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老的理解是从身体开始的。

衰老是有迹可循的缓慢过程。即便是人体最坚硬的物质，牙釉质也会在年龄渐长的过程里慢慢磨损。供应给牙髓及牙床的血液减少。牙龈容易发炎，可能导致脱离牙齿，暴露牙根，最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

血管、关节、心脏瓣膜和肺，由于吸取了大量的钙沉积物，慢慢变得坚硬。为了使同样数量的血液流经变窄、变硬的血管，心脏只得努力收缩，产生更大的压力。于是，一多半的人到了65岁时便患上了高血压。

从30岁开始，心脏的泵血峰值就稳步下降。40岁左右，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到80岁时，人们会丢失25%～50%的肌肉。从50岁开始，骨头以每年约1%的速度失去骨密度。眼睛晶状体的弹性会降低，许多人的远视（老花眼）往往始于40岁。晶体还会逐渐发黄。即便没有白内障，一个60岁健康人的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也只是一个20岁年轻人的1/3。

30岁的时候，脑是一个1400克的器官，到我们70岁的时候，脑萎缩使头颅空出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间。到了85岁，1/3以上的人会患上痴呆。

我们对老年的恐惧和焦虑首先来源于这些事实，它告诉我们，老意味着疾病，意味着衰弱和丧失。

但是在和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晓红聊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位医生却没有让我感到过多的悲观。她提醒我，人体的很多功能在20多岁时达到高峰，到中老年期就开始慢慢下降，但是很多人可以一直工作，享受高品质生活到很高龄。由于衰老和老年病（即增龄相关性疾病，多数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都是老年病）分享同样的病理机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是不可治愈的。 “带病生存是老年期的常态，有慢性疾病没有关系，只要能稳定，不出现急性加重就好。更重要的是要维持老人良好的功能状态。”刘晓红解释说，“老年期其实会经历几个阶段：健壮—衰弱—失能—死亡。我们要做也可以做的事情是尽量延缓老年病的发生，延长健壮的状态，缩短从失能到死亡的时间长度。”

我问刘晓红：从健壮、衰弱、失能到死亡，我们大概会在什么年龄经历这些阶段？出乎我意料的是，刘晓红告诉我：“并不存在这样的统计数据。”因为这样的统计是没有太多现实意义的。“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人65岁就已经瘫痪在床，有人80岁照样能爬长城，”刘晓红说，“你要知道，老人的异质性是很强的。”

“异质性”这个词打动了我。它让我突然意识到，在面对老年这个话题时，我们总是忘记一个基本前提：时间纵轴上，老年事实上是一段越来越漫长的生命过程，各个阶段差别迥异。如果我们着眼在每一个人身上，个体的差异可能格外巨大。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典型”的老年人并不存在。

这种遗忘构成的偏见根深蒂固，形成了巨大的惯性。政府、商业和文化，甚至我们自己都可能将老定义为完全统一的、每个人都大约会在同一年龄经历的事件。

我们今天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时序年龄界定的。19世纪，各国政府开始搜集准确的出生记录，从那时起，时序年龄就成了我们人生的时间结构，也成了社会、经济治理、人生安排的重要依据。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理解和安排老年的基础，是在工业化初期逐步形成的“三段式”人生：成长学习期—工作期—退休期。社会设定统一的退休年龄，成为所有人跨入老年生活的发令枪。

这个发令枪下，人们千百年来度过老年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历史上，在许多文化中，变老是种个人经历。没有人给每个人都设定一个年龄阶段，也并不遵循同样的准则。在农业经济中，没有人会退休，只要是健康的，人们就需要承受相当大的一部分必要的劳动负荷，甚至一直到死亡。工业化时代的大幕拉开后，针对老年人的养老金计划、养老院和其他机构在欧洲和北美出现时，社会才普遍把年长的个体归于一个单一类别“老年人”。

退休、养老金计划等制度和机构的产生毫无疑问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但它们也使我们潜移默化地内化了一种观念：正像“养老”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老年人”不再适合进行经济生产。随之而来的，退休后，教育和职业的机会也不再被需要。

过去，人们不会存在对退休和养老生活的困惑。以美国为例，1935年，美国开始推行国家养老金制度的时候，美国男性人均期望寿命为58岁，女性为62岁，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1959年，美国预期寿命达到了69.9岁。当退休生活成为大多数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并且社会积累了一定财富，对一种理想化老年生活的探索就开始了。

1960年，世界上第一个退休社区“太阳城”诞生在了美国亚利桑那州。20世纪50年代，太阳城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半沙漠化的棉田，地产开发商德尔·韦伯敏锐地发现这一区域适合美国北部寒冷地区的人前来度假，因此着手修建了一个适合老年人的社区。前所未有地，韦伯为社区住宅配备了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娱乐中心、一个高尔夫球场作为配套设施。太阳城的口号是：“我们打造场地，您来打造生活。”（We Build the Place，You Build the Life.）开售房产的第一天，就有10万名客户来到社区参观，队伍一直排到附近的沙漠里。

太阳城的成功在于它提出了关于退休的一种新观念：退休不是等待死亡，而是一段“金色年华”，是多年辛苦工作之后的回报。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陈东升曾经在2010年参观过美国太阳城养老社区，对它印象深刻：社区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还有许多室外泳池，不少老年人在泳池中锻炼，或在岸边休闲，与当时中国养老院里老人们吃饭、服药、睡觉的景象有很大差异。太阳城兴建了大量的生活设施，在7个娱乐中心，老人们可以进行游泳、网球等活动，另外还有2个图书馆、2个保龄球馆、8个高尔夫场、3个乡村俱乐部、1间美术馆和1间交响乐演奏厅。太阳城还和当地的大学一起建立了终身学习研究院，为老年人终身学习提供了支持。陈东升在著作《长寿时代》里回忆，在太阳城，老年人休闲、娱乐、购物等需求被充分满足，这与当时中国老年人养老时天天面对柴米油盐而力不从心的窘境形成了鲜明对比，给了他很大震撼。

2015年，泰康之家·燕园投入运营。这个位于昌平新城的养老社区地上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有3000户养老单元。社区提供养老生活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根据老年人需要的生活及照护服务层次的不同，社区分为独立生活、协助生活、记忆照护、专业护理等不同类别。社区内部配有自建的二级康复医院，也和三甲医院建立了转诊和远程医疗服务等医疗支持体系。这满足了老人和家庭对便利获得医疗、专业照护的需求。子女减少了不在父母身边，老人突发疾病无人发现、送医、照顾的担忧。一些老年伉俪，夫妻一方严重失能，就会导致另一方的个人生活被完全捆绑。入住社区，两人可以分别入住不同的生活区。既可以满足日常陪伴的需要，也能让另一方从照护的重负下解脱出来。

老人搬入燕园的另一层考虑是为了享受社区提供的各类资源。有老人曾经告诉社区的员工，自己一辈子最大的爱好是游泳，可是年纪大了，发现家附近的游泳池竟然拒绝自己入内。来这里，就是相中了游泳池。

在燕园，我看到了一份课表，从早上8：30到下午5：00，乐泰学院各种课程、俱乐部的活动满满当当填满了除了午休以外的白天各个时间段。这个养老社区里有超过35门课程，歌唱、戏曲、文化艺术、运动健身等类俱乐部37个。社区还成立了好几个大学的校友会，以促进老人之间的社交活动。这些设置被称为“活力养老”，正是源自太阳城的模式。

70年来，太阳城不断扩张，截至2019年，这些社区共有居民约10.5万人。它对世界各地养老社区的影响也证明它的成功，但它并不完美。陈东升在《长寿时代》里分析，太阳城这样的社区都强调高品质的生活、娱乐、医疗护理消费，这和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庞大的中产阶层规模和退休金制度密不可分。而长寿时代的到来将会给这种传统带来挑战：一方面，人们的生存时间大幅延长，而养老金面临耗竭的风险，完全依靠年轻时的积累可能不足以支撑高品质的老年生活；另一方面，相当多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并不愿意完全与社会脱离，希望继续参与社会生产和价值创造。

此外，美国的养老社区的选址在地理上往往相对独立，远离城市，社区内的设施又相对完善，再加上居住者大多是65岁以上的老人，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一种相对封闭的内部文化，将社区内和社区外的人区分开来。对于不愿意与社会尤其是与城市生活完全脱离的居民而言，入住社区意味着一种权衡与妥协。

泰康在打造养老社区时，希望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改良：社区选址一般离市区车程一小时之内，周边生活及医疗配套完善；社区为入住的居民链接各种外部资源，特别鼓励老人在社区中依旧可以延续爱好，发挥余热，享受价值再创造带来的满足感。在燕园，很多俱乐部是老人自发组织的。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在社区开课。

