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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正值新冠疫情蔓延的黑暗时刻。新冠肺炎作为一场针对全人类的疫情，尽管疯狂肆虐，但可以预见，它终究是一个“过客”，总有远离人类的一天。

与之相对照，一场“隐蔽的瘟疫”却从人们发现它开始，越来越猖狂，从老年人、中年人，一步一步逼向青年人，甚至连儿童也不放过。

我们现在了解到，癌症不是单病种，其实是200多种疾病的统称，是一组拥有不同特征和特点的疾病组合。而抗癌则成为自人类科技昌盛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一场“失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全球癌症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新增了1810万例癌症病例，死亡人数达960万。

就像今天人们无比渴望疫苗一样，人们对抗癌药一直寄予厚望。

第一幕：仿制药当不了救世主

进口抗癌药进入大众的视野，应该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之后。在此之前，国人很难相信，抗癌药还会有这样的疗效：尽管不能除根儿，但可以续命，对于癌症患者来讲，这就是最好的次优结果了。进口抗癌药就像一缕阳光，照在了病患的“最后一片叶子”上，点燃了患者求生的希望。

但是很快，国人就笑不出来了，药神的另一面同样让人不寒而栗：人们发现，不仅癌症会要人命，抗癌药一样也能要人命，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

对于慢性白血病患者而言，格列卫作为特效药需要终生服用，一盒格列卫当时的市场售价高达2.35万元，每年仅维持生命的成本就需要近30万元。吃进口抗癌药，普通收入的病患人家，第一重困境是把积蓄吃光，第二重困境是把房子吃没，第三重困境是把亲戚朋友都拖下坑中。最后还是发现，抗癌之路的尽头是深渊。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后的一个积极效果是：国家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原来的增值税也降了。在降税之后，2018年10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将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让相关的病患欢喜异常。

但病患欢欣鼓舞的兴奋劲还没过，不少人开始发现：这些药品很难从医院开出来，有些干脆“消失”了。这里面有结肠癌的靶向药爱必妥、肺癌靶向药克唑替尼，还有乳腺癌的救命药赫赛汀，等等。

这些抗癌药为什么会“消失”？后面会专门分析。

第二幕：仅有降税是不够的！

现实教育人们，仅靠降低抗癌药的关税和增值税显然是不够的。以乳腺癌新药帕捷特为例，作为罗氏制药抗乳腺癌的创新靶向药，于2019年正式在华上市，可使相关患者复发或死亡率降低约25%。

罗氏制药考虑到税率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中国大陆售价为全球最低价。但每盒约1.8万元的价格仍让绝大部分患者望而却步。

罗氏研发帕捷特投入的资金超过了20亿美元，肯定要算经济账回收成本。2018年我国宣布抗癌药零关税，涉及降低税率约3%，随后又降低约5%的增值税。但即便药价因此降低8%，抗癌药价仍是部分患者无法承担的。

国人怎样才能用上更便宜的抗癌药？目前的答案是：国外新药专利过期后国内仿制、医保目录扩容和医疗援助三者缺一不可。其中进口抗癌药进医保是当前最大幅度降低药价的第一选择，只要进入医保，就意味着费用能降低约7成，这是任何其他方式无法比拟的。

但目前，进口抗癌药进入新版医保药品目录的路径，只能是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集中谈判的前提是大幅度降价。

2018年10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将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包括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17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36%。17种谈判抗癌药品中有10种药品均为2017年之后上市的品种。充分体现了对新药的重视和支持。

以德国默克公司的西妥昔单抗注射液为例，2017年的平均价格为4200元左右，经过谈判，价格降至1295元。

值得指出的是，参加此次谈判的药品品种是44个，17个谈成功，成功率只有38.63%。到了2019年，新版医保目录显示，谈判成功的数量增加到34个。其中包括PD-1免疫抗癌新药达伯舒（学名信迪利单抗注射液），成为唯一进入中国国家医保目录的PD-1抗癌药物。

PD-1/PD-L1抗癌药是通过激活患者自身免疫功能杀死癌细胞，是继化疗、放疗之后的又一抗癌新宠，不仅疗效较好、副作用较低，而且属于广谱性药物，一个药物可治疗多种癌症。自2014年全球首款PD-1抗癌药欧狄沃（俗称O药）获准上市以来，PD-1/PD-L1抗癌药凭借其广谱性、安全性，已成为肿瘤创新药领域最大的品种之一。

目前，我国已经批准上市了5款PD-1类抗癌药，包括：进口的O药（欧狄沃）、K药（可瑞达），国内自主研发的拓益、艾瑞卡，以及美国礼来与中国信达生物联合开发的达伯舒。

但是，药神的昂贵又充分展示出来了。PD-1类抗癌药虽好，价格却让人咋舌：每位患者一年的治疗费用（未包含赠药费用），O药约为44万元，K药约为61万元，拓益约为19万元，达伯舒约为27万元。

第三幕：CAR-T让你知道还有更贵

CAR-T是一种细胞治疗肿瘤的新技术，全称是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T细胞免疫疗法。T细胞是血液中的一种淋巴细胞，扮演着“卫兵”的角色，通常会识别并杀死藏在人体中的肿瘤细胞。

T细胞是CAR-T技术对抗肿瘤的核心，CAR-T技术则通过抽血方式，在细胞制备工厂对来源于患者的T细胞用基因工程进行改造、增强，然后联结CAR（肿瘤嵌合抗原受体），回输给患者以攻击肿瘤细胞，此时CAR就像一个定位导航装置，能精确指向癌细胞。

