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的一天，第二机械部副部长钱三强找来邓稼先，打哑谜式地问了他一个问题：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34岁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但稍一思索他马上明白了这个“大炮仗”是什么。
那天他心潮起伏，下班骑自行车回到家，脑子里仍乱纷纷，直到夜里他才告诉妻子许鹿希：
“不知道，也不能说。”
一阵沉默后，邓稼先突然用完全不同的语气坚定地说：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当时许鹿希也只有30岁，要带两个尚不懂事的孩子，还要照顾生病的爷爷奶奶，但她没有埋怨，只轻轻地说了一句：
“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许鹿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此之后，两人就是整整二十八年的聚少离多。
从此之后，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了，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大院和沙漠戈壁。
96年前，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一个名门世家。
他的六世祖邓石如是清代书法名家、文坛泰斗，父亲邓以蛰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家学渊源的邓稼先，不仅熟读四书五经，父亲还要求他学好英语和数理化，文理兼修。
1937年北平沦陷，邓稼先的生活也从此被彻底改变。
沦陷区百姓受尽屈辱，当时日本军部规定，中国人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要鞠躬行礼。血气方刚的邓稼先怒火满腔，宁可绕道走冤枉路，也不愿做这种事。
1940年，16岁的邓稼先有一次在操场上撕碎日本旗踩在脚下，事后校长找到邓以蛰，告诉他这件事早晚会被汉奸报告给日本人，还是想办法躲一躲吧。
家人考虑之后，决定让邓稼先带着弟弟南下昆明，前往西南联大求学。临行前，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
“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这句话，改变了邓稼先一生的走向。
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号A4795。在这里他将遇到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王竹溪等物理学家，也得以重逢少年时的好友杨振宁。
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也顺利毕业，成为北京大学助教，但他的眼光却投向了更远方——他想要去美国留学，临行之时，他对好友说：
“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之后一定归来！”
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期间，邓稼先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中美之间科技的巨大鸿沟，他开始拼命下功夫读书，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拿到博士学位。
这一年，他26岁，被人称为“娃娃博士”。
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
导师德尔哈尔教授有意带他到英国继续深入研究，但这个26岁的年轻人没有犹豫，拿到学位后第9天， 他就登上了回国的客轮。
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从美国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
“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1951年10月，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请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回国转告毛泽东：
“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
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开始列入日程。一开始，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中国是希望得到苏联老大哥支援的。
1957年，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纸面上写着，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而中方需要派出接洽的科研人员与苏联专家打交道。
这样的人选并不好找：他必须有相当高的专业和科研能力，但名气又不能太大；要在国外留过学，会与外国人打交道；要政治觉悟高、组织观念强，但处事又要灵活。
反复权衡下，钱三强想到了邓稼先。
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也确实是难得的最佳人选，34岁的邓稼先，从此开启自己的传奇人生。
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国发展核武器只能靠自己了。
邓稼先自1958年8月调到二机部九院之后，就担任理论部的主任，他就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要知道压在邓稼先肩上的担子何等沉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原子弹的研发历程。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阵容之强大，在整个科学史上都是空前的。团队成员中获得诺贝尔奖的至少就有14人，其中包括哥本哈根学派领袖玻尔，物理学家费米，美国“氢弹之父”泰勒，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等。
领导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当时已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而34岁的邓稼先还只是中科院的副研究员，1958年时手下只有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3岁。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科研人员也常常饿着肚子搞研究。邓稼先从岳父那得到的一点粮票支援，全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他们当时的工具也太落后，一般用的是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为了保证计算不出错，他们整整算了九遍，算完的稿纸一捆捆地放入麻袋，堆满了整间整间的屋子。
邓稼先的学生胡思得院士回忆，那时候邓稼先常常工作到凌晨，回到宿舍时，大门都关了，邓稼先只好先翻过铁丝网，再由几个年轻学生把自行车从铁丝网上举过去。
奋战在戈壁滩的核武器研究团队
好在，所有的这些艰苦卓绝都是值得的。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个“大炮仗”成功炸响。
从无到有，中国人只花了五年的时间。
当天晚上，《人民日报》号外专题报道，喜极而泣的人们涌上大街小巷，敲锣打鼓欢庆胜利，许鹿希此时还不知道，这样震惊世界的消息，和自己丈夫邓稼先有着怎样的关系。
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想象当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影响。
香港《新晚报》以“石破天惊是此声”为标题，认为中国核爆成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之一。