像燕园这样的社区，可能是10年后更为发达的中国的积极退休生活模式之一。

太阳城模式提供了一种消费状态下的理想“养老”模板，并没有改变“退休”这种统一的人生安排。然而，未来，如果我们依旧把老年等同于“养老”，等同于一种消费生活，那么对很多个人，以及全社会而言，可能既不能接受，也无法承受。

在燕园，一些老人也并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颐养天年”。94岁的钮薇娜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2018年起，她开始在社区义务讲授课程《读宋词》，光是备考讲义就写了10万字。疫情期间，钮薇娜上起了网课，还出了一本书《婉约豪放三百首——大宋王朝的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词》。

燕园著名的居民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2015年7月，他卖掉了自己原来的房子，带着书本和老伴，从北大搬了过来。学界泰斗“卖房养老”，在当年还一度引起社会热议。钱理群曾经坦言，社区里吃饭省事，生活琐事不用自己操心，夫人崔可忻可以尽情投入到丰富的社区活动中，自己的目标则是潜心写作，各取所需。在入住燕园的近7年时间里，钱理群共完成了14部作品。

这两位老人有能力在高龄创造丰厚的社会价值，和他们的学者身份、著书立作的工作性质紧密相关。对于大多数老人，现有的社会安排并没有提供更普遍的、足够丰富的可能性。

今天的老年人比过去时代的老人都要健康。健康的年份还可能随着寿命的进一步延长而延长。在英国，2000年到2014年，预期寿命增加了3.5岁，其中2.8年是健康预期寿命。研究预计，到2035年，英国65岁到74岁的人未患慢性疾病的数量从现在的69%增长到超过80%。75岁到84岁的人群中也有58%的人可以有同样预期。

在这种预期下，即使不考虑经济因素，人们对老年的规划也会自然而然发生变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老年实验室（MIT AgeLab）创始主任约瑟夫·库格林（Joseph F. Coughlin）在《更好的老年：关于老年经济，你必须知道的新理念》里算了一笔账。他把生命按照8000天分成一组：从出生到上大学，大约有8000天；从上大学到中年危机时期共8000天；从中年期直到退休又是一个8000天；退休以后，不少人还会有一个8000天的周期。如果能够活到90岁或100岁，这个周期还会长很多。有什么东西能充盈这段漫长的人生，它又能够用来追求什么？

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是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著名的专栏作家。就在临近英国法定女性退休年龄60岁的时候，凯拉韦遇到了巨大的困扰：面对这份从事了31年的工作，她觉得自己没法做得更好了。这种沮丧感甚至会在凌晨3点的深夜纠缠她。

对她而言，退休回家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凯拉韦想，成年人总问孩子“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好像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成为一种人。她在网上搜索到一个预期寿命计算器，算法信誓旦旦地预言，她能活到94岁。凯拉韦想，这意味着，就算她人生的最后20年都用来过退休生活，她也还有20年的时间，足以用来成就另一份职业。

凯拉韦意识到，在步入老年的门槛上，她对事业的追求已经完全变了。年轻的时候，她想要成为记者，因为她认为那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到这个年纪，这已经不再重要。她不再需要赚很多的钱，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她发现，她终于站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的顶端。

于是，58岁的凯拉韦从《金融时报》辞职，她重新接受培训，最终成了一名数学教师。

“我不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50多岁了还想在这个最高尚的职业中焕发第二春的人”，抱着这种想法，凯拉韦顺带创办了社会组织“现在教书吧”（Now Teach），想要帮助那些同样有志于此的人迈出这一步。最开始，凯拉韦认为，能在头一年找到8个同道者就是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她很快收到了1000余份申请书，申请人有投资人、银行家、律师，还有演员、医生、牧师……好像所有人都厌倦了从事了几十年的职业，又还不甘退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他用。

创业好像是年轻人的专属。硅谷神话给创业者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肄业大学生。2021年，王怀南迈入50岁。在人生下半场开始的档口，他做了一个决定：投身二次创业，做一个品牌“米茶”。“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茶”意思是希望每个人健康、快乐、幸福地活到米寿（88岁）、茶寿（108岁）。

37岁时，王怀南的第一次创业，推出了中国第一个母婴网站“宝宝树”。这一次重新出发，王怀南琢磨了整整两年。2018年，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的人生正面临一个节点：在家庭生活里，孩子赴国外留学，王怀南一下子感受到了空巢生活的冲击。在事业上，“宝宝树”在香港上市。王怀南既感到事业已经取得了某种阶段性成功，也感到人生不断前行，自己已经远离了关注母婴问题的年龄段。

“我问自己：这辈子还剩多少年？你想要怎么过？还有什么可能性？我喜欢什么？我又有能力做什么？”王怀南说，“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做很多事，也不喜欢做很多事。很多人追求财务自由，早早退休纵情山水。我想，如果我能活到80岁、90岁，那么我将有几十年的时间都处于一个极度休闲的状态里，对我来说人生就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也不能做投资人。我不愿意站在场地的边缘给别人摇旗呐喊，我永远跃跃欲试，希望躬身入局。”

凯拉韦的教师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在英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中，一些科目已经招聘不到足够的年轻教师，但当凯拉韦去拜访一些学校的时候，还是有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她：58岁？当老师是很累的，你的精力不够。凯拉韦回到家里，看到20多岁的孩子刚刚起床，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她拒绝接受那样的设定：“没能量的人可不是我！”

在王怀南这个年纪上，人们普遍认为职业生涯已近尾声，选择第二次创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有一次，王怀南和李开复聊起过这件事，李开复提到，程序员在中国就是一个20岁做的事，但在美国50岁、60岁的程序员特别多。因为程序员和医生类似，也可能越做越精。“互联网发展的这20年，我们社会其实渐渐产生了一种老年歧视，甚至中年歧视，我们觉得人年纪一大就很难接受新事物，跟不上时代。”王怀南说，“我觉得这种歧视主要的深层原因是，过去，这个国家年轻的劳动力资源是源源不断供给的。现实是，我们已经到了不能承担这种供给的时候了。在日本、美国的飞机上，你看不到空姐，全是空嫂、空妈。东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老人。我想再过十几年，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不管你愿不愿意，这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对于年龄的认知也需要改变。当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在工作，就本能地想可怜他。其实人生不用顺着别人过去规定的剧本走。仔细想一想，如果人生有一个智慧值，从零开始不断积累，五六十岁可能刚刚到一个最高点，再往后，体力走下坡路，但智慧并不会降低太多。一个政治家如果太年轻，我们会怀疑他是否能胜任工作。为什么我们默认政治家可以是年迈的，其他职业就不可以呢？无数的智慧的老人怎么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个体的观念发生变化，原本应该退休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工作，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是一种趋势。

在日本，人们可以在60～70岁的任何时候提取国家养老金，提取的时间越晚，他们能拿到的养老金就越多。然而，30%以上70～74岁的日本人仍在工作。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2024年美国这一比例将超过22%。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不只是“钱”。波士顿大学退休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65岁人群中大学毕业生继续工作的概率是那些没有高中学历者的两倍，他们的职业不需要大量体力消耗，并没有感到迫切需要休息，而是更想要继续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

缺乏弹性的退休将对人们产生负面影响也逐渐成为共识。美国退休问题专家约书亚·戈特鲍姆（Joshua Gotbaum）和布鲁斯·沃尔夫（Bruce Wolfe）说，“大部分人希望他们的退休过程就像泡个热水澡，以自己的方式慢慢地逐渐退休”，然而现在的退休过程“更像是冲了个冷水澡”。

老年医学专家刘晓红告诉我，一种常常能观察到的情形是，一些人在刚刚退休一段时间，从繁忙的工作中脱身，得到了休息和运动的时间，身体各方面的功能状态会比上班的时候更好，但是，如果看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那些一直保持工作的人在功能维护上的优势更大。“相比完全退休，许多老人更理想的情况是，采用更弹性的工作方式，或者能够从事一些更适合老年人身体状态和特点的工作。”

在世界范围内，老龄化迫使一些国家、企业开始做出一些尝试和改变。2019年夏天，麦当劳连锁餐厅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合作，为年长员工提供了25万个工作岗位，因为在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司要找到愿意上早班的员工尤其困难。

在德国，现实是：有400万左右15～19岁的人会在接下来的10年内进入劳动力市场，相比之下，年龄在55～59岁的人有600多万，按照“三段式”人生，其中很多人可能很快退休。

2007年时，宝马汽车德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年龄为39岁。公司在其丁格尔芬（Dingolfing）工厂试验了一条未来主义的生产线，该生产线是为了模拟10年后，即2017年工厂工人的生产力。他们召集了一群平均年龄为47岁的工人。