2017年，诺华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研发的CAR-T产品Kymriah成功在美国获批上市，也是全球首款上市的CAR-T，可用于治疗25岁以下急性淋巴白血病患者。由此，诺华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CAR-T领域的“带头大哥”之一。

现在Kymriah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多样性临床试验中得到了证实，63名复发性或者顽固性B细胞前体儿童和年轻成年患者，经过3个月的治疗，总缓解率达到83%。

目前，CAR-T治疗将是全球费用最高的治疗技术，通常治疗费用高达40-75万美元。Kymriah治疗费用为47.5万美元，虽然低于市场预期，但是价格仍十分昂贵，高昂的价格是患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由于潜在患者较少，药品制造商需要覆盖前期研发投入，因此很难降低价格。

2019年2月，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批准CAR-T细胞治疗纳入医保；同年8月，CMS宣布不仅支付CAR-T细胞疗法的费用，还支付所有相关服务费用，包括药物管理、细胞的收集和处理、细胞的回输，以及门诊或者住院治疗费用。

英国、苏格兰、加拿大和日本，也相继将Kymriah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但我国若将Kymriah纳入医保，恐怕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除非自费，国内患者将很少能享受到如此高端的治疗。

进口抗癌药为什么会“消失”？

2019年8月，《中国恶性肿瘤学科发展报告（2018）》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新发恶性肿瘤4285033例，死亡2865174例，约占全球该年度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的23.7%和30%，远高于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19%左右）。

前一年的报告还显示：我国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每分钟约7人确诊患癌，40岁之后癌症发病率快速提升，80岁时达到高峰，85岁以后，一个人患癌累积风险为35%。从癌症死亡率上看，我国有4种肿瘤死亡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位，肺癌死亡人数占全球肺癌死亡人数的32%，胃癌占47%，肝癌和食管癌死亡人数均超过全球相关死亡人数的50%。

由于医保资金总量有限，对高定价的进口抗癌新药消化能力也就有限。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18年职工医保基金收入13259.28亿元，增长8.7%；基金支出10504.92亿元，增长11.5%。基金支出增幅高于收入增幅，成了医保目录扩容接受进口高价药的最大障碍。

进口抗癌药普遍非常贵。癌症病人的抗癌靶向药，每月通常是几万元，一年需要几十万。医保报销70%，占用的医保资金，够上百个普通居民一年报销费用。靶向药通常只能延缓癌症病人的生命，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如果这些钱用来救治其他病人，解决其他病痛，将起到更好的效果。

医保涉及公平正义，还面临效率的问题，面对充满理想光辉的爱心方案，不能脑子发热，一定要仔细算经济账。

目前国内医保职工的年均报销金额大约只有4000元，患者报销的医疗费用，简单来说就是其他参保者看病少、节约下来的费用。如果你是医保资金的管理者，如何选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进口抗癌药为什么会“消失”？

进口抗癌药实在是让医保管理者头疼。进口抗癌药进入医保之前，当时就有少数医界人员反对。北大肿瘤医院医师张晓东在微博忧心忡忡地表示：此举会令医保负担更重，少数癌症病人得利，大量病人无法得到医保救助。

我国目前医保的现状是：医保资金大部分省市略有节余，可随着人口老龄化，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前景。中国城乡居民医保，人均每年筹资几百块钱，模式是“现收现付”。一个人用得多，必定挤占其他使用者的份额；一旦社保亏空，就会有人没办法报销；倘若医保缴费标准提升，就相当于少数人在占便宜。

如果任由进口抗癌药大范围使用，没有遏制机制，抗癌的成本会不断提高。重症病人完全可以要求医生，不断使用昂贵的药品，帮助其延长有限的寿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抛开生命的价值伦理，只谈资源使用效率，这样的模式显然不值得追求。

以上境况就构成了一个“电车难题”，成为全民医保所面临的“公地悲剧”。

电车难题：被黑洞吸进去的还有良心

Problem）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在1967年菲利帕·福特发表的《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中被首次提到。经过不断演化，其典型场景被假设为：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正朝他们驶来，马上就要碾压到他们。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可以控制一个拉杆，扳动道岔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这时候，你要做出抉择：是让五个无辜的人死去，还是让另一个无辜的人死去？

抗癌药黑洞，正把我们拉进这个“电车难题”的困境之中。

第一重困境：全民医保系统的艰难抉择？

对于全民医保系统来讲，全球的实践主要是两种道路的抉择。高福利国家，高税收维持高福利，个人要将50%以上的收入上缴国家，以保障获得好的全民医疗。而美国则选择了另外一种路径，依靠商业保险获得个人保障。其结果是个人要为自己和家庭成员购买昂贵的医疗保险来获取医疗保障。

实施的结果是高福利国家同样会面临医保系统崩溃的隐患，医疗进步的动力缺乏，看病排队，医疗体验不尽如人意。而在美国，医疗成为最好的生意，医疗进步的动力强劲，新药和新疗法层出不穷。有钱的话，看病不用排队，医疗服务一流。在贫富面前，生命并不平等。这话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世界的本来真相。就像特朗普对新冠检测不平等的评价一样：这就是人生！

第二重困境：医院和医生的良心之选？

对于医院和医生来讲，电车难题就是一个良心问题，和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无怪乎两种模式：商业化占上风时，医院和医生与制药厂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医疗服务费用一路攀升。而在公益化占上风时，医院和医生基本上处于明哲保身的状态，消极面对，以不出事情为第一。

我们面对的正是这种两难困境。过去很长时间，在医诊服务价格受限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就开始饱受诟病的“以药养医”的模式。而近几年来，针对“以药养医”情形，国家医疗保障局控制“药占比”成了一项重要政策，通过控制药品在整个医疗费用总量中的比例，来遏制滥开药的现象。

