹动药草，也轻拂着他那颗滚烫的中医心。张伯礼为《中国中医药报》题字。}

张伯礼院士参加有关活动。张伯礼院士。张伯礼院士接受媒体采访。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在这样一个静美的秋日，我们走近诗人郭小川笔下的团泊湖，走进位于团泊大学城内的天津中医药大学，探访刚刚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抗疫不问年龄　　“临危受命，领衔出征，留肝胆于斯地；舍生忘死，妙手仁术，拯民心于针汤。”这样一副对联也许可以简单概括张伯礼院士武汉一疫的经历。而“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的颁奖词则揭示出他的主要功绩：“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主持研究制定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时光闪回，让我们重温这位古稀院士的“高光时刻”：疫情发生的紧要关头，迅速果断采取措施，对疑似、发热、密接和确诊四类人，进行分类管理、集中隔离，加上“中药漫灌”普遍服用中药，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率先提出中医承办方舱医院，中药要进方舱，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有效降低了转重率，为疫情防控、科学救治作出重大贡献；重视康复治疗，在2月中旬建立了武汉中医医院康复门诊，组织编写了第一个《中西结合新冠肺炎康复指南》，并搭建了武汉医护人员康复平台；积极探索中医药的理论优势与现代科技结合，开展中医证候流调，明确了“湿毒疫”的证候特征，为治疗指明了方向，筛选了有效上市药物、研发“宣肺败毒颗粒”；向WHO及国际同行分享和介绍中医药抗疫经验数十场，组织捐赠中药及物品，开展中医药抗疫药物国际合作评价，为中医走向国际身先力行。　　最让张伯礼骄傲的是：“2月12日，我带着209名医务人员组成中医医疗团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从自2月14日开舱至3月10日休舱，我们一共收治了564名新冠肺炎患者，无一例转为重症，且做到了医生零感染、患者零复阳。经验推广到其他方舱，也显著降低了转重率，中医药在战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汉“清零”那天，张伯礼在武汉度过了72岁生日。曾有人劝他，您老这把年纪别这么拼了！他眉宇间一丝凝重，“抗疫不问年龄，我还真是忘了自己多大岁数了。”　　别看老将出马，但张院士使出了很多“新招”，比如“100部手机参与治病”的故事：在去武汉的飞机上，张伯礼要求团队成员立刻编纂一个有关新冠肺炎证候的调查表，做成APP装进100台手机里。他要在到达武汉的第一时间把这些手机发给医生，在病区开展证候学调查、拍摄舌象照片，数据传到后方平台进行数据处理。　　“一种新出现的疫病，西医关注的是病毒，他们要破解病毒的结构，知道病毒是如何侵入人体的，再研发疫苗和药物，这都需要时间。”张伯礼解释，而中医关注的是病毒入体后人会出现什么反应状态即“证候”，医生由此辨证论治。100部手机“侦察兵”为判断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中药组分”。在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组分库，记者看到这是保存在恒温恒湿柜中的几万瓶粉末状物质。“中药组分，就是从传统中药中提取出质量可控的有效成分群，可在细胞、分子药理水平相对清楚地揭示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并能根据不同病症重新优化配伍成方，可制成胶囊、压片、注射剂等。”张伯礼说。　　“在此次抗击疫情的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虎杖这味药的中药组分对新型冠状病毒有较强抑制作用；马鞭草组分对肺小支气道具有明显抗炎功效，可阻止形成包裹沉寂病毒的痰栓，从而有效避免患者‘复阳’。我们将这样的有效组分提取出来，制成‘宣肺败毒方’，实践证明，其治疗新冠肺炎疗效确切，药理证实，可对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炎性风暴起到有效抑制作用。”张伯礼介绍说。　　他进一步阐述：“中药组分库把传统中药赋予现代科技内涵，有助于加快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对开发新药、改造老药、提高中药制剂水平以及给我国自主创制疗效明确、质量可控、服用量小的‘精致型’现代中药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平台。”　　“证”变质未变 不变应万变　　谈及大家关注的疫情走势，张伯礼预测说，“今年秋冬全国疫情发生反弹是大概率事件，并且很可能是流感和新冠肺炎叠加发病。虽然像武汉那么大规模、大范围流行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像北京新发地这样局部小规模暴发，或一些多点散在发生，都非常有可能。”他强调绝不能掉以轻心，要提高警惕，慎终如始。　　“还要继续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工作。”他说，我们过去总结了很多有效的宝贵经验，比如少聚集，少串门，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保持良好的心态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等等，都要继续坚持，不要认为它简单就不重视、不遵守。恰恰是从细节和小事做起，对控制疫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哪个城市做得好，往往疫情控制效果就好，所以还要一丝不苟地做好防控工作，从我做起，从每个人做起。　　“目前，病毒虽然有些变异，但只是个別核苷酸有些变化，带来一些症状表现的变化。如这次北京新发地的一些确诊病患嗅觉、味觉减退，这些症状在武汉很少，这是符合欧洲新冠肺炎病毒的一些特征。又如，在美国现在又发现有些确诊病例出现较重的血管炎。另外像日本和美国，发现青年病患比较多，据报道占确诊病患的百分之二十多，原来在武汉青年病患、儿童病患很少。”他分析说。　　“我们中医重点关注还是证候，虽然病患的‘症状’变了，但‘证候’实质有没有变。”针对未来病毒变异怎么诊治的问题，他表示，以不变应万变，中医就是辨证论治，针对“证”来调节病患的体质状态，最后达到激活病患自己的免疫功能去消灭病毒的目的。　　关于疫苗，张伯礼表示，从以往各种疫苗经验来看，疫苗大都是安全的。新冠肺炎疫苗现在已完成了前面的一期、二期临床研究，看结果也是安全的，大家对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不用太害怕，也不用太紧张。同时他也提醒说，即使打了疫苗也不代表进了“保险箱”，还是要注意综合防控的措施。