宝马发现，替换工厂里的熟练老手会造成很大问题。在汽车厂的某些岗位上，工人依赖于如此多的专业知识，以至于他们可能拥有博士学位。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掌握的知识也是无法传授的，只能通过经验来积累。而且，一项关于汽车装配线的大型研究显示，生产力的降低与年龄无关。虽然年纪较大的员工比年轻员工犯错误的可能性略高，但在那些重大的、影响显著的错误上，他们犯得极少。

科学研究支持这种结论。通常，人们会怀疑年长者的认知能力。但事实上，智力分为流体智力和晶态智力两大类。前者指的是一个人的学习速度、工作记忆力和空间感知力。后者指的是一个人的词汇总量和知识储量，以及一些和工作有关的特殊技能。已有很多证据显示，一个人的流体智力通常在20多岁时达到顶峰，此后便逐年下降，下降的速度因人而异。而一个人的晶态智力则会一直上升到70岁左右，然后才开始下降。

所以成熟工人留在车间里，是一件要紧也可行的事。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能仅仅依靠改变退休年龄。人们需要智慧解决制度问题：比如设计弹性工作的方式，使年长的员工有时间充分休息，满足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需求。同时也需要智慧改造我们的工作场所。

我们的工作场所普遍是为年轻人准备的。即使是相对轻松的办公室工作，也缺乏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为老龄社会未雨绸缪。于是仅仅是不良坐姿就可能最终导致脊柱弯曲循环不良、肌肉萎缩、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让人们在上了岁数的时候有心无力。

在丁格尔芬的工厂，宝马对生产线总共进行了70次小的改变。他们使用低冲击力的木地板来代替混凝土地板，采用轮岗制以减少重复工作带来的压力，提供了符合人体工程学、专为中老年设计的工作椅，推广有规律的锻炼计划，等等。这项试验使工厂生产率提高了7%，缺勤率降低到工厂平均水平之下，并且生产线的缺陷率降至零，而且没有一个工人说想离开。

2011年，宝马就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一个丁格尔芬工厂的大型新车间中。车间完全由50岁及以上的工人运营。在这个车间里，工人们可以使用放大效果的隐形眼镜，电脑显示屏的字体也比一般电脑上的大。墙上贴着健康海报，提醒人们在工作间歇多做伸展锻炼，吃饭时要营养均衡。车间专门设有保健区，方便员工活动筋骨。每天，体能教练会定时来车间检查员工的坐姿，并带领员工一起做放松操。近几年，德国的各大汽车制造商还均在试验可穿戴机器人——外骨骼，通过减轻关节负担并增强力量来提升老龄工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汽车工厂所在的巴伐利亚州劳工部长曾直言：“企业必须适应老龄化社会，谁认识得早，谁就会在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

在年轻的时候，人们对规划老年理解很多时候是从钱开始的。

大概12年前，30岁出头的李松（化名）第一次真正开始思考“养老”的问题。那时候，市面上出了一本畅销书《30年后，你拿什么养活自己：上班族的财富人生规划课》。这个标题给了李松紧迫感。读完这本书，她开始犯嘀咕：如果按照目前的家庭财务状况走下去，工资攒到60岁，未来没有收入的话会是怎样的情形？在社会变化如此迅速的今天，她所在行业的旺季又能保持多久？为30年后的退休生活，李松购买了人生的第一份保险，开始了理财生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财是李松对养老准备的最重要理解。俗话说：“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大事。”可是几年后，生活告诉李松，有太多的事，光有钱，也是不够的。

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以后，婆婆是李松在一起生活得最久的老人。从她怀孕生孩子开始，婆婆就时不时地在李松家和小姑姐家轮流生活。在李松心目中，婆婆是一个活力满满的老人。她对家庭生活的贡献很大。她很勤劳，干起家务活来非常利落，对孩子也特别有耐心。李松现在还记得，儿子刚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布置错题本作业，要求做错一道题目要抄三道类似的例题。儿子当时总做错图形题，有一回老人还开玩笑：你的题还没做会，我先成画家了。

婆婆的日常生活也是充实的。尽管2012年，公公确诊肠癌晚期，很快去世，对婆婆产生了不小的打击，但婆婆生性开朗，找到了生活的另一个支点：她喜欢唱歌，参加了老年人合唱团。婆婆歌唱得好，外形也很干净漂亮，又乐于社交，如鱼得水。合唱团的活动很丰富，除了排练演出，老人们还经常一起出游，日常生活里也相互照应。

然而，2017年6月，毫无征兆地，“宁静的夏天被突然打破了”。

那天晚上8点多，李松的先生在公司加班，她在屋里看书，儿子在房间写作业，婆婆坐在客厅里看报纸。没过多久，李松突然听见婆婆在客厅叫她的名字，让她快去。李松觉得声音听上去很怪：虽然是叫她快去，但语速又很慢，显得很没力气。她把书本合上，走出去，看到婆婆站在餐桌边，手撑在沙发上，表情“瞠目结舌”，一句话没说。李松觉得奇怪，把婆婆扶到沙发上坐下，想先给老人倒杯水喝，没想到老人直接从沙发滑到了地上。李松吓坏了，她想起隔壁邻居在制药公司工作，懂些医学，顾不得三七二十一去敲门，把人直接拽回自己家里。邻居进门一看，马上告诉李松：这是中风，赶紧打120吧。

现在回想那瞬间，李松依然会被巨大的无措感淹没。婆婆中风以前，李松对这种常见的老年人疾病几乎一无所知。她自己的家族里，没有老人出现过这个问题。她从未设想过有一天，这件事会降临到自己的家庭里。

甚至，李松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明白婆婆的病情意味着什么。即使是在急诊的那天夜里，她满脑子想的也是尽快弄一个轮椅，不然这几天出入医院不方便。“瘫痪”这种可能性从来没有在她脑子里出现过片刻。

婆婆中风的第三天，李松回到公司去上班，她告诉上司，医生说婆婆两周以后就可以出院。上司的一席话让她印象深刻。“她非常冷静客观地告诉我，你不要对你婆婆的状态报以太高的期待，像这种脑中风的老人，要防止她再次摔倒，想再回到过去非常难。”

也是经同事的叮嘱，她才知道，如果想要老人的状况好一点，一定要让老人出院以后接受康复治疗，不然老人就可能长年瘫痪在床，让家庭背上沉重的照护负担。

老人住院的那段日子是极其煎熬的。婆婆当时已经表现出了焦虑不安、惧怕未来的心理状态。她不但无法行走，也不能翻身、坐起，语言功能也丧失大半。她经常躺在病床上流眼泪，情绪非常不稳定。

几经波折，李松通过公司同事的帮忙，最后决定把婆婆送到一家在昌平南邵的康复医院。她还记得，转院的时候，婆婆听说自己不是回家，而是去另一个医院，当时血压就突然飙升。李松只好把医院的照片给她看，安慰她这个医院和她想得不一样。

李松还记得到医院的时候是星期六上午9点，老人们正在上手工课和歌唱课。进门以后，一位教唱歌的老师马上过来迎接了婆婆，邀请她一块儿去唱歌。婆婆的情绪立刻放松了很多，随身携带的氧气包也卸了下来。午觉醒来以后，物理作业的治疗师来看婆婆，首先教给了她一些基本动作，告诉她，这几天可以先学习掌握这些办法，尽管一边身体还动不了，她也可以自己坐起来。婆婆虽然当场没有完全学会，但是感到了信心。

婆婆在这家康复医院住了半年。半年以后，老人的语言能力恢复了很多，能够站立、拄拐行走。这是一家人半年前没法想象的进步。

李松想，如果没有人告诉她，让她一定坚持让婆婆接受康复训练，那么今天的生活会有巨大的不同。其实再回顾过往，婆婆突发疾病也并非毫无征兆。婆婆一直有血压高的问题，早年情况比较轻。公公去世后，婆婆每到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会有一阵不舒服，血压控制不下去，得去医院特别处理。但那个时候，李松并不知道，老年人还可以看老年医学科，也很少有医院有这样的科室。

人们普遍对老年的健康问题感到担忧，但我们对老年健康认识和理解又是普遍缺乏的。

2010年，作为一名消化内科大夫，刘晓红接手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时候对自己要从事的工作也很迷茫。那个时候的老年医学科仅仅还只是老年示范病房。病房收治的都是一些急诊室转出来的患者或者是一些肿瘤晚期患者，几台呼吸机在长期使用。很多人疑惑老年医学科是做什么的。上任之初，刘晓红遭遇过一个尴尬的时刻，曾经有一位美方学者问她：“一个腹腔晚期肿瘤的患者收在消化科和收在老年医学科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收到你们科呢？”