而这项做法的负面结果是：昂贵的抗癌药，再也不容易开出来。考核指标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医生也是领工资、有私利的普通人，当他意识到开抗癌药会给自己找麻烦，他们会选择规避。

最终，公立医院作为医保支出的主渠道，医保控费的压力自然会层层传导，尤其中西部和东北人口流出、社保入不敷出的地区，更是如此。各级地方政府，未来将会不断进行核算，量入为出，否则将面临整个医保体系的崩溃。因此，全民医保时代，每个人都不要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重困境：病患家庭的生死选择？

而面对此“电车难题”，最为悲惨的，是癌症病人的家人。相对于医保系统、医院和医生，所有选择的后果，癌症病人的家人是最后的承担者，不可能做出所谓“理智的抉择”。在倾家荡产和延长生命之间，不仅要面对灵魂的拷问，还要面对无休无止的负疚感。而每当这个时刻来临，医生们都会将决定权交给病患家属……

目前，经过人类不断的努力，癌症正在逐渐成为慢性病。被确诊为癌症患者，并不代表马上就会失去生命。在美国，如今已经有1500万癌症幸存者，相当于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曾经患过癌症或者依旧带癌生存的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癌症的生存率一直在不断升高，到2040年，估计幸存者人数将达到2600万人，其中有73%的患者将超过65岁，意味着很多人即使罹患癌症，但依旧可以活到老年。

但癌症所引发的医疗负担，却越来越让人无法承受。根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2018年的报告——《以药物创新应对癌症的挑战》的数据，2010年，全球新发的1330万癌症病例的总花费达到29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2150万新增病例将会带来4580亿美元的经济负担。这是怎样一个量级呢？相当于北京、上海一年的GDP。

而中国所有癌症的5年生存期在2015年估算为36.9% ，癌症防治已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医疗体系带来沉重负担。

但如此巨大负担下的抗癌新药疗效如何呢？以目前最牛的抗癌药TRK-Vitrakvi为例，我们就知道梦想与现实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了。

2018年底，由Bayer和Loxo Oncology共同研发的抗癌药物Vitrakvi已经在美国正式上市。这是一款精准抗癌药，可针对17种肿瘤（包括肺癌、甲状腺癌、肠癌、结肠癌等），有效率可高达75%，是有史以来第一款“广谱”抗癌药，可以对于肿瘤无法切除或已经转移的晚期患者有效果。

按现在公司的报价，这个药使用一年费用合人民币270多万。幸运的少数患者（18%）能让体内的肿瘤全部消失，但不能保证癌症不复发；不幸的少数患者（20%），几乎没有任何效果，270万扔进水里不会激起一朵浪花。

由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抗癌药真的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它能把制药厂吸入黑洞，把医院吸入黑洞，把医生吸入黑洞，把病患家庭吸入黑洞，最后留下的是巨大的废墟和荒芜的人性。

仅仅是因为昂贵这一个原因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一定有超出想象的原因，值得再费笔墨，进一步揭开黑洞的成因。

作者简介：众睿新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子发票起始推动者之一，中财办《我国电子商务领域开展电子发票应用试点研究》课题组主要执行人之一，《中国电子发票蓝皮书》主编。目前主要从事未来科技投资和未来社会研究。

陈兴杰：抗癌药为何会消失 2019 菁城子

进口抗癌药降幅难“解渴” 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2019

“广谱”抗癌药Vitrakvi并非“神药” 《中国科学报》 2018

《以药物创新应对癌症的挑战》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 2018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感谢科大讯飞A.I.技术支持 」

　　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 

　　2018年6月21日下午，我在中国科技会堂的科学传播沙龙上，做题为“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的即席演讲，介绍了《科技日报》推出“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栏目的经过和意义，然后指出一些中国科技界存在的问题。 

　　近日出差途中得空，把《科技日报》报道过的总共35项“卡脖子”技术疏理成一个简版，分享给诸位。 

　　想说明的只有一句话：这35项卡住我国脖子的技术，只是冰山一角！ 

　　 《这些“细节”让中国难望顶级光刻机项背》（科技日报4月19日） 

　　制造芯片的光刻机，其精度决定了芯片性能的上限。在“十二五”科技成就展览上，中国生产的最好的光刻机，加工精度是90纳米。这相当于2004年上市的奔腾四CPU的水准。而国外已经做到了十几纳米。 

　　光刻机里有两个同步运动的工件台，一个载底片，一个载胶片。两者需始终同步，误差在2纳米以下。两个工作台由静到动，加速度跟导弹发射差不多。在工作时，相当于两架大飞机从起飞到降落，始终齐头并进一架飞机上伸出一把刀，在另一架飞机的米粒上刻字，不能刻坏了。 

　　 《中兴的“芯”病，中国的心病》（科技日报4月20日） 

　　低速的光芯片和电芯片已实现国产，但高速的仍全部依赖进口。国外最先进芯片量产精度为10纳米，我国只有28纳米，差距两代。据报道，在计算机系统、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设备、内存设备和显示及视频系统中的多个领域中，我国国产芯片占有率为0。 

　　《丧失先机，没有自研操作系统的大国之痛》（科技日报4月23日） 

　　普通人看到中国IT业繁荣，认为技术差距不大，实则不然。3家美国公司垄断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数据显示，2017年安卓系统市场占有率达85.9%，苹果IOS为14%。其他系统仅有0.1%。这0.1%，基本也是美国的微软的Windows和黑莓。没有谷歌铺路，智能手机不会如此普及，而中国手机厂商免费利用安卓的代价，就是随时可能被“断粮”。 