“这是两个问题，并行不悖，不是打了疫苗就彻底不会感染了。”他说。　　“到明年开春吧，希望过了明年4月份就可以彻底摘掉口罩了。”他分析说。目前，张伯礼正在国家卫健委、国家疫情防控等相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面对今年秋冬有可能到来的疫情，积极展开科研、临床指导等工作。　　三洒热泪为人民　　接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的第二天，张伯礼一大早就来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病患。耐心询问病情，态度和蔼可亲。“他是那样亲切儒雅，实实在在，没有一点架子，让我们感到心里很踏实。”患者张宇激动地说。　　“白甲十万，战疫三月酣。武汉生死皆好汉，数英雄独颜汗。中央经略济生，举国众志成城。中西协和防治，环球凉热彰明。”看见习近平主席签署关于抗疫表彰主席令的当晚，张伯礼填了这首《清平乐·人民才英雄》。　　“前几天，我获得了党和国家授予的‘人民英雄’殊荣，我是代表全体医药人、中医药人受誉。想想牺牲的同道，心里难以平静，我把这份荣誉珍藏起来，它已成为过去时，化为更大的动力，一切从新开始。”采访时，他不谈“英雄”。　　他为人民三次洒下热泪，第一次是在接到出征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命令时，他的泪水因中央信任和中医药的机遇而流，“关键时刻能被党和国家委以重任，是莫大的信任，这是给了中医药一个展现的机会，一个证明中医治疗疫病的机会”。　　第二次是在全国两会会场讲述武汉抗疫故事时，说起武汉人民众志成城与新冠病毒做斗争的艰辛历程，他的眼泪里有感动、有艰难、有自信，更有不负众望的自豪。　　第三次是央视“开学第一课”中，透过镜头看到自己曾经战斗过的武汉方舱医院，为勇敢的90、00后青年一代人的成熟，张伯礼又红了眼眶。　　2003年非典肆虐时，张伯礼也是挺身而出，迅速组建中医医疗队，担任中医治疗非典总指挥。他说：“SARS（非典）是一场特殊的严峻考验。它考验我们的党性，也考验我们的能力。”他以“宁愿牺牲，不负人民，勇于担当，不负历史”的无畏精神，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救治非典患者，在控制病情恶化、改善症状、激素减停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还组织了非典中医证候的流行病学研究，组建中医红区，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　　“我的人生格言是做患者可以托付生命的人！”张伯礼把“贤以弘德，术以辅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仍坚持每周出门诊，有时从外地赶回来，连饭都顾不上吃，在诊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处处为病人着想，从不开大处方，不作不必要的检查，不收病人任何礼物，为病人精心诊治，以高超的医术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医者师者“大先生”　　一入中医门，满心中医事。除了诊疗和科研，张伯礼最挂怀的就是中医人才培养。他先后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280多名，多数已成为中医药界的骨干力量。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培养出一批超过我的学生”，希望有更多掌握中医思维和治病能力，“坐下来能看病，站起来可演讲，闭上眼睛会思考，进实验室能科研”的优秀中医人才涌现。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学校2020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张伯礼殷切叮嘱学生，近些年来，党中央把传承发展中医药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部署。特别是今年中医药发挥独特优势，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场上大显身手。时代呼唤中医药的新作为，他希望学生要转变学习方法，适应自主学习；要牢记“进德修业，继承创新”的校训，砥砺前行；要培养科学精神，坚守道德底线。要乘新时代的东风，用奋斗刷出“青春存在感”。　　“中医药虽然古老，但其理念并不落后，很多还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前沿。中医药要为健康中国建设和造福人类作出贡献。”他说，要挖掘中医药宝库，继承中医药精髓，深入研究，创新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立中医临床思维是学习好中医的根本，同时积极应用现代技术为我所用。要把中医药伟大宝库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张伯礼对待学生总是“宽严相济”。他对学生出了名的好。学生病了，他买鸡蛋送去；冬天学生穿得单薄，他把自己的衣服给学生穿；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他悄悄为学生交学费……还捐赠了自己的几百万元奖金，成立面向全校品学兼优学生及贫困学生的“勇搏”基金，奖励资助他们。他对学生又一向要求严格。博士生黄明说，每次向老师提交论文都很紧张，因为张老师对待学术非常严谨，退回来的文章经常批注得密密麻麻，红了一片。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张伯礼同样殷切期盼中医药大学的老师们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四好老师，并寄语老师们，“秉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勇担责任的优良教风，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他强调，要特别重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不能只注重专业知识，更要注重品德的培养。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和帮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我一直跟学生讲，医术固然重要，但想成为一名好医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仁慈的爱心更为重要。作为教师、作为医生，最重要的品德是爱心，爱事业、爱学生、爱病人，最重要的使命是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