老年医学非常年轻，也非常特殊。一般来说，在医院，人们的目标是奔着看病去的，医生的目标是奔着治病去的。刘晓红告诉我，她经常需要纠正别人的一个错误：“我们是老年医学科，不是老年病科。”

一个“病”字有无暗含着老年医学最重要的理念：“慢病生存是人生这个阶段的常态，如果我们奔着治疗疾病而去，你会发现，在内科的各个专科，没有一个疾病能治好的，因为慢病是不可治愈的。对于老年人，医生的工作是维护老人的生活质量。这包含两层意思：尽可能免除疾病的困扰，以及维持足够的活力及能力去积极生活。大多数医生只治疗疾病，以为其他事情会自行解决。如果没有改善呢？如果病人身体衰弱、该去养老院呢？那么，这似乎并不是医学问题，对不对？然而，对于一个老年医学专家，这些都是要全盘考虑的问题。虽然无法阻止身体和心智变老，但是，有办法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处理并至少避免某些最坏的后果。”

刘晓红说，老人需要的是小心呵护、精心照顾，就像捧着一个泥花盆一样，让他维持在一个相对好的状态。在老年医学科，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老年综合评估，就像一辆旧车需要每车年检一样，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内在能力进行评估。内在能力包括5个方面：运动、认知、活力、感觉和心理。其中，活力指为了维持机体最佳平衡水平所需能量的膳食摄入。感觉包括视力和听力两部分，视、听力受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会影响躯体及认知功能，影响老年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心理主要指有无抑郁。医生的工作是围绕着这些能力，想办法尽可能改善和维持它。

在这个目标下，一个老年医学科医生要关心的事很多。老年人营养不良，存在很多种可能原因：也许是老人消化系统疾病造成吸收障碍、口腔问题影响咀嚼、存在吞咽障碍，也可能是因为体力下降，老人独居，或是居住高层没有电梯，难以买菜和备餐，还可能是因为抑郁。老人内在功能的下降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和环境还有密切的关系。配偶的离世可能就是健康轨迹下降的“拐点”。有些老人的认知能力突然下降很快，可能是药物不良反应，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戴眼镜或助听器，和社会隔离，缺乏感官刺激。这些衰老或外在支持问题是可逆的，可以处理的。

类似的问题，在医院的专科很可能不会被关注。针对一般人群的诊疗方案常常并不适用于老人。比如，老人患有糖尿病，如果伴有认知功能下降，他就可能无法遵医嘱服药，或正确使用胰岛素笔、测血糖。如果老人伴有躯体功能下降或者伴有骨关节炎，也就不能完成一般医生要求的控制血糖所需的运动量。

刘晓红告诉我，一种更常见的问题是，老年人看多个专科、多位医生，结果造成多重用药，带来了更大的伤害。人们都知道，老人最怕跌倒，多重用药就是跌倒的风险因素。“专科开药，药物的剂量依据的是平均人群的水平，但是并不适合于老人。一个老人很可能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失眠。严格控制血压可能会造成体位性低血压、头晕，安眠药会降低肌肉张力和警觉性，低血糖会出现昏迷。”要减少跌倒风险，就需要老年科医生的通盘考虑，权衡利弊。“根据研究，每降低十个毫米汞柱的血压，发生卒中风险和急性冠脉事件的风险就会降低。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可能会因为血压低跌倒，或因为头晕、腿软，就不敢出门。好的选择是要考虑到个体的功能，让老人有能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刘晓红说，“一个老人骨折手术后，即使手术很成功，但是术后的康复训练没有跟上，坐着轮椅回家，也不能叫“病情好转”。”

所有老年问题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在健康问题上，我们寄希望于医生掌控一切，但事实上，医生只是参与者之一。刘晓红告诉我，医疗对于人的整体预期寿命而言，它的贡献率可能只有8%，而生活方式的贡献率大约有60%。在老年医学强调功能的维护和发挥，但这个过程并不只在医院，靠医生完成。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脑卒中的康复治疗纳入医保，人们逐渐有了中风之后有三个月黄金恢复期的概念，但康复对大众来说依然是陌生的。

以老年髋部骨折为例，它通常被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老年人发生髋部骨折后死亡率和致残率很高。国际上，发生髋关节骨折的老人，1年死亡率高达20%～30%。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近些年成功地把这个数字降低到了6.5%。过去，一种传统的观念是老人经不起手术，需要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意味着老人长时间卧床，结果就是各项功能迅速衰退。在积水潭医院，医生们多学科团队，采取骨科和老年科共管模式，使住院48小时内的手术比例超过70%。这些老人住院3～5天可能就能出院回家。

在他们出院之前，另外一股力量已经开始介入了。青松健康科技和医院合作，从手术后开始，青松的整合照护管理师就会介入治疗过程，了解病人的整体情况、出院之后的注意事项和潜在风险。老人回家后，居家的康复治疗就开始了。除了恢复功能，一些因为循环不畅等原因带来的疼痛问题也可以通过康复手段来消除，避免老年人服用止疼药产生便秘、头晕等副作用。整合照护管理师还会关注，老人是否产生压疮等并发症，肢体受损后有没有焦虑、抑郁等问题，并且督促老人到医院复查，随时向医生反馈遇到的问题。

青松的整合照护管理师崔雪凤告诉我，髋关节骨折的老人康复治疗要持续2～3个月。在这个过程里，如果做的是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一般一个月可以站立和行走，有些状态好的老人，一个月之后甚至能直接脱拐。

康复能为老人提供的帮助不仅是这些。在老年历程里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通过康复使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崔雪凤服务过一对老夫妻。老爷子是著名三甲医院退休的老主任，快90岁了，老太太也80多岁了。联系青松的时候，老爷子说，他找到这里，是因为连续10天，他摔倒了3次。第一次是半夜从床上掉下来了，第二次是起床之后在床边没站稳，第三次是在厕所门口。半夜从床上掉下来的那一次，老伴使出了浑身气力，也没能把老先生扶起来。他们原本在社区紧急救治机构注册过。结果电话打过去，两小时之后终于有人来了。来的两个人进门不是先扶老人，而是拍照留档。老先生因此受到非常大的伤害。他和青松的工作人员说：“我不指望你们做别的事，就是想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能扶我起来。”

老先生虽然是医学出身，但隔行如隔山，也不了解康复的意义。他觉得康复就是按按摩，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崔雪凤告诉我，从专业的角度，他们的工作是降低老人跌倒的风险。其实评估之后，他们发现，老人频繁跌倒其实和他当时同时有心脏病、高血压、失眠问题服用药物过多有关。于是，团队找了老年医学远程会诊的医生会诊，给老人家调整了用药。团队还发现，老人的情况并没有他想象得糟糕。他的基本功能是存在的，白天可以推着轮椅在屋里走一走，但是体能不好，支撑不住。

后来，在康复训练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老人就已经可以不用扶着轮椅在卧室里走动了。半年以后，他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家里，吃饭、洗漱、如厕等日常生活几乎不再用老伴儿操心。有时候，他会和老太太到楼下公园里遛个弯。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他还能伏案写上两个小时的文章。

泰康之家·燕园康复医院的康复师刘鹏有一位患者原本是大学校长，后来患了帕金森综合征之后，穿衣、进食、如厕、洗澡几乎都不能自理，甚至连走路都很困难。过去，他的学生经常来家里看望他，病情严重以后，他慢慢拒绝见任何人。

家人把他带到康复医院的时候，他问刘鹏：康复是干什么用的？刘鹏安慰他：“身体生病很正常，年轻的时候那么累，身体也会发出抗议，但这不可怕，我们可以来治疗它。”但老人非常消极。刘鹏问什么问题都是家属在答。30分钟的康复治疗下来，老校长每次说话都不超过两句。大概三个星期之后，老校长开始可以站起来，在助行器的帮助下用6分钟时间走了80米。老人脸上不动声色，心里的冰开始融化了。从那时候开始，他会主动地询问刘鹏一个动作该怎么做，自己的肌肉觉得酸痛对不对。后来老校长的家门重新为学生打开了。有时候，他还会留学生在家里吃个饭。

康复医学在近些年发展得非常快，除了传统的康复训练，新的技术也层出不穷。刘鹏告诉我，帕金森患者普遍有步态的问题，但两个患者的表现可能完全不同，有的患者是想走，但原地迈不出去第一步。那么康复师们会帮助老人调整步态的节律，让他们跟着轻柔但有特定节拍的音乐迈步，逐渐找到控制肢体的办法。还有的老人能走起来，但是控制不住腿的运动。康复师就会使用一种叫“步歌”的智能步态训练系统。他们在老人的膝关节上绑定一个传感器，传感器能够感受到肢体的运动，如果运动超过了正常的范围，音乐就会变慢甚至停止。音乐和步行至简的正向反馈能够激活脑多巴胺觉醒激励系统的功能，帮助重塑步态和步幅的自主控制。针对脑出血、脑卒中老人的“剪刀步”问题，康复师还有下肢机器人帮忙。老人的双腿固定在下肢机器人上，让机器人教会他们抬脚迈步的正确模式。