　　《居者无其屋，国产航空发动机的短舱之困》（科技日报4月24日） 

　　飞机上安放发动机的舱室，俗称“房子”，是航空推进系统最重要的核心部件之一，其成本约占全部发动机的1/4左右。短舱需要将发动机包覆，减少飞行阻力；其进气道还要具有防、除冰的能力；飞行中，要保护发动机不受干扰正常工作；在地面，需要做到方便发动机的维护和维修，一旦短舱有损，飞行中可能会引起发动机严重事故。短舱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我国在这一重要领域尚属空白。查阅所有公开资料，我国尚无自主研制短舱的专门机构，相关院校似乎也没有设置相关的学科。 

　　《传感器疏察，被愚钝的机器人“国产触觉”》（科技日报4月25日） 

　　触觉传感器是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精确、稳定的严苛要求，拦住了我国大部分企业向触觉传感器迈进的步伐，目前国内传感器企业大多从事气体、温度等类型传感器的生产。在一个有着100多家企业的行业中，几乎没有传感器制造商进行触觉传感器的生产。日本阵列式传感器能在10厘米×10厘米大小的基质中分布100个敏感元件，售价10万元，而国内产品多为一点式，一般100元一个。 

　　《真空蒸镀机匮缺：高端显示屏上的阴影》（科技日报4月26日） 

　　OLED面板制程的“心脏”。日本Canon Tokki独占高端市场，掌握着该产业的咽喉。业界对它的年产量预测通常在几台到十几台之间。有钱也买不到，说的就是它。 Canon Tokki能把有机发光材料蒸镀到基板上的误差控制在5微米内（1微米相当于头发直径的1％），没有其他公司的蒸镀机能达到这个精准度。目前我国还没有生产蒸镀机的企业，在这个领域我们没什么发言权。 

　　《射频器件：仰给于人的手机尴尬》（科技日报5月7日） 

　　一块手机的主板上，1/3的空间是射频电路。手机发展趋势是更轻薄，功耗更小，频段更多，带宽更大，这就向射频芯片提出了挑战。射频芯片将数字信号转化成电磁波，4G手机要支持十几个频段，信息带宽几十兆。 2018年，射频芯片市场150亿美元；高端市场基本被Skyworks、Qorvo和 博通3家垄断，高通也占一席之地。射频器件的另一个关键元件——滤波器，国内外差距更大。手机使用的高端滤波器，几十亿美元的市场，完全归属Qorvo等国外射频器件巨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手机生产国，但造不了高端的手机射频器件。这需要材料、工艺和设计经验的踏实积累。 

　　《“靶点”难寻，国产创新药很迷惘》（科技日报5月8日） 

　　iCLIP是一种新兴的实验技术，是研发创新药的最关键的技术之一。它的发明，让人们抛弃精密的观测仪器，也能确定RNA（核糖核酸）和蛋白质在哪个位置“交汇”，甚至可以读出位点“密码”。iCLIP技术难，犹如万千人海中找一个人，要从几十亿个碱基对找到一个或几个确定的结合点，精确度可想而知。国外研究团队已在此领域展开“技术竞赛”，研究论文以几个月为周期轮番上演。国内实验室却极少有成熟经验。 

　　《“命门火衰”，重型燃气轮机的叶片之殇》（科技日报5月9日） 

　　燃气轮机广泛应用于舰船、火车和大型电站。我国具备轻型燃机自主化能力；但重燃仍基本依赖引进。国际上大的重燃厂家，主要是美国GE、日本三菱、德国西门子、意大利安萨尔多4家。与中国合作都附带苛刻条件：设计技术不转让，核心的热端部件制造技术也不转让，仅以许可证方式许可本土制造非核心部件。没有自主化能力，意味着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一环，仍然受制于人，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 

　　《激光雷达昏聩，让自动驾驶很纠结》（科技日报5月10日） 

　　激光雷达是个传感器，自带光源，主动发出激光，感知周围环境，像蝙蝠通过超声波定位一样。它是自动驾驶汽车的必备组件，决定着自动驾驶行业的进化水平。但在该领域，国货几乎没有话语权。目前能上路的自动驾驶汽车中，凡涉及激光雷达者，使用的几乎都是美国Velodyne的产品，其激光雷达产品是行业标配，占八成以上市场份额。 

　　《适航标准：国产航发又一道难迈的坎儿》（科技日报5月11日） 

　　一款航空发动机要想获取一张放飞证，必须经过一套非常严格的“适航”标准体系验证，涵盖设计、制造、验证和管理。但目前在国际上，以FAA和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的适航审定影响力最大，认可度最高。尽管在规章要求层面，中国与FAA基本一致，但由于国产航空发动机型号匮乏，缺乏实际工程实践经验，使我国适航规章缺少相应的技术支撑。实际型号的适航验证工作，成为被卡在别国空域之外的关隘。 

　　《没有这些诀窍，我们够不着高端电容电阻》（科技日报5月14日） 

　　电容和电阻是电子工业的黄金配角。中国是最大的基础电子元件市场，一年消耗的电阻和电容，数以万亿计。但最好的消费级电容和电阻，来自日本。电容市场一年200多亿美元，电阻也有百亿美元量级。所谓高端的电容电阻，最重要的是同一个批次应该尽量一致。日本这方面做得最好，国内企业差距大。国内企业的产品多属于中低端，在工艺、材料、质量管控上，相对薄弱。 