法国总统蓬皮杜在法国国防机构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地位。
当时在南非，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公交车上只有白种人可以坐在前排，黑人和黄种人只能坐后排。有一天，一位在南非开饭店的中国人上车后习惯性走向后排，却被司机叫住：
“你们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你坐到前排来。”
但邓稼先还远不能放松下来，第一颗原子弹炸响后，他立刻带队转向氢弹的理论设计，和于敏一起提出“邓-于“方案。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此时距离第一颗原子弹仅仅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
1971年，杨振宁来大陆访问，曾问邓稼先是否有外国人参加中国的原子弹项目，邓稼先不便直接回答，只说“要请示一下”。当周恩来告诉他可以如实相告时，邓稼先这才告诉杨振宁:
“中国的原子弹项目，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听闻，一时之间热泪盈眶。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锋芒毕露，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而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性格，用一个“纯”字形容最为恰当。他真诚坦白，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邓稼先这种气质和品格使他得以领导各阶层工作者同心协力：
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分为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互相攻击，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85年，邓稼先住院，回国探望的杨振宁曾问他原子弹和氢弹研制成功获得多少奖金，邓稼先说一共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原来国家颁发原子弹特等奖时，总额为1万元，九院决定平均分配，由于参与研发的人数众多，最后按照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下发。
他生前共参与了中国进行的32次核试验，其中亲自去罗布泊指挥试验队的就达到15次。
不幸的是，邓稼先虽有“福将”之称，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还是出了意外。
那一次空投试验，氢弹降落伞未能打开，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去寻找弹头。
邓稼先坐不住了，他不顾在场所有人的阻拦，亲自去寻找。在现场，他进入弹坑，仔细查看破碎的弹体，最终确认原因是降落伞包发生问题。
许鹿希后来在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家里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邓稼先和赵敬璞穿着防护服，在戈壁滩合影。
这次事故使他受到了致命的核辐射。
后来的体检结果显示：邓稼先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1984年，一次会上，邓稼先对众人说：
“我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话音未落，众人都笑了，都觉得他才刚60岁，还可以继续为国贡献。
他又接着打趣自己：“不好意思，我不该说自己是强弩的。”
谁也没想到，此时离他去世只有不到两年。
1985年，还想坚持工作的邓稼先被“勒令”送进医院，这时的他，已是直肠癌晚期。
在住院后近一年时间里，邓稼先后做了三次大手术，都非常痛苦。给他止痛用的杜冷丁，从一开始的一天一支，后来发展到要一小时一支。
1986年4月，邓稼先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心里还是记挂着工作，和于敏一起完成了对中国核武器工程将来规划的《建议书》。
两人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不要小看这份建议书，邓稼先敏锐的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辉煌了10年，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果然，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
“这次上书建议可以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 后来的九院院长胡思得直言。
1996年7月29日，中国进行了第45次核试验，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这一天，也是邓稼先去世十周年祭日。
他去世时只有62岁，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以前总觉得， 像邓稼先这样的大科学家，大概是一副严肃有余总是眉头紧锁的样子，阅读邓稼先的传记时才发现，原来他曾是那样一个充满童心和生活情趣的人。
他和自己的孩子玩起来的时候，活脱脱就是个大顽童。儿子六七岁时出去抓蛐蛐、逮青蛙，邓稼先不断向儿子介绍着经验；逢年过节，父子俩站在晒台上放“二踢脚”，比赛看谁甩得远，甩得准。
他喜欢吃，在“吃”上是相当讲究，常常花上10元钱请同事聚餐。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忘打打牙祭，当时饭馆还没有“排队叫号”，每次进入餐厅，邓稼先就和普通人一样，看准一位要吃完的食客，站在其后面等座，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
他喜欢喝酒，平时不影响工作时，一般都会喝上二两白酒，但从不过量；他抽烟，一天大概一包左右，很多同事来办公室找他，开口第一句话是：“老邓，来一根。”
他也喜欢忙里偷闲，电视上有中国女排比赛，他就会看完电视再加班。看到中国队得分，他会像孩子一样高兴得站起来鼓掌。
到北京开会时，晚上一有空他就溜到剧场，一手举着钱，一边用标准的京腔问着别人：“有富余票吗？”
——这样一个如此热爱生活喜欢热闹的人，却隐姓埋名，大漠戈壁中苦干数十年，直到去世前几个月才公诸于世，人们才得知他的不朽功勋。
1990年，许鹿希曾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花的钱要比别的国家少得多。杨先生默默地摇了摇头，轻声说道，
“若搭上科学家的性命来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邓稼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的一个下午，与警卫员游泽华一起去了一趟王府井外文书店，随后他突然提议去到天安门走一走。
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们坐了下来，邓稼先对这个20来岁的年轻人说：
“等到建国50周年的时候，你就来看看我吧，到我的坟前来看看，给我说说国家的变化。”
如果他还活着，今年96岁。如果他看到今天的中国，想必可以安心了吧。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生活的安宁与幸福，仍受惠于他当年的奋战与牺牲。
杨振宁在怀念邓稼先的文章中写到，如果将来有人要拍摄《邓稼先传》，他建议背景音乐使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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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人民日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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