泰康之家·燕园康复医院的康复师仲影有一个体会：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康复治疗是他们提升生活质量、重获尊严的途径。这个尊严并不是说要做多大的事，而是在一点一滴里面：能自主完成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对老人的心理就是莫大的支持。燕园康复医院有一位年纪最长的老人，已经101岁了，依然坚持来做康复训练，主要是为了解决吞咽问题。大概20%～60%的患者在脑卒中之后都会产生吞咽障碍的问题。神经和肌肉的退化也会让老年人产生吞咽困难，容易产生呛咳，引发肺部感染。这些事情看着小，对老人生活的影响却很大。

无论是医生还是康复师，他们维护的都是人在老年时的内在功能。老年人的功能发挥，并不只由内在功能决定，外在环境和支持的作用是巨大，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一个老人眼睛看不清，如果他戴上眼镜就能够看清楚，我们就可以认为他的这方面的功能没有问题。”刘晓红解释说。有时候，她会鼓励老人多交朋友，“一个老太太如果有六七个朋友，那么她就很可能各方面状态保持得很好。”找到合适的眼镜、维持稳定的交友圈，并不是医生能做的事。刘晓红告诉我，日本有一种助力器，绑在老人的腿上，能让步履轻盈。德国有一种鞋专门针对老年人平衡差的问题，一旦老人的动作可能发生侧翻，鞋能够感知到，能帮助他稳定住。这些都属于老年科技，是市场可以做的事。

很显然，我们的市场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之所以在50岁之后二次创业，除了源自对人生下半场的反复内究，还因为王怀南遇到了另外一件大事：2019年，耄耋之年的父亲确诊了癌症。“回国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跟他好好地坐下来长谈过。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你需要什么’，似乎没有必要去问。他也从来不会主动和我去说。”一年内，父亲动了两次手术，一次就长达15个小时。王怀南守在手术室外面，才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准备，束手无策。于是，癌症“逼着”王怀南长久地陪伴在父亲身边，和他聊天，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他看到了父亲日常生活里的种种困难。父亲年迈，牙口不好，消化能力弱，对营养摄入又有要求，但“吃东西是没有特别呵护的”，市面上很难找到好吃又满足营养需求的食品。父亲的听力一般，但助听器不但昂贵，而且体积很大，戴上去非常影响外观。就连用了很多年的老花眼镜也有“玄机”。“我们一般人总说一副老花镜是×××度的，好像这就够了。其实，人的老花度数是不断变化的，甚至在屋内屋外的不同光线下，眼镜视物的效果也不一样。结果就是，戴着一副普通的老花镜，既看不清远方，也看不清近处。很多老人其实都是在一个模模糊糊也听不太清楚声音的世界里活着。这些感受，不近距离去了解，年纪轻的人是不会知晓的。”

对父亲的观察让王怀南开始着手研究中国银发消费市场。他发现，老年群体和当年的母婴群体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对“活得更加健康”十分重视，也都被互联网和新经济遗忘了。现在，母婴行业发展得很快，现在既有丰富的品类，也有品牌，但老年群体还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王怀南做案头研究，发现如果用中国通用的工业体系标准去划分，日本大概有4万多种老年产品，中国有2000种，仅占日本的5%。“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像我父亲这样的老人见都没见过。你的选择很少，你甚至都没有机会意识到你的需求。”王怀南说，“比如预制菜，在国内市场，我们认为预制菜能让年轻人做饭少花时间精力，而在日本，预制菜很多是提供给老年人的，在营养需求各方面都有精细的划分。我们说‘适老’，但当下的‘适老’，和真正的适老差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大潮来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避免不了会感受到。”一个人口统计学数字让王怀南认定了老年人市场大有可为。1961年全中国出生了949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数最少的一年。此后中国迎来了一波婴儿潮。1962年，2451万人出生；1963年，2934万人出生。从2022年开始，这群人将陆续退休，迈入老年。

“这一代老年人，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刚刚将要步入成年。他们参与见证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整个过程，经历了黄金的上世纪80年代、意气风发的90年代，一路走到今天，他们和中国历史上的老人都不一样，他们懂技术、不服老、尊重自己、爱护自己，他们同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老人。他们会甘心过我父亲那样的老年生活吗？”王怀南说。

王怀南桌上有一个皮夹子，里面有一张大表，那是他调研完市场后绘制的，涵盖了一个老年人几十年人生中可能的种种需求。“表画完了以后，我一看，不得了，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有千万种的可能性。”

从哪儿做起呢？王怀南像当年做宝宝树一样，把老年人请到办公室来做焦点访问。别说高科技，他发现，老年生活当中一些最基本的需求也并未得到满足。国内有不少老年鞋产品。可是在焦点访问里和老人谈鞋，老头往往会说：“需要什么鞋呀？好几年没买了。”老太太接过话茬：“其实他的鞋都是我买，你都不知道我三个月前还给你买了一双吧。你穿的这个就是三个月前买的。”王怀南的团队干脆跟着老人到家里，打开他们的鞋柜，让老人说说每一双鞋穿上是什么感觉。这个时候，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经常会说：“你还别说，这几年鞋都不舒服了，我这些鞋子里面也就这两双还稍微可穿。”

王怀南决定先做一双鞋。王怀南给它取名“响午”，寓意：“掷地有声（响），不分早晚（午）。”品牌的标志是一个逗号，表示拒绝人生已经该画句号了。

真的做起来，王怀南发现，我们把老年人看成传统老年人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他要的东西是廉价的，是没有设计感的，是在功能上可以做出一定牺牲的东西。换句话说，传统思路做老年产品，往往是消费降级，而不是消费升级。如果要实现升级，一双看起来简单的鞋就一点也不简单。

第一双鞋，团队做了半年。人老先老脚。随着支撑足弓的肌腱减弱以及足底肌肉、筋膜的稳定性降低，60岁以上人群中，89%的人会产生足弓塌陷、扁平足，56%的人会产生拇指外翻，70%的人会产生足底板老茧、鸡眼、足后跟龟裂等问题，这都会引起走路脚痛。中老年人群还同时面临骨质疏松、足部脂肪减少等问题，脚后跟和脚掌等帮助减震的脂肪垫流失，使得走路时冲击力的分解能力弱，容易造成膝盖痛甚至是损伤，易发生脚骨折、骨裂及平衡问题，跌倒崴脚风险大幅度增加。“如果画一个功能金字塔，最底下的基本期待是舒适。你用什么样的鞋底、鞋楦，如何防滑，如何实现轻便，如果实现对粗糙皮肤呵护，舒适实现起来就很难了。”

第一双鞋出来以后，王怀南感到它的舒适性和美观度符合了自己的要求，收到的消费者反馈也不错，但也有他没料到的事。第一批鞋他选了低调的三个颜色：绿色、蓝色和米色。做小消费者调查，他发现超过1/3的消费者会因为颜色选择买不买一双鞋，而对于颜色，一个普遍的需求是“要俏”。前段时间，刘畊宏的健身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让王怀南很感慨：“在国外，开敞篷车的人，年轻的不多，反倒是中老年人多。不少中年人、老年人去玩热气球、练跳伞。刘畊宏也已经50岁了，如果是一个年轻人，他不一定能有这样的号召力。健身、玩音乐、跳伞都是我表达的方式，未来可能会有无数这样的愿意自我表达的老年人，我们得抓住这个世界的巨大变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老年实验室的创始主任约瑟夫·库格林在《更好的老年：关于老年经济，你必须知道的新理念》里哀叹，今天的市场不懂老人的心。他统计了《老年医学科技》杂志从2001年到2015年年底间每一篇文章标题的词语频次。《老年医学科技》（Gerontechnology）的文章标题大多与基本需求有关，在100个最常见的词汇大多涉及食物、住所和医疗健康等问题。第二层次的需求“安全”，由7个最常用的词汇来表示。有4个单词与社会生活或爱情有关。只有1个单词“积极的”勉强与自尊或雄心有关。

库格林说，人们没有意识到，即使有强大的功能，老人的内心也存在巨大的自我实现需求。在他看来，一个典型的失败例子是助听器。他发现，虽然助听器的功能在逐年改善，但在美国，需要助听器的人当中只有20%想要获得它们。拥有助听器的人里面，还有5%到24%的人不配戴，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的设计毫无美感，戴上它就只能提醒周围的人，自己是一个衰弱的老人。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200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75岁以上人群中只有35%的人觉得自己“老了”。