　　《核心工业软件：智能制造的中国“无人区”》（科技日报5月17日） 

　　中国的核心工业软件领域，基本还是“无人区”。工业软件缺位，为智能制造带来了麻烦。工业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以计算机辅助的工业软件来替代人脑计算。譬如，芯片设计生产“必备神器”EDA工业软件，国产EDA与美国主流EDA工具相较，设计原理上并无差异，但软件性能却存在不小差距，主要表现在对先进技术和工艺支持不足，和国外先进EDA工具之间存在“代差”。国外EDA三大巨头公司Cadence、Synopsys及Mentor，占据了全球该行业每年总收入的70%。发展自主工业操作系统+自主工业软件体系，刻不容缓。 

　　《烧不出大号靶材，平板显示制造仰人鼻息》（科技日报5月18日） 

　　ITO靶材不仅用于制作液晶显示器、平板显示器、等离子显示器、触摸屏、电子纸、有机发光二极管，还用于太阳能电池和抗静电镀膜、EMI屏蔽的透明传导镀膜等，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市场。ITO膜的厚度因功能需求而有不同，一般在30纳米至200纳米。在尺寸的问题上，国内ITO靶材企业一直鲜有突破，而后端的平板显示制造企业也要仰人鼻息。烧结大尺寸ITO靶材，需要有大型的烧结炉。国外可以做宽1200毫米、长近3000毫米的单块靶材，国内只能制造不超过800毫米宽的。产出效率方面，日式装备月产量可达30吨至50吨，我们年产量只有30吨——而进口一台设备价格要花一千万元，这对国内小企业来说无异于天价。 

　　每年我国ITO靶材消耗量超过1千吨，一半左右靠进口，用于生产高端产品。 

　　《算法不精，国产工业机器人有点“笨”》（科技日报5月22日） 

　　中国已经连续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器人应用市场，但高端机器人仍然依赖于进口。由于没有掌握核心算法，国产工业机器人稳定性、故障率、易用性等关键指标远不如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发那科（日本）、ABB（瑞士）、安川（日本）、库卡（德国）的产品。核心算法差距过大，导致国产机器人稳定性不佳，故障率居高不下。算法的差距不只体现在核心控制器上，更拖慢了伺服系统响应的速度。 

　　机器人每完成一个动作，需要核心控制器、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协同作战。对于单台伺服系统，国产机器人动态与静态精度都很高，但高端机器人一般同时有6台以上伺服系统，用传统的控制方法难以取得好的控制效果。 

　　 《航空钢材不过硬，国产大飞机起落失据》（科技日报5月23日） 

　　无论起飞还是降落，起落架都是支撑飞机的唯一部件，尤其是在飞机降落阶段，其承载的载荷不仅仅来自机身重量，还有飞机垂直方向的巨大冲力。因此，起落架的材料强度必须十分优异，只能依靠特种钢材才行。目前使用范围最广的是美国的300M钢，该材料采用真空热处理技术，避免了渗氢，零件表面光亮，无氧化脱碳、增碳和晶界氧化等缺陷，提高了表面质量。而国内用于制作起落架的国产超强度钢材有时会出现点状缺陷、硫化物夹杂、粗晶、内部裂纹、热处理渗氢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冶炼过程中纯净度不够有关系。所以我国在高纯度熔炼技术方面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为高铁钢轨“整容”，国产铣刀难堪重任》（科技日报5月24日） 

　　随着我国近年来高铁的迅猛建设，钢轨养护问题也愈加让业内专家忧心。若养护不到位，不仅折损生命周期，还存在高风险隐患。我国自主创新研发的双动力电驱铣磨维护机器人装备——被称为钢轨‘急救车’的铣磨车可为钢轨“保驾护航”。但铣磨车最核心部件铣刀仍需从国外进口。铣刀的材料是一种超硬合金材料。对其中金属成分我们已然了解，但就是不知人家是怎么配比、合成的，如同琢磨某种中药的祖传秘方、各种药材比例是多少，都不甚明了。 

　　《高端轴承钢，难以补齐的中国制造业短板》（科技日报5月25日） 

　　作为机械设备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零部件，轴承支撑机械旋转体，降低其摩擦系数，并保证其回转精度。无论飞机、汽车、高铁，还是高精密机床、仪器仪表，都需要轴承。这就对其精度、性能、寿命和可靠性提出了高要求。而我国的制轴工艺已经接近世界顶尖水平，但材质——也就是高端轴承用钢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高端轴承用钢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基本上被世界轴承巨头美国铁姆肯、瑞典SKF所垄断。前几年，他们分别在山东烟台、济南建立基地，采购中国的低端材质，运用他们的核心技术做成高端轴承，以十倍的价格卖给中国市场。炼钢过程中加入稀土，就能使原本优质的钢变得更加“坚强”。但怎么加，这是世界轴承巨头们的核心秘密。 

　　《高压柱塞泵，鲠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咽喉的一根刺》（科技日报5月28日） 

　　液压系统是装备制造业的关键部件之一，一切工程领域，凡是有机械设备的场合，都离不开液压系统。高压柱塞泵是高端液压装备的核心元件，被称作液压系统的“心脏”。中国液压工业的规模在2017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但产业大而不强，尤其是额定压力35MPa以上高压柱塞泵，90%以上依赖进口。 国内生产的液压柱塞泵与外国品牌相比，在技术先进性、工作可靠性、使用寿命、变量机构控制功能和动静态性能指标上都有较大差距，基本相当于国外上世纪90年代初水平。 

