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篱是东莞曙光光华骨伤医院神经外科的主刀医生。几个月前，为救治一名重伤农民工，吴医生向医院签字担保，负责确保陈亚飞的医疗费用准时入账，可病人脱离危险不久后即欠费逃跑。现在欠费已过半年仍未追回，医院便单方面扣押了吴医生三个月的奖金，让他顿感心寒。

　　交不起医疗费的重伤农民工，究竟该不该治，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无论如何，假如仅仅因为掏不起医疗费，便被拒绝救治，见死不救当然有违医疗机构救死扶伤的天职。不难设想，假如在攸关生命，本该争分夺秒急救需求面前，却非要先算清账，甚至因为费用事宜而耽搁救治，的确也是不合时宜的。在这方面，保障患者先行救治权，当然理所应当。

　　治病救人，当然需要“医德”为先，然而，医德的确并不万能。假如秉持医德，便意味着要为“医德”埋单，甚至支付不菲的经济代价，那么，再有“医德”的医生，恐怕也要望“医德”而生畏，不得不退回自身利益的立场。

　　在这方面，国人常常会艳羡国外的医疗，认为国外的医疗从来都是治病救人为先，而不去谈钱的。事实并非如此，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医疗机构的确在救治的时候并不和患者多谈钱的问题，更不会因为患者没带钱或是先不交，便不予治疗。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医疗机构就真的不食人间烟火。相反，美国医院的收费恰恰是毫无商量余地的，治疗时不谈钱，也完全建立在社会信用的基础上。因为一旦医疗费违约，不仅意味着信用污点，更意味着将来在就业、生活上将寸步难行。而即便美国人的还款意愿很强，仍不乏违约现象，而这类患者甚至会被医疗机构的讨债公司逼到“破产”清算。可以说，美国是救助归救助，讨债归讨债，医疗救助时可以无比人性化，但讨债时也一点不含糊，这一点也保证了医疗机构先行救治的底气。

　　相形之下，无论是国内的信用管理，还是对医疗费用的强制偿付手段，其实都不能同日而语。这也是为何，国内医疗机构所承诺的“先诊疗”，往往拖着个医护人员“担保”的尾巴。只不过，这一制度设计固然是化解了医疗机构的欠费风险，但风险却被转嫁给了无辜的医护人员身上。当出于“医德”的先行救治，竟然可能赔上几个月的奖金时，不仅“先行救治”难以为继，恐怕连“医德”都将无处搁置。

　　对重病患者的急救需求，当然不能因为费用问题而耽搁，但真要让“先行救治”具备可持续性，仍需规则细化与偿付机制的落实。否则的话，再美好的设想，也仍然可能流于空想，甚至还会因为制度层面的缺陷而引发更多的医疗伦理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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