王怀南想做的事情不只是做鞋。公司刚刚上线了一款内测中的社交软件。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父亲的寂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午吃完饭，父亲有打盹的习惯，但他不会躺下，就在沙发上坐着睡。后来王怀南发现，父亲是在守着家里的座机，等着有人打电话给他。“电话铃真响起来的时候，他不马上接起来，他会说：‘别管它，别接。’我问：‘真不接？’电话响了三声以后，他又说：‘你赶紧给我接起来。’我拿起电话，还想跟人聊两句。他急了：‘别聊了，给我！’”

退休前，父亲管理着上万人的大工厂。“到了这个年龄，社会和他越走越远，主流文化他已经不太能理解了，他也没有太多的渠道去和外界联结。”王怀南说，“可是即便得了癌症，他的身体也恢复得不错，他还是一个很健康的老年人呀。”

公司做焦点访问的时候，王怀南发现，老人们和做宝宝树时候接触的妈妈们完全不同。一两个小时的访谈过程，年轻妈妈们完全不需要预热，上来就各种表达。而老人们前半小时基本上是鸦雀无声。但只要你能把这层厚厚的坚冰砸碎了，访谈基本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最后他会拉着你手不让你走。‘我儿媳可好了’‘我儿子对我可坏了’‘他们都在美国，也不给我写信’，他们给你分享到的家庭秘密是不可思议的。”王怀南说，“仔细想想，一个老人在一个星期天，自己跑到一个公司来接受调查，然后还谈个不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说：我很寂寞。”

王怀南想用互联网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说老年人不喜欢也不会用互联网。他不这么认为。他发现，在视频号里，流量很大的一个号专门放老电影。《地道战》《闪闪红星》《地雷战》……一个片子的点击量有快30万。“谁在看这些？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老年人的B站？”

2000年，美国只有14%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现在这个数字已经翻了4倍，而且还在继续攀升。截至2016年，50～64岁人群中有58%拥有智能手机，65岁及以上人群中有30%拥有智能手机，37%有平板电脑。82%的老年智能手机用户称自己的智能手机使自己“获得了自由”。当你与他人保持联系的方式（比如开车进城、上学或上班）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少时，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的技术就变得更有价值。这种趋势当然也会发生在中国。

王怀南观察，我们身边的老年人不是不使用社交网络，但社交网络是为人群的普遍需求设计的，并没有为老年人创造交流的情景。“我在清华的同学已有一个微信群。刚建群的时候很活跃，没过多久就没人说话了。一是因为群太大，只有小群，比如同宿舍的同学在一起，才可能复制当年大家一起开玩笑的局面。其二，我们和朋友的交流很多时候必须依赖某种情境，比如共同完成一件事情。今天社交媒体没有实现这样的功能。我们能不能为老年人创造这样的条件，让他们和自己的老友们能一起在网上唱个卡拉OK，一起逛个电子商店，一起下棋、观棋、评头论足？”

凭着运气、严格的自我控制——注意饮食、坚持锻炼、控制血压，以及在需要的时候积极治疗，人们可以降低血压，抗击骨质疏松，发现和控制各种疾病，置换坏掉的关节、瓣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控自己的生活。但是，最终，“中央处理器”还是会渐渐衰竭，所有的丧失都将累积到一个点，我们在身体上或者精神上将没有能力独自应付日常生活。

刘晓红告诉我，人们追求的不应该是绝对寿命的延长，而应当是健康寿命的延长。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人们的各种功能丧失缓慢，直到衰老不可抗拒，各种能力陡然下降，很快到达死亡的结局。但现实中，在中国，一个老人从失能到死亡的平均年限是8.3年。如何大幅度缩短这个年限，是全世界都还在探索中的问题。

这8.3年包含着巨大的养老焦虑。钱是一个沉重的问题。在荷兰，80岁以上人群的医疗费用高达人均收入的2/3。如果假设公民的健康水平和提供医疗护理的方式不变，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就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来为老人提供医疗照护服务。

王燕妮是青松康复护理集团、青松健康科技的创始人。2002年，她从摩托罗拉辞职，带着父母的不解，登上了赴法国留学的飞机。对于留学的目的，她很明确：学成归来，要在养老领域做一些事。

王燕妮20岁出头就开始担忧老年生活。小时候，她和爷爷奶奶的朋友们都聊得来，结识了一批忘年交。后来，她上了大学，老朋友们陆续退休。假期，她回到老家走亲访友，很受震动：赋闲在家的日子让这些曾经生龙活虎的老朋友们迅速丧失了风采。他们好像变了一个人，身体和心理陆续出现问题。

“这种老了以后的状态，我觉得一点也不值得期待。”回国创业，王燕妮最开始主打的是“乐龄”概念，她带着老人学电脑、学外语、出国旅行等，倡导一种积极而丰富的生活方式，希望帮助老人重新参与家庭、社会活动，成为被需要、有价值的人。那时候她还写信给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提出帮助北京市培养2008年奥运会老年志愿者，被市委邀请去参加会议讨论。

项目摸索前进，也拿到了天使投资，但王燕妮却慢慢发现，这条路行不通。这些活动不是中国老人的刚需。“叫好不叫座。但凡不收钱的活动，老人很乐意来，一旦要涉及花钱，他们就觉得我还不如免费去逛公园呢！”与此同时，王燕妮也看到，有时候，活动举办到一半，有的老人就说必须回家了。原来，在这些老年人背后，家里往往还有一个让他们束手无策、无法远游的更长一辈老人。

王燕妮开始着手调研家庭的照护问题。了解得越多，她觉得背后的问题越多，可做的事情也越多。王燕妮发现，国内对照护的概念，还处在医生和保姆非此即彼的两端。对于失能失智的老人来说，哪怕有一些小的问题，也得要去趟医院，那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当时老年医学科还非常少见，很多老人到了医院也不知道该去哪个科室。还有更多的问题，是医院解决不完，也解决不了的。

这样的家里多半都会请保姆或者护工，但王燕妮和她的团队24小时跟踪了很多家庭，发现护工典型的一天虽然很忙，但是真正花在老人、病人身上的时间加起来每天最多的也不超过2个小时。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是以功能代偿为主的护理方式，目标是缺失或模糊的。常见的一个做法是，照护人替老人做一切事务，他们忙的时候，就直接把老人放在电视机前。然而，人的功能“用进废退”，无论是肢体还是大脑，不用起来能力就会迅速退化。于是，护理的负担很快就会越来越重。这也不是老人所愿意经历的。“想象我们自己老了以后，你是愿意还有能力出门溜达、写点东西，还是愿意最后10年都坐在轮椅上，躺在床上，哪怕别人能够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照护老人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保姆和护工也很难满足这样的要求。王燕妮印象很深，青松康复服务的第一客户是一位80岁的老红军，一米八的大个子。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她注意到家里的照片，一年的时间，老人就判若两人，从精神抖擞变得又瘦又弱。虽然老人患有帕金森综合征，会影响吞咽和行走能力，但变化的速度还是显得异常。一了解，大约一年前老爷子经历了配偶去世的打击，现在由保姆管理起居。保姆虽然很尽心，但她是个西北人，特别爱吃面食。加上本人有点超重，吃得就很素。老爷子跟着保姆吃饭，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因为瘦弱，子女还一度送老人去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什么特别的问题。

从经济账来看，现有的照护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住家保姆为什么贵，因为你买断了她一天里的24小时。”按当前情况测算，2030年我国失能老年人照护负担将达到万亿元规模，到2050年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失能人员每年人均1万美元的照护费用。“要知道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预测也就4万～5万美元，按这个计算岂不是有20%～25%都要花在长期照护上？”

未来，还可能出现有钱也难买服务的问题。“即便我们假设国家和社会能够承担这种纯消费、不生产的经济压力，要用这样的模式发展长期照护服务队伍，去哪儿找大量愿意长期从事这一工作的人？这么多人牺牲的生活质量和他们本来可能在其他领域其他岗位上创造的价值，又有谁来弥补？”

王燕妮想：在家庭这个空间里，是不是可以想办法为老人提供一些专业又负担得起的服务？

王燕妮去发达国家考察，各国都有自己的居家照护模式。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模式是将多学科团队应用于居家照护。例如，美国的PACE模式是一个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护理救助项目，对象是那些需要护理院级别的照顾但能够在社区生活的老年人。一个多学科团队里有8～12名成员，里面有全科医生、老年科医生、其他专科大夫、护士、营养专家、心理专家、康复治疗师等。其中康复治疗师又会细分为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等。这个团队会共同为服务的每一个老人作评估。一个这样的PACE中心服务的老人大约200位。“这样的人员配备意味着即使在美国，PACE也是奢侈的。而在中国，很多专业领域的人才本来就凤毛麟角，你花大力气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最后服务的老人还不能满足一个社区的要求，那它只能是一种面向少数人的高端服务。这不是我想做的。”