　　《航空软件困窘，国产飞机设计戴上“紧箍咒”》（科技日报5月30日） 

　　自上世纪80年代后，世界航空业就迈入数字化设计的新阶段，现在已经达到离开软件就无法设计的高度依赖程度。设计一架飞机至少需要十几种专业软件，全是欧美国家产品。国内设计单位不仅要投入巨资购买软件，而且头戴钢圈，一旦被念“紧箍咒”，整个航空产业将陷入瘫痪。 据媒体报道，设计歼-10飞机时，主起落架主承力结构的整个金属部件是委托国外制造。但造完之后，起落架的收放出现问题，有5毫米的误差，只好重新订货制造。仅仅是这一点点的误差，影响了歼-10首飞推迟了八九个月。没有全数字化的软件支撑，任何一点细微的误差，都可能成为制造业的梦魇。 

　　《中国半导体产业因光刻胶失色》（科技日报5月31日） 

　　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半导体生产大国，但面板产业整体产业链仍较为落后。目前，LCD用光刻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至今被TOK、JSR、住友化学、信越化学等日本企业所垄断。就拿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实力的京东方来说，目前已建立17个面板显示生产基地，其中有16个已经投产。但京东方用于高端面板的光刻胶，仍然由国外企业提供。光刻胶主要成分有高分子树脂、色浆、单体、感光引发剂、溶剂以及添加剂，开发所涉及的技术难题众多，需从低聚物结构设计和筛选、合成工艺的确定和优化、活性单体的筛选和控制、色浆细度控制和稳定、产品配方设计和优化、产品生产工艺优化和稳定、最终使用条件匹配和宽容度调整等方面进行调整。因此，要自主研发生产，技术难度非常之高。 

　　《高压共轨不中用，国产柴油机很受伤》（科技日报6月4日） 

　　电控柴油高压共轨系统相当于柴油发动机的“心脏”和“大脑”，其品质的好坏，严重影响发动机的使用。柴油机产业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社会运行的重要装备基础。中国是全球柴油发动机的主要市场和生产国家，而在国内的电控柴油机高压共轨系统市场，德国、美国和日本等企业占据了绝大份额。和国外先进公司的产品相比，国产高压共轨系统在性能、功能、质量及一致性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成本上的优势也不明显。 

　　《我们的蛋白质3D高清照片仰赖舶来的透射式电镜》（科技日报6月6日） 

　　冷冻电镜可以拍摄微观结构高清3d“彩照”，是生命科学研究的利器，透射式电镜的生产能力是冷冻电镜制造能力的基础之一。目前世界上生产透射电镜的厂商只有3家，分别是日本电子、日立、FEI，国内没有一家企业生产透射式电镜。匹配冷冻电镜使用的工具都需要原装，零件坏了找不到人修理，只能等待零件邮寄到货后进行更换。对于中国的冷冻电镜使用者们来说，这样的体验可能还要持续不短的时间。 

　　《自家的掘进机却不得不用别人的主轴承》（科技日报6月7日） 

　　主轴承，有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心脏”之称，承担着掘进机运转过程的主要载荷，是刀盘驱动系统的关键部件，工作所处状况十分恶劣。与直径仅有几百毫米的传统滚动轴承相比，掘进机主轴承直径一般为几米，是结构最复杂的一种轴承，制造需要上百道工序。就掘进机整机制造能力而言，国产掘进机已接近世界最先进水平，但最关键的主轴承全部依赖进口。德国的罗特艾德、IMO、FAG和瑞典的SKF占据市场。 

　　《微球：民族工业不能承受之轻》（科技日报6月12日） 

　　微球，直径是头发粗细的三十分之一。手机屏幕里，每平方毫米要用一百个微球，撑起了两块玻璃面板，相当于骨架，在两块玻璃面板的缝隙里，再灌进液晶。少了它，你正盯着的液晶屏幕将无法生产。 没有微球，芯片生产、食品安全检测、疾病诊断、生物制药、环境监测……许多行业都会陷入窘境。仅微电子领域，中国每年就要进口价值几百亿元人民币的微球。2017年中国大陆的液晶面板出货量达到全球的33%，产业规模约千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但这面板中的关键材料——间隔物微球，以及导电金球，全世界只有日本一两家公司可以提供。这些材料也像芯片一样，给人卡住了脖子。 

　　《水下连接缺国产利器，海底观测网傍人篱壁》（科技日报6月13日） 

　　除了船舶、遥感卫星，海底观测网已成为第三种海洋观测平台——通过它，人类可以深入到水下观测和认识海洋。如果将各类缆系观测平台比作胳膊、腿，水下连接器就好比关节，对海底观测网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维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水下连接器市场基本被外国垄断。一旦该连接器成为禁运品，整个海底观测网的建设和运行将被迫中断。 

　　《少了三种关键材料，燃料电池商业化难成文章》（科技日报6月14日） 

　　国外的燃料电池车已实现量产，但我国车用燃料电池还处在技术验证阶段。我国车用燃料电池的现状是——几乎无部件生产商，无车用电堆生产公司，只有极少量商业运行燃料电池车。多项关键材料，决定着燃料电池的寿命和性能。这些材料我国并非完全没有，有些实验室成果甚至已达到国际水平。但是，没有批量生产线，燃料电池产业链依然梗阻。关键材料长期依赖国外，一旦遭遇禁售，我国的燃料电池产业便没有了基础支撑。 

　　《国产焊接电源“哑火”，机器人水下作业有心无力》（科技日报6月20日） 

　　我国是海洋大国，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正在大力发展高端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维权装备。海里的设备一旦出现开裂等故障，需要用有工业制造“缝纫机”之称的焊接装备修补。深海焊接的实现靠水下机器人。虽然我国是全球最大焊接电源制造基地，年产能已超1000万台套，但高端焊接电源基本上仍被国外垄断。我国水下机器人焊接技术一直难以提升，原因是高端焊接电源技术受制于人。国外焊接电源全数字化控制技术已相对成熟， 国内的仍以模拟控制技术为主。 