于是，王燕妮开始摸索居家照护的本土化适应性方案。青松培养康复师，让他们尽可能拥有多学科的基本素养。另外也通过建立平台工具，利用智能算法，帮助他们发现和处理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超过康复师的解决能力，就会提交给医生、药剂师等更专业的人士予以解决。

2021年至2030年是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确立的“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基于功能康复护理原则和整合照护模式，建立一套以人为中心的主动健康服务体系。为此，世界各国都在参与试点工作。在我国，王燕妮和她的团队参与了医养整合照护（ICOPE）第一阶段试点。

世界卫生组织将整合性照护定义为：“整合性照护是一种将诊断、治疗、照护、复健、健康促进等相关服务的投入（inputs）、传递（delivery）、管理与组织链接在一起的概念。”

WHO的试点工作则具有研究性。王燕妮团队的工作不是被动地找到那些失能失智的老人，而是通过评估，筛查出一年内有失能失智风险的老人，看看是否能够通过居家照护的干预，延长这些老人的健康生存时间。目前试点呈现的效果是令人振奋的。

在参与试点以前的这些年，王燕妮和她的团队在做的事情其实已经早已超过了单纯的功能康复护理。和积水潭医院的合作，照护髋关节骨折的老人，就是打通了诊断、治疗、照护、复健、健康促进的一个典型例子。很多时候，对工作范畴的拓展是在与老人、家庭的对接中自然而然发生的。

崔雪凤现在的身份不再是“康复师”，而是青松的一名整合照护管理师。她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后来在医院工作了半年，2016年进入青松。她记得，最开始上门服务老人的时候，并不理解整合照护是什么，“想到这是公司安排的工作，我就做我的康复治疗就好了”。时间慢慢长了，她会不知不觉地留意到一些问题：保姆的做法是否妥当？老人的日常用药是不是影响了他的状态？家居环境是不是不利于老人的安全和便利？

过去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崔雪凤只管对患者提要求，患者很少有异议。在青松，互动发生在老人家里，权力关系发生了改变。老人的问题变多了：为什么要做这个锻炼？它的原理是什么？我怎么感觉好像这么做没什么用？老人们也会敢于提出一些个性化的要求。很多时候，这些要求和康复治疗并没有直接关系。有一个退休老干部，腰椎不好，崔雪凤上门给他解决腰疼的问题。他说：“我其实是老毛病了，你稍微给我揉一揉，然后陪我聊聊天就行。”他没法侍弄自己的花花草草，也请崔雪凤帮忙。

在家这个环境里，崔雪凤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有个70岁的老先生患有下运动神经元综合征。目前医学对这个病没有什么治疗手段。崔雪凤的任务是在老先生状态还比较好的时候，给他做一些呼吸训练。因为疾病，老先生的呼吸肌无力，整个人一直处在一种很憋很喘的痛苦状态里。这些训练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呼吸，减轻他的痛苦。

在服务的过程里，崔雪凤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老先生的女儿住在他楼上，每次康复训练的时候，但凡女儿下楼来看他，老先生的情绪会有明显的变化，呼吸节律一下子就改变了。崔雪凤向老人的老伴询问，老太太说，她也只是知道老人对这个女儿有意见，但具体是为什么，她也不清楚。以前没生病的时候感觉还好，生病以后这种脾气就比较明显了。

和老人相处的时间长了，崔雪凤和他建立信任，老人逐渐向她袒露了心声。原来，老人特别疼爱自己的外孙女。外孙女被她妈妈送到国外去读书了，老人见不着孩子，心里就一直憋着一口气。后来，团队从中进行了调解、干预。崔雪凤发现，这个女儿再出现的时候，老人的情绪再没起伏过了。

崔雪凤的工作并不会扭转衰老的结局，很多时候，她会伴随一个老人多年的时光，直至告别人世。绝大部分老人不会主动和她聊到死亡。她印象很深的事有两位老人曾很明确地告诉她，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了解，最后的愿望就是把遗体捐赠出去，希望她和她的同事能够帮忙去办理这个手续。

更多的时候，是老人临近过世，家属提出需求，请工作人员帮他们和老人沟通，了解老人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有一位老人从医院转出来回家的时候，医生判定他已经在生命终末期了。

老人有一个女儿，是公司老总，几乎顾不到家里。儿子英年早逝，是儿媳妇多年来一直在老人身边照顾。这个儿媳妇告诉青松的团队，这个关头，她找不到老人的女儿拿主意，又不好自己作决策，想让工作人员和老人聊一聊，看看这个阶段老人愿意去医院还是愿意留在家里，要不要抢救，还有没有什么遗憾和心愿。

青松组织了一场会谈，参加的有医生、社工、康复师、儿媳妇和老人。医生的任务是和老人沟通了他的身体状况。社工可以提供一些心理支持、资源转介。康复师是老人非常信任的人。儿媳妇是家人代表。其实医生一说完病情，老人就明白了。他告诉大家，他要留在家里度过最后的时光，也不想经受无意义的抢救。他还问医生，自己喜欢吃饼干、薯片这样的零食，现在还能不能吃？医生告诉他，可以吃，但要限制量，因为肾功能衰竭，食用太多这些食品可能会导致排尿不好之类的情况，让人不舒服。

让崔雪凤特别感慨的是，老人在沟通的过程里多次感谢自己的儿媳妇。崔雪凤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老人的这种感激可能是没办法找到一个出口的。

这位老人后来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他出院的时候，医生判断他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但在家庭这个熟悉温馨的环境里接受了安宁治疗和照护，老人坚持了一年多才去世。其间青松的团队一直和老人的医生沟通他的情况。有一段时间，他的状态很好，甚至可以扶着助行器在屋子里走一走，坐到餐桌边去吃饭。离世的头两天，老人出现了认知障碍，然后意识开始模糊，是在第二天夜里的睡梦中去世的。

在这个家庭里，老人不是青松团队的唯一服务对象。最初找到青松的时候，因为感到老人即将去世，老人儿媳妇的心理状态很压抑，青松给她安排了心理疏导。老人去世后，团队又给她做了三次哀伤辅导。

还有什么智慧可以帮助老人在丧失中依然享受幸福？

李松最近在读加拿大重症监护科的医生丹妮拉·拉玛斯的书《重症之后》，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拉玛斯说，从ICU里出去的病人大多是“残复”，而很少是康复和平复。年轻时的李松看的书都很文艺和励志，人物传记里提到死好像就是那么一瞬间非常轻松的事情。后来，她读了很多关于医学、衰老和死亡的书籍。她意识到，从健康到死亡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对生命壮年之后的另外一种状态，对其中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其实很陌生”。

李松记得外公癌症去世的时候，妈妈一直说，她觉得外公不可能死，妈妈的整个精神状态是坍塌的。“我们容易觉得病、弱、老都应该是医疗解决的问题，大多数人不用操心。但事实是，医生能够解决的问题很有限，支撑医疗的财力和精力、病患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都是家人应该有所准备的。”

从康复医院回到家里，对李松的婆婆又是一重挑战。在医院的时候，李松观察，老一辈普遍相信人定胜天，婆婆的心气一直很高：自己学着康复动作，还盯着旁边的病友，别人的动作也要学。有一次她去看望婆婆，康复师悄悄和她说：“你婆婆每天要给自己加大运动量，我们有点担心她过于劳累。”

在医院，大家都有各自的问题，身体不断取得进步总归让人振奋。离开康复医院之前恰好是圣诞节，医院举办了一个旗袍秀。有老人坐轮椅参加，婆婆穿着旗袍，已经能够站起来慢慢向前挪步了。可是回到家，熟悉的日常，包括合唱团的老友都在残酷地提醒着婆婆，尽管她已经康复了许多，但昨日无法重现了。

后来，大伯哥和小姑姐接婆婆到南京居住，老人在老家的生活圈子里，能每天和老熟人打打麻将、聊聊天。大概又过了大半年，李松感到，婆婆又开始在家庭微信群里聊天了。她会发一张她拍的照片，感叹“春天来啦”；会骄傲地宣布今天和保姆出门锻炼，走了多远多远；还会秀自己吃到的好吃的。前不久上海疫情严重，婆婆也感慨了一通，庆幸自己这里还很好。“看到这些我就知道，她能够重新欣赏生活里的美了，她有了闲心，她终于接纳了自己。”

李松觉得，她在婆婆身上看到了一种勇气和智慧。“当你非常清醒地了解一件事情的真相，你能勇敢地面对，那叫勇气，智慧就是懂得如何去平衡生命中的种种得失。”