　　《一层隔膜两重天：国产锂电池尚需拨云见日》（科技日报6月21日） 

　　作为新能源车的“心脏”，国产锂离子电池（以下简称锂电池）目前“跳”得还不够稳。电池四大核心材料中，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都已实现了国产化，唯独隔膜仍是短板。高端隔膜技术具有相当高的门槛，不仅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还需要有强大的研发和生产团队、纯熟的工艺技术和高水平的生产线。高端隔膜目前依然大量依赖进口。 

30 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

　　《拙钝的探测器模糊了医学影像》（科技日报6月25日） 

　　目前国产医学影像设备的大部分元器件依赖进口，至少要花10年、20年才能达到别人的现有水平。在传统医学成像（CT、磁共振等）上，中国最早的专利比美国平均晚20年。在专利数量上，美国是我国的10倍。这意味着整个产业已经完全掌握在国外企业的手里了，所有的知识产权，所有的原创成果，所有的科研积累都在国外，中国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通往超精密抛光工艺之巅，路阻且长》（科技日报6月26日） 

　　超精密抛光工艺在现代制造业中有多重要，其应用的领域能够直接说明问题：集成电路制造、医疗器械、汽车配件、数码配件、精密模具、航空航天。“它是技术灵魂”。美日牢牢把握了全球市场的主动权，其材料构成和制作工艺一直是个谜。换言之，购买和使用他们的产品，并不代表可以仿制甚至复制他们的产品。 

　　《环氧树脂韧性不足，国产碳纤维缺股劲儿》（科技日报6月27日） 

　　碳纤维质量能比金属铝轻，但强度却高于钢铁，还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疲劳、抗蠕变等特性，其中一个关键的复合辅材就是环氧树脂。但目前国内生产的高端碳纤维，所使用的环氧树脂全部都是进口的。目前，我国已能生产T800等较高端的碳纤维，但日本东丽掌握这一技术的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相比于碳纤维，我国高端环氧树脂产业落后于国际的情况更为严重。 

　　《去不掉的火箭发动机“锈疾”》（科技日报6月28日） 

　　用于火箭发动机的钢材需具备多种特性，其中高强度是必须满足的重要指标。然而，不锈钢的强度和防锈性能，却是鱼和熊掌般难以兼得的矛盾体。火箭发动机材料如果如果严重生锈，将带来很大影响。完全依靠材料自身实现高强度和防锈性能兼备，这是世界性难题。现在，我国航天材料大多用的是国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用的材料，发达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会严格控制杂质含量，如果纯度不达标，便重新回炉，但国内厂家往往缺乏这种严谨的态度。 

　　《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国还在寻找“正确打开方式”》（科技日报7月2日） 

　　目前全世界最流行的两种数据库管理系统是Oracle和MySQL，都是甲骨文公司旗下的产品。竞争者还有IBM公司以及微软公司的产品等。甲骨文、IBM、微软和Teradata几家美国公司，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数据库管理系统国货也有市场份额，但只是个零头，其稳定性、性能都无法让市场信服，银行、电信、电力等要求极端稳妥的企业，不会考虑国货。  

　　《扫描电镜“弱视”，工业制造难以明察秋毫》（科技日报7月3日） 

　　扫描电子显微镜，一种高端的电子光学仪器，它被广泛地应用于材料、生物、医学、冶金、化学和半导体等各个研究领域和工业部门，被称为“微观相机”目前我国科研与工业部门所用的扫描电镜严重依赖进口，每年我国花费超过1亿美元采购的几百台扫描电镜中，主要产自美、日、德和捷克等国。国产扫描电镜只占约5%—10%。 

你还记得电影《我不是药神》吗？里面有段让人扎心的台词：“我病了3年，4万块一瓶的正版靶向药，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我吃垮了。”

这是很多癌症患者的真实写照。

在价格高昂的抗癌靶向药面前，有人为吃药耗尽家财、有人迫不得已购买印度仿制药，有人无奈放弃治疗。

这部电影出来后不久，国家医保局就将17种抗癌药纳入了医保，很多癌症患者感叹：抗癌药进了医保，春天终于到来了。

但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因为进了医保的抗癌药，根本就买不到。

来自经济半小时栏目的报道：

来自贵阳的王先生，患有非小细胞肺癌，病情已经进入到了最严重的第4期，目前最有效的药物是靶向药“克唑替尼”。

这种药售价5万/盒，1个月最少吃1盒，1年保底药费支出60万元，这笔钱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无疑是个“天价”。

不过，克唑替尼在去年10月份纳入了医保。如果医保报销了，那么每盒自付不到5000元就能买到。

但王先生跑遍了贵阳的所有医院都买不到克唑替尼。药房、医保办、肿瘤科都表示没有这个药。

买不到意味着无法报销，还是要上外地去买原价药。

王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广东卫视的报道：

2017年7月被纳入医保的乳腺癌靶向药“赫赛汀”，前脚进了医保，后脚全国各地就陆续出现了断货、买不到的尴尬处境。

从2018年3月七，赫赛汀就一直面临着缺货的状态。

大多数医院给出的公告是：由于厂家供货不足，赫赛汀暂停使用。

在网上发布的缺货贴 

最直接的原因是靶向药进了医保，可以报销，一下子导致用药需求剧增，但靶向药的产量有限，无法有效供给。

买不到药，但病情岂能耽搁？

乳腺癌患者每隔21天就要注射一支赫赛汀，有的患者等了2个多月都没等到药。

于是，就有网友计划千里迢迢从印度买药。

“与癌共舞”——癌症病友交流平台曾做过一份调查：截止到2018年12月16日，504个癌症患者中，有54.9%的患者表示买不到医保抗癌药；甚至有53.4%的患者透露，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不进医保抗癌药。

靶向药进了医保，并没有切实解决“买药贵”的问题，这只是另一个难题的开端，而且历程将更曲折。

而那些有幸买到靶向药的，也面临着“报销难”的问题。

去年11月底被纳入医保的肺癌靶向药奥西替尼，患者可按特殊药品申报流程，在指定医院申请用药资格。申请通过后，在定点医院或药店买药，医保能报销70%。这种药平均售价15300元/盒，按照70%的报销比例，那么自付仅4590元就能买到，会极大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

但现实却给他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陕西的肺癌患者李先生，是第一批申请报销奥西替尼的患者，结果等了好几天后，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流程没有下来，无法报销，什么时候能下来还不清楚。”

流程下不来，但疾病等不得。李先生没有办法，只好自费买了一盒全价药。

其实，除了医保报销流程的阻碍，全国各地医保报销政策还设置了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苛刻报销条件：

● 农村合作医疗只有住院才能报销，职工和居民医保可以门诊开药报销。

● 地方政策，一代药用过医保报销，二代药就不再享受报销。

● 本地医保规定，非医院药物无法报销。

● 医生说靶向药必须在放化疗无效后才能报销。

● 不住院就都不给报等等。

比纳入医保、无法报销更可怕的一个问题是：

一旦抗癌药进了医保，那么慈善机构的援助就会停止。

抗癌药单价贵，一般家庭根本就承受不起。有的药厂会和慈善机构一起，对一些吃不起药的贫困人群，免费发放靶向药。

一旦抗癌药进了医保，这些援助项目会立马暂停。也就是说：不仅社保买不到抗癌药，而且连慈善机构免费援助的药也没有了。等于说是杀死了那些买不起药的病人的最后一丝希望。

但是慈善机构不知道的是：即便抗癌药进社保，也并不意味着药品费就能报销，患者负担会大大减轻。

为什么抗癌药进了医保，却买不到？

国家对医保的投入资金总额是有限的。2017年发布的《中国肿瘤患者服务升级研究报告》：部分高价药物进入医保后，明显受到医保总额控费的压力，需要在处方上进行限制。

简单来说，我国城乡居民医保人均报销标准每年最低520元，一种抗癌药进入医保后，一个月就会占用一万多元的用药量，一年下来就是十几万。

这些钱可能是200多个城乡居民的资金，自然医保的资金压力就会大。

也正因如此，北大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张晓东曾在微博表示她反对靶向药进入医保。“这会给医保造成更大的压力，也会使患者更用不上药……”

除非政府现在拿出更多的钱注入医保资金，或加收个人医保费用，否则医保限额摆在这，自然会导致很多人买不到靶向药。

清楚医院门道的朋友会知道：医院有个规定，叫作“药占比”？

通俗来说，就是患者买药的费用占总住院费用的比例。

2017年国家出台相关规定，要求试点的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

比如，总住院费用为10万元，那么药费总计不能超过3万元。而靶向药价格昂贵，往往一盒/一支就得2、3万元，在总费用占用的比例非常大，为了符合药占比的比例，医院自然就会少开、甚至不开靶向药给患者。

统计显示，公立医院药占比逐年下降

3、开了靶向药，医生也会“遭殃”

靶向药也被纳入了医院科室的药费考核范畴。有的医院一开靶向药，药费就超标，超标的钱从哪来呢？很多医院就会直接从科室医生的奖金上扣除。

比如本来一个月奖金有5000元，但因为给病人开了很多靶向药，最严重时这5000元奖金都要被扣光。 

其实靶向药买不到、报销难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医保缺钱。

早在2015年，我国享有医保的人群，他们的人均医疗费用就达到了8268元。（很多人表示自己一年中根本没看过病，何谈医药费？其实你交的医药费是用来补贴给其它患者了。）

假设你现在40岁，能活到80岁，那么40年总医疗费就是330720元，比很多人买的30万重疾保额还要多3万元。

而医保现在每人交多少钱？以新农合盒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大部分地区一年也就缴费200元左右。

交的少，用的多，长此以往，医保必然是不够用。

如何解决靶向药报销问题？

就像你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在大病面前，我们也不能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医保。

我是个保险从业者，解决靶向药昂贵、买不到等诸多问题、商业保险能做的有很多。

比如能支持报销“外购药”的百万医疗险。

上图第2点特别注明了“医院买不到的药，可以在合作的药店范围内购药”。提供这种增值服务的百万医疗险，就能切实解决靶向药买不到、价格昂贵的难题。

价格上也便宜，成年人也年才300元左右。

再比如这款防癌险，保障内容中明确规定：提供30万保额的外购靶向药报销额度。

还有一种专门的靶向药报销保险，比如复兴联合的药神一号、药神保，就是为了解决靶向药昂贵问题而推出的保险。

复星联合的药神1号，靶向药费限额100万元，报完合同保障终止

亦或是重疾险的赔付保额，它的设计初衷就是弥补大病的治疗以及康复费用，药品费也是囊括在其中，但前提要买足够多的保额。

重疾险的创始人，南非外科医生—Dr.Barnard的一句经典名言：很多得了重病的人，他们虽然还活着，可在财务上已经死了！

买好保险，做好保障，真的很重要。