接纳并不只是个人的事。

美国工业设计师，老年学家和作家帕特里夏·摩尔（Patricia Moore）用三年时间游历了100多个城市。她的全套行头包括白色假发、老年妆、拐杖、让她听不清声音的耳塞、迫使她弯腰驼背的身体支架，还有模糊视线的方形边框眼镜。她乘坐城市公共汽车，在商店里买东西，打出租车，试着使用公共电话亭……然后记录下所有让她感到力不从心的建筑环境和物件，观察周围的人是否忽视她的困境，或者更糟，取笑她。

摩尔的人类学调查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发现。除了担心在公共场合摔倒而受伤，老人同样也担忧摔倒后的尴尬：害怕被认为是无用，是累赘；害怕成为隐形人；害怕被厌恶。当她建议对商店和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年龄友好化的改变时，其目的不仅仅是让老年人更安全，她试图让他们免于恐惧。

2011年，顾春玲从北京回到老家上海，创立了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在社区做针对认知症相关的服务。

认知症是人们惯常称呼的“痴呆”。它不仅指人们日渐熟知的阿尔茨海默病，还包括路易体痴呆、额颞叶痴呆等等不可逆转的亚型。“脑卒中”同样会造成痴呆。在我国，“痴呆综合征”是这类疾病的医学标准命名，但无论是医护人员、照护专家还是社会工作者都更愿意用“认知障碍”“认知症”这种更温和的名称。认知症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结局，但在85岁以上的老人里，约有1/3会受到困扰。

顾春玲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她是一个认知症家属。她的外婆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得病以前，老人特别注重健身，每天早晨5点钟去公园。她一直跟顾春玲说要年轻健康活到100岁，特别有信心。这种信心在73岁的时候戛然而止了。外婆80多岁去世，最后两年是植物人，在病床上生生熬干了她锻炼得很好的身体。顾春玲的妈妈原来是大学老师，社交非常活跃，后来在漫长的照护中，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生活。那时候，顾春玲在北京工作，有一次妈妈给她打电话，叫她必须得回来，家里多一个人都是好的。回去后，顾春玲妈妈又焦虑又抑郁，她一度感到妈妈比外婆还令人担心，随时可能坚持不住。

创办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的时候，顾春玲想做两件事：一是做认知症的早发现早干预；二是给家属提供一些支持，让家庭负担轻松一点。但她没想到的是，她面临的第一个障碍是恐惧。

“最初，我们找到社区，提出想做认知症服务。社区的人说：‘你们来错地方了，我们这个社区2.4万个老人只有3个认知障碍，其中2个都已经重度失能，这是我们普查的结果。’”顾春玲傻眼了。最后她直接跑到医院，找到神经内科的主任，从医生手里才找到了最早的服务对象。

后来，顾春玲才弄明白其中的道理：老人害怕，对这个问题避之不及，哪怕有了症状，也最好能够像鸵鸟一样能藏多久是多久。家属也害怕。很多家属说“你千万不要让我隔壁邻居知道，也不要让我的居委会知道”，甚至，还会瞒着自己的兄弟姐妹。顾春玲印象很深，有一次社工想要上门去探视某一个家属，那个家属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偷偷地来，在门口的时候声音小小的，否则我们隔壁邻居会听见。“后来我想，其实社工看起来和一个上门做客的朋友没有什么区别，但家属非常敏感。”顾春玲理解这种恐惧。那时候她去社区，说自己想来做“老年痴呆”的预防，很多人听到这个词就跳起来，说“你们走吧，我们这里没有”。

恐惧会加成疾病带来的苦难。“一个客观结果就是，如果一个家庭有患者，我害怕他给我带来尴尬和麻烦，不让他出门，会让疾病变得更严重，恶化得更严重。”“尽美”有个工作人员，家庭里有两个老人都患有认知症，一个生活在上海，一个生活在台湾。上海的爷爷被关在家里，哪里都不能去。台湾的爷爷每天出门遛弯，社区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家里人不怕他走丢。丢了就会被人送回来。于是，两个老人的病情发展、生活质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尽美”的头几年时间里，顾春玲觉得非常迷茫，他们在社区做一些科普工作，为一些家庭服务，但始终感到“不痛不痒”，找不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抓手。2016年的时候，有一次顾春玲和国内做认知症照护的专家、“乐知学院”创立者洪立聊天。洪立和她讲到国际上认知症友好社区的概念和背后的一整套逻辑。顾春玲一下子被点醒了：通过社区的整体建设消除病耻感，这才是影响和帮助更多人的路径。

“尽美”联系了街道浦东的塘桥，在这个街道率先得到了一个根据地。这个地方被起名叫“记忆家”，作为认知症家庭提供一站式能够被服务到、被接触到的场所。顾春玲的团队定下了个原则：科普要有趣；干预有成效；不能自己玩，一定要发动整个社区参与过来。

顾春玲找到了一帮哈佛回来的脑科学博士，开发了一个认知功能的App，安装在iPad和手机上，每天只要10分钟就能对大脑起到锻炼的作用。因为这个游戏，原来参加社区活动的基本都是阿姨们，后来叔叔们都参加了。“尽美”还把它变成了一场电子竞技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设置了加分项，如果能把自己楼道的人动员来一起参加，就可以加分。去年整个大赛已经覆盖不止一个街道了，街道之间可以打片区的联赛。

这些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恐惧。有很多认知症患者因为不愿意或恐惧去就诊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期。当尽美在记忆家做友好社区筛查的时候，就诊率转诊率提高到了60%。

要让认知症家庭生活得好，光针对老人和家庭做事是不够的。“尽美”建立社联体网络，把派出所、银行、超市、学校、消防中队都动员起来，让他们了解认知症患者和家庭的难处，提供帮助，也让大家明白遇到认知症老人，应该怎么做。一些老人家里有认知症老伴需要照顾，每次去银行排队都很焦虑。上海银行的团队到认知症家庭做家访，回去以后就做了一个小黄卡给家属，以后家属到银行网点来的时候可以走绿色通道，不用排队了。

去年，“尽美”跟社区基金会一起协作开了一家洋泾记忆咖啡馆。咖啡馆的奶、豆子是爱心企业捐赠的，logo是社区居民自发在线上投稿，由大家公投出来的。社区里有轻度的认知障碍的老人在咖啡馆做服务生，被大家称作“老宝贝”。顾春玲说，这既是一种干预手段，也是想让老人和社区意识到，他们依然能够服务别人，依然有为社区做贡献的能力。

这个咖啡馆成了洋泾街道一个真正的社区公共空间。咖啡馆的设计很合年轻人的品味。社区里的白领、学生都可以来预约场地办活动。咖啡馆的后面是社区的文化中心，还有篮球场。人们可以经过咖啡馆去到这些设施。咖啡馆开了没多久，顾春玲发现，年轻人的篮球队每次都会来咖啡馆开会。家长带着小孩从社区图书馆出来，顺便就喝一杯咖啡。孩子们放学也会自己跑来，因为咖啡馆里有个给认知症老人准备的触屏游戏，他们也喜欢。在这个空间里面，认知症变成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老宝贝”们把摩卡送成了卡布奇诺，也没有人会介意。让顾春玲惊喜的是，咖啡馆开了一阵子以后，有些叔叔阿姨会在社区活动里站出来，主动提到自己得了认知障碍，并且劝服其他人：“这没什么关系，你们应该跟我一样早点去面对。”

脑萎缩治愈以护理为先。脑萎缩，是一种多发于老年群体的疾病，患有脑萎缩的老人，大都手脚不利、口齿不清，行动受到身体制约，四肢肌肉萎缩，需要专人看护。所以，脑萎缩给患者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严重损坏了老人的身体健康。现实生活中，脑萎缩治愈难当以预防护理为先，才是对待脑萎缩的最好方式，预防护理为主，治疗一定要专业才行。

临床常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张力增强和姿势步态异常等。脑萎缩治愈难当以预防护理为先，脑萎缩氏综合症，是中老年人群中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性疾病，以大脑黑质中多巴胺神经元减少和路易小体形成为主要病理基础。

脑萎缩治愈以护理为先。脑萎缩发病机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楚，对其治疗也就无法开展，现在临床上多采用的是对症处理及其它综合治疗，如应用多巴胺或者左旋多巴胺，辅以功能锻炼，心理疏导，加强护理等多种措施，以最大程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说这么多，是想让您明白，现阶段虽然医学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没有达到是病就能医治的程度，有些疾病是可治可防的，但有些疾病是不可治难预防的，尤其是神经系统中的疾病，大部分是不能根治的，所以请你在选择治疗方法与途径时要慎重，有些广告只会增加你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对疾病的改善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建议患者及家属从加强护理方面着手，对症处理病